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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樂樂
整理/徐利君

 
一

2011年，我24歲，在浙江一家民營鈷礦采掘及加工企業，從事礦產勘探。次年，我被派往剛果民主共和國——簡稱剛果（金），參與新礦區的籌建與開發。
 
我們一行7人，從杭州出發，經埃塞俄比亞到剛果（金）加丹加省首府盧本巴希市，再乘專用越野車輾轉到達目的地——利卡西市剛博烏鎮馬奔鬥村礦區。全程12000公里。
 
每個去非洲的員工，都是公司的運輸工具。我們就像一支後勤押運分隊，除了自己的隨身行李，還要承擔運輸一部分非洲公司急需物品。7個人，一共22件行李，都是30多公斤的大箱子。單拿我來說，左右各斜挎一臺筆記本電腦，胸口一個單反相機，後背是40升登山包，左手拎一袋藍圖，右手持護照和機票。
 
旅途漫長又無聊。所幸埃航的空姐還算漂亮，身材嬌好，五官立體，長睫毛，大眼睛，眼窩深陷，鼻梁挺直，有點像新疆姑娘，只是皮膚黑了點兒。服務尚可，一路上，為我身邊的印度乘客提供了四份咖哩牛肉飯。
 
途經埃塞俄比亞首都機場轉機。航站樓是一棟三層鋼結構通透玻璃建築，據說也是中國人所建。我用英語詢問轉機怎麽走，對方用標準的中文答：“轉機，那邊！”親切感油然而生。機場安檢處，除了保留內衣褲其它衣物一概脫掉，男乘客拎著褲子到處跑算是機場一景了。
 
候機期間，地勤人員一會兒把我們帶到2號登機口，一會兒5號，一會兒又2號。最後他們決定在7號下樓坐擺渡車。好不容易登上了飛往盧本巴希的飛機，我倒頭便睡。
 
迷迷糊糊中，飛機落了地，乘客就著急忙慌地下飛機。我的兩位同事身手敏捷，早已不見蹤影。此時空姐提示，飛機只是經停。我急急忙忙地跑去找人，人已經坐著擺渡車走了。不一會兒，兩人灰溜溜地跟著新登機的乘客回來了。
 
飛機降落在盧本巴希機場，滑行，可以看到跑道上的條條裂縫。候機樓只有一排簡陋的2層小樓，依稀有我國小城火車站的影子。
 
沒有任何指示，我們只能跟著人流朝著一個小屋走去。拿著中國56式突擊步槍的剛果大兵來回巡邏。進了小屋，發現三個窗口，確切說，是崗亭。排隊過關時，總是有當地人來回詢問。我們都不懂法語，不清楚他們是幹什麽的。海關的人，看著護照，在一個大本子上記錄信息。接著就像是被轟出去一樣，我們在一群剛果警察和海關人員註視下往外走。到了一個門口，不清楚為什麽又被一個胖女人給攔了下來。接我們的黑人同事匆忙過來嘰嘰喳喳說了半天，才把我們放走，只是護照、疫苗證全被扣下了。
 
接機的HR同事告訴我們，黑人會處理好證件的事情，行李也不用管，有人會幫我們取。我們都知道，每個人的行李都會被撬開、搜索一番，值錢的東西很可能不翼而飛。據老同事說，這只是這個機場腐敗現象的冰山一角而已。
 
我們驅車前往設在本市的獨資子公司。
 
盧本巴希市的公路極其簡陋，除為數不多的幾條主幹道是柏油路外，其它的全是土路。汽車過處，塵土飛揚，遮天蔽日。主幹道沒有劃分行車道，看上去也就是雙車道。
 
公司門口是一大段土路，卡車、集裝箱車往來不息，一片繁忙景象。中國保安、黑人保安、黑人警察組成的“國際安保聯隊”扛著槍守衛大門，每有黑人進出，都要經受簡單搜身。辦公場所是一層板房，設施陳舊。迄今為止，獨資公司已成立六年，擁有近300名中國員工、近千名本地員工。其中還有不少中國女生，可以說算是天堂了。接下來我要去的礦區，只有30名爺們兒相依為命。
 
二

來接我的黑人司機叫佛德，是我接觸到的第一個非洲朋友。身材稍顯矮小，肌肉極為結實。那是一種與生俱來的體質。
 
汽車里音樂狂響，佛德自然地跟著節奏哼唱，一路狂飆，駕輕就熟。第一次接觸這個未知的環境，我保持著足夠的戒心，坐到了後排而非副駕駛。
 
正好是4月，雨季剛剛結束。氣溫舒適，並沒有想象中的炎熱，感覺類似我國的昆明。車窗外是一片類丘陵的地貌，遠處濃密的草原，零星的大樹，構成獨特的稀樹草原。蔚藍的天空上，白雲朵朵，像一群吃草的綿羊在無盡的草原上。
 
佛德的英語不怎麽靈光，我又不懂法語，所以兩人的交流總是磕磕絆絆，有時只能手舞足蹈。我遞給他一袋真空包裝的內蒙古牛肉幹。他找不到開口處，使勁撕咬包裝袋。嚼頭十足的牛肉幹，讓他滿意地豎起了大拇指：“Good！”。
 
路過一個破敗不堪的收費站，一群婦女小孩拎著水桶、抱著木盆沖著我們的車子跑過來，把我嚇了一跳。定睛一看，才發現他們拎的是冰鎮飲料，抱的是各種吃食，其中有最熟悉不過的可口可樂。
 
“Chinois！Chinois！”小孩們看到我以後大叫著。當我懂得一星半點兒法語後，才知道他們喊的是“中國人！中國人！”那就像我們小時候見到外國人一樣。他們的目的是向我推銷水桶里的貨物，我唯有微笑著向他們擺擺手。
 
直到夜幕降臨，我們才到駐地。一棟兩層別墅，看上去跟國內農村的小樓並無二致。如果說白天的旅程是令人心曠神怡的郊遊，在夜里，我感覺到的就是空曠無際的黑暗。為數不多的小城鎮，都是暗淡無光。
 
晴空萬里的夜晚，一擡頭便能看到璀璨的銀河，感受宇宙的浩瀚。這樣的景象，小時候我在包頭也見過。
 
三
 
現在佛德已是我們的接待車隊副班長，每個月可以拿到200美金的薪水，算得上當地的中產階級了。大部分人，食不果腹，衣難蔽體。
 
這個國家物資匱乏，多依賴進口，物價很高。利卡西當地大多數人沒有正式工作，要麽務農，要麽幫別人挖礦。
 
利卡西地處隆達—加丹加高原，土壤為貧瘠的紅土，主要農作物包括木薯（一種灌木狀多年生作物）和玉米。人們的耕作方式還是原始的刀耕火種。雨季來臨前，農民燒荒，用自制的鋤頭把地刨好，撒下種子，便不再理會。雨季到來，不僅僅玉米，這塊土地上的所有植物都瘋狂生長，恨不得插根樹枝就能長出一棵大樹來。玉米在旱季成熟，農民不是一次性收割，餓了才下地采摘。
 
木薯是當地窮人的主要食物，塊根富含澱粉，葉子則是最主要的蔬菜。當地人將塊根割下後裝入麻袋綁好，置於河里的淤泥中發酵，曬幹後磨成粉方能食用。因此，這種木薯粉吃起來有一股濃烈的臭味，但當地人卻引以為美食。
 
稍微富裕的人，吃的是一種用玉米粉和木薯粉混合加工而成的面粉。當地人稱之為cima粉，從國外進口而來，每袋零售價10美金左右。
 
無論是木薯粉或是cima粉，“烹飪”手法都一樣。將面粉加水置於鍋中，一邊加熱，一邊用木棍不斷地攪動，直至達到一定稠度。這里所說的“鍋”，其實就是一個奶粉罐，或者其他鐵皮罐。而他們的調料，無非就是鹽巴、辣椒和一種自制的番茄醬。當地的辣椒如小指大小，呈圓形，辣度遠超國內的小米椒。他們也沒有碗筷刀叉之類的餐具，吃飯時，直接用手從“鍋”中抓取面糊糊，捏成團狀（我們稱之為“團團”），蘸著另一個“鍋”中的湯汁——由木薯葉子、洋蔥和番茄醬熬制而成——進食。
 
像這樣的飯食，一天就一頓。有時就靠著幾個芒果、兩根香蕉過上一天。從村里小孩圓滾滾的肚子就可以知道，他們正遭受饑荒。
 
吃肉對他們來說是極為奢侈的事情。盡管當地野生動物眾多，他們自己也養雞、鴨、羊、豬等，但這些都是變現的商品。
 
當地人養雞、養羊或者養豬，都是散養。比如小羊羔產下後，便任其四處遊蕩，自生自滅，只要記住自己放出去的個數即可。等羊長大了，便如數抓回拿去賣了。有時我們去村里買羊，看上哪只就自己動手抓，第一個過來收錢的人便成為這只羊的主人。他們從不為此爭辯。
 
他們散養的豬，我們是絕對不吃的。我們經常看到它們在公司旁邊刨垃圾吃，大廚說這種豬肉有肉蛆。不過土羊倒是肉質鮮美，而且價格實惠，60美金就能買一只。
 
與家畜相比，當地的野味更為中國人喜愛。至今為止，下過我們大廚油鍋的有野鴨、野兔、野狗、麋鹿、穿山甲、蟒蛇……有一次，我們甚至吃了一只被司機不小心撞死的野狼。這些野生動物獵殺起來難度較大，普通人偶然得之，都是賣給我們換錢；在當地菜市場則都能買到，我們最喜歡吃的穿山甲，40美金一只，前年（2012年）還是10美金呢。
 
他們吃老鼠。當地的老鼠個頭肥碩，經常把廚房的貓嚇得亂竄，此時廚房的Madame（我們管黑人大媽叫Madame）便成了貓的保鏢。不過，當地人多信天主教，我們吃狗總是要躲著這幫Madame。如果不小心被發現，她們就要拿著狗毛追著罵我們是“畜牲”。
 
為了滿足中國人對野味的追求，個別人幹起了獵人的行當。我認識一個專門獵殺穿山甲的獵人。他的捕獵工具是一條獵狗，它可以循著味道找到穿山甲的巢穴，然後刨土開荒，將其獵殺。我出價100美金向他購買這只獵狗，被斷然拒絕。
 
在當地開礦的公司，大多擁有自己的農場。也有一些外國人獨立經營的農場，主要從事蔬菜種植和畜牧養殖。
 
我們吃的牛肉，一部分就來自於印度人的農場。據說，印度人在當地養牛已有數十年歷史，他們將自己奉若神明的牛宰殺後就地賣給中國人、歐洲人，以及當地權貴。
 
由於大量農場的出現，部分當地人也逐漸學會了種植多種蔬菜，亦或從農場主手中采購，拿到市場去賣。
 
我們食堂的蔬菜主要產自公司在盧本巴希的農場。每隔三天，負責采購的同事便要驅車120公里前往。有時，廚房短了某些食材，我們便到離礦區60公里外的利卡西菜市場采購。這個菜市場足有一個足球場那麽大，主要賣瓜果蔬菜和活禽、生畜，其中最密集的群體是蒼蠅。
 
整個菜場找不到任何稱重工具。當地人賣東西，多以“個”、“摞”、“把”等為單位。比如三個西紅柿為一摞，根據新鮮程度分成好幾摞，價格從500剛郎到100剛郎不等，青菜則按“把”，羊按“只”。我們買的品類和數量較多時，老板定要掰著指頭算上半天賬，然後隨意說出一個總價。
 
在活禽區，賣雞的madame們看到顧客來了，迅速地把兩手伸入籠子中，抓出兩只雞，一擁而上，將我們團團圍住，每個人都嚷嚷著她的雞最好。更有甚者，一把抱住我，非要我買了她的雞。
 
出了菜場，我們便站在路邊拍打身上的雞毛，空氣中彌漫雞糞的味道。
 
四
 
村子里窮人的衣服，其實就是一塊布。稍有錢的人，便到利卡西中國人開的外貿店買二手翻新的衣服。店內一條全新的“made in china”的牛仔褲要賣到十幾美金。店老板多為浙江人，這群聰明人在國內收購大量的舊衣物，經過處理翻新後，裝在集裝箱內，一箱箱運到萬里之外，賣給這個物資匱乏國家的人民。
 
當地家庭，小孩多則7、8個，少則3、4個。小孩平日無所事事，又沒有玩具，唯一的體育運動就是拿蘆葦包些塑料袋當足球踢。更多時候是在村里刨沙挖土，追逐打鬧，或者到各個廠礦區門口等待垃圾車，想從中淘點有用的東西。
 
人們住在土墻茅草房里。沒有家具，沒有電，更別提家電了。一家人擠在一個狹小的空間內，床是從垃圾堆里撿來的一塊木板，或者一塊塑料紙。條件好點的可能會有一間磚墻水泥房。佛德告訴我，當地蓋房子的原料很貴，1立方米沙子需要90美金，水泥則要120美金。往往需要三四年時間，他們才能蓋起一棟水泥房子，如果中途丟了工作，就只能看著它變成爛尾樓了。
 
窮人唯一的代步工具是自行車，也只是為極少部分人所擁有。我所看到的自行車，大多數已破爛不堪：鏈條掉了，車只能在下坡時騎，上坡就得靠人推；剎車片沒了，需要用雙腳控制速度，防止栽跟頭。即便如此，很多人仍然夢想擁有一輛這樣的車，用來運糧食和木頭。
 
五
 
當地銅礦資源豐富，有些地方開采難度小，拿把鋤頭就能挖出礦石。但私自挖礦，不但要受到法律制裁，有時甚至會喪命他人之手。我的同事告訴我，他曾親眼目睹一位私自開礦者，在公司門口被一槍打死，賣礦石所得的美金撒落一地。
 
因此，他們只能投靠“持槍者”——警察和軍人，替後者挖礦。政府忌憚軍人手中的槍支，對他們私自挖礦睜一只眼閉一只眼，而且還能從中分得好處。
 
當銅價上漲時，當地便會出現萬人挖礦的景象。人們拿著鋤頭、柴刀在這片紅土上，豎著挖，橫著挖。如果礦洞塌了，人就死了。死於野礦的人不計其數。
 
只有極少數一部分人，能夠像我們的黑人員工那樣，進入到正規的采礦企業工作。我們公司黑人員工的薪水，多則600、700美金一個月，比如有文憑的管理和技術型人才，少則如臨時工，1500剛果法郎（約為1.75美金，簡稱“剛郎”）一天。大多數生產崗位的員工，基本月薪在200美金左右。這些人，在普通老百姓中是最令人艷羨的了。
 
不僅僅是因為薪水。在這里，他們還可以享受免費午餐——三個“團團”，一條魚，一份蘸“團團”的湯；每年可以領到兩套工作服和一雙膠鞋；還可以得到子女教育補貼和家庭醫療補貼。每天，他們都把工作服穿得整整齊齊，從來不見脫下，下班後走在大街上，把頭擡得高高的。
 
佛德有三個小孩，每年可以得到100美金的教育補貼。窮人負擔不起每年90美金的學費，小孩長大後，只能重複父母的生活：男孩挖礦，女孩結婚生子。
 
每到發工資的時候，我們公司的黑人員工都會去酒吧暢飲啤酒，喝醉了第二天不來上班是常有的事。在當地，啤酒是大眾消費品，一瓶一升裝本地產的辛巴啤酒只要1500剛郎，一瓶375ml的喜力啤酒比在中國還賣得便宜。只要是個人口相對密集的地方，就可以看到酒吧林立。哪怕是我們公司大門對面，搭個棚子，擺幾張塑料凳子，就是非洲兄弟的休閑場所，每到周末，我們也時不時前往，暢飲一番。
 
有些人，甚至會在幾天把薪水揮霍殆盡後，跑到公司來鬧事。
 
當地人愛顯擺，特別希望能從我們手中買到他們需要的商品。一般都是分期付款。佛德從我手中買過一部手機，是我在國內花了600元買的天語智能機。我以總價200美金賣給他，足足四個月，他才把所有費用付清。在此期間，他主動加班工作，以獲得更多報酬。
 
也發生過賴賬逃跑的事情。後來，為了防範，我們都是提前跟負責發工資的同事溝通好，每個月從黑人員工的工資里自動扣除需還貨款。慢慢地，中國員工開始放起了高利貸，借50還70或者借100還150。
 
我們生產崗位的當地員工，雖然沒什麽文化，但還算老實本分，幹活踏實。而且就我所認識者而言，他們似乎有一種天生的自信。我曾經和一個剛果司機交談，問他是否會開卡車。他回答：肯定的。是否會開壓路機？會。是否會開裝載機？會。是否會開推土機？會。是否會開挖掘機？會。總之，他會所有的工程機械。我用土語說了一句：“胡扯，你是看開這些車輛的工資都比你高吧！”他沖我呲牙咧嘴地傻笑。
 
有一個員工跟著我們的楊大廚學了兩年廚藝，會炒土豆絲、番茄雞蛋等家常菜，還會蒸饅頭，被別的廠礦高薪挖走了。我們經常拿大廚開玩笑，說他的徒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待遇都比大廚高了。公司培養的一些卡車和工程車輛司機，不是由於偷柴油被追得漫山遍野跑，最後無影無蹤，就是技術熟練了另謀高就。
 
反而那些有文化的人喜歡使壞心眼。公司發生的偷盜事件，多與他們相關。其中有一位員工，擁有盧本巴希大學本科和中南大學碩士學位，在我們公司任技術員，月薪高達1100美金，卻夥同他的堂弟等人，監守自盜，將公司用於檢測礦石品位的價值3萬美金的鑒定儀盜賣。他被公司開除了。
 
當地人有時也會用法律來維護自己的權利。我們公司實行罰單累積制度，當地員工累積三張罰單，我們有權將其開除。我曾開除過一位員工，很快就被他告上了當地法庭。在那個簡陋無比的法院里，雙方就開除理由是否充分、是否存在我夥同他人誣陷的情況，爭論了不下一個星期。最終雖然以他敗訴收場，但他的做法充分達到了損人不利己的目的。
 
當中資公司與當地政府發生矛盾時，我們的黑人員工都無條件地站在政府一邊。一說罷工，他們就會立馬響應，結束後又若無其事地來公司上班。
 
在公司的當地員工里面，臨時工是一個特殊群體。他們沒有合同，薪水很低，一天1500剛郎。我仔細觀察過他們中好多人，發現他們似乎從來不吃飯。上午幹活勇猛無比，中午大家吃飯，他們便在一旁休息，到了下午沒了氣力，就開始磨洋工。我剛到剛果的時候，曾就這個現象問過同事，他們告訴我：1500剛郎在公司門口的小攤上能買三個烤玉米，或者三把花生米，一把剛好能覆蓋手心。如果他們花了這些錢，家里的老婆孩子就要挨餓。
 
六
 
在當地做事業，無論是公司還是員工，需要比在國內付出更多。
 
開礦建廠，成本很高，保守估計是國內的2到3倍。新建一個礦區，從選址到基建再到生產線建設，不論是發電設備、選礦設備、采掘機械、重型卡車、廠房等生產所需的基礎物資，還是桌椅板凳、柴米油鹽等生活物資，要麽由國內出口，要麽從南非進口，運費高昂。
 
除特定的大型機械設備和大宗貨物（如焦炭）外，一般貨物采用船運公司常用的40尺高櫃集裝箱運輸。先走海運，從上海港、天津港或者大連港出發，歷時一個月左右到達南非的德班港；再轉陸運，用卡車運到坎博韋。滿載情況下，全程運費約為12000美元。從南非進口的貨物，陸運價為每噸400美元。遇上著急使用的機械零件，則要通過空運加急配送，運費更高。
 
有些海外公司不具備直接進口設備的資質，需要由國內總部先從國外進口，再出口到剛果（金），往往稅費和運輸費用就遠遠超出了設備本身售價。
 
但是，本地員工才不管這些，他們糟蹋設備的本事比他們操作設備高明多了。
 
比如，開長途卡車的那幫黑人司機，平時看上去畏畏縮縮的，一旦上了車，把上了方向盤，便成了一群瘋子。
 
當地人不需要經過任何培訓，花幾十美金就能買到一本駕照。我們花100美金也能買到一本國際駕照，回國後通過科目一考試便能換成國內駕照。
 
跟佛德一樣，黑人開車都喜歡把音樂放到最大聲，油門踩到底。載著30噸貨物的卡車，在崎嶇不平的黃土路上，時速仍然可以保持100邁以上。整輛車劇烈地晃動，司機也跟著節奏搖頭晃腦，但他們的技術比佛德差遠了。要是半路車壞了，他們就把車連同貨物丟在路上，跳到另一輛車上徑直回公司去了。
 
我們礦區現役有二十多輛中國重汽產的“紅巖”重卡，拜黑人司機所賜，這些車都經歷過不同程度的“傷病”。其中，“傷病”最集中的部位在傳動軸，這個零部件的采購頻率長期占據進口總榜第一。
 
嚴重時，卡車底板斷裂，於是，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里（長短取決於新底板的采購進度），這輛車只能老實地呆在事發地點。最令人費解的是，有幾次車門竟然不翼而飛，國內的采購員差點兒因此發文要求對海外公司負責物資采購申報的同事和相關領導進行調查。還有些卡車徹底報廢了，盡管距離合理的報廢年限甚遠。
 
車禍時有發生，隔壁礦區就發生過好幾起車毀人亡的事故。無所畏懼的司機們給他人造成的災難更多。受害者大部分沒有保險，即使有，也很難從當地的保險公司獲得賠償，至少我還沒見過成功案例。公司司機撞死人，在鑒定為違規的情況下，倒黴的還是公司。前段時間，我們公司發生過一起，賠了死者家屬2000美金。
 
我是不敢坐他們的卡車的。物流部門的同事小王，經常出門辦事，往往找他信任而且聽話的司機，每次出門，一路上不斷提醒司機：慢點、慢點、再慢點。也有勇敢的同事樂於挑戰，從結果來看，運氣都還不錯。
 
一旦發生車禍，當事人受到嚴重創傷後，生還的可能性極低。當地醫療條件極其落後,利卡西只有兩家醫院，一家是吉卡明醫院（剛果國家礦業公司所屬醫院），另一家是一位名叫Telgato的西班牙醫生以其個人名字命名的私人健康中心。後者主要為外國居民和當地權貴服務，住院費普通床位每天70美金，單間200美金。我們有同事曾在此住院，一天的藥費加住院費高達400美金。即便如此，醫院所能提供的服務也極有限，里面最高端的設備是一臺在國內醫院隨處可見的CT機。
 
普通老百姓得了病，可以選擇到吉卡明就診，醫生根據病情有且僅有三種對策：小病開藥，大病打針，病危就註射強力抗生素藥物。很多人只能依靠自身的抵抗力與疾病作鬥爭，他們賺的錢連溫飽都難以解決，何況買藥治病。我們公司的黑人員工可享受公司提供的每戶3人的免費醫療。
 
我們公司有自己的醫療服務隊伍，“醫生”都是從國內招聘的護士，只負責輸液和藥品管理，無法對病情進行診斷。公司高層也曾想招聘一兩位有經驗的醫生，礙於每年數十萬元的薪資，不了了之。
 
受了嚴重的外傷，當地醫院，包括盧本巴希的私人醫院，無法提供手術治療。醫生只是擺擺手，聳聳肩，給出轉院治療的建議。
 
我的同事老吳，在2011年春遭遇飛來橫禍，卸礦時，左腳被黑人開的叉車誤傷，發生粉碎性骨折，在利卡西的Telgato私人健康中心進行傷口清理和固定後，被轉送回國，錯過了最佳治療時機，丟掉了左腳。或許，我們可以把老吳送到首都金沙薩，但誰也不知道那兒的醫院是否具備做這種手術的能力。
 
當地疫病橫行，發病率最高的是瘧疾——一種由瘧原蟲所致的傳染性疾病，癥狀與感冒相似，一旦疏於治療極有可能發展成惡性瘧。惡性瘧死亡率極高，是導致當地小孩早夭的主要流行病。
 
我們出國前一般都要註射三種疫苗：黃熱、傷寒和霍亂。瘧疾沒有疫苗，因此到了非洲後，患病者不在少數。一般的瘧疾只需口服抗瘧藥和註意休息即可痊愈，同事小陳卻差點兒因此喪命：頭天上午人還是好好的，下午突然高燒到40度，伴隨頭痛、厭食、疲乏、畏寒甚至尿血等癥狀，接連一周都只能躺在床上，喝粥度日，註射奎寧（一種治療惡性瘧的藥物）後才將病情控制住。對於得瘧疾的感受，小陳總結道：就像一個失戀的人得了重感冒，頭部還慘遭痛擊。
 
所幸，至今我們的中方同事沒有因瘧疾致死的。但死亡有時離我們很近。
 
物流部門的同事小王就經歷過一起。2012年除夕，跟往年一樣，公司準備了好酒好菜，犒賞三軍。年夜飯一共上了108道菜，領導拿出私藏的茅臺、價值幾百美金的進口紅酒。老李（化名）來自四川，患有哮喘，第一次在國外過年，多喝了幾杯，當場死亡。那天，是他到達非洲的第七天。當地只有土葬，我們不能把他葬在異國他鄉，就請吉卡明醫院用木炭堆出一個火場，澆上汽油，把老李火化了，然後把骨灰帶回國。
 
小王因此抑郁不已，回國休息了一個月才逐漸調整過來。
 
七
 
除了基建及人工投入，應付當地政府部門的公關費用也是一筆不小的支出。
每個月，當地的“有關部門”，包括移民局、商檢局、法院、海關等，時不時跑到公司，二話不說開出一張罰單——金額從幾百萬美金到幾千萬美金不等。我們的經驗是：千萬不要詢問罰款的理由，也不要爭論金額的合理性。
 
公司領導出面了：“萬事好商量，坐下來談談？”
“OK.”
這就意味著事情正在往好的方向發展。旁邊的秘書趕緊塞上400或500美金小費。
“我們到利卡西的西餐廳邊吃邊聊，如何？”
“OK.”
罰金由此可減至幾千甚至幾百美金。
 
有一次移民局到公司檢查，以簽證程序存在問題為由，把我們的護照全給收繳了，要求以3000美金贖回。當時領導沒同意，移民局的工作人員大為光火，拿著護照氣急敗壞地往外走，邊走邊說要給我們好看。領導一看勢頭不對，又是托人，又是花錢，最後花了7000美金才將護照拿回。
 
抵抗是沒有意義的，講道理、講法律也是沒有意義的。不交罰款，他們就貼封條禁止作業，然後由警察出面抓捕膽敢撕毀封條擅自開工的人。一旦到了法院，最終判處的罰金極難改變（一般與最初的罰金相差不大），別忘了，法院也是站在他們一邊的。從這個角度講，當地人還算團結，對外的時候意見出奇地統一。
 
我們的生產線24小時不停歇作業，規定的工作時間是周一至周六合計45小時，周日休息。就工作時長而言，符合當地勞動局的規定。有一天勞動局突然通知，黑人周六不上班，於是所有黑人員工周六都不來上班。經過與上述類似的“談判”，勞動局收取5000美金“罰金”後允許公司把周六工作時間改為半天。
 
時不時，警察把我們出勤的車輛攔住，開口要錢。雖然金額不算多，但招人煩，我們要是不給，他們非得死皮賴臉跟你擡杠半天。
 
為了盡量減少類似的“非生產性事故”對生產造成的影響，每個月，公司會向這些政府部門“進貢”，內部代號“月供”。“月供”的內容根據層級不同而有所差異：一般小頭目每個月1或2袋50公斤裝的cima粉，大頭目是若幹袋cima粉外加幾百美元現金。公司用於“月供”的cima粉超過100袋。除此之外，每逢聖誕、元旦、國慶等節假日，則按不同級別發放100到500美金不等的紅包。
 
不僅如此，當地的政府部門要求繁多。比如，汽車沒油了，要求我們給加滿；辦公室屋頂被風刮跑了，要求我們給修葺好。前段時間礦業廳送來一張施工圖，讓我們去給他們建新辦公樓。還有些部門，缺錢的時候就派人到我們公司，死乞白賴地要錢，不停地念叨“boss maguda”（maguda，當地土語，意為“錢”），令人頭痛不已。
 
依靠搜刮外國公司，當地官員斂財甚多，官越大錢越多。他們組成了這個國家最富裕的階層，他們的子女大多被送往國外讀書，開豪車，喝名酒，出入上流社會，與白人子女交往。退休時，他們帶著大把大把的錢移居海外，誰還管自己的國家會敗落到何種地步呢？
 
八
 
在非洲，工作之余寂寞無聊，很多人受不了，主動要求加班。所以我們會不斷給自己找樂子。
 
剛到坎博韋時，我們30個人住在一棟老舊的別墅里，沒有電視、網絡等可供消遣的設施。初來乍到，也不敢去酒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來非洲之前，有經驗的同事都會準備一到兩個大容量移動硬盤，里面塞滿了各種電影，相互之間還能互通有無。沒有準備的，只能向同事借用，或者在當地的“移動音像店”購買。“移動音像店”，就是幾個黑人背著光盤到處售賣，只有少量的中文電影——李小龍和成龍的功夫片。他們還向我們推薦非洲和歐美的成人電影，似乎沒有日本的。有一次，我們的廚師拿手機看日本的成人片，幾個黑人員工圍過來，非說里面的演員是中國人。
 
我們組建了“美食家協會”，逢周末，時不時湊點錢買只羊或穿山甲，煮火鍋喝啤酒。協會的“領導者”是素以“愛吃、會吃”聞名的幾名四川同事，當然，敢於殺生也是他們成為頭兒的重要因素。
 
廠區建起來後，接上了衛星寬帶，可以看電視和上網，生活又多了點樂趣。我們接入的是BT Infonet公司（Infonet是一家全球性的通信服務供應商，總部位於美國加利福尼亞，2005年被英國電信收購後更名“BT Infonet”。）代理的衛星寬帶，1M流量的網絡日收費330美金，40多個人共享，平均分配下來的流量只能看網頁、發郵件、聊QQ等，有時碰上大附件郵件，則需要集中流量。到了晚上，領導的流量配額多，我們每個人只有2、3kb，質量很不穩定。我們重新陷入了無聊，隨後一副麻將的出現讓情況有所好轉。
 
平時，我們更願意通過電話與國內聯系，因為資費相比寬帶網絡便宜不少，每分鐘0.12美元（剛果國內每分鐘0.1美元）。剛果（金）跳過固話階段，直接進入了移動通信時代，目前有大大小小十幾家運營商在該國競爭。實力較強的三家分別是南非電信集團（Telkom）和英國移動通信運營商沃達豐（Vodafone）合資的沃達康（Vodacom）、法國電信（Orange，2011年，Orange通過收購中興在剛中電信全部51%的股份進入當地市場。剛中電信由剛、中兩國合作創建，2001年網絡投入使用）以及印度巴帝電信（Bharti Airtel）。這些公司正在當地大力鋪設3G網絡，像金沙薩、盧本巴希這樣的大城市已經實現覆蓋。其中，沃達康和巴帝電信也提供寬帶服務，價格與衛星寬帶相差無幾，但信號的穩定性較差。
 
黑人大都用老式的諾基亞手機。在高端超市里也有品牌智能機售賣專櫃，但問津者寡，倒是中國的山寨手機頗受當地人喜愛。在盧本巴希市區，有一條中國山寨手機專賣街，單價在100到200美金。我見過其中一款，功能強大，帶有天線，可以收看衛星電視，當地人對其喜愛有加。
 
再往後，我們有了籃球場和健身房。健身房有兩臺跑步機和一臺多功能健身器，還能打乒乓球。國內電視節目中非洲孩子追著足球跑的畫面蒙蔽了我，我帶來的足球鞋至今也沒能用上。
相比盧本巴希分公司，我們要自由多了，至少不限制外出。倘若我在駐地呆膩歪了，就跟著小王到利卡西采購，逛街買東西。說是逛街，無非就是到黎巴嫩人或者印度人在當地開的超市買點兒中國生產的零食，或者幫朋友買點兒象牙飾品，又或者到白人開的咖啡館吃頓奢侈的西餐（人均50美元左右。我們求政府人員辦事，就帶他們來吃上一頓）。
 
水果成熟時，也去摘果子。當地熱帶水果種類不多，常見的有芒果、香蕉、甘蔗等。摘芒果風險很大，容易被芒果蠅螫傷。芒果蠅是當地一種常見的寄生蟲，傷人的同時會在人皮膚下產卵並繁殖生長，如果不開刀根治，幼蟲會在里面長大，最後咬破皮膚鉆出，期間引起傷口腫大化膿。跟我同屆的女翻譯曾被螫傷過，一周後，她拿刀親手割開皮膚將幼蟲摳出。所以，大部分時候我們就叫小黑（我們管黑人小孩叫“小黑”）去摘，每個芒果100剛郎。村民有的頂著大簸箕沿街叫賣，有的幹脆坐在家門口樹蔭下，顧客要買的話，他們就一溜煙爬到樹上去摘。
 
不乏有使壞的同胞。我們公司外協單位的某國企員工，在當地時常幹些偷竊的勾當。來得早的同事告訴我，他們剛來時，正好是甘蔗成熟的季節。到了晚上，這幫國企員工便去偷甘蔗，一夜之間把一片甘蔗消滅殆盡。第二天村民到公司門口罵街，討公道，鬧得不得安寧，最後賠了200美金才了事。當地關於他們的傳說還有很多，譬如進村掃蕩，三五成群，所到之處，玉米地光了、果樹光了，家禽也全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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