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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方法的協調 Consilient Lollapaloo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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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龍可以打出寸勁,是把全身各組肌肉的力,在短時間內同時爆發,所以可以發揮最大的效能。打羽毛球,要打得遠,也要肌肉的協調,像鞭打地擊球。正如短板理論所言,效果往往受制於樽頸,所以要發揮驚人的效果,需要全面的配合。我相信,投資技巧也有同樣的道理。

現在流行的價值投資,有很多選股的討論。什麼好公司,什麼是便宜,什麼是競爭力,大家都有了解了。如果人們都跟隨這些方法去做,結果會是一樣,或者最少是類似嗎?

假 如一只有投資價值的股票,已經被低估一半,看來已經是一個不錯的買入機會,可享受一倍的增長。可是,股票直跌至低估70%,低估80%,低估90%甚至更 多。在不同時候買入該股票的價值投資者,會有很大的回報差異。相信,這不難理解,難理解的是,為何跟隨同一套有效方法的人,會有那麼大的差別。問題在那裏 呢?相信這是很值得價值投資者思考的問題。

這個例子只是一個例子,不重要。現實上,有紀律地執行一套方法,卻產生很大的差異,那如果我們也執行這方法,即使我們是做對的,我們可有心理準備去面對各種回報的結果呢?

這個問題不止在價值投資中出現,也在技術分析以及各種方法中出現。在技術分析中,更不難找到例子。其中一個技術分析中的回報差,我認為跟方法的協調有關,而其中最明顯的,應該算是時序的協調。

時 序協調,是在我執行買賣中經常要面對的問題。你相信嗎?技術突破在每一刻都在發生,所有的股價波動都是突破所造成的,只是不同時序的突破吧了。因此,技術 分析者,重要的不是利用突破或阻力,而是了解及選擇自己計劃中的突破或阻力去執行。例如,一個經歷大半年的橫行出現了跳空巨量成交純陽突破,事件及行業走 勢配合,連升三日後出現了吊人利淡。那應該怎樣做呢?大家都知道,其實怎樣做也有道理的。賣出可以是出於Risk management, 短線Swing Trading, 買也可有很多理由。同時,交易是連貫的決策過程,買賣後,在不同情況下,如何處理呢?技術分析中,即使正確地執行方法,但單是時序的不協調,也可以產生很 不同的效果。問題又在那裏呢?

往往各種方法在協調上出現的問題,便成了爭論的開端。我認為,這些協調上的不足,是很值得討論的。問題不在方法,而是方法的執行及完滿。很多學科都學者都有精益求精,完善理論的志願,如果投資理論也可以淡化門派,各取所長,理論才能跟得上不斷演進的市場。

一條線不能定位,兩條線可以在平面上定位,三條線可以在三維空間中定位,那要在變化的市場中定位,我們在己有的方法上,還需要什麼去提高精確率呢?短板在那裏?什麼需要協調起來才能發揮出最大效果呢?這是我經常思考的問題。

投資 方法 協調 Consilient Lollapaloo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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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導演這場戲?——閒扯併購重組中財務顧問的協調 勞阿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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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務顧問都幹啥?

財務顧問在併購重組項目承擔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是為交易設計可行的方案與路徑,這時候財務顧問好比是一場戲的製片人;其次是協調交易方與其他中介機構對項目進行實施,在這個方面財務顧問又非常像一名導演;到了最後的信息披露和材料申報階段,財務顧問又要充當法定的角色出具意見,這個時候財務顧問又轉變成了一名演員。

以上三個角色中,財務顧問作為演員作用是最不重要的,無非是賣一張牌照的特殊身份而已,而且不同的財務顧問在次角色下區別也不大。對於財務顧問而言,製品人的角色是最重要的,因為可以決定一個項目的成敗,這跟財務顧問的專業性和經驗有直接的關係。

對於客戶而言,對一個財務顧問的評價,最直觀的在於其導演身份。因為製片人階段的財務顧問方案可行性,客戶未必具有特別的準確的判斷能力,需要用最終的結果來進行驗證。而對於演員角色而言,客戶很清楚誰出意見都差不多,蓋的紅章很重要水準不重要。對於導演即財務顧問的協調工作而言,客戶是最直觀的,有沒有效率,爽與不爽,差異很大。

(二)為啥需要財務顧問?

財務顧問協調的具有很強的必要性,通常在一單交易中必須有這樣的角色。併購重組是件系統的工程,財務顧問作為項目總協調人,負責將客戶的商業意圖形成方案,同時協調各個其他中介機構,包括律師、審計師、評估師及財經公關等來共同執行方案。

說簡單點,財務顧問特別像古時候大戶人家的管家,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既能聽懂主人的想法和要求,又能跟下面各個分工的僕人進行任務交代和安排,實現整個大家族的和諧運營。對於客戶而言,讓他把他的商業目的直接轉化成對律師、會計師的具體工作指令顯然不現實,有了財務顧問這個角色,一切迎刃而解。

類似的角色還有裝修的包工頭,想想他怎麼聽取你對裝修的要求和理念,然後再找木匠瓦匠等一頓忙活,就更容易理解財務顧問存在的意義,本質上都是社會專業化分工的結果。

(三)財務顧問怎麼協調項目?

財務顧問在項目執行階段最核心的功力在於掌控能力,是財務顧問綜合能力的體現。掌控能力跟財務顧問方案設計能力、項目操作經驗以及溝通能力都有直接的聯繫,需要很多年很多項目的歷練才可以。

1、方案設計能力

方案的設計和策劃是顧問執行和協調的前提和基礎。通常而言,財務顧問利用其專業性給客戶提供最優的方案,最優的方案通常是最平衡的方案,需要兼顧客戶商業意圖、操作成本、操作週期及後續審批的可行性等等。無論後續財務顧問協調能力多強,若開始就是一個有問題的不可執行的方案,那麼一切都是徒勞。

好像上面說的都是廢話,專業的財務顧問能夠設計出不可行的方案麼,在實踐中真別太高估專業機構的能力。專業機構犯低級錯誤的實在太多了,蒙古大夫還真不少。而且併購重組真的非常複雜,誰都別說自己出的主意一定可以。比如,一個併購重組方案進程中發現會產生天文數字的稅,或者其操作需要債權人同意才可以,但是根本就不具備協調債權人的條件。或者之前看了某個案例操作成功就照貓畫虎,其實最主要的原因不是該案例方案可行,是因為人家爹是常委,等到自己操作時候才發現,拼爹拼過不。

方案設計除了可行性之外,還有就是問題考慮的周全性。主要有兩個方面的作用,首先是在客戶決策時候能夠全面平衡以至於客戶不會對自己的決策後悔。另外就是問題考慮的全面,讓客戶都有心裡準備增強安全感和對財務顧問的依賴性。客戶最怕的不是方案難,而是有更好的方案你沒想到,或者在操作過程中不斷的蹦出新問題,客戶今天冒一身冷汗,明天眼冒金星,你說客戶會怎麼看財務顧問。

從這個角度而言,如果一個交易中,客戶比財務顧問還操心,那就是財務顧問的失敗。

2、與其他專業機構的對話能力

財務顧問需要協調律師、審計師、評估師及財經公關等其他中介機構的工作。這要求財務顧問對其他專業機構具有專業的對話能力,這也是協調其他中介機構的基礎。

要求財務顧問對於其他中介機構的工作比專業機構還專業,聽起來實在是有些苛求,但是在併購重組的專項領域裡,最好是能夠有跟其他機構相當的專業水準。最次也有專業的對話能力。你可以不會寫協議和法律意見書,但是你要能夠看出律師寫的文件是否達到了要求。你可以沒幹過審計,但是要知道會計師在項目中都需要幹什麼,幹到啥標準。需要知道評估師對於評估增值的分析是否具備合理性,是否能夠說服監管機構認可等等。

跟其他機構的專業對話能力,也決定了其他機構對於財務顧問的信服程度。有些專業機構若認可財務顧問專業能力,在工作中是願意跟財務顧問就專業問題進行探討,並信服財務顧問的專業要求並予以調整的,這也是項目操作的效率所在。

另外一個方面,各個機構之間的工作,尤其是會計師跟評估師的工作是有緊密的邏輯聯繫關係的,有些機構工作是以另外機構工作為前置條件的,有些機構的文件需要跟其他機構出具的文件具有一致性。比如,評估師對於流動資產的評估通常要跟審計結構保持一致,需要審計師先出數據。而審計師的備考報表和備考盈利預測又需要評估數據。評估師收益法評估中未來盈利需要跟盈利預測保持一致,備考盈利預測需要考慮評估值攤銷等等。

總而言之,需要能夠與專業機構進行對話。你可以不會做鞋,但最好會修鞋,若修鞋也不會至少知道鞋好與壞,否則容易被破鞋矇騙,呵呵。

3、對操作程序的絕對熟悉

通常併購重組項目的程序都是多維的,比如涉及重組也涉及併購,涉及證監會程序還涉及國資管理程序,還可能涉及商務部的反壟斷程序等。各種程序有些是有先後銜接邏輯關係的,有些是可以並行操作的。需要財務顧問對程序的絕對熟悉,才能在項目進程的掌控中不出現紕漏。

比如,在重組中涉及收購的,重組程序和收購程序如何銜接,何時需要披露收購報告書,是需要披露收購書還是摘要,或者是需要披露權益變動報告,在董事會披露還是股東大會披露,在一董還是二董?又比如,國有股轉讓涉及到全面要約程序的,要約報告書摘要的披露與國有股公開徵集及後續審批程序如何銜接?後續國資批准股權轉讓與要約收購的證監會無異議是何種關係等等。

對於程序的熟悉,一方面讓整個事宜會在全面掌控中進行,另外會增加項目的操作效率。實踐中有很多可以並行操作的最終操作成前後邏輯關係,因為項目操作週期延長又導致審計評估加期,因為審計評估加期導致審批政策調整。據說有很多房地產企重組的項目失敗就在於前期程序問題沒捋清,導致最後項目操作週期延後而慘遭關門。

4、高效的中介協調會

中介機構協調會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認為,財務顧問應該像珍惜自己生命一樣珍惜中介機構協調會的機會。直到現在,我做項目還經常有一個毛病,在中介機構協調會之前,多少會有些焦慮,非常害怕有些事情沒有考慮周全。

首先,中介機構協調會需要考慮參會人員範圍。會前需要認真考慮那些機構那些人員參加嗎,並非人員越多越好,千萬別大幫哄。首先,對不工作不涉及的機構沒必要出席,對於正常人而言,每次都叫去參加中介機構協調會,開了很長時間發現跟自己沒太大關係,這種感覺很煩的,因為中介機構的時間就是金錢,真的沒興趣聽那麼些沒用的臭氧層子。而且,也不利於項目保密。另外,每家機構出一到兩名代表即可,會後再各個機構內部安排佈置,沒必要整個項目組全部參加。

其次,做好會議資料並提前發給各方。用會議資料的方式告訴大家,中介機構協調會都涉及哪些內容。通常會議資料會用PPT格式製作以方便會場演示,內容大概包括項目整體的操作方案,大概的操作程序和階段,本階段詳細的工作分工及時間表安排。我曾經經歷過幾次別人主持的沒有任何資料準備中介機構協調會,甚至沒有明確的會議議程安排,最終中介機構協調會變成了漫談會,我認為那不是中介機構協調會,是群聊兒。

再次,注意會議進程的掌控。在召開中介機構會議時,要充分體現財務顧問的主導作用,由財務顧問貫穿整個會議始末,在此過程中財務顧問要相對強勢。財務顧問是會議的主持人,千萬別讓會議跑題,又變成中介機構集體訴苦大會或者開成民主生活會了。另外,中介機構協調會是工作進程的任務佈置會,不是問題的討論會。若有未決的問題應該在協調會之前會同客戶及中介機構進行商討,中介機構協調會上不解決具體問題,這點非常重要。

最後,說下時間表和分工。很多人認為時間表非常好排,不就是按照時間順序拉一張表麼,律師幹啥審計師幹啥。個人認為,時間表是財務顧問對程序及工作預判能力最集中的體現。通常從排時間表就能看出財務顧問的水準的高低。專業的時間表不僅體現對操作程序的精準把握,也體現對工作內容全面性及時間要求的客觀性的判斷。程序前後搞錯了或者有些工作沒排進去當然算低級錯誤。就操作週期的安排也同樣重要,排得太鬆垮會導致工作不夠緊湊影響項目效率。排得太緊又與客觀情況相悖,導致中介機構根本完不成怨聲載道承擔太多壓力,也容易造成客戶對中介工作的誤解與誤判。

以上是我對財務顧問在併購重組中協調工作的一點粗淺見解,個人觀點,財務顧問在項目中協調工作做好了,項目操作順利,客戶不需要太多操心,中介機構也會工作愉快。若協調不好,項目問題不斷,客戶心驚膽顫,中介機構叫苦不迭,要是最後項目再黃了,客戶一定會在江湖上到處說你壞話,那就真的不好混了。
如何 導演 這場 閒扯 併購 重組 財務 顧問 協調 阿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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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牽頭金融監管協調

2013-08-26  NCW  
 

 

聯席會議制度成型一波三折,牽頭人最終花落央行,如何從信息交流平台突破,

還需一套機制保證落實

◎ 本刊記者 張宇哲 文zhangyuzhe.blog.caixin.com

“防範跨市場、跨行業經

營帶來的交叉金融風

險。”這是國務院辦公廳7月5日關於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金十條)提出的要求,並指出由人民銀行牽頭。

8月15日,國務院對央行報送的《關於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工作方案的請示》做出批復,同意建立由人民銀行牽頭的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聯席會議不刻制印章,不正式行文。

在2003年銀監會成立後,曾建立過“三會” (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聯席會議制度。 “由各會主席參加,開過 兩次,都是由銀監會牽頭,只是停留在相互交換信息的階段。 ”一位監管人士告訴財新記者。

2008年6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主持建立了金融旬會制度,加強“一行三會” (央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的協調配合,推進金融發展、改革、開放、創新、監管和服務。每隔十天左右舉行會議, “一行三會”和外管局的負責人出席。

當年 7 月,國務院辦公廳還下發了央行三定方案,明確央行在國務院領導 下會同“三會”建立金融監管協調機制,以部際聯繫會議制度形式,加強貨幣政策與監管政策之間以及監管政策法規之間的協調。

不過,據前述人士透露,由於各監管部委對央行牽頭有不同意見,最後未能實施,保留下來的就是由國務院領導 直接牽頭的金融旬會制度,作為金融監管協調部級聯席會議的替代制度。

如今,新的聯席會議由人民銀行牽頭,成員單位包括“三會”與外匯局,必要時可邀請發改委、財政部等有關部門參加。央行行長擔任聯席會議召集人,各成員單位主要負責人為組成人員。聯席會議聯絡員由成員單位有關司局負責 同志擔任。目前,召集人為央行行長周小川,成員包括銀監會主席尚福林、證監會主席肖綱、保監會主席項俊波、外匯局局長易綱。

這是首次明確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由央行牽頭,央行行長擔任聯席會議召集人。

“央行在專業上從宏觀審慎角度、以及對全局的視野,比其他監管機構牽頭更適合。 ”世界銀行東亞與太平洋金融發展局首席金融專家王君對此評價。

“從宏觀審慎角度,跨部門協調,央行理應發揮更重要的作用,針對現在的混業趨勢也是一種進步和探索,但還需要一套機制保證落實。 ”社科院金融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認為。

接近匯金公司人士亦認為,此舉應 比此前的部級聯席會議制度的權限和功能大一些,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的根源是如何打破部門利益, “但現在做不到,在現有分業監管現實下,金融監管協調 的部際聯繫會議制度,是在以前機制上有更多的信息分享和溝通,可能是一種向混業監管發展的過渡安排。 ”多位金融專家認為,從現有安排看,沒有明確的決策機制、議事規則、決策權限等,真正的宏觀審慎的框架做不到,可能實際操作上,仍會只是一個信息交流的平台,缺少機制保證,監管協調的目標非常有可能落空。

“至少,部際溝通會比以前多, ”一位央行人士向財新記者如是表示, “相當于有了尚方寶劍,比之前有推進。 ”

曲折演進

2008年籌措由央行牽頭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時,主要爭議在於交叉監管領域職能的劃分,各監管部委都希望把監管職能界定得更明確、更清晰。 “比如存款保險制度十年來遲遲無法實質性地推動,一定程度上也與這一機構未獲得相應檢查權限有關。 ”一位銀監部門人士稱。

“實際上,隨著混業經營程度越來越高,必然涉及交叉監管領域,金融體系之間互相影響、互相滲透,很難把業務和機構劃分得一清二楚。 ”前述央行人士稱。

此後,當年隨著美國次貸危機升級並演化為全球金融危機,2008年9月,央行成立了國際金融危機應急工作小組,下設金融危機應急處置小組,密切監測國際金融危機發展態勢和國內可能發生的金融風險,積極制定應對預案及時處置突發風險,並開始積極著手推進金融監管協調機制的建設,加強信息共享防範跨行業跨區市場金融風險。

據前述人士介紹,由於彼時未能明確央行牽頭的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當時央行採取的折衷措施,就是協調金融監管部門開展風險監測。為加強金融工作的統籌協調,當年9月,央行牽頭制定了“一行三會”的信息共享暫行辦法,加強“一行三會”的金融信息交流與共享。

四年之後,國務院終於明確由央行牽頭。不過,這一制度能否發揮有效作用以及能在多大層面發揮作用,受訪的多位業內資深人士對此並不樂觀。

自2003年銀監會成立,曾嘗試牽頭建立一個不包括央行在內的部際協調機制。當年6月,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簽署了《在金融監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備忘錄》 ,明確了分工合作框架和協調 機制。當年9月,第一次聯席會議召開,並明確例會每季度召開一次。不過,這一制度並沒有實施下去,第二次例會召開時已是次年。此後, “三會”之間的部際聯席會議很少召開。

相較于此次由央行統一牽頭涉及金融監管各方面的部際聯席會議,此前的部級聯席會議多為針對單個項目。 “自2003年銀監會成立之後,部際聯繫會議從來沒有很好地發揮協調作用,流於形式,背後的原因就是缺乏誠意,協調 是不得已的,並沒有真誠協調的動力。 ”一位高級金融專家對此稱。

比如,2007年2月中國銀監會曾組織召開處置非法集資的第一次部際聯席會議。由銀監會負責認定其非法集資的性質,屬於國務院交辦銀監會的法定之外的事項。 “這並不屬於銀監會的職責,這一機制並不順暢,最後的執行仍要落實到地方。 ”銀監會人士坦承。

“協調機制能否最大化發揮作用,其基礎就是各監管部門自身的使命、獨立性、授權是否明確,是否有真誠協調 的動機。 ”前述金融專家分析稱,另外,這些監管部委的負責人並不一定很瞭解具體問題,需要其下屬各司局、處級層 面強有力的專業支持,而且各監管部門之間的司局層面也需要無縫對接,對交叉領域的業務都充分瞭解。

他舉例稱,在國內備受爭議的影子銀行業務,銀監會並不認為信托、銀行理財等業務屬於影子銀行,理由是國外對影子銀行的定義是無監管、高杠杆的金融衍生業務;而國內的信托、銀行理財業務有監管、無杠杆。但在多位金融專家看來,銀監會僅僅從機構監管的角度考慮此類業務,並沒有從市場角度考慮。信托、銀行理財此類業務在行為上既缺乏監管也沒有充分披露,其業務實質屬於影子銀行。

至於實施了四年的金融旬會制度,在業內人士看來,雖然由國務院領導直接牽頭的金融旬會制度在跨部門協調上有一定作用 ;但“往往各監管部委的代表並不一定敢於直言” 。

職責任務重大

此次新的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強調,聯席會議重點圍繞金融監管開展工作,不改變現行金融監管體制,不替代、不削弱有關部門現行職責分工,不替代國務院決策,重大事項按程序報國務院。聯席會議通過季度例會或臨時 會議等方式開展工作,落實國務院交辦事項,履行工作職責。聯席會議建立簡報制度,及時匯報、通報金融監管協調 信息和工作進展情況。

聯席會議制度的目標,是為進一步加強金融監管協調,保障金融業穩健運行。職責和任務包括五大項 :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政策之間的協調;金融監管政策、法律法規之間的協調;維護金融穩定和防範化解區域性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協調;交叉性金融產品、跨市場金融創新的協調 ;金融信息共享和金融業綜合統計體系的協調。

前四大項均涉及當前重要的金融監管協調課題,比如債市的互聯互通及統一監管標準、存款保險制度、信貸資產 證券化、金融消費者保護等。

今年6月的“錢荒風波”引發的銀行間貨幣市場的短期流動性風險,其原因在於銀行前期同業杠杆過高、期限錯配嚴重,這一風險事件就涉及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政策之間的協調 ;維護金融穩定和防範化解區域性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協調,則涉及地方金融監管機制的探索。

近年民間金融的蓬勃發展,問題也此起彼伏。溫州、鄂爾多斯等多地民間借貸市場利率高息化、全民化現象嚴重,考驗著地方經濟的發展和地方金融穩定。而在農信社、擔保公司、小額貸款公司等金融機構的監管權下放到地方政府後,建立清晰的中央、地方分層金融監管體系框架,已成為不可迴避的現實。

一位省級金融辦主任指出,由於沒有一個統一清晰的地方金融監管框架,邊界不清,在實際操作中,對於一些領域,中央監管部門很想管,但是地方感覺沒必要管。又比如,銀監部門負責監 管農信社,但同時地方政府也委托省聯社負責農信社的高管任命、業務監管等。

而在前四項任務中,交叉性金融產品、跨市場金融創新的監管協調被認為 最為迫切。

近年,跨領域、跨行業的交叉金融領域的監管套利、邊緣業務創新步伐明顯加快,金融創新、銀行業務模式也有了較大的轉變,需要從金融市場的整體戰略框架全盤考慮。

曾剛表示,一是表外業務迅速發展,即通過理財、銀信合作、銀證合作、銀信保、銀信證合作等一系列方式,將表內資產向表外轉移。二是表內業務結構調整,負債方面,更多地依靠批發性資金來源(主要是同業資金) ;而在資產 配置方面,也有更多資金流向金融市場和同業。

前述第一類業務即業內統稱財富管理領域的大資管業務。自2012年上半年開始,證監會、保監會頻出新政,各自發力為其監管的券商、基金、期貨公司、保險公司的資管業務放鬆管制、降低投資門檻、大大拓寬投資範圍,擁有越來越大的創新空間。這些業務橫跨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主要目的在於規避監管,而產品結構漸趨複雜,且信息不透明。

這些資管業務其實都在運用信托關係進行財富管理,但各家有各家的監管尺度,監管套利特徵明顯,業內早已呼籲應統一監管標準,實施功能監管,而不是現在的機構監管。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潘功勝在公開場合表示,財富管理產品大多具有跨行業、跨市場和跨業務的特點,產品風險發展迅速,發展過程中容易出現異化。

隨著綜合經營,交叉經營的不斷擴大,財富管理跨行業、跨市場、跨業務的情況持續增加,需要探索和完善一些基礎性的制度安排。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認為,近年中國整個金融體系發生了結構性變化,成為銀行主導的高度複雜的金融體系,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美國也曾經歷這一過程。 “現在中國已說不清是直接融資為主還是間接融資為主,因為大量交易在金融機構之間進行。 ”曾剛進一步分析認為,不管上述創新和調整的動機如何,事實上造成了銀行對金融市場的依賴度提高,進而導致了流動性風險特徵的轉變。由於市場波動較大,銀行的流動性也會更加脆弱,考慮到金融市場參與者衆多且信息傳遞速度較快,也更容易引發系統性動蕩。

曾剛強調, “這就意味著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對決策執行的效率要求很高,如三五個月才協調出台一個監管條例,而金融市場瞬息萬變,市場已經更新套利方式了。 ”曾剛也指出,如阿里小貸這些生長在現有分業監管框架之外的邊緣金融創新越來越多,留下的監管空白也很多,美國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就是監管滯後;邊緣金融創新與正規金融體系之間形成的風險傳遞,也需要從大的監管框架下考慮;雖然這種創新有積極意義,但當其發展到一定階段,監管應該跟上,“否則市場都去套利了,沒有人願意規範地做業務” 。

監管協調難落實

一位銀監部門人士直言,協調監管的必要性衆所周知,但難度也不言而喻。由於各主管部門的價值取向和風險偏好不同,協調監管難度比較大。

在接近匯金公司人士看來, “前四項任務很難在這個聯席會議上拿出真正的東西,因為這些都是需要報國務院拍板,雖然這一安排明確了央行牽頭,比當初‘一行三會’的部級聯席會議制度的權限和功能大一些,但很可能最後還會成為一個信息交流的平台,而不是監管的協調。 ”按照此前的程序,一般是央行收集各監管部門的意見,報給國務院,國務院決策後批復給“一行三會” 。有監管人士指出, “現在可能增加了溝通成本。

從現有安排看,沒有明確的議事規則、決策權限,如果在這個協調會議上,對於協調結果,有一個部委堅持不同意,是少數服從多數,還是央行同意了就算

過?”

一位央行人士亦坦承,部際聯席會議制度主要解決的是各部委之間信息共享、日常溝通的問題。對實質性重大分歧的協調,還是在國務院層面解決。

前述匯金人士指出, “這個聯席會議制度設在人民銀行辦公廳,就相當于辦公廳發個會議通知匯總一下,並不意味著可以開展實質性的金融監管協調工作。 ”以2012年4月成立的公司信用類債券部際協調機制為例。這一部際協調機制召集人是央行行長周小川,成員為央行、發改委和證監會的負責人,該債券部際協調機制的目標是打破傳統上幾龍治水的局面,著力推進債券市場統一准入條件、信息披露標準、資信評級要求、投資者適當性制度和投資者保護制度。

在此基礎上,幾方將進一步促進場內、場外市場互聯互通,逐步建設規範統一的債券市場。

不過,據財新記者瞭解,成立一年多以來,這一部際協調機制發揮作用有限,前述三個監管部門僅僅在信息共享方面合作密切。

“主要是中國人民銀行、發改委、證監會彼此提供各自監管的債券交易數據。 ”一位銀行間債市交易商協會人士向財新記者透露。至於市場成員呼籲多年的推動債市深化改革最為核心的“互聯互通、建立統一的准入、監管政策” ,遠未觸及。

“互聯互通並無明顯推進,因為這 屬於分歧比較大的重大制度,坐在一起協調很難協調一致。 ”前述央行人士稱。

其實,債市的互聯互通及統一監管標準、存款保險制度、信貸資產證券化、地方金融監管體制的探索都已糾結多年、懸而未決的老生常談,前三大問題 由於涉及多個部門的監管協調,都已糾結近十年至今未能突破。

中信證券董事總經理劉威表示, “目前市場已發展到從監管放鬆的創新到自主創新,有序、有力的監管部門的協調 必須跟上。 ”有業內人士指出, “最關鍵是問責 機制,一旦出了全國性或地方性金融穩定問題,是追究這個部際聯席會議的責任,還是追究原有監管機構的責任。 ”也有觀點認為,明確由央行牽頭部際聯繫會議制度,這也相當于給予了央行更多的權力,意味著未來金融監管體制可能回歸央行統一監管的體制。

“從國際經驗看,金融危急後,從宏觀審慎角度,中央銀行的最後貸款人角色意味著其發揮的作用比監管部門重要得多,因為涉及誰出錢救助問題銀行。 ”曾剛認為。

至於是否會走向混業監管,曾剛表示,混業監管的優點是部門之間便於協調、避免監管真空,但缺點是專業性會削弱。在此前人民銀行的統一監管時期,其監管的專業性不強、不夠獨立是最大弊端。

美國一直是高度分散的分業監管體制,設有聯邦和州政府兩級監管機構,有五個主要的監管機構,大多數銀行由不止一家監管機構負責監管,但其協調 機制很有效。美國的金融監管體系異常複雜,橫向縱向、分散的監管都有,是高度分散的分業監管體制。

美聯儲監管其成員集團、控股公司等,財政部下的 OCC(貨幣監理署)負責監管在聯邦註冊的商業銀行,FDIC(聯邦存款保險公司)負責監管對其投保的金融機構,其餘是州一級的監管,橫向縱向、分散的監管都有,監管協調不可避免。

“協調可以減少監管套利,並且在具有共性的業務領域統一監管標準。 ”王君強調,美國各監管機構通過協調制定統一規則、標準和程序,並自覺遵守。

如果拒不協調或者對其他監管機構隱藏信息是可恥的,並且也要承擔法律責任。

所以說,有效協調的基礎是首先需要有願意真誠合作的意識。

本刊記者溫秀、霍侃,見習記者吳紅毓

然對此文亦有貢獻

央行 牽頭 金融 監管 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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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出面協調 華通路橋短融券本息兌付資金到位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100770

華通路橋4億短融券兌付危機在最後時限獲得轉機,避免成為中國首單本金違約債券,力保剛兌不破。 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華通路橋該筆今日到期的4億元短期融資券本息兌付資金到位,違約風險解除。該報了解到,目前的兌付資金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當地政府協調籌集的資金;另外則是發行人自行籌集的部分。 今日早些時候,21世紀經濟報道稱,山西省政府在保兌付方面做了協調工作,避免此事影響全省企業的融資環境。從7月21日起,短融券的償付資金以各家欠款單位回款的形式陸續到賬。但尚不確定財政資金通過哪些欠款單位清償欠款,亦無法確認來自山西省級和陽泉市級財政的資金比例。 華爾街見聞網站介紹過,7月16日,華通路橋一紙公告引發了市場關於中國首單本金違約債券即將出現的猜想。該公告稱,因公司董事長正協助相關部門調查,公司於去年發行的、將於下周三到期的4億元人民幣一年期短期融資券,將存在本息兌付的不確定性。 事後,國泰君安債券分析師徐寒飛表示: “華通路橋很可能會違約,若果真如此,違約對投資者的風險情緒影響是大的。” 實際上,此次兌付轉機是在最後期限才出現的,各方博弈激烈可見一斑。 在兌付最後期限,資金籌措仍一度出現僵局。一位知情人士曾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除非省級政府出手,否則兌付希望較小。” 22日晚間信息顯示,山西省各級政府最終協調應收賬款回款,幫助華通路橋完成償付。該報記者從華通路橋內部人士處獲得的數據顯示,山西省內各級政府欠款近5.95億,其中陽泉市轄區政府性主體欠款4.42億,山西省其他地區欠款1.53億。 此前,陽泉市本級及下轄區縣財政可供償付華通路橋應收賬款的資金約為5000萬,遠不足以覆蓋4億元的短融券本金。因此一直在等待上級政府參與協調。 從省政府層面看,華通路橋短融券一旦違約,很可能影響山西省政府為吸引省外資金支持“穩增長”所做的努力。一位接近核心的華通路橋內部人士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考慮到一旦華通路橋短融券出現違約,將影響本已嚴峻的山西省企業融資環境,省政府在保兌付方面做了協調工作。
省政府 出面 協調 華通 路橋 短融 融券 本息 兌付 資金 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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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砍掉西瓜辦等13萬個“協調機構”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5109

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以來,全國一次性減少協調機構13萬余個。鄭州市西瓜辦10月24日回應,西瓜辦已經解散,可應用微博為農服務仍在繼續。 (西瓜辦微博截圖/圖)

西瓜辦、饅頭辦、生豬辦、禁止午間飲酒辦......近年來地方上各種領導小組和協調機構迅速膨脹,而據新華社消息,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以來,全國一次性減少協調機構13萬余個。其中,一些省區減少各類領導小組和議事協調機構“成效顯著”,僅湖南減少1.3萬余個,江蘇、內蒙古分別減少8472個和8081個。

值得註意的是,其實對於這些協調機構針對性的清理已非首次。安徽亳州早年就一次性撤銷109個市級“領導小組”,被稱作挖掉“文山”之根,截斷“會海”之源,可是近年來一些新的領導小組又“雨後春筍”般重來。

東方早報消息,近幾來頻現各種“奇葩”的領導小組和議事協調機構。如“西瓜辦”,2006年成立,全名為“鄭州市西瓜銷售服務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2014年5月28日,鄭州市“西瓜辦”的官微正式開通,目的是規範西瓜有序銷售,因為在西瓜集中上市的季節,大量中牟縣的瓜農會就近開車到鄭州市區賣瓜。

而“饅頭辦”,主要是對饅頭生產實行審批制,生產饅頭,須到市“饅頭辦”或區“饅頭辦”辦理“饅頭生產許可證”。

除了各種”食物辦”外,休閑娛樂的協調機構也令人無語。

2012年4月3日,有網友發布一張圖片,畫面中是一組河南省商丘市寧陵縣政府機構的牌子,其中一塊寫著“寧陵縣禁止午間飲酒辦公室”,直指政府協調機構膨脹。

2006年,陜西鹹陽專門成立“推廣足療保健工作領導小組”,市領導掛帥親任“小組長”,下發紅頭文件嚴禁公安進入檢查,要求執法行動必須由總工會牽頭,並且各縣區、鄉鎮街道,也紛紛成立領導小組。

有業內人士介紹,領導小組的設置,地方政府掌握的靈活性更大,甚至有時只需發個通知就可成立,在一些突發性事件上,幾乎成為應急的“萬能鑰匙”。

對此,前述新華網消息,上海交通大學行政管理系教授樊博,現代政府是責任政府、法治政府,涉及比較複雜或重大、跨區域的問題可設立相關“協調機構”,其他要慎之,防止冗員。部門若都守土有責、盡心盡責,就無需成立徒有虛名的“領導小組”,真正做到“權隨事設、責隨事定、人隨事走”。

不過,據澎湃新聞消息,10月23日,鄭州市供銷社辦公室主任、@西瓜辦官微負責人之一的鄧德鄰表示,目前還沒聽說要撤消這個部門,明年應該會繼續組建“西瓜辦”。

鄧德鄰指出,鄭州周邊的中牟縣年產西瓜就達30萬噸,每年都是同一時間集中上市,占道經營會造成衛生問題和交通擁堵和其他治安問題。為了加強協調這份工作,成立“西瓜辦”,鼓勵瓜農賣瓜,方便市民買瓜,加強市政管理,提高城市品位,十年間的工作頗具成效。

10月24日早上六點,西瓜辦官微正式表示,西瓜辦已經解散,可應用微博為農服務仍在繼續。西瓜辦是季節性的臨時協調機構,任務完成即解散。但今年首創開通的@西瓜辦官博沒有下線解散,服務將繼續。

全國 砍掉 西瓜 辦等 13 萬個 協調 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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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兆業債務重組方案存變數 監管機構或介入協調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3/4581194.html

佳兆業債務重組方案存變數 監管機構或介入協調

第一財經日報 慕青 2015-03-04 06:00:00

按照佳兆業公布的債務重組方案,縮減後的利息將不低於央行貸款基準利率的70%,而不可避免地對債權人利益造成沖擊。在接受本報采訪時,已有金融機構對上述方案表示明確反對。這意味著,即便在已取得一定共識的前提下,佳兆業的債務重組也註定不會一帆風順。

深陷債務危機三個月之後,佳兆業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下稱“佳兆業”,01638.HK)頭頂高懸的數百億元巨額債務,可能正在一步步贏得轉機。

3月2日,佳兆業提出債務重組計劃,建議債權人縮減其480億元境內債務的利息,並延長還款期限。《第一財經日報》從多家債權金融機構獲悉,雖然對上述方案尚未形成定論,但債權人已達成盡快恢複佳兆業經營正常,以降低貸款損失的初步共識。

按照佳兆業公布的債務重組方案,縮減後的利息將不低於央行貸款基準利率的70%,而不可避免地對債權人利益造成沖擊。在接受本報采訪時,已有金融機構對上述方案表示明確反對。這意味著,即便在已取得一定共識的前提下,佳兆業的債務重組也註定不會一帆風順。

“佳兆業目前沒有償還能力,而方案也不是說不還,只是改變了償還方式。”某金融機構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稱,盡管重組仍面臨挑戰,但曙光已經出現。

債權人初步達成一致

“雖然債務重組方案沒有特別照顧到我們,但我們對這個方案並不反感。”3月3日,某佳兆業債權金融機構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說,此前一天舉行的佳兆業債務重組會議上,其所在機構雖然沒有表達意見,但仍然希望佳兆業能盡早恢複經營。

此前的3月2日晚間,佳兆業公布債務重組建議,其債務抵押品及擔保不會出現任何變動,且不削減任何債權人的本金,並隨時間悉數向所有債權人支付本金,貸款利息將予以減少及年限將予以延長,但縮減後的利息不低於央行貸款基準利率的70%;年限延長後剩余年期不低於三年不多於六年,原有債務剩余期限多於六年的,仍然按照原有期限執行。

佳兆業2月16日披露數據顯示,截至2014年12月31日,佳兆業應付計息債務總額高達人民幣650億元,而境內部分亦達到497.7億元,其中包括應付銀行債務約124.17億元,非銀行財務機構債務355.53億元,而2015年底到期的債務本息約在341億元至355億元人民幣之間。

公告信息顯示,在此次公布債務重組方案之前,佳兆業已在2月16日、3月2日,兩次與債權人就此進行磋商,並邀請收購方融創中國代表參加。據數家金融機構人士透露,從兩次會議的情況來看,債權金融機構已經初步達成共識。

盡管如此,如果上述方案最終實施,勢必對債權人利益造成一定損失。而問題在於,眼下的佳兆業,顯然已經失去償債能力。但危機久拖不決,形勢將對債權人更為不利。

“作為收購方,融創提出的方案,不可能讓所有債權人滿意,但現在大家應該把眼前的利益和感情放在一邊,盡最大努力讓佳兆業活下去,否則所有人都跟著倒黴。”曾參加佳兆業3月2日會議的某信托公司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稱,對所有債權人來說,讓佳兆業盡快恢複正常經營,是所有債權人的最大利益。

而在該人士看來,減免利息盡管攤薄了債權人的收益,更多的只是支付方式的調整。在目前的情況下,只有讓佳兆業通過向市場獲利,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途徑,而這也是金融機構的初步共識。

“現在還不能說達成共識,但在大方向確實找到了一些共同點,而且融創方面很有誠意。”深圳某金融機構人士亦稱,由於債權人眾多,融創中國方面也希望成立一個機構與其對接,而未來可能會組成類似債權人委員會的機構,代表債權人就債務重組後續事務與融創中國對接。

《第一財經日報》獲悉,在此次公布重組方案前,融創中國已組建專門團隊,對佳兆業的銷售、收入、債務進行了反複測算,最終算出債務償還期限。上述金融機構人士認為,融創中國“工作比上次更加細致”,就佳兆業的現狀而言,上述方案具備一定可行性。

重組方案仍存變數

“真正的債務重組還早著呢,現在只能說有了可能性,還有很多問題要解決,重組只能一步步來。”上述深圳金融機構人士說。

根據佳兆業此前計劃,預計將在2015年4月完成重組,而眼下時間已經所剩無幾。

重組方案能否得到債權人的同意,將成為決定其生死存亡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便金融機構已有初步共識,但接受上述方案卻並非易事。

在上述公告中,佳兆業並未披露貸款具體期限、利率等詳情。假若其上述今年內貸款全部為一年期或兩年期,按照央行最新公布的貸款基準利的70%計算後,年利率分別低至3.7%、3.9%左右。而公開信息顯示,佳兆業現有信托融資年利率均在8.3%~10%之間。以此作為參考,上述債務重組方案如果實施,金融機構最高可能將蒙受60%的利息損失。

“金融機構肯定都是不太願意的,佳兆業這個方案對大家的利益損害不小。”深圳某金融機構人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在3月2日的會議上,債權人並未與佳兆業形成一致結論。從目前情況來看,雙方的利益分歧尚需彌合。

“除非進行調整,否則這個方案很難通過,重組的難度也會增加。”對於上述方案,某股份制銀行人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如果是破產清算,豁免債務尚有可能,除了延長還款期限尚可通融,但目前只是債務重組,豁免債務很難得到金融機構的同意。一方面,金融機構將會因此產生虧損;另一方面,根據會計準則,上述方案如果實施,將要對財務進行調整,而這都會增加金融機構損失。

在上述業內人士看來,對融創中國來說,收購佳兆業只是一筆生意,必須滿足其股東利益,重組方案才能獲得通過,但債權人利益若得不到滿足,重組方案同樣也難以通過。而這正是相關各方需要共同面對的難題。如果各方利益不能達成一致,重組將難以完成。

“方案永遠是方案,而不是判決,需要各方進行協調,只要找到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平衡點,問題就好解決了。”上述佳兆業債權金融機構人士稱,至於佳兆業的具體償債方案,屬於技術性的細節,在保全佳兆業的共識下,問題便不難解決,反倒是債權人之間可能會出現意見分歧。

盡管如此,佳兆業債務危機仍在一步步贏得轉機。《第一財經日報》從有關金融機構處獲悉,在3月2日的會議上,監管機構也派出代表參加,可能將會協調金融機構處理佳兆業債務重組的後續事項。不過,上述說法未能得到相關機構證實。

編輯:一財小編
佳兆 債務 重組 方案 變數 監管 機構 介入 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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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發展要協調 考核差異化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1/4706852.html

區域發展要協調 考核差異化

第一財經日報 林小昭 2015-11-04 06:00:00

區域協調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十三五”期間,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方面的主要思路是怎樣的呢?

區域協調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十三五”期間,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方面的主要思路是怎樣的呢?

四大板塊三大戰略

3日正式發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下稱《建議》)提到,要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動、主體功能約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務均等、資源環境可承載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

國新辦3日舉行的發布會上,國家發改委主任徐紹史說,傳統上是四大板塊,東部、中部、西部加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十三五”期間我國會繼續實施四大板塊的區域發展總體戰略,西部地區主要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一帶一路”戰略,為向西南開放創造很好的條件;中部地區承東啟西、連接南北,所以要發揮好產業連接和發展的優勢;東部地區主要是制度創新、轉型發展和陸海統籌;東北老工業基地依然要通過深化改革、轉型升級增強經濟活力。

徐紹史說,從2013年開始,習近平總書記和中央又提出了“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這些比較完整地構成了區域協調發展的格局。

徐紹史稱,如果說還要補充一點的話,就是最南邊沿著珠江和西江流域,由東向西發展的泛珠合作,也就是珠三角,通過珠江、西江流域帶動“9+2”的泛珠三角發展,這對區域協調發展也會發揮積極的作用。

武漢大學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吳傳清教授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這幾大戰略體現了我國經濟發展由東向西、由南向北的拓展趨勢。相比過去,現在的區域發展更加註重跨行政區域的、大區域的協調發展。包括京津冀、長江經濟帶、“一帶一路”等,都是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推動資源要素在更寬的範圍內優化配置。

對於三大戰略,徐紹史說,“一帶一路”要實施“五通”。現在測算“一帶一路”沿途相關國家65個,越來越多的國家響應“一帶一路”戰略,紛紛要求對接。二是京津冀協同發展,考慮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通過交通一體化、生態環境和產業發展來帶動京津冀的協同發展。與此相配合的還有環渤海的發展戰略。三是長江經濟帶,要推動綜合立體交通走廊建設、沿江產業轉移和優化升級、長江生態保護。

吳傳清說,在中國經濟發展進入到新常態後,通過跨區域的協調發展,可以在更大範圍內進行資源的優化配置,提高經濟發展的效率和質量。這三大戰略的實施可以讓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一起發展,共同富裕,從而起到擴大內需的作用。“中西部發展起來後,就可以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更大的支撐作用。”

市縣績效考核必須差異化

在實施“4+3”戰略的同時,未來區域發展將嚴格按照主體功能區規劃實施布局。《建議》提出,要加快建設主體功能區。以主體功能區規劃為基礎統籌各類空間性規劃,推進“多規合一”。

《建議》提出,以區域發展總體戰略為基礎,以“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建設為引領,形成沿海沿江沿線經濟帶為主的縱向橫向經濟軸帶。發揮城市群輻射帶動作用,優化發展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形成東北地區、中原地區、長江中遊、成渝地區、關中平原等城市群。發展一批中心城市,強化區域服務功能。

同時,“十三五”期間,我國還要以市縣級行政區為單元,建立由空間規劃、用途管制、領導幹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差異化績效考核等構成的空間治理體系。

廣東省綜合改革發展研究院副院長彭澎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區域發展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避免同質化、重複建設,要因地制宜,根據當地資源稟賦去發展。“不要換一任領導就跟風去換一個規劃。”

“千萬不要一個考核體系就放之四海而皆準,不要一刀切。”彭澎在一些山區縣市調研時遇到當地縣領導訴苦說,(上級)要考核他們的工業指標。“這些地方青山綠水,重點保護好自然環境,發展旅遊產業等就可以了。幹嗎要考核工業化指標?”

彭澎說,對中東部省一級的大區域來說,可以考核工業化指標,但具體到每個縣市就不能強調工業化指標,切忌把工業化指標分解到下面每個縣。“在縣這一級不要太強調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指標。有些縣就適合發展農業、發展旅遊,而不適合發展工業,所以必須要進行差異化考核。”

編輯:一財小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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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發展 協調 考核 差異化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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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市“去庫存”成地方兩會熱詞 協調產業發展是關鍵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6/01/4746285.html

樓市“去庫存”成地方兩會熱詞 協調產業發展是關鍵

一財網 林小昭 2016-01-31 20:58:00

2016年的地方兩會,樓市再次成為一個高頻詞匯。只不過與過去“房地產調控”、“房價”、“限購”、“限價”等詞匯不同,今年地方“兩會”關於樓市的熱詞是去庫存。

2016年的地方兩會,樓市再次成為一個高頻詞匯。只不過與過去“房地產調控”、“房價”、“限購”、“限價”等詞匯不同,今年地方兩會關於樓市的熱詞是去庫存。
河南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2016年,河南將以去庫存、促消費為重點促進房地產業健康發展。支持繳存職工用公積金貸款改善住房條件,將有穩定勞動關系的常住人口納入公積金覆蓋範圍,鼓勵農民進城購房。建立購租並舉住房制度,鼓勵房地產企業跨界發展。
同時,河南還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和居住證制度“雙落地”,出臺縣級以上城市落戶措施,維護進城落戶農民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
早在2010年末,河南省的戶籍人口就超過1億人。盡管有1000多萬人口流向了沿海發達地區,但本省常住人口還有9000萬左右。2015年,該省城鎮化率為46.85%,這也意味著河南約5000萬人居住在農村,城鎮化還有很大的空間,去庫存取得的效果可能會更大。
內蒙古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在紮實有序消化房地產庫存方面,內蒙古將研究住房公積金支持農牧民進城購房政策……鼓勵金融機構向轉移進城農牧民發放購房貸款。
值得一提的是,內蒙古還將探索共有產權等措施,逐步消化大戶型住宅庫存。推動建立租購並舉的住房制度,引導房地產企業轉型發展。取消過時的限制性政策,釋放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河北省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要化解房地產庫存,推進以滿足新市民需求為出發點的住房制度改革,穩定房地產市場。廣東省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應該通過加快農民工市民化、發展住房租賃市場等手段化解房地產庫存。
廣東省人大代表、時代地產董事長岑釗雄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去庫存是一個很積極的政策,“對政府來說,很需要去解決這麽大的一個存量,這不單是樓市庫存的問題,還有大量的資金沈澱下來,社會的效率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揮,所以肯定要調動起來。”
對於到底如何去庫存,各地“兩會”代表、委員也紛紛支招。例如,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廣東省政協常委溫洋建議,將滯銷房用於建設全國連鎖養老院。
岑釗雄說,去庫存應該企業、政府和消費者三方一起來做。當然政府和企業要稍微多做一點。作為政府來說,對購房者購買層面要提供一系列優惠,包括戶口、補貼、在市政配套設施等方面。比如原來可能整個配套還沒有很完整,很多人就不一定買,現在配套上來就不一樣。“政府做的事情多一點,企業也要讓點利。”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發改委原主任李春洪說,在房子過剩的時候,還不停建保障房,這不是一個資源高效配置的方式。房地產庫存大,政府可以把閑置的房子用起來。這些房子賣不出去,但是可以租,政府用建保障房的錢補貼給這些新市民,讓他們有房子住。
在廣東,去庫存壓力主要是在粵東西北地區。廣東省政協委員、華南師範大學人口資源環境研究所所長鄔錦雯認為,粵東西北大部分屬於三四線城市,長期輸出資源和人力,除自然資源開發外,政府的扶持顯得更加迫切。她建議,應給予粵東西北地區互聯網概念產業的扶持政策,以產業的發展來帶動房地產去庫存。
中原地產首席市場分析師張大偉對本報稱,庫存積壓的根本原因是產業結構和人口結構出現了趨勢性的變化,三四線城市產業發展不充分,沒有就業機會,吸引不了人口。所以如果不解決產業發展的問題,去庫存的效果就較為有限。

編輯:汪時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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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市 庫存 地方 兩會 熱詞 協調 產業 發展 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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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許掟磚放火,不許理性協調

  是日“城市論壇”討論議題是泛民陣營各派在九月份選戰中應怎樣互相協調合作(即戴耀廷教授不久前提出的“雷動計劃”),以謀取議會內的過半議席,從而達到可壓倒建制派,逼使政府在政治議題上作出讓步的目的。

  然而出席的“熱血公民”成員鄭松泰卻一再嗤之以鼻地堅決表明絕不會加入協調,且指責泛民陣營中如民主黨等,連帶提出計劃的戴教授根本都是“無理念”,所以認定泛民背後的用心只是藉此謀私,博取選票云云(大意)。而當鄭被主持人,以及另外兩位講者嘉賓(“民主黨”總幹事何卓廷,“民協”主席莫嘉嫻)質問他們這些以“熱血”為首的激進組織在過去好幾次選舉中專門針對狙擊民主黨,甚且以之為頭號敵人,提出此舉根本只會讓民主陣營陷於“自相殘殺”,力量分散時,鄭先就“聲大夾惡”地先翻出民主黨在政改一役中,跟中央作出秘密“協調”,是出賣了港人,出賣了民主的舊帳,然後再翻出在年初一旺角暴亂後,居然是民主黨更先於建制派跳出來跟他們割席,譴責“他們那些甘冒風險,為著理念而勇武抗爭的年輕人”行為的新帳,企圖以此攻擊對方,指責根本就是對方率先破壞了協調的基礎(大意)。結論似乎就是,只許他們掟磚放火,不許別人作任何理性協調。試問你們又憑什麼只容許世上存在抗爭的“政治光譜”,而指責其他有別於你們理念的一切路線,都只是不切實際和徒勞的?

  對此,個人只想先提出問題一,也是一個老問題了:請問他們憑什麼認定在是次旺角暴亂中出現的種種暴力行為都是絕對正義而合理的?如何卓廷所言,如果這些行為業已“超越了廣大市民可接受的文明底線”的話,那麼比建制派率先跳出來譴責,試問又算得是什麼錯?在大是大非之前,即使你們自居為民主派的同路人和盟友,試問憑什麼卻要民主黨去接受你們的一切錯誤的所作所為,而予以護短?不先好好反省自己究竟做過什麼,卻一味只知諉過於人,指責別人不應”背信棄義”地來跟你們劃清界線,請問這又是什麼正確的態度?更何況,你們根本從一開始就從沒把泛民當作過你們的同路人和盟友,既然如此,你們就更沒有半點讓對方給你們護短的資格和臉皮!既然自政改方案一役,你們已把民主黨視作寇仇,即使對方選擇以德報怨,那也只是人情,卻並非道理。我想來想去真不明白,在大是大非的道理辨別之前,難道政治上的協調利益倒應該是受到優先考慮的嗎?無論怎麼說,在是場暴亂中,發生追打襲擊倒地警察,放火焚燒的士、雜物,危害社會秩序與安全的行為明顯都是錯誤的,而既然錯誤,那便是社會上任何人士(當然只排除了那些支持本土激進勢力的死硬份子)也有責任與義務去加以聲討譴責的,此所以,試問民主黨比建制派率先出來譴責你們,有什麼錯?

  提到旺角暴亂,筆者在此建議大家不妨參看一下蕭若元主持的“蕭遙遊”節目,我認為,在相關的一集節目中,蕭才子已可說是一次過地完全駁斥倒了本土激進派的種種行動和理念邏輯上的錯誤。舉例如本土激進派一向攻擊泛民“歷來爭取民主爭取了那麼多年,結果卻收到了什麼成果”?蕭才子便以緬甸昂山素姬,和南非曼德拉作例,指出要與一個專制政權周旋,是多麼一件艱難艱巨的事情,動輒須要花耗數十年的時間才可得到開花結果,試問香港的民主爭取運動,由始至終,又經歷過多少時間?再者,在你們批評別人用傳統手法爭取了幾十年也毫無建樹之前,不妨又先問問你們自己在這些年來的”勇武”行動實際又作出了什麼好的建樹?是成功逼使了梁振英或共產政權倒台了嗎?你們常厚著臉皮,口中所最賴以自誇的,不外是曾逼使政府取消了內地人來港旅遊的一簽多行政策吧?然而,我以為那絕對並不單純是出於你們的功勞!你們又憑什麼把這”勝利”的果實獨佔?

  問題二,當何卓廷質問鄭松泰,在旺角暴亂當中,襲擊倒地警察的行為是否確當時,鄭的即時回應又是那句“是警察開槍在先”,並且一再乘機緊逼無限上綱追問對方是否贊同警察在當時開槍殺人(大意)?像這種無限上綱上線的“老屈”手法,似乎已經並不新鮮,在上月的“城市論壇”節目中,我們就曾聽過那位“青年新政”召集人梁頌恆,企圖以此歪曲出席嘉賓何君堯的“支持警察以更有效武力對付暴徒”的說法原意,而別有用心地向公眾洗腦誤導,企圖刻意造成一個印象是:警察當日是在向示威群眾開槍。為達一己政治目的而扭曲事實,罔顧是非,指黑為白,虧你們還有臉皮向市民誇誇其談你們是怎麼有理念,怎麼在抗爭行動中勇武當先,”熱血”過人?
只許 掟磚 放火 不許 理性 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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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7峰會將至 匯市又生動蕩:“匯率協調論”再起?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8849.html

七國集團(G7)峰會即將於5月26~27日召開。在國際討論中,G7峰會被冠上了“無事之事”(non-events)的稱號,即會前大動幹戈,但最終卻無實質成果。然而,本次會議前夕,平靜許久的外匯市場再起波瀾,6月後更是風險事件高發期,且財政政策仍欠火力。G7峰會此次是否會有所突破?

當前,市場似乎逐步揮別了過去兩個月的平靜——美元重拾升勢,人民幣中間價在5月25日的下調幅度再創新低,前兩天在日本仙臺閉幕的G7財長會議也反映了美日對匯率的分歧不斷加大。此外,“英國退歐”的潛在影響仍讓全球市場揪心。

牛津經濟研究所(OE)首席經濟學家亞當(Adam Slater)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2月的G20上海會議助燃了市場各大央行在幕後進行匯率協調的猜測,但我們認為此次最值得關註的是——近期飆升的日元會否使得日本重陷蕭條?各界如何看待人民幣貶值問題?效果不及預期的負利率政策是否應該棄用?還有哪些國家能加大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

“匯率協調論”再現

當前,上海G20會議的“協調成果”似乎在慢慢消失,各界開始熱議G7峰會能否讓全球的狂歡再持續一會兒。

數據顯示,美元指數在上海G20後最大貶值幅度達9%,而5月至今累計反彈近4%,市場也隨之緊張起來。

“我們認為,通過G20或G20實現類似‘廣場協議’(Plaza Accord)的默契並不現實,盡管弱美元可能有利於美國出口,且新興市場動蕩可以暫時平息,也能減少美聯儲對於海外市場的擔憂,但是美聯儲監測國際動態與其貨幣政策受到束縛完全是兩碼事。”亞當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近日,路易斯聯儲主席布拉德(Bullard)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獨家專訪時也表示:“盡管全球的聯動性加劇,央行獨立性仍至關重要,其不能受到政治或其他因素束縛,否則最終會導致一些問題。”

其實,這一所謂的“協議”最站不住腳的一點在於,並非所有國家都對於2月後的匯市走向表示滿意,典型的例子就是本國貨幣大幅升值的日元和歐元——歐元對美元升值1%,日元更是大漲近4%,這對於以抗擊通縮為使命的日本而言是致命的打擊。

2月上海G20會議前後,G7國家的匯率波動性曲線

無論如何,全球匯市都將在6月面臨更多挑戰,G7峰會更可能的或許是討論如何更好地應對。

當前,美聯儲6月加息預期繼續發酵,美元對歐元升至10周新高;CME聯邦基金利率期貨顯示,交易員預計美聯儲6月加息的概率為36%,稍早之前該概率為30%,7月加息概率攀升至58%,為今年3月以來首次突破50%;12月加息的概率則飆升至82%。

值得註意的是,面對美元等外部壓力,5月25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也下調191 BP至6.5693,變動率0.3%,創2011年3月以來最低。

“前日美元漲0.41%是表象,背後實際是歐元跌造成的。昨日美元對其余貨幣漲跌互現,並未出現普漲,因此並不是美元自身因素的主動升值,主要原因是占比美元指數權重高達57.6%的歐元大跌0.76%(影響美元指數變動約為0.4%),因此這次人民幣中間價波動的背後其實是歐元。”民生證券海外研究組負責人張瑜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負利率可行性或遭質疑

除了匯率機制,各國貨幣政策也大概率將成為G7峰會的討論焦點。

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測算類似,OE預計,全球經濟增速將在近幾個月繼續放緩,今年增速料僅為2.2%,或創2009年來最低。“鑒於全球低增速持續,G7可能會考慮是否要進一步協調貨幣政策,或要開始反思當前的哪些政策措施‘拖了後腿’。”亞當告訴本報記者。

近期全球央行貨幣政策決定

其實,所謂的“拖後腿政策”就是近期備受爭議的負利率政策。

2014年歐洲央行推出的負利率政策的確打壓了歐元,全球股市大漲,但同年9月再度調降負利率時則效果減弱;同年12月的第三次調降甚至因降幅不足而導致歐元大幅升值,與理想效果背道而馳。同樣的情況也在日本重演,日元自1月29日負利率宣布以來便大幅升值,甚至已經挑戰了首相安倍的底線。

正因如此,上周的G7財長會議上,日本財長麻生太郎認為,近期匯率市場出現了一些投機行為和單向波動現象,這種波動是不可取的,且匯率過度和無序波動將對實體經濟造成損害。但美國當時似乎並不以為意。

近期,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院長吳曉靈也撰文指出:“負利率政策並非如支持者們設想的那麽美好,有著明顯的負面作用。”

“一是對貨幣擁有者的剝奪。央行對商業銀行的存款準備金實施負利率後,商業銀行有可能向存款人轉嫁成本,對存款人收取負利率。事實上已經有一些商業銀行對部分機構客戶實施了負利率,這直接侵蝕了存款人財富。財富的縮減有可能導致居民消費需求下降,反而會抵消負利率政策擴大總需求的初衷。”她表示。

此外,負利率也可能會傷害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吳曉靈認為:“如果商業銀行選擇將負利率轉嫁給存款人,那麽會面臨損失存款客戶的風險,”她表示,即使真如央行所希望的,受負利率“逼迫”後,商業銀行將原先留存在央行的資金放貸出去,這部分新增貸款可能會以更高的貸款利率放貸給原先商業銀行沒有給予信用的企業,導致貸款利率不降反升。

財政政策有待發力

正如今年G20峰會的宗旨,鼓勵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三箭齊發”,因此G7峰會也將大概率重點討論各國進一步寬松財政政策的可能性。

相關研究顯示,2011~2015年,G20國家的財政政策立場有所收緊,這也拖累了經濟增速。盡管2015年和2016年財政政策有放松的跡象,但各界預計,2017年起又將收緊。

“收緊幅度最大的國家之一可能是日本。其總負債占GDP的200%,預算赤字為GDP的7%,因此日本此前計劃在2017年再度提高消費稅,以維持財政可持續性,但這很可能會抵消QE產生的寬松作用。”OE指出。

G20國家的財政風險指數熱度圖

亞當預計,此次G7國家可能會提供一些讓日本推遲增加消費稅的理由。“但我們認為,即使日本能推遲到2019年再加稅,這對緩解G20國家2017年財政緊縮狀況而言作用也很有限,預計僅達G20國家GDP總值的0.1%。”

因此,他也表示:“更有幫助的應該是鼓勵各國一致采取更為積極的財政政策,這不僅會促進增長,也將鼓勵私營部門投資者加大投資力度。”

然而,這也可能只是一個美好願景。OE認為,阻礙G7加大財政支持的最核心勢力可能就是德國。“盡管德國財政狀況遠好於其他國家,但該國對於財政寬松存在很大的政治壓力,主要因為德國擔心這可能會鼓勵那些在其看來不負責,且仍深陷財政危機的歐元區邊緣國家開始大肆揮霍。”

G7 峰會 將至 匯市 生動 匯率 協調 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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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公報稱將密集探討匯率:不要無序調整要協調!

中國首次主辦的二十國集團(G20)峰會於9月5日在杭州閉幕。面對全球金融市場的變動、大宗商品價格波動、貿易和投資低迷、貨幣政策持續分化,G20峰會公報全面聚焦了各方面的挑戰。值得一提的是,公報強調了要加強政策協調,並重申“有關部門將就外匯市場密切討論溝通”。

其實,在本次“後G20時代”,匯市的潛在波動更值得密切關註——美聯儲究竟是否在9月提前加息?歐洲央行開始購買公司債後,能否逆轉經濟頹勢?日本央行面對暴漲的日元,是否進一步介入幹預?新興市場是否開啟新一輪競爭性貶值?這一切也都將會影響到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性。

也就在G20峰會閉幕後,“超級行情”將隨即展開。9月6日,澳洲聯儲公布利率決議及政策聲明;9月7日,瑞典央行和加拿大央行公布利率決議及政策聲明;9月8日,美聯儲發布經濟褐皮書;歐洲央行宣布利率決議;9月9日,韓國央行舉行貨幣政策會議並宣布利率決議;2016年FOMC票委、波士頓聯儲主席羅森格倫(Eric Rosengren)將發表演講。

G20公報聚焦匯市波動

通過對歷屆G20峰會的相關內容梳理,往往需要關註四個重點議題——匯率、貨幣政策協調、貿易和財政政策。

2010-2012年間,G20峰會對於匯率談論較多。時隔四年,匯率問題再次引發關註。過去,人民幣匯率被低估是各界關註的焦點,但隨著中國不斷推進匯改,IMF認為人民幣已經不被大幅低估;對全球而言,更令人頭疼的問題自2015年以來便愈發突出——各國因貨幣政策差異性導致的匯率過度波動和無序調整。

招商宏觀報告表示,歐洲和日本央行采取超常規貨幣政策,推動歐元和日元競爭性貶值,導致20年未見的強勢美元行情。2014 年7月至2015年末,美元指數從 80 升至100,引發新興市場匯率大幅貶值,並加劇資本外流,造成全球貿易量萎縮。例如,2014 年6月歐元區實行負利率至2015 年末,歐元貶值幅一度達 22%。2013 年初日本準備實行量化和質化寬松(QQE)至2015年末,日元貶值幅度超過30%。

歐元和日元的競爭性貶值,影響全球經濟和金融體系穩定。IMF 研究發現,歐元和日元的異常大幅波動,也導致新興市場國家的匯率較之前也表現出不尋常的波動,如巴西雷亞爾匯率下行近 77%。這些國家匯率的波動已經超過了正常浮動範圍。

公報提及,“我們重申,匯率的過度波動和無序調整會影響經濟金融穩定。我們的有關部門將就外匯市場密切討論溝通。我們重申此前的匯率承諾,包括將避免競爭性貶值和不以競爭性目的來盯住匯率。我們將仔細制定、清晰溝通我們在宏觀經濟和結構性改革方面的政策措施,以減少政策的不確定性,將負面溢出效應降至最低,並增加透明度”。

值得註意的是,在這方面,美國和日本已經出現了分歧。面對今年以來暴漲的日元,近期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顧問濱田宏一近日發文稱,日本應“勇敢”幹預外匯市場,以遏制日元的升勢。然而,美國財長此前卻表示,目前匯率市場並沒有處於無序狀態。他還強調,應避免出現競爭性貨幣貶值,並就此保持溝通。

“後G20時代”匯市引關註

其實,G20公報提及的外匯市場波動將持續成為未來的焦點。就本周而言,美聯儲、歐洲央行、澳聯儲等發布的利率決議或官員演講都可能再度攪動全球匯市。

中信建投宏觀研究員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沈寂半年之後,尤其是從8月末美聯儲在傑克遜霍爾(Jackson Hole)全球央行年會的表態上看,現有的貨幣政策框架還是會堅持,貨幣政策分化可能回歸。

此前,各界認為,美聯儲將會持續推遲加息時點。然而,鴿派的耶倫在年會上意外作出了鷹派表態——“由於近期勞動力市場表現穩健,以及我們對經濟活動和通脹的預期,我相信,進一步加息的可能性在近幾個月有所上升”。

而此後美聯儲二號人物費歇爾更是“火上澆油”,其將耶倫的表態解讀為“9月加息仍然是可能的”。一時間,此前過於自信的市場再度出現劇烈波動。

至於結果究竟如何,將在北京時間9月21日2:00最終揭曉,美聯儲當日將公布利率決議。

此外,日本央行的下一步動作也引人關註。日本央行審議委員櫻井真上周五(9月2日)表示,日本央行可能維持基礎貨幣目標不變,利用現有工具擴大刺激力度,而不會在本月政策檢視會議上大幅調整貨幣政策框架。日本央行在9月政策會議上可能對政策工具做些技術性調整。

易信金融總部中國區首席交易官孫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技術走勢上,美元兌日元本周先中陽線繼續上漲,在周內最高點附近收盤,並重新回到了103上方,承壓格局得到明顯緩解。“匯價趨勢上還是處於明顯的下行之中,但是101目標觸及之後,市場依然存在有震蕩的需求,因此傾向於未來一段時間將在101-107區間內波動。確認打穿101的話則將導致跌勢加劇。”

本周四,歐洲央行也將公布利率決議,“現在市場預期至少會延長購債的時間,如果宣布繼續降息則是超預期。”中信建投預計。

孫宇告訴記者,“慮到用5年期通脹掉期衡量的歐元區中期通脹預期仍接近於歷史低位,我們不能排除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這次釋出更多鴿派措辭的可能。不過,該行也意識到,諸如商業活躍度和CPI這種歐元區數據至少已經企穩了。從歐洲央行角度來看,經濟下行的風險並不高。還有必須註意的是,英國退歐公投後,經濟數據已經複蘇了,這也是個積極信號”。

人民幣匯改持續推進

就人民幣而言,盡管此次公報並未特別提及,但習近平主席在B20開幕演講時強調,“將在有序開展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逐步開放國內資本市場的同時,我們將繼續推動人民幣走出去,提高金融業國際化水平”。

此外, G20前期,人民幣波動不斷,但美元/人民幣始終處於6.7之下,因此各界也開始熱議“6.7底線思維”。不過,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在G20峰會前夕表示:“這一段時間以來,一直有美聯儲加息的預期,又有英國公投脫歐的沖擊,人民幣相對於其他儲備貨幣是比較穩定的,人民幣的波動率比較小,相對於其他新興市場貨幣而言穩定性更強。”

易綱的表態並不乏數據支撐。據第一財經記者統計,過去一年以來,人民幣對美元的波幅為4.96%,而英鎊對美元的波幅為14.19%,日元為13.55%。

較為主流觀點認為,6.7可能接近今年美元/人民幣的均衡點。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表示,“近期美聯儲加息預期升溫會對人民幣構成一定壓力,人民幣仍有貶值預期。但加息預期往往會提前透支,且加息對美元指數的推動作用有限。中國經濟增長大幅下滑的可能性不大,人民幣將於10月1日正式納入SDR貨幣籃子,深港通政策有望落地,監管層有能力保持外匯市場供求基本平衡,針對跨境資金流動和外匯的宏觀審慎管理仍將繼續發揮作用,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逐步被市場接受,人民幣貶值幅度可控。”

G20 公報 稱將 密集 探討 匯率 不要 無序 調整 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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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改委:到2020年基本形成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

9月7日,據發改委網站消息,發改委近日印發《關於貫徹落實區域發展戰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指導意見》。《意見》要求,打破地區分割和隱形壁壘,推動形成全國統一市場。到2020年,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基本形成,區域發展差距進一步縮小。

《意見》提出目標,到2020年,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基本形成,區域發展差距進一步縮小,區域協調發展體制機制更加完善,區域開發秩序進一步規範,區域一體化發展、城鄉協調發展和全國統一市場建設取得重大進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總體實現,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區域性整體貧困問題得到解決,綠色循環低碳發展水平明顯提升,生態環境質量持續改善,全國各地區人民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成果。

《意見》要求,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打破地區分割和隱形壁壘,推動形成全國統一市場,促進各類生產要素有序自由流動、優化配置;加強區域發展戰略、規劃、政策的制定實施和優化調整,不斷完善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制度保障。

《意見》還提出,堅持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尊重基層首創精神,支持重點地區先行先試,打造和依托必要的改革開放平臺,努力探索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新路徑新方式。統籌國際國內區域合作,深入實施“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三大戰略,構建合作機制與交流平臺,加快培育參與和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新優勢。

發改 改委 2020 基本 形成 區域 協調 發展 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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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全球經濟協調 關註貨幣政策溢出效應

當前全球經濟增長呈現分化趨勢,一方面美聯儲的加息依然存在,另一方面日本和歐洲選擇了負利率,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分化明顯,這給全球經濟和金融的穩定帶來很大不確定性,加劇了投機套利。

9月23日中央財經大學主辦的第七屆亞太經濟與金融論壇,圍繞“加強國際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如何處理貨幣政策溢出效應帶來的分化”這一主題,就如何加強相互間的溝通與協調、如何更多的利用財政政策和其它的宏觀經濟政策的空間、世界各國如何應對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溢出效應,國內外知名經濟學家展開了討論。

加強全球經濟政策協調

在主題發言中,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George Pardee and Helen Pardee經濟學講座教授Barry Eichengreen闡釋了雙平衡的理論,一國的政策會對其它國家產生影響。海外政策會對自己的國家產生影響。因此,央行要考慮到外國金融形勢,從而做出自己最佳的選擇,這是全球最佳的平衡。

以美國為例,2012年,美聯儲如果采取政策,使得美國經濟放緩,從而對其它經濟體產生更不好的影響。2013-2014年,這可能會造成通脹和美國金融不穩定,從而對全球經濟產生不好的影響。

相反,從新興國家的觀點,印度缺少相應的政策手段來把美聯儲政策的影響拒之於國門之外,量化寬松使得大量的資金流入印度,對制造業的影響是非常不利的。另一方面,如果減少利率會更加嚴重地造成新興市場的通脹,從印度的角度來看美聯儲的寬松應該是適度的。

法國巴黎銀行亞洲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陳興動表示,應該全球加強貨幣政策協調,否則貨幣政策上的分化會更加明確。關於資本市場,貨幣政策QE帶來的天上掉餡兒餅的效應是更加負面的,而不是積極的效應。它對不同新興市場經濟體產生的溢出效應是不同的,理想是應該加強區域性的合作而不是全球性的合作。

Barry Eichengreen則強調,全球協調不僅僅是宏觀經濟政策,還包括其它層面,特別重要的是信息的共享,這也是一種全球協調的內容。經濟政策的協調包括的不僅僅是財政和金融的政策,而且包括信息共享和監管的一致或協調,這些都是國際合作的方式。

對於不同國家之間的貨幣政策協調問題,日本東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原亞洲開發銀行研究院院長Masahiro Kawai研究認為,從發達國家和新興發展中國家GDP比重來看,新興市場的比重在上升,美國GDP比重稍有下降,雖然美國對世界的影響很大,但世界對美國還是有影響的。因此,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之間,相互依存度變的更強。

正是基於此,Masahiro Kawai表示,美聯儲正在關註它的政策對世界其它國家的影響,以及世界其它國家的政策對它的影響。由於現在全球經濟低迷不振,美國采取比較謹慎的做法,美國本身經濟增長不是很穩固,但全球的經濟也是處在萎靡不振中,美聯儲支持未能加息的原因。

“選擇協調機制是非常重要的問題。”Masahiro Kawai表示,如果需要金融規則,明確進行央行之間的協調,需要選擇一種制度,維持各國之間的穩定。全球之間幾十年之間存在著政策協調。

至於如何現實地進行政策協調,Masahiro Kawai表示,美聯儲即將到來的加息需要加強政策協調,通過七國集團和二十國集團對話,而避免以鄰為壑的政策,而且要考慮本國政策對世界其它國家產生的影響,以及其它國家對它產生的影響。

對日本和歐元區而言,應該各自努力實現通貨膨脹目標,中國應該避免人民幣的貶值,更加努力的去產能,改革國有企業。海外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則應該加強宏觀經濟的基本面,增匯率的靈活性。在金融安全網方面,新興市場經濟體應該改善這方面的情況。希望美聯儲和一些比較脆弱的新興市場經濟體達成雙邊互換。日本和韓國的雙邊貨幣互換,也是另外一種加強安全網的措施。

貨幣互換增強流動性

一國央行貨幣政策將對本國經濟金融乃至於全球金融市場產生重要影響,尤其是重要央行的貨幣金融政策對其它國家有嚴重的溢出效應。

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張斌表示,應該關註貨幣政策溢出效應,金融市場是一體化高度融合的,雖然中國的資本賬戶還沒有完全開放,但中國的貨幣政策和宏觀經濟非常受其它國家的影響,全球在高度一體化的世界中,互相之間都有影響。在一段時期內,是負面的溢出效應,有時候則是正面積極的溢出效應,需要對它進行考慮和甄別。在全球層面避免這些有害的政策需要改變制定政策的程序,這樣才能有改善的空間。    

對此,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處長謝懷築表示,全球債務危機與美國貨幣升貶值存在關聯關系,如果美國是上升趨勢會對新興市場經濟產生壓力,影響政策的分級和資金的流向。

對於政策分化的影響,謝懷築表示,眼下全球金融形勢非常不穩定,任何事件都有可能引發更嚴重的危機。比如人民幣的貶值,或者美聯儲推遲升息都會引發危機,現在環境非常脆弱,單一危機會傳導到世界其它地區,而且傳導很快。

Masahiro Kawai還表示,貨幣政策是不能解決結構問題的,但貨幣政策可以創造條件,使得解決結構問題相對容易,更加容易的進行結構改革。貨幣政策對政府是一個有用的工具,可以幫助政府進行結構改革。

從全球央行合作的案例來看,開展本幣互換是一個美元互換的標準。全球都依賴美元的流動性,美聯儲提出的美元互換對韓國、墨西哥、巴西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關鍵時期發揮重要的作用,促進市場的信心,加強這些國家貨幣政策實施的效果。

對此,Masahiro Kawai表示,出現危機情況的貨幣互換,這個問題是國際流動性需要得到支持,任何情況都需要支持國際流動性。特別是出現危機的時候需要支持,比如“911”國際金融危機、英國脫歐等危機爆發。美聯儲以及其它央行都進行了共同的努力,提供國際流動性。  

中國應謹慎推進資本項目開放

今年10月1日,人民幣即將正式加入SDI貨幣籃子,現在中國國內觀點分為兩種:一種觀點認為人民幣加入SDI籃子,中國應該加快資本賬戶的開放。另一種觀點認為,現在全球面臨不穩定性、金融市場波動很大,中國面臨的是敞口風險的壓力,國內金融體系是有不確定性的,BIS對中國債務問題提出了警告。

陳興動表示,世界經濟將會進入更複雜、更不確定性、更有波動性的金融市場波動時期。原本需要更好的政策協調,卻面臨著更多的挑戰。同時,世界各國都還在苦苦應對自己的困難,協調與穩定是關乎很多國家的事情,需要各國一起通力合作,中國希望發揮更大的作用。

Masahiro Kawai指出,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對新興經濟體而言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因為美聯儲曾經說過緩慢退出寬松所帶來的影響,給新興經濟體尤其是通貨膨脹水平比較高、經常賬戶赤字高的新興經濟體尤其受影響。這些新興經濟體需要做很多工作,從而管理通貨膨脹降低經常賬戶赤字,而且降低對短期資金流入和短期資本流入的依賴,改進匯率穩定性也是很重要的。

對於資本項目開放的步伐, 陳興動認為,中國應該慢慢走,需要謹慎去除資本項目的管控,應該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采取非常穩健的措施確保資本項目安全。

“目前情況下比較理想的方式是中國應該更加謹慎推進資本賬戶自由化,需要非常認真地研究才能采取措施,方向不變。現在情況太複雜,中國需要更加謹慎的面對資本賬戶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  陳興動說。

加強 全球 經濟 協調 關註 貨幣 政策 溢出 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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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辦國辦:加快研究建立空間規劃體系,協調推動全國國土規劃

據中國政府網消息,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建立健全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實施機制的意見》,並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

《意見》提出,以主體功能區規劃為基礎統籌各類空間性規劃,加快研究建立空間規劃體系,協調推動全國國土規劃,協調推進市縣“多規合一”和省級空間規劃改革;要確保主要指標順利實現,各有關部門要在2016年10月底前,將《綱要》中可分解到地方的約束性指標落實到各地;推動重大工程項目加快實施,簡化《綱要》中重大工程項目審批核準程序並優先保障規劃選址、土地供應和融資安排;推動重大改革政策盡快落地等。

意見全文:

關於建立健全國家“十三五”規劃綱要實施機制的意見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編制,已經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批準。為更好發揮《綱要》引領和約束作用,確保各項目標任務有效落實,把規劃藍圖變成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實效,現就建立健全《綱要》實施機制提出以下意見。

一、總體要求

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緊緊圍繞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適應把握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改革開放和創新發展為動力,最大程度地激發全社會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為確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奠定更加堅實的基礎。要堅持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在各級黨委(黨組)的堅強領導下,更好履行政府責任、提升政府效能,建立健全《綱要》實施機制,形成全體人民群策群力、共建共享的生動局面。

(一)正確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把該放的全部放給市場,把該管的切實管好。推進全國統一市場建設,促進公平競爭和要素自由流動,最大限度提升經濟運行效率;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強化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治理、環境保護等責任,創新宏觀調控方式,合理配置公共資源,保障《綱要》目標任務順利完成。

(二)調動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堅持“全國一盤棋”,正確處理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關系。建立《綱要》實施橫向縱向協調聯動機制,強化對全局性、戰略性及跨區域、跨領域目標任務的統籌協調。發揮地方各級政府的積極性,尊重基層首創精神,鼓勵地方因地制宜推進《綱要》實施。

(三)堅持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相結合。堅持系統設計和辯證思維,以重點突破帶動整體推進,在整體推進中實現重點突破。在抓好《綱要》各項目標任務落實的同時,圍繞關鍵領域、重點環節和難點問題,著力在優化結構、增強動力、化解矛盾、補齊短板上取得突破,不斷提升發展的整體性和協調性。

(四)強化《綱要》統領和約束作用。《綱要》是黨的主張、國家意誌和人民意誌的有機統一,是指導未來5年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各地區各部門要切實維護《綱要》的嚴肅性和權威性,把推進《綱要》實施放在突出重要位置,各類規劃、計劃、政策的制定實施要服從和服務於《綱要》實施。

二、明確實施責任主體

(五)明確目標任務工作分工。各地區各部門要根據有關職責分工,制定《綱要》涉及本地區本部門的主要目標和任務實施方案,明確責任主體、實施時間表和路線圖,確保《綱要》各項目標任務落地。

(六)強化領導責任和實施職責。各地區各部門要將《綱要》重大任務落實情況和下一年度實施計劃列入黨委(黨組)和政府會議年度重點事項,主要負責同誌為第一責任人,班子其他成員按照分工抓好主要指標以及重大工程、重大項目、重大政策(以下簡稱“三個重大”)的落實工作。

(七)加強重大事項的統籌協調。充分發揮已有國家級重大規劃戰略、重大改革舉措、重大工程項目協調機制作用,加強協調與合作,形成更加高效的工作推進機制。

(八)發揮群團組織凝聚社會力量的重要作用。群團組織要積極搭建廣大人民群眾有序參與《綱要》實施的交流平臺,積極推動落實《綱要》各項保障職工、青年、婦女、未成年人、殘疾人權益的目標任務,動員各方面力量推動《綱要》落實。

三、抓好重點任務落實

(九)確保主要指標順利實現。各有關部門要在2016年10月底前,將《綱要》中可分解到地方的約束性指標落實到各地,並加快完善相關指標的統計、監測和考核辦法。要加強對預期性指標的跟蹤分析和政策引導,確保如期完成。地方各級政府要將《綱要》章節指標納入工作分工、監測評估、督查考核範圍。

(十)推動重大工程項目加快實施。要加大對《綱要》中重大工程項目的推進力度。國家發展改革委定期將建設工程項目實施進展情況在投資項目在線審批監管平臺上發布。要簡化《綱要》中重大工程項目審批核準程序並優先保障規劃選址、土地供應和融資安排,具備條件的重大工程項目不再審批項目建議書。中期財政規劃和年度預算要結合財力可能,統籌安排《綱要》中重大工程項目所需財政支出。

(十一)推動重大改革政策盡快落地。要做好《綱要》提出的重大改革和政策舉措與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年度工作要點、年度政府工作報告的對接工作,加強督促檢查,確保按時保質完成任務。創新推動《綱要》提出的試點示範任務,及時跟蹤進展、總結經驗。要建立健全重大政策決策咨詢協調機制,提高政策制定的系統性與協同性。

四、健全相互銜接的規劃體系

(十二)年度計劃要充分體現《綱要》年度實施重點。國家發展改革委負責將《綱要》提出的25個主要指標納入年度計劃指標體系,並做好年度間綜合平衡。《綱要》主要指標的年度實現情況以及上一年度《綱要》總體執行情況和下一年度實施重點,都要納入年度計劃報告,按程序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

(十三)專項規劃要細化落實《綱要》特定領域目標任務。各部門要根據《綱要》重點領域的發展任務和戰略部署,做好專項規劃編制實施工作。各重點專項規劃均應在2016年年底前出臺實施。各部門另行報批並印發實施的專項規劃要加強與《綱要》和重點專項規劃的銜接;國家發展改革委會同有關部門負責做好跨“十三五”時期專項規劃與《綱要》的銜接工作。

(十四)區域規劃要細化落實《綱要》特定區域目標任務。相關部門和地方要根據《綱要》明確的重點區域發展任務和戰略部署,做好區域規劃的編制實施工作。規劃期到2020年的區域規劃須於2016年年底前出臺實施。規劃編制主體要按年度監測評估重大區域發展戰略規劃實施情況。

(十五)地方規劃要細化落實《綱要》涉及本地區的目標任務。地方總體規劃和年度計劃要與《綱要》密切銜接,貫徹落實《綱要》涉及本地區的目標任務和重大工程項目。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要加強《綱要》實施的動態監測,及時發現問題和風險,並通報國家發展改革委等國務院相關部門,每年年初將上一年度《綱要》主要指標和“三個重大”落實情況,以及地方總體規劃實施情況送國家發展改革委匯總。

(十六)加快構建有利於國土空間合理開發和高效利用的空間規劃體系。充分發揮主體功能區作為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基礎制度的作用,以主體功能區規劃為基礎統籌各類空間性規劃,加快研究建立空間規劃體系,協調推動全國國土規劃,協調推進市縣“多規合一”和省級空間規劃改革。加快完善主體功能區政策體系,落實好《綱要》關於生態屏障建設、有效保護耕地、節約集約利用土地、優化城鎮空間布局等重大部署。

五、營造《綱要》實施的良好氛圍

(十七)營造良好輿論環境。加強規劃編制、實施、監測評估、監督考核全過程的輿論宣傳,營造良好輿論氛圍。各地區各部門要創新和豐富宣傳形式,及時報道《綱要》實施新機制新做法,充分反映新進展新成效。加大《綱要》實施國際傳播力度,準確解讀中國發展形勢、經驗與成就,廣泛贏得國際社會理解和認同。

(十八)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持續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創新服務和監管方式,提高行政效能。推廣“互聯網+政務服務”,將《綱要》實施情況作為政務公開重要內容。著力清除市場壁壘,促進商品和要素自由有序流動、平等交換,積極營造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和有利於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良好環境。

(十九)強化規劃法治保障。積極推進發展規劃法立法工作。研究制定國家級專項規劃管理辦法。加快研究制定規劃研究起草、執行落實、監測評估、督查等各環節工作制度和辦法。各地區各部門要強化依法合規意識,加快推動薄弱環節和領域立法。

六、強化《綱要》實施監測評估

(二十)加強動態監測分析。密切跟蹤國內外形勢變化,根據需要適時調整《綱要》實施重點、政策舉措及保障機制。加大對困難地區、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針對可能存在風險的地區和重點領域,制定工作預案,防範系統性風險滋生蔓延。創新和改進統計工作,充分利用各類信息和數據資源,提高《綱要》實施監測分析的及時性、全面性和準確性。

(二十一)建立年度監測評估機制。國家發展改革委牽頭建立《綱要》跨年度滾動實施機制,組織開展重點任務實施情況年度評估並向國務院報告。各有關部門要針對本領域重點問題,適時開展專項評估。各地要切實做好地方總體規劃年度監測評估。逐步將重點專項規劃、區域規劃等各類規劃實施情況納入年度監測評估範圍。充分發揮國家“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工作機制作用,根據需要可委托開展第三方評估。

(二十二)完善中期評估和總結評估機制。《綱要》中期評估和總結評估結果要按程序報批。地方各級政府要高度重視地方總體規劃實施情況中期評估和總結評估工作,完善向本級人大常委會或財經委員會的報告機制。專項規劃、區域規劃等各類規劃都要開展中期評估及總結評估。要充分借助智庫等專業資源,全面開展第三方評估。

(二十三)健全動態調整修訂機制。基於《綱要》監測分析及評估結果,確需調整時,由國家發展改革委會同有關方面提出調整方案,按程序報批後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批準。各地要嚴格規範地方總體規劃調整修訂機制,未經法定程序批準,不得隨意調整主要目標任務。專項規劃、區域規劃等各類規劃的編制主體負責向審批主體提出修訂調整建議。

七、完善監督考核機制

(二十四)強化人大監督作用。要依法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綱要》實施情況和中期評估報告,自覺接受人大監督,認真研究處理審議意見,及時報告整改結果。要高度重視人大代表的意見建議,鼓勵人大代表跟蹤監督《綱要》實施情況,充分發揮代表建議和代表專題調研、集中視察對《綱要》實施的推動作用。

(二十五)完善社會監督機制。各實施責任主體要及時發布《綱要》實施進展情況,保障社會公眾知情權。暢通公眾監督渠道,更好發揮各民主黨派、工商聯和無黨派人士對《綱要》實施的民主監督作用。充分發揮行業協會商會、貿易投資促進機構、智庫等社會力量的專業化監督作用。建立利用互聯網等新媒體監督《綱要》實施的有效機制。

(二十六)加大督查力度。圍繞《綱要》主要目標任務及“三個重大”,強化聯合督查和信息聯動應用。將《綱要》實施情況納入國務院大督查內容,建立《綱要》實施專項督查機制。各地區各部門負責組織開展地方總體規劃和專項規劃實施情況的督查。各級審計機關要依法加強對規劃實施情況的審計監督。

(二十七)加強規劃實施考核評價。強化年度評估、中期評估、總結評估及專項評估結果的運用,將《綱要》實施情況納入各級領導幹部考核評價體系,考核評價結果作為幹部晉升和懲處的重要依據。針對各地區各部門實際,研究提出差別化、可操作的考核內容及權重。探索將規劃實施考核結果與被考核責任主體績效掛鉤。

各地區各部門要充分認識推進《綱要》全面順利實施的特殊重要意義,明確實施責任、創新實施機制、狠抓規劃落實,廣泛調動各方面積極性,不斷開創發展新局面,確保“十三五”時期各項目標任務有效完成,堅決奪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偉大勝利!

中辦 國辦 加快 研究 建立 空間 規劃 體系 協調 推動 全國 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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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雨露:全球金融協調更重要的是推動制度改革

“本輪金融危機以來,很多研究者認識到,僅靠貨幣政策工具層面的協調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推進制度建設,推動國際金融治理體系改革,有關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超主權貨幣體系、區域金融合作等成為研究熱點。”11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在“第一財經金融峰會暨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年會”上表示,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是本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宏觀經濟學特別是開放宏觀經濟學研究中的一個熱點問題。

在他看來,目前的研究進展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政策外溢分析從單向維度向雙向維度轉變,二是政策外溢影響渠道的分析更加強調預期因素,三是關於政策協調方式和內容的研究不斷擴展。

危機引發全球宏觀經濟研究反思

本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已有八年,危機帶來的沖擊和深刻影響遠遠超過了最初共同的判斷。同時,危機的爆發也暴露出主流經濟學理論和研究範式存在缺陷,宏觀經濟研究的困境推動了發達經濟體經濟學界的集體反思。

“這種反思是多維度的,也持續在進行,目前已經取得了一些重要進展。”陳雨露在發言中指出。

這種進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要把金融因素系統性地引入宏觀經濟學一般均衡模型框架。在本輪金融危機前,在主流宏觀經濟學中,金融對宏觀經濟的影響主要通過某些特定的“金融摩擦”因素來表達,但一直未能把金融作為內生變量系統性地納入到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中,金融因素的重要性被嚴重低估。危機後,越來越多的學者和政策制定者發現,金融體系對宏觀經濟的運行動態和機制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影響,宏觀經濟和金融理論需要在全面納入內生性金融體系的基礎上予以系統重構,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形成一個邏輯自洽的同時包含“金融-實體經濟-政策”相互作用的新的理論框架。

二是重視微觀經濟主體的異質性。危機前,宏觀經濟學模型通常假定家庭部門或者企業部門存在著一個單一的、行為可代表全部主體(家庭或企業)的代表性主體。這當然主要是為了建模和數理推演的需要。但在真實的世界中,消費者是有差異的,生產者是有差異的,面對同樣的沖擊時,不同經濟主體的表現也是有差異的,這表明目前的宏觀經濟模型的微觀基礎存在一定缺陷。最新的研究表明,放松經濟主體的同質性假設,引入微觀主體的異質性行為及其對總需求和勞動力市場的影響,有助於解釋本輪大衰退的持續性及隨後的緩慢複蘇,更好地理解經濟政策的傳導機制與效果。

三是關註宏觀審慎問題。宏觀審慎並不是一個新概念,國際清算銀行(BIS)早在1970年代就提出過宏觀審慎的理念。本輪危機以來,國際社會普遍認識到,金融體系的順周期波動以及資產價格波動是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個體金融機構的穩健性並不意味著系統穩定,需要從 宏觀的、逆周期的視角運用審慎政策工具有效防範和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從整體上維護金融穩定。宏觀審慎問題得到了學界的高度重視,關於宏觀審慎管理的制度安排、工具使用、傳導機制和政策評估,以及宏觀審慎政策與微觀審慎監管、貨幣政策之間的協調配合等諸多研究成果湧現。同時,如何為宏觀審慎管理設定可量化、易操作的政策目標以及如何發揮市場溝通策略在宏觀審慎管理中的作用,也是討論的熱點理論問題。

四是積極探索新全球化理論。全球化一直是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研究的重點。近年來,學界在充分肯定全球化促進國際產業分工合作、優化資源配置和增進各國民眾福祉等方面的積極作用的同時,也高度關註由於一些不合理制度安排,現行的全球化模式帶來了收入不平等擴大、風險大規模跨境傳染等負面影響。特別是近年來全球化進程出現了波折,貿易保護主義、保守主義、孤立主義等“逆全球化”力量擡頭。學者們開始反思現行的全球化理論,試圖用新的分析框架來構建新的或者下一代全球化理論,尋找推進全球化的新理念和新動力機制,推動建立更加公平、更加合理、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體系。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構想以及“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得到了沿線國家的熱烈響應和積極參與,將為新的全球化理論的構建提供新的思想動能和堅實的實踐基礎。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我國學界和國外同行基本處在同一起跑線上,我們完全有可能提出具有本土智慧的新全球化理論。

宏觀經濟政策需國際協調

陳雨露表示,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是本輪危機以來宏觀經濟學特別是開放宏觀經濟學研究中的熱點問題,這是具有十分深刻的時代背景的。特別是本輪危機爆發以來,加強各國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成為國際社會應對危機的重要手段。

“在百年一遇的大危機面前,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升格為G20領導人峰會,並成為國際經濟合作和政策協調的主要平臺。在今年9月G20領導人杭州峰會上,中國充分發揮主辦國的優勢,把握議題和議程設置主動權,就加強宏觀政策協調、創新增長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強勁的國際貿易和投資等一系列重點議題展開討論,形成了一系列開創性、引領性、機制性成果,推動G20從危機應對向長效治理機制轉型,國際社會予以高度評價。”陳雨露說,豐富的政策實踐為理論研究和理論創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這幾年,關於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研究非常活躍,並在多個層面取得了新的進展。

一是政策外溢分析從單向維度向雙向維度轉變。過去關於宏觀經濟政策外溢分析的對象是發達經濟體尤其是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重點研究內容是溢出效應(spillover effect)。一些新的文獻研究發現,在新興經濟體實力增強的大背景下,如果新興經濟體由於外部政策負面溢出效應的沖擊,而觸發市場動蕩和金融不穩定,也可能會通過跨資產、跨市場的方式影響發達經濟體的金融市場。這就是所謂的回溢效應(spillback effect)。回溢效應的存在以及溢出效應和回溢效應的相互作用,進一步提示主要發達經濟體在制定政策時,既要考慮國內的需求,又要考慮對其他經濟體的影響,以及這種影響的反射效應。這凸顯了國際社會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必要性。

二是政策外溢影響渠道的分析更加強調預期因素。過去關於宏觀經濟政策外溢渠道的討論主要集中在貿易、投資、資產組合、跨境資本流動等實體因素,而對預期等非實體因素關註並不多。本輪危機顯示,政策的外溢影響在相當程度上是通過預期渠道“自我實現”的,而市場信心就是“自我實現”機制中的關鍵變量。也就是說,即使一國經濟基本面保持健康,也有可能因為外圍事件的發生而影響本國市場主體的信心,進而陷入壓力困境。由於預期渠道和信心渠道的作用,宏觀經濟金融風險的跨境傳遞不僅在速度上大大快於傳統渠道,在幅度上往往超出傳統渠道,而且更加難於預測。有研究表明,本輪危機至今的金融市場波動中,預期渠道影響大約占到總影響的70%。這對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時效性、透明性和機制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在面臨重大沖擊的時候,各國政策當局必須高效采取行動,向外界傳遞明確、一致的信息,提振市場信心,有效阻斷危機的“自我實現”機制。

三是關於政策協調方式和內容的研究不斷擴展。過去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研究主要關註貨幣政策,特別是危機時期的貨幣政策工具協調問題。一方面,危機以來,很多研究者認識到,僅靠貨幣政策工具層面的協調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推進制度建設,推動國際金融治理體系改革,有關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超主權貨幣體系、區域金融合作等成為研究熱點。今年10月,人民幣被正式納入基金組織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被普遍認為是人民幣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重要一步,也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具有歷史意義的里程碑。另一方面,經濟學家們把研究視角進一步擴展到更具難度的財政政策、結構性改革政策、宏觀審慎政策等領域的國際協調問題。從中長期看,解決全球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矛盾特別是結構性矛盾,需要更加關註財政政策、結構性改革政策國際協調的作用。

陳雨露在會上表示,當前全球經濟總體保持複蘇態勢,但面臨著增長動力不足、總需求不振、金融市場波動性增大等多重風險和挑戰,仍需要各國發揚同舟共濟的夥伴精神,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合力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和維護金融穩定。從宏觀研究的角度看,也還有一系列問題等待研究者去破題,進行深入、細致研究,為政策實踐提供指引。比如,如何創新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機制和方式,建立一套完善的激勵約束機制和成本分擔機制。又比如,如何應對全球經濟走勢分化對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帶來的挑戰。從歷史經驗來看,當世界各國尤其是主要經濟體處在大致相同的經濟和政策周期時,或者面臨的共同挑戰比較突出的時候,進行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難度相對就會低一些,協調的效率和成效也會相對高一些;反之困難則增大。當前全球經濟運行中的一個重要特征是,主要經濟體經濟走勢和政策取向出現了分化趨勢,各國政策制定的“內顧傾向”有所擡頭,鞏固和提升各國進行政策協調的積極性、拓展政策協調的空間面臨新挑戰。

“總而言之,現有宏觀理論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以及政策實踐提出的新命題,對研究工作者而言,既是重大的挑戰,也是難得的歷史機遇。”陳雨露稱。

雨露 全球 金融 協調 重要 的是 推動 制度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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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搜尋馬航370航班聯合協調中心:暫停水下搜索

據新華社援引外電報道,澳大利亞搜尋馬航370航班聯合協調中心17日宣布,暫停對該航班的水下搜索。

另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道,中國、澳大利亞、馬來西亞三國政府發表的聯合聲明稱,搜索迄今為止尚未發現能夠確定飛機具體位置的新消息,因此暫停水下搜索工作。

“盡管使用最前沿的科學,最尖端的技術,以及來自高技能專業人士的模型和建議,不幸的是,搜索沒有能夠找到飛機。”聲明表示。

2014年3月8日,馬航MH370航班從吉隆坡到北京的途中失聯,飛機上共有239名乘客和機組人員。

搜尋過程中發現的MH370殘骸

去年12月20日,澳大利亞運輸安全局發布最新馬航370客機搜尋報告,稱先前指定的水下搜索區域不太可能有飛機殘骸,而在搜索區域北部發現飛機殘骸可能性極高。

今年1月6日,馬來西亞交通部長廖中萊稱,現階段對MH370客機的搜索,將在2周內結束。此外,在對12萬平方公里的搜尋區完成搜索並發布最終報告後,將舉行三方會議。

馬來西亞交通部副部長阿都阿茲此前稱,在完成南印度洋12萬平方公里的搜尋範圍後,如果無法找到黑匣子,政府將暫停搜尋工作,直到找到其它有價值的線索,才會繼續展開調查。

搜尋 馬航 370 航班 聯合 協調 中心 暫停 水下 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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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槿惠遲遲不接受獨檢組當面調查,青瓦臺:正在協調,並非抵制

韓國“親信門”獨立檢察組原計劃9日對樸槿惠進行當面調查的計劃最終流產,有人猜測樸槿惠今後會繼續拒絕接受當面調查。對此,青瓦臺一位負責人9日表示,青瓦臺並不抵制當面調查,只要與獨檢組形成信任就會接受調查,雙方繼續就當面調查事宜進行協調。

據韓聯社9日報道,青瓦臺另一名負責人也表示,接受當面調查是總統已經承諾的事宜,若雙方就調查日程達成一致,樸槿惠將堂堂正正地接受調查,當面調查可能將在不久的將來進行。

日前,韓國一家媒體報道稱獨檢組對樸槿惠的當面調查定於9日,之後青瓦臺方面譴責獨檢組泄露相關信息並提出強烈抗議,拒絕接受原定於9日進行的當面調查。此前報道稱,樸槿惠的律師團還指出經證實是獨檢組的一位檢察官向該電視臺泄露了當面調查日程。

樸槿惠接受獨檢組當面調查的日期一推再推(資料圖)

韓聯社分析稱,若樸槿惠拒受當面調查,輿論的批評之聲會進一步高漲,且會給憲法法院彈劾案審判結果帶去負面影響,因此,樸槿惠接受當面調查在所難免。據預測,綜合考慮各種因素,樸槿惠很有可能在下周初接受當面調查。

另一方面,樸槿惠在接受當面調查前不會公開露面,而是在青瓦臺與代理律師就如何應對獨檢組調查進行商討。部分觀點認為樸槿惠接受當面調查後會通過開記者會等形式公開表明自己的立場,但青瓦臺負責人對此表示,正在考慮許多方案,具體事宜尚未確定。

樸槿 槿惠 遲遲 接受 獨檢 檢組 當面 調查 青瓦 正在 協調 並非 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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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士余周日舉行發布會介紹協調推進資本市場改革等方面情況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將於2017年2月26日(星期日)上午10時在國務院新聞辦新聞發布廳舉行新聞發布會,請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劉士余介紹協調推進資本市場改革穩定發展等方面情況,並答記者問。

劉士 士余 余周 周日 舉行 發布 布會 介紹 協調 推進 資本 市場 改革 方面 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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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春華:廣東始終註重解決“協調發展”

3月6日上午,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廣東代表團舉行開放日。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委書記胡春華在回答關於廣東省區域協調發展的提問時指出,廣東省已經到了“先富幫後富,實現共同富裕”的階段,下一階段的工作要始終註重解決“協調發展”的問題。

廣東代表團的駐地位於首都大酒店,會議定於早上9點正式開始,不過從7點半起媒體記者就開始入場。第一財經記者在現場看到,不到8點,媒體席位的三分之二就已坐滿。據悉,當天在場的媒體記者超過200名。

廣東代表團有六個小組、共164名代表,不僅人數較多,“明星”代表也較為集中。其中,胡春華本身就是一位備受媒體關註的官員,知名企業家也較多,如騰訊公司董事會主席兼CEO馬化騰、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小米創始人雷軍、TCL董事長李東生,此外還有中國工程院院士、廣州呼吸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鐘南山。

開放日現場,胡春華僅回答了一個記者提問,是關於廣東區域協調發展的問題,他指出,區域發展不協調(珠三角與粵東西北)始終是廣東發展中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比如深圳的人均GDP是梅州的7倍。

第一財經記者在現場拿到的《2016廣東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6年廣東省全省實現地區生產總值(GDP)7.95萬億元,比上年增長7.5%。其中,第三產業增加值增長9.1%,對GDP增長的貢獻率為61.3%。

分區域來看,珠三角地區生產總值占全省比重為79.3%,粵東西北地區占20.7%,東翼、西翼、山區分別占6.9%、7.6%、6.2%。

會議現場

如何解決這一問題?胡春華介紹了廣東省目前正在推進的三項舉措。

首先一項是廣東目前正在做的,是加強粵東西北和珠三角之間的交通連接建設,包括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機場建設等。在過去4年,廣東新建210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其中三分之二集中在粵東西北。

其次是推動珠三角和粵東西北實現產業共建,將珠三角先進的生產力引入粵東西北。“深圳和河源正在合建中興通訊生產線,深圳和汕尾在建設比亞迪生產線。這就確保從珠三角轉移到粵東西北的是先進生產力。”胡春華表示。

第三是加強粵東西北的公共服務建設。胡春華表示,粵東西北與珠三角差距之一是公共服務建設。以醫療為例,整體上來看,珠三角的醫療資源足夠,而粵東西北面臨著醫療資源嚴重不足的問題。廣東省決定在人口多、欠發達的偏遠地區投入500億元,用於建設醫院,初步規劃是建45所,今年全部開工建設。

胡春華還表示,要解決粵東西北貧困人口的問題。按照廣東標準,2016年統計有173萬相對貧困人口,去年解決了57萬。“我們希望把這100多萬人的脫貧問題紮紮實實解決掉,如期實現共同富裕。”胡春華說,廣東還從實際出發,選擇2277個比較貧困的村,將其納入新農村示範村建設,通過示範村建設,讓它們達到中等收入水平。

“要解決粵東西北和珠三角之間的差距,會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有些見效較快,有些則需要時間。”胡春華認為,只要沿著目前思路做下去,粵東西北的發展一定能得到改進。

在今年的廣東代表團會議上,幾位人大代表的發言,主要圍繞著以創新引領實體經濟、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農業供給側改革、精準扶貧、環保等方面。

比如,廣東省佛山市委書記、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魯毅的發言主題是“以創新引領實體經濟,提質增效升級”,圍繞“佛山制造”,介紹了佛山過去一年在智能制造、轉型升級等方面的經驗。

廣東省發改委主任、黨組書記何寧卡的發言題目則是“打造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世界級城市群”。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提升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地位與功能。

(第一財經實習生熊天琪對本文有貢獻)

胡春華 廣東 始終 註重 解決 協調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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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金融監管協調一致還可能提高到更有效的層次

3月10日,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可能在達成一致意見情況下,金融監管協調一致還可能提高到更有效的層次。“這個現在我還沒有做到,所以沒有辦法告訴你。”周小川稱。

對於大金融監管改革市場傳言由來已久,在3月2日,銀監會主席郭樹清在國新辦的新聞發布會上回應稱,金融監管改革三會合並是謠言。

周小川表示,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實際上在兩年多以前已經初步設置了金融監管協調聯席會議,最近也研究了資產管理的問題。

對於資管統一監管的問題,周小川表示,現在已經就許多比較大的方面的問題在“一行三會一局”包括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和外匯局之間達成了一致,進一步細化以後就會做出一些初步的規範。

“規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市場是不斷變化的,現在是對存在的突出問題規範一下。”周小川稱,資管業務存在的問題在於:

一是理財市場有些混亂,包括標準差距太大,套利機會太多,投機性過強等問題。也存在著監管之間通氣不夠,對市場總體觀察和風險把握還不夠好,這方面也要加強。

二是資產管理個體來講,是投機性過強忽視風險,沒有起碼的風險管理的做法。大家所關心的資產管理產品或理財產品嵌套運行,在金融系統一個行業、一個公司到另一個行業、一個公司,再轉回來,在系統里轉。

“我們強調資產管理和其他金融業務著重為實體經濟服務,轉來轉去這個錢沒有到實體經濟,這中間到底有什麽問題,可能有一些是套利,甚至有一些是違規行為。就這幾個問題方面大家對資產管理,究竟這個怎麽定義,都是哪些範疇,存在哪些問題初步達成一致意見。”周小川稱。

周小川 金融 監管 協調 一致 可能 提高 到更 有效 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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