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20日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期間,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就政商關系、國企改革等問題接受了第一財經采訪。
鄭永年表示,最理想的政商關系就是習總書記提出的“親”和“清”的關系。而隨著監察委等新的制度設計出臺,中國所提出的“親”“清”的關系不只是概念,而是一種制度化的關系。
第一財經:您參與討論的分組會的主題是“新型政商關系與反腐敗”,您認為比較理想的政商關系是怎樣的?
鄭永年:習總書記給“政商關系”指明了一個方向,他多次提醒中國的官員千萬不要既想當官,又想發財。這句話非常重要。我想,最理想的政商關系就是習總書記提出的“親”和“清”的關系。
無論是商和政結合在一起,還是政和商結合在一起,都可能會導致悲劇。所以,政商關系很重要,要處理好政商關系。建立在個人關系之上的政商關系容易腐敗,而建立在政府和企業界兩個實體之間的關系才能更陽光透明。
鄭永年
第一財經:新加坡是反腐極為嚴格的國家,有什麽值得借鑒的經驗?
鄭永年:新加坡的政商關系很容易理解,就是政府和企業界的直接關系,兩個群體和實體之間的關系,這是可以制度化的,可以傳承的。新加坡是親商的環境,在對優質資本競爭激烈的世界大環境里,親商的環境有利於吸引優質資本。
另外一方面,新加坡實行高薪養廉。如果政府公務員的工資太低,只要有權力,各種潛規則都有可能被使用。但只增加公務員工資是不夠的,人的欲望是無窮的,這就需要其他制度配合。在中國,這就需要黨紀國法的限制。十八大以後,中國的反腐敗走上制度性的軌道。隨著監察委這種新的制度設計的出臺,“親”“清”的關系不只是概念,而是一種制度化的關系。
第一財經:中國國企改革正經進入深水區,您對國企改革有什麽期待?
鄭永年:改革由易到難,進入深水區很正常。觸碰既得利益越來越大時,阻力也大。
對國有企業的認識要解放。國企的所有權和管理權可以分開。企業就是企業,有市場化特性,不能綁架制度。目前,中國國有企業市場化不足,市場化空間還很大。
國企巨額虧損時國家大量補貼,造成國家負擔過重。業績不好的“僵屍企業”應該淘汰。
第一財經:“ 一帶一路”提出三年多了,如何更好地激發企業參與的積極性?
鄭永年:“ 一帶一路”是中國的倡議,早期政府的聲音大一點是應當的。
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由國有企業領頭,而完全由國有企業支持則有能否持續的問題,這就需要民營企業參與。例如高鐵由國企建設,而沿線周邊的開發權可以讓渡給民營企業做。
不僅中國的民營企業,還有當地的民營企業可以共享,例如東南亞很多民營企業已經加入或者準備加入“一帶一路”建設。很多靠自身已經“走出去”的民營企業對當地情況十分了解,希望有更多鼓勵民營企業加入的措施,“政府搭臺,企業唱戲”。
第一財經:您認為當前中國的城鎮化處於什麽水平?還存在哪些問題亟待解決?
鄭永年:大城市太大,優質資源過分集中,使越來越多的人口聚集到大城市。戶口制度改革沒有跟上,造成了城市的鄉村化。盡管很多農民工長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他們的二代也已經成長起來,但他們還沒有被整合進城市。幾乎在所有的大城市中都存在著“城中村”和城市農民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