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分配看身分算公平－－桑德爾的矛盾(二)

2013-01-07   TCW

資源是稀少的，我們能用的遠少於我們想要的，也正因為每個人都想要，資源才顯得稀少，因此「稀少」與「競爭」是無可逃避的現實。既然如此，人類對資源的競爭就一定要用某種方式決勝負。 不管分配方式是什麼，是價高者得、先到先得、武力解決，最後結果都是勝者有、敗者無。只是不同分配方式，會決定不同人成為勝者或敗者而已。 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認為，市場用「價高者得」方式分配，人們只要出錢就可得到資源，他質疑這是否「公平」（桑德爾從頭到尾沒有定義公平，事實上，公平是個沒有明確定義的名詞）。 然而別種分配方式又何嘗「公平」？「先到先得」是出得起「時間」去排隊的人勝，出不起「時間」者敗；「武力解決」讓孔武有力者勝，體弱多病者敗；「論資排輩」讓資深大老勝，菜鳥新人敗。人類目前所有分配方式，都會產生勝者與敗者，若說依價格分配不公平，則任何分配方式都是不公平的。 桑德爾還質疑，多付錢就能得到更好產品服務是否公平？例如美國有個監獄讓囚犯多付錢以升級到較高級牢房，這對出不起錢的囚犯公平嗎？ 但較高級牢房是稀少資源，不按價格分配並不代表它不用被分配。若不按價格分配，也許典獄長和某囚犯交情好，把高級牢房給他住，和典獄長沒私交的囚犯就只能住普通牢房，這是否「公平」？ 而且，若「多付錢就能得到更好東西」不妥，那是否產品品質毫無差異、每人付一樣多錢、享受同質服務，才是理想世界？有人多付錢獲得更好服務，就是不公平，誰會想活在這種產品服務全一樣的世界？ 此外，「分配」和「生產」有關，除了天上掉下的禮物，大多數物品都是人們提供的，如果分配方式無法讓提供者有好處，這種分配方式一定崩潰。 按價格分配，買者支付代價讓提供物品者獲得好處，才確保物品可持續提供。棒球賽門票按價分配，才有人想去蓋球場；書籍按價分配，才有大哲學家寫書提醒世人「錢買不到一切。」用別種分配方式，供應者沒有好處，就不會有人去提供物品，也不用談分配了。 日前桑德爾來台灣演講，某主持人問他一個問題：如果你去醫院就診，醫生說你是哈佛教授，要給你更好待遇，你是否接受？桑德爾遲疑一下，坦然回答他接受。 然而，因為「身分」和因為「出得起錢」而獲得更好待遇，有什麼不同呢？桑德爾可以接受因身分而得到更好待遇，為何不能接受出較多錢者得到更好待遇？這或許是他帶給人們另一個值得思辨的問題。

一份影響每個中國人錢包的方案 收入分配改革：「頂層設計」進行中

http://www.infzm.com/content/84899

編者按：從1980年代打破平均主義，到現在調節貧富差距，收入分配改革始終與中國轉軌進程相伴相生、互為因果，也一直在努力尋找兼顧發展與公平的某種動態平衡。

「收入是一連串事件，」經濟學家周其仁說。而收入分配更是如此——城鄉二元制、國企改革、財稅改革……至今仍在變化中的經濟現實，不僅讓收入分配改革的框架不斷變化，也讓這個框架日益龐雜。

八年來，一項致力於改善收入分配的頂層設計方案始終難產，映射出改革進入深水區的艱難現實。如何打破僵局，尋求共識，凝聚力量共同突破利益集團的重重阻力，都需要更多的智慧與勇氣。

1960年代的日本改革，提供了可資借鑑的經驗。整整十年，以「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為名的有關增長與分配的大改革，帶來了一個騰飛的黃金十年，成為日本經濟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改革。

現在，中國來到了這個十字路口。

萬眾期待中，原本預計在2012年制訂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再度延期。

《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於2004年開始起草，在2010年初和2011年12月，曾兩次上報國務院，但均未獲通過。2012年，這一方案最初定於6月底出台，但數度推遲，坊間普遍期待將於12月出台——10月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把制訂這一方案作為四季度工作提出。但現在，最新的消息是，可能要到2013年3月「兩會」後才會公佈。

收入分配改革是本屆政府構建「和諧社會」承諾的一項核心內容，旨在縮小中國明顯拉開的貧富差距。在2012年3月的「兩會」上，總理溫家寶曾鄭重承諾，本屆政府要完成的五件難事之首，便是制訂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總體方案。

但即使全社會對收入分配製度進行改革的呼聲日高，國民收入問題已是高層最為重視的工作，決定中國收入分配大框架的方案卻遲遲無法面世。

八年難產，方案究竟難在哪裡？阻力來自何方？分歧存在何處？未來能否突破？南方週末記者遍訪這個領域中的學者與官員，試圖尋找答案。

十年曲折

2011年至今最新一稿的方案制定過程，處於高度保密狀態。多位專家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一次起草工作由官員組成的「起草小組」負責，他們至今未見過這一稿的方案。

早在本世紀初，收入分配改革的「頂層設計」便提上了議事日程。

2001年，國務院組織了一次大規模的收入分配問題研究，由當時的國務院體改辦和中央財經領導合作辦公室兩家聯手牽頭，民政部、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國資委、財政部等多個部門參與。研究形成的主報告由時任國務院體改辦秘書長宋曉梧向時任體改辦主任王岐山和中財辦主任華建敏做了匯報。

「當時我們大家有一個很突出的共識，就是行政性壟斷行業的改革迫在眉睫。」宋曉梧向南方週末記者回憶說。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是最早參與收入分配改革「頂層設計」的一位學者型官員，曾任國務院振興東北辦副主任、國家發改委黨組成員兼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國務院體改辦黨組成員兼秘書長、體改委分配和社會保障司司長等職。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國際通用指標「基尼係數」一詞，便是由他最早編入1987年版的《企業管理百科全書》，從而引入中國。

據宋曉梧回憶，當時的研究分為若干主題，比如財稅改革、社會保障、國有企業利潤分配、民營資本問題、機關事業單位薪酬改革等，最後形成了若幹個分報告。不過，「課題組的一系列政策建議最後不了了之」。

2003年，國務院體改辦撤銷合併到發改委。2004年，時任發改委就業分配司司長孔涇源提出動議，希望發改委牽頭起草一個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於是相關起草工作在上述2001年課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啟動，但直至2006年孔涇源調離就業分配司，方案也未在國務院獲得通過。

據南方週末記者瞭解，自從2004年啟動之後，方案制定工作幾度擱置，直到2011年才又重新提上議事日程。

但2011年至今最新一稿的《方案》制訂過程，則處於高度保密狀態。多位專家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一次起草工作由官員組成的「起草小組」負責，他們至今未見過這一稿的方案。

「他們找過我諮詢些問題，讓我提供相關的研究資料，但沒給我看過方案，也沒有徵求意見。」一位專家近日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我聽說（方案）還處在一個比較高層的協商階段，具體情況是高度保密的。」

前些年的方案制訂過程中，發改委曾經多次召開研討會，在會場將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初稿發給專家、學者提意見和建議，但不允許帶出會場。

一位三次參加過此類會議的專家回憶道，「那時候方案大概有十多頁，五千字左右」，內容涉及調整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工資正常增長和最低工資標準、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與收益分享制度、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國有企業高管薪酬管理等。

收入分配方案日益敏感的現實，正反映出這項改革的艱難。因為既關係到民眾利益，也關係到利益集團的利益，改革方案陷入尷尬——公開可能引來利益集團的阻撓，封閉卻又難以讓民眾參與討論。

「這麼大個事光靠就業分配司那幾個人，有點勉為其難。」一位專家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整個國務院系統裡人事部管公務員，勞動部管企業，事業單位多家管，都對這個問題有話語權。」

可以想見的是，涉及重大利益重新調整的這項改革，注定是塊難啃的硬骨頭。

壟斷國企：難啃的骨頭

一位專家透露，方案討論時，有人認為國企上繳分紅的比例完全可以提高到10%-25%，但遭到反對，「認為如果這樣國企就沒有實力走出國門了」。

多位參與過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研討的專家向南方週末記者證實，國企收入上繳和限制國企高管工資，成為方案遇到阻力最大之處。

據媒體公開報導，人保部正在制定的收入分配改革重要法規《工資條例》中，沒有使用「壟斷行業」概念，而採用了「收入過高行業」、「特殊行業」，原因是如何界定壟斷行業仍存在一定爭議。

一位專家介紹，一些行業主管部門一直不同意「壟斷」的提法，發改委也不敢認定誰是壟斷行業——「我印象中開會時就有人說，『中國哪有壟斷企業啊？你給我找兩個出來看看』。他們理解的壟斷和經濟學上的不太一樣，認為壟斷就是獨此一家，而寡頭、行政性准入壁壘、價格管制、特許經營這些都不是。」

央行行長周小川近期也撰文否認存在壟斷，「除了工、農、中、建、交等大型銀行，還有數百家各種類型的中小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和村鎮銀行，因此說銀行業壟斷恐怕站不住腳。」他說，「目前銀行業盈利能力較強、利潤較高，顯然不是壟斷造成的。」

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恰恰是這些被公眾稱為「壟斷」的行業，利潤豐厚。各地統計局發佈的數據中，行業工資前三甲基本都為金融、煙草、電力、電信等。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近幾年金融業職工平均工資是全國職工平均工資的2倍多，其中證券業在2009年比全國職工高6倍左右。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岳希明、李實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教授史泰麗2010年發表論文《壟斷行業高收入問題探討》，以嚴密的數理統計分析證明了壟斷行業與競爭行業之間收入差距的70%，應歸因於其壟斷地位及相應的壟斷利潤。該文獲得了當年的「孫冶方經濟科學獎」。

這些利潤豐厚的企業，其高管往往由任命而非市場競爭產生，他們拿著高額薪酬並且擁有巨大的職務消費空間。

北師大教授高明華等人的研究表明，2001-2010年十年間，金融業的高管薪酬增長率達到了驚人的2646%，即增長了26倍，排在其後的運輸倉儲和房地產業均不到7倍。而在水電煤氣行業，儘管行業同期營業利潤率僅增長了65.29%，但其高管薪酬增長率達到了333.48%。

儘管這個高速增長需要考慮到多年前國企高管薪酬偏低的因素，但國企高管薪酬水平與其他國家的情況依然大相逕庭。

國際上對私營企業的高管薪酬無限制，但對受託管理國有公共資產的國企高管的薪酬卻有嚴格的限制和標準。一項關於2008年國外國企高管薪酬的統計數據顯示，英國國企高管薪酬是其最低工資的3.5倍，平均工資的1.5倍；美國是最低工資的11.8倍，平均工資的3.8倍；新加坡則分別是5.1倍和1.7倍。

宋曉梧回憶，1989年他去挪威考察，發現其利潤最高的國企北海石油公司的總裁，工資只相當於勤雜工的三倍。「當時我們非常驚訝，同去的一位企業家就問他們為何工資差距這麼低。那人愣了一下，反問，『中國人只有用錢才能調動積極性？』」

2010年宋見到挪威大使，又問起現在的情況，「他說現在唯一的變化就是股權變了，北海石油不再是百分之百國家持股，但總裁還是拿公司最低工資的三倍。」

對既得利益者的改革之難，發改委經濟體制改革司司長孔涇源曾公開表示，「較之一般經濟領域的改革難度要大得多」。2008年他起草的《公車改革方案》第一稿幾乎已經得到通過，但工作人員過早地透露了內容，結果引起利益受損團體的反對而難以實行。他說，「改別人容易，改自己難。」

利潤上繳便是國企改革之難的另外典型一例。

一位發改委官員介紹，其實從2001年起國務院便參照國際慣例確定了無償佔有國有資產的國企應該上繳紅利，但當年國企表示經營困難，需「放水養魚」。進入利潤「虛高」階段後，國企又以擴大再投資和海外併購為由拒絕上繳。直到2008年，國資委才頂著「殺雞取卵」之名開始實施5%-9%國企分紅，並逐步提高到5%-15%。這一比例遠低於壟斷行業上繳利潤的2/3、一般行業1/3的國際慣例。

不僅如此，就連這些並不多的上繳利潤，實際上也基本未用於財政。其中一部分又重新返還給了上繳企業，理由是他們承擔了攤派的公共事務或國家行為，比如地震災害救助、利比亞撤僑、海外援建等。還有一部分則拿去補貼了虧損的國有企業。

發改委就業與收入分配司司長張東生曾表示，2009年央企上繳紅利五百多億元，但調入公共預算用於一般預算支出的只有10億元。2011年，央企實現淨利潤9173.3億元，上繳紅利800.6億元，用於社會保障等支出的僅有40億元。

一位專家透露，《方案》討論時，有人認為國企上繳分紅的比例完全可以提高到10%-25%，但遭到反對，「認為如果這樣國企就沒有實力走出國門了」。

「兩個八年抗戰都打不垮」

在過去的收入分配現實中，二次分配被詬病為「逆向轉移」，也就是說，它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一次分配產生的貧富差距。

收入分配改革要啃的另一塊「硬骨頭」，是用二次分配對一次分配產生的收入差距進行調節和彌補，其核心內容是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和財稅制度改革。

一次分配是指通過市場實現的分配，比如老闆給僱員發工資等；二次分配主要通過政府來實現，比如通過補貼來彌補貧富差距。但在過去的收入分配現實中，二次分配被詬病為「逆向轉移」，也就是說，它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一次分配產生的貧富差距。

比如中國長期存在的社會保障雙軌制，是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一種顯見的分配不公，卻多年堅冰難破。城鎮居民中，企業人員退休前要繳納養老保險，公務員則不用繳費。但退休後，企業人員普遍只有退休前工資60%左右的退休金，公務員卻能達到90%左右。在有的城市，公務員退休金甚至是企業人員的4倍多。

宋曉梧回憶說，他1996年就在《經濟日報》上發表文章，提出要解決雙軌制問題，2004年他又向溫總理當面提這個問題。「到現在兩個八年抗戰，都打不垮這個雙軌制。」

財稅制度，則是另一個重要卻困難的二次分配改革突破口。在國際上，所得稅、遺產稅和贈與稅、房產稅等是調節收入差距的重要二次分配手段。

「涉及稅收和轉移支付，財金部門處在強勢地位，他們認為還是應該把發展問題放在第一位。」一位專家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我印象很深，有些部門的人說，收入差距問題談了這麼多年也解決不了，解決不了就不要談了嘛，不要炒作這事吊老百姓胃口。」

而對於多數發達國家已徵收一百多年的、可消除「階層凝固」的遺產稅和贈與稅，雖然是國際通行的二次分配手段，卻在中國阻力重重。一位專家透露，對這兩個稅種推出的最主要顧慮是怕引起大規模的資產向海外轉移。

「幾年前有一次我在政協法制委員會講課，建議徵收房產稅和遺產稅，在座一位領導當場就說，『徵收什麼遺產稅？剛剛有點財產就徵收遺產稅？』」一位專家回憶說。

艱難尋求共識

至今依然在變化中的經濟現實，不僅讓收入分配改革的框架不斷變化，而且也讓這個框架日益龐大。更要命的是，這個龐大框架的每一環，都充滿著爭論。

客觀地說，收入分配改革受阻，並不完全因為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因為收入分配問題異常複雜，從上到下各方難成共識。

這些年來飛速變化的中國現實，是收入分配難題不可忽略的土壤。

比如說最戲劇性的國有企業，就從1990年代末入不敷出不得不進行「三年脫困」的窘況，搖身變成利潤豐厚勢大力沉的壟斷企業，並因此從社會幫助的對象變成改革的對象。

至今依然在變化中的經濟現實，不僅讓收入分配改革的框架不斷變化，而且也讓這個框架日益龐大。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原人保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在2006年參加了發改委召集的收入分配改革專題研究會議，從此開始參與工資分配改革。他後來漸漸發現工資分配改革要跟財政分配體制、社會保障、農民收入增長及經濟社會體制改革等問題聯繫起來。

「就像一個人腿有點毛病，後來發現腿的毛病可能和內臟、神經有關，可能還不止是一個地方，很多地方都有毛病，是相連帶的，必須進行全身檢查才能得出正確結論。」他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收入分配問題的複雜性，使得在改革的其它問題上屬同一陣線的人士，有時也分歧嚴重。比如對於收入分配差距是否過大，是否需要進行分配改革，即使在改革派中也存在爭議。

「當世界上一些發達國家正在為福利政策難以為繼而發愁的時候，我們千萬要防止過早地染上我們根本沒有資格患的『富貴病』。」國內公認的「改革派」代表人物、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劍閣，就曾在2005年撰文寫道，「有的經濟學家甚至在十年前就驚呼中國的收入差距已經過大。我認為，這種簡單的判斷和刻意的渲染，根本脫離了我國經濟發展的現實，其結果只會重新喚起傳統體制固有的平均主義訴求。」

而對於不同時期收入差距是否在擴大，各方也觀點不一。比如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據他測算的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性支出差異指標顯示，2005年以來，城鎮居民收入差距在經歷了擴大趨勢後，已經呈現縮小的跡象。但這一說法並沒有得到眾多研究者的認同。

同樣的爭論也存在於勞動者報酬問題上。

社科院發佈的2008年度《社會藍皮書》中稱，「我國勞動者報酬比重逐年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到2006年降至40.6%。」對於這一被廣泛採信的說法，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教授徐滇慶專門撰文指出，中國勞動報酬佔GDP比重太低和逐年下降，不過是統計誤導的又一個「錯案」。徐同意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的觀點：「按國際同比口徑，我國勞動者報酬佔比遠遠超發展中國家，在金磚四國和中等發達國家中也位居前列，與自己縱比也不是下降，而是持續上升。」

對於是否應該通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完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來改善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很多經濟學家擔心這會帶來失業率上升，降低我國製造業的競爭力。「有人說，國企高管的工資不能降，要不然人才跑到華爾街去了；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工資不能漲，要不然製造業跑到越南、緬甸去了。」宋曉梧說。

在收入差距過大是改革造成的，還是改革不徹底造成的這一問題上，也存在兩套解釋體系。

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劉國光認為，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最根本原因被忽略了。「所有制決定分配製。但是，人們常常忽略這個觀點。」他強調要堅持公有製為主體，並主張「用階級分析的方法講改革」，「每個人講話都有立場，是站在財富、資本的立場，還是站在勞動的立場，用了階級分析方法，就會看得一清二楚」。

在宋曉梧看來，按這種觀點推導下來，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根本途徑就是再次國有化、搞公有制。「現在不光老人，一批年輕人也有這種看法，是很危險的。」

幾乎在有關收入分配的每一個問題上，都充滿了爭論。這個缺乏共識的現實，注定了收入分配改革將依然困難重重。

M2超百萬億：資產泡沫下更應關注財富分配

http://www.infzm.com/content/88785

M2超百萬億無需過多擔憂，但支撐M2巨大存量的背後是資產泡沫。

這不僅是中國經濟潛在的最大風險，更導致了社會不公和財富及收入差距的擴大。

應加快改革，從多個渠道為M2消腫。

2013年2月末的M2余額達到99.86萬億元，同比增長15.2%，那麼，3月份M2超百萬億應該沒有懸念。這便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尤其是對於未來通脹水平是否會惡化的關注。但如果仔細分析中國M2的成因和構成，則不必過多擔憂通脹，而是應該關注資產泡沫與貧富差距問題。

M2超百萬億不必太擔憂

M2
廣義貨幣供應量，即狹義貨幣供應量＋企事業單位定期存款＋居民儲蓄存款，反映社會總需求的變化和未來通貨膨脹的壓力狀況。

在評價M2之前，首先要瞭解巨大的貨幣規模究竟是如何創造出來的。貨幣理論告訴我們，貨幣是銀行創造出來的，首先是中央銀行創造基礎貨幣；基礎貨幣可以來自商業銀行上繳的準備金、流通中的現金，也可以來自央行購買政府債券、外匯等。央行通過再貸款、再貼現和調整法定準備金率等貨幣工具，對基礎貨幣進行調控。其次是商業銀行創造存款貨幣；比如，當央行的存款準備金率為20%（R）時，當企業A把10萬元（D）錢存入銀行，銀行必須把2萬元存入央行，8萬元可以貸款給企業B，企業B向企業C支付貨款8萬，企業C又把這8萬存入銀行，銀行到央行存入1.6萬元，又可以將6.4萬元放貸……如此循環往復，理論上，銀行共創造D/R即50萬元貨幣，因此，貨幣創造乘數就是存款準備金率的倒數，存款準備金率越高，貨幣創造乘數就越小。

因此，貨幣供給實際上是兩個環節構成，一是中央銀行的貨幣供給，二是商業銀行的存款貨幣創造。這是銀行的經營模式和機制所決定的。但是，用這套模式來解釋中國貨幣供應量如此之大，顯然很難令人信服。實際上，中國的貨幣創造更多是政府、企業、個人和銀行之間相互支持的結果。

中國的M2增速的確非常快，2011年3月才75萬億，兩年之後，就要超過100萬億了。大家都把中國的M2與美國做比較，但美國的金融市場以直接融資為主，與間接融資之比大約是8︰2，以前更高。而M2的構成是現金加定活期存款，故M2顯然不適用於金融市場高度發達的美國。而中國的M2水平與同以銀行為金融業主體的日本和德國比，則更有意義些。如日本2013年2月份的M2余額為8.58萬億美元，與美國差不多，但經濟規模則遠小於美國。

此外，我們發現，中國央行通過法定準備金率和央票鎖定部分外匯佔款。2012年底，商業銀行存放央行的準備金達19萬億元，其中絕大部分是法定準備金，如果剔除法定準備金，調整後的貨幣存量（M2）下降17%，與GDP比值約為155%，明顯低於日本和德國。2011年，日德兩國M2/GDP比值分別為240%和181%。從上述案例中，我們不難發現央行把存准率維持在20%的高位，是有其苦衷的。

但M2規模的膨脹，與CPI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係，因為M2的餘額已經是過去釀成的結果了，即便是M2的增速較快，也不一定直接體現為CPI的快速上升。如過去十多年中，M2增速年均在18%左右，但CPI則不高。M2增速較快，可以是外匯佔款快速增長的結果，又可以是土地資本化帶來的結果。從過去十多年來房價的年均增速看，基本與M2的增速是差不多快。而且，從最近三年看，M2已經從高處回落，央行也把2013年的M2增速目標下調至13%，故對M2超百萬億的過度擔憂似乎無必要。

M2持續高增長背後的體制因素與代價

支持中國貨幣供給大幅增加有多個因素，這些因素大多是由獨特的體制決定的，大致可以列舉如下。

第一，中國長期維持的高儲蓄率，使M2規模擴大得以保障。首先，出於對養老保障缺失的擔憂，居民儲蓄率長期維持較高水平；其次，由於央行長期實行負利率政策，勞動力長期供大於求導致的薪酬低廉等「要素紅利」，使得企業盈利在GDP中的比重持續上升，在高盈利的支撐下，企業儲蓄率也呈現上升態勢。再者，高稅收使得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速遠高於GDP的增速，導致近年來我國政府儲蓄率不斷提升，但政府財政支出又偏重於投資，消費性支出佔財政支出的比重不斷下降，由2002年的85%下降至2008年的65%，從而也對M2增長作出了貢獻。

第二，中國大中型銀行的政府背景和壟斷地位，使得銀行得以做強做大。如1999年在政府支持下成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使得銀行實現了不良資產的剝離，走出瀕臨破產的困境；同時，銀行上市籌資和不斷再融資，使其資本金能夠支撐不斷擴大的信貸規模，如過去10年中，國內銀行在境內外市場上通過IPO和再融資籌資累計超過1.2萬億元，使得銀行資本擴張能力進一步提升。此外，由於銀行的壟斷性，使得存款利率偏低且有限上浮，而存貸款利差偏大且貸款利率可以上浮，銀行穩賺不賠。

第三，金融體制改革緩慢。中國曾長期實行外匯的結售匯制度，貨幣與資本管制較緊，使得民間海外投資渠道狹窄，外彙總是進來的多，出去的少，外匯儲備至2011年一季度末已超過3萬億美元，導致被動創造貨幣。

然而，貨幣膨脹的代價也非常巨大，比如，M2規模的不斷擴張，不僅是導致過去資產泡沫（尤其是房地產）的主要推力，也是目前通脹的一大因素。長期負利率使得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比重下降，貧富差距拉大，龐大的中低收入儲戶群體成為現行貨幣體系下的利益損失者，從而使得最終消費對GDP的貢獻下降，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日趨嚴峻。

同樣，外匯儲備的增加，使得央行不得不被動且巨量去購買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國債，不僅得承擔別國貨幣貶值的損失，而且相當於向美國等發達國家提供低息長期貸款。最後，由於外匯儲備過高，使得我們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躊躇再三，給熱錢流入以可乘之機；而熱錢的不斷流入，又使得央行不得不繼續擴大外匯佔款規模，釋放基礎貨幣。若這一現狀長期持續，會導致貨幣過量創造的惡性循環。2月份外匯佔款再度大幅攀升，導致M2又回升15%以上。

應對M2膨脹：大力推進金融與財稅改革

目前，通過超高的存款準備金率和發行央票來回收流動性，只是一種權宜之計，不應長期執行下去。M2余額在未來7年即便按照每年10%的增速，則到2020年就會超過200萬億。經過多年的投資高速增長，中國的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已經變得不再短缺，在一些地方甚至面臨過剩。在這兩個領域密集投資，顯然缺乏效率，加上影子融資成本更高，經濟一有風吹草動，它就可能成為系統性風險的源頭。為此，應該通過多個渠道為M2「消腫」。

在金融領域的改革方面，可以考慮以下幾個改革措施：一是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進一步放鬆資本賬戶的管制，如放鬆民間資本投資海外的額度和項目限制等。這就可以減少外匯儲備和外匯佔款餘額過高的壓力。二是加強對銀行表外業務的監管，使其規範運作；近年來，因影子銀行融資規模的擴大，其在新增M2中的比重也出現了上升。三是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放鬆直接融資的管制，增加債權融資和股權融資規模，相應會減少儲蓄規模。

在財稅領域的改革方面，主要應圍繞房地產的去泡沫與收入分配來展開。這些年來，由於土地和房產大幅增值，使得地方政府和企業的負債能力大幅增加，對新增M2的貢獻超過70%，房地產泡沫不僅帶來金融風險，還導致社會財富差距的急劇擴大。如中國的人均GDP水平還在全球100名之後，但富豪數量已經超過美國。

對房地產的調控政策已經實施了10年，但收效甚微的原因，除了中國處在城市化的快速增長階段，需求強勁的內在因素外，在抑制需求方面力度仍不夠大，如房產稅遲遲沒有推出，這就意味著，隨房地產價格的上升，多套房持有者的財富增長非常驚人，但持有成本卻很低。因此，財稅政策的著眼點應該放在如何對富人有效徵稅方面，從原先注重於增量徵稅，轉變為存量徵稅上去。

綜上所述，M2超百萬億無需過多擔憂，但支撐M2巨大存量的背後是資產泡沫，尤其是房地產泡沫，這不僅是中國經濟潛在的最大風險，而且也導致了社會不公和財富及收入差距的擴大，這又導致了社會穩定的風險。因此，金融改革和財稅改革必須快速跟進，改革宜早不宜遲，必須要出台打破現有利益格局的存量改革措施。

收入分配的真相 歲寒知松柏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7a300f0102e53p.html

還富於民 改變收入分配格局，中央將痛下決心

http://www.infzm.com/content/88992

編者按：「空談誤國，實幹興邦。」這是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上任以來多次提起的口號。類似表態也出現在2013年3月17日新總理記者會上，李克強面對數百中外記者，用俗語說明改革貴在行動，「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

對於走上執政前台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來說，「甩開膀子」實幹，顯然比單純喊兩嗓子的「空談」要艱難很多。和十年前相比，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面臨著迥然不同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挑戰。

今天，中國既要保持經濟增長，又要強力推進行政體制、國企、稅制、金融等各方面的改革，減小貧富差距和社會分化，真正還富於民。政府要約束住自己那隻伸進 市場的手，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新領導人還要重拳懲治貪腐，維護共產黨自身的活力，建設廉潔政府；另一方面要建設法治社會，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今天，中國周邊安全形勢日益複雜。在中國南海和東海，周邊國家與中國的紛爭升級；和美國、日本的關係也經歷波折；與昔日友好國家如朝鮮、緬甸的關係也愈加複雜多變。

在全球化時代，中國跳出的每一個改革的舞步，都被全球目光所注視。從經濟到政治、社會，從內政到外交，決策者們的每一個動作，都將牽一髮而動全身。改革之路步步驚心，考驗新一屆執政團隊的勇氣、智慧和歷史擔當。

從十八大到兩會，經歷了中國特色的政治過渡，新一輪政治週期已經開始。尋路中國，路在何方？本期兩會特別報導中，我們繪製了新一屆內閣圖譜，並試圖用六個關鍵詞，描述接下來中國要解決的主要問題。讓我們在紙上想像未來中國，並且以最樂觀的心態，探尋中國決策者們解決上述問題的可能路徑。

如果現在不改變收入分配格局，一旦強勢利益集團形成，到時想改變都改變不了。

大家不反對徵收遺產稅，但要考慮到出台時機和出台後的效果。在無法摸清高收入群體的財產前，空談遺產稅，很難落實。喊早了，可能會加劇中國的移民潮。

2013年3月17日上午，在中外記者見面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說，要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政府就要過緊日子。他強調，改善民生離不開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我們應當敢於直面城鄉、區域兩個最大的差距。」

「提低」和「調高」

這個差距的確值得警惕。有數據表明，中國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最低的10%人群階層的收入差距是23倍。醞釀八年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最終難產，等來的是一個綱領性文件——國務院2月5日出台的《關於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若干意見》（下文簡稱《意見》）。如何讓大多數人享受改革成果，如何打破收入分配改革的僵局？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收入分配方案難產本身就說明收入分配改革的複雜艱巨。這些年，除了城鄉和行業之間差距略有縮小外，不同群體之間的差距呈擴大趨勢。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執行院長李實：中國收入差距正進入轉折期、波動期，處於高位徘徊狀態。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縮小貧富差距很難，關鍵是要消除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收入差距擴大，不僅導致經濟增長放緩，內需不足，還會影響社會穩定。

如果現在不改變收入分配格局，一旦強勢利益集團形成，到時想改都改不了。很多大的壟斷國企，現在在政府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話語權，明顯比10年前強得多。中央高層要痛下決心，有壯士斷腕的魄力。

蘇海南：可以從兩個方向和一個切入點考慮。一個方向是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可以通過多項措施來實現，包括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加大轉移支付力度，繼續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待遇，促進建立低工資勞動者工資增長以及增加農民收入等。

第二個方向是調節過高收入人群收入。可將國企分配製度改革作為重要突破口，打破壟斷，徵收國企資源稅，提高國有企業稅後分紅比例，《意見》中提到的到十二五期間，提高5個百分點，要儘早落實。一個切入點就是統籌設計財稅體制改革，對整個收入分配體系改革能否取得突破極為重要。

李實：讓國企拿出更多利潤用於社會財政支出，提高社會保障水平，這個難度要大些，短期內不會有很大進展。相比之下，在財政政策上做些調整倒容易些，包括在財政支出上更多向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傾斜，在轉移支付上提高低保水平。

「少數人掌握資源發了大財」

問題是，現實中「二次分配」往往因為操作過程的不透明，存在「逆向轉移」，也就是說收入差距非但沒有縮小，反而擴大了。初次分配不公亦比比皆是，幾大要素市場缺乏公平競爭，被外界認為是初次分配收入擴大的主因。如何重建要素市場？又該如何避免「逆向轉移」？

蘇海南：在行政干預下，整個價格形成機制和市場交易行為是扭曲的。「房姐」龔愛愛之所以有那麼多錢買房，無非是神木的礦產資源被她們低價拿到手。本來資源是全民的，結果讓少數人掌握發了大財。初次分配中資源配置有太多問題，要大力規範要素市場，保證要素市場各類主體地位平等，交易規範，價格形成由市場機制發揮作用。這是初次分配起點公平、過程公平的關鍵。

李實：如果做到沒有歧視、同工同酬、社會保障權利均等，勞動力市場就會有競爭力，收入自然就會提高。壟斷部門之所以存在高收入問題，和資本市場高度壟斷有關。怎麼破除資本市場特別是銀行業的壟斷？就得讓民間資本參與進來。這會引起連鎖效應，市場擴大了，就業就會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會提高，工資就會水漲船高。

土地市場壟斷是導致城鄉收入擴大的制度性原因。農民為什麼有土地但不能獲得收益？是因為土地補償、徵地和管理制度不合理，土地市場完全被政府控制。土地市場的這種扭曲，實際上是對農民最大的傷害。

蘇海南：二次分配要真正發揮調節收入分配差距作用，需要抓兩方面。一方面是要明確財政支出中逐步提高用於民生的比重，比如社保保障支出佔財政支出不低於12%並逐步提高比例。另一方面是抑制逆向轉移，政府首先要把保障對象搞准，比如一些保障性住房往往被有權者撈了一大把，但真正無房者卻分不到或分得很少。其次，對保障對象的分配標準要定得恰當。就像一個生小病的人，給他特別高的醫保是浪費，一個得了大病的人，卻只能給他很少醫保，讓他家破人亡，顯然也不公平。

李實：「逆向轉移」需要政府對不同收入人群，採取不同的稅收政策。比如個人所得稅本來可以縮小收入差距，但高收入人群有各種各樣的機會逃稅，政府可能就要考慮其他補救性的政策，彌補個人所得稅的缺陷，比如對富人徵收遺產稅。這些可以消除「階層凝固」的國際通行二次分配手段，卻在中國阻力重重。阻力主要來自極高收入人群。

既要勒緊褲腰帶，也要結束待遇終身制

遺產稅在中國爭議多年，有一種觀點認為，一旦開徵遺產稅，中國的富人都跑到國外去了，經濟就垮了。未來遺產稅在中國有沒有破冰的可能？僅僅靠多征富人的稅，少征窮人的稅，就能縮小貧富差距了嗎？

蘇海南：我參加過一個高層討論，大家不反對徵收遺產稅，但要慢慢來，必須考慮到出台時機和出台後的效果。在無法摸清高收入群體的財產前，空談遺產稅，很難落實。喊早了，可能會加劇中國的移民潮。

現在要做的是摸底工作。可以先健全現代支付和收入監測體系，包括金融賬戶實名制，工資貨幣化電子化，儘可能減少現金交易，實行房產全國聯網。這樣就清楚哪些群體是要徵收遺產稅的對象，但這估計得要八到十年。

在沒法征遺產稅的情況下，也可以在其他方面做文章。如個人所得稅調節，要從以工薪勞動者為主體，朝非工薪階層轉化，起碼並重。現在個人所得稅徵稅主體還是工薪階層，真正的富人並沒交多少稅，尤其是非勞動收入。統計表明，個人所得稅中的勞動收入稅率最高達45%，非勞動收入如股票投資、房租等稅率只佔20%，應提高非勞動收入的個人所得稅率。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要減稅和增稅相結合。一是減少間接稅，對於低收入人群來說，很大的負擔不是來自個稅，而是間接稅，如增值稅等。逐漸地來降低間接稅的比重，就得把直接稅培養起來，如必要的房產稅和資源稅。此外，其他措施也要配套好，如鼓勵民間創業，發揮聰明才智，鼓勵合法創業，消除分配裡邊的不公。

蘇海南：更關鍵的是要對財稅體製做全面深入的改革。一方面政府要節支。政府的錢拿多了，老百姓得到的就少了。另外要增加轉移支付對民生的投入，對於支出結構，民生部門要用法律確定下來，要隨著財政收入增加，相應提高對民生的份額。

賈康：讓政府減支，就必須實行陽光財政和預算公開。更關鍵的是，政府要精簡機構，實現扁平化，削減三公開支，結束領導幹部待遇終身制，這是硬骨頭。

股票比例如何分配 止凡

http://cpleung826.blogspot.hk/2013/04/blog-post_11.html
有blog友問及有關個別股份分配問題, 問止凡覺得個別股份佔全部股票多少百分比才算多, 或同一個類股份應該佔多少百分比? 他個人覺得可以參考恆指的分配比例, 最大的匯控都只佔恆指大約15%, 個人資產組合中的個股都應該佔差不多的比例吧。


好慚愧, 我並沒有好科學地去研究這個比例問題, 認為這全憑個人感覺, 結果亦因人而異。其實這視乎每個人對持股的信心, 始終就算如何分散, 亦都是股票組合, 風險未必分散得很理想, 到底資產可以如何分配呢? 我認為可以參考富爸爸作者對資產控制及瞭解的程度作操作。

大家看看城中富豪甚至全球富豪的買股心得, 他們的資產大多集中在最有控制權的一家或數家公司身上, 好像李嘉誠先生的長實及和黃, 李兆基先生的恆基, Bill Gate的微軟, 你跟他們說什麼每隻股票只佔15%之類的說話, 恐怕他們都不適用。

最核心的問題是他們能對所擁有的資產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權, 亦十分認識及瞭解所持有的資產, 所以就算他們把所有資產集中在同一隻股票上也風險不大。我這裡說的「風險」並不是指投資產品推銷人經常說的「波幅」, 而是損失的機會。只有對資產的控制及瞭解, 才能真正減少投資風險。

作為小股東去投資股票, 其實某程度上有點「假手於人」, 於是才出現很多投資顧問建議的「不要把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中」、「買入不同類型的股票以作分散風險」之類的說話。因而出現個股或個別行業佔投資組合的比例為多少。

換個角度想, 如果投資擴至不同組合, 並能控制, 例如有物業及生意, 這個時候, 回看股票投資, 感覺上比較有條件更集中某幾支股票吧。例如如果有三層樓收租, 市值共800萬, 每月收租2萬多, 另加50萬股票, 把全數50萬買入其中一隻內銀股, 我認為不過份。

所以股票比例實在因人而異, 不同人有不同財政處境, 對不同資產有不同控制能力及瞭解, 所以比例亦不盡相同, 很難一概而論。不少投資顧問都會在這類題目有些意見及理論, 例如用100減去個人年齡去定投資股市及債券的比例等等, 我總是聽不進耳, 可能我聽不懂, 為何80多歲的李嘉誠及巴菲特不是只投資10多%的股票呢?

關於股利是否分配的思考 閒來一坐s話投資

http://xueqiu.com/3491303582/24338890
在中外股市界，據自己所涉獵，對於上市公司分不分紅一向有不同的兩種觀點，即重視的與不重視的。自己以前對上市公司是否分紅實際上是個「無所謂派」，因為不用說一些公司多年來鐵公雞一毛不拔，就是有些分紅相對較高的公司，其可憐的分紅自己也感覺是懷水車薪，所以一向覺得無所謂。經過近幾年的熊市，以及隨著自己投資本金的不斷加大，自己對分紅越來越重視起來了，漸漸由「不關心派」成為了「重視派」和「贊成派」。原因在於，中國股市的毛病之一就是股東文化的缺失造成一些上市公司即便有錢也舍不得分紅，在這種情況下衡量一家上市公司是否分紅以及分紅的比例是十分重要的。一是，可以檢驗公司的實際業績，因為大凡大比例分紅的企業業績大抵是不會太差的，不然也拿不出錢來分紅；二是，可以檢驗公司管理層是否對我們小股東好，捨得大比例分紅的公司無疑是真正將股東當成「合夥人」的（至少是大小股東利益一致），這也是檢驗其是否誠實可信的一塊試金石。三是，我們小股東可以將分紅再投資，若是遇到有投資價值的公司股價低迷（特別是長期處於熊市之中），我們還可以趁機多買入點股票，其實這也是長期複利增長（特別是應對長期熊市）的手段之一。

  美國的傑裡米.西格爾是世界頂級的投資、金融專家，他在其著名著作《投資者的未來》中說到：股利再投資是熊市保護傘和收益加速器。他經過研究得出結論：熊市中，股利幫助投資者的方式有兩種：通過再投資股利積累更多的股份能夠緩和投資者的投資組合價值的下降；再投資的股利在市場下跌時能夠購買額外股份，所以稱之為「熊市保護傘」。當市場恢復時，除緩和價值下降以外，這些額外股份能夠大幅提高未來收益率，所以一旦股份上漲，再投資股利不僅是「熊市保護傘」，還是「收益加速器」，這就是支付股利的股票在股市週期中提高收益的原因。他以投資新澤西標準石油與IBM為例證明了這一「基本原理」的作用。如：從1950--2003年，標準石油的股票價格大概上升了120倍，而IBM的股票則上升到原來的近300倍（在過去的50年裡IBM的每股收入每年的增長速度超過標準石油3%），直觀地看投資後者的收益水平應該顯然高於前者，但事實上是新澤西標準石油的投資者每年可以取得14.42%的年收益率，這比IBM提供的13.83%的年收益率要高。這點差別看起來微不足道，不過當你在53年之後開啟投資時，你會發現你投資於新澤西標準石油的最初1000美元已經累積到126萬美元，而投向IBM的1000美元現在只價值96.1美元，比前者少了24%。為什麼會導致這樣的結果呢？原因就在於通過股利再投資標準石油可以積累股票的數量為最初購買的15倍，而IBM的投資者採用相同的積累方法只能擁有3倍數量的股票。作者還以投資菲裡普.莫里斯等公司的單個股票以及相關數據分析（該公司為煙草公司，後來因煙草有害不斷遭受到賠償起訴等原因造成股價「像被炸彈過一樣」（西格爾原話），但是公司一直堅持派發較高的股利，結果長期下來給投資者帶來很大回報為例（50年可以利用股利再投資股份增加100%），說明這一「基本原理」的重要作用。

  讀書不能盡信書。我們自己需要開動腦筋進行思考：西格爾的發現是不是正確的呢，他的這一理論在我們中國股市是不是也起作用呢？本人經過「悟道」，認為他的這一發現在中國的A股市場同樣管用（儘管本人沒有做過多的數據分析）。比如，格力電器被稱為A股「最慷慨」的公司之一，近些年它幾乎年年分紅，2012年又以現有總股本3007865439股為基數,向全體股東每10股派10元人民幣現金。據估算,2012年格力電器整體分紅規模將超過30億元人民幣,相當於格力電器2012年全年73.80億元淨利潤的40.65%，創歷年分紅最高的紀錄。而相比之下，市場近幾年一直有質疑其增長將碰上天花板，或者質疑其較快的增長期已過（實質上連續6年成為「超預期王」），加之近幾年處於熊市環境，其一直「享受」較低的市盈率水平，極端之時甚至只有八九倍的市盈率水平，其實這對於格力電器的投資者來講是「利好」，因為我們完全可以利用其股息再趁低價多買入些格力電器的股票（本人持有格力電器已五年，初嘗小甜頭，呵呵）。一者，我們將來可以利用更多的股權享受分紅；二者，如果將來遇到股市整體環境向好走牛，我們又將可以賺取市場先生重新評價的餽贈。再如，張裕公司也是A股市場上較為慷慨的公司，以前分紅比例高達50%（最近五年分紅達36億元），2012年因為投資規模擴大分紅比例有所降低，但是仍然佔可分配利潤的44%以上。以前因為股價始終高企，市盈率一直維持在較高水平，所以即使發放股利也讓人感覺著杯火車薪。由於從去年開始它增長放緩下滑，造成股價自前期高點大幅下跌60%以上，並且現在股價一直走勢低迷，其實這正好給它的長期投資者利用股利再投資創造機會（當然如果股價再跌大些，有條件的投資者可以更好利用其股息多買點股票，呵呵）。而且我們還可以展望，如果將來張裕重拾增長，那種「收益加速器」的作用一定會發揮出來的。自己認為，這也是這些高分紅公司具有長期投資價值的邏緝之一。

  當然，如果我們再進行一下深入思考，其實利用西格爾這一「基本原理」還需要三個前提條件：一是必須是堅持長期投資。要知道西格爾可是統計了50多年的時間長段。如他通過數據分析還得出結論：如果一隻股票擁有5%的股利收益率，而股價卻跌落了50%，它將在14.9年之後獲得跟股價一點也沒有下跌一樣的收益（股利再投資）。當然，如果在14.9年之後，這只下跌了50%的股票回到了它原來的價格，那麼這只股票的年收益率將上升到15.24%，這樣的收益率將比股價沒有下跌所能取得的收益率高出50%（所謂放大器）。所以，問題是我們作為投資者是否有信心與耐力堅持這麼久？二是公司必須存續期長，且不要管其成長性如何，但是其穩定性、確定性要高，不然，即使強大如格力電器這樣的公司，如果將來有一天被競爭對手打敗（當然現在這種情況遠沒有可能，至少董明珠主政時代仍無憂矣），或者造成大幅度虧損甚至倒閉，再談股利再投資就沒有了實際意義；三是公司必須「慷慨」，真正如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說的「只對投資者負責不對投機者負責」。但無論如何，西格爾的發現對於我們的股市投資仍然開闢了一個新的思維與視角。

 當然，正如本人開篇所談，對於股利發放並不是所有的投資者均認同。讀過成長股投資大師費雪《怎麼選擇成長股》的人知道，費雪在其長達半世紀的商業生涯中總結出了八條投資哲學，其中之一就說：主要目標在於尋求資本最大幅度增值的投資者，應該降低對股利的重視程度。最有吸引力的投資最有可能在能獲得利潤，但是股利較低或者根本不發放股利的公司中。在給股東發放的股利佔利潤的百分比很高的公司中，找到非常出色的機會的可能性要小得多。費雪為什麼提出自己的這一投資哲學呢？因為他的思考在於：要是不發股利，而是公司把大部分資源保留下來投資在更多的新產品上，對股東來說會更好一些。而且發放股利還要產生相當高的所得稅率，相反，如果公司不發股利，為了未來的增長而把資金拿去進行再投資，那麼無需繳稅，這樣的做法對投資者來說是不是更好一些？其實費雪的投資哲學也有其深刻的道理在裡面。今天的人們早就已經知道，為什麼有公司的股票長期來會給它的投資者帶來豐厚的回報呢？就是因為公司可以將盈餘保留下來再投資進而不斷求得發展，提升公司的內在價值（當然投資大師們如格雷厄姆、費雪、巴菲特後來都發現了「受限制盈餘」，即有些固定資本開支大的公司，不得不將盈餘進行再投資以維護其競爭地位，這樣的公司甚至不是賺錢機器而是燒錢機器，投資者更應該遠離）。最為經典的怕還是要首推巴菲特的伯克希爾公司，歷史上它就有過一次少得可憐的分紅。為什麼巴菲特的公司不重視分紅呢？我們可以從他歷年寫給股東的信中不難洞悉其思想：1、如果他將保留的盈餘再投資給公司帶來更大的內在價值，他認為這是最好的策略，所謂保留一美元要賺取至少大於一美元的投資效益；2、他的投資業績始終與指數相比較，因為長期講如果他的公司收益跑不過市場平均水平，合夥人們干脆去購買指數基金豈不更好；3、如果股價長期低於其內在價值，還可以將保留盈餘用於自家公司股票進行回購，進而提升公司的股價。在巴菲特看來，如果以上三點均達不到，那就不如將盈餘全部分給股東了。其實，我們看巴菲特是這樣說的，其實也是這樣做的，也正是由於其將盈餘不斷地用於再投資，進而創造了令人目瞪口呆的財富神話。

  儘管我國的國情與美國的國情是不同的，但是本人認為，巴菲特關於股利是否分配的這一思想，其實給了我們解開上市公司是否分紅的鑰匙。問題的關鍵是巴菲特對待自己的股東確確實實地是以合夥人的誠信態度來進行的，我們閱讀其寫給股東的信件，也常常會為他那種誠實可信的態度所震撼、所感動，不然，他的股東大會今天也不會那麼令人「朝聖」。而相比之下，我們的許多上市公司之所以「上市」主要是將股市當成了「提款機」，他們從骨子裡就壓根沒有把企業當成是全體股東所有。一些上市的國企，甚至地方政府都以為是自己地方政府的企業，眼裡從沒有覺得公司上市以後已成為全體股東所有。正是由於這種思想的存在，於是種種損害小股東利益的事件頻頻發生。誠然，作為小股東，我們並不否認公司上市的目的之一是進行融資，其實利用上市平台進行融資進而做大做強企業，這應該是人類社會一個偉大的發明，成熟國家的資本市場且不要說，就是國內許多企業其實也正是利用上市融資這個平台，不斷將企業做大做強的，比較典型的如房地產行業中的萬科（上市以來融資186.81億），醫藥行業中的康美藥業（上市以來融資94億）等，進而成為行業的領跑者和產業領袖。但是股市在具備融資功能的同時，切不要忘記了它還有另一功能，即對投資者的回報。如果說作為上市公司缺乏股東回報意識的話，那麼作為監管部門進一步加大監管，作為有識之士進一步加大呼籲力度，自然也就顯得更加迫切和必要了。否則，作為小股東的我們只好用腳投票了。

  總之，在自己看來，上市公司是否分配股利其實本身並不是問題的問題。巴菲特的那三點思想其實早已做出了很好的回答，而問題的關鍵點還是在於公司對於我們小股東的誠信與否。而這種誠信的建立並不會是自發產生的（有些公司有錢寧可理財或者閒置也不發給股東就是明證，所以監管層必須要有所作為），而這些問題的解決也不會一蹴而就的。作為個人投資者，自己認為最為現實的選擇就是自己去尋找那些對我們小股東好的公司去投資（好在這種相對誠信的公司有越來越多之勢），而衡量的標準之一就是看一下你管理層是對我們小股東是吝嗇還是慷慨，究竟是兌現承諾還是老個給我們玩「畫餅充饑」的遊戲！

全球富人是如何分配資產的

http://wallstreetcn.com/node/65793

【案例】創業者該如何從電視劇喬家大院中學習股權分配？

http://new.iheima.com/detail/2013/1212/57092.html

劇中主人公喬致庸，生於嘉慶二十三年(1818)，卒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享年89歲。喬家商業從第一代喬貴發起家，到第三代喬致庸手上，事業突飛猛進，先有「復字號」稱雄包頭，後有大德恆、大德通兩票號活躍於全國各大中城市，最終實現了「貨通天下」和「匯通天下」。

晉商何以成為中國商幫翹楚，何以稱雄商界500餘年，喬家又何以成為山西十大財東之冠?逝者已矣，來者追緬。通過《喬家大院》，我們可以揭開其中的奧秘，其成功之道主要包括義、信、利的誠信理念，掌櫃負責制的兩權分立，嚴厲的號規制度和學徒制，利潤分配上的激勵機制等。筆者認為，其中最核心的是激勵機制，而激勵機制又主要體現於身股制。

(《創業家》&i黑馬點評：古代的商幫體系大多依靠地域血緣維繫，這是與現代商幫玩法有很大區別。過去商人大多聚齊於會館與公所之中。而創業家旗下的黑馬營黑馬會商幫完全不一樣，主要是依靠商業，資本為紐帶，以以更現代化的咖啡廳、路演中心、i黑馬網為聯繫的紐帶;傳統的商幫聚在一起的目的更多是規避內部惡性競爭，彼此一致對外。這是兩種商幫文化的不一樣)

喬致庸推出夥計頂身股

劇中喬家在平息包頭「高粱霸盤」生意風波後，許多夥計特別是以馬荀為代表的特別能幹的夥計卻紛紛向喬東家提交辭呈，要求辭號。喬非常納悶，就問孫茂才。孫解釋說這是慣例，商號徒弟進來4年出師後一般都要離開，能在原商號呆上三五年的很少，能幹上七八年的幾乎沒有。就是不讓辭號，其他商號的大掌櫃也會以高薪挖走。這表明，當時人才流失非常普遍，沒人去在意。夥計跳槽的根本原因是原商號待遇太低。這一點從馬荀的話中更能得到證實。喬請馬荀喝酒，欲勸其留下。裡面有一個細節，有個叫高瑞的夥計一到飯桌旁就想坐下，馬立刻阻止，喬於是讓他們坐下，馬說：「這是店裡的規矩，掌櫃們吃飯，夥計們都得站著。」這一方面說明馬個人素質高，熟記號規，一貫遵規守紀，禮數週到;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夥計與掌櫃、東家的身份尊卑有別，地位低下，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夥計積極性的發揮。

(《創業家》&i黑馬點評：曾經在網上流傳著一段很紅的網絡名言，一個員工，離開只有兩個原因：要麼是心受委屈了，要麼是錢沒給夠。喬家的夥計離開，很大的原因恐怕也是在這裡。又到年關歲末，正直離職高峰期，值得創業者們好好思考如何留人，而留住一個老人付出的成本遠低於招募一個新人的成本。i黑馬曾經採訪的新辣道創始人李劍就認為對人才的管理應遵循：招人—使用—培育—挽留四個生命週期來管理人才。)

當喬問馬辭職的原因時，馬引用了《史記·貨殖列傳》中的「天下熙熙，皆為利來」一句話，他說，東家出銀子佔的是銀股，掌櫃的以身為股佔的是身股，掌櫃的不願意辭號的理由有兩個：一是薪金比夥計多十幾倍、幾十倍;二更重要的是到了分紅的賬期，掌櫃能跟東家一起分紅利。喬又問他，如果讓他頂一份身股，他應該頂多少合適。馬說能在生意裡頂二釐身股就滿意了，去年到賬期的時候一股分紅1200兩，兩釐身股就可分紅240兩，比他4年的薪金加起來還多兩倍。他說要是有了這些銀子，一家老小吃飯就不愁了，而且還能買房子置地。從上述情節可以看出當時商號的分配製度的弊端。像馬荀這麼忠心能幹的跑街夥計(相當於現在的業務員)，在復字號當了4年學徒，又幹了10年夥計，錢莊近幾年的生意有八成都是他做的，其貢獻不可謂不大，其功勞不可謂不高，但其年薪只有區區20兩白銀，連最基本的生活水準都達不到，甚至連一家老小都養活不了，難怪他去意堅決。喬反思後，力排眾議，敢為天下先，打破常規修改號規。新號規第十一條規定，各號夥計出師後頂一份身股，身股由一釐起，每年按勞績由東家和掌櫃來決定是否添加。

((《創業家》&i黑馬點評：關於留人用人有一句非常經典的話語：核心靠感情籠絡，外圍靠利益籠絡。牛根生也曾經有一句名言財聚人散，財散人聚。昨天剛上市的汽車之家之所以能成功，也離不開李想敢於拿出自己的股份分配給職業經理人。他們三個人一個是清朝時期的晉商代表，一個是老一代企業家，一個是新生代創業家。三人年齡時代行業背景各不相同，但卻在商業本質的理解上卻最終殊途同歸。

何為身股制

一般認為，職工持股制度最早起源於美國。1958年美國經濟學家路易斯·凱爾索提出了擴大資本所有權思想，1974年美國國會通過《美國職工退休收入保障法案》做出了法律規定。此後，德國、法國、英國等發達國家也相繼推廣。其實早在19世紀20年代，我國就已初步形成較為完善的股權激勵制度，其典型代表就是由500年前的晉商首創的山西票號的身股制。以清朝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日昇昌」票號的誕生為標誌，山西商人實現了由商業資本向金融資本的轉變。此後100年，山西票號稱雄於中國金融界，被西方譽為「山西銀行(Shansi Bank)」。

身股制萌芽於明代的貸金制、夥計制，發展和興盛於清代及至民國初年，是晉商獨創的一種勞資組織形式。徐珂在《清稗類鈔》中指出：「出資者為銀股，出力者為身股。」銀股也稱財力股，是商號東家在開辦商號時投入的資金，每股面值為2000～10000兩白銀不等。身股俗稱「頂生意」，是商號的職員以個人勞力折成股份，並享有與銀股等量分紅的權利，且不必承擔虧損責任。正所謂「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出錢者為東家，出力者為夥計，東、伙共而商之」。這與西方的有限合夥制不同，有限合夥制的出資者承擔有限責任，出力者需承擔無限責任。相比之下，身股制的可操作性強，有一定的優越性。在創立身股制早期，只有掌櫃才能以身入股(類似MBO，管理層持股)，一直到了喬致庸掌門喬家時，才規定夥計也能入身股(類似ESOP，員工持股)。

持股主體資格及管理

劇中喬致庸在包頭總號開會時對掌櫃們說:「不管是一國一家還是一店，要想興旺，就得有人手，人手是咱們做生意的根本。」他把人才視為根本，「得人者昌，政界固然，商界何獨不然!」他認為，天下的事總得有人第一個去做，只要能為復字號留住人才就可以做。掌櫃的有身股，而夥計沒有，企業效益也就不可能最大化。他在晉商裡開了夥計頂身股的先例，打破了東家、掌櫃和夥計的身份界線，把夥計也變成了東家，使夥計在內心裡就和掌櫃的甚至和東家平起平坐了(類似國企幹部人事、勞動用工、工資分配的三項制度改革時打破幹部、工人身份界線)。

但是，並非所有的員工都能頂身股，只有達到規定的工作年限和工作業績的員工才有資格。如復字號號規就明確規定「各號夥計出師後頂一份身股」，也就是說學徒是沒有資格的。長期以來，在山西票號中普遍實行學徒制，學徒只有經過考試合格後才能進入票號。據《山西票號史》記載:「票號收練習生，以為培養人才的根基。欲為練習生，先託人向票號說項，票號先向保薦人詢練習生的三代做何事業，再詢其本人的履歷，認為可試，再分口試和筆試兩種。」學徒時間一般為4年，第一階段是為掌櫃「提三壺」(茶壺、水壺、尿壺)、干雜活，練習算盤和寫字;第二階段訓練背記「平砝銀色折」，做一些抄寫或幫賬之事;第三階段就可以上櫃檯跟著師傅學習做生意。學徒出師後，經考核認可轉為夥計，按照店規，由大掌櫃推薦、東家決定是否頂身股，「推薦學成，身股入櫃;已有奔頭，雙親得慰。」身股的份額記入「萬金賬」(股本賬)，作為紅利分配的依據。

身股數量的確定及增減

一定的工作年限是享有身股的前提，而其數量主要取決於工作業績。票號員工頂上身股後，身份和地位也隨之改變，但是如果在員工中不分層次，每個員工頂身股數一樣，就會變成「吃大鍋飯」，員工的積極性也調動不起來。人員級別不同，所頂股數也就不同：大掌櫃(總經理)一般可頂一股(即10釐)，二掌櫃、三掌櫃(副總、總經理助理)可頂七八釐，夥計大多可頂一至四釐。每逢賬期(一般為4年)可增加一二釐，且份額的增加不一定完全循序漸進地「爬格子」，而是根據業績或貢獻大小來決定提升的幅度。如果業績不佳，就會原地踏步甚至減少份額。掌櫃的身股數量由東家確定，夥計的身股數量根據復字號店規「每年按勞績由東家和掌櫃的決定是否添加」。身股制等級層次分明、體系完整，從1釐至10釐有10個等級，從1釐半至9釐半有9個等級，一共有19個等級，這對於已有身股和沒有頂上身股的員工來說，都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和誘惑力，員工為了登高位、多頂股份，無不努力工作。

隨著票號規模的逐步壯大，身股越來越多，身股與銀股的比例一般為二八、三七，也有四六的。到20世紀初期，各票號的身股數普遍超過了銀股數。如喬家大德通票號，1889年銀股為20股，身股為9.7股，到1908年時銀股仍為20股，而身股增加到了23.95股。隨著身股比例的增長，頂身股的員工越來越多，每個員工所頂的份額也越來越多，因此員工個人利益與票號整體利益的關係就更加緊密。

身股的分紅及退出

頂身股人員沒有年薪，只有到賬期(一般3～5年)分紅。但每年可領取每股300～500兩左右的「應支銀」，分四季支用，到賬期分紅時扣除。如果沒有紅利可分，則只能享受「應支銀」。到賬期時，身股與銀股同股同權，按股份數平分利潤。員工身股份額越多，分紅與年薪之比也就越大。以喬劇中馬荀的收入為例，4年年薪總額只有80兩。按每股分紅1200兩算，若頂1釐身股，所分紅利為120兩，是薪金的1.5倍;若頂5釐身股，所分紅利則為600兩，是薪金的30倍。隨著商號每股分紅的不斷增長，分紅及年薪比例也越拉越大。與此同時，東家的收益也顯著增加。以喬家大德通票號為例，從1889年到1908年20年間，雖然銀股的比例變小了，但由於整個蛋糕做大了，東家最終分得利潤還是大大增加了。1889年大德通票號盈利約2.5萬兩白銀，每股分紅約850兩，銀股和身股(20比9.7)分別分得1.7萬兩和0.8萬兩;1908年盈利達到74萬兩，每股分紅約1.7萬兩，此時銀股和身股(20比23.95)分得紅利分別為34萬兩和40萬兩。雖然紅利的一半以上分給了員工，但東家所分紅利是20年前的20倍。

身股代表的是活勞動資本，不能轉讓，也不能繼承，因此頂身股者離職或死亡後其股份隨之終止。但是，為了防止大掌櫃出現短期行為，規定大掌櫃在退休後仍可享受若干年的身股分紅權，但如果他舉薦的接班人不稱職，則要承擔失察之責，身股紅利要相應減少。喬劇中，在高層人事震動後，為了不動搖其他大掌櫃的隊伍，喬致庸決定仍然保留原復字號大掌櫃顧天順(在復字號幹了40多年，大掌櫃也幹了10多年)的薪俸和分紅。隨後，新任大掌櫃馬荀宣佈新店規加的第二十一條：「今後凡是在喬家復字號效力30年以上的掌櫃，一律保留身股養老。」這等於給留任掌櫃吃了顆定心丸，只要干得好且能留下來，復盛公就能養活他們一輩子。有這樣的長期激勵和保障機制，他們能不為商號殫精竭慮、創造最佳效益嗎?
（《創業家》&i黑馬點評：上面股權分配本質其實是喬的用人之道。關於喬的用人還有另外例子為證。馬公甫，本是復盛公字喬致庸號裡的小夥計，雄才大略的喬致庸識出他是個人才，在大掌櫃告老後，讓他當 上了復盛公的大掌櫃，給包頭商界留下諺語：馬公甫一步登天。馬荀，本是復盛西字號下屬糧店裡的小掌櫃，不識字，但經營有方，盈利不小。喬致庸便給他一副資本，讓糧店獨立經營，他成為大掌櫃後也給喬家賺回不少銀子。大德通票號總經理高鈺也是如此，後來為喬家收進幾十萬兩白銀的紅利。而現代創業者之中的用人觀和他的不拘一格用人有相通之處，比如李彥宏表示，百度並不看重員工的年齡、性別、學歷、畢業院校以及工作背景。甚至有些重要崗位上的人，百度並不知道他們的畢業院校。李彥宏列出了百度選用人才時基本遵循的兩條標準：有沒有能力和潛力勝任工作?認同不認同公司文化?）

對當前股權激勵的啟示

喬致庸通過推出夥計身股制，以人為本，把東家利益、商號利益和員工利益有機結合起來，充分調動了員工積極性。劇中有這麼個情節，復字號修改號規後，馬荀去找喬致庸要回辭職信時說，不光是他一個人，大傢伙都不願意走了。喬問是什麼原因，他說：「我今年28歲了，出徒10年按新店規能頂兩釐的身股，到了賬期那是幾百兩銀子的紅利啊，那誰還願意走呢。您讓我留下吧，我保證以後好好給您跑街，給復盛公多賺銀子，爭取早日把我的身股提上去，一釐身股那就是100多兩銀子哪。我也不瞞您，我現在不僅是為您干，也是為我自家干。」瞧，這一新規，一下了讓夥計樹立了主人翁意識。這在100多年以前是多麼的難能可貴啊!

通過解析《喬家大院》中的股權激勵，我們不難得出以下啟示：

管理層持股與員工持股結合。一個票號的經營業績與全體員工，包括大掌櫃、掌櫃、夥計、學徒都有密切聯繫，要充分發揮每一個人的主觀能動性。為了避免出現「平均主義」，在身股制引入了競爭機制，員工股份有多有少、能增能減，且份額主要由本人的能力和業績來決定。企業要實現效益最大化，就必須想辦法留住人才，制定合理的分配製度，包括讓掌櫃和夥計一起分享經營成果。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加劇，人才競爭日益激烈，科學有效的激勵制度就變得更加重要。但近年來，在有的企業中存在一種傾向，就是只注重管理層持股，而不重視職工持股。借鑑晉商的經驗，我們可以知道，兩者是相互促進、相互影響、互為條件的。

激勵與約束並舉。產權清晰就是要明確財產的歸屬關係和不同主體間權、責、利關係，實質上就包括了約束和激勵機制。晉商通過明確東家與掌櫃之間、掌櫃與夥計之間的關係和職責，有效地激勵和約束著掌櫃和夥計。一方面通過以身股製為核心的激勵機制激勵員工，另一方面又通過掌櫃負責制和嚴厲的號規等對其行為進行有效的約束和監督。如有違反號規者，無論身份職務，一律嚴加處理，直至開除出號。喬劇中，通順店胡掌櫃放任夥計在胡麻油裡摻棉籽油，義順店梁掌櫃常年嫖佔妓女，兩人有違店規均被清除出號，就是典型的例子。這一正一反、獎罰分明使得票號員工一般均能循規蹈矩。

物質激勵與精神激勵結合。除了將身股的數量與分紅掛鉤之外，還將身股的數量和職位、貢獻、權利掛鉤。此外，每逢賬期結束時，東家還會在總號設宴款待各分號掌櫃，盈利多者坐上席，東家敬酒上菜，熱情招待;盈利少或發生虧損者居下席，自斟自飲，受到冷遇。這樣就較好地實現了物質激勵與精神激勵的有機結合。

短期激勵與長期激勵並重。為了穩定職工隊伍，防止短期行為，商號除保留大掌櫃退休後一定期限的分紅外，還在每年決算後，依據各分號純利潤的預定比例計提一定金額的損失賠償準備基金，稱為「花紅」。花紅要積存在號中，並支付一定的利息，一旦出現事故，以此作為補償。如果分號掌櫃任期內不出現過失，此項基金在其離任時可連本帶利一次性取得，等於是領取了一筆不菲的退休補助(類似於西方國家所謂的「金色降落傘」)。隨著分號掌櫃工作年限的增長，其積存的花紅也越來越多，這將加大其跳槽的機會成本，有利於保持穩定。這些即使對於現在的企業來說，也是很少見的。

《創業家》&i黑馬點評：股權的分配是幾乎所有創業者都需要經歷的過程。到底如何分，以及怎樣分是一個非常大的學問，這就需要眼光與胸懷。股權結構的不合理，以及長期激勵與短期激勵的不結合，還有公司治理結構的不完善，都會成為公司長期發展之中重要的隱患與炸彈。但是現代企業之中，已經趟出了非常好的道路，比如華為為代表的利用集體持股解決了這個問題。而現代企業治理結構，管理層持股已成為普遍，這些或許也是多少受到類似於晉商這樣的身股制的啟示。)

【黑馬法律顧問】誰才是老大？看創業企業如何分配股權

http://new.iheima.com/detail/2013/1220/57276.html

本期主題：創業公司如何分配股權一直是困擾不少創業者的問題，本週的黑馬法律顧問給大家帶來專業的律師解答，幫助大家分股權。

參與律師：何德文 （資深創投律師 微信公共賬戶：車庫創業客）

以下為讀者的諮詢信

阿創來信：

我叫阿創，我的創業夥伴是阿發。

我手頭資金有限，只能出資15萬，阿發出資30萬。

我準備辭掉手頭工作全職投入創業，負責公司的銷售。我手頭有客戶資源，已經拿到約800萬的合同訂單。我會從公司領取8萬年薪。

阿發目前在一家國企上班，在創業前2年不想加入創業企業，不拿工資，但會提供技術支持。另外，阿發已經說服他的朋友阿投，同意為我們公司投資200萬元。阿發說，他還可以為公司拉到後續融資。

阿發自己手頭還經營著一家教育培訓公司。他不想把這塊業務裝進創業企業。

我們面臨的問題是，我們應該如何分配股權?

阿發想當大股東，佔股50%以上。

我的想法是，公司作價1000萬。投資人200萬佔20%，我和阿發各佔40%。

阿律對於我們初創企業的股權分配有什麼建議?

阿律的回覆：

先整理潛在水面下的思路，再討論浮在水面上的技術操作方案。

1. 思路整理：「誰是老大」

阿創的描述與思路都挺清晰的。我嘗試再做些整理。

阿創與阿發形式上是股權分配問題，本質上是「誰是老大」的問題。這是創業企業早晚都會遭遇的問題。

在《三國演義》裡，孫權是官二代，承繼父兄孫堅、孫策基業，成為一方老大;劉備自詡漢室宗親、又年長，對兄弟們還仗義，情商極高又胸懷大志，關張心服口服推他為老大;梟雄曹操，自己拉隊伍、佔山頭、在諸侯火並廝殺中逆勢成長為老大。之所以繞圈子說這些題外話，是想說明，要成為老大，總得有其他人相對普遍接受的理由。

回到阿創的問題。阿創對創業企業投入的資源有全職工作、客戶資源、市場銷售與出資。阿發對創業企業投入的資源有技術、出資與拉融資。創業企業所需的團隊、技術、銷售與資金，你們兩人看起來似乎都搞定了。你們兩人功力看起來都還不錯，也能互補。但是，但是……互相都很難敬服對方為老大。你們雙方在股權分配上卡殼，其實是在「誰是老大」問題上卡殼。阿創可以選擇「老大路線」，也可以選擇「追隨路線」，或「老二路線」。你們雙方可能還會在磨合中調適自己的位置。阿創選擇哪條路，可能得分析雙方的能量和資源，別人替你拍不了板。

2. 技術操作：股權分配

思路理清了，股權分配的技術解決方案也就破局了，其實就是阿創自己已經提到的「估值」。

首先，是外部投資人阿投的持股比例問題。這取決於投資人對創業項目的估值。企業估值理論五花八門，有看預期收益的，有看同行的，也有看資產的。初創企業的估值主要取決於創業項目預期的成長性。雖說很難有包治百病的計算方法，但風險投資階段比較常見的出讓股權區間是15-25%。比如，如果創業企業在投資人進來前整體估值為800萬元，投資人投資200萬元，則投資人持股比例為20%(計算方式：200/(200+800))。

然後，是阿創與阿發的持股比例問題。需要說明的是，你們雙方的實際貨幣出資額(15：30)僅僅是你們雙方投入創業企業的初始投資，也僅僅是創業企業發展所需各種資源拼圖中的一塊。因此，雙方出資只是確定你們雙方持股比例的參考因素，並不是唯一決定因素。換言之，你們雙方的貨幣出資比例是1：2，但你們的實際持股比例卻可以是2：1。專業人士們可以協助你們合法地實現這個目標。

法律層面的持股比例只是技術實現的結果，核心問題是如何估值你們雙方投入創業企業的資源，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老大問題」。你們雙方確定了「老大問題」，確定誰相對控股後，可以參考投入企業的資源確定雙方持股比例。比如，如果阿創、阿發與阿投最終協商確定的持股比例是5：3：2，可以考慮將公司的註冊資本設定為30萬元。阿創15萬元出資全部進入註冊資本，阿發的35萬投資款中的9萬元進入註冊資本，投資人200萬投資款中的6萬進入註冊資本，剩餘的出資全部進入公司資本公積金。如果公司今後有增加註冊資本的必要，各方再按照這個持股比例增加即可。

最後，稍微說明下的是，如果核心創業成員不全職參與創業，其他成員吭哧吭哧全職參與創業卻利益不匹配，將來會有糾紛隱患。

以上這些，只是基於阿創初步介紹的分析思考與交流討論，不是專業意見，僅僅供阿創參考。本人或本人所在機構不對此承擔任何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