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挪威政府有關部門要求一名在挪威從事科研的中國學者限期離境，其理由為該學者所掌握的專業知識“可能用於軍事目的”。然而，該學者的專業領域是風電項目。

2月4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已就上述事件向挪方進行核實並提出了交涉。中方認為，挪方此舉毫無根據，不僅侵犯了中國留學生的基本權益，也損害了挪威的學術形象。洪磊表示，我們希望挪方采取措施，確保當事學者的學術自由和合法權益，妥善處理此事，使這類事件不再發生。

據外電報道，上月，一名在挪威阿格德爾大學(Agder)從事風電項目研究的中國博士生及其歐洲籍導師被挪威警方要求在1月23日前離境，理由是他們的研究成果和專業技能可能被他國用於軍事目的、制造導彈。

阿格德爾大學是挪威國立大學，有挪威克利斯蒂安桑和格里姆斯塔兩個校區，1994年由6所學院合並而成，2007年獲大學資格，其學術活動則可追溯到1839年。大學的負責人阿格達(TorAagedal)在接受外媒采訪時表示，這名學生拿著獎學金，正在研究風能。他的歐洲籍導師則是應用數學方面的學者，雖然工作涉及範圍廣泛，但其研究沒有任何軍事原因。

“他們立刻就走了。”阿格達表示，“我們以前從來沒有碰到這樣的情況。”

“我們對此很震驚。我們仔細審查了該項目的所有事實。他們兩人所做的一切都是透明的。”他說，根本看不出挪威官方的驅逐決定有何種根據。阿格達還表示，挪威警方在去年夏天告知該大學，正在進行一項調查。

該校校方表示，挪威警方的這一決定毫無道理，並為這兩位研究人員聘請了律師。

其中，這位中國博士生的律師葛諾納斯(NilsAndersGronaas)表示，他試圖讓官方收回驅逐令，但挪威有關當局以涉及國家安全為理由，拒絕讓他查看這一案件中的很多文件。

葛諾納斯還說，被驅逐出境的教師是一位伊朗裔德國人。他補充說，這是一項秘密決定，有違歐洲人權法院相關決議，挪威政府有責任給予澄清。

挪威外交部發言人薩維森回複《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稱：“我們的立場是：無法就這一單獨案件進行評論。不過我們想要強調的是，挪威政府對於中國和挪威研究機構之間的合作是強烈支持的。”

薩維森表示：“在挪威的中國學生和研究人員對挪威的研究事業作出重要貢獻，挪威政府將繼續積極支持挪中兩國的學術合作。”

盡管距離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正式開始，還有1年左右的時間，但隨著民主黨炙手可熱的大佬希拉里、擁有名望家族背景的共和黨人傑布·布什的齊齊亮相，在這條通往白宮的狹窄道路上，擠滿了躍躍欲試的競選人。

與民主黨內希拉里幾乎唱一人獨角戲相比，共和黨內的角逐顯然熱鬧許多。最新消息顯示，共和黨人、億萬富翁唐納德·特朗普16日正式宣布角逐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盡管這是特普朗的第一次參選，但他的出現使得共和黨內角逐總統大選提名的候選者人數朝兩位數進軍，可見共和黨人的黨內角逐才剛剛開始。

針對競選路上的各種熱鬧，以及6月23~24日將於華盛頓舉行的第七屆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S&ED），正處於微妙階段的中美關系將如何走向？17日，在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的研討會上，來自美國萊斯大學貝克研究所的學者與中方學者就“美國大選與中美關系未來”進行探討。

“傑布尚未令人眼前一亮”

美國萊斯大學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主任艾倫·馬圖索（Allen Matusow）在演講中分析道，盡管距離大選正式鳴鑼尚有一段時間，目前唯一能確定的是希拉里將眾望所歸，獲得民主黨的黨內候選人提名。至於共和黨內候選人紮堆的現象，馬圖索認為，目前尚沒有候選人能力壓群雄，成為能與希拉里一搏的對手。

即便是16日正式宣布參選的共和黨人傑布·布什，盡管頭頂“布什家族”光環，但馬圖索並不看好傑布的競選前景。“他的競選政策，甚至是他本人的魅力，都談不上令人眼前一亮。”馬圖索說道，“更何況，他極力想撇清父親老布什、哥哥小布什的影響，但選民總是很容易地能把他們聯想在一起。要完全撇去影響，可不是那麽容易。”

為了證明“傑布就是傑布”，他在競參選的宣傳片中隱去了布什的姓氏。在宣傳片中，他主打州長任內政績，影片則以“傑布，2016！”結尾，可以把自己與他的哥哥小布什區分。

馬圖索強調，“那些現在就急吼吼地預測傑布能走到最後的論調，是錯誤的。但完全無視他的存在，也是不對的，時間能證明一切。”

“中國一定是兩黨外交炒作的對象”

除了點評共和黨和民主黨熱門的總統大選候選人，馬圖索認為，在兩黨各自候選人為爭奪最終提名開啟熱鬧紛呈的拉票時，與2012年相比，2016年的拉票戰有太多的話題將成為兩黨候選人發揮的對象。

在外交政策領域，馬圖索認為，有兩大議題將成為熱門話題，一個是中東問題，一個便是老生常談的中國。對於中東問題，馬圖索提到，自小布什政府以來，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不斷下滑，同時又看到近來極端勢力“伊斯蘭國”（ISIS）的崛起，因此中東問題對於奧巴馬政府是個不小的挑戰。但遺憾的是，奧巴馬政府關於中東地區的政策一直受到國會內部共和黨人的批評，但後者也拿不出好的解決方案。因此，馬圖索認為，在競選期間，共和黨一定會拿中東問題說事，敲打民主黨的軟肋。

至於中國問題，馬圖索分析道，美國歷來是西太平地區的主導，對亞太地區提供安全和繁榮的保護傘，不可忽視的是，近年來中國在這一地區的崛起，使得美國國內的“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對美國在該地區主導權形成挑戰”也是美國內頗有市場的一個論調。

“共和黨內的左翼人士一直都在鼓吹‘中國威脅論’，他們認為中國是敵人，要求美國不斷增加防務支出來對付中國。”馬圖索說，“至於民主黨，由於害怕給民眾造成軟弱的印象，所以也會借機大肆炒作中國給美國帶來的種種威脅。”因此，對中國強硬，不僅被視為有利於保護美國利益，更有利於爭取選民手中的投票。

馬圖索的分析不無道理，目前，中國已成為美國民主和共和兩黨炒作的對象。16日剛宣布參選的特普朗就毫不客氣地在對華問題上站隊，他稱如果中國在貿易中占了上風，他將“打擊中國”。他還稱，中國用商業手段竊取了美國人的就業機會。在17日的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回應道，中美之間經貿合作發展到今天，已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雙向互贏的局面，給雙方均帶來了很大利益。“我相信盡管有一些摩擦，雙方也都能很好地通過現有的渠道處理。”

傑布在宣布參選後於美國保守派媒體福克斯電視臺上首度表明對中國立場，稱“中國是威脅”。即使是民主黨，希拉里素來以對華政策強硬著稱。盡管目前她尚未就中國問題開足火炮，但隨著選戰深入，難不準在具體闡述對華政策時，希拉里再度彰顯出其彪悍的本色。

“中美關系不能被一兩個問題所綁架”

至於大選對中美關系的影響，與會學者表示，盡管在競選階段，美國的候選人愛拿中國問題開刀，但真正到上臺執政後，務實的對華政策不得不是他/她的首選。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美洲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邵玉群指出，中美關系應該被放在更加宏大的視角上去談論，不能總是被一兩個比如意識形態這類老問題所綁架。為此，她指出了看待中美關系的背景：美國是守成大國、中國是新興大國；美國是發達國家，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只有在這一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中美關系。

同時，她也提出，中美關系的真正挑戰在於：美國能否真正尊重中國的發展模式，包括中國的意識形態；中美又能否將在全球層面的合作精神傳導到地區以及雙邊層面。

《第一財經日報》7月21日關於全面二孩政策可能年內開始實施的報道引起社會高度關註。到底生育政策變化會對出生人口數量帶來多大影響，是有關方面在全面二孩政策調研決策時審慎考慮的核心要點。雖然研究方法相異，采用的數學模型不同，但是多位人口學者的研究和預測表明，全面二孩政策放開之後年新增人口最高在600萬人左右，遠低於此前有關方面年新增人口峰值達到兩三千萬人的預測。

人口增量將低於預期

衛計委計劃生育基層指導司司長楊文莊在7月例行發布會上回應全面二孩問題時稱，生育政策的調整事關全局、事關長遠，事關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必須權衡利弊，審慎決策。

據《第一財經日報》了解，在政策調研期間，有關部門最關註的問題就是全面放開二孩到底會帶來多大的人口增量。生育政策調整踟躕的關鍵原因正是在人口增量上沒有形成共識。

到底全面二孩會帶來多大的人口增量?北京大學人口所學者喬曉春認為，全面二孩並不會像此前有關部門擔心的那樣，不會帶來每年數千萬的人口增量。每年增加的出生人口最高估計只有600-700萬，加上目前1600萬左右的年出生人口，年出生人口峰值在2200萬左右，峰值總和生育率也只有2.2到2.3。而且值得關註的是，如此水平的總和生育率預計只會持續一兩年，很快就會一路走低，一直低到目前1.5左右的水平。

2014年，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曾經發文預測，全面二孩會導致每年出生人口最高增加三千多萬人，一度引起業內震驚，也使得決策部門對政策調整望而卻步。

喬曉春分析，要決定全面二孩帶來多大的人口增量，關鍵取決於兩個數據。一是目標人群數量，也就是說，到底全面二孩政策會使多少原本不符合生育二孩條件的人可以生育二孩;二是生育意願，這些符合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人，到底有多少人願意生二孩。

喬曉春認為，此前之所以會計算出每年數千萬的人口增量，一方面是由於沒有刨去雙獨、單獨等已經符合二孩生育條件的人群，確定的目標人群總量超過1.5億人，遠遠高於實際的9600多萬人;另一方面，采取的生育意願指標高達70%，遠遠高於實際的生育意願。

楊文莊在衛計委7月發布會上公布，2014年國家統計局人口變動抽樣調查顯示，單獨二孩政策目標人群中43%有再生育的打算。今年初，國家衛計委開展的專項調查顯示，目標人群39.6%有再生育打算，與2013年的調查相比有所下降。

人口預測專家、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王廣州多年來一直專註於生育政策調整對人口增量的影響。根據他今年發表的題為《生育政策調整中存在的問題與反思》，假定在2015年全國統一放開二孩，2016年新增出生人口為565.8萬人。2017年達到增量最高峰，為583.2萬人。此後逐年降低。

基於王廣州的研究，假定2015年全國統一放開單獨二孩或全面二孩，政策新增出生人口規模估計。

如果全面二孩政策在全國範圍內分批放開，每年新增出生人口數量將會低於王廣州上述預測。

人口學者、生物統計學博士黃文政認為，全面放開二孩後每年新增人口最高峰不會超過500萬。而從單獨二孩在全國的實踐看，全面二孩後的新增人口可能會大大低於預期。

根據衛計委統計，截止到五月底，全國申請單獨二孩總量為145萬，僅占目標人群的13%，遠遠低於衛計委公布的生育意願水平。值得一提的是，在生育意願和生育行為之間，還存在一個明顯的落差。

人民大學人口學者顧寶昌認為，從目前的總和生育率水平和生育意願看，全面放開二孩後，總和生育率也不可能達到2，依然低於2.1的人口世代更替水平。

《大國空巢》作者、美國威斯康星大學人口學者易富賢表示，要看到在目標人群中有大量育齡婦女已經超過40歲，即使有強烈的再生育意願，也不一定就能成功再生育。

易富賢稱，不同年齡階層的女性都會出現生育障礙現象，即無法懷孕或者懷上了但是保不住胎。其中15～29歲婦女生育障礙率為11.0%，30～34歲為14.2%，35～39歲為39.3%，40～44歲為47.1%。

有生育反彈很正常

單獨二孩政策放開前後，相關部門的官員和部分學者曾經提出，要註意避免可能的出生堆積和生育反彈。喬曉春認為，從單獨二孩過去一年多的實踐看，這樣的擔心是多余的。

“我們應該擔心的是政策放開後生育反彈太小。我倒是希望生育反彈能高一些，如果反彈很低，並且很快就開始降低，說明政策調整晚了。”喬曉春說。

2014年12月舉行的第三次生育政策研討會上，多位人口學者圍繞全面二孩政策放開後的出生堆積展開激烈的爭論。絕大部分學者認為，要用科學的態度看待出生堆積。全面放開二孩並不會引起此前擔憂的巨大出生堆積，每年新增加的出生人數將會大大低於預期。

複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彭希哲認為，生育政策調整本來的意圖就是希望出生人口多一些。有出生堆積是正常的。生育政策調整越往後面推，政策的成本越高。

在南京大學人口學者陳友華看來，生育政策調整中出現的出生堆積，是大海在退潮中的回潮。回潮雖然不能改變退潮的大局，但總比沒有回潮好，它可以延緩退潮的速度。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人口學者郭誌剛認為，以前一直認為只要放松生育政策，生育率會必然上升，這是一個人口政策彈簧理論。但事實上，中國目前的低生育率並不僅僅是出於政策壓制，而是存在著很多其他社會經濟及至人口因素的重大影響。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人口學者李建新告訴《第一財經日報》，關於出生堆積的種種擔心其實源自於對人口生產認識的誤區。斤斤計較於數字，忽視了人的權利和需求，忽視了人口結構和形勢的新變化，將會繼續扭曲人口自身再生產，導致人口年齡、性別結構失衡，最終影響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

“現在不少人認為全面二孩政策一放開就萬事大吉了，中國人口問題就解決了，其實並非如此。如果人口不能實現均衡發展，到出生堆積釋放了之後生育率會繼續下降，中國人口會面臨更大的挑戰。”黃文政說。

在第三屆G20智庫論壇上，意大利國際政治研究所歐洲項目主管安東尼諾•維拉弗蘭卡在發言中指出：從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發展潛力來看，其有可能成為新的金融機制的雛形。中國除應積極融入現行體系外，還應以實際行動表明其舉措有助於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

安東尼諾·維拉弗蘭卡分析，“人民幣正在崛起，它早晚會加入SDRS的貨幣籃子，中國要加入SDRS必須要加入到國際支付系統中”。他認為，人民幣應該實現完全可兌換，在國際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推進國際市場的貨物與流通。“對於目前的貨幣金融機制來講，這不是一個大的風險，因為我們已經準備好了來接受人民幣，但是中國本身應該展示出意願和誠意。”安東尼諾·維拉弗蘭卡表示。

東尼諾·維拉弗蘭卡認為，IMF改革相當於一場革命。現在，共和黨在美國占主要席位，共和黨沒有通過這一協議意味著美國不采納這一改革，這對於全球治理整體來講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他提出一個問題：亞投行可能是世界的改變者，不僅是在經濟方面，更是在政治方面的改變者。“我們有57個潛在成員國希望加入中國領導的亞投行，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強烈的政治信號。現在，現在亞投行還不是一個革命，只有將‘一帶一路’相關利益者拉入，它才會成為真正的改變世界的力量。” 東尼諾·維拉弗蘭卡說。

中國在亞投行中發揮的作用如何呢?東尼諾·維拉弗蘭卡進一步分析，從新的協議所簽署的比例來看，中國投資26.1%，如果就此認為中國在這個銀行系統中起主導作用的話，是錯誤的，因為這複制了目前國際金融機構的一個固有做法，比如世界銀行和國際基金組織。

關於如何改變這種結構，東尼諾·維拉弗蘭卡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他說，“對於新的成員國來說，如果你有50%的投票權，這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日本加入了這個新的銀行系統，中國可能會失去一票否決權，這是一件好事，因為這就展示了你可以有一個新的、使中國可以領導的倡議，但是這不是複制已有的、失效的國際金融組織的做法。對於歐盟來說，它也獲得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發揮自己的作用。但是，加入到一個新的銀行當中，他們可以控制一個最佳的實踐，以及實現新的國際的標準，這樣的話他們會獲得更多的尊重，同時改變那種傳統的做法。”

東尼諾·維拉弗蘭卡提出的另一個問題是，亞投行如何融入現行的國際體制並與現有的機構互動。以下兩個方面決定了亞投行在國際背景下的地位和影響。第一，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治理機制和實施行為決定著它能否成功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第二，亞投行與其他多邊經濟機構的關系決定著該銀行能否在改善目前全球經濟治理困境方面產生更重要的影響。

目前，西方大國和新興國家都處於歷史的十字路口：一條道路是加強彼此合作，提高向全球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另一條道路是走向對抗、摩擦並導致現有體系的衰亡。關於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對全球治理的影響，西方大國應意識到變化本身無所謂好壞，新興國家應意識到它們應與發達國家共同承擔重塑現行體系的責任，而不應蓄意破壞現行體系。如果協調得當，上述努力將促使國際社會走上實現“新自由秩序”的正確方向，改進各國際機構的職能，提高多邊合作以提供全球公共產品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