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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鄭永年:新設監察委將促進政商“親”“清”關系制度化

在18-20日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期間,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就政商關系、國企改革等問題接受了第一財經采訪。

鄭永年表示,最理想的政商關系就是習總書記提出的“親”和“清”的關系。而隨著監察委等新的制度設計出臺,中國所提出的“親”“清”的關系不只是概念,而是一種制度化的關系。

第一財經:您參與討論的分組會的主題是新型政商關系與反腐敗,您認為比較理想的政商關系是怎樣的?

鄭永年:習總書記給“政商關系”指明了一個方向,他多次提醒中國的官員千萬不要既想當官,又想發財。這句話非常重要。我想,最理想的政商關系就是習總書記提出的“親”和“清”的關系。

無論是商和政結合在一起,還是政和商結合在一起,都可能會導致悲劇。所以,政商關系很重要,要處理好政商關系。建立在個人關系之上的政商關系容易腐敗,而建立在政府和企業界兩個實體之間的關系才能更陽光透明。

鄭永年

第一財經:新加坡是反腐極為嚴格的國家,有什麽值得借鑒的經驗?

鄭永年:新加坡的政商關系很容易理解,就是政府和企業界的直接關系,兩個群體和實體之間的關系,這是可以制度化的,可以傳承的。新加坡是親商的環境,在對優質資本競爭激烈的世界大環境里,親商的環境有利於吸引優質資本。

另外一方面,新加坡實行高薪養廉。如果政府公務員的工資太低,只要有權力,各種潛規則都有可能被使用。但只增加公務員工資是不夠的,人的欲望是無窮的,這就需要其他制度配合。在中國,這就需要黨紀國法的限制。十八大以後,中國的反腐敗走上制度性的軌道。隨著監察委這種新的制度設計的出臺,“親”“清”的關系不只是概念,而是一種制度化的關系。

第一財經:中國國企改革正經進入深水區,您對國企改革有什麽期待?

鄭永年:改革由易到難,進入深水區很正常。觸碰既得利益越來越大時,阻力也大。

對國有企業的認識要解放。國企的所有權和管理權可以分開。企業就是企業,有市場化特性,不能綁架制度。目前,中國國有企業市場化不足,市場化空間還很大。

國企巨額虧損時國家大量補貼,造成國家負擔過重。業績不好的“僵屍企業”應該淘汰。

第一財經:一帶一路提出三年多了,如何更好地激發企業參與的積極性?

鄭永年:“ 一帶一路”是中國的倡議,早期政府的聲音大一點是應當的。

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由國有企業領頭,而完全由國有企業支持則有能否持續的問題,這就需要民營企業參與。例如高鐵由國企建設,而沿線周邊的開發權可以讓渡給民營企業做。

不僅中國的民營企業,還有當地的民營企業可以共享,例如東南亞很多民營企業已經加入或者準備加入“一帶一路”建設。很多靠自身已經“走出去”的民營企業對當地情況十分了解,希望有更多鼓勵民營企業加入的措施,“政府搭臺,企業唱戲”。

第一財經:您認為當前中國的城鎮化處於什麽水平?還存在哪些問題亟待解決?

鄭永年:大城市太大,優質資源過分集中,使越來越多的人口聚集到大城市。戶口制度改革沒有跟上,造成了城市的鄉村化。盡管很多農民工長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他們的二代也已經成長起來,但他們還沒有被整合進城市。幾乎在所有的大城市中都存在著“城中村”和城市農民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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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經營非得制度化嗎?

1 : GS(14)@2010-09-15 23:46:59

2010-9-13 TCW  

台大副校長湯明哲(以下簡稱湯):企業能永續經營的條件在於文化和制度的傳承,因此,已開發國家如歐美日成功的百年企業,均是將公司文化加以制度化,建立管理典章,培養以價值、文化無形的管理加上管理制度的有形管理,將人治的色彩降到最低,才能成就百年的企業,不因領導人的更迭而無法傳承。

但在中華文化下,人治是主流,法治是末流,因此,企業經營也是人治,企業的成敗也通常和創辦者個人的領導風格和個人魅力有關,就算建立制度,在人治為本的經營哲學下,也常有例外。

而且,國內企業都處在變化極大、無法預測的環境,任何制度都無法長期適用,再加上企業成長率高,制度趕不上計畫,計畫趕不上變化,變化又趕不上客戶的一通電話,因此為了要保持應變彈性,還是以人治為最佳,您認為如何?

強人企業,可能制度化嗎?

花旗環球台灣區董事長杜英宗(以下簡稱杜): 台灣所有的企業都有一個強人,但是這個強人能強多久?這個強人有沒有接班人?

台灣企業有一個環境,變成大家是為強人做事,不是為企業做事,他們真正的royalty(忠誠)的是這個領袖。

(企業)如果不能體制化,我相信,這個強人走了之後,他們會出一些問題,也許不會馬上不見,但是慢慢的就凋萎了。

湯:有什麼例子?

杜:王安電腦。那時候我們都是在美國,王安多厲害,但是呢,王安就是中國人,他就想要把這個事業留給他兒子。當時它裡面有最好的人,思科(Cisco)現在的執行長錢伯斯(John Chambers),他不留給錢伯斯。所以很可惜啊(編按:王安電腦於一九五一年創立、曾是全世界最大的華商,王安於一九九○年去世後,就宣布倒閉)!

台灣企業如果要真的跟歐美企業能競爭的話,企業的制度化很重要。要怎麼制度化?

第一個問題就是,因為我們的強人,絕大部分都是創辦人,那他就有點「家天下」的觀念,企業都是他的。

這種強人的企業大部分都沒有制衡的作用。「制度」就是各司其事嘛,有制衡的作用、有董事會來揮發它的功能、來控制執行長,財務長跟執行長也有一些制衡的功能。我們有全球的企業,但是呢,我們沒有全球放諸久遠的體制。

湯:但還是有很多企業宣稱他們的體制很不錯?

杜:什麼叫體制?體制就是像惠普(HP),它的董事會,可以為了兩萬美元的費用申請不當,就把執行長趕走,台灣哪個企業做得到?

其實上次報導的王品集團,每年由高階主管匿名給總經理打分數,平均低於七十分總經理就下台,這也是公司治理的制度,施振榮的交班也很漂亮。

湯:除了董事會之外,成功的體制化還需要哪些要素?

杜:一個企業裡面,財務長跟執行長其實也有制衡的作用,因為財務長是管錢的,管所有財務的。

我們的問題是,財務長是一個watch dog(看門犬),這個看門犬是執行長找來的,你不聽話我就把你換掉。

但是美國的話,財務長雖然是執行長找來的,但他可以私下跟董事會要求開會報告,董事會會問他公司的經營狀況,是否有什麼需要注意的事情啊,然後董事會有審計委員會、有各種委員會來監督執行長。

成長太快,怎麼制度化?

湯:可是我問過國內的CEO,他說,我真的很想做制度化,可是我的成長這麼快,我怎麼制度化?然後又說,制度要有彈性,彈性在我腦袋瓜裡去拿捏,就我來拿捏這個彈性?

杜:他要管底下的人(時)就講說,要有制度;但是他(自己常)要破壞這個制度……。

湯:對對,就是他可以破壞制度,因為他是老闆……。

杜:這個就是「朕即天下」、「家天下」。

湯:這有什麼不對?

杜:這不對!對不起股東。

湯:但我的決策要很快啊……。

杜:在美國也有很多緊急的事情,幾個巨頭大家坐下來談一談(會議討論),坐下來討論,決定就馬上做,不是他一個人做。

台灣的問題就因為他是大老闆,但他做錯了決策,他不負責任,台灣企業的CEO很少會因為經營不善,做錯決策而辭職或被董事會撤換,半導體業就有很多這種例子,還有公司不賺錢,大老闆賺大錢的例子,(所以)這個彈性求的只是一時的安逸,一時的便利而已。

但長期來講,你這個企業做不大,做不長久,家天下沒有辦法找到最好的菁英來跟你做事。

湯:難道人治都沒有好處嗎?

杜:我坦白講,對那個人(指企業主)有好處,對其他人都沒有好處。

那個強人在的話,你會假設他是為股東著想,會大公無私。如果這個強人不是大公無私,他是有私心的,那這就尾大不掉了。

湯:所以人治跟法治你是堅決支持法治的?

杜:當然。美國證管會最近通過有三%股權的股東就可以提名董事人選就是一例,台灣政府應該多努力。

結論:對於處於「人治」文化中的企業,要追求體制化是很困難的事。

因此,國內常見強人企業,兵隨將轉,強人決定公司的命運,好處是決策快,高度夠,又有彈性,但缺乏制衡的力量,只要強人一有私心或有三長兩短,公司的經營就會出問題。

其實文化不應是藉口,日本也是人治和人際關係為主的文化,但卻少見強人企業,因此能和歐美企業並駕齊驅。

對企業來說,人治雖有其彈性和速度,但若要能長治久安,完善的董事會和高階管理團隊的相互制衡,才是台灣企業要能成為百年企業的關鍵。
企業 經營 非得 制度化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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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德權撐京對港權力制度化泛民質疑中央損一國兩制

1 : GS(14)@2017-07-06 23:40:37

【本報訊】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早前揚言,要制訂和細化中央對港權力,引來民主派批評中央收緊高度自治。新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於立會回應張德江言論時稱,中央與港人理解一國兩制、中央與特區關係可能存有落差,若中央按《基本法》把屬中央權力制度化,對貫徹一國兩制有正面作用,但民主派質疑北京會借此「僭建」權力,削弱一國兩制。記者:呂浩然



■張德江5月於一座談會上稱要細化中央對香港法律備案審查等權力。

新任局長的聶德權昨首次出席立會會議,即面對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胡志偉口頭質詢,指張德江早前於紀念《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稱,要制訂及細化中央對香港法律備案審查權、特首和主要官員任命權、特首述職等問題,要求港府交代。聶德權回應質詢時先讀出多條《基本法》的條文,強調中央一直依法行使權力,而有關權力也是實質的權力,中央將權力制度化對貫徹一國兩制有正面作用。胡志偉隨即反駁,指每當中央將既有權力制度化,同時削弱本港應有權力,北京以往亦有「僭建」權力先例,如2004年人大常委提出將「政改三部曲」「僭建」成「政改五部曲」。


指市民與京理解或有落差

公民黨郭榮鏗更以英文問聶,早前外交部發言人強指,《中英聯合聲明》是歷史文件,要求聶確認聯合聲明是否仍然有效。建制派無政黨田北辰則追問,當局除了就《基本法》23條立法外,還有甚麼措施可以回應國家主席習近平所指,完善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制度。聶重申一國兩制是新舉措、新概念,實踐過程是探索過程,中央和市民理解一國兩制、中央與特區的關係可能存在落差,故最重要是有暢通的溝通,否則很難收窄分歧。他又表示,屬國際條約的《中英聯合聲明》都同意香港回歸,而聯合聲明中的內容亦已透過《基本法》落實。至於23條的問題,聶未有正面回應,只稱習的演辭是凸顯一國兩制下,一國是基礎,要在這基礎上發揮兩制和處理一國兩制的關係,這樣去處理中央和本港的關係就比較清楚。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70706/20080637
聶德 德權 權撐 撐京 京對 對港 權力 制度化 制度 泛民 質疑 中央 一國 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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