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約1/3發達國家債券收益率為負的當今世界,房地產等有形資產投資仍廣受歡迎。根據瑞銀(UBS)的一份最新報告,全球一些金融中心城市房地產市場過熱,存在房地產泡沫風險。
這份《瑞銀全球房地產泡沫指數》顯示,加拿大溫哥華在2016年的指數中排在第一位,英國倫敦、瑞典斯德哥爾摩、澳大利亞悉尼、德國慕尼黑,以及中國香港等緊隨其後。
溫哥華第一 芝加哥房價被低估
《指數》旨在追蹤一些全球金融中心城市的房地產泡沫。報告顯示,在該指數追蹤的18個城市中,泡沫指數大於1.5的城市,即存在泡沫風險的城市依次為溫哥華、倫敦、斯德哥爾摩、悉尼、慕尼黑,以及中國香港。指數在0.5~1.5之間(房價被高估)的城市有7個,依次為舊金山、阿姆斯特丹、蘇黎世、巴黎、日內瓦、東京和法蘭克福。
該報告作者霍澤伊(Matthias Holzhey)在前言中稱,這些城市的共同點是與實體經濟表現不符的超低利率。
相較而言,新加坡、波士頓、紐約和米蘭的指數在-0.5~0.5之間,房價較為正常。芝加哥則是唯一一個指數小於-1.5、房價被低估的城市。
報告稱,自2011年以來,泡沫風險區的城市房價已平均上漲了近50%,其他城市房價則僅上漲了不到15%。這種差距部分由於當地經濟增長和通脹導致。
第一財經數據報道《全球豪宅年漲約4% 溫哥華、上海領跑》
在指數中,溫哥華房地產市場是近年來全球最熱的投資目的地之一。報告稱,2014年底以來,溫哥華房價已經上漲超過25%。
另據英國房地產服務機構萊坊(Knight Frank)近期發布的全球豪宅指數,從去年6月~今年6月,溫哥華房價漲幅高達36.4%,成為全球房價上漲最快的城市。
高昂的房價令溫哥華當地居民難以承受,為了抑制海外投資客炒房,今年8月2日起,溫哥華開始征收“外國人購房稅”,對在當地購房的外國人或外國企業,一次性加收15%的房產轉讓稅。溫哥華政府還打算對海外投資者進行第二波調控。溫哥華市長稱,該市計劃明年1月起對空置房征稅,稅率最高可達房屋評估值的2%,從而推動大約1萬套空置房屋進入租賃市場。
香港下降趨勢
價格的上漲一般是由樂觀預期、外國資本流入以及寬松的貨幣政策等多種因素導致。而經濟基礎疲弱,房價迅速上漲的情況下會令當地房地產市場格外脆弱。
在今年的指數中,中國香港是唯一一個存在房地產泡沫風險的亞洲城市。報告稱,經過房價的多年持續增長,2015年中國香港房價達到頂峰,之後開始調整了近10%。不過,香港的房價收入比以及房價租金比仍創紀錄新高。房價下降的趨勢也在影響著租賃市場,自去年高峰至今,香港房租已下降8%。
香港人的實際收入增長已停滯多年,因此在指數追蹤的18個城市中,香港對房價的承受能力最低,人均居住面積僅14平方米。近來房價的下調也未給香港人帶來多少幸福感,因為在這里購買一套60平方米公寓的成本超過18年的收入總和。
盡管中國大陸城市不在瑞銀研究範圍內,該報告作者霍澤伊(Matthias Holzhey)在前言中特別提到,中國市場的供給和持續需求相結合,為房價上漲提供了理想的溫床。
同時,他稱,即便是在房地產泡沫跡象最明顯的城市,也不可能準確預測泡沫發生以及持續的時間。房地產市場是敏感脆弱的,供給的大增,利率提高或者國際資本流動的轉變都可能扣動一場房價大調整的扳機。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官員6日表示,支持中國地方政府近期出臺的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預計中國大城市房價漲幅將出現回調。
IMF亞太部副主任馬克斯·羅德勞爾當天在亞太地區經濟展望新聞發布會上回答新華社記者提問時說,近期中國部分大城市出現的房價過快上漲是不可持續的,預計這些城市房價漲幅將出現回調。近期一些地方政府已出臺新的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包括改變抵押貸款規定等,這些宏觀審慎政策措施對於抑制房價過快上漲是合適的。
羅德勞爾認為,近幾個月來中國房價漲勢很快,特別是一些大城市,這一方面反映出住房需求大於供給的市場因素,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地方政府早些時候取消了一些購房限制措施以應對房地產市場下滑,為此銀行新發放了很多住房抵押貸款。
從長期來看,羅德勞爾建議中國征收房產稅,這不僅有利於增加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也有利於更好調控房地產市場,但房產稅從立法到實施需要較長時間,無法應對短期房價過快上漲問題。
IMF亞太部主任李昌鏞當天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預計中國短期經濟增長仍然強勁,如果繼續保持目前的增長勢頭,IMF可能需要上調對今年中國經濟增長6.6%的預測。但他同時警告,信貸增長過快、房地產市場調整和國企改革緩慢可能會給中期經濟增長帶來風險。
對北上廣深的外來務工人員來說,困擾已久的“落戶難”正在破局。
國務院辦公廳日前正式印發《推動1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方案》(下稱“方案”)提出,“十三五”期間,城鄉區域間戶籍遷移壁壘加速破除,配套政策體系進一步健全,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個百分點以上,年均轉戶1300萬人以上。到2020年,全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提高到45%,各地區戶籍人口城鎮化率與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差距比2013年縮小2個百分點以上。
超大城市、特大城市也歡迎您
方案提出,要進一步拓寬落戶渠道,全面放開放寬重點群體落戶限制。除極少數超大城市外,全面放寬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條件。以農村學生升學和參軍進入城鎮的人口、在城鎮就業居住5年以上和舉家遷徙的農業轉移人口以及新生代農民工為重點,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農業轉移人口舉家進城落戶。省會及以下城市要全面放開對高校畢業生、技術工人、職業院校畢業生、留學歸國人員的落戶限制。
在目前的城鎮化過程中,往往存在一個尖銳的“兩難”問題,即中小城市落戶容易,但由於就業機會少、公共資源不足,所以缺乏足夠吸引力,人們不願意去,而大城市就業機會多,教育醫療資源好,吸引力很大,但外來務工人員要落戶卻很難。所以大城市落戶限制能否放寬才是人們最關註的重點。
對此,方案中有兩點非常值得關註。一是,調整完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落戶政策。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以具有合法穩定就業和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參加城鎮社會保險年限、連續居住年限等為主要依據,區分城市的主城區、郊區、新區等區域,分類制定落戶政策,重點解決符合條件的普通勞動者落戶問題。
先來說說什麽是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根據2014年11月國務院發布的《關於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 以城區常住人口為統計口徑,將城市劃分為五類七檔。城區常住人口50萬以下的為小城市;50萬以上100萬以下的為中等城市;100萬以上500萬以下的 為大城市;500萬以上1000萬以下的為特大城市;1000萬以上的為超大城市。(以上包括本數,以下不包括本數)。
那麽,哪些城市是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目前來說,每年住建部出版的《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是對各大城市城區人口最接近準確的統計。根據《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2013》的數據,有4個城市超過了1000多萬,分別是上海、北京、廣州和深圳,這四個城市也剛好是目前的四大一線城市。
在四大一線城市之後,重慶、天津、武漢、成都、南京、沈陽這6個城市的城區人口在500萬到1000萬之間,為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加上特大城市,剛好10個。這10個城市中,除了改革開放之後迅速崛起、位居第四的深圳外,其余9個城市均屬傳統計劃經濟時代的十大城市,是各大區的中心,教育、醫療、文化等資源配置最好。
表1,中國城區人口規模前35強城市
對這些超大城市,方案提出,要區分城市的主城區、郊區、新區等區域,分類制定落戶政策,重點解決符合條件的普通勞動者落戶問題。也就是說,未來如果要落戶上海這樣的超大城市,可以選擇到臨港、崇明這樣的遠郊區,這些地方的房價要比主城區低不少,外來青年不妨重點考慮。
區分主城區、郊區、新區,實施不同政策,其背後的一大原因在於目前大城市中心密度太高了,交通擁堵、霧霾等大城市病十分嚴重。放寬郊區落戶政策可以引導人們往周邊的郊區去,從而有利於周圍衛星城的發展,實現大城市與衛星城的合理分工協作,促進大都市圈的協調發展。
南方民間智庫副主席、廣東省體改會副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主城區、郊區分類制定落戶,是為了抽疏主城區,引導人們往郊區、新區去,但主城區與郊區怎麽分,兩者之間的戶口背後所蘊含的福利是否存在差別,未來主城區與郊區之間的流動有何模式?這些問題仍需要進一步細化。
他說,主城區的教育、醫療資源是最好的,未來必須要進一步采取措施,消除主城區域郊區之間的資源差距,才能引導人們往郊區去。比如可以鼓勵名校辦分校,或者名校兼並郊區學,走集團化、連鎖化辦學的模式,平衡不同區域的教育資源,打消人們落戶到郊區、新區的疑慮。
而對北京上海這樣的超大城市里的外來青年來說,放松郊區的落戶限制,仍具有重要的意義。彭澎說,戶口的背後往往為的是孩子的教育,當前的高考是以省份為單位進行招生的,北京、上海、天津的重點大學錄取率最高,考大學比廣東、河南、山東這些人口大省要輕松很多,“落戶不了京滬的主城區,退而求其次,落戶到郊區,以後考一個好點的大學也很容易,所以這些地方的郊區是很有吸引力的。”
深圳落戶放松已先行一步
此外,方案提出,戶籍人口比重低的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要進一步放寬外來人口落戶指標控制,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
這也意味著,未來像深圳戶籍比重偏低的超大城市,未來的落戶將大大放松。作為一個人口過千萬的城市,深圳的戶籍人口僅300多萬,人口結構出現嚴重倒掛。
實際上,深圳在放寬落戶方面已經先行一步。今年8月,深圳市市政府正式印發了《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人口服務管理的若幹意見》、《深圳市戶籍遷入若幹規定》(以下簡稱《戶籍規定》)以及《深圳市居住登記和居住證辦理規定》,繼續深化戶籍制度改革,提高戶籍人口比例及結構優化
根據《戶籍規定》,自2016年9月1日起,戶籍遷入將劃分為人才引進遷戶、納稅遷戶、政策性遷戶和居住社保遷戶四個類別。人才引進遷戶由原有的積分制轉為核準制執行,也就是明確達到入戶條件,便可直接申請入戶,且不設指標數量限制;政策性遷戶和居住社保遷戶則按審批制執行,開辟新的積分制入戶通道。
新的人才引進政策將純學歷型人才入戶條件放寬至大專,技術型人才入戶條件放寬至中專+中級職稱,技能型人才入戶條件放寬至緊缺急需工種高級工,只要滿足條件即可申請入戶,不設指標數量限制,多多益善。在投靠類遷戶政策方面,入戶條件同樣有了適度的放寬。這一政策的出臺也被外界稱之為史上最松的落戶政策。
表2:主要城市外來人口占比
在超大城市之後,普通的大城市入戶也大大放松了。方案提出,調整完善大中城市落戶政策。大中城市均不得采取購買房屋、投資納稅等方式設置落戶限制。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以下的城市不得采取積分落戶方式。大城市落戶條件中對參加城鎮社會保險的年限要求不得超過5年,中等城市不得超過3年。
也就是說,未來你只要符合參加城鎮社保的年限,不用買房子、投資納稅也可以落戶廈門、合肥、濟南等二線中等城市了。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牛鳳瑞告訴《第一財經日報》,北京和上海的城市人口已經達到2000萬左右,確實出現了很多“城市病”。但很多二線城市的人口只有幾百萬,離北京、上海的距離還非常遠,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中國一個省區的幅員和人口就相當於一個歐洲大國,所以如果擁有一個500萬-1000萬人口的省會也很正常。”
“大城市的疏散主要靠衛星城,首先衛星城必須擁有能夠產生產業的系統,如果一點都沒有,那就麻煩。”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原副部長仇保興近日稱。
他是在由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主辦的“2016中國特大城市高端論壇——從國家規劃到城市治理”論壇做上述表態的。2016中國特大城市高端論壇的召開正值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喜迎六十誕辰之際,是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建校60周年的重要活動之一。
仇保興表示,近代以來,全球城市發展有這三個里程碑。在五千年城市發展史過程中間,其實都圍繞著三個目標,一個就是城市的幸福指數。第二就是經濟發展,第三個就是可持續性。這三角形左右了我們城市發展史最主要的問題。近代以來由於工業文明推動了城鎮化,我們把城市發展立足三個里程碑。
第一個就是120多年前英國人霍華德提出的田園城市,主要是針對工業革命以來,我們城市出現眾多的城市病,120年前城市病,他提出來田園城市來彌補,來解決。
第二個階段是波蘭籍的規劃學家沙里寧就提出了特大城市有機疏散,然後根據這個理論英國跟法國開展了新城建設,形成了風靡全世界的新城運動。這個新城運動就是解決超大城市的空間疏散,圍繞著生活更美好,可持續性和經濟的繁榮。
到了上世紀末我們越來越發現城市是氣候變化的主因,聯合國做過統計,以城市為單元產生的溫室氣體,相當於人類活動產生溫室氣體75%,城市主因在城市自身需要作出變革,所以提出來生態城市。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從田園城市到有機疏散再到生態城市,經歷了三個里程碑。
仇保興認為,大城市的疏散主要靠衛星城,首先衛星城必須擁有能夠產生產業的系統,如果一點都沒有,那就麻煩。同時這個磁力必須兩對,第一對是居住,因為價格比較便宜,容易解決。第二對磁力是產業,沒有兩對以上的磁力是很糟糕的。
第二新城鎮不在於大,而在富有特色化、與主城互補性、展示稀缺性,主城沒有的,我有,或者主城有的,我更優。所以應該在環境更美、公共服務更優、生活更適宜等方面下功夫。
第三,每個反磁力中心應該有一個很好的生活中心,就有一個類似於我們小的CBD,這一種CBD就包括了商業、娛樂、高水平的教育和衛生機構,很高興看到上海市政府終於明白了,前年開始在每一個衛星城,在每一個鎮里面衛生院由三甲醫院去承包,變成了分院。每個學校小學、中學由最好的小學、中學去承包,變成它的分校,所以那些60個鎮、9個衛星城都變成學區房了。
第四點,衛星城的產業應該形成一種集群,這種產業雖然它是單一的,但是它的單一性,因為它是一種產業。這一種產業里邊,把它從設計、制造、銷售、研發都集合在一個集群里面,所以這種衛星城是非常強的生命力。所在的城市雖然小,但是它是專業,可以湧入到全球的生產鏈中間去。
第五,衛星城的建築風格應該傳承當地的歷史文化,並與周邊的自然景觀應該相融合,形成有特色,但是與主城有差異互補的增值空間。所以你與主城有差異互補,那你就增值,如果是一致性的,那相互之間就是沖撞的。
第六點,衛星城的基礎設施應該遵循“微循環”的新理念,一切都是可循環的,而且是微循環的,不是我們現在長距離的循環。這樣我們可以把三個里程碑中間最後一個,就生態示範的城市設計樣板可以跟新城建設相互融合,然後創造出來生活更宜居,循環經濟可以做到更好,環境更加整潔,可持續性更好的生態樣板城。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是紅綠燈跟交通監控攝像頭的距離,它們都在一根桿子上,但是從來就沒有通過數據被連接過。”阿里巴巴集團技術委員會主席王堅在10月13日-16日舉行的2016·杭州雲棲大會上表示,“此次杭州市政府聯合13家企業開發城市數據大腦,采用阿里雲ET人工智能技術,第一次用攝像頭的數據來指揮交通信號燈。”
王堅表示,他們初步的理想目標是到2022年杭州可以不限行了。
杭州市經信委有關負責人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今年年底之前他們會在杭州所有的區縣市,特別是主城區,把大數據治堵的試點工作全面鋪開。在此基礎上,未來城市數據大腦將應用於整個城市治理和社會公共服務。這次,杭州懷著巨大的勇氣,在為全國做一次探索。
大數據治堵的新路徑
近幾年,我國城市化進程逐漸加快,2015年城鎮常住人口7.7億人,占總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6.10%,比上年末提高1.33個百分點。城市人口的快速增長,對城市的交通運輸能力產生了較大的壓力。除此之外,打工、旅遊等流動人口也增加了城市交通運輸的壓力。2015年,中國接待國內外旅遊人數超過41億人次,同比增長10%。
前瞻產業研究院發布的《2014-2020年中國地鐵行業發展前瞻及投資戰略規劃分析報告》顯示,2009-2013年,我國城市客運量從1145.95億人增加到1283.35億人。其中,公共汽電車完成771.17億人,快速公交完成10.96億人次,軌道交通完成109.19億人,出租汽車完成401.94億人,客運輪渡完成1.06億人。其中,以汽車為主的路面交通運輸工具承擔了91.41%的客運量。
以深圳市為例,據深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局長徐偉介紹,目前全市機動車保有量已經突破323萬輛,每公里車輛密度已超480輛,全市的駕駛人數超過了351萬。
王堅認為,整個城市擁有龐大的軀體,但缺乏統一指揮的大腦,數據與智能將會成為未來的趨勢。
在此次雲棲大會上,杭州市政府公布將為這座城市安裝一個人工智能中樞——杭州城市數據大腦。該項目於今年3月份啟動,由杭州市政府主導,包括阿里雲、富士康、高德、數夢工場在內的13家企業參與合作,采用阿里雲ET人工智能技術,目標是讓數據幫助城市來做思考和決策,將杭州打造成一座能夠自我調節、與人類良性互動的城市。
在解決擁堵方面,王堅分析道,數以百億計的城市交通管理數據、公共服務數據、運營商數據、互聯網數據被集中輸入後,城市數據大腦便可在一個虛擬的數字城市中構建算法模型,通過機器學習不斷叠代優化,計算出更“聰明”的方案,比如每個路口紅綠燈設置為多長時間通行效率最高,哪些路口應該禁止左轉,公交車輛和線路如何調度更為合理,道路修建是否有更好的選擇等。
2016年9月,城市大腦交通模塊在蕭山區市心路投入使用。初步試驗數據顯示,通過智能調節紅綠燈,道路車輛通行速度平均提升了3%至5%,在部分路段有11%的提升,真正開始了用大規模數據改善交通的探索。
目前,已有別的省市采用阿里雲ET來做治堵試點工作。9月9日,廣州市交警宣布“互聯網+信號燈”控制優化平臺試點成功。該平臺首次引入了阿里雲ET。ET可對路口車輛運行情況進行分析,並輸出對紅綠燈時間的調整建議。試點結果顯示,部分路段擁堵指數下降超25%。
“我們希望在綜合性的世界難題上鍛煉我們的技術。”阿里巴巴集團資深副總裁兼阿里雲總裁胡曉明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阿里雲的人工智能不僅在交通,同時也在醫療、天文等領域開始應用。但城市最能夠讓大家直接感受到的是交通,它由於各個部門的不同布局,數據種類的不一樣等原因,成為一個需要由多學科共同去解決的複雜性難題,跟人們的生活感受密切相關,所以交通擁堵成為城市大腦首要解決的問題。
上述負責人也表示,“治堵這個事情完成後,我們會把城市數據大腦應用在醫療、教育、衛生、市場監管等涉及城市服務和社會治理的各個領域。”
冒險為全國做一次探索
繼3月份杭州城市數據大腦啟動後,6月份,杭州市委市政府發文成立杭州市建設城市數據大腦開展大數據綜合治堵推進工作領導小組,市委書記趙一德任組長,王堅任顧問。
上述負責人告訴記者,該工作領導小組主要明確了兩個方面的制度,一是由王堅牽頭的相關企業和相關人員主要負責整個數據大腦的算法和模型的開發,即負責技術端;二是政府端由經信委牽頭,會同相關部門,主要負責散落在公安、交警、建委、城管等政府各個部門相關數據的收集、匯總、打通,也就是數據的整合和開放。
上述負責人表示,其他地方也有類似的平臺,但沒有實現良好的政企互動,也沒有真正的整合與開放,所以他們的平臺還僅僅是停留在霧里看花階段。而這次杭州政府是真正下決心的,所有的部門都是帶著懷疑的眼光堅定地支持這項工作,無條件地把很多數據拿出來開放給企業,並且是實時開放。
王堅告訴記者,開放數據對政府來說要冒很大的信用風險。
上述負責人表示,政府掌握的大量數據,比如公安部門的數據開放實際上是通過了很多目前的制度障礙,因為很多的公安數據都有商業法規定,某些數據是必須在某一網絡環境下運行的,比如公安是有專網的,它的攝像頭捕捉到的東西是不能開放的。“這次我們首先讓各部門消除了把東西放雲上不安全的這一顧慮,同時消除了保密的顧慮。數據在給城市數據大腦之前,按照部門的要求,把一些涉及個人隱私的信息全部做了脫敏處理。”
此次,杭州市政府部門把全市目前所有能夠為大數據治堵提供數據支撐的交通信息基礎設施,比如攝像頭、卡口等全都摸清了,具體到在杭州城市數據大腦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杭州市哪一條路上到底有多少個攝像頭、卡口、視頻監控。目前能夠為數據大腦提供數據采集和實時數據的攝像頭大約有5萬個。
“這項工作目前沒有一個城市能夠做到的。城市數據大腦從誕生的第一天起,不管是杭州市政府還是13家企業,都沒有把城市數據大腦作為杭州的一個東西在開發,我們是在為全國做一次探索。我們也希望杭州在做的這個城市數據大腦今後也能複制到全國其它地方去。”上述負責人對本報記者表示,杭州市政府這次拋棄了原先交通治堵一定要依靠人力、需交警協警站在路口人為指揮的治理模式,而選擇用大數據治堵,這是一次重大的路徑創新。
上述負責人對記者談到,如果想通過大數據為城市治理或者社會公共服務提供解決方案,一定是政企聯動。“就比如治堵,很多交通數據掌握在企業手里,所以這次我們把高德也拉進來了。這些企業的數據可能比政府的數據更加有用,他們不止有出租車的數據,還有老百姓出行的數據,而政府端只有出租車、公交、視頻等數據,兩者的數據要互動。”
高德技術副總裁田密在此次雲棲大會上介紹,目前高德已在全國擁有7億用戶,支持了30萬款的移動APP,已覆蓋360個城市的實時路況。
計算經濟時代的到來
城市數據大腦這個項目背後的商業潛力有多大?
王堅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按現在的情況,杭州市這5萬多個攝像頭的視頻大概需要12萬-15萬的人才能看得過來,而當你的計算能力能夠替換這十幾萬人的能力的時候,你自然能想到它的商業潛力有多大。
王堅認為,當數據變成最重要的生產資料,當計算變成一個企業發展最核心競爭力的時候,一個新的經濟時代其實已經來了,那就是計算經濟的時代。
此次,13家企業投入了將近300多名研發人員,所有的費用都是各個企業自掏腰包。
胡曉明對記者表示,只要能夠轉化為對市民出行、對城市管理是有幫助的,只要能創造價值,一定會有商業機會,盡管目前還沒有到討論商業機會的時候,但相信技術一定會跟商業很好地結合。將來杭州市政府也願意用商業的方法去解決購買相關的技術服務。
“一個平臺要有強勁的生命力,顯然不能長期靠政府投入或者企業投入。接下來我們也要探索政企合作如何能夠建立一個基於市場化的、有利於數據開放共享的這樣一個大數據的管理、服務、運營機制。”上述負責人對記者表示,政府和企業肯定要推動一些新的模式。比如除了政府買單的方式,通過數據交換,企業可以根據自己的技術特長,用政府提供的這些脫敏數據開發一些個性化的應用,為老百姓提供增值服務。
王堅在其新書《在線》中提到,雲計算必須是公共服務,因為雲計算已經和電一樣成為互聯網經濟時代最基礎不過的社會需求,它會慢慢變成國家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支持整個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
據全球權威的IT研究與顧問咨詢公司Gartner研究報告顯示,全球雲計算市場從2009年的586億美元增長至2014年的1528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達18%。其中,2013年美國占據全球雲服務市場50%以上的份額,中國占4%。我國雲計算市場空間從2008年的72.71億元增長到2014年的1333.6億元,年均增長率超過60%,增長率不斷提升。
德意誌銀行今年4月份發布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阿里雲2015年第四季度營收約1.28億美元,年度凈收入預估超過Google雲計算的全球體量,進入全球前三,形成“3A(亞馬遜AWS、微軟Azure、阿里雲)”的競爭局面。
從國內來說,目前阿里巴巴雲計算規模是騰訊的10倍,百度的30倍。業內人士認為,雲計算將成為BAT下一個角鬥場。
國家衛生計生委12日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啟動婚育新風進萬家活動等有關情況。國家衛計委婦幼司副司長宋莉表示,今年以來在大城市尤其是三級醫療機構產科床位“一床難求”的問題比較突出。要緩解當前存在的產科“一床難求”、婦幼健康服務資源結構性短缺的矛盾,一是調整擴增服務資源,二是建立分級建檔制度,三是聯合互助。
會上,有記者提問稱,從“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以來,尤其是大城市出現三級醫院“建檔難”的問題怎麽解釋?高齡、高危孕產婦有一些增加,針對她們有一些什麽具體服務?
宋莉表示,確實今年以來在大城市尤其是三級醫療機構產科床位“一床難求”的問題比較突出。立足當前,要著力緩解當前存在的產科“一床難求”、婦幼健康服務資源結構性短缺的矛盾,一是調整擴增服務資源,充分利用好現有的醫療資源,比如說通過醫療機構內的科室間的床位調整,包括像三級醫療機構很多將特需病房調整擴大為普通病房,盡可能的擴增產科床位。二是分級建檔制度的建立,通過實施分級建檔制度,包括像建立孕產婦建檔服務中心這些措施,合理的分流和引導孕婦根據風險評估的結果來選擇建檔機構,緩解三級醫療機構產科人滿為患“一床難求”的供需矛盾,力爭讓每一位孕產婦都能夠得到及時、安全、高效的服務。三是聯合互助,促進優質婦幼健康服務資源下沈。比如我們鼓勵各地組建婦幼健康服務聯合體,遠程會診,對口支援等多種方式,進一步來提高基層醫療衛生服務機構的服務能力,促進優質婦幼健康服務資源的下沈,來促進區域間的服務能力的均衡發展。
宋莉稱,“從長遠來看,我們在積極落實‘十三五’規劃,將實施婦幼健康和計劃生育服務保障工程,按照‘兩綱’提出的明確要求,到2020年省、市、縣均設置一所政府舉辦標準化的婦幼保健機構。”
宋莉還強調,同時要加強綜合醫院產兒科建設,加強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規範化的產科和兒科門診的建設,健全婦幼健康服務體系,此外還要加快孕產婦和新生兒危急重癥救治能力的建設,加強產科兒科醫師、助產士專業人才的培養使用,提升婦幼健康服務能力。
國新辦13日舉行新聞發布會,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毛盛勇介紹2016年11月份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毛盛勇表示,從各項指標來看,11月份,我國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積極變化累積增多,多數指標有所好轉,國民經濟運行呈現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
第一,增長動力企穩回升。從工業來看,11月份,規模以上工業的增加值增長6.2%,比上月加快0.1個百分點。考慮到11月份工業產品的價格上漲更多,如果從名義增速來看,11月份工業增加值的增速會更高,而且比10月份加快得更多。
從投資來看,1-11月份,固定資產投資增長8.3%,增速和1-10月份是持平的,連續四個月呈現投資企穩的跡象。
從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來看,11月份名義增長了10.8%,比上月加快了0.8個百分點,這也是今年以來單月的最高增速。從出口來看,以人民幣計價的出口由降轉升,11月份增長5.9%,上月是負3.4%。國家統計局統計的規模以上工業出口交貨值11月份增長1.7%,上月是下降0.2%。從三駕馬車的增長情況來看,整個經濟增長的動力在企穩,在回升。
第二,經濟結構在繼續優化。從國家統計局重點監測的一些服務業領域來看,11月份服務業繼續保持較快發展態勢。從工業內部來看,代表轉型升級方向的高技術產業,11月份增長10.6%,增速比上月加快0.1個百分點。裝備制造業增長10.5%,比上月加快0.4個百分點。
其中,裝備制造業和高技術產業成為11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速加快的主要力量,毛盛勇表示,這說明工業內部轉型升級的態勢在增強。
從投資結構來看,盡管1-11月份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速和1-10月份是持平的,但是投資的內部結構也呈現優化的趨勢。比如制造業的投資,1-11月份制造業投資增長3.6%,比1-10月份加快0.5個百分點,特別是11月份當月,制造業投資增長8.4%,比10月份加快了5.8個百分點。
1-11月份民間投資增長3.1%,比1-10月份加快了0.2個百分點。還有一些服務領域的消費,一些代表升級類商品的消費繼續呈現加快上升的趨勢。
毛盛勇指出,11月份這些指標顯示,經濟結構在繼續優化。
第三,就業形勢總體平穩。11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和大城市調查失業率和10月份相比均有所回落,特別是大城市城鎮調查失業率連續三個月保持在5%以下的比較低的水平。
毛盛勇表示,當前就業穩仍然是經濟運行的一大亮點。
第四,消費價格增勢溫和。11月份,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漲2.3%,漲幅比10月份擴大0.2個百分點,環比上漲了0.1%。如果扣除食品和能源價格變動的因素,核心CPI上漲1.9%。從CPI的變化走勢來看,居民消費價格仍然處於一種溫和上漲的態勢。11月份CPI環比略有上漲的主要原因,一個是進入冬季以來,蔬菜的種植成本包括運輸成本有所上升,所以蔬菜價格上漲比較多,帶動了食品價格的上漲。再一個是汽油價格的上漲。
第五,企業利潤繼續提高。1-10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長8.6%,比1-9月份加快了0.2個百分點。10月份當月利潤增長9.8%,比上月加快了2.1個百分點。還有企業的主營業務收入的增長率、企業主營業務的利潤率均有所改善,這說明企業的利潤在好轉。
他指出,實際上企業利潤的好轉,一方面是受益於價格因素,另一方面也說明企業主動在練內功,企業產品結構在不斷優化。
第六,市場預期持續改善。PMI(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11月份是51.7%,比上月繼續提高0.5個百分點。今年3月份以來,PMI一直位於臨界點之上,也是2014年8月份以來的新高。從非制造業商務活動指數來看,11月份是54.7%,是2014年7月份以來的新高,也是連續3個月加快。
消費者信心指數11月份是108.6,比上月提高了1.4個百分點。消費者信心指數表明消費還繼續位於樂觀區間。海關總署統計的出口先導指數,11月份是36.9%,比上月提高了1.3個百分點,企業對出口的形勢也有所改善。
到2020年,我國高速鐵路營業里程將達到3萬公里,覆蓋80%以上的大城市。新改建高速公路通車里程約3萬公里。具備條件的建制村通硬化路和班車。村村直接通郵。
29日上午,國務院新聞辦在京發布《中國交通運輸發展》白皮書。白皮書提出,“十三五”時期,我國將構建內通外聯的運輸通道網絡。構建橫貫東西、縱貫南北、內暢外通的綜合運輸大通道,推進對外交通走廊和海上絲綢之路走廊建設。打造高品質的快速網絡,加快推進高速鐵路成網,完善國家高速公路網絡,適度建設地方高速公路,增強樞紐機場和幹支線機場功能。
同時,完善廣覆蓋的基礎網絡,加快中西部鐵路建設,推進普通國省道提質改造和瓶頸路段建設,提升沿海和內河水運設施專業化水平,加強農村公路、通用機場建設,推進油氣管道區域互聯。提升郵政網絡服務水平,加強快遞基礎設施建設。
交通運輸部黨組書記楊傳堂向記者們展示剛出版的《中國交通運輸發展》白皮書。攝影/章軻
白皮書提出,“十三五”時期,我國將建設現代高效的城際城市交通。建設城市群中心城市間、中心城市與周邊節點城市間1-2小時交通圈,打造城市群中心城市與周邊重要城鎮間l小時通勤都市圈。在城鎮化地區大力發展城際鐵路、市域(郊)鐵路,形成多層次軌道交通骨幹網絡。實行公共交通優先,加快發展城市軌道交通、快速公交等大容量公共交通。
到2020年,基本建成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長江中遊、中原、成渝、山東半島城市群城際鐵路網。加快300萬以上人口城市軌道交通成網,新增城市軌道交通運營里程約3000公里。加強郵政、快遞網絡終端建設。
29日,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布會現場。攝影/章軻
交通運輸部黨組書記楊傳堂介紹,“十三五”時期,我國將打造一體銜接的綜合交通樞紐。優化樞紐空間布局,建設北京、上海、廣州等國際性綜合交通樞紐,提升全國性、區域性和地區性綜合交通樞紐水平,加強中西部重要樞紐建設,推進沿邊重要口岸樞紐建設,提升樞紐內外輻射能力。完善樞紐綜合服務功能,優化中轉設施和集疏運網絡,強化客運零距離換乘和貨運無縫化銜接,實現不同運輸方式協調高效,發揮綜合優勢,提升交通物流整體效率。
楊傳堂介紹,“十三五”時期,我國還將推動運輸服務綠色智能發展。推進交通運輸綠色發展,集約節約利用資源,加強標準化、低碳化、現代化運輸裝備和節能環保運輸工具推廣應用。實施“互聯網十交通運輸”行動計劃,加快智能交通發展,推廣先進信息技術和智能技術裝備應用,加強聯程聯運系統、智能管理系統、公共信息系統建設,加快發展多式聯運,提高交通運輸服務質量和效益。
楊傳堂表示,在深化交通運輸改革方面,我國將深入推進綜合交通運輸改革發展,促進各種運輸方式深度融合,加快構建安全、便捷、高效、綠色、經濟的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推進鐵路市場化改革,深化投融資體制和財政事權與支出責任改革,加快推進空域管理體制改革。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持續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提高行政效能。
“我們全國2862個縣中貧困縣就有592個,幾乎占到四分之一。這充分說明我們在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時候,應該把重點放在農村,放在縣域經濟上,要讓全國2800多個縣都應該得到很好的發展。”
十一屆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賀鏗7日在“首屆中國縣域經濟發展論壇”上表示,必須在縣域經濟的發展上狠下功夫。要建設全面小康,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就要把農業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三化”結合,要真正轉變思想,以發展縣域經濟。
如何發展縣域經濟?在賀鏗看來,要強調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鍵是兩個問題,一個是農業現代化,一個是農產品安全。目前我國農業現代化的問題還有些滯後,不適應當前世界經濟發展總的潮流,必須把農業現代化的問題放在重要位置,農業現代化問題最要解決的就是農業土地的流轉問題。
“農民土地的流轉十七屆三中全會專門做了決定,但沒有推行得太好,更談不上快。而農用土地不能很好的流轉,它就會影響產業的規模經營,就會影響農業現代化,同時也嚴重的制約了現代化的發展,所以要解決農用土地如何流轉的問題,中央提出了承包權、所有權、經營權三權要合理處置的問題。”賀鏗說。
他認為,這當中更重要的問題是土地的處分權究竟如何解決,農民承包的土地他有沒有自我處分的權利,能不能獲得應有的土地處理的收入,這是關鍵的問題,應該在這些方面有大膽的探索,推進土地的合理流轉。
“如果土地處置權是自己的,他們(農民工)也不至於要守住原來的宅基地,就可以放心在就業的城市里面買房子。這才是真正的城市化,而且可以解決我們房子去庫存的問題。”賀鏗說。
賀鏗表示,在農村必須把工業更多的引向農村。全國都有工業、農業,縣域經濟才可以成為真正比較強的實體。因為沒有工業,稅收上不去,政府還是很難辦。目前,中部和西部的縣財政困難,主要是沒有非農產業,沒有工業,因此需要把農業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三化”結合起來抓。只有這樣,才能使縣域經濟得到很快的發展。
此外,賀鏗還認為,發展縣域經濟應該轉變思想,主要是領導要轉變思想。
“發展縣域經濟的問題是2002年十六屆黨的代表大會提出來的。為什麽發展不快?主要是我們各級領導在縣域經濟這個問題上沒有真正轉變觀念,沒有真正的重視。大多數的人把思想還是放在大城市,放在本地的建設現代化的大城市為主。各個省又把重點放在省會城市,動不動就提要建設國際化大都市,你能搞幾個國際大都市?世界上又有幾個?我們不能這樣一味的去重視大城市的發展問題。”
清風吹拂,碧波蕩漾。春天的白洋澱,到處是生機勃發的景象。燕趙大地上,又一個春天的故事正在拉開帷幕。
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通知,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雄安新區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也是繼規劃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後又一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歷史性戰略選擇,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
黨的十八大後,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為基本出發點,加強頂層設計,提出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經過3年多紮實謀劃、積極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實現良好開局。規劃建設雄安新區,是黨中央深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作出的一項重大決策部署,對於探索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先開發新模式、調整優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間結構、培育創新驅動發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規劃建設河北雄安新區,是尊重城市建設規律、解決“大城市病”問題的關鍵一招,是創新區域發展路徑、打造新的經濟增長極的點睛之筆。從國際經驗看,解決“大城市病”問題,許多國家都采用“跳出去”建新城的方法。從我國經驗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通過建設深圳經濟特區和浦東新區,有力推動了珠三角、長三角地區發展。設立雄安新區,既貫徹了協同發展、創新發展的時代思考,也吸收借鑒了國內外有益經驗,為拓展區域發展新空間鋪就一條新路。
雄安新區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新區,其定位首先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載地。作為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兩項戰略舉措,規劃建設北京城市副中心和河北雄安新區,將形成北京新的兩翼,拓展京津冀區域發展新空間。雄安新區在起步之初,就要加強同北京、天津、石家莊、保定等城市的融合發展,特別是要同北京中心城區、城市副中心在功能上有所分工,實現錯位發展。統籌生產、生活、生態三大布局,努力打造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的創新示範區,雄安新區將充分發揮京津冀各自比較優勢,形成京津冀目標同向、措施一體、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的協同發展新格局。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建設雄安新區是一項歷史性工程,是我們這代人留給子孫後代的歷史遺產,尤其需要保持歷史耐心,有計劃分步驟推動新區建設。我們要按照黨中央要求,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高標準高質量組織規劃編制,科學規劃空間布局、功能定位,規劃好再開工建設,不留歷史遺憾;以改革開道,發揚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建立體制機制新高地;以民生為本,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補齊環京津冀周邊地區社會事業發展、公共服務水平短板;以實幹鋪底,堅持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一件件事認真辦,一茬一茬踏實幹,一張藍圖幹到底,讓雄安新區建設經得起歷史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