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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反對黨阻撓 印推遲莫迪稅改、征地法案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5/4617881.html

遭反對黨阻撓 印推遲莫迪稅改、征地法案

一財網 方向明 2015-05-14 11:33:00

難產的稅改計劃幾乎讓印度市場的投資者一蹶不振。澳新銀行分析師指出,印度議會拖延單一商品和服務稅法案,這樣的舉動著實“令人遺憾”,而且“不合時宜”,但是,拖延將不會意味著法案就此流產。

印度政府12日宣布推遲兩項議會法案,正是莫迪改革的難點——征地以及統一稅制。

路透社指出,政府此前將議案分別提交兩個不同的議會委員會進行評估,但是反對黨為了給莫迪的改革計劃設置障礙,有意拖延法案在議會的通過。由於市場之前的預期較為樂觀,推遲法案的消息一出,印度股市應聲下跌2個百分點。

莫迪所在的執政黨印度人民黨30年來一直在下議院擁有多數席位,但是,為了在上議院順利通過法案,人民黨仍然需要得到議會其他黨派的支持。

難產的稅改計劃幾乎讓印度市場的投資者一蹶不振。澳新銀行分析師指出,印度議會拖延單一商品和服務稅法案,這樣的舉動著實“令人遺憾”,而且“不合時宜”,但是,拖延將不會意味著法案就此流產。

“我們認為商品和服務稅隨後將會看到曙光。同時,我們更關心的是土地收購法案的命運,”澳新銀行在分析中稱。

此前的法律規定,征地活動中,征地方必須向農村和城市的土地所有者分別支付最高達土地市價4倍和2倍的收購價格,同時,公私合營項目和私營企業在征地時必須事先分別取得70%和80%土地所有者的同意。

但是,新法案提出,用以工業開發,房地產開發和基礎設施建設的土地可以繞過“80%土地擁有者同意”這一環節,反對黨提出,這樣的規定是“反農民”的行為。

商界的聲音指出,對於提振私人投資和實現莫迪建設現代城市的願景來說,這樣的舉措是有必要的。

除了議會之外,這兩個法案還需得到29個邦中半數以上批準,因此,擺在眼前的困難不禁令人懷疑莫迪是否能夠如其所願從明年4月開始全面實行單一稅制。

印度議會將在7月召開下一次議會會議,莫迪政府要求兩個議會小組需在會議的第一周呈交評估報告。

莫迪政府執政即將滿一年,過去的一年內推出的吸引外資,打擊逃稅,出售國有資產,啟動私有化進程等等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措施不斷吸引著世界的關註,其中最複雜也最重要的是將實行統一的商品和服務稅以及征地政策。

編輯:仇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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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黨 反對 阻撓 推遲 莫迪 稅改 征地 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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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征地補償創新隱憂:中央政策到基層都變樣?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6/02/4749511.html

地方征地補償創新隱憂:中央政策到基層都變樣?

一財網 邵海鵬 2016-02-15 14:02:00

地方官員們“上傳下不達”,農民處於信息不對稱的弱勢地位,也是村民們抱怨的主要情況。

正在修建的商登高速(S60)從老家門口穿過,由鋼筋與水泥構築的現代化工程,深嵌地面將近20米。2月初,筆者回老家過年之際,親眼目睹這一浩大的工程,頗為驚訝。

修路自然涉及到占地,占地一定面臨著補償。這個天上掉下來的“餡餅”撩撥了尚不富裕的老家村民的心弦。對於村集體來說,如何兼顧公平和效率,合理分配這一筆補償款,並且做到村集體成員可持續的享有保障,卻挑戰著基層的智慧。跟老家的長輩以及基層村委會幹部交流之後,對他們希望借助修路這一東風,以撬動農村土地承包關系,暢想平整“四荒地”規劃現代農業觀光園的改革創新做法,尤為驚訝。

只是,基層暗流湧動的改革創新,卻遭遇著現實環境束手束腳的尷尬。

征地補償款分配的三種主張

在農村,承包地作為集體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地現行規定是,承包期以內保證承包土地穩定,“生不增死不減,嫁入不增嫁出不減”。

筆者老家在新密,是一個河南中部的縣級市,隸屬省會鄭州。素稱“烏金之鄉”,煤炭等礦藏資源豐富。但與之搭配的是,不利於耕作的丘陵地形、幹旱缺水的地理環境。筆者老家所在的農村尤其如此,“四荒地”(荒山、荒溝、荒丘、荒灘)較多。於是,本世紀初,響應國家推出的退耕還林政策的號召,將村里面的荒溝種上泡桐、速生楊樹。

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至今,第二輪承包期已經過半,本就人多地少的新密市農村,人地矛盾問題更加突出。

這樣,農民不但可以享受國家每年每畝210元的退耕還林補償款外,還相應的減輕了勞動強度,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不過,受制於幹旱、地力貧瘠的地理環境,多年來,退耕還林的樹木仍然不能很好地生長,有些甚至已經開始大面積死亡。

另一方面,村集體成員總數在不斷增加,集體土地總量在過去沒有大的變化。這兩年因為修高速公路才出現的征占耕地,集體土地的總量減少了一部分,而旨在發包/承包土地解決人地關系的第二輪承包期(30年)距今才過去一半時間,人地矛盾逐漸突出。

更為重要的是,征地補償款這塊蛋糕該如何來切成為難題。聽村委會的幹部講,有三種模式。由於“四荒地”較多,有主張統一村民小組成員意見,砍伐荒地上的樹木,然後利用補償款平整土地,將土地集中連片反租倒包,最後開發成現代農業觀光園。還有一種主張,將補償款按照工業占地的標準(800/畝/年)補償給耕地農戶,直到第二輪承包期結束,以後再看情況發放。最後一種主張則非常簡單,按照“誰的耕地被占、補償就給誰”的原則,一次性發放補償款。

這三種主張,在村民們看來各有長短。第一種,雖然兼顧了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長遠利益,但是需要統一村民小組成員的意見,如果有不同意的聲音,需要村幹部做思想工作,而且未來農業觀光園產品能否適銷對路、滿足市場需求也面臨考驗;第二、三種,只補償被征地的農戶,固然被征地農戶樂意,其它人只能落個眼紅,但也別無它法。雖然有短期、長期的區別,但是容易埋下隱患,因為第二輪承包期結束後,那些已經獲得補償的被征地農戶,還參與新一輪的發包/承包土地嗎?即使不再重新調整分配土地,沒有土地的他們還能算是集體成員嗎?問題也許暫時不會凸顯,但隨後就會出現一系列引起身份尷尬的難題。

村民委員會居中協調,讓高速公路沿線占地的村小組拿出各自方案,但最後怎麽辦,目前還是停留在以尊重小組成員意見為準,至今未統計。

說好的砍伐證為啥遲遲不來?

老家所在的村民小組選擇了第一條道路。

村里一位老人講,這是因為村民小組的成員人心齊。在2015年秋收之後,村民小組負責人已經動員大家簽署誌願加入合作社的承諾書。承諾書上顯示,農戶誌願“以帶地入股的方式加入合作社”,保證在10月1日前“將自家所分配承包土地上的一切農作物及樹木全部清理幹凈到位,絕不影響其它社員及合作社的土地平整等一切前期工作。”

知情的小組村民認為,這樣做的結果,很明顯可以增加土地,因為多達50-60畝的荒溝荒坡可以被改造成良田。

原因在於,等拿到省政府批複的砍伐證後,將退耕還林以後樹木生產緩慢,效益很差的生態林砍伐,然後填平荒溝,改造“四荒地”,打破原先農戶之間的承包地界線,使得土地能夠集中連片,整個村民小組的土地是會大面積增加的。不但可以抵消因修路征地而減少的面積,還可以照顧新增成員重新發包土地,然後折合股份。再配合農田水利設施進行灌溉,就可以將荒地改造成良田。

在村民小組的設想下,未來將承包到戶的土地通過租賃形式集中到集體(稱為反租),進行統一規劃和布局,然後將土地的使用權通過市場的方式承包給農業經營大戶或者從事農業經營公司(稱為倒包),最後發展成現代農業觀光園和生態養殖基地。

之所以這樣做,也在於抓住商登高速途經的機遇。跟新密同為鄭州市郊縣的登封,因為少林寺而吸引了眾多旅遊觀光的遊客。在北有鄭登快速路,南有商登高速(規劃中臨近就設有下站口)兩條旅遊線路的便捷交通優勢下,現代農業觀光園及發展生態養殖業是有很大市場需求的。

當然,站在全市的視角,這也是新密大力發展高效農業和休閑觀光農業的一個縮影。根據官方報道,新密按照“一園一品、一園一色”的發展思路,突出“生態、休閑、養生”的主題,借鑒工業發展理念,充分把示範園建設和山地丘陵自然生態、羲黃文化等資源優勢相結合,大力發展以休閑觀光農業為主導的生態觀光農業,在西部山區打造自然風光美食園,在南部山區打造岐黃文化園,在中東部打造農耕文化體驗園,在北部打造生態園林觀賞園。近兩年來,新密共規劃設計現代都市生態農業示範園24個,總規劃面積5.6萬畝,計劃總投資30億元。

只是,計劃趕不上變化。眾多村民抱怨說,原本應該去年10月份就批複下來的低效林改造的砍伐證,至今卻遲遲還沒有下發到村委會,這打亂了村小組的計劃,無法按照原有的規劃平整改造荒溝,直接導致生態觀光園需要栽培的幹果、鮮果樹,也會因此錯失春季這一最佳的栽培時間窗口期。更為重要的是,整個村小組的農民已經為此撂荒了一季冬小麥,蒙受了一季的損失。

新世紀以來,中央連續十三年下發中央一號文件關註“三農”問題。在老家所在的農村,村民們都積極評價中央政策的“給力”,但是他們也大多認為,“中央的政策到基層都變了樣子。”不少人稱,地方職能部門的不作為是導致這次砍伐證下發遲緩的重要原因。除此以外,地方官員們“上傳下不達”,農民處於信息不對稱的弱勢地位,也是村民們抱怨的主要情況。比如,對於這次的“四荒地”改造,本來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子孫後代都會受益的好事,他們希望爭取財政補貼,卻無從求助,因為地方官員的態度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即便是中央有這一方面的惠農政策,也不會主動給農民去介紹。

編輯:劉展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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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征地 補償 創新 隱憂 中央 政策 基層 變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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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去征地拆遷,地方政府年均賺6千億“土地利潤”

從1999年至2015年,這十七年是中國歷史上土地資產化最為迅猛的年代,全國土地出讓收入總額約27.29萬億元,年均1.6萬億元。

不過,這些錢也不全是地方政府的收入,現行土地出讓收入為“毛收入”,包含征地拆遷補償支出、土地出讓前期開發支出、補助被征地農民支出等,這類支出為政府在征收、儲備、整理土地等環節先期墊付的成本。

如果減去這些成本,能否算一算地方政府能夠到手的“土地利潤”到底有多少?

筆者查閱大量資料後統計出,自2003年的1799.1 億元到2014年的 8988億元, 這12年間地方政府獲得的土地出讓純收益約為70433億元,年均5869億元。

而從2003年到2014年,這期間的土地出讓總收入約為23.55萬億元,總體來看,這12年間土地出讓純收益占到總收入的29.9%。

官方說法與民間研究

雖然有不少學者和業界人士對土地財政詬病已久,但民間有關土地出讓純收入問題的研究卻很少見。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官方較少公布這些數據,只能從各類材料中抽絲拔繭方能窺見一斑。

對於土地純收益的比重問題,官方有過說法也曾提供過數據。

2012年11月28日 《人民日報》上,曾刊登了時任財政部副部長王保安的署名文章《開創財政理論發展新局面》,文章中稱:土地出讓純收益占出讓收入還不到1/3,不到地方可用財力的一成。簡單地提“土地財政”,既不客觀,也不科學,還容易誤導決策。

2016年8月,王保安因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和公職。

財政部在《2014年全國土地出讓收支情況》曾推算,此類成本性開支大約占土地出讓收入的八成左右。如2014年,扣除成本性支出後,當年形成的土地出讓收益為8987.93億元,同比增長13.3%,占全國土地出讓收入20.9%。

據此計算,2014年我國地方財政收入為75860億元,土地出讓純收益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例約為11.8%。

《中國國土資源年鑒》中曾提供過2003年至2008年間地方政府的土地純收益,但在2009年後這一數據便不再涉及。

這一做法也造成了近年來官方數據的缺失,客觀上對土地財政問題的研究制造了障礙。

不過,也有民間學者進行過對相關官方數據進行過簡單測算。

北京工商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徐振宇2013年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一組數據,得出了2008至2012年五年間,地方政府土地出讓純收入約4.1萬億元的結論。

據其測算,土地出讓純收入占地方財政收入比重,除了2012年為9.49%外,其他年份超過了兩位數,最高的2010年超過了38%。

就其數據來源問題,徐振宇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曾表示,其數據來源於歷年財政預算執行報告、國土資源部官方網站及《中國統計摘要(2012)》。

不過,上述幾個來源並沒有“土地出讓純收入”這個數據,他是根據相關計算得出的,即用土地出讓總收入減去土地出讓收入支出總數。

賣地不僅是為了賺土地錢

徐振宇認為,如果僅僅衡量土地出讓總收入,政府的確獲得了巨額收益。但由於沒有考慮與土地有關的種種支出(尤其是征地和拆遷補償支出),從而嚴重高估了政府從土地出讓中獲得的真實收入並誇大了“土地財政”對地方政府的意義。只有在剔除了土地交易的全部成本之後,土地的凈收益才是地方政府可支配的部分。

一旦考慮了成本性支出後,國家土地出讓純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和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必然出現重大縮水。即便是在比例最高的2010年,土地出讓純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和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也分別只有18.91%和38.69%,2011年則迅速下降到6.92%和13.67%(甚至低於2008年的水平),2012年則進一步降低到4.95%和9.49%。

他認為,之所以會出現土地出讓純收入的不斷下降,除了地方政府為防止資金過多上繳給上級政府而開始有意識地“打埋伏”的考慮之外,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的貫徹實施,以及農村居民維權意識的不斷增長,“釘子戶”的極端反抗和種種群體性事件,地方政府被迫提高了征地和拆遷補償標準,導致政府從國有土地出讓中的純收入(扣除了土地補償性支出後的收入)近年來出現迅速降低。

雖然政府土地出讓純收入近年來進一步降低,但地方政府仍然熱衷於土地收儲。在土地財政的運作模式下,通過土地出讓直接賺錢是一個因素,另外借此搭建投融資平臺也是地方政府重點所在。

地方通過國土部門收儲大量土地,做大土地出讓市場,可以借此做大城市投融資平臺(可抵押的土地增多),增加對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此外,商業用地出讓增多,房地產市場規模也會隨之變大,附帶而來的稅收也會增加。

《2015年中國國土資源公報》顯示,截至2015年底,全國84個重點城市處於抵押狀態的土地面積為49.08萬公頃,抵押貸款總額11.33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8.8%和19.1%。

減去 征地 拆遷 地方 政府 年均 千億 土地 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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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財政雜談之三 減去征地拆遷,地方年賺6千億“土地利潤”

從1999年至2015年,這十七年是中國歷史上土地資產化最為迅猛的年代,全國土地出讓收入總額約27.29萬億元,年均1.6萬億元。

不過,這些錢也不全是地方政府的收入,現行土地出讓收入為“毛收入”,包含征地拆遷補償支出、土地出讓前期開發支出、補助被征地農民支出等,這類支出為政府在征收、儲備、整理土地等環節先期墊付的成本。

如果減去這些成本,能否算一算地方政府能夠到手的“土地利潤”到底有多少?

筆者查閱大量資料後統計出,自2003年的1799.1 億元到2014年的 8988億元, 這12年間地方政府獲得的土地出讓純收益約為70433億元,年均5869億元。

而從2003年到2014年,這期間的土地出讓總收入約為23.55萬億元,總體來看,這12年間土地出讓純收益占到總收入的29.9%。

官方說法與民間研究

雖然有不少學者和業界人士對土地財政詬病已久,但民間有關土地出讓純收入問題的研究卻很少見。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官方較少公布這些數據,只能從各類材料中抽絲拔繭方能窺見一斑。

對於土地純收益的比重問題,官方有過說法也曾提供過數據。

2012年11月28日 《人民日報》上,曾刊登了時任財政部副部長王保安的署名文章《開創財政理論發展新局面》,文章中稱:土地出讓純收益占出讓收入還不到1/3,不到地方可用財力的一成。簡單地提“土地財政”,既不客觀,也不科學,還容易誤導決策。

2016年8月,王保安因嚴重違紀被開除黨籍和公職。

財政部在《2014年全國土地出讓收支情況》曾推算,此類成本性開支大約占土地出讓收入的八成左右。如2014年,扣除成本性支出後,當年形成的土地出讓收益為8987.93億元,同比增長13.3%,占全國土地出讓收入20.9%。

據此計算,2014年我國地方財政收入為75860億元,土地出讓純收益占地方財政收入的比例約為11.8%。

《中國國土資源年鑒》中曾提供過2003年至2008年間地方政府的土地純收益,但在2009年後這一數據便不再涉及。

這一做法也造成了近年來官方數據的缺失,客觀上對土地財政問題的研究制造了障礙。

不過,也有民間學者進行過對相關官方數據進行過簡單測算。

北京工商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徐振宇2013年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一組數據,得出了2008至2012年五年間,地方政府土地出讓純收入約4.1萬億元的結論。

據其測算,土地出讓純收入占地方財政收入比重,除了2012年為9.49%外,其他年份超過了兩位數,最高的2010年超過了38%。

就其數據來源問題,徐振宇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曾表示,其數據來源於歷年財政預算執行報告、國土資源部官方網站及《中國統計摘要(2012)》。

不過,上述幾個來源並沒有“土地出讓純收入”這個數據,他是根據相關計算得出的,即用土地出讓總收入減去土地出讓收入支出總數。

賣地不僅是為了賺土地錢

徐振宇認為,如果僅僅衡量土地出讓總收入,政府的確獲得了巨額收益。但由於沒有考慮與土地有關的種種支出(尤其是征地和拆遷補償支出),從而嚴重高估了政府從土地出讓中獲得的真實收入並誇大了“土地財政”對地方政府的意義。只有在剔除了土地交易的全部成本之後,土地的凈收益才是地方政府可支配的部分。

一旦考慮了成本性支出後,國家土地出讓純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和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必然出現重大縮水。即便是在比例最高的2010年,土地出讓純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和地方財政收入的比重也分別只有18.91%和38.69%,2011年則迅速下降到6.92%和13.67%(甚至低於2008年的水平),2012年則進一步降低到4.95%和9.49%。

他認為,之所以會出現土地出讓純收入的不斷下降,除了地方政府為防止資金過多上繳給上級政府而開始有意識地“打埋伏”的考慮之外,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的貫徹實施,以及農村居民維權意識的不斷增長,“釘子戶”的極端反抗和種種群體性事件,地方政府被迫提高了征地和拆遷補償標準,導致政府從國有土地出讓中的純收入(扣除了土地補償性支出後的收入)近年來出現迅速降低。

雖然政府土地出讓純收入近年來進一步降低,但地方政府仍然熱衷於土地收儲。在土地財政的運作模式下,通過土地出讓直接賺錢是一個因素,另外借此搭建投融資平臺也是地方政府重點所在。

地方通過國土部門收儲大量土地,做大土地出讓市場,可以借此做大城市投融資平臺(可抵押的土地增多),增加對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此外,商業用地出讓增多,房地產市場規模也會隨之變大,附帶而來的稅收也會增加。

《2015年中國國土資源公報》顯示,截至2015年底,全國84個重點城市處於抵押狀態的土地面積為49.08萬公頃,抵押貸款總額11.33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8.8%和19.1%。

土地 財政 雜談 之三 減去 征地 拆遷 地方 年賺 千億 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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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關心的雅萬高鐵獲新進展:征地完成60%

雅萬鐵路近來已經成為中國和印度尼西亞雙邊關系中的關鍵詞。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日會見前來出席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杭州峰會的印尼總統佐科時強調,要確保印尼首都雅加達至萬隆高鐵項目順利實施。

佐科則帶領著他的內閣部長們來了個實地體驗,2日晚從杭州乘坐高鐵到上海參加印尼投資論壇。

“昨天晚上坐高鐵陪佐科總統及總統夫人從杭州到上海,還有我的同僚部長們都享受了一把。”印尼投資協調委員會(BKPM)主席、前貿易部長托馬斯•連邦(Thomas Trikasih Lembong)3日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他對中國高鐵的印象很好。

他還透露,雅萬高鐵項目已經完成了60%的征地。

對中國高鐵印象很好

連邦說:“杭州到上海的高鐵非常快速平穩,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和我的同僚部長們一路談笑風生。我們都在想象,中國現在可以像火箭發射般地發展,我們也可以定這樣的目標,未來我們也可以在自己國家享受這樣的技術。”

按計劃,3年後,連邦應該就可以如願以償。作為印尼第一條高速鐵路的雅萬高鐵正在建設中,鐵路全長150公里,連接印尼首都雅加達和第四大城市萬隆,最高設計時速350公里,是該國基礎設施建設的一大里程碑。

此前披露的信息顯示,雅萬高鐵計劃3年建成通車,屆時雅加達到萬隆的車程將由現在的3個多小時縮短至40分鐘。

雅萬高鐵項目自奠基開始,各種傳聞不斷。有日本媒體質疑稱雅萬高鐵無法按時完工。日本企業聯合體在該項目競標中敗北。中印尼雙方用項目的實際推進作為回應。

中印尼雙方去年3月開始就合建雅萬高鐵進行洽談。去年10月起,中國鐵路總公司在雅加達與印尼4家國有企業簽署協議成立合資公司,共同建設和運營雅萬高鐵,其中中方占股份40%,印尼方占股份60%。

這是國際上首個由政府主導搭臺、兩國企業對企業進行合作建設和管理的高鐵項目,也是中國高速鐵路全方位整體走出去的第一單項目。

今年1月21日,萬隆高鐵開工奠基。雙方高層的態度彰顯了項目的戰略高度。當時,佐科親自出席了開工儀式,中方代表則是中國國務委員王勇。王勇在開工儀式上宣讀了習近平致佐科的賀信,指出作為印尼和東南亞第一條高速鐵路,雅萬高鐵將有力帶動沿線地區打造“雅萬高鐵經濟帶”。雅萬高鐵項目的成功實施,創造了中印尼務實合作的新紀錄,將為兩國各領域合作特別是基礎設施和產能領域的合作樹立新的標桿。

3月,印尼交通部與雅萬高鐵合資公司在雅加達簽署特許經營協議,今年7月,該項目獲得全線建設許可證。

連邦表示,截止目前,該項目征地剛剛完成了60%。“我個人覺得這是可以理解的,有一些技術上的困難和挑戰,因為這是東南亞第一個高速鐵路項目。”他說,“世界上其他高鐵工程也面臨很大的挑戰,比如,美國洛杉磯和舊金山之間的高鐵項目。我想重要的是,印尼政府和中國政府下決心做這件事,保持積極的合作夥伴關系,因為困難是自然的、可以預見的。但我能向你保證,我們會進行長期緊密合作克服這些困難。”

歡迎做印尼島主

連邦說,雅萬高鐵是新技術的象征,希望通過這方面的合作,給印尼人民帶來更多的福利。

印尼是東南亞最大的經濟體,也是地區最具活力的經濟體之一,在全球經濟增長放緩之際,今年二季度該國經濟增速達到5.18%。然而,落後的基礎設施成為印尼持續發展的掣肘。

佐科將改善基礎設施定為五年發展計劃的主要目標之一,計劃在2019年建設15個新機場、增加24個港口容量、鐵路軌道增長60%、建設 1000公里高速公路,以及提供35000兆瓦的電力。基礎設施被列為2015~2019年印尼優先投資領域的首位,其他則包括農業、工業、海洋產 業、旅遊、經濟特區和工業區。

在中國經濟結構大調整和落實“一帶一路”倡議的背景下,印尼吸引著中國企業的目光,尤其是基建和礦業投資。

“2013年習近平主席在印尼首次提出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和佐科總統倡導的‘全球海洋支點’的戰略構想高度契合。”已在印尼投資產業新城的華夏幸福國際總裁趙鴻靖說,今年第三季度該公司已經完成對印尼投資1.21億美元,全面啟動了該公司海外第一座產業新城的投資與建設,同時還在推進其他幾座產業新城的前期工作。

印尼駐上海總領事館的數據顯示,中國對於印度尼西亞的投資在2015年達到了3.23億美元,比2014年同期增長47%左右。

盡管這已經是一個驚人的漲幅,但佐科和他的夥伴們似乎還不滿意。如連邦前述,2日晚間佐科帶著夫人和內閣部長專程從杭州乘坐高鐵到上海的主要日程就是參加印尼投資論壇。總統親自站臺,7位內閣部長做推介,這樣的投資招商陣容並不多見。

“很高興再次訪問中國,我2014年10月上任時非常迅速地決定要來中國,盡快地來。因此決定在第22屆APEC(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來到北京。”佐科說,“當時中國是印尼的第13大投資來源地,我很高興地告訴大家,自我2年前訪問北京後,中國變成了印尼第3大的投資來源地。我們一起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但我們還要做得更多。”

佐科稱,上任伊始,印尼正經歷連續3年的經濟增速放緩,為扭轉頹勢,他推出了最大的基建發展項目,之後又推進了13次改革組合。

“一個月之前我重新調整我的內閣,把兩黨形成了一種聯合。兩黨聯合以後占了國會68%的多數議席,有這個多數席位我們就有了更大的政治穩定性,可能是今日東盟各國擁有最高政治穩定性的國家了。”佐科說,這種政治穩定性和政治基礎,使印尼有條件進行更宏偉的經濟改革和經濟現代化。

連邦則稱,在出席論壇的部長中有5位都是私營領域出身,都有商業背景,都擔任過企業高管。“這是印尼歷史上首次有這麽多商業領袖擔任政府高級官員。”他說,足見政府在促進商業發展,尤其是私有領域發展方面的決心。

為了吸引中國投資者,印尼漁業與資源統籌部長、代能源與礦產資源部長潘賈坦(Luhut Binsar Panjaitan)甚至拋出了去印尼做島主的橄欖枝。“印尼是一個最大的群島國家,有千島之國的美稱,還有很多島沒有名稱。”他說,“如果你想私人購買這些島,讓這些島以你名字命名,歡迎你來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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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推動千萬農民“進城” 保留農村籍大中專學生征地收益權

山東省住房城鄉建設廳廳長王玉誌日前在接受山東省政府網網談時表示,到2020年,全省實現1000萬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700萬城中村、城邊村原有居民完全市民化。

上月底,山東省出臺了《山東省設立新的中小城市試點方案》,旨在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充分發揮中小城市在擴大內需、吸納農業轉移人口、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等方面的作用。

這個“試點方案”提出,山東將從城區人口50-100萬的12個中等城市中,選取5個城市進行試點,到2020年培育成為10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

從城區人口20-50萬的39個Ⅰ型小城市中,選取10個縣(市)進行試點,到2020年培育成為50萬人口以上的中等城市;從城區人口20萬以下的43個Ⅱ型小城市中,選取15個縣(市)進行試點,到2020年培育成為20萬人以上的Ⅰ型小城市;

選擇部分非農就業達到75%的鎮,培育設立10個以上鎮區人口超過10萬人,地方財政收入超過10億元的新生小城市;培育30個以上鎮區人口超過5萬人,地方財政收入超過5億元的重點示範鎮,進行小城市試點。

這個龐大的城市擴容計劃亟需農民來填充。

但要想讓農民進城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兒。前段時間,山東省住房城鄉建設廳會同有關部門,對該省農業轉移人口的進城意願、制約因素和城鄉生活成本差距等關鍵問題,作了大量調研並進行深入分析,發現主要有6方面的因素制約農業轉移人口進城落戶。

一是農民工在城鎮就業穩定性差、收入水平低。2015年,山東省外出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比例僅為41.9%, 50%以上外出農民工處於臨時就業狀態;再加上全省外出農民工月平均工資偏低,繳納職工養老保險、職工醫療保險 、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的比例均在30%以下,直接影響其進城落戶的意願與能力。

二是城市房價貴、生活成本高。目前城市房價普遍較高,據調查,僅有17%的農民工有能力在城鎮自購住房,超過一半的調查對象認為城市房價高、生活成本高。

三是農民擔心失去“三權”權益、不再享受支農惠農優惠政策。農民普遍擔心因戶籍變化而丟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資格,認為把戶籍留在農村,“三權”會更穩妥、更保險。

四是戶籍政策落實不到位,農民落戶城鎮仍存障礙,部分戶籍政策基層執行難或難執行,居住證制度客觀上降低了遷移戶口的必要性。

五是城鎮公共資源配置嚴重滯後。中小學大班額問題突出,醫療資源缺優欠量,養老服務設施普遍不足,城鎮綜合承載能力有待進一步提升。

六是城鎮化布局形態不盡合理,中心城市首位度不夠高、輻射帶動作用不夠強,小城鎮產業基礎弱,城鎮基礎設施欠賬多,標準低、配套差,人口承載能力、服務能力不強。

在過去,很多農村籍學生考學的一個重要目的是獲得一個城市戶籍,拿到錄取通知書的時候就可以將農村戶口轉為城鎮戶口。現在這種情況已經不存在,農村籍學生寧願選擇繼續保留農業戶籍。

這次,山東提出,要把農村大中專畢業生、新生代農民工和適齡未婚青年等作為城鎮落戶重點。

王玉誌介紹說,山東將順應這些人群落戶意願和趨勢,分類推動不同人群在城鎮落戶。通過設立集體戶等方式,方便農村籍大中專學生在入學時就將戶口遷入學校,或就地登記為城鎮居民,享受城鎮居民同等待遇;保留轉戶農村籍大中專學生的征地補償收益權等各項權益,在職業考試等方面仍享有農村政策,貧困學生繼續享受農村貧困學生資助政策;通過加大職業培訓等方式提高新生代農民工就業能力和收入水平,增強其進城落戶能力;通過擴大住房保障範圍和出臺城鎮購房優惠措施,降低新生代農民工進城落戶成本,讓他們進城落戶有房、有工作、有底氣。

同時,山東將積極有序開展行政區劃調整,加快推進符合條件的城市撤縣設市,或撤縣(市)設區,積極做好鎮改街辦、撤鄉設鎮等工作。

山東 推動 千萬 農民 進城 保留 農村 大中專 大中 學生 征地 收益權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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