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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底意大利：中國外管局入股意大利投行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中國央行(PBoC)下屬機構已購入意大利知名投行Mediobanca少數股權，突顯出中國願意長期押註於陷入困境的歐元區外圍國家。

意大利股市監管機構昨日在簡報中披露，中國央行本月已購入該意大利銀行2.001%股權。

這是中國央行下屬投資機構——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Safe)進軍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的最新舉措。外管局管理著中國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

據估計，外管局已斥資逾25億歐元分別購入意大利5家最大企業約2%的股權，這些企業包括菲亞特-克萊斯勒汽車公司(Fiat Chrysler Automobiles)、意大利電信(Telecom Italia)、普睿司曼(Prysmian)以及國有控股的能源集團埃尼(Eni)和意大利國家電力公司(Enel)。

此舉表明，隨著最近幾年固定收益資產收益率下滑，隸屬於中國央行的這家半自治投資機構已放棄傳統上的保守戰略。

最近幾年，意大利成為中國投資歐洲的主要關註點之一，據估計，中國已投資50億歐元，這被稱為針對歐洲陷入困境的外圍國家的第二個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的開端。

意大利政府一直熱情支持中國對歐元區這個陷入困境的第三大經濟體的投資，該國政界沒有什麽反對中國資金大量湧入的跡象。

意大利總理馬泰奧·倫齊(Matteo Renzi)上周在與中國總理李克強會晤時表示：“我們必須讓中國更多的進入意大利，也讓意大利更多的進入中國。”兩國簽署了價值80億歐元的商業協議。

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科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孫彥紅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兩年，中國企業對意大利的投資迅速增長。從意大利方面看，經歷過去幾年的危機沖擊，當前資產價格普遍達到歷史低點，投資成本相對較低；另外，歐債危機已漸趨平息，投資風險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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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管局：外儲下降因美元升值，資本外流風險不大

今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的新聞發布會，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司長管濤介紹了2014年前三季度外匯收支數據，並接受大家的提問。

管濤指出，中國三季度外匯儲備下降是因為美元升值，中國資本外流並非是很大風險。中國外匯儲備下降反映國際收支趨向平衡，符合國家宏觀調控目標。隨著央行幹預減少，外匯儲備增長放緩是新常態。國際收支平衡為中國貨幣政策操作提供空間。

管濤表示， 中國央行正在逐漸停止在外匯市場上的幹預。市場參與者仍傾向持有外匯。 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將是新常態。 

中國第三季外匯儲備余額意外回落1000億美元，為九個季度來首次減少。上周公布的央行數據顯示，9月末外匯儲備余額為3.89萬億美元，較二季度末的3.99萬億美元回落1000億美元。上一次外匯儲備季度環比上減少是在2012年6月末。

管濤對此解釋稱，“今年三季度，美元指數上升7.7%。我國外匯儲備里面，除了美元資產以外，還有其他一些非美元資產，需要折算成美元對外公布，美元升值就會導致非美元資產在折算成美元時金額減少。但這些折算造成的余額變化只是賬面的估值變化，並不是實際的損失，也不會有實際的跨境資金流動。因此，賬面的估值變動和實際的損益並不是一回事。而且現在我國外匯儲備規模已經達到三、四萬億美元，未來國際市場上主要貨幣匯率波動可能還會造成外匯儲備余額變動，但影響比較有限，主要貨幣匯率是有漲有跌的，對於這種波動的影響不必過度解讀。”

隨後有記者問道，今年三季度以來，我國進出口順差屢創新高，人民幣匯率總體升值，但是銀行的結售匯順差持續走低，有些月份甚至出現逆差，是否意味著我國當前面臨資本大量外逃的風險？

管濤指出，三季度人民幣匯率有所回升，貿易順差較大，但是外匯市場上卻出現少量的供不應求。這種外匯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是3月份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新成果的進一步顯現。今年2月中旬，特別是3月17日擴大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雙向浮動區間以來，人民幣匯率呈現了明顯的雙向波動，有漲有跌，改變了過去的單邊走勢，這在一定程度上引導了市場，使得市場主體調整了外匯交易策略，企業購匯意願普遍增強，結匯動機有所減弱。雖然最近幾個月人民幣匯率有所回升，但是在國內外經濟金融環境錯綜複雜的情況下，企業對前期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還是記憶深刻的，所以總體上仍然延續了增加外匯存款、減少外匯貸款和對外負債的財務調整。

管濤在會上還提到，當前我國外匯收支狀況主要呈現以下特點：

第一，跨境資金總體保持凈流入態勢。前三季度，剔除匯率因素影響（下同），銀行結匯同比增長4%，售匯增長4%，結售匯順差增長3%；銀行代客涉外收入同比增長14%，對外付款增長19%，涉外收付款順差下降52%。

第二，市場主體結匯動機減弱而購匯意願增強。衡量企業和個人結匯意願的銀行代客結匯占涉外外匯收入的比重（即結匯率）總體下降，由一季度的77%降至二季度的68%，三季度為69%；衡量購匯動機的銀行代客售匯占涉外外匯支付的比重（即售匯率）呈上升態勢，由一季度61%升至二季度69%，三季度為70%。

第三，外匯供求在震蕩中趨向基本平衡。從銀行結售匯數據看，一季度順差1592億美元，二季度降至順差290億美元，三季度轉為逆差160億美元。從銀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數據看，一季度順差455億美元，二季度和三季度分別為順差407億美元和逆差200億美元。

第四，銀行遠期結售匯由大幅順差轉為基本平衡。前5個月，遠期結售匯簽約連續順差，但月均順差規模由1至2月的240億美元降至3至5月的17億美元。隨後的6至9月份，遠期結售匯順差和逆差交替出現，但絕對規模均不大，月均逆差6億美元。

第五，外匯市場逐漸趨向自主性平衡。剔除遠期結售匯履約後，1至2月份，未到期遠期凈結匯余額累計增加152億美元，3至9月份連續7個月回調，累計下調506億美元，推動了銀行增持外匯頭寸。反映零售市場外匯供求狀況的銀行即遠期結售匯差額（即銀行結售匯差額與未到期遠期凈結匯余額變動合計），一季度為順差1649億美元，二季度降至25億美元，三季度轉為逆差305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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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管局：簡政放權 便利金融機構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

國家外匯管理局日前發布《國家外匯管理局關於調整金融機構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有關管理政策的通知》。《通知》內容包括取消對金融機構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事前準入許可，明確金融機構在銀行間外匯市場的基本交易規則等。

為貫徹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進一步簡政放權，豐富市場參與主體，促進外匯市場發展，國家外匯管理局日前發布《國家外匯管理局關於調整金融機構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有關管理政策的通知》（匯發[2014]  號，以下簡稱《通知》）。

《通知》主要內容包括：一是推進簡政放權，取消對金融機構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事前準入許可，進一步發揮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二是完善市場監管，明確金融機構在銀行間外匯市場的基本交易規則，繼續推動建立政府監管與市場自律並行的外匯市場管理新框架。三是清理整合法規，廢止涉及金融機構進入銀行間外匯市場的4部外匯管理文件，提高外匯管理政策透明度。

《通知》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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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管局解釋資本外流：企業和個人沒有恐慌性地囤積外匯

銀行結售匯數據顯示，2014年下半年，我國外匯零售市場累計凈流出資金625億美元。外管局官員稱，目前的流出是預期內的，符合宏觀調控和改革的方向。企業和個人並沒有出現恐慌性地囤積外匯。

外管局今日公布數據顯示，2014年12月，銀行結匯11401億元人民幣（等值1862億美元），售匯11972億元人民幣（等值1955億美元），結售匯逆差571億元人民幣（等值93億美元）。自此，銀行結售匯已經連續五個月出現逆差，引發市場對資本外流的擔憂。

今年，下半年我國銀行結售匯數據出現明顯的趨勢逆轉。一季度順差1592億美元，二季度降至290億美元，三季度轉為逆差160億美元，四季度擴大為465億美元。

對此，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司長管濤今日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表示：“去年二季度開始，我們註意到貿易順差不斷擴大，銀行結售匯下半年又變為逆差，我們稱之為貿易順差和外匯供求關系的背離。預計四季度還會呈現經常項目順差，資本項目逆差的態勢”。

管濤認為跨境資金流出的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響：

一是2014年3月份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浮動幅度進一步擴大，匯率雙向波動逐漸深入人心，人民幣匯率預期分化，促使企業采取了增加外匯存款、減少外匯貸款的財務操作。

二是2014年世界經濟整體呈現一種不平衡的緩慢複蘇，美聯儲逐步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美元匯率全面走強。國際資本大量回流美國，而許多新興市場出現了資本外流、本幣貶值的壓力，這對中國也產生了一定影響。

三是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以後，市場越來越關註我國經濟運行狀況，以及其中可能蘊含的一些風險和問題，市場情緒處於較大波動期，加之人民幣匯率已經趨於均衡合理水平並被市場廣泛接受和認可，激發了境內市場主體資產負債幣種結構的調整。

如何評估目前的跨境資金流出壓力？中國證券網援引管濤評論稱，目前的流出是預期內的，符合宏觀調控和改革的方向。人民幣匯率改革後，央行逐步退出外匯市場的常態化幹預。企業增加了外匯存款，外匯存款減去外匯貸款的部分，被銀行用於對外投資了，市場持幣主體進一步多元化。

管濤稱，目前的調整是適度的、可承受的，沒有改變外匯總體上供大於求的局面，外匯儲備還是有所增長，市場流動性很充足，企業和個人並沒有出現恐慌性地囤積外匯，最後兩個月的外匯缺口收斂到100億美元左右。

華爾街見聞此前曾提到，高盛認為，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中誤差項數字的不斷擴大可能反映了資本正在秘密出逃。

此外，中國外匯儲備連續兩個季度減少，也引發了市場對於中國資本外流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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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管局管濤：資本外流早有“蛛絲馬跡” 市場是在自己嚇自己

外管局國際收支司司長管濤近日撰文稱（僅代表其個人觀點），我國發生的資本外流早有“蛛絲馬跡”，現在的市場反應其實是後知後覺、自己嚇自己。出現資本外流並非意料之外，而是預期中有序的、適度的調整，各方必須從思想和措施上深刻認識並積極適應跨境資金流動和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的新常態。

2014年我國跨境資金流動由上年的偏流入轉為偏流出壓力，主要原因：新興市場普遍承壓的國際大背景，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是國內主動因和人民幣匯率波動性增加是重要催化劑。

在經常項目收支趨向基本平衡、人民幣匯率趨於均衡合理水平的情況下，影響跨境資金流動和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因素日趨複雜化、多樣化。當前的貿易順差與外匯儲備增長相背離、本外幣利差與套利資本流向相背離，以及之前的人民幣匯率有升值壓力卻無升值預期等現象，均顯示我國外匯市場運行機制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外匯市場已經步入既可能變好、也可能變差的多重均衡狀態。非交易、非流量尤其是市場預期因素的影響作用加大，人民幣匯率的資產價格屬性進一步凸顯。

我國國際收支運行正在加速從大額順差、單邊升值的“舊常態”轉向一順一逆、雙向波動的“新常態”。這是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必然產物，符合國家宏觀調控和改革開放的大方向，是中國經濟金融加速融入全球化的大勢所趨。

以下是管濤刊在上海證券報上的全文：

日前，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了2014年第四季度及全年的國際收支初步數據。有關數據顯示，第四季度，我國經常項目順差611億美元，資本項目逆差（含凈誤差和遺漏）912億美元，儲備資產減少300億美元，其中外匯儲備資產減少293億美元；全年，經常項目順差2138億美元，資本項目逆差（含凈誤差和遺漏）960億美元，儲備資產增加1178億美元，其中外匯儲備資產增加1188億美元。

數據發布後，市場驚呼：中國遭遇了史上季度和年度最大規模資本外流！這甚至加重了當前金融市場彌漫著的悲觀情緒。然而，我國發生的資本外流早有“蛛絲馬跡”，現在的市場反應其實是後知後覺、自己嚇自己。出現資本外流並非意料之外，而是預期中有序的、適度的調整，各方必須從思想和措施上深刻認識並積極適應跨境資金流動和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的新常態。

諸多指標早已顯示我國出現資本外流且流出壓力逐漸加大

境內外匯市場供求關系已逐漸發生逆轉。2014年第一季度，反映零售市場外匯供求關系的即遠期結售匯差額（剔除遠期結售匯履約重複計算的影響後，即“即期結售匯差額+未到期遠期結售匯差額變動額”）為順差1649億美元，第二季度順差降至僅有25億美元，第三季度轉為逆差305億美元，第四季度逆差進一步增至513億美元，較上季增長了68%。全年，即遠期結售匯順差856億美元，較上年減少了74%。

進出口順差擴大不反映為外匯儲備增加。2014年第二、三季度，海關統計的外貿進出口順差合計達2144億美元，同比增長69%，而同期國際收支口徑的外匯儲備資產（剔除了匯率和資產價格變動的估值影響）僅增加了224億美元，同比少增85%，其中第三季度外匯儲備資產實際減少了4.3億美元。相應的，第二、三季度，在經常項目順差分別為734億美元和722億美元的情況下，資本項目連續兩個季度凈流出，分別為162億美元和90億美元。第四季度，海關統計的進出口順差1262億美元，與第三季度水平大體相當，同比增長39%，而外匯市場卻持續供不應求，且供求缺口環比還擴大了68%。因此，當季出現資本項目逆差增加、儲備資產下降更多也就不足為怪了。這也符合“貿易順差越大、資本流出越多”，或者說“經常項目順差、資本項目逆差”的國際收支平衡規律。

央行外匯占款和外匯儲備余額變動也早現端倪。2014年末，央行外匯占款余額27.1萬億元，較上年末新增6411億元，增幅較上年減少了77%。其中，第一季度增加7879億元，第二至四季度連續負增長，分別減少了18億元、113億元和1334億元，這與各季外匯儲備資產的變動趨勢大體一致。2104年末，央行公布的外匯儲備余額38430億美元，較上年末新增217億美元，增幅較上年回落了96%，也反映了全年外匯儲備資產較上年少增73%的基本事實。從季度數據看，第一、二季度外匯儲備余額分別增加1268億美元和451億美元，第三、四季度分別減少1055億美元和447億美元。第四季度，之所以在外匯儲備資產降幅由上季4.3億美元增至293億美元的情況下，外匯儲備余額的減幅反而收窄，主要是因為當季美元匯率升值勢頭較三季度有所減緩，而其他資產價格的漲幅增大，正負影響相抵後，估值效應對外匯儲備余額的推低作用有所減小。

多因素促使我國跨境資金流動承受持續的偏流出壓力

分析2014年我國跨境資金流動由上年的偏流入轉為偏流出壓力，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第一，新興市場普遍承壓是國際大背景。2014年世界經濟整體呈現一種不平衡的緩慢複蘇，美聯儲逐步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美元匯率全面走強，全年美元指數上升了12%。在這種情況下，國際資本大量回流美國，而許多新興市場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資本外流、本幣貶值的壓力。

第二，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是國內主動因。當前中國經濟正處於“三期”疊加的調整時期，市場越來越關註國內經濟運行狀況，以及其中可能蘊含的風險和問題，對中國經濟和人民幣資產風險重新評估，市場情緒處於較大波動期。在人民幣匯率已趨於均衡合理水平的背景下，市場匯率預期分化，激發了市場主體資產負債幣種結構的調整，逆轉了前期“資產本幣化、負債外幣化”的財務運作。

第三，人民幣匯率波動性增加是重要催化劑。隨著2014年3月17日以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雙向浮動區間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逐漸深入人心，甚至當三季度人民幣匯率企穩回升時，國內企業也沒有恢複年初的單邊套利交易。企業結匯意願減弱、購匯動機增強，並采取了增加外匯存款、減少外匯貸款的財務操作。2014年全年，衡量結匯意願的銀行代客結匯占涉外外匯收入的比重（即結匯率）平均為71%，比上年回落了1個百分點，衡量購匯動機的銀行代客售匯占涉外外匯支付的比重（即售匯率）平均為69%，比上年上升了6個百分點；年底，境內外匯貸款與境內外匯存款之比較年初下降了26個百分點。由於人民幣匯率長期單邊升值且波動率較低，前些年市場積累了大量的美元空頭。現在因內外部市場環境變化，企業開始啟動回補美元空頭的財務操作，這種“鐘擺效應”短期內有可能抵消外貿進出口的順差。

進入2015年，境內外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繼續偏弱。境內交易價CNY持續在中間價的貶值方向，1月底以來CNY甚至多個交易日觸及或接近跌停位。境外交易價CNH相對於CNY也持續偏弱且差價擴大，1月份日均差價99個基點，較上月增加74%。分析其原因，其實仍是導致2014年我國跨境資金偏流出壓力的前述內外部偏空因素在繼續發揮作用：從國際看，外部世界仍不太平，瑞郎與歐元突然脫鉤、歐版量化寬松超出預期、多國央行降息紛至沓來、貨幣戰爭風雨欲來、美元指數繼續反彈……從國內看，去年12月份和今年1月份主要經濟數據繼續偏弱、貨幣政策松動預期使得降低利差交易吸引力、趨於合理均衡和雙向波動背景下的人民幣匯率預期進一步分化，等等。

當前我國跨境資金流出屬於預期中的有序、適度的調整

“藏匯於民”和“債務去杠桿化”是去年二季度以來資本項目逆差的主要原因。2014年第二季度，經常項目與直接投資差額之和為1127億美元，較上季增長86%，但非直接投資資本流動（即證券投資與其他投資差額之和）由上季凈流入401億美元轉為凈流出549億美元，減少950億美元，基本可以解釋同期儲備資產較上季少增1032億美元。具體來看：證券投資凈流入146億美元；其他投資由上季凈流入轉為凈流出695億美元，其中資產方凈流出1176億美元，負債方仍為凈流入483億美元。資產方的凈流出反映了第二季度外匯存款增加652億美元，而外匯貸款下降23億美元，銀行將當期外匯貸存差675億美元存放或拆放境外，可見，“藏匯於民”是導致第二季度其他投資凈流出的主要原因。第三季度，經常項目與直接投資差額之和為1167億美元，較上季增長4%，但非直接投資資本流動凈流出537億美元，環比少流出12億美元，低於同期儲備資產較上季少增224億美元的水平。具體來看：證券投資仍為凈流入235億美元；其他投資凈流出772億美元，環比增長11%，其中資產方凈流出656億美元，負債方由第二季度的凈流入轉為凈流出116億美元。資產方的凈流出顯示“藏匯於民”仍是導致非直接投資資本凈流出的重要原因。負債方逆轉則主要反映了第三季度進口貿易融資余額減少365億美元，而第一、二季度分別為增加241億美元和187億美元，因此負債去美元化是第三季度非直接投資資本凈流出的又一重要原因。當然，從5月份境內外匯貸款開始逐月下降，也可以說國內早已啟動了債務去杠桿化進程。

這種調整符合調控和改革方向。隨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改革的推進，央行逐步淡出常態式外匯市場幹預，“貿易順差、資本流出”的格局必然會更加常態化，這有利於改善央行貨幣政策調控空間。銀行的外匯存款增加，但境內外匯貸款減少，說明外匯存款大部分被銀行用於境外投資，使得外匯由過去央行集中持有變成了市場分散持有，是“藏匯於民”的過程。國內企業在前期借了大量美元債務後，現在加速償還，有利於降低整個社會的杠桿率，也有利於減少貨幣錯配。

目前的調整是適度的、可承受的。雖然2014年下半年出現了一定的跨境資金流出壓力，但沒有改變全年外匯供大於求、外匯儲備增加的基本格局。而且，市場保持了平穩運行，企業用匯需求有保障，外匯市場流動性充足，企業包括個人並沒有出現恐慌性的囤積外匯，年底最後兩個月份的外匯供求缺口由前兩個月的兩三百億美元收斂到百億美元左右。另外，人民幣對美元雙邊匯率雖有所走低，但對主要貿易夥伴貨幣匯率總體繼續偏強，2014年國際清算銀行編制的人民幣名義和實際有效匯率指數均創歷史新高，全年分別升值了6.4%和6.2%，2005年匯改以來累計分別升值了40.5%和51.0%，人民幣依然保持強勢。盡管進入2015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繼續走勢偏弱，但市場尚未形成一致的、明顯的人民幣貶值預期。人民幣匯率處於雙向波動的新常態而非趨勢性貶值，仍是大部分市場人士的基本共識。

凈誤差與遺漏為負不等於非法資本外流。從2009年開始，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凈誤差和遺漏”就一直為負值，到2014年第三季度累計為3463億美元，其中僅2014年第三季度就達到負的632億美元。但這不代表當前我國出現了較為嚴重的非法資本外逃，主要理由是：第一，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凈誤差和遺漏”凈額占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的比重一直為2%左右，遠低於國際認可的合理標準，顯示我國國際收支平衡表的質量是可信的。2014年三季度該項占比是5.6%，但前三季度的占比只有2.4%。美國剛公布的2014年二季度國際收支平衡表數據顯示，其凈誤差和遺漏額是正的940億美元，占同期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的+9%，2012年一季度該比例是-15%。第二，不論是隱性還是顯性的資本外流，在目前央行已經逐步淡出外匯市場常態幹預的情形下，“貿易順差、資本流出”是必然的市場結果，“經常項目順差、資本項目逆差”本身也屬於一種合意的國際收支平衡結構。第三，需要密切關註違法違規的跨境資金流動，但不能過分或過度解讀“凈誤差和遺漏”的經濟含義。比如去年三季度凈誤差遺漏的負值，從統計上來講，既有可能是低估了對外資本的輸出，也有可能是高估了經常項目順差，不能簡單地歸為資本流動的原因。如果采用合理的、穩定的方法，能夠估算出上述兩種可能性對應的具體規模，也應該歸入國際收支平衡表的相應交易項目。例如，國際收支平衡表的貨物貿易進出口與海關口徑進出口統計的差異之一，就是平衡表會將海關查處到的進出口走私貨物量記入貨物貿易項下。所以，統計就是統計，只是對經濟活動的客觀反映，不能和資本流動管理問題混為一談。第四，境內外匯存款下降也不一定是非法資本外流。去年9月份以來，我國境內出現了外匯存款與貸款的同步下降。據了解，以前因為境內外匯流動性緊張，外匯存款利率較高，一些國內企業采取了在“境內高存、境外低借”，套取境內外利差的財務策略。但隨著去年二季度以來外匯存款增加，境內外匯流動性改善，銀行自7月份起紛紛調低了外匯存款利率，境內外利差大幅收斂，前述套利交易策略的吸引力急劇下降，以致年底出現了外匯存貸款的雙降。

更加積極地適應跨境資金流動和人民幣匯率運行新常態

首先，認清跨境資金流動和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的新形勢。在經常項目收支趨向基本平衡、人民幣匯率趨於均衡合理水平的情況下，影響跨境資金流動和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因素日趨複雜化、多樣化。當前的貿易順差與外匯儲備增長相背離、本外幣利差與套利資本流向相背離，以及之前的人民幣匯率有升值壓力卻無升值預期等現象，均顯示我國外匯市場運行機制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外匯市場已經步入既可能變好、也可能變差的多重均衡狀態。非交易、非流量尤其是市場預期因素的影響作用加大，人民幣匯率的資產價格屬性進一步凸顯。受國內國際的諸多不確定、不穩定因素的影響，市場預期的多空轉換頻繁，必將導致我國經常性地出現跨境資金流動有進有出、人民幣匯率有漲有跌的雙向振蕩。

其次，順應跨境資金流動和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的新變化。國際收支運行步入新常態，本身也是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必然產物，符合國家宏觀調控和改革開放的大方向，是中國經濟金融加速融入全球化的大勢所趨。對於未來可能越來越頻繁的雙向波動，各方必須增強容忍度，培養處變不驚的市場定力，而不要自亂陣腳。鑒於跨境資金流動和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影響因素日益複雜化、多樣化，必須改變以往過於簡單化的分析框架，而應該結合多因素進行綜合分析，以做出總體判斷。尤其要註意運用辯證的方法，動態監測分析多空因素的相互轉換。加快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逐步減少外匯市場常態幹預是既定的改革方向。這要求相關分析研判工作，要逐漸減少政策色彩，而更著重市場因素。否則，一廂情願地自設錯誤前提，結論和判斷就有可能失之毫厘差以千里。

第三，管理跨境資金流動和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的新風險。新年開局已經顯示，2015年於我國來講必然是不平靜的一年。大波動、超預期，仍是後量化寬松時代不可忽視的尾部風險。我國國際收支運行正在加速從大額順差、單邊升值的“舊常態”轉向一順一逆、雙向波動的“新常態”。對此，境內市場各方在思想和措施上都要有充足的準備。“君子不立危墻之下”。市場主體要控制好對外風險敞口，基於主業實際經營需要對外適度舉債。此外，政府部門要加強對跨境資金流動流動的雙向監測預警，做好相關應對預案，加快培育和發展外匯市場，不斷提高政策和數據透明度。

（作者系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成員。本文僅為個人觀點，不代表作者所在單位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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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管局：資本流出系“藏匯於民” 未來跨境資金將繼續雙向振蕩

中國外管局周日發布了2014年的跨境資金流動監測報告，報告稱“藏匯於民”而非外資撤離是我國資本流出擴大、外匯儲備少增的主要原因。未來“貿易順差、資本流出”的格局會更加常態化。

外管局提到，2014年全年跨境資金流動重現“鐘擺式”的雙向波動。一季度跨境資金延續了 2013 年底的大規模凈流入態勢，二季度凈流入勢頭明顯放緩，三季度轉為凈流出，四季度跨境資金流出壓力有所上升。

華爾街見聞曾提到過，去年全年的資本和金融項目（含誤差與遺漏）逆差達到 960 億美元，至少是1998年以來的最大規模赤字。

這引發了資本外流的擔憂。但在外管局今天發布的報告中提到，鑒於我國外來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負債項下均表現為凈流入，而其他投資資產項下凈流出大幅增加，所以，從國際收支角度講，“藏匯於民”而非外資撤離，是我國資本流出擴大、外匯儲備少增的主要原因。

具體數據如下：

2014 年前三季度，直接投資凈流入 1375 億美元，較 2013 年同期增加 23%，表明我國對長期資本的吸引力仍然較大；非直接投資（包括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凈流出 684 億美元，2013 年同期為凈流入 846 億美元。

其中，我國對外證券投資凈流出 13 億美元，2013 年同期為凈流出 56 億美元；外國來華證券投資凈流入 617 億美元，同比增長 56%。我國對外的貸款、貿易信貸以及持有的境外存款等資產凈增加 2297 億美元，同比增加 1.71 倍；我國企業等對外負債增加，其他投資項下對外負債凈流入 1008 億美元，較 2013 年同期下降 25%。

報告還特別提到美聯儲退出QE對跨境資金流動影響有限。外管局認為，QE退出增加跨境資金流出，但這是對前期大規模流入的糾正，有利於促進國際收支趨向基本平衡。而且這沒有改變我國全年國際收支、外匯供求趨於基本平衡，外匯儲備略有增長的總格局，境內外匯市場流動性充足，沒有出現恐慌性的囤積外匯，目前的資本流出規模是可承受的。

“隨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市場化改革推進，央行逐步退出常態式外匯市場幹預，‘貿易順差、資本流出’的格局會更加常態化。”外管局稱，“今後一段時期，中國將繼續呈現跨境資金有進有出、雙向振蕩格局。”

報告指出，在2015年中國跨境資金流動將面對諸多的不確定和不穩定因素中，較確定的方面包括：實體經濟相關的外匯流入依然保持穩定、外需將繼續緩慢恢複、經濟增速仍處於世界較高水平，有利於維持中國對長期資本的吸引力等。

不確定的方面有：人民幣利率繼續高於主要國際貨幣，但由於影響因素日趨多樣化、複雜化，跨境資本流動仍可能出現較大波動。從國內看，市場還可能會對經濟增長和金融風險等問題產生擔憂，本外幣利差收窄將加速企業資產負債的幣種結構調整。

外管局稱，外匯管理部門將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形成機制，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的基本穩定。

“為保持跨境資金流動基本穩定，要做好保證匯率制度靈活性等多個問題。”報告指出，“作為應對內外沖擊的應急手段，匯率可以在短期內保持相對固定，但絕不能長期不變，否則可能背離經濟基本面，導致失衡和扭曲不斷積累。”

外管局表示，“今年外匯管理部門將有序提高跨境資本和金融交易可兌換程度，大力發展外匯市場，建立健全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債和資本流動管理體系，不斷創新完善外匯儲備經營管理和運用，推動國際收支基本平衡，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

另外，在提到境內企業境外上市籌資規模明顯增長時，報告以專欄的形式特別指出，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阿里巴巴是 Alibaba Group Holding Ltd，該公司註冊在開曼群島，實際是特殊目的公司。統計口徑上，該公司是境外企業而非境內企業，因此不屬於境內企業海外上市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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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管局管濤：亞洲金融危機的氣息離中國越來越近

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外管局）國際收支司司長管濤日前講話稱，中國未來一段時期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和亞洲金融危機的情況越來越相似，亞洲金融危機的氣息離我們越來越近，外匯市場已經開始顯現。

上述講話中，管濤提到，國際上美元匯率強勢基本確立，世界經濟複蘇緩慢，新興市場逐步暴露脆弱的問題，面臨資本流動沖擊；國內經濟增長、物價都有下行壓力，財政金融風險在逐步釋放。這些情況和當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很多情況非常相似。

對於為何大家都關註資本外流、人民幣匯率走勢，管濤說，外匯市場開始顯現亞洲金融危機的氣息在靠近。他建議，在擬定“十三五”規劃時，梳理、總結和評估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采取的宏觀經濟對策和管理危機風險的政策。

上周《上海證券報》發表的管濤文章也提到人民幣匯率和資本外流的問題，稱中國發生資本外流早有“蛛絲馬跡”，現在的市場反應其實是後知後覺、自己嚇自己。文章認為，去年中國跨境資金流動由上年的偏流入轉為偏流出壓力主要源於：國際上新興市場普遍承壓，國內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人民幣匯率波動性增加。

上述文章認為，資本外流是預期中有序的、適度的調整，各方必須從思想和措施上深刻認識並積極適應跨境資金流動和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的新常態。

今年伊始人民幣匯率就保持跌跌不休的態勢。截至本月第一周，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九天七度逼近跌停，本月2日收創逾兩年新低。《人民日報》海外版文章援引專家預測稱，人民幣匯率在局部時期內會貶值，但幅度不會過大，未來人民幣還要國際化，總體趨勢是穩定中有小幅升值。

以下是新浪財經發布的管濤上述講話實錄：

       我今天想講一個觀點，就是建議在擬定“十三五”規劃的時候重溫一下亞洲金融危機。

　　我個人認為，中國未來一段時期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和亞洲金融危機的情況越來越相似了。從國際上看，美元匯率強勢基本確立，雖然這一次國際金融危機是始於美國次貸危機，但是隨著美國經濟的複蘇，美國貨幣政策趨向正常化，美元匯率走強，這個對國際資本流動的格局會帶來深刻的影響。

　　而國際上另外一個特點就是世界經濟複蘇緩慢，像日本安倍經濟學的效率正逐步遞減，歐洲深陷債務危機，新興市場國家增長動力不足，有人甚至說整個世界經濟可能會陷入長期停滯。新興市場持續承壓。

　　我記得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的時候大家談新興市場和發達國家的經濟是脫鉤的，保持不低的增長。2008年、2009年全球開始刺激的時候，新興市場是引領世界經濟的複蘇。但是現在來看，新興市場隨著全球流動性的結束，新興市場很多結構性的問題，脆弱性的問題逐步暴露，面臨著資本流動的沖擊，這是國際上的情況。

      從國內來看，一個是經濟的下行壓力，從高速增長轉到了中速增長，調整的勢頭越來越顯現，到底多少是底很不清楚。另外就是物價也有下行的壓力，PPI已經連續35個月負增長，今年1月份CPI是0.8，當然這個里面有很多的原因，但是至少給市場的信號就是下行的壓力比較大。在三期疊加這樣的背景下，財政金融風險在逐步的釋放。從這些情況來看，和當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很多情況是非常相似的。

　　為什麽最近一段時間國內的外匯市場運行發生了一些很大的變化？大家都在關註資本外流的問題，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問題？實際上我們感覺到，亞洲金融危機的氣息離我們越來越近了，在外匯市場已經開始顯現了。

　　基於這種考慮，我個人建議，我們在擬定“十三五”規劃的時候，我覺得我們從事後有這樣一個樣板，我們把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采取的一些宏觀經濟應對，還有一些危機風險處置的管理這些政策我們好好的評估一下，哪些是經驗我們需要繼續繼承的，哪些是不足我們需要改進的，我覺得在“十三五”規劃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可以把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我們做的事情好好的回憶、梳理、總結和評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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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管局：銀行結售匯連續六個月逆差 凸顯資本外流壓力

國家外匯管理局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1月，銀行結匯9923億元人民幣（等值1620億美元），售匯10427億元人民幣（等值1702億美元），結售匯逆差504億元人民幣（等值82億美元）。這已經是銀行結售匯第六個月呈現逆差，但規模小於12月份的571億人民幣。

華爾街見聞的網站曾提到，外管局國際收支司司長管濤稱，銀行結售匯逆差和其他諸多指標早已顯示我國出現資本外流且流出壓力逐漸加大：

境內外匯市場供求關系已逐漸發生逆轉。2014年第一季度，反映零售市場外匯供求關系的即遠期結售匯差額（剔除遠期結售匯履約重複計算的影響後，即“即期結售匯差額+未到期遠期結售匯差額變動額”）為順差1649億美元，第二季度順差降至僅有25億美元，第三季度轉為逆差305億美元，第四季度逆差進一步增至513億美元，較上季增長了68%。全年，即遠期結售匯順差856億美元，較上年減少了74%。

進出口順差擴大不反映為外匯儲備增加。2014年第二、三季度，海關統計的外貿進出口順差合計達2144億美元，同比增長69%，而同期國際收支口徑的外匯儲備資產（剔除了匯率和資產價格變動的估值影響）僅增加了224億美元，同比少增85%，其中第三季度外匯儲備資產實際減少了4.3億美元。相應的，第二、三季度，在經常項目順差分別為734億美元和722億美元的情況下，資本項目連續兩個季度凈流出，分別為162億美元和90億美元。第四季度，海關統計的進出口順差1262億美元，與第三季度水平大體相當，同比增長39%，而外匯市場卻持續供不應求，且供求缺口環比還擴大了68%。因此，當季出現資本項目逆差增加、儲備資產下降更多也就不足為怪了。這也符合“貿易順差越大、資本流出越多”，或者說“經常項目順差、資本項目逆差”的國際收支平衡規律。

央行外匯占款和外匯儲備余額變動也早現端倪。2014年末，央行外匯占款余額27.1萬億元，較上年末新增6411億元，增幅較上年減少了77%。其中，第一季度增加7879億元，第二至四季度連續負增長，分別減少了18億元、113億元和1334億元，這與各季外匯儲備資產的變動趨勢大體一致。2104年末，央行公布的外匯儲備余額38430億美元，較上年末新增217億美元，增幅較上年回落了96%，也反映了全年外匯儲備資產較上年少增73%的基本事實。從季度數據看，第一、二季度外匯儲備余額分別增加1268億美元和451億美元，第三、四季度分別減少1055億美元和447億美元。第四季度，之所以在外匯儲備資產降幅由上季4.3億美元增至293億美元的情況下，外匯儲備余額的減幅反而收窄，主要是因為當季美元匯率升值勢頭較三季度有所減緩，而其他資產價格的漲幅增大，正負影響相抵後，估值效應對外匯儲備余額的推低作用有所減小。

除了近期頻繁的逆回購操作向市場釋放流動性，本月4日晚，央行宣布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

財經網援引交銀國際董事總經理兼首席策略師洪灝稱，降準只是為了緩沖資本外流和外匯儲備下降所帶來的影響：

降準後市場情緒高漲將會是短暫的；降準背後含義更多是是對儲備資產的管理，而非大幅度寬松：在市場漫長地等待之後，央行終於下調了存款準備金率。此前央行發表了一系列關於維持“穩健”的貨幣政策等充滿了克制的言論，並釋放了不願意大幅放寬貨幣政策的信號。降準後，海外中國市場無論是利率產品還是股票都大幅走強，但是隨著交易到尾盤時卻回吐了部分漲幅。許多市場人士認為降準的時間點是個意外的驚喜，我們並不能茍同。昨天，中國最新的的經常性賬目、資本賬目和金融賬目數據顯示，中國自2014年3季度起一直出現資本外流的情況（不能等同於資本外逃）。同時，央行的外匯儲備也開始下降。在近二十年的歷史上，中國曾出現過三個降準周期：1997年底至1998年、2008年底和2012年上半年。在每個降準周期均伴隨著資本外流的現象（圖表1，紅色長方形標示）。一個國家的經常項目和資本／金融賬目之間必須平衡，除非該國央行通過建立外匯儲備幹預外匯市場。中國一直是個“雙順差”的國家。央行一直在回籠外匯並壓抑人民幣的匯率，同時積累外匯儲備，並利用存準率鎖定過剩的流動性。中國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大約對應的是120萬億元廣義貨幣供應的20%（存準率）。鑒於資本外流和外匯儲備下降，央行再沒有必要把存準率維持於20%（全世界最高的水平）。可以理解的是，在上述的情況下，2015年將有更多類似性質的降準。但這種降準只是為了對沖資本外流和外匯儲備的下降，而不應被視為大幅度寬松。

根據外管局，銀行代客結匯9145億元人民幣，售匯9859億元人民幣，結售匯逆差714億元人民幣；銀行自身結匯778億元人民幣，售匯568億元人民幣，結售匯順差210億元人民幣。

同期，銀行代客遠期結匯簽約1215億元人民幣，遠期售匯簽約1575億元人民幣，遠期凈售匯359億元人民幣。截至本月末，遠期累計未到期結匯8356億元人民幣，未到期售匯7870億元人民幣，未到期凈結匯486億元人民幣。

2015年1月，境內銀行代客涉外收入18415億元人民幣（等值3006億美元），對外付款16165億元人民幣（等值2683億美元），涉外收付款順差2250億元人民幣（等值367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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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管局管濤：亞洲金融危機的氣息離中國越來越近

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外管局）國際收支司司長管濤日前講話稱，中國未來一段時期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和亞洲金融危機的情況越來越相似，亞洲金融危機的氣息離我們越來越近，外匯市場已經開始顯現。

上述講話中，管濤提到，國際上美元匯率強勢基本確立，世界經濟複蘇緩慢，新興市場逐步暴露脆弱的問題，面臨資本流動沖擊；國內經濟增長、物價都有下行壓力，財政金融風險在逐步釋放。這些情況和當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很多情況非常相似。

對於為何大家都關註資本外流、人民幣匯率走勢，管濤說，外匯市場開始顯現亞洲金融危機的氣息在靠近。他建議，在擬定“十三五”規劃時，梳理、總結和評估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采取的宏觀經濟對策和管理危機風險的政策。

上周《上海證券報》發表的管濤文章也提到人民幣匯率和資本外流的問題，稱中國發生資本外流早有“蛛絲馬跡”，現在的市場反應其實是後知後覺、自己嚇自己。文章認為，去年中國跨境資金流動由上年的偏流入轉為偏流出壓力主要源於：國際上新興市場普遍承壓，國內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人民幣匯率波動性增加。

上述文章認為，資本外流是預期中有序的、適度的調整，各方必須從思想和措施上深刻認識並積極適應跨境資金流動和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的新常態。

今年伊始人民幣匯率就保持跌跌不休的態勢。截至本月第一周，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九天七度逼近跌停，本月2日收創逾兩年新低。《人民日報》海外版文章援引專家預測稱，人民幣匯率在局部時期內會貶值，但幅度不會過大，未來人民幣還要國際化，總體趨勢是穩定中有小幅升值。

以下是新浪財經發布的管濤上述講話實錄：

       我今天想講一個觀點，就是建議在擬定“十三五”規劃的時候重溫一下亞洲金融危機。

　　我個人認為，中國未來一段時期面臨的國際國內形勢和亞洲金融危機的情況越來越相似了。從國際上看，美元匯率強勢基本確立，雖然這一次國際金融危機是始於美國次貸危機，但是隨著美國經濟的複蘇，美國貨幣政策趨向正常化，美元匯率走強，這個對國際資本流動的格局會帶來深刻的影響。

　　而國際上另外一個特點就是世界經濟複蘇緩慢，像日本安倍經濟學的效率正逐步遞減，歐洲深陷債務危機，新興市場國家增長動力不足，有人甚至說整個世界經濟可能會陷入長期停滯。新興市場持續承壓。

　　我記得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的時候大家談新興市場和發達國家的經濟是脫鉤的，保持不低的增長。2008年、2009年全球開始刺激的時候，新興市場是引領世界經濟的複蘇。但是現在來看，新興市場隨著全球流動性的結束，新興市場很多結構性的問題，脆弱性的問題逐步暴露，面臨著資本流動的沖擊，這是國際上的情況。

      從國內來看，一個是經濟的下行壓力，從高速增長轉到了中速增長，調整的勢頭越來越顯現，到底多少是底很不清楚。另外就是物價也有下行的壓力，PPI已經連續35個月負增長，今年1月份CPI是0.8，當然這個里面有很多的原因，但是至少給市場的信號就是下行的壓力比較大。在三期疊加這樣的背景下，財政金融風險在逐步的釋放。從這些情況來看，和當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很多情況是非常相似的。

　　為什麽最近一段時間國內的外匯市場運行發生了一些很大的變化？大家都在關註資本外流的問題，人民幣匯率走勢的問題？實際上我們感覺到，亞洲金融危機的氣息離我們越來越近了，在外匯市場已經開始顯現了。

　　基於這種考慮，我個人建議，我們在擬定“十三五”規劃的時候，我覺得我們從事後有這樣一個樣板，我們把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采取的一些宏觀經濟應對，還有一些危機風險處置的管理這些政策我們好好的評估一下，哪些是經驗我們需要繼續繼承的，哪些是不足我們需要改進的，我覺得在“十三五”規劃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可以把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我們做的事情好好的回憶、梳理、總結和評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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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管局：銀行結售匯連續六個月逆差 凸顯資本外流壓力

國家外匯管理局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1月，銀行結匯9923億元人民幣（等值1620億美元），售匯10427億元人民幣（等值1702億美元），結售匯逆差504億元人民幣（等值82億美元）。這已經是銀行結售匯第六個月呈現逆差，但規模小於12月份的571億人民幣。

華爾街見聞的網站曾提到，外管局國際收支司司長管濤稱，銀行結售匯逆差和其他諸多指標早已顯示我國出現資本外流且流出壓力逐漸加大：

境內外匯市場供求關系已逐漸發生逆轉。2014年第一季度，反映零售市場外匯供求關系的即遠期結售匯差額（剔除遠期結售匯履約重複計算的影響後，即“即期結售匯差額+未到期遠期結售匯差額變動額”）為順差1649億美元，第二季度順差降至僅有25億美元，第三季度轉為逆差305億美元，第四季度逆差進一步增至513億美元，較上季增長了68%。全年，即遠期結售匯順差856億美元，較上年減少了74%。

進出口順差擴大不反映為外匯儲備增加。2014年第二、三季度，海關統計的外貿進出口順差合計達2144億美元，同比增長69%，而同期國際收支口徑的外匯儲備資產（剔除了匯率和資產價格變動的估值影響）僅增加了224億美元，同比少增85%，其中第三季度外匯儲備資產實際減少了4.3億美元。相應的，第二、三季度，在經常項目順差分別為734億美元和722億美元的情況下，資本項目連續兩個季度凈流出，分別為162億美元和90億美元。第四季度，海關統計的進出口順差1262億美元，與第三季度水平大體相當，同比增長39%，而外匯市場卻持續供不應求，且供求缺口環比還擴大了68%。因此，當季出現資本項目逆差增加、儲備資產下降更多也就不足為怪了。這也符合“貿易順差越大、資本流出越多”，或者說“經常項目順差、資本項目逆差”的國際收支平衡規律。

央行外匯占款和外匯儲備余額變動也早現端倪。2014年末，央行外匯占款余額27.1萬億元，較上年末新增6411億元，增幅較上年減少了77%。其中，第一季度增加7879億元，第二至四季度連續負增長，分別減少了18億元、113億元和1334億元，這與各季外匯儲備資產的變動趨勢大體一致。2104年末，央行公布的外匯儲備余額38430億美元，較上年末新增217億美元，增幅較上年回落了96%，也反映了全年外匯儲備資產較上年少增73%的基本事實。從季度數據看，第一、二季度外匯儲備余額分別增加1268億美元和451億美元，第三、四季度分別減少1055億美元和447億美元。第四季度，之所以在外匯儲備資產降幅由上季4.3億美元增至293億美元的情況下，外匯儲備余額的減幅反而收窄，主要是因為當季美元匯率升值勢頭較三季度有所減緩，而其他資產價格的漲幅增大，正負影響相抵後，估值效應對外匯儲備余額的推低作用有所減小。

除了近期頻繁的逆回購操作向市場釋放流動性，本月4日晚，央行宣布下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

財經網援引交銀國際董事總經理兼首席策略師洪灝稱，降準只是為了緩沖資本外流和外匯儲備下降所帶來的影響：

降準後市場情緒高漲將會是短暫的；降準背後含義更多是是對儲備資產的管理，而非大幅度寬松：在市場漫長地等待之後，央行終於下調了存款準備金率。此前央行發表了一系列關於維持“穩健”的貨幣政策等充滿了克制的言論，並釋放了不願意大幅放寬貨幣政策的信號。降準後，海外中國市場無論是利率產品還是股票都大幅走強，但是隨著交易到尾盤時卻回吐了部分漲幅。許多市場人士認為降準的時間點是個意外的驚喜，我們並不能茍同。昨天，中國最新的的經常性賬目、資本賬目和金融賬目數據顯示，中國自2014年3季度起一直出現資本外流的情況（不能等同於資本外逃）。同時，央行的外匯儲備也開始下降。在近二十年的歷史上，中國曾出現過三個降準周期：1997年底至1998年、2008年底和2012年上半年。在每個降準周期均伴隨著資本外流的現象（圖表1，紅色長方形標示）。一個國家的經常項目和資本／金融賬目之間必須平衡，除非該國央行通過建立外匯儲備幹預外匯市場。中國一直是個“雙順差”的國家。央行一直在回籠外匯並壓抑人民幣的匯率，同時積累外匯儲備，並利用存準率鎖定過剩的流動性。中國4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大約對應的是120萬億元廣義貨幣供應的20%（存準率）。鑒於資本外流和外匯儲備下降，央行再沒有必要把存準率維持於20%（全世界最高的水平）。可以理解的是，在上述的情況下，2015年將有更多類似性質的降準。但這種降準只是為了對沖資本外流和外匯儲備的下降，而不應被視為大幅度寬松。

根據外管局，銀行代客結匯9145億元人民幣，售匯9859億元人民幣，結售匯逆差714億元人民幣；銀行自身結匯778億元人民幣，售匯568億元人民幣，結售匯順差210億元人民幣。

同期，銀行代客遠期結匯簽約1215億元人民幣，遠期售匯簽約1575億元人民幣，遠期凈售匯359億元人民幣。截至本月末，遠期累計未到期結匯8356億元人民幣，未到期售匯7870億元人民幣，未到期凈結匯486億元人民幣。

2015年1月，境內銀行代客涉外收入18415億元人民幣（等值3006億美元），對外付款16165億元人民幣（等值2683億美元），涉外收付款順差2250億元人民幣（等值367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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