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司登“帽子”技法
http://www.p5w.net/newfortune/fmgs/201009/t3188713.htm
波司登的创始人高德康从一个乡村间的小裁缝到身家过百亿元的上市公司董事局主席，用了32年的时间，而其背后的商业故事更是耐人寻味。
与沙钢等企业相比，同样出身苏南模式的波司登，显得对国有的“红帽子”情有独钟。其改制的道路一波三折，1997年脱离集体企业身份之后，又主动寄居于 国有上市公司—华联控股旗下，直到2004年才彻底变身为民营企业，将看似不起眼的羽绒服事业做到了极致。在这一过程当中，其发展进化的路径既反映了民营 企业在复杂资本生态下的成长轨迹，也体现了高德康在政企关系中巧妙周旋的不凡财技。
在投身于华联控股期间，波司登的资本之途却波折不断，A股 折戟，H股铩羽。最终由于国有股东的完全退出，波司登完成向“纯民营”企业的变身，其资本“故事”得以续写，经过一系列复杂的重组后，“纯民营”企业再度 变身外资企业，波司登以红筹身份成功登陆香港资本市场募得巨资。
尽管波司登已然为国内御寒服行业的龙头，但在亚热带气候的香港资本市场却颇感水土不服，暖冬预期和产品的季节性风险等因素困扰投资者，虽然有大股东频频增持和公司创纪录的天量回购，但仍然避免不了其股价一路下行，一度沦为“仙股”。
为了缓解公司产品的季节性风险及激活融资功能，波司登通过巧妙的交易结构设计，得以高价收购大股东旗下男装资产，迈出了向四季化产品转型的第一步，而公司的转型战略重新赢得了资本市场的青睐，2010年以来股价一路上扬，大幅跑赢大盘。
高德康用30余年的时间，在反复戴帽与摘帽中，完成了中国羽绒服第一强势品牌的精工打造；其以不同方式向上探寻企业成长路径的曲折经历，堪称中国民营企 业发展的一个典型样本。但是在新的发展战略当中，如何将“波司登”羽绒服强大的品牌势能，转化为各个服装细分领域的品牌动能，从而“同时踏进多条不同的河 流”，将是摆在高德康面前一个新的挑战。
2010年7月16日，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内地最大羽绒服生产商波司登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03998.HK，简称“波司登”）发布了2009/2010财年（2009年4月1日至2010年3月31日）年报，报告期内，波司登实现营业收入 57.38亿元，同比增长34.2%，再创历史新高。品牌羽绒服业务收入仍然贡献巨大，占该集团收入的81.7%。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波司登由“单季服装 产品”品牌向“四季化服装产品”品牌转型战略的第一年，男装业务收入首次出现在公司财报中，贡献收入4.02亿元，占总收入的7%。波司登于2009年5 月以约6.5亿元收购了江苏波司登服装发展有限公司（前身为江苏康博制衣有限公司），进入男装领域。
事实上，自波司登向“四季化服装产品”品 牌转型战略实施以来，海外投行评价颇为正面，高盛甚至在2010年4月发布的报告中称，波司登男装业务未来2-3年可以扩大至李宁的销售规模，并将其目标 价由2港元调高20%至2.4港元。而波司登的股价也摆脱了上市以来一路下滑的颓势，步入上升通道，远跑赢了大盘（图1），以8月18日2.61港元的收 盘价计算，波司登市值超过200亿港元，而公司大股东高德康以52亿股持股计，身家达136亿港元。
从一个乡村间的小裁缝到身家上百亿的上市公司董事局主席，高德康用了30多年的时间。此 时，波司登当初的大股东华联控股（000036）一定备感遗憾：2004年6月，高德康从华联控股手中接过波司登48%股权之时，波司登市值仅作价区区 4.37亿元，三年后波司登上市摇身一变，以上市首日收盘价计，市值达273亿港元，增值近60倍。而这一切，都与一直在转型摸索中苦苦挣扎的华联控股没 有任何关系了。
众所周知，波司登由高德康一手创立，其何时又成了华联控股的子公司，为什么最后又回到了高德康旗下，其间经历了怎样的周折，波司登在转型过程中又有着怎样的资本运作历程？要解开这些疑惑，还得从高德康创办波司登开始。
出身苏南模式
公开资料显示，高德康1952年1月出生，为江苏常熟人，现任波司登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兼任江苏常熟市康博村党支部书记。他既为民营企业家，又是基层干部，这样的身份正是早些年间大名鼎鼎的苏南模式遗风。
苏南模式，通常是指江苏省苏州、无锡和常州（有时也包括南京和镇江）等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所走的先工业化、再市场化的发展路径，其主要特征有：农民 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沙钢、红豆集团、波司登等均是苏南模式的典型代表。
在苏南模式下，企业一般脱胎于乡镇集体企业，与当地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人称苏南“旗舰”的沙钢集团，在改制前为集体企业，其董事长沈文荣曾官至 张家港市委副书记，并先后当选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六大代表。外界普遍认为，2001年沙钢改制，沈文荣正式告别政坛而专注于沙钢的发展，标志着以政 府强干预为特点的传统苏南模式的彻底终结。
与沙钢相比，同样出身苏南模式的波司登，却显得对国有的“红帽子”情有独钟。其改制的道路几经波 折，在1997年脱离集体企业身份之后，又主动寄居于国有上市公司旗下，直到2004年才彻底变身为民营企业，自此振翅高飞，成功上市，借着资本市场的平 台，将看似不起眼的羽绒服事业做到了极致。其发展进化的路径既反映了民营企业在复杂生态下的成长轨迹，也体现了高德康在政企关系中巧妙周旋的不凡财技。
借改制潮流，摘掉“红帽子”
有媒体报道，上世纪 70年代，高德康初中毕业以后跟随父亲学习缝纫，很快成为远近闻名的巧裁缝。1975年，出任当时只有8台家用缝纫机、11位农民的山泾村（后改名为康博 村）缝纫组组长的他，经年奔波于常熟和上海之间跑服装加工、销售业务。上世纪80年代，高德康领导的服装厂开始为上海“圣诞老人”、“秀士登”承接服装加 工，逐渐成长为当地小有名气的服装企业，并于1991年5月注册成立了集体企业—康博工艺时装厂。
1994年以前，国内按照企业所有制形式的 不同分别立法，先后颁布了三部外商投资企业法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 例》。这种立法传统将所有制作为价值判断标准，以法律形式确认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企业之间的不公平竞争。1993年12月出台的 《公司法》首次淡化了所有制的区别，依投资者的责任形式和资本组成结构的不同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康博工艺时装厂当时尚为集 体企业，借着《公司法》的出台，高德康开始筹划成立股份制企业。
1994年6月30日，康博工艺时装厂、上海大地百乐制衣有限公司、上海大集 成服装皮货公司、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信托投资公司常熟市办事处及公司职工五方共同注册成立了股份有限公司，即波司登，其中，康博工艺时装厂持有其 78.9%的股权，其他四方股东合计持有21.1%的股权。根据当时的《公司法》，成立股份制有限公司至少需5个发起人股东，所以才以康博工艺厂为主体、 联合其他股东成立了股份有限公司。
与以个体、私营经济为特色的温州模式不同，以沙钢、红豆等集体企业为代表的“苏南模式”曾高举着集体经济的 大旗顽强地走到了这个世纪初。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变化，曾经辉煌的“苏南模式”暴露出种种弊端，如产权关系不明晰、政企不分、低激励、投资主体单一 导致企业高负债。最终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开始严格控制信贷规模的宏观背景下，苏南乡镇企业的危机被高负债所引爆，江苏数以万计的乡镇企业相继展开了 大面积改制，民营企业开始崛起。借这股改革潮流，身为集体企业的康博工艺时装厂也启动了改制。
根据波司登招股书，1997年1月，康博工艺时 装厂作为波司登的主要股东，对集体拥有的资产所有权进行了明晰和界定，高德康被认定为拥有康博工艺时装厂88%股权，而山泾村村民委员会和常熟市白茆镇资 产经营投资公司（招股书显示，两者均为独立实体）拥有剩余12%的股权。产权界定程序完成后，1997年1月31日，高德康成为持有波司登69.43%股 权的大股东（图2），波司登正式摘掉了“红帽子”。
牵手华联控股，再扣“红帽子”
改制后，高德康控股 的波司登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改制当年的1997年，波司登实现销售收入2.46亿元，1998年1-4月实现销售收入5200万元，截至1998年 4月30日，波司登总资产为3.35亿元，净资产为1.7亿元。然而，令人意外的是，高德康此时将其持有的大部分波司登股权拱手转让给了国有上市公司—华 联控股。
华联控股1998年年报显示，其于当年10月28日利用增发募集资金分别向高德康、江苏雪中行制衣有限公司、江苏康博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收购波司登合计51%的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以截至1998年7月31日波司登净资产值为基础确定，价款合计1.1715亿元。转让之后，波司登正式成为 华联控股持股51%的控股子公司，高德康持有的波司登股权比例降至26.54%，居二股东之位，余下的22.46%股权则散布于众多国有、集体、个人、公 司职工等股东手中。股权转让完成后，高德康只担任公司的总裁，董事长的位置则交给了大股东华联控股的董事长—董炳根。
身为企业创始人的高德康 并不甘于如此小比例的持股：2000年12月，高德康开始集中收购余下的一众小股东股权。波司登招股书显示，2000年12月18-20日，由高德康家族 控制的德州康欣实业有限公司（简称“德州康欣”）收购了波司登约19.46%的小股东股权（表1），至此，高德康及其家族作为二股东持有的股权比例上升至 46.1%（图3）。引人注意的是，高德康从波司登原始发起人之一的常熟市信托投资公司手中收购的股权，价格远远低于其他个人、集体股东。
然而，在二股东增持之时，身为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却在减持。高德康增持4个月后的2001年 4月14日，华联控股发布公告称，为了优化波司登的股东结构，引入战略合作伙伴，开辟新的投资渠道， 同时也为实现其下一步的多元化发展创造条件，经协商，以波司登经审计的2000年12月 31 日的每股净资产值为基数上浮15%，以每股14.12元的价格，向苏州顺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苏州顺成”）出让3%波司登股权（合计92.4万 股），成交金额约1300万元。公告称，苏州顺成为独立第三方。
3%的股权转让后，华联控股持有的波司登股权由原来的51%降至48%，距二股东高德康的持股比例46.5%仅一步之遥（图4）。二股东增持，大股东减持，两者持股比例变得旗鼓相当，前后联系起来，不禁令人对波司登下一步的资本运作浮想联翩。
分拆上市搁浅
大股东和二股东相继展开行动之 后，2001年市场传出消息，华联控股将分拆波司登单独上市。华联控股后来的公告显示，继1998年底正式取得波司登51%控股权后，2000年波司登即 开始接受国信证券规范运作辅导。2001年8月10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波司登拟申请首次公开发行4 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国信辅导满一年后，即2001 年8月底，波司登即获得证监会南京证券监管特派员办事处评估验收通过。
而自并表入 华联控股期间，波司登业绩表现可圈可点：华联控股年报显示，1999-2002年，其收入年复合增长率达到34%，净利润复合增长率为28%；2001年 净资产收益率达到35%，2002年为28%（图5）。大树底下好乘凉，头顶华联控股这个“红帽子”期间，波司登不仅经营业绩突飞猛进，更重要的是，背靠 这个纺织行业鼎鼎大名的A股上市公司，其品牌知名度也大大提升，“波司登”品牌于1999年被国家工商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2002年9月，“波司登” 和同门的“雪中飞”双双被评为“中国名牌”；波司登还作为全国纺织行业唯一的企业，与海尔集团、联想集团等一起，被认定为16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企 业”之一；波司登羽绒服则被外交部作为国礼，赠送给俄罗斯总统普京、芬兰总统哈洛宁和加纳总统库福尔；2003年，波司登成为当时国内羽绒制品行业唯一获 得出口免检证书的企业。如此优质的资产和品牌形象，波司登的上市之路看似一片光明。
然而，同期国内证券市场形势风云突变。2001年，国内股市经历了“过山车”式行情：大盘 以2077点为新年起点，一路攀升至6月14日的2245点后，股指飞流直下，以垂直落差达730点的深度于10月22日在1515点“硬着陆”，沪深股 市跌幅达20.62%和30.03%，创下了自1994年后的指数最大跌幅，两市A股总流通市值损失3000多亿元。在筹集资金方面，2001年沪市筹资 总额为957.49亿元，较上年仅增加4.08%；深市上市公司全年累计筹资234.73亿元，比上年减少394.2亿元，减幅达62.68%。意图A股 上市的波司登，乍一亮相，就感受到了资本市场严冬的寒意。
在投行的筹划下，波司登转而谋划分拆H股在香港上市。2002年3月22日，华联控 股公告称，决定波司登暂不申请发行A股，而申请在香港市场发行H股，发行规模拟为4000万股（不含15%超额配售选择权），并聘请了法国巴黎百富勤融资 有限公司作为保荐人，并已于当月正式向中国证监会及香港交易所递交了发行H股的申请。然而，令人疑惑的是，自此以后的两年间，波司登分拆上市之事如泥牛入 海，再无音信。
据盛富资本董事总经理黄立冲介绍，对于国内A股上市公司分拆子公司到香港或者国外上市，直至2004年7月，证监会出台《关于 规范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拟分拆上市企业的净利润不得超过上市公司合并报表净利润的50%,净资产不得超过上市公司 合并报表净资产的30%。而在此之前，国内的证券法规虽无明确的规定，但在具体执行中，如果子公司净资产、营业额或者利润占上市公司30%以上，证监会一 般都不予批准。2003年5月，长春高新（000661）分拆控股子公司长生生物赴港上市，就被证监会否决。时任其保荐人的黄立冲证实，证监会的理由就是 分拆部分业务利润超过了母公司利润30%的上限。同期，有媒体报道称，与长生生物同为难兄难弟，波司登的分拆方案也遭到了证监会的否决。但华联控股随即于 两日后（2003年6月20日）发布澄清公告称，波司登的分拆上市申请尚在中国证监会的审核中，媒体报道严重失实。
无风不起浪，待审的波司登 是否也面临与长生生物同样的问题？对华联控股而言，波司登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研究发现，自1998年底被收购，波司登每年对华联控股的利润贡献率都在 60%以上，2001年更是高达80%，远超业内默认的30%底线（表2）。因此，从这个角度，波司登的分拆上市申请传言被否也并非空穴来风。
接下来，波司登的分拆上市悬念变得愈发扑朔迷离。2003年，华联控股正式启动资金需求巨 大的PTA、PET石化新材料工程项目建设，意欲将其培育成为新的核心产业和利润来源。此举不排除是为了降低对波司登的依赖，为波司登的分拆上市创造条 件。然而，人算不如天算，2003年波司登业绩大幅下滑，华联控股2003年年报显示，股东因此对波司登的经营前景表示担忧。一方面是资金压力巨大的石化 新材料项目，另一方面是业绩大幅下滑的波司登，昔日的金饽饽转眼间面临“金成铁”的风险，波司登的命运将走向何方？
华联控股配合，高德康低价受让股权，
波司登再摘“红帽”
华联控股低价出让波司登股权
2004年7月，华联控股突然发布公告称，将出售其持有的全部波司登股权。公告显示，华联控股持有的波司登48%股权由三方接手：向浙江三弘国际羽毛有 限公司（简称“浙江三弘”）转让35%的股权，向济南嘉华购物广场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济南嘉华”）转让8%的股权，向江苏康博实业有限公司（简称“康博 实业”）转让5%的股权。出售价格以波司登截至2004年5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依据，价款合计为209,796,852.48元。
华 联控股公告显示，在股权转让之前，为了扫除收购障碍，波司登以截至2003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分配股利333,218,572 元，因此，波司登股东权益大幅下降。截至2004年5月31日，波司登股东权益下降为437,076,776 元，华联控股持有的波司登股权对应的股东权益相应下降至209,796,852.48 元。由于收购以净资产作价，此举不仅大幅降低了股权收购方的资金压力，而且按照当时的税法规定，在内资企业的一般股权转让中，股权转让价款和股权成本价之 间的差额，不区分股息和转让所得，全额缴纳企业所得税。而波司登在股权转让前提前分配股息，则可免于该部分的企业所得税，从而大幅减轻华联控股就波司登的 股权转让所得需承担的税务负担。
波司登作为华联控股的主要利润来源，以净资产平价转让是否合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出售波司登一个月前，华联 控股也出售了旗下另外一家控股子公司余姚华联20%的股权，然而两家公司股权出售的定价存在天壤之别。2004年6月19日，华联控股公告称，出售余姚华 联20%股权，受让方以余姚华联2003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基础，按余姚华联分配股利3300万元之后的净资产值计算溢价55%。余姚华联何 以能够在净资产基础上溢价55%出售？是否其资产质量优于波司登？
华联控股公告显示，余姚华联和波司登均为华联控股1998年增发募集资金投 资收购的项目。余姚华联原名余姚第一棉纺厂，主营业务为棉纱、棉布、服装、纤维制成品的制造和加工。1998年，华联控股利用增发募集资金首先收购了波司 登51%股权，次年收购了余姚华联90%股权，两者均按照截至收购之时目标公司净资产值厘定收购价格，先后在1998年、1999年并表入华联控股，又同 在2004年6月至7月间被出售。出身相似，行业相近，两者在华联控股期间，业绩表现和利润贡献有何差异，从而导致出售定价的悬殊？
研究发 现，在华联控股的5年间，两家公司的盈利能力其实存在天壤之别。波司登的净资产收益率远远高于余姚华联，波司登对华联控股每年的净利润贡献率均在60%以 上，最高达80%，是华联控股的支柱产业和核心盈利来源。而余姚华联每年仅为上市公司贡献约4-12%的净利润（表3）。因此，如此看来，波司登的盈利能 力和资产质量明显优于余姚华联。
其次，波司登和余姚华联的股权转让中，波司登48%的股权出让意味着对波司登控股权的出 让，而余姚华联区区20%股权出让后，华联控股仍持股51%，对余姚华联的控制权不变。一般而言，无论国内或者国外的股权转让中，由于拥有大宗股权的大股 东往往享有超过其持有的股权比例的额外收益，即控制权收益，故控股权的出让一般均会考虑控制权溢价，然而，波司登48%股权的转让丝毫未体现控制权的价 值。
不仅如此，头顶无数光环的“波司登”品牌的价值在转让中也毫无体现。华联控股出售公告中如此解释：2001-2003年间，波司登净资产 收益率呈逐年下降趋势，市场占有率也逐步下降，存在较大的经营风险。不容否认的是，2003年的确是波司登历史上业绩较差的一年，不过，后来事态的发展证 明，自2004年脱离华联控股之后，被认为“存在较大经营风险”的波司登盈利状况突飞猛进，特别是在高德康取得控制权的当年，其10个月的收入额比 2003年全年增长52%，净利润更比2003年增长近5倍（图6），净资产收益率达到37%（图7），各方面财务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为何在2004年出售前夕，波司登业绩出现大幅下滑？波司登招股书解释为受到当年暖冬的影 响。事实证明，暖冬确实对波司登的经营业绩有着巨大影响，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与2003年类似，2006年也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暖冬，然而截至2007 年3月31日的12个月期间，波司登销售额超过56亿元，净利润达6.14亿元，净利润率比上一年同期（14%）虽出现下滑，但仍高达11%，远远优于 2003年3%的净利润率。同为暖冬，为何业绩表现出现显著差异？具体原因我们不得而知，然而，不可否认的是，2003年业绩的大幅下滑，客观为高德康低 价受让波司登股权创造了有利条件，而截至2007年3月31日业绩的亮丽表现，客观上也为波司登的上市做出了最后的有力一推。
从上述各方面看，波 司登的售价都不应低于余姚华联，然而实际情况是，波司登48%的股权出让只以净资产作价出售，而看上去资质平平的余姚华联却得以净资产溢价55%的价格予 以出售。奥妙到底在哪里？研究发现，表面上看，两者均为向第三方出售资产，但波司登股权的受让方与身为二股东的高德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也许可以从 侧面为此提供一条线索。
受让过桥公司股权，
高德康全面控制波司登
华联控股披露的资料显示，受让48%股权的两家受让方康博实业和济南嘉华，与高德康有着直接的股权关系：高德康持有康博实业70%的股权（图8），高氏 家族合计持有济南嘉华35%股权（图9）。只有受让波司登股份最多（35%）的浙江三弘看似与高德康无股权瓜葛（图10）。然而，康博实业的股权架构表 明，浙江三弘的实际控制人章军华，与济南嘉华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李茂年，和高德康均为康博实业的股东，分别持股20%、5%和70%。因此，本 次受让波司登48%股权的三个公司均与高德康有着看似非同寻常的关系。公告称，除股权关系外，浙江三弘、济南嘉华的主营业务与波司登的主营业务存在上下游 关系，浙江三弘是波司登重要的羽绒原料供应商，济南嘉华则是波司登羽绒服装销售的战略合作伙伴。有市场人士直接指出，三间公司均为高德康可以控制的壳公 司。
而之后发生的浙江三弘、济南嘉华将受让的波司登股权原价转让给高德康的做法，也从侧面印证 了三个公司之间的默契。直到2007年波司登上市，其招股书才披露，就在波司登48%股权转让协议签署的当日（2004年7月26日），浙江三弘、济南嘉 华分别与高德康签署了选择权协议。而该选择权协议在华联控股出售波司登的公告中并未提及。按照协议，如果波司登的财务状况未达到各方订立的一个标准，则浙 江三弘、济南嘉华有权在受让半年内（2004年7月27日-2005年1月27日），将受让的波司登股权（分别为35%及8%）以原价转让予高德康。而对 于该财务标准究竟为何，只字未提。
半年期限届满后，2005年1月24日和28日，浙江三弘和济南嘉华将其持有的波司登股份以原价转让给了高 德康控制的德州德康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德康投资”），且股权转让追溯至2004年6月1日起生效。至此，浙江三弘和济南嘉华完成了“过桥”的角色，退出 了波司登。华联控股持有的48%波司登股权全部自2004年6月1日起，由高德康以净资产价格平价揽入怀中。而与此同时，自2001年4月从华联控股手中 受让持有波司登3%股权的苏州顺成，也在浙江三弘和济南嘉华与高德康签订选择权协议的同一日，即2004年7月26日，与高德康控制的德康投资签订股权转 让协议，以波司登截至2004年5月31日的净资产值作价，将持有的3%股权转让给了德康投资。
至此，1998年底出售给华联控股的51%波司登股权，悉数于2004年6月，以当时的净资产值归还给了高德康，高德康再次控制了波司登绝大多数的股权（图11）。波司登金蝉脱壳，再次摘掉“红帽子”，变身纯粹的民营企业。
截至2005年2月，由于章军华、李茂年和高建中均为康博实业的小股东，从而间接持有波司 登少部分股权，而这少部分股权也随着三人的退出而全数归于高德康名下。招股书显示，章军华于2005年6月将其权益转让予高德康，李茂年及高建中则于 2006年8月将各人持有的权益转让予高德康。交易完成后，高德康持有康博实业100%的权益，从而拥有波司登100%股权。
“纯民营”再变外资，波司登成“最后的红筹”
2004年6月，在阔别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职位近6年后，高德康重新拿回了这家企业的控股权，再次身兼董事长和行政总裁两职。只是，今日的波司登已远非昔日吴下阿蒙。当1998年波司登被华联控股 收购之时，其1997年的销售收入不过2.46亿元，而到2003年，已经超过了17亿元。高德康重新掌舵后，波司登的业绩再现爆发式增长，从2004年 开始，接下来的3年间，其年收入复合增长率达50%，净利润复合增长率达到45%，至2007年3月31止的12个月内，波司登收入额达56亿元，净利润 6.14亿元。
在华联控股期间，波司登的资本之途波折不断，A股折戟，H股铩羽。正是2004年间这一国有股东的完全退出，波司登完成向“纯 民营”企业的变身，才使其资本“故事”得以续写。如果不改变国有资本的控股地位，波司登能否吸引外资机构入股，能否维持国际资本市场的投资热情，都存在很 大的疑问。2004年6月，高德康重掌控制权后，波司登重振旗鼓，正式踏上了红筹上市之旅。
第一步：搭建上市主体的国内业务和股权架构
2005年，波司登正式启动国内业务重组，通过成立新公司和收购一系列前身实体（原母集团）的子公司，搭建上市主体的境内架构，将上市主体打造为专注于品 牌管理、研发、设计、原材料采购、外包生产和营销等业务（图12），而原母集团则继续从事羽绒服及贴牌加工的生产制造业务。
第二步：搭建境外上市主体
国内业务调整和股权架构 确立后，2006年7月10日，高德康在开曼注册成立波司登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作为上市主体；次日，设立了波司登国际服饰有限公司（波司登BVI），作为收 购和直接控股国内附属公司的中介控股公司（图13）。此时距离红筹上市的拦路虎—《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10号文”）的生效时间 2006年9月8日只有不到两个月了，在此期间，要完成上市前融资、返程收购等一系列步骤，时间的紧迫性可想而知。
第三步：上市前融资，外资9倍市盈率进场
紧接着， 汇丰直接投资下属的一家投资公司—奥林匹克投资正式进场。2006年9月5日，奥林匹克投资以2000万美元认购了波司登发行的可换股债券。由于此时正处 于“10号文”生效的节骨点上，为了防范重组的不确定性，奥林匹克投资规定，如果波司登在国内附属公司的营业执照没有在2006年9月5日起的3个月内完 成外商投资企业的修订，则奥林匹克投资有选择权，既可以选择进行转换，也可以本金赎回可换股债券。反之，则可换股债券将强制性转换为2135股可换股可赎 回的优先股（系列A股份）。
招股书显示，2006年9月前后，波司登在国内的一系列股权转让获得了审批机构的批准，顺利通过了第一关。9月 22日，按照约定，奥林匹克投资将可换股债券转换为2135股系列A股份。外资机构为了保障自己的权益，要求A系列优先股必须享有超越所有普通股股东的大 量优先权，类似于可转换债券，享有换股和赎回的双重保障：
1.赎回权。双方约定，奥林匹克投资在下列任一情形下可随时要求全额赎回优先股：a）系 列A股份持有人以外人士重大违反合约事项；b）波司登的经审计税后净利低于2500万美元；c）高德康不再受波司登聘用，或不再担任重要管理职务；d）任 何商标没有按照投资协议中载列的时间转让给上市主体。赎回价以本金加年度8%的回报厘定。
2.换股权。按照约定，如果上市进程一切顺利，未发生上述一系列情形，则于波司登首次公开发行前，系列A股份将即时转换为普通股，不再享有超越一般普通股股东的优先权。
除2000万美元的直接投资外，2006年7月30日，奥林匹克投资亦向波司登的大股东康博投资发放了一笔金额为5000万美元的贷款，康博投资当天转 手将这笔款项借给波司登。2006年9月5日，波司登向康博投资发行了5336股可换股优先股（系列B股份）。9月22日，康博投资向奥林匹克投资转让了 5336股系列B股份，作为奥林匹克投资放弃要求偿还5000万美元贷款权利的对价。即为保障资金安全，奥林匹克投资先期向更有还款实力的康博投资发放贷 款，等波司登跨过了“10号文”这道政策门槛，海外资金才正式入股波司登，将该笔贷款转换为波司登5336股系列B股份。双方约定，B系列股份不享有A系 列股份的赎回权，而只有换股的权利。
招股书透露，截至招股日以全面摊薄为基准，2135股系列A股份和5336股系列B股份分别占波司登上市 前股本的3.54%和8.84%。即奥林匹克投资以7000万美元资金获得波司登上市前合计12.38%的股权（图14），默认的波司登市值达到5.65 亿美元，约为波司登截至2006年3月31日止12个月净利润的9倍。根据海外资金已投资的国内类似项目判断，以9倍市盈率投资于波司登这一传统型服装行 业的公司，可谓相当可观。这与波司登上市前“纯民营”的股权架构以及良好的品牌价值是分不开的。
第四步：返程收购
自2006年7月起，根据一系列 转让协议，前身实体陆续将其拥有的商标和域名无偿转让给上市主体，所有与羽绒服品牌管理及贴牌加工管理业务相关的资产均注入上市主体在境内的附属公司。资 产注入境内实体且又获得汇丰直接投资提供的返程收购资金后，波司登BVI随即于2006年8月开始收购在境内的运营实体。短短不到一个月内，一系列股权转 让即获得了主管审批机构的批准，江苏波司登、上海冰洁及山东波司登各自转制为中外合资企业，分别由波司登国际服饰拥有51%、波司登BVI拥有49%股 权。同样，上海双羽先后经过两次股权转让，最终转制为一家中外合资公司，分别由波司登国际服饰拥有75%、波司登BVI拥有25%股权。至此，波司登在国 内的主要运营实体变身为外资企业，上市重组宣告完成（图15）。
第五步：上市功成
2007年是服装鞋业公司上市的高峰期，当年百丽国际（01880.HK）、 安踏体育（02020.HK）、中国动向（03818.HK）先后高调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上市，获得资本热捧。借着这波上市热潮，2007年10月11日， 继A股、H股上市折戟三年后，波司登终于搭上“红筹末班车”，以每股3.28港元的价格向香港及海外投资者发行18.7亿股新股，成功登陆港交所主板市 场，融资约8.36亿美元。
奥林匹克投资作为有权售股股东向公众出售1.18亿旧股。对海外机构而言，紧随全球公开发售前，奥林匹克投资持有 的系列A股份及B股份分别被兑换为212,228,613股、530,571,532股普通股。转换后，汇丰直接投资每股普通股持股成本约为0.74港 元，较上市发行价折让77.4%。因此，以上市发售价计，短短一年零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汇丰直接投资的收益率达到343%。
波司登赴港上市， 最终引入了包括恒基地产（00012.HK）主席李兆基、长和系主席李嘉诚、新世界发展（00017.HK）主席郑裕彤、中国人寿和迪生创建 （00113.HK）主席潘迪生5名基础投资者，各投资2500万美元（约1.95亿港元），即共约9.75亿港元。波司登成为继百丽国际之后当年登陆港 交所的又一受资本热捧的内地消费类企业。
季节性风险制约股价表现，
先增持后回购双箭齐发，仍难免股价“成仙”
然而，和招股时受到国际资本追逐形成反差的是，上市之后的波司登股价表现不尽如人意。上市首日，波司登以3.85港元开盘，却以当天最低价3.41港元 报收，比招股价3.28港元仅高出3.96%，涨幅大大低于部分市场人士的预测。此后，波司登股价一路下探，自当年11月2日之后一直低于3.28港元的 招股价，当年中期业绩的大幅增长也未能激活股价，至年底报收2.5港元，较招股价累计下跌超过20%，跑输大盘，在十只当年10月上市的新股中表现相对落 后。
波司登股价表现不佳，一方面归因于其上市时点为2007年牛市鼎沸之际，此时上市有利于招股定价，在降低融资成本的同时募集更多的资金， 但定价过高又会制约后续的股价表现，其招股之时就有分析师认为，波司登以2007财年26倍的市盈率定价，估值并不具备吸引力；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原 因，是其单一的羽绒服产品线受季节性限制，加之暖冬的预期如悬空之剑，令其在投资者心目中一直摆脱不了靠天吃饭的印象。“公司盈利的季节性因素过强和暖冬 的担忧是困扰波司登股价的主要原因”，新鸿基金融策略师彭伟新一语点破不少投资者的担忧。瑞士信贷也表示，2007年冬天的气候还不确定，2006年的冬 季异常温暖，在一定程度上大幅侵蚀了波司登的利润率。波司登2006年财报显示，由于暖冬令羽绒服滞销，导致其当年作出了2.57亿元的存货减值拨备。
不仅如此， 2008年2月底，波司登保荐人之一的高盛突然将其目标价从4.05港元大幅调低至2.88港元，甚至低于IPO发行价，这在香港市场也颇为罕见。当时， 高盛援引波司登管理层的话说，公司农历新年后的销售趋势弱于预期，主要是由于雪灾影响运输，另外，竞争对手的价格战也对公司造成影响。高盛在报告中，将波 司登2007年的盈利预测调低了11%至11亿元。
在诸多不利因素影响下，波司登跌破招股价后持续连绵阴跌，由上市首日创下的3.86元高位，滑落至1.1元才回稳（2008年3月20日），最高跌幅超过七成，相当惨烈。
股价严重超跌，大股东高德康也闲坐不住，急忙调动资金救市。港交所资料显示，高德康于2008年3月25日至4月1日，一连6个交易日入市，合共增持663.4万股公司股份，每股平均价由1.229元至1.387元不等，持股量由65.95%上升至66.03%。
同时，从4月16日起，波司登开始于二级市场大肆回购股票，波司登2007-2008财年报告显示，2008年4月16日至7月20日，波司登从港交所购回5772.6万股股份，价格为1.35-1.48港元（表4），并将购回股份注销。
显然，与公司的回购时机相比，高德康的入市时机要好得多，大股东增持价明显要低于公司回购价。虽然就交易规则来讲，此举并无不妥，但客观而言，大股东先增持而公司后回购，还是不免有替大股东“抬轿”之嫌。
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公司的偷税传闻影响下，公司的巨量回购和大股东的增持并没有阻止股价的继续下探，至2008年9月20日，波司登启动股份回购 超过40次，每次购入金额动辄以千万港元计。其中一周甚至连续回购了5次，频率之高创香港资本市场企业回购的先河，但这样也未能挽救下跌的股价。尴尬的 是，到了2008年10月，波司登庆祝上市一周年时，公司股价已经跌至1港元以下，成了名副其实的仙股，基本上散失了融资功能，原本寄望资本市场大展拳脚 的高德康的感受可想而知。
2008年12月24日，波司登公布了2008-2009财年半年报，财报显示，波司登当期收入同比下降38.1%，利 润仅为5092.7万元，同比下降幅度高达81.4%。财报解释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2007-2008年冬季晚来，公司单一羽绒服产品的季节性风险再次体 现，投资者的信心也再度受到打击，2009年3月9日，波司登股价甚至一度下探到0.46港元，较招股价跌幅高达86%。
对于过度依赖羽绒服 业务的风险，高德康其实早就注意到了。波司登上市之初，他就曾公开表示，为更善用零售网络，公司打算以贴牌形式销售休闲服装，使零售点一年四季出售“波司 登”品牌服饰。在波司登的公告中也多次提及“公司制定了‘四季化产品’的发展战略”，以平滑单一羽绒服产品的季节性风险。
事实上，波司登的男装业务也早已开始运作，负责这项业务的就是高德康从海外归来的儿子高晓东。而在收购这一业务、实施“产品四季化”战略的过程中，波司登还演绎了一段“化关联交易为非关联交易”的经典案例。
化关联交易为非关联交易，波司登高价收购大股东关联资产，向“产品四季化”转型
2008年8月29日，波司登突然发布了一则“关联交易—不行使有限购买权以及附条件买入选择权协议”的公告，根据该公告，波司登的关联方高晓东（高德康 之子）持股83%的常熟波司登，有意将旗下生产男士服装的江苏康博制衣有限公司（简称“男装公司”）70%的股权，转让给男装公司另一股东盛怡的间接全资 附属公司长隆（图16），转让代价为3.85亿元；而根据不竞争协议，波司登作为关联方对这块资产有优先购买权，并且，常熟波司登向长隆提供的出售男装公 司70%股权的相关条件并不优于常熟波司登向波司登提供的条件。
公告中显示，常熟波司登最初是从事男装业务的实体，其于2008年4月将该业务注入男装公 司。男装公司于2006年10月13日注册成立，由常熟波司登（70%）及独立第三方盛怡（30%）拥有。根据常熟波司登2006、2007年度未经审核 的财务报表，其男装业务净利润分别达到4128.3万、5285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常熟波司登3.85亿元的转让男装公司股权代价隐含公司 作价5.5亿元（3.85/70%），以男装公司2007年5285万元的净利润计算，相当于10.4倍市盈率，就一家成长良好的公司而言，并不算贵。这 对于急于拓展四季服装业务的波司登而言，应该说是一单不错的交易，而出于意料的是，波司登放弃了优先购买权，同时以10港元的象征性代价获得了一项选择 权，即男装公司在达到一定的赢利条件下，波司登BVI有权（但并无责任）透过购买盈辉（盛怡旗下金威的直接全资附属公司）全部已发行股本（盈辉将透过全资 附属公司长隆间接拥有男装公司100%股权），从而间接收购男装公司全部股权。
对于为什么放弃优先购买权，波司登在公告中列出了若干理由，包 括“首先，鉴于常熟波司登于二零零八年四月将男装业务注入男装公司以来，男装公司的男装业务经营历史较短，因而不能保证男装公司的经营及财务业绩在宏观经 济因素及中国男装行业的竞争势态影响下可保持贯彻一致并取得持续增长。此外，不能保证男装公司的高级管理团队与其他主要人员将会留任男装公司；其二，行使 优先购买权将仅可让本公司拥有男装公司70%的股权。不能保证本公司将可收购男装公司其余30%股权，故本公司对男装公司的管理及股权控制均可能受到限 制；作为男装公司的境外投资者，盛怡目前贡献其资源予男装公司以开拓适合的海外市场。因此，董事认为在决定是否收购男装公司前，需要更多时间评估有关海外 拓展计划对男装公司的财务表现的有利程度；最后，即使波司登经取得独立董事委员会及独立股东批准后不行使优先购买权，亦可根据附条件买入选择权协议项下提 供的安排，在董事会认为恰当时于日后行使买入选择权以间接收购男装公司的所有股权”等等。
虽然这样的解释表面合理，但却经不起逻辑的推敲。首 先，波司登的男装业务实际上早已开始，当初由常熟波司登经营，只不过在2008年4月将此业务注入给男装公司，从这个角度看，实际上男装经营历史并不短， 并且从男装业务持续增长的业绩来看，业务发展态势还非常优良。其二，既然授予波司登BVI购买男装公司全部股权选择权，也说明男装公司的另一股东盛怡也有 出售股权的意向，并不打算长期经营，因此，寄望盛怡全力以赴去经营男装也并不现实，因为即便经营好了，最后还得出售给波司登。尽管如此，在2008年9月 26日的股东大会上，该事项还是获得了通过。
波司登行使选择权收购男装公司的急切超出了预期，2009年5月15日，波司登再度发布公告称， 于2009年5月15日，波司登BVI向金威发出通告行使其买入选择权，要求金威按不高于6.5亿元的购买价格向其出售盈辉的全部已发行股本。于收购事项 完成后，男装公司将为波司登的间接全资附属公司。公告显示，男装公司业绩表现超出预期，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财政年度的经审核税后净溢利为 8393.6万元，因此，已达到附条件买入选择权协议规定的男装公司截至2009年3月31日止财政年度的规定经审核税后净溢利目标（不少于5500万 元）。该收购事项已于2009年5月26日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波司登6.58亿元的股权收购价格实际上要比通过优先购买权约5.5亿元的公司作价高20%，其为何要如此舍本逐末呢？研究发现，波司登此举所含的深意从其2009/2010年年报中可见端倪。
波司登2010年7月26日发布的2009-2010年年报披露了男装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表5），波司登斥资6.58亿元收购的这块资产净资产值为 3.66亿元，波司登收购男装公司产生商誉约2.93亿元，值得注意的是，财报中分列的男装公司3.66亿元的净资产当中，有一项甚为奇特的无形资产科目 —客户关系，并且其账面值达到了3.53亿元，占到了男装公司资产净值的96.4%，除掉这项所谓的无形资产，男装公司的有形资产仅1300余万元。而更 为蹊跷是，波司登斥巨资买下的这块资产在当年的财报中变计提了客户关系减值亏损1亿元，并为此解释“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所收购客户关系产生减值亏损。 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六日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期间来自相关分销商的实际现金流入及本集团最新预计来自该等分销商的日后现金流入远低于本集团于收购日 期原先预计的水平”。
刚收购便计提巨额减值，而且有形资产仅1300万元，男装公司显然很难衬得上6.58亿元 的收购代价。试想，如果当初波司登作为关联方行使优先购买权，势必要经过严格的审计和资产评估程序，而且大股东作为关联方要回避表决，这样的资产收购能否 获得其他股东的认同无疑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也就是说，波司登通过巧妙设计的两步交易，将一单关联交易化身成了非关联交易，而在第一则公告中 通过授予选择权的安排，实际上打消了其他股东的顾虑，为方案通过奠定了基础，从而通过第二步行使选择权的安排，顺利用巨资收购了这一大股东资产。据知情人 士透露，当时男装公司70%股权的受让方盛怡，在公告中虽然宣称是独立第三方，但实际上就是高德康所控制的壳公司。同时有资料显示，这家神秘的盛怡公司和 波司登从前的东家华联控股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还是华联控股旗下企业杭州华联置业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杭州华联置业的工商资料显示，其控股股东为华联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71.98%的股份；盛怡有限公司（HARVEST FANCY LTD）持有其21.41%的股份；中国华联地产（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其6.61%的股份。
2009-2010年报显示，由于2009/2010年的冬季提早来临，波司登销售收入达到57.38亿元，同比增长34.2%，创出历史新高。就在这57.38亿元的收入中，来自男装公司贡献的收入为4.04亿元，这是波司登年报中首次出现非羽绒服产品贡献的收入。
在 年报中，波司登管理层也表达了加快服装四季化的决心：“除了继续斥资发展波司登男装外，本集团将积极寻找具有高发展潜力、声誉良好的女装、休闲装、童装等 非羽绒服装品牌项目，通过收购、兼并或合营等方式扩张其品牌及产品组合，进一步提升非羽绒服装产品业务占整体销售的比例，使我们高质量的产品能一年四季服 务于消费者。”并以实际行动贯彻这一战略思想，除与美国Rocawear品牌成立合资公司外，波司登于2010年3月推出全新时尚都市风格品牌 BOSIDENGVOGUE等。高德康也对媒体表示，期望非羽绒业务2013年提升至占公司总利润的30%。
高德康用30余年的时间，在反复 戴帽与摘帽中，完成了中国羽绒服第一强势品牌的精工打造；其在不同方向上探寻企业成长路径的曲折经历，堪称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典型样本。未来如何减少 波司登式的上下求索，为民营企业营造更有利的生长环境，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需要政府新的智慧。与此同时，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今天，波司登 也与其他民企一样面临产业升级与转型的考验。对于在服装行业浸淫多年的高德康而言，如何将“波司登”羽绒服强大的品牌势能，转化为各个服装细分领域的品牌 动能，从而“同时踏进多条不同的河流”，是一个新的挑战。
【原創】如何訓練做價值投資的思維？——「六頂帽子」思維法的具體應用 程歡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92e44d00100t34g.html
如何訓練做價值投資的思維？
——「六頂帽子」思維法的具體應用
作者: 程歡
最近和幾個海歸朋友聊到中國的教育問題，感慨良多。其中談到一個很突出的問題：我國的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偏重於知識的「量」的積累，而不重視思維訓練、價值觀培養和生命教育。
價值觀，與社會的評價體系、國民生活幸福指數、社會和諧等息息相關；生命教育，是我們人生的重大課題：對每個生命個體的尊重，對自我生命意義的反思與追問，對生命本身的熱愛，如何提高我們的生命質量?這些都需要我們用自己的人生來回答。
而科學有效的思維訓練，則會極大地提高我們的創造力，幫助我們突破個人事業發展的瓶頸，在生活與投資決策中發揮驚人的力量。
在經歷過多年的生活與投資實踐後，我慢慢體會到思維訓練的重要性，這是最基礎的功夫。特別是對於做好「價值投資」來說，則更是如此。遺憾的是，在西方的中學教育中很普遍的思維訓練，在中國卻還是個稀罕玩意兒。思維混亂的現象屢見不鮮。
我經常開玩笑說自己算是中國教育體制的半成品，大學本科在武漢大學就讀，有幸能夠結識一幫良師益友，加上學校「自由」的學風，使我僅剩的一點靈性沒有被摧殘掉。
回歸正題，我們如何思考會更有效呢？
英國的愛德華博士，用「六頂帽子」的思維模型，對此做了一個很好的闡述與總結。每個人都有幾頂不同的帽子，帽子的顏色深淺不同，人們分不清自己平時到底戴上了什麼帽子？帽子具體該如何使用？
下面簡單介紹一下：
六頂帽子思考法的特點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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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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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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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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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數據、客觀、細節、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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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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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激情、感性、直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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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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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否定、反思、風險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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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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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樂觀 、正面、收益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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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色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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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創造、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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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色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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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流程、組織、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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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白帽：象徵中立、客觀，以信息、數據、事實為焦點，強調「事實」本身，將我們平時思考時，多餘的干擾因素剔除，回歸本源，提高思考和溝通的效率；
2.紅帽：象 徵情緒、激情、感性、預感、直覺，以個人感覺、價值觀等感性因素為焦點，強調了在決策時情感直覺的意義，雖然大多時候，這種感性因素有很大的負面干擾因 素，但是在認識我們自己的過程中，會發現「興趣」、「樂趣」是最好的老師，在此基礎上，最容易形成我們自己的風格和偏好。
3.黃帽：象徵樂觀、積極、正面、前景或希望，它以潛在價值和意義為焦點，是對事物正面價值的探索，在實用性和邏輯性的前提下，評估出積極的預期結果；
4.黑帽：象徵反思、謹慎、質疑、逆向，以核實「真不真實」、「適不適合」、「合不合法」等為焦點。它是對事物負面情境的探索，對「風險」的合理評估；
5.青帽：象徵創新、創造、改變，以創新突破為焦點，探索變通之道，它是一種創造性地解決問題的基本工具；
6.藍帽：象徵整體觀、控制、流程、組織，藍帽的思考特點以監控和指揮其他五頂帽子的應用為焦點。它組織一種科學有效的流程，經常換位思考，做整體的設計與規劃，是一種系統化組織化的思維工具。
我們從上面的簡單介紹，可以看出「六頂帽子思考法」對於很多領域均有指導意義。不論是團隊合作，學習培訓，基礎教育，還是企業發展……
在價值投資領域，也是極具指導意義。
下面介紹的幾種股權投資的思維方式，和「六頂帽子」有類似之處，但也有一定的差異，可以看做是在股權投資實踐中的具體運用：
1. 「白帽子」
重點關注：信息（information），數據，客觀中立，事實，細節等；類似於「事實性思維」。
華人投資家李嘉誠先生特別強調信息（information）的及時性、準確性和充分性，他的很多大型投資決策離不開對「第一信息源」和關鍵數據的把握。
我們做股權投資，儘量確認「第一信息源」，警惕媒體、名人、券商等處理過的「二手信息」。
投資大師巴菲特也提倡獨立思考、獨立研究，他將「情緒」從思維中剝離出來，儘量客觀的去認識企業。
智者芒格更是提出，警惕「意識形態」偏見，意識形態會阻礙我們認識客觀事實。
中國古人更是將「實事求是」四個大字掛在岳麓山的書院上。毛主席更是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2.
「紅帽子」
重點關注：感覺、激情、興趣、價值觀偏好、風格等；類似於形成「能力圈」的動力源頭。
在股權投資領域，你不可能研究每個行業，在興趣和樂趣的引導下，「專注」於某細分領域，從而形成自己的相對優勢範圍，進一步的開拓出自己的能力圈。正所謂「金山有路趣為徑，股海無涯樂作舟」，真正的符合北斗投資倡導的「快樂投資」的精髓。
3. 「黑帽子」
重點關注：盲點，漏洞，邏輯，反思等；
在股權投資領域，是對「風險」因素的敏感和深刻洞見，考察負面情境的出現，類似於「批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逆向思維」。
芒格在這一方面研究和闡述很多，他經常引用一句諺語「要是我知道我會死在哪裡就好了，那樣我就不會去那裡」。是典型的「逆向思維」的代表。為了更好的規避「人類認識偏見」，我們需要增進對「普世智慧」的把握，靈活運用多種思維模型。
我們做投資，發現「黑帽子」可更好的將「白帽子」提供的知識、信息、數據與投研能力結合起來，解讀關鍵信息，把握主要矛盾。
4.
「黃帽子」
重點關注：積極、正面、希望、前景等；
在股權投資的漫長歲月裡，會碰到系統性風險爆發，這時悲觀情緒瀰漫，就需要在他人恐慌悲觀時還有信心和勇氣買入股票，信心和勇氣不是憑空臆想的，是建立在「能力圈」和「安全邊際」的基礎上的。是一種綜合理性與感性的樂觀精神。
有過5-10年的投資經驗的朋友，會發現這種特質是獨特和寶貴的，類似於著名文章《你為什麼成不了巴菲特》中的幾個心理特質，可以算作「心智壁壘」。
5.
「青帽子」
重點關注：創造、變化；
世界變化很快，需要創造力。
這個在科技領域表現的尤為明顯，如「蘋果」的喬布斯，「騰訊」的馬化騰，「阿里巴巴」、「淘寶」、「支付寶」的馬云，這些企業的創新文化和適應快速變化世界的能力是一流的，在一個又一個新興細分市場做到龍頭地位。從而建立起寬廣的「護城河」。
對於股權投資的思想和理念，也有一些新的變化。
如巴菲特、芒格最近開始涉足科技行業投資，並且說自己應該早一點研究科技行業，打造這一方面的能力圈；也許巴菲特找到了投資科技行業的新模型。
巴老本人的三大法寶：能力圈，安全邊際，護城河，前兩個是來源於凱恩斯、格雷厄姆，後面的「護城河」卻是他的創造性實踐的總結，綜合了費雪與芒格的思想，說明投資智慧也是在不斷的進化。
而投資界鼎鼎大名的常青樹「紅杉資本」，則早已是科技行業投資的佼佼者，他們也開發出一整套做科技行業股權投資的模型。
6.
「藍帽子」
重點關注：整體觀、控制、流程、系統化；
科學規範的投研流程和步驟，對於做股權投資尤為重要。
北斗投資的幾個創始人自認為沒有什麼高智商、特殊技能、政治資源，但為什麼有信心將二級市場的「股權投資」做好呢？因為，能否做好股權投資，並不取決於這些因素。
藍帽子的作用在這裡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將來也會有更多的「智慧」被消化吸收進我們的投資系統。
其實，6頂帽子，既可以看作是對一個問題的不同方面的側重，也可以是根據需要做一個組合搭配使用。每個人都有幾種不同的思維方法。
而有效發揮思維的力量，使我們做到「明明白白、平平安安、快快樂樂的賺錢」，是真正的「價值投資人」追求的目標。
祝福知行合一的價值投資人！
人大代表蔡繼明：請不要一再給專車扣上“非法營運”的帽子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5/0311/149318.html
黑馬說：在牌照管制下，現有的出租車運營模式在損害著國家、司機和乘客的利益。移動互聯網叫車平臺把社會的力量動員起來，正在改變這種局面，它甚至是一種更有效率的生活方式的革命。人大代表蔡繼明要為新技術正名。
文 | 蔡繼明 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
編輯 | 鄒蔚
長期以來，出租車行業有目共睹的現狀是：富了老板、肥了官員、虧了國家、苦了司機、坑了百姓。從2002年著名記者王克勤深度調查揭露北京出租車行業黑幕，到朱镕基、溫家寶兩任總理承諾進行出租車行業改革，至今十余年出租車問題不但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愈演愈烈，同時全國各大城市出行難、打車難問題日益成為城市居民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常態，嚴重影響了居民幸福指數和社會生產效率。
自2013年起，一場由移動互聯網技術掀起的城市出行方式變革在全國悄然興起：2014年的打車軟件補貼大戰深度改變了上百萬出租車司機運營和上億城市居民的打車方式，也給一直以來鐵板一塊、始終未能邁出實質性改革步伐的出租車行業吹來了一陣清風。2014年下半年，繼快的打車、滴滴打車之後推出的互聯網專車業務，以遠高於傳統出租車的硬件設備和服務水平快速被廣大城市居民所接受，也給傳統出租車行業的改革打了一劑強心針。
建議政府借助當下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快速實現城市出行領域的互聯網化和市場化，徹底解決長期困擾城市發展的出租車行業壟斷問題和出行難問題，從而為未來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打下夯實的基礎，使城市交通和居民出行發生實質性改善。
一、 打破出租車行業壟斷性特許經營制度迫在眉睫
2015年新年伊始，遼寧省沈陽市發生嚴重的出租車停運事件。在剛剛過去的2014年，類似的停運事件先後在內蒙古包頭、廣東清遠、陜西寶雞、安徽黃山等地接連上演。在過去的數年、十幾年間，同樣的出租車罷運事件層出不窮，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與此同時，一方面，出租車司機收入微薄，不滿從業現狀，另一方面，老百姓“打車難”的抱怨與日俱增。這充分表明出租車行業存在著嚴重的問題，亟待政府著力解決。作為與老百姓的美好生活息息相關的出租車行業和城市出行領域，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號角聲中，沒有理由成為最後堅冰一塊的“特區”。
二、對專車等互聯網出行模式創新的鼓勵應當落實到具體政策上
隨著互聯網智能手機與各種應用的使用、普及，互聯網打車軟件的橫空出世、“專車服務”等全新的出行理念和技術手段的革新，新的技術手段在為廣大乘客帶來重大利好的同時，也刮起了顛覆傳統出行方式的旋風。作為新生事物，互聯網打車軟件契合了當前人們日漸更新的生活、出行、消費方式，類似快的一號專車、滴滴專車等新興互聯網專車服務在車輛硬件、司機服務水平、安全技術監控條件以及保險理賠制度上都遠遠高於傳統出租車。
然而，這樣受到廣大人民群眾歡迎的服務卻屢屢遭到各地方交通執法部門的“嚴打”，被扣上非法營運的帽子。一方面地方交通執法部門對出租車行業因壟斷造成的供給不足、服務低劣、黑車橫行（據統計全國黑車超過200萬輛，接近出租車的兩倍）等問題長期視而不見，卻對車輛、服務、技術和安全性更高的互聯網專車進行針對性執法，阻撓人民群眾選擇更加符合自身出行便利的服務，強迫大家去忍受出租車惡劣的服務或乘坐毫無組織和管理的黑車，這恰恰是李克強總理在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所批評的“為官不為、懶政怠政”行為。
因此，為互聯網專車等技術驅動下的新興出行方式正名，並創造有利的制度環境，使其在陽光下健康發展，不僅能為解決廣大人民群眾的出行難問題提供可能，同時也將為其他領域的改革提供新的樣版。
三、具體建議
針對當前我國城市出行現狀，為了廣大人民群眾能享受到更舒適、便捷、安全、實惠的出行體驗，特提出如下建議：
1. 將政府職能由出租車行業管制和審批者轉向服務和監督者，改變對出租車行業的行政計劃管理模式
當前，我國出租車行業的傳統管理方式是通過出租車公司對司機進行組織、調度和日常管理，政府相關部門並不直接面對車輛和司機。這種以審批為關鍵的管控方式，有著極為明顯的計劃經濟時代色彩。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不斷完善，計劃經濟色彩明顯的傳統出租車行業管理機制暴露出越來越多的體制弊端和危害，其造成的結果是老百姓抱怨打車難、出租車司機抱怨收入底，且所有怨氣最終都指向了政府，而出租車公司卻成為了暴利行業。
傳統的出租車運營管理機制有效簡化了交通行政管理部門的工作，僅是審批給出租車公司運營執照，而管理司機、車輛，以及為老百姓提供更優質、滿意的出行服務的責任也相應推給了出租車公司，有著明顯的“惰政”嫌疑。因此，改革出租車行業首先應從改革政府角色入手，徹底改變單純審批牌照的單一管理模式，而更多轉向監管出租車從業者和經營企業，並為之提供相應的政策環境。
2. 打破出租車特許經營的行業壟斷，實行真正的市場化運營機制
長期以來，我國出租車行業的政府管制行為主要包括出租車的質量管制、數量管制與價格管制。這導致的直接結果是某些出租車企業的行業壟斷，因為在總量控制和出租車特許經營制度下，出租車行業沒有實現充分的市場化。憑借總量控制和出租車特許經營制度，出租車特許經營權成了出租車公司手中的稀缺資源，出租車司機和消費者都處於弱勢。這其中，運營牌照的審批是現行出租車運營機制的核心，我國幾乎每個城市都由政府部門控制出租車運營牌照的總量控制。因此，這帶來的必然結果是，出租車運營牌照的價格高企。據媒體報道，上海出租車牌照轉讓價格一度被炒到50萬元以上，沈陽的出租車車標價格上漲到80萬元，仍供不應求。
此外，出租車價格也實行政府管制，政府定價，沒有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推動出租車行業的市場化改革，就是根據車型、駕駛員素質與服務水平、上下班高峰期、油價浮動等多方面因素，由市場競爭形成出租車數量的有效供給和均衡價格。
3. 利用互聯網思維與技術的優勢，實現城市出行領域的互聯網化和市場化
僅僅在2012年才成立的快的打車、滴滴打車等互聯網打車軟件，憑借革命性的互聯網思維、借助移動互聯技術，以高效、快捷的特點精準對接老百姓的出行需求，為老百姓提供了快速、便捷、舒適、安全的出行體驗。據媒體報道，截至2014年12月，我國打車軟件累計賬戶數量達1.72億。
打車軟件的一個特色服務是“專車”。在2014年10月開始，互聯網“專車服務”快速發展，極大地沖擊了傳統的城市出行方式。在這背後，體現的正是城市公共出行的旺盛需求和差異化發展趨勢。根據媒體報道，互聯網專車具備以下功能：
1）能夠根據市場需求變化提供動態的運能供給，解決人民群眾打車難、出行難問題；
2）能夠為不同群體提供多元化、個性化、差異化的出行服務，例如為有孩子的乘客提供兒童安全座椅、為殘疾人提供專業設備、為商務人士提供高端商務車型等等；
3）能夠將大量閑置的交通資源利用起來，包括租賃車輛和社會車輛，同時避免道路資源和停車資源的浪費，提高整個社會資源的使用效率；
4）能夠促進就業和環保，據統計未來專車可以創造2000萬工作崗位，同時大大減少公車、私家車的購置和使用；
5）能夠從根本上擠壓黑車的生存空間，同時促進出租車行業服務水平的提升。
6）能夠通過技術手段為城市交通部門的決策和日常工作提供龐大精準的數據支持和分析依據。
“專車服務”的異軍突起生動地表明，現在公眾的出行需求遠未被滿足，尤其是差異化個性化的需求還存在巨大的缺口。當前，圍繞各類“專車服務”還存在不少爭議，但簡單的禁止、取締、打擊無助於我國出租車行業的改革。“專車服務”帶來的主要啟示是，如何把“出行的人”與“有車的人”通過合理方式連接起來。政府作為監管部門，應建立打車軟件、“專車服務”的市場規範，整合閑置運營資源，在合理的政策監管規範下，完全可以嘗試開放社會車輛資源（前期可以嘗試在部分城市進行試點），讓社會車輛通過交管備案、考核等審核機制，加入到城市出行體系中。
4. 大力支持專車等新生事物的發展，並為其創造健康的發展環境
盡管各地交通部門紛紛給互聯網專車扣上“非法營運”的帽子，但是廣大人民群眾並不買賬，輿論也堅決地站在了市場和創新企業的一邊，這說明地方交通部門的做法是不得人心的，在2015年1月由於全國多個城市粗暴地打擊專車，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不滿，引發了一場持續半個月之久的出租車改革和專車合法化的全民大討論。最終，國家交通運輸部公開表示，“專車”對滿足運輸市場高品質、多樣化、差異化需求有積極作用，並明確承認由租賃公司提供具備租賃資質的車輛、由勞務公司提供駕駛員代駕服務，由互聯網信息平臺進行信息撮合提供給消費者的專車服務是合法的。
然而，專車問題並未因此而得到根本解決，首先，由於交通運輸部只是做了一個聲明性的表態，並未下發具體文件和政策條令，各地方交通執法部門仍然可以以現有法律政策沒有更新為理由繼續打壓符合交通運輸部聲明中標準的“合法專車”；其次，由於租賃行業長期和出租車行業一樣存在嚴重的計劃經濟痕跡，同樣是一個牌照數量高度管制的行業，許多租賃公司因為拿不到牌照，為了生存和發展只能采取社會車輛掛靠的形式獲得車源，隨著專車的逐漸發展，合法的運能必然無法滿足市場的需求，如果不破除租賃行業的牌照數量管制，使其從審批制轉向備案制，讓符合安全標準的社會車輛可以合法租賃，其結果必然會重蹈出租車行業的覆轍，而專車也將一直被扣著“非法營運”的帽子，無法在陽光下健康發展。
政府的作用在於為廣大人民群眾創造一個可以提供質量最優、價格最合理的服務市場，而不是以自己便於管理為出發點，甚至人為地提高社會的交易成本、限制技術和市場的發展，為既得利益者提供保護傘，從而損害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出租車公司的整體性盈利、無淘汰機制的現狀和租賃行業的管理混亂的根本原因都是由於政府的角色發生了錯位，不合理的管理體制扭曲了出租車資源的合理有效的配置。真正放開城市出行的市場，在互聯網技術下實現“共享經濟”，讓社會車輛和更多的社會資源可以光明正大地參與到城市出行服務當中，這既是全球各個國家和地區城市交通的發展方向，也是切實解決目前國內各大中型城市交通資源匱乏、出行日益困難的根本路徑。
本文為作者投稿，不代表本刊觀點，如需轉載或有疑問請聯系微信號heimage0001。
做文化產業摘“睡城”帽子 燕郊樓市“喊漲”聲起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5-05-03/913071.html
編者按：據新華社消息，習近平主持會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30日會議審議通過了《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至此，京津冀協同發展明確成為國家戰略。那麽，三地的樓市脈搏能否跳到同一個頻次上，已被視為焦點。
燕郊作為距離北京最近的區域，當地樓市的發展和京城密切相關；天津武清則處於京津冀交界處，是三地樓市均衡發展的風向標。《每日經濟新聞》以燕郊和武清作為京津冀樓市發展的樣本，展開了調查。
每經記者 王傑 實習記者 杜靜 發自燕郊
京津冀三地常被稱為“雙黃蛋”，北京、天津是“蛋黃”，河北環繞於外是“蛋清”。“蛋清”與“蛋黃”的早日融合--推動京津冀一體化，是河北的長久期待。
攤開地圖，很容易發現廊坊處在京津冀交匯的中心，而廊坊有一塊飛地盤踞京津之間，能天然汲取雙“蛋黃”的精華。這塊飛地就是廊坊市三河市、香河市、大廠回族自治縣，也被稱為廊坊“北三縣”。
“北三縣”中，有個地方被戲稱為“不是北京的北京”、“北京的編外縣”，那就是河北燕郊。
雖然距離天安門只有30公里，但燕郊到北京的道路，被購房者稱為“天路”。
偉業我愛我家集團副總裁胡景暉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燕郊承擔了北京人口疏散的功能，在北京東面一帶上班的人，買不起北京的高價房，就選擇到燕郊居住，因此，燕郊成為北京東部房價接受力偏弱的人口溢出地。但由於北京交通跟河北的接駁並不順暢，“每天很多人五六點鐘就得起床，通勤時間一個多小時。”因此燕郊有“睡城”之稱。“這幾年燕郊的房價波動也很大，只要北京的房價一有波動，那燕郊的基本上要放大兩三倍。”胡景暉說。
燕郊樓市：年後喊漲
“過了河就是燕郊了。”疾駛的跨省公交930路穿過潮白河大橋時，河南人老鄭指著河東岸鱗次櫛比的大盤告訴身邊的老鄉。
2012年，在北京做社區蔬菜生意的老鄭在燕郊購得一套房產，算是在北京安家落戶了。
興達廣場小區站是進入燕郊的首站，無論春夏秋冬，這里都聚集了發小廣告的帶看人。“哥（姐），看房嗎？”成為高頻語句。
“農歷新年一過，燕郊的樓盤普遍又漲了五六百。”今年3月28日，當《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購房者身份詢問夏威夷藍灣銷售人員項目價格時，對方表示“已經從年前的9000~9500元/平方米漲到了11000元。”
首爾甜城、燕郊孔雀城、上上城理想新城等多個項目的銷售人員均表示，房價較之年前有所上漲。
“年前大概賣9500元/平方米，現在高層產品10300元，洋房11800~12000元。今天剛好南區洋房有一棟首次開盤。”首爾甜城項目銷售林小姐正忙著向其他客戶介紹項目情況。
對於燕郊的項目漲價，百世金谷總經理劉文軍認為，這屬於合理回調。2013年燕郊樓市經歷一番波動，在通州商務服務中心、首都經濟圈、京津冀一體化等利好消息帶動下，燕郊樓市逐步回調至2013年略低的水平。
“喊漲”能否得到購房者的認同？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隨機采訪了意向購房者小潘。小潘告訴記者，去年北京樓市形勢都不好，燕郊房價和北京幾乎形成共振，他準備再觀望一段時間。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教授趙秀池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燕郊承接了大量在京就業人口的居住功能，如果沒有像樣的產業落地，很難摘掉“睡城”的帽子。隨著北京人口的不斷增加，燕郊房價與北京同進退也將是常態。
摘帽途徑：京城度假輔助生活區
百世金谷總經理劉文軍說，從房價看，燕郊與北京存在嚴重斷崖，潮白河一隔，房價卻差了不止一半。隨著京津冀一體化的發展，同城醫療、教育資源以及交通配套的不斷完善，燕郊房價應該會迎來合理上漲。
他認為，燕郊經過十多年的開發，已經基本成熟，現有可供應地塊越來越少。年後招拍掛地塊出現了熱搶，主要是位置比較好，土地市場的價格還是在合理增長。
泰禾集團總裁助理、品牌總監沈力男表示，燕效目前就可視作北京的一部分，土地已經極其稀缺，未必搶到了。地鐵也要與北京接軌了，更是利好。
人員的大量遷入，讓這個小鎮嚴重超載。由於沒有地鐵、輕軌，公交一直是居住在燕郊的上班族們的首選。
“上下班的時候，趕的點不好的話，連來3輛車你都不一定能上去。”購房者張先生說，很多時候不是北京城內的高碑店路口堵車就是通州區北關堵車，過了京通快速公交專用道時間，堵上一個小時也是家常便飯，30分鐘到國貿只是美好的夢想。
盡管“環首都經濟圈”與“東七環”的概念越提越響亮，但“近京”和“進京”一字之差，卻是量級的鴻溝。
在京津冀一體化的大背景下，解決交通問題固然重要，但在多位業內人士看來，燕郊自身產業的跟進，或是摘去“睡城”帽子的重要途徑。
“燕郊應該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新興產業，吸納更多的就業人口入駐，而不是僅限於吸納在北京就業的人口到此居住。”趙秀池認為，從長遠來看，燕郊應該作為首都的衛星城，從產城一體、居業聯動角度去進行城市規劃設計，而不只具有居住功能。
胡景暉說，相比北京，燕郊有其價格優勢。比如說有很多人到燕郊舉辦婚禮，燃放煙花更隨意，婚禮規模可以搞得更大，但價格比北京要便宜一半都不止。另外一功能就是休閑度假。畫家村宋莊在東面，電視臺和傳媒大學也在東邊。未來燕郊或更適合來配合北京做文化、傳媒創意的產業園，在定位上區別於海澱中關村。
胡景暉認為，在消費配套上，燕郊可以結合一些便宜的購物（類似奧特萊斯），或者一些倉儲式購物，來吸引京城人群。燕郊需在做好北京生活休閑娛樂補充的定位的同時，改造成適合北京人周末度假的輔助生活區域。
黑科技擋不住！蘋果買刷臉器，帽子成導航儀
來源: http://www.iheima.com/news/2016/0110/153702.shtml
導讀 : 蘋果收購Emotient，布局“刷臉”工程；Facebook小紮稱要打造鋼鐵俠那樣的家；從不涉足硬件的Twitter也開始投資智能耳機；戴頂帽子就告訴你東南西北。
行業新聞：
1.蘋果收購人工智能公司Emotient 可解讀表情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蘋果宣布已收購人工智能技術公司Emotient。這家位於聖地亞哥的初創企業致力於通過面部表情分析來判定人的情緒。
Emotient利用人工智能掃描人臉，然後可在數秒鐘內解讀出他們的面部表情所代表的意義，這種技術過去主要是幫助廣告商和銷售人員判斷消費者對廣告或產品的反應。
Emotient可被用於各種領域。廣告主可利用其評估人們對廣告或新產品的反應，媒體公司可利用其評估觀眾對電影或電視劇的看法，零售商則可利用其衡量人們對某種“零售體驗”的感想等。此外，這種技術還可被用於醫療領域，用於判斷病人的感受。
現在還不清楚蘋果將如何利用這種匿名掃描技術，該公司發表聲明稱：“我們時常收購小型技術公司，一般來說，我們都不會討論收購意圖或計劃”。
2.Twitter投資高端智能耳機廠商Muzik
這是Twitter首次投資硬件公司，它是在效仿蘋果投資Beats嗎？
這筆交易的規模雖然不能與keyword/keyword蘋果keyword/keyword收購Beats交易相提並論，但仍值得我們關註。在過去的幾年，Muzik已融資1800萬美元，而Twitt就是投資者之一。
Muzik生產的無線耳機允許用戶通過耳機側面的按鈕來控制音樂，也可以將當前所正在聽的歌曲共享到Twitter和facebook等社交網絡上。這意味著通過這筆交易，Twitter可以直接被整合到Muzik耳機中。
Muzik的第一批耳機將於今年5月發貨。這是一款高端產品，旨在與蘋果公司的Beats等產品競爭，售價299美元。今年夏季，Muzik還將推出一款入耳式產品，售價199美元。
Twitter和Muzik高管均表示，Muzik的技術還將被應用到其他產品中。
與此同時，音樂服務業成為Twitter的一項重要業務，盡管公司尚未制定出最佳的商業化模式。Twitter稱，音樂是Twitter上討論最多的話題，許多忠誠用戶都是音樂人。Muzik將來很可能會與其中部分音樂人簽約，幫助推銷產品。
3.印度擠掉加拿大成為成人視頻第三大觀看國家
最近，成人視頻共享平臺PornHub公布了2015年全球觀看成人視頻的一份報告，報告顯示印度已經成為全球第三大成人視頻觀看國家，美國仍然遙遙領先。
PornHub是全球最大的成人影視視頻平臺，2015年網民在該平臺觀看成人視頻的總時間長度為將近44億小時，每個網民在上述平臺平均觀看12個成人視頻，平臺視頻總計播放次數為212億次。
以國家進行分解，美國仍然是成人視頻觀看第一大國，在所有播放流量中占據了41%，英國排名第二，但是和美國有著不小的差距，印度擠掉了加拿大，成為第三名。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去年，印度政府還準備禁止該國網民觀看海外的成人視頻。
從全球來看，成人視頻用戶最熱的搜索關鍵詞是“女同性戀”，不過在美國地區，最熱的搜索關鍵詞是“繼母”。美國媒體開玩笑指出，這或許反映了美國的某種家庭關系模式。
4.這頂帽子可是一款黑科技
如果你不想在導航時一直低頭看手機，那麽康奈爾大學的一項最新研究將帶來幫助。康奈爾大學電氣和計算機工程學院的畢業生項目中出現了一款帶GPS功能的禮帽，能用聲音提示方向。
項目中最有趣的部分是對聲音的利用。這頂帽子發出的聲音會有方向性。例如，如果你需要向左轉，那麽聲音就會從左方響起。
這一功能利用了聲音方向定位，即人類大腦對音源方向的判斷。此外，設備還能監控用戶頭部的朝向，而GPS模塊則能跟蹤用戶的來路和去路。
這款設備配備了雙聲道立體聲耳機，能及時地告知用戶方向，例如在什麽時候需要過馬路或是拐彎。這一方法可將給殘障人士帶來幫助。
5.紮克伯格2016年新年挑戰：造人工智能管家
每一年新年到來之際，Facebook CEO馬克·紮克伯格都給自己定下新的挑戰目標。他往年的挑戰目標是：每天戴領帶上班（2009年）、學習漢語（2010年）、只吃自己殺死的動物的肉（2011年）、每天寫代碼（2012年）、每天跟除Facebook員工之外的不同的人見面（2013年）、每天寫一封感謝信（2014年）、每兩周讀一本新書（2015年）。
2016年，紮克伯格想要跟鋼鐵俠那樣擁有一個智能管家，他要挑戰自己造出自己的賈維斯（JARVIS）。
紮克伯格稱他將從了解現有的一些最基本的智能家居技術開始——他是亞馬遜Echo的粉絲——然後為自己的家定身打造一個人工智能管家。
以下是紮克伯格在Facebook上發布的通告全文：
每年，我都會接受個人挑戰，學習新事物，在Facebook的工作以外獲得成長。我近年來的挑戰目標包括每月讀兩本書、學習中文、以及每天認識一位新朋友。
我2016年的個人挑戰是開發簡單的人工智能技術，用以控制家庭環境，並協助我開展工作。你可以把它想象成《鋼鐵俠》中的人工智能助手賈維斯。
我將從了解市場上已有什麽樣的技術開始。隨後，我將教會人工智能助手識別我的語音，以控制家中一切，包括音樂、照明和溫度等等。我要教會它臉部識別技術，朋友來按門鈴時讓他們進入家中。我將教會它提醒我，當我不在Max（紮克伯格的女兒）身邊時，她的房間里是否發生了什麽事需要我去查看。在工作方面，它將通過虛擬現實技術幫我實現數據可視化，幫助我開發更優秀的服務，更有效地領導我的公司。
我每一年的挑戰都有一個主題，而今年的主題就是發明創新。
在Facebook，我花了很多時間與工程師們一起開發新產品。深入了解技術項目的細節總是能讓我得到回報，比如在Internet.org項目中，我們探討開發太陽能飛機和衛星，提供互聯網接入服務；在Oculus項目中，我們會了解所設計的控制器或軟件的細節；在Messenger項目，我們詳細討論了用以回答大家問題的人工智能技術。但自行開發產品將帶來完全不同的回報。因此，今年我的個人挑戰就是去做這件事。
對我自己來說，編寫代碼是有趣的智力挑戰。我期待著跟你們分享我在這一年中學到的東西。
6.風投交易第四季度銳減暗示獨角獸時代即將終結
市場調研公司CB Insights在即將發布的報告中指出，受初創公司巨額融資減少的影響，風險投資在去年第四季度驟然遇冷，投資總額較上一季度下滑了30%。
去年10月曾有報告指出，風險投資公司當時的融資規模已低於前幾個季度。當時，一些知名風險投資人，包括Union Square Ventures的弗雷德·威爾遜（Fred Wilson）就已經指出，獨角獸公司（估值達到或超過10億美元的初創公司）的美好時光即將結束。
CB Insights在1月19日將要發布的報告中指出，2015年第三季度，全球有72家受風險投資資助的公司募集到超過1億美元資金；到了第四季度，這一數值已經降至39家；第三季度出現了23家新獨角獸公司，而第四季度只出現了9家獨角獸公司。風險投資的交易活動已經創出自2013年第一季度以來的最低水平。
事實上，過去的幾個月中此類警告已不斷的出現。去年12月，普華永道提供的數據暗示，科技初創公司避免進行首次公開招股，部分的原因是擔心公開市場不會理財它們在私有市場的高估值。去年11月，部分投資公司已對投資的初創公司進行了資產減損，其中就包括了Snapchat、Zenefits等知名的科技初創公司。
大佬聲音：
黑莓首席執行官程守宗（John Chen）在2016年CES大會上發言，解釋了黑莓為何還沒有退出智能手機市場的原因。他說：“我個人堅信，黑莓肯定能從智能手機上賺錢，而且這個時間已經接近。”
為了加速推進計劃，程守宗宣布黑莓將與初創企業Sharecare合作，後者幫助醫生安全地訪問和共享醫療記錄。即使有如此多的龐大計劃，但程守宗承認，市場對黑莓的信心依然在降低。
三個山東大漢 靠龜毛拍出超夯《琅琊榜》 畫面構圖用科學精算 一頂帽子做五款來挑
2016-01-18 T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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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琊榜》一劇去年先在中國走紅，又搶入台灣市場，成為觀眾街頭巷尾的話題。創作團隊靠著對細節的堅持，硬是在「架空」虛構的歷史中，填入了文化的底蘊，靠著「龜毛」，創造出戲劇雅俗共賞的可能性，被稱為「現象級」大戲。
北宋慶曆六年，歐陽修被貶為滁州太守，他在現今安徽省西南邊的琅琊山中，娛情山水、恣意痛飲以排遣貶官的抑鬱。他盛讚琅琊美景，名篇《醉翁亭記》於焉出
世。琅琊山上除去「醉翁亭」，還建有古梅亭、洗心亭、會峰閣等名勝。「會峰閣」前身為「會峰亭」，建於明代，後被毀改建，如今築於南天門上，琉璃黃瓦，隔
上二十四個鈴角，山風撫處，金聲四起，韻致古雅。 好笑的是，二○一五年十一月，滁州琅琊山景區竟把「會峰閣」易名為「琅琊閣」，新匾額落款上竟寫了宋代大詩人「蘇軾」之名，時空真亂了套！簡直像是某些粗製濫造的「穿越劇」，不顧考證。
當然，琅琊山景區的「改名之舉」其來有自，中國戲劇《琅琊榜》去年九月推出後，在中國紅火，它被稱為「現象級」電視劇（指在社會上掀起波瀾影響甚鉅），曾
拿到中國五十個主要城市收視第一，網路總點擊率多達上億次，以苛刻嚴厲著稱的「豆瓣電影」網友，也給該劇打上高達九．二分的高分，稱其為「良心劇」。 劇中英俊瀟灑的梅長蘇（胡歌飾演）、英武質樸的靖王（王凱飾演），都成了街頭巷尾的「談資」（意即話題），《琅琊榜》在台灣播出，同樣紅遍全台，連民國黨副總統候選人徐欣瑩，在電視辯論會中都自比「靖王」，顯見此戲之熱。 至於琅琊山景區要攀之附之，看來也情有可原，畢竟人家紅，沾光罷了。 把「虛」玩成「實」 架空歷史中，填入文化底蘊?
《琅琊榜》的故事改自同名網路小說，該劇劇本同樣出自原著作者海宴，琅琊山景區改名之荒謬在於：海宴在《琅琊榜》中設定的時空並非「歷史」、亦非野史，而
是「架空」的歷史，一切情節皆屬虛構；「會峰閣」有其歷史淵源，山景區卻自絕其厚實的文化血脈，去炒作虛構之物。 倒是《琅琊榜》，這故事縱然虛構，卻蘊藏戲中的「中國文化」揉得扎扎實實，從美術到禮法、從妝髮到服飾，一切有所本，琅琊山景區把「實的」玩成「虛的」，《琅琊榜》的成功，卻在於它把「虛的」當成「實的」在玩。 《琅琊榜》的製作團隊挺有意思，編劇海宴是幕後藏鏡人，在外界眼中，她是「最神祕的小說家」，網路上卻幾乎連張近照也查不到，大抵只知她是上班族，任職於一家地產公司，背著房貸車貸。
至於製作人、導演們倒因為戲宣傳，不時得露個面，如果當今天下確實有個「琅琊榜」，《琅琊榜》製作人侯鴻亮和導演孔笙、李雪，非得列名其中。三人都是山東
漢子，孔笙是老大，侯、李稱之為師傅，他們全是攝影出身，拍過題材無數，除《琅琊榜》外，《闖關東》、《鋼鐵年代》、《北平無戰事》、《偽裝者》等都出自
他們之手，這些片子因題材嚴肅、富有道德感，被視為「正劇」。也因「正劇」調子沉鬱陽剛，收視率常比不上其他花團錦簇、男歡女愛的愛情戲。
中國觀眾仍習於買單「具有宣傳性」的要素，如偶像、新鮮感、故事衝突與新聞性人物等。中國名編劇于正就直言：「我自己寫劇本，都是通過對市場分析後做過計
算的。」《宮鎖連城》或陳妍希主演的《神雕俠侶》，都抓緊了市場需求，就算戲中演員被評演技爛、作品遭斥劇情鬆散，「吸人眼球」的能力卻是一流。大明星范
冰冰出資、拍攝的《武媚娘傳奇》，也靠著半露酥胸、大紅亮綠的風格，成就了一番毀譽參半的名劇。 IP好、顏質高 當紅網路小說，擁大量粉絲二○一五年底，于正推出戲劇《雲中歌》，同樣，角色容顏貌美、色調粉嫩輕巧，收視同樣不差，但這次「于正劇」的表現，卻顯然不及「正劇」《琅琊榜》。
孔笙、李雪、侯鴻亮此番到底祭出了什麼法寶？其一當然是「IP」選得好（IP，Intellectual Property
意指智慧財產權），中國戲劇、電影都喜歡往漫畫、小說尋找題材，好IP擁有高知名度，也擁有大量粉絲，暴紅的《步步驚心》、《後宮甄嬛傳》、《花千骨》等
片，無一不是IP劇。 《琅琊榜》同樣也是當紅網路小說，孔笙、李雪、侯鴻亮的選擇合乎市場規則。同樣的，這次《琅琊榜》中的主角胡歌，原是中國著名小生，王凱同樣帥得很，套句中國人用的話，此戲「顏值」極高，君不見多少網路「小編」如癡如醉，硬是要把「太帥了！」連說三次。
但只以「IP」、「顏值」作為《琅琊榜》成功的理由，顯然不夠周全。中國影視成長，戲劇產業也火燙，然而隨著這種勢頭，許多「與劇情無關」的花費竟占了拍
片成本大半，圈內盛傳，明星主演片酬，超過成本半數比率的不可勝數，最後「五毛特效」、「五毛服飾」等暗諷戲劇隨便、東拼西湊的說法也不脛而走，爛戲大
賣、票房佳而口碑差，「本末倒置」的狀況也時有所聞。 妝髮服飾超講究
劇中人物，依地位改變造形《琅琊榜》的美術設計邵昌勇與孔笙、李雪、侯鴻亮同鄉，講起話來帶著濃濃山東腔，四人相識近二十年，「我們務實吧！不然走不到一
塊。」問起幾人的相處方式，只見他悠悠地說：「也沒什麼故事，我們不大想其他事，只是大家都知道『不能來虛的！』」造形師蘇志勇也說：「我們在一個認真的
狀態下，實在地做事，不離譜、不誇張，但求到位。 」
《琅琊榜》成本高達一．一億元人民幣（約新台幣五．五億元），美術部分也花了超過一千萬元人民幣，錢花在刀口上，侯鴻亮說的：「演員片酬絕沒超過五成。」
就是這種對故事、對內容的堅持，才成就了《琅琊榜》的高度，邵昌勇還不太滿意，笑說若再有多一點錢，美術能處理得更細緻。
《琅琊榜》從美術到造形，參照了魏晉南北朝南梁時期的文物。光是戲中梅長蘇在金陵的宅邸，邵昌勇就花了兩個多月準備。梅長蘇宅邸是在浙江省的橫店影視城拍
攝，影視城已有現成建築，但為求拍出氣氛，「我們把裡頭整個重新改造，打通兩個場景，把建築改成秦漢以來的形式。」不只這間宅邸，包括梁王大殿、比武場、
親王宅，每間建物不是憑空搭造、就是改建裝潢，完全不惜血本。
蘇志勇談到妝髮時興致高昂，「梅長蘇的髮冠，是用白玉製成。」他籌備時，準備了木冠、青玉等五款大小冠帽，「太沉也不行，尺寸也要合適。」最後飾有獸首的
白玉冠，果然襯托出梅長蘇絕塵雅士的儒生氣質。至於皇后、貴妃、親王、郡王也各有講究，靖王的母親靜妃，原本地位較低，頭上只能裝飾普通飾物，隨著地位漸
高，頭上「鳳簪」也越來越多。《琅琊榜》中，只有皇上戴冕，但親王冠上卻也以「二珠」、「五珠」、「七珠」等彰顯地位，儘管只是細節，但細看劇中人物，他
們在政壇或浮或沉，造形也隨之改變。 妝髮、美術上講究，劇組也沒放過「文化禮儀」，《琅琊榜》找來「古禮專家」李斌推敲，一揖一拜都有其道理。靜妃在一場戲中，要面對太皇太后、皇后、貴妃以及公主，她對太皇太后行最重的稽首禮，再分別對其他后妃行不同禮儀。 梅長蘇身為名士，常有人求見，但他體弱，所以隨著劇情發展，他開始時正襟危坐，最後卻要半臥而不失禮數。梅長蘇的戀人霓凰郡主，常年南征北討，在劇中總是行男兒禮，直到她與梅長蘇相認，才情不自禁擺出「萬福」（指古代女子見面用的禮節）。 李斌笑說，開始時演員被折磨得很慘，但到最後，拱手跪拜自然融入肢體。劇中太皇太后去世時，眾人行《周禮》中的「振動」大禮，此乃戰慄變動之拜，禮儀做得到位，也表現出《琅琊榜》作為歷史劇的厚度。 構圖精緻如教科書
用黃金分割，詮釋完美畫面李斌坦言：「有些劇組，請我們去，也不太要我們教，就讓我們當個擺設。」但《琅琊榜》確實不同，從硬的到軟的，從實的到虛的，都
以文化為本，所有事情都一古腦兒全做到底，孔笙認為自己拍片「笨」，但這種結實的笨方法，反而比花拳繡腿更拳拳到肉。
孔笙、李雪、侯鴻亮都出身攝影，《琅琊榜》的畫面、構圖也確實精緻如同教科書。「對稱式構圖」不說，Ｖ字構圖、由費布那西數列（Fibonacci，又稱
費氏數列，由數學家費布那西使用兔子繁殖來詮釋這個數列）畫出的黃金螺旋構圖、黃金分割對角線構圖、井字法則、三分律等構圖全用上了。孔笙曾驕傲表示：
「畫面和光影很重要，是完美詮釋故事不可或缺的手段。」無論光線、場景，這群被戲稱為「處女座」的製作團隊，斟酌得近乎苛求，儘管戲中最後被挑出幾場穿幫
戲，終究瑕不掩瑜。 細數劇中細節，《琅琊榜》的成功顯然不是僥倖，蘇志勇說：「我們得實實在在地花錢，該花一百萬，就是一百萬！鳳冠該用黃金就不用銅！」「良心劇」實至名歸。
金庸曾引查繼佐詩曰：「縱橫鉤黨清流禍，峭蒨風期月旦評。」作《鹿鼎記》第一回回目，「縱橫鉤黨」意指結黨圖利；「月旦評」意指品評人物。《琅琊榜》中，
皇子們奪嫡求位不擇手段、選天下英雄，也與詩合。以此句作結，在於呼應文首，琅琊山景區與其去攀附別人的成功，硬是把亭子改名，倒不如扎實做好細節，《琅
琊榜》即是此例，它叫好叫座，這倒也與詩合。 撰文 / 陳亭均 |
山西解決爭戴“貧困縣”帽子問題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6025
（CFP/圖）
山西省今年將建立貧困縣退出機制，明確貧困縣、貧困人口退出標準、退出程序，推行脫貧成效第三方評估機制，發揮社會監督和輿論監督作用，增強脫貧成效的公信力，堅決杜絕數字脫貧、算賬脫貧。
一些地方之所以鐘情於“戴貧困帽”，一方面是覬覦發展政策和扶貧資金的傾斜，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貧困地區退出機制的不完善、不健全、不規範。健全退出機制，把“貧困不貧困”由地方政府的“自說自唱”變為第三方科學合理評估，對符合退出條件、達到退出標準的地方實行有序清退。這在切實增強脫貧成效的同時，也讓扶貧政策與資源真正成為“雪中送炭”，從而實現扶貧由“大水漫灌”到“精確滴灌”的轉變。當然，對於貧困地區的“帽子”也不能一摘了之，有關部門和單位還需做好後續跟蹤服務，密切關註地方的發展現狀，主動引導、合理幫扶，強化持續“造血”功能，讓貧困縣“脫帽”後仍有發展後勁。
（文章出自：中國紀檢監察報）
江西贛江新區獲批：已沒啥“含金量”的帽子為何多地搶？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7161.html
作為長江中遊地區四個省會城市中經濟總量最小的南昌，近年來正不斷發力做大中心城市，帶動整個江西經濟的發展。
6月14日，中國政府網公布《國務院關於同意設立江西贛江新區的批複》，要求把建設好江西贛江新區作為實施國家區域發展總體戰略、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重要舉措，為促進江西經濟社會發展和中部地區崛起發揮更大的作用。
打造昌九一體化龍頭
此前，中部地區只有一個國家級新區，即去年4月獲批的湖南湘江新區，當時中部地區提出申報國家級新區的包括河南鄭東新區、江西昌九新區以及武漢新區。今年兩會期間，江西代表團首次提出了“贛江新區”的說法，表示根據國家發改委的意見，“昌九新區”改名為“贛江新區”，當時國家發改委正在征求各部委意見。
此次獲批的贛江新區範圍包括南昌市青山湖區、新建區和共青城市、永修縣的部分區域，規劃面積465平方公里，主要是南昌和九江結合處，贛江新區的建設，有利於進一步打造昌九經濟走廊、建設大南昌，提高核心城市的帶動作用。
南昌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劉耀彬對第一財經分析，江西要對接長江經濟帶，就必須要有一個對外開放的重要平臺。此次贛江新區上升為國家級新區，不僅可以促進昌九一體化，而且也可以發揮核心城市的輻射作用，帶動整個江西的發展。
由於歷史的原因，在長江中遊幾個省份中，江西的經濟基礎比較薄弱，城鎮化水平比較低，經濟體量比較小。在四個省會城市中，南昌經濟總量最小，與武漢、長沙和合肥均有不小的差距。
第一財經記者統計，與長江中遊其他核心城市相比，2015年，南昌GDP僅相當於武漢的36.5%，長沙的47%，合肥的70%。
而且，一個區域的發展必須有一個引領者才能帶動整個區域更快地發展，從城市的經濟首位度看，2015年，南昌經濟總量只占江西省的24%左右，而同期武漢約占全省的37%，長沙為28%，合肥占到約26%左右。
在這幾個省會城市中，南昌的人口、經濟規模最小。2013年的數據顯示，在人口規模方面，南昌城區人口為248萬，而合肥達到331萬，長沙達到348萬，武漢為628萬。在產業方面，南昌現有的產業基礎仍比較薄弱，缺乏幾個“頂天立地”的企業帶動。
南昌市發改委總經濟師柳華此前就對第一財經表示，核心城市對一個省的發展十分重要，南昌做強做大了，整個江西在中部也會更有競爭力。
目前南昌正加快城市擴張，吸引巨型項目落戶，通過擴大城市規模，提高整個城市的集聚和輻射能力。不過，光靠自身的力量顯然還不夠。對南昌來說，與本省內的重要沿江港口城市九江聯手起來，打造“昌九經濟走廊”，全力推進昌九一體化十分關鍵。
根據江西“十三五”規劃，“十三五”期間，將深入實施“龍頭昂起、兩翼齊飛、蘇區振興、綠色崛起”區域發展戰略。龍頭即為昌九經濟走廊，而昌九一體化的核心即為贛江新區。
批複指出，建設好贛江新區，對於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加快內陸地區開發開放具有重要意義。要努力把贛江新區建設成為中部地區崛起和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重要支點。
“國家批複贛江新區，目的就是希望我們走綠色崛起之路，通過綠色崛起起到示範作用，帶動整個江西的發展。”劉耀彬說。
第18個國家級新區
贛江新區獲批後，中國國家級新區擴容至18個，此前17個分別是，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重慶兩江新區、浙江舟山群島新區、甘肅蘭州新區、廣東南沙新區、陜西西鹹新區、貴州貴安新區、青島西海岸新區、大連金普新區、四川天府新區、湖南湘江新區、南京江北新區、福州新區、雲南滇中新區、哈爾濱新區和長春新區。
我國自1992年10月設立第一個國家級新區——上海浦東新區以來，到2012年10月之前的20年之內，一共批複了6個國家級新區。近年來，各地掀起申報國家級新區的熱潮。除了已經獲批的18個國家級新區，還有不少城市提出要打造國家級新區，包括武漢新區、鄭州鄭東新區、烏魯木齊新區、石家莊正定新區、沈陽沈北新區等。
盡管目前的國家級新區政策含金量已經非常小，尤其是地方政府最為在意的財稅政策優惠方面幾乎沒有，但地方爭建國家級新區表明這頂“帽子”仍有不少意義，尤其是地方新區獲批國家級新區往往意味著地方的發展思路和定位、措施獲得國家認可。
湖南社科院城市發展研究所所長童中賢認為，當前國家級新區建設仍有重要意義。尤其是在國家大力推進的新型城鎮化建設中，中西部地區是新型城鎮化的重點，國家級新區作為新型城鎮化的重要載體可以有效發揮產城融合作用，並且作為區域新增長極，以點帶面帶動周邊區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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