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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企業家街道 Warren

http://www.mun4.com/article-39-1.html

香港，一個彈丸之地，一百多年間從小漁村變成今天國際大都會，實現了一個經濟神話。在這個重視資本主義的社會，自然少不了一群以雙手構建社會的企業家。他 們的名字，印落在一條條街道上，展現他們的成就，陪伴這個城市的成長。以下筆者將與各位讀者談談數條街道背後代表的人物，以及他們為這地方作出的貢獻。

街道: 修打蘭街
代表人物: 湯馬士‧修打蘭
創辦企業: 匯豐控股

談 起匯豐，大家可能會想起昃臣、史提芬、施迪，因為香港匯豐總行已有相關的紀念物品( 昃臣---皇后像廣場放置了其銅像，史提芬---總行門外開口的獅子銅像，施迪---總行門外閉口的獅子銅像)。不過，較少人會想起修打蘭與匯豐的關係。 其實，修打蘭是一名航運業人物，他是英國當年最大航運公司---半島及東方輪船公司( 或稱鐵行輪船公司，即P&O) 的職員，協助公司在港創辦黃埔船塢。後來一群印度商人欲在港設立銀行，但只計劃讓香港商人持有少量股權，這令修打蘭頗感不滿。他希望本地銀行由本地居民擁 有，所以決定自行籌組一間銀行。經歷多番努力，修打蘭終於得到各界支持，成立匯豐銀行。後來他重投航運界，最後成為P&O的總裁。他由對銀行業一 曉不通到成為世界著名銀行的創辦人，這份自學精神實在值得我們學習。

修打蘭的畫像

街道: 希慎道、利園山道、利東街、利南道
代表人物: 利希慎
創辦企業: 利希慎興業、希慎興業
後人創辦企業: 電視廣播

利 希慎及其父親靠鴉片買賣致富(當時鴉片買賣在本港屬合法生意)，因此後世對他的評語可謂好壞參半。不過，自政府立法禁止鴉片買賣後，利希慎家族便終止相關 業務，轉而發展手持的大量銅鑼灣土地。隨著利希慎和子女的努力，銅鑼灣漸漸發展成一個集消閒娛樂和商業辦公於一身的區域，而利園、利舞臺等的興建更大大提 高了銅鑼灣的知名度。到今天，銅鑼灣已是一個世界知名的地方，部分街道鋪位的呎租更超越中環，成為世界之冠。不管怎樣，銅鑼灣的興旺利氏家族絕對功不可 抹，但他們的成就還不止於此。利孝和與邵逸夫、祈德尊攜手創辦電視廣播，推動本地免費電視的發展。利國偉由低做起，終成為恆生銀行董事長和恆昌(即今天的 大昌行)董事，推動本地金融業、汽車業和食品業的發展。這些街道代表的不只是利希慎家族的名字，更重要的是他們的遠見。

街道: 遮打街、吉席街
代表人物: 保羅‧吉席‧遮打
創辦企業: 香港置地、香港電燈、天星小輪、香港九龍倉、香港賽馬會

遮 打爵士由印度來港，最終成為香港史上最成功的企業家之一，並獲冊封為爵士。在當時英國人高人一等的社會下，一名非英國裔人士能獲封為爵士實在是很難得的。 提到遮打，筆者想到的是他的眾多第一。遮打為香港進行了第一次填海，他又創辦了香港第一家股票交易所。他的公司興建了當時本港最高的建築物---聖佐治 行，又創辦了香港第一家電力公司。不過，遮打一生中最愛的公司應是香港置地。他創辦香港置地，並藉此大力發展中環。如果說，銅鑼灣是利希慎一手建立的，那 麼中環便是遮打創造的。筆者有時會想想，倘若當年他看中的是堅尼地城而非中環，那麼今天香港的核心商業區可能便有所不同。除了商業上的成就，遮打對下一代 的培育也作出很大貢獻。他捐錢興建了香港大學學生會大樓，又收下了兩名徒弟何東和裘搓。或許受到他人生態度和處事的感染，兩名徒弟後來也相當傑出。何東成 為四大家族之首、香港華人首富，而裘搓成為一代股壇教父，曾擁有均益倉。至於裘搓獎學金，相信很多學生都聽過。

街道: 壽臣山道西、壽山村道
代表人物: 周壽臣
創辦企業: 東亞銀行

周壽臣，一名在政治、商界同樣獨當 一面的人物。提起周壽臣，一想到的便是那張經典的留美學童的照片，照片中還有中國鐵路之父詹天佑等人。周壽臣的政治生涯雖然一波三折，但是最終仍成為袁世 凱的大將，可謂袁的左右手。年過半百，周壽臣原打算回港靜靜過下半世，但卻受到港英政府重視，先後被封為太平紳士和爵士，在港英政府中擔當重要職位。不 過，周壽臣對香港商界作出的貢獻更大。他與李冠春、李子方、馮平山和簡東浦攜手創辦東亞銀行，打破外資銀行壟斷本港金融業的局面，也向外國人證明了中國人 的能力，證明中國人一樣能建立與外資銀行質素、水平相等的銀行。常聽很多人教導，人要在艱苦的生活下堅持。暴雨過後，總會見到彩虹; 黑夜過後，總會見到陽光。周壽臣用他的人生，證實了這句話，也為自己、為香港，寫下輝煌的一頁。

清政府「留美幼童」(圖片來源：360doc.com)

街道: 嘉道理道
代表人物: 埃利‧嘉道理、依里‧嘉道里
創辦或擁有企業: 中華電力、香港上海大酒店、山頂纜車

嘉 道里，一個低調但對香港有重大影響力的家族。每當提到嘉道理，筆者便立刻想起他們為公義而創業的精神。嘉道理兄弟來到香港後投靠沙遜家族，在沙遜洋行任 職。一次依里‧嘉道理代表公司到中國公幹。到達後，當地正出現嚴重瘟疫。為了員工健康和公司著想，依里‧嘉道理在未經沙遜同意下使用了公司儲存在倉庫的消 毒藥水。此一決定換來被沙遜革職的下場，依里‧嘉道理相當不滿，決定以法律方法討回公道，可是正義在那次事件得不到伸張，依里敗訴。這次經歷促使了他創業 的念頭。後來他與兄長埃利‧嘉道里創業成功，難得的是家族都熱心公益。嘉道理家族在香港、上海等地興建多所學校，希望小朋友(尤其是少數族裔人士)能受教 育。他們又興建嘉道理農場，而賀理氏‧嘉道理更推動新界新移民和農民養豬計劃，相信很多老一輩的新界居民都聽過嘉道理農業輔助會。嘉道理家族艱苦努力的創 業，加上「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行為，照亮了香港。

不知是否有讀者覺得筆者經常談企業家? 不管怎樣，筆者覺得企業家能以雙手建立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他們必定有過人的膽色、遠見和毅力，這實在很值得大家學習。或許有人會說他們是「奸商」，不 值得學習。對此，筆者覺得世上沒有人是完美的。即使是歷史偉人如林肯、邱吉爾，他們都定必有缺點，只是大家多著眼於他們的優點。只有認清別人的缺點，學習 別人的優點，這樣才令自己得益。最後，筆者相信大家只要堅持和努力，一定可以創造出屬於自己的人生。

法人雜誌發佈2011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

http://www.chuangyejia.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7&id=5871

　　》》2010企業家犯罪報告:36名國企老總均受賄千萬

　　法制網北京1月15日訊 記者陳晶晶 2012年1月15日上午，由法制日報社指導、法人雜誌主辦、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冠名協辦的「2011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發佈會暨首屆京都刑事法律風險 防控論壇」在京舉行。以刑訴界泰斗陳光中教授為代表的法學家、刑事辯護領域首屈一指的京都律師事務所、國內唯一一家定位企業家法務參考的《法人》雜誌和發 佈首個民間企業家犯罪報告的研究企業家犯罪問題的王榮利律師在此聚首，共同見證了2011年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的發布。

　　法制日報社社長賈京平在致辭中指出，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一大批企業家們在改革開放33年來逐步成為市場經濟的領軍者和弄潮兒，他們創造財富，打造品 牌，為國家和社會創造就業機會，為老百姓提供優質產品和服務，贏得了社會的尊敬和關注。但是，我們也同樣看到，這些年來，一些企業家為攫取巨額利益鋌而走 險，採取非法手段，從而鋃鐺入獄。我們希望通過發佈這份年度企業家犯罪報告，引發企業家群體和關注中國經濟發展的有識之士們對市場經濟制度縱深層面進行深 入思考，並引發法學研究者對企業家犯罪這一日趨嚴峻問題的深入思考。

　　2009年我國可統計的落馬企業家有95位，2010年這個數字上升到155位，2011年這一數字突破了200，近年來中國企業家犯罪出現了穩步上 升的趨勢，但是公眾對企業家的關注點甚至是企業家對自身的關注點仍然在形形色色的富豪排行榜上，更具警示意義和研究價值的企業家犯罪問題卻罕有問津，學界 對此的實證研究也處於空白。

　　2010年年初，一直緊密關注中國企業家命運的《法人》雜誌刊出「2010年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這是媒體界第一次做出企業家「另類」排行榜，報告 甫一發布，立即引起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被業內稱為「國內首個年度企業家犯罪報告」。「我們希望從今年開始，將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發佈會和企業家刑事法律 風險防控論壇辦成法律界和企業界共同關注的年度盛會。推動中國企業家群體在創富的同時，守法經營，堅守良知。推動中國市場經濟的制度建設，構建健康有序的 市場環境。」《法人》雜誌總編輯肖黎明說。

　　論壇主發佈環節上，《法人》雜誌特約研究員王榮利、京都律師事務所朱勇輝律師分別就主報告和增補部分做了主題發言;在專家研討環節，中國政法大學終身 教授、中國法學會訴訟法研究會會長陳光中，京都律師事務所主任田文昌、北京師範大學刑事法律科學院常務副院長盧建平、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副 主任馮軍、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李曙光、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副院長趙旭東等專家就企業家犯罪相關議題做了主題發言。研討會由《法人》雜誌副 總編輯廖衛華、《民主與法制》社總編輯劉桂明主持。

　　2011年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新鮮出爐

　　在主報告發佈會上，法人雜誌特約研究員王榮利表示，2011年他關注的企業家案件共220例，除18例案例屬於被舉報、失蹤、自焚或者遭遇犯罪分子遇 害等以外，其餘202例均為企業家犯罪案件。這其中除了3例被通緝在逃之外，其餘199例案例分別處於紀委「雙規」、公安機關拘留、逮捕、檢察機關起訴或 者法院一審、二審中，部分案例已經結案，犯罪分子已交付監獄執行，或者已執行死刑。

　　2011年企業家涉案的199例案件中，國企企業管理人員(包括有國有股份的股份制企業等在內，以下稱「國企企業家」)犯罪或者涉嫌犯罪的88例，民 營企業家(包括民營企業管理人員在內)犯罪的或者涉嫌犯罪的111例。2011年涉案國企企業家平均年齡52.59歲，民營企業家平均年齡45.67歲。

　　「素材來源於201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媒體公開報導。」王榮利告訴記者，他十年前就開始蒐集企業家涉案案例，2010年起開始在《法人》雜 誌開設企業家犯罪報告專欄，並於2010年在《法人》雜誌上發佈了被外界稱為「首個民間企業家犯罪報告」的「2010年度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

　　王榮利在報告中指出，2011年企業家犯罪現象有七大特點：一是團夥犯罪極為突出;二是「涉黑」案件所佔比例有所下降，各類詐騙案件所佔比例大幅上 升;三是非常知名的企業家落馬比較少;四是國企企業家腐敗金額大幅度增加，判決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數量在增加，而判決死刑立即執行的卻沒有;五是已經判決 的案件絕大多數是過去兩三年內發案的大要案，2011年發案的很少作出判決;六是在公安部開展「清網行動」中落馬的企業家，竟然有的是在逃犯;七是打擊犯 罪的國際化協作加強。

　　王榮利向記者表示，儘管一年來他每天都在收集案件，但是當2011年企業家犯罪報告統計結果出來的時候，一些數據還是讓他非常吃驚。比如國企企業家的貪腐金額和共同犯罪問題。

　　2011年國企企業家貪腐金額平均每人是3380萬元，其中光明集團創始人、前董事長馮永明一個人就貪了7.9億元，如果去掉這一特殊案例，平均每人 貪污金額也達到2077萬元，而2010年國這個數字是957萬元。在共同犯罪問題上，根據統計結果，至少有79例共同犯罪，佔到統計案例的近乎40%， 涉及人數1266位。「這非常令我震驚。」王榮利說，這意味著至少直接涉及上千個家庭。這還不算受害人家庭在內，有的一案受害人就達成百上千個家庭，比如 一些非法集資案等。

　　「由此可以看出，企業家犯罪絕不是小事，對於企業家犯罪問題必須予以高度重視。將企業家犯罪現象的特點展示出來，一是提醒企業家予以警示，二是供法學家予以研究，最好提出防範對策來。」王榮利表示。

　　來自律所的首個企業家犯罪報告

　　與2010年企業家犯罪報告單純基於媒體公開案件的數據統計分析不同，2011年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增加了來自實務部門——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以下簡稱「京都律所」)的一手數據和分析。

　　作為法律服務的專業團隊，京都律所一直關注企業家犯罪現象。在京都所承接的刑事案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企業家涉嫌犯罪的案件，其中有許多案件受到社會 各界的廣泛關注，比如至今尚未結案的本色集團吳英集資詐騙案，去年國美電器黃光裕內幕交易案、以及前年的愛建集團顏立燕合同詐騙案，更早的三九集團趙新先 濫用職權案，等等，可以說不勝枚舉。為此，京都律所專門設立了「企業法律風險防控部」，把企業家的刑事風險防範作為研究的重點。

　　「京都八傑」之一朱勇輝律師代表京都律所在研討會上發佈了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增補部分。在參加本次發佈會前，朱勇輝特地對京都律所2000年以來十二 年間承接的經濟犯罪案件的數據進行了統計分析，雖然這些數據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不一定有多大說服力，但從一個側面也反映了企業家犯罪的一些現象。

　　朱勇輝在報告中表示，經過統計我們發現，2000年以來，京都律所承辦的企業家涉嫌犯罪案件，集中在以下六大方面：職務類犯罪，佔38%(未統計國企 貪污、挪用公款罪比例)，集中在職務侵佔罪、挪用資金罪等四個罪名;資金類犯罪，佔30%，集中在合同詐騙、貸款詐騙罪等八個罪名;經營類犯罪，佔 22%，集中在非法經營罪、走私類犯罪等七個罪名;涉稅類犯罪，佔5.2%，集中在逃稅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等五個罪名;註冊資金類犯罪，佔 2.4%，集中在虛報註冊資本罪、抽挑出資罪等三個罪名;知識產權類犯罪，佔1%，集中在銷售假冒註冊商標商品罪、侵犯商業秘密罪兩個罪名。

　　朱勇輝指出，分析上面的數據會發現，前三類犯罪(職務、資金、經營)總和佔了總數的90%。企業家容易出現刑事風險的這三類犯罪，反映出三個問題：

　　一是利用職務貪利型犯罪突出，反映出無論國企也好，民企也好，如何搞好廉政建設，加強監管機制，都是一個顯著的問題，也是一個老話題。

　　二是在融資環節頻頻犯罪，反映出企業對資金的需求旺盛，而供應與需求的失衡，導致出現了不惜以犯罪手段進行融資的現象。那麼，如何建立健全一個完善的金融供應體系，讓不同類型的企業都有順暢的融資渠道，如何讓民間資本健康發展，是值得我們思考的緊迫問題。

　　三是經營方式不斷踩「雷」，這其中除了一些急功近利鋌而走險的企業外，有相當一部分企業實際敗在了「創新」上，這些「創新」的經營方式往往伴隨著極高 的經濟風險，就像一場賭博，成則贏得光環無數，被視為改革家、弄潮兒，敗則帶來刑事風險，成為階下囚。這反映出市場經濟的發展已到了一個更新、更高的層 面，如何進一步規範市場，如何更加完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需要我們加強相關的研究，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

　　制度缺失致大部分企業家無謂「犧牲」

　　京都律所主任田文昌同時是全國律師協會刑事業務委員會主任，很多社會影響大的企業家犯罪案件都由他代理。在本次研討會上，田文昌做了「企業家犯罪分析」的主題演講。

　　在演講中田文昌指出了企業家犯罪的四種情況：第一類，企業家確實有罪;第二類，無意識不知不覺中的犯罪;第三類，因法律界限不清導致的犯罪;第四類是 被誣陷。這四種犯罪各有不同的背景和原因，田文昌對此做了詳細的分析，並對企業家提出警示：確實有罪的話，應當約束自己、保護自己，防止不陷入犯罪;無意 識的犯罪，需要更全面及時的法律服務，主動避免自己承擔法律責任;法律不清晰導致的犯罪，更要高度重視法律專業服務，經營中左右為難的行為需要法律專業人 士予以把關;誣陷類犯罪非因自己原因而獲刑，而是被競爭對手利用法律手段、司法機關打成犯罪，這是市場環境、法治環境雙重不健全的結果。

　　除第一類犯罪外，後三類犯罪都不是有意識主動犯罪，法律不清晰、制度不完善這些因素使得企業家的落馬非常悲情。與國企企業家相比，民營企業家的悲情成 分更大，國企企業家的主要犯罪類型是貪腐，而民營企業家多在融資問題上犯罪，前者是錢多，後者是沒錢。除在獲取資金、資源上不如國企企業家外，在司法審判 上亦是存在對國企企業家量刑輕、對民營企業家量刑重的傾向。

　　田文昌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雖然沒有具體案例說明國企企業家、民營企業家在司法上受到不公平對待，但是觀念上一直是將國企企業家、民營企業家分開對待，而他們本應是公平的市場主體。

　　多年來，王榮利一直將國企企業家和民企企業家分開研究，每次報告中出爐的十大落馬企業家總是分成國企企業家和民企企業家兩個榜單，之所以這麼做，「這 是我國的所有制不同、國企和民企管理人員身份不同所決定的。在國企工作的，都是國家工作人員，國家對這部分人有特殊的規定待遇、制度等等，他們的職責是明 確的，工資是固定的;而民營企業家則不同，來源五花八門，素質參差不齊，待遇更是隨機而行，量力而行等等。

　　「由於國企與民企的這些不同，他們的行為方式乃至犯罪方式等都不同，就必須把他們分開研究，無法統一在一起。我們看到，國企管理人員和官員的身份可以互換，而與民營企業家身份是不可能互換的。這就是界限。而這個界限在短時間內是不可能踰越的。」王榮利向記者解釋。

　　「當前的法制環境對企業家來說風險很大」，田文昌建議應對立法做更加細緻明確的規定，營造對國企企業家、民營企業家一視同仁的更加寬容的司法環境。而對於企業家們來說，他們要重視法律，不能要錢不要命。

這是企業家迷茫的時代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1-20/100350455.html

此時此刻，中國的企業和企業家階層正好處在一個景氣下行的時代，一個迷茫的時代。中小企 業成片倒閉，有些名頭的私人企業紛紛靠攏政府，試圖獲得體制內資源，而國有企業財大氣粗，他們花著超發的貨幣，像吃了激素一樣，奇怪地生長。可是市場自有 市場的邏輯，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一直都是靠著以製造業為主的私人企業和中小企業支撐起來的，國有企業則主要集中在服務領域，他們做的是坐地分贓的買賣。

　　這可能是眼下最醒目的市場風景。政府和官僚們越俎代庖，把本該企業家做的事情都攬過去了。更嚴重的問題在於，由於政府在微觀經濟的運轉之中強加了貨幣因素，導致政府的貨幣、信貸和各種不受預算控制、不受市場監督的政府投資和國有企業投資，把真正的微觀經濟逼到了牆角。

　　我最近閱讀的著作中，《奧地利學派：市場秩序與企業家創造性》（赫蘇斯·韋爾塔·德索托著，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11月），集中提到了企 業家才能的創造性本質。企業家才能的發揮，產生了三個極為重要的效果：其一，企業家能創造出市場以前不曾有的信息；其二，這個信息通過市場傳播開來；其 三，企業家行為有關的市場主體，調整自己的行為，滿足他人的需要。

　　需要提出一個事實。真正的企業家天生就是善於妥協的人。為了利潤，企業家首先要和市場妥協，一個和市場過不去的企業家，不是創新，而是愚蠢；其 次要和制度妥協，一個和政府管理方式過不去的企業家，不是使命，而是僭越。在政府和企業家分工的命題上，經濟學家不應該把棍子打在企業家身上，該關進籠子 裡的，從來只有政府和官僚。

　　但是現在，政府似乎成了救世主，企業家反而悲傷，反而作鳥獸散。這個國家顯然才開始顯得有點財富，但是創造財富的企業家似乎不重要了，如何瓜分 財富竟然成了主流的經濟方式；這個時代剛對市場經濟有一點懵懂的認識，但在市場上進行資源配置的企業家似乎不重要了，拉關係走後門，靠著潛規則贏取財富， 似乎比市場的邏輯更符合邏輯。

　　要命的是，似乎民眾對這樣的經濟態勢熱烈歡呼。民粹主義和均貧富主義以一種道德的姿態出場，他們首先找到的敵人，竟然是市場和企業家，以及為市場和企業家說話的知識分子。人們似乎永遠不會懂得一個道理：如果企業家沒落了，如果市場停滯了，那麼民眾的末日就要來臨。

　　官員們也並不在乎這些價值。前幾天與友人聊天，談到現在的國有企業在發改委、國資委等要害部門的推動下，似乎越來越不考慮企業的投入產出比，而怎樣把海量的資金花出去；上峰考核的指標之一，竟然也是完成了多少投資，而不是實現了多少利潤。

　　這聽上去有些黑色幽默，但的確是事實。國家財政財大氣粗，國有企業豈有不鋪張的道理？不過，這種情況如果放在歷史裡看，情況可能不那麼美妙，因為有些歷史已經顯現出它的結果，雖然今天很多人依然不願意正視歷史。

　　純粹從國家財政能力的角度看，失敗的洋務運動是一場典型的國有企業運動，其結果是讓晚清政府再也無力為繼。有意思的是，晚清政府的垮塌，卻導致 被遮蔽的市場開始勃興，由於北洋政府和民國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力度弱小，真正的自由經濟力量得以萌生。這正是被史學家反覆稱道的「黃金時代」的來由。 1911年到1937年，這大約25年的時間，中國本土資本主義發展豪邁，在各個領域同步發展，並誕生了一批在今天看來氣象宏大的中國企業家。法國經濟史 學家白吉爾的著作《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就詳細呈現了該時期的經濟景象。

　　按照這樣的脈絡，中國的資本主義應該迎來一次難得的發展機遇，但事實並非如此。1927年值得後人分析。這一年國民黨南京政權基本穩固，官僚經 濟開始上演。侯家駒先生在他的《中國經濟史》（新星出版社，2009年7月）中，反覆陳述中國經濟綿延幾千年的管制特徵。白吉爾也持守這樣的分析框架，把 1911年至1927年稱為發展起來的中國民間自主企業時代，把1930年至1940年稱為「統制經濟」時代。這個統制經濟的操作系統，正是當時被人們熱 捧的「國家資源委員會」。從比利時留學歸來的讀書人翁文灝，有意識地從德國和蘇聯學來國家機器以行政力量來主導國民經濟的制度，他們堅信這種模式可實現最 快速的發展。到20世紀30年代中後期，國家資本主義成為民國經濟的主流形態，在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地帶，很快抑制了民間資本的自主發展，抑制了民間創新 的企業家精神。

　　如果把洋務運動稱為中國近代企業史第一次「國進民退」，那民國時代的國家資源委員會主導的經濟發展，就是第二次「國進民退」。面對這樣的歷史圖 景，我們有必要再次強調政府與企業分工的重要性。政府主導公共領域，企業家主導市場的推進，這是最核心的經濟學理念。原因在於，只有利益導向的企業和企業 家，才能將更多的人捲入市場迂迴的分工體系裡，而政府因為行政權力的色彩，不可能維護市場的自發秩序，只能形成一些小眾的資本主義，或者是市場層面的「私 人俱樂部」。

　　「私人俱樂部」的名稱，來自經濟學家德·索托那本著名的《資本的秘密》（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這類似於中國經濟學家吳敬璉反覆陳 述的「權貴資本主義」。有意思的是，幾乎所有抵制完全自由競爭市場經濟制度的國家，都沿著這種糟糕的體制摸索。當這種現象出現在所有發展中國家，就不再是 純粹的經濟學理論問題。台灣的經濟思想史家賴建誠先生的《經濟史的趣味》（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10月），也在反覆陳述這樣的經濟現象。讀完這樣的 著作，就會生出這樣的感嘆，人啊，你可以借助無知的名義來抵擋經濟學的理論，但你不可能讓自己徹底走出歷史，因為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

　　的確，中國最近200年的經濟史敘事，讓人唏噓。市場經濟獲得相對發展的時期，恰恰是中國的中央政府相對薄弱乃至破碎的兩個時期。一旦政府權力 回覆重建，可以逐漸發揮強有力的社會管制功能，它就必然越過公共管理的邊界，收縮市場經濟發展的空間，擴展國有企業的行業壟斷力量，做大官僚資本主義或者 是權貴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的地盤。當這樣的邏輯發展到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這個中國現代史上最強有力的政權，終於讓民間資本主義的力量徹底絕跡 了。

　　好在我們還有1978年。

　　周其仁教授的著作《中國做對了什麼》（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8月），對鄧小平時代的經濟軌跡有一個聰明的分析，他認為鄧找到了中國特色的 產權界定方法，把企業家重新請回到經濟生活中，以及重新認識那隻看不見的手。事實上這就是一部政府與市場的分工歷史。從1978年開始，政府管制能力開始 大面積退出，讓農民和企業家自主經營，這本質上就是對古典經濟學分工理論的確認。至於鄧之後發生的一些重大經濟事件，包括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國有企 業的抓大放小，都可以沿著分工的命題予以分析和闡釋。

　　從經驗的層面看，應該說中國人在過去30年的發展中，基本上找到了市場經濟的方法，只是在節奏上採取了一種更加保守的漸進式思維模式。但問題在 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驟起，中國政府開始採取一種更加兇猛的政府主導經濟的政策。所謂主導，事實上就是控制，就是做大國有企業，消減私人企業的市場 容量。今天的中國，任何觀察者都能看到，在諸多關鍵的產業上，政府之手都是牢牢在握。不要說銀行金融系統，土地資源系統、能源系統、鐵路運輸系統、公路運 輸系統、教育產業系統等這些本就不打算放開的核心資源，就連看上去已經有限市場化的新經濟信息產業、文化傳媒業，甚至包括房地產業，都被政府之手超級壟 斷。大量的超發貨幣流入這些國有企業，再次推高了國有企業的壟斷能力。這已然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一種經濟的慣性：正是有這些戰略制高點的政府控制，中央 一級的大型國有企業才可能越做越大，以至於在很短的時間之內，中國的幾大金融類國有企業，竟然登上了全球五百強企業的頭幾名。

　　此情此景，具有權威性的「傳統基金會-華爾街日報經濟自由度」國際比較指標提供了一組有意思的數據：2011年度中國內地經濟自由度是51%， 在全球183個經濟體中位列第140名，綜合自由度大致與俄羅斯50.3%、越南49.8%、老撾51.1%、孟加拉51.1%、阿根廷51.2%相當， 顯著低於中國台灣70.4%、韓國69.9%、日本72.2%、中國香港89.7%。這正是中國企業現代歷史上第三次醒目的國進民退浪潮。歷史會再次重演 嗎？如果我們依然無視晚清政府1883年金融危機之後官商結合的發展悲劇，如果我們依然無視民國時代「國家資源委員會」的政策悲劇，如果不沿著1978年 之後確立的改革開放政策繼續深化，那麼我們將真正進入一個市場經濟與企業家建設雙重矇昧的時代。

　　當然，這是個令人絕望的假設，因為這其中隱含著對歷史的無知，對未來的狂妄。丁學良先生在《中國模式辯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9 月）中坦陳，中國的企業發展模式，不應是威權體制和社會管制背景下的國有企業擴張與私人企業退縮，不應是政府對市場實現一種越來越嚴厲的限制，而應該是相 反，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私人企業的普遍發展。最近，人們聽到了胡錦濤總書記的演說，他說今後政府要減少對微觀經濟的管制和干預。這當然是一個具有積極意義的 市場利好消息，由此，我們對中國市場經濟的信心，也有理由增添一些。

　　作者為財經作家、獨立書評人

中國企業家擇偶與婚姻的時代印記 東方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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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東方愚

這些年我採訪過數十位形形色色的企業家。很多次，聊到痛快處時，我都會問對方幾句有關「後院」之事——如何和太太相處，事業與家庭平衡之道，諸如此 類。我問這些一是為了調節氣氛，二是我信奉「屁股決定腦袋，後院制約前台」。有一次，我去採訪美邦服飾董事長周成建。聊他在溫州創業的經歷，聊企業搬到上 海灘後一些光怪陸離的事；終於，嚮往常一樣，我看到其中一會兒他有些倦意，身體開始往椅背躺靠，我問道，周老闆，你現在的太太是第三任吧，你和前兩任太太 離婚，分別是什麼原因呢？

「啊？」周成建一下子坐直了，吃驚地看著我，「老弟…這個也要採訪啊？！」我完全預料也能夠理解他的反應，那個時候，當年的「鋼鐵首富」杜雙華和妻 子宋雅紅離奇的「離婚風波」鬧得沸沸揚揚，土豆網CEO王微和妻子楊蕾分道揚鑣後又對簿公堂，創投界名人王功權和知音王琴私奔更是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熱議的 話題，我卻問起周成建的三次婚姻，他自然會警惕起來。

我告訴他我是財經記者，不是娛樂記者；我還告訴他，我只是想從歷任太太在其創業和登上「服裝首富」寶座過程中分別扮演的角色，來看一家企業及掌門人管理風格和性格的嬗變。他還是有些將信將疑，但我覺察到他有表達欲，並在醞釀中，於是我準備洗耳恭聽。

「中國改革開放至今30多年…」這下輪到我吃驚了。如此恢宏的開場白來回答和前兩任太太分手的原因，我一開始以為聽錯了， 「…企業家們的生長和崛起分為三個不同的階段，」周成建接著說，「第一個階段是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鄉鎮企業中思維敏捷、勤奮能幹的骨幹成為 第一代企業家的種子；第二階段民營經濟野蠻生長的1990年代，第三個階段是2000年之後，企業家群體真正走到歷史舞台中央並擔當起重要角色。這三代人 或三個階段，中國商人們的婚姻特徵各有千秋。」

我聽到一半的時候明白了周成建為何選擇這樣一種方式來解讀婚姻。2002年他將企業從溫州搬到上海時，就下決定慢慢褪去身上的草莽氣。這雖不是一蹴 而就的事，但他在大小場合都會以一種非同往常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有時候聽起來會有些刻意，但這正是他以及許多類似商人的可愛之處。就像這一次，他的 「中國企業家婚姻三段論」，確實很有見的，引人思考。

如他所言的第一代企業家，代表人物有沙鋼集團董事長沈文榮、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聯想集團前董事長柳傳志以及福耀集團董事長曹德旺等。這是一幫 「40後」，除了柳傳志卸任又復出直到後來真正退休外，其餘幾位現在仍活躍在商業舞台上。他們大都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結婚，且大都奉媒妁之言。

陳紅花嫁人的唯一要求是「對方必須是共產黨員」，沈文榮符合條件，一切都是那麼地水到渠成。宗慶後與妻子施幼珍、柳傳志和妻子龔國興、曹德旺和妻子 陳鳳英的結合，一樣帶有契合那個年代的鮮明的印記。在一個政治語境令人有些窒息的時代裡，人們的婚姻有時「快捷」到今天我們看來不可思議的程度。但這樣的 婚姻卻相對穩固。2009年11月，柳傳志夫婦回到海南白藤農場，這是他們當年下放和結合的地方，兩人憶起當年，百感交集。柳傳志後來說當年的繁重勞動是 「痛苦不堪的事情」，言語中甚至偶爾會來一句國罵，來調侃一個特殊年代裡一代人的天真和懵懂。這樣的一個場景令人感慨。

有人會說，這一代人只有婚姻沒有愛情。這確實是個值得討論的命題。發生在曹德旺身上的一樁事能夠拋磚引玉。曹德旺結婚時妻子陳巧鳳家底還算殷實，他 卻是個窮小子，他在進入玻璃行業之前做過其它行當的小買賣，都是岳父岳母提供的本錢。後來曹德旺進入當地的玻璃廠（福耀集團前身），幾年後，大約是 1980年代中期成為一名「幹部」時，認識了一位小他十歲的甚為聰穎的姑娘，兩個人相見恨晚，很快有了感情，於是要不要與妻子離婚，成為擺在曹德旺面前的 一個難題。

他最後的選擇是回到妻子身邊——儘管這中間有些基於「不能忘恩負義」之道義的成份（這也是那代人的宿命）。值得一提的是他當時的一項「壯舉」——做問卷調查，調查了數十位當地包括工人、醫生、公務員和農民，核心問題是：你的婚姻幸福嗎？

問卷調查的結果令曹德旺既悵然又釋然。悵然的是，收集來的超過半數的婚姻樣本，都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換句話說，沒有人的婚姻是百分百幸福的，男女雙方要做的就是磨合、溝通甚至委曲求全；令他釋然的則是，誰又能保證第二段婚姻就一定沒有瑕疵呢？

2009年3月初，我到曹德旺家中採訪他，當我看到陳鳳英從樓上走下來的時候，我彷彿看到了當年令曹德旺糾結的那個她。我「冒昧」地問起曹德旺當年妻子知道他有外遇時的表現，「她很平靜，」曹德旺說，「是走是留讓我自己決定。」

和上述「40後」企業家們相比，萬科董事長王石、新希望董事長劉永好、創維集團創始人黃宏生、TCL集團董事長李東生、玖龍紙業董事長張茵、前華遠 集團董事長任志強等「50後」們大都是在上世紀80年代結婚，他們的婚姻有沿襲媒妁之言的，但更多人開始打破藩籬，尋找婚姻自由。從另一層面而言，他們的 學識與個人經歷，也為他們的行動奠定了基礎。譬如黃宏生妻子林衛平是他在華南理工大學的同班同學（李東生也是他們的同學），劉永好是在四川機械工業學校當 老師時，和校醫李巍結婚的。

「50後」們在婚姻出現裂痕時，會比曹德旺們更有勇氣去突破一些宿命的東西——儘管其新選擇仍有屬於他們那個年代的侷限性。任志強的第二任妻子是位 天主教徒，他說這樣的伴侶讓他的婚姻更穩固，也讓他更心安。張茵20歲出頭就結婚並生有一子，但她和丈夫間的摩擦不斷，加上其生性要強，兩人的矛盾愈加明 顯，婚姻隨即宣告結束。在香港創業過程中張茵遇到她的第二任即現在的丈夫劉名中，巴西籍台灣人，是一位牙醫。兩人日久生情，後來走到一起並生有一子。劉名 中雖然和張茵的性格也大不相同，前者內向沉穩，後者富有激情，但兩人彼此寬容，找到了一個平衡點；2006年張茵成為胡潤百富榜上的「中國女首富」，作為 玖久紙業副董事長的劉名中功不可沒。我採訪張茵時，她對2008年自己及企業遭遇系列危機時丈夫的幫助和撫慰之感激之情溢於言表。

李東生和第二任即現在的太太魏雪之結合是2006年了。當年TCL業績大俯衝，李氏新婚似乎是為沖喜而來。李東生套現TCL股票金額逾億元，只為補 償前妻洪燕芬。婚後李魏二人的恩愛許多人都曾目睹。2009年一次我與他們一起午餐，彼時李東生剛陪國家領導人出訪回來，魏東當著眾人的面給李東生加菜， 並再次叮囑他出差在外再忙也要堅持在酒店裡游泳放鬆。我真切地能感受到李東生，這位事業大起大落的商業領袖，在找到自己稱心如意另一半時的那種欣慰和滿足 感。

和「50後」們相比， 「60後」企業家們大都在1990年代結婚，他們擇偶的明顯特徵之一是，尋找事業上的伴侶。杜鵑和黃光裕結婚了，一個是銀行的放貸員，一個是創業男，業務 合作使他們最終走到了一起，並共同締造出一個「國美帝國」；張瑛和杭州師範學院的馬老師——馬云結婚了，她後來亦成為阿里巴巴最初創業團隊「十八羅漢」的 成員，談劍和復旦大學的師兄郭廣昌結婚了，人如其名，她同樣成為了復星初創「四劍客」成員，海歸的俞渝和李國慶結婚了，他們一起創辦了噹噹網並做起「聯合 總裁」；海歸的張欣和潘石屹結婚了，儘管小潘已經離過兩次婚，「萬通六君子」的創業宣言使她「顧不了那麼多了」，兩個後來創業了SOHO中國……
事業夥伴型的婚姻是一個「利益共同體」，在共同的創業願景和改變人生的決心之驅動下，雪球容易越滾越大。杜鵑的機智和善於待人接物，彌補了黃光裕溫吞與生性多疑的性格缺陷，黃光裕鋃鐺入獄後，杜鵑在之後國美控股權之戰的每一人會合中，都發揮了巨大作用，此屬黃氏之幸。

「60後」們通常希望事業和婚姻雙豐收，在做出權衡時也更果敢、犀利。馬云在事業如日中天時令讓妻子張瑛退居幕後；郭廣昌與談劍離異後，與另一位師 妹、上海電視台主持人王津元結合。不過談並沒有離開復星，她現在的身份是復星集團監事長、星之健身俱樂部董事長。離異後仍默契有加，這是中國商業史上少有 的婚變樣本。

不是所有的同齡人都能像馬云和郭廣昌一樣「灑脫」。「利益共同體」的夫妻間一旦產生裂痕，但又必須繼續「共同」著，尷尬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李國 慶和俞渝、潘石屹和張欣，均屬這種類型。為了噹噹網上市，罅隙多多的李國慶和俞渝只能假裝如當年志同道合一般；SOHO中國內部都在談論企業「姓潘」還是 「姓張」（當然，英國回來的張欣隨夫姓，法律文件上名為潘張欣）以及站隊事宜了，潘石屹和張欣對外只能假裝若無其事，潘石屹按捺不住，發出「新秩序的建立 需要磋商文化」的感慨，瞭解他們夫妻者知道話中有話。

作為商業舞台上主角的「60後」們正在老去，現在「70後」正在成為主力，「80後」企業家們也在冉冉升起。這兩個群體大都在2000年之後結婚。其擇偶特徵是：要志同道合，但更要精神上的寄託。分眾傳媒CEO江南春和妻子陳玉佳（鳳凰衛視主持人）便是此種類型。

當然。江陳二人走在一起時，也恰逢分眾傳媒業績一洩千里，江南春之前狂妄、不可一世的性格和企業瘋狂併購的舉措導致了這一切。不過新婚之後，先前那 個江南春不見了，「新的」江南春沉穩、老道、幽默、享受生活，他開始反思分眾的商業模式和自己的性格缺陷，「我終於找到了原點。」他也曾想把分眾賣給新 浪，自己徹底「歇一歇」，結果未能如願，只好從新趕路。

50後的李東生和郭台銘，在尋找新的伴侶時，何嘗不是持上述標準呢。李東生和魏雪現在他們二人經常在微博上「明送秋波」，「夫人的幸福才是先生最大的成就感。」李東生說。而郭台銘和身為舞蹈老師的嬌妻曾馨瑩，一樣各得其所，恩愛有加。

「80後」企業家們的婚姻似乎現在討論為時尚早。一來現今仍單身者眾多，二來能夠真正稱得上企業家的「80後」還是一個小群體。那些個富二代們，雖 然羽翼正豐滿起來，但在他們父輩們真正退居幕後之前，他們能否自成體系並具有駕馭一艘大船的能力，尚是個未知數。值得一提的是海鑫鋼鐵董事長李兆會，十年 前他父親李海倉被人槍殺，在澳洲留學的他回國，被迫挑起這家山西最大民營企業的重擔，雖有爺爺指點迷津和叔輩幫助，但海鑫能夠幾年內業績翻番，李兆會的成 熟速度之快超出外界想像。三年前我曾在山西和李家人喝過一次酒，李兆會的六叔、海鑫鋼鐵總經理李文傑對李兆會的能力讚不絕口，特別提及儘管全球金融危機， 李兆會仍然在證券市場斬獲頗豐。李兆會的太太是演員車曉，即電影《非誠勿擾》裡扮演「一年一次」的那個性冷淡女。

言歸正傳。周成建用大時代下企業家擇偶和婚姻的變遷，回答了我提出的問題後，語重心長地對我說，「我的三次婚姻分別對應了三個階段的特徵（媒妁之 言、事業夥伴和精神寄託），時代變化太快了，我沒那麼大的胸懷（從一而終）。」他說這句話的那一刻，我覺得他夠坦誠， 不過，他還是擔心我對他結過三次婚產生某種聯想，於是隨即向我補充道：「我現在的太太在生意上給我很大的啟發，同時她也很懂得生活，我覺得現在自己很幸 福。」

韓鶴：投資企業也是投資企業家

如何選人

眾所周知，任何一項投資都是有風險的，對於一項投資決策，投資人都需要有敏銳的判斷與大膽的決策，並且還需要有絕對的信心將錢交給對的人。我們也相信任何一家投資公司都不會選擇那些能力低下的創始人的企業來進行投資。

在韓鶴看來，常言道：事在人為。投資企業其實也是在投資企業家和管理團隊，否則再好的業務模式和商業規劃也只是空中樓閣。英聯尋求的是擁有相同企業 發展理念的企業家，形成彼此信任的夥伴關係。當然，一樣重要的是企業家有能力或者潛力帶領企業實現下一個階段的發展宏圖。所謂的共同發展理念，是指不論企 業在什麼發展階段，企業家和管理團隊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都致力於在不斷變化的外部環境中，鞏固和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即在核心業務領域的品牌影響力、 市場份額、產品競爭力、團隊實力，企業的中長期規劃和人才力資源調配都圍繞著這一核心目標進行。同時企業也能充分利用成熟的業務基礎，積極探索相關聯的新 業務發展機遇，為企業的長遠發展做好準備，提高企業綜合實力和抗風險能力。擁有相同的理念和目標，未來的基金和企業家的合作將會更加順暢和有默契。

很多優秀的企業家都具有某些方面的突出能力或者特點，使得他/她取得今天的成績，比如敏銳的商業直覺、高瞻遠矚未雨綢繆、對團隊強有力的凝聚力、行 業經驗資源極度豐富。。。企業家憑藉這些能力將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發展壯大。然而，企業從無到有，銷售從幾千萬到上億，從幾億到上十億，從十億到百 億，每上一個台階，就面臨一次脫胎換骨的蛻變，需要全方位的提高。企業家是否有一個開放的、不斷學習的心態，有不屈不撓的精神、持久的耐力和對目標的執著 追求，對於企業能發展到什麼高度至關重要。這也是作為合作夥伴的英聯可以給企業家的支持所在。

韓鶴表示：「英聯一直致力於成為真正有價值的合作夥伴，我們會和企業家一同優化企業戰略發展和業務計劃。同時，還會利用我們同行業和跨行業的資源， 幫助企業家拓展網絡；通過建立透明有效的企業治理結構，不斷吸引優秀人才加盟，補充現有團隊，揚長補短，提高管理團隊整體實力。」

給年輕創業者的建議

創業是很多人的夢想，尤其對年輕人來說，更是一塊誘惑力巨大的蛋糕。然而創業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任何人在創業過程中都會出現問題。韓鶴談到： 「我所認識的優秀的創業家，或者說成就事業的人，一般最看重的是某種理想的實現，比如成為創造某種新興的解決方案更好的滿足客戶需求，比如為消費者提供最 便捷經濟的產品和服務，很多人都不是以財務指標作為創業的目標和標準，創業是因為對某種事業和理想的熱愛和執著。通往成功的路上一定是佈滿荊棘的，否則早 就人滿為患了。我見過很多創業成功的人，但更多的是無果而終身心俱疲慘淡退出的。能夠闖出來的人通常都對市場和客戶需求有敏銳的感覺，行動力強，性格頑 強，堅持不懈，情商高，溝通能力強。

從宏觀上看，我個人認為企業家是引領推動社會發展的一群人，堅守信念、不斷創新、執著拚搏的企業家精神推動著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一批批的年輕人去 創業，是我們整個社會的財富，這種不斷創新、敢沖敢拚的價值觀、文化、創造力，使我們的國家和經濟充滿活力，政府真的應該出台更多優惠的政策，減少創業者 的負擔，支持扶植他們的發展。微觀到每個創業的人，當然越未雨綢繆順應市場，越容易成功。很多人創業之前，就在打工期間，將產品、渠道、人脈、模式通透掌 握，避免了很多一窮二白從零開始的痛苦。當然不是說，沒有積累就不能成功，只是探索的過程會長一些辛苦一些。也不是說，準備充分就沒有痛苦，人生原本就是 修煉，創業更是要經歷人生五味，很多赫赫有名的企業家在創業的路上都曾經命懸一線慘淡至極，這時候考驗的是內心是否強大、對信念是否堅持、對市場是否應 變，此外還需要很多運氣，最終等到峰迴路轉。黎明的前夜是最黑暗的，也是最致命的。

企業家商業代言漸成潮流：最富的「新演員」們

過去十多年裡，企業家越來越多地成為廣告片主角，這是中國商業文明演化過程中一道獨特風景，他們代言的方式和目的也多種多樣

「真的靠近自己，你明白那些融進你生命的，不是萬科，不是珠穆朗瑪或是乞力馬扎羅，而是走向它們和告別它們時留下的腳印。」

伴著萬科集團董事長王石略帶沙啞的配音，他與毒蛇對視、在迷宮中前行、攀爬雪山等一幕幕場景出現。這是將於2012年4月播出的Jeep新大切諾基廣告片中的畫面。

王石是在2011年哈佛遊學期間接到的代言邀請。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他表示，一位「氣味相投的好朋友」牽線搭橋後，自己一口答應。「他們請我 的時候怎麼想我不知道，反正我替他們捏把汗。請企業家代言和請影視明星不同，尤其是選一個房地產企業的企業家，這等於是給萬科背書。」

王石是最早涉足商業代言的中國企業家之一。早在2001年，他便為摩托羅拉一款手機代言。此後，他又接拍過德國大眾、陸風汽車、平安保險的廣告片， 到2006年為中國移動全球通代言時，王石的個人形象已在大眾中獲得了廣泛認知——儘管有人仍會誤以為他是「中國移動的老總」。

王石之外，最近五六年，越來越多的明星商人出現在了廣告片或商業秀場中，儼然成為一股風潮。其中既有馮侖、潘石屹、張朝陽等企業家，也有江南春、雷軍等創業家，亦有徐益忠等知名度有限的製造業主也投身其中。

「比鄧超的代言費還低」

王石之外，越來越多的企業家樂於走到鏡頭前，跨界出演，成為各類企業或品牌的代言人，背後既有雙方私交的牽線搭橋，又有可能的商業互惠鋪陳。

在十多年前為摩托羅拉拍攝的廣告片中，王石身著筆挺的西裝，頭髮梳得順溜整齊，站在熱氣球裡，拿著手機一邊旅行，一邊指揮企業後方工作。這一片子製 作並不精良、創意並不出眾，王石的形象也不像今天一樣風格鮮明。但在當時企業家商業代言寥寥無幾的年代，這一廣告依舊引發熱議。

「我沒有專門聘請經紀人去找廣告，我一直在等著廣告來找我。」王石說，面對上門者，他有自己的選擇標準，而這個標準也在不斷變化。他接拍第一條廣告時，摩托羅拉通過萬科公關部門發出的邀請遭拒，「怎麼可能讓我們老總給你們作廣告？」當時在中國罕有企業家給人代言的先例。

摩托羅拉並不甘心，「一定要找到王石本人，聽他親口說不」。結果通過關係找到時任萬科董秘的肖莉，其反應是「我們老闆可能有興趣」，王石知道後果真答應了，「一是我有好奇心，想知道拍廣告到底是怎麼回事，第二是代言行為也可以給萬科加分」。

如果邀請企業對萬科有「減分」之嫌，王石就不感冒了，「比如一些熱炒的高科技企業，如果泡沫一破裂，垮掉了，大家就會說，哎喲，萬科董事長代言的企 業垮了。」王石說，他一開始把控風險的原則是「只選世界五百強企業」，但後來覺得「自己長著一張中國人的臉，全接外國品牌有點崇洋媚外」，就有了和中移動 的合作。2006年開始，考慮到應給正在成長的新企業一些扶持，於是跟探路者等成長中的國產品牌有過合作。

「如果請演藝明星，此前帕薩特請了姜文，已經請到頭了。」克萊斯勒企業傳播經理江瓊表示。

廣告片由2010年台灣金馬獎最佳導演鐘孟宏和其廣告公司操刀，完成拍攝難度並不小，譬如有一個需要與一條象徵慾望的眼鏡蛇對望的鏡頭。王石拍攝時在微博透露，導演原本打算分開拍攝、後期合成，自己卻堅持一步到位。

王石的要價並不像外界想像的那麼高。克萊斯勒Jeep品牌高級經理王思聰透露，克萊斯勒沒有主動出價，而是請王石方面開價，「結果反饋回來的金額只 有幾百萬，比演員鄧超為Jeep另一款車型的代言費還低」。具體的支付方式，則是由克萊斯勒捐贈給萬科基金會，首個啟動項目用於泰國詩琳通公主基金會在東 南亞的兒童先天疾病項目。在王石看來，這次「國際化」公益的嘗試，恰是其哈佛遊學的啟發。

為了表示對王石的謝意，克萊斯勒給王石個人送了一台車，並許諾他可以在中國和北美的任何地方提車。

王石之外，最近一些年，越來越多的企業家樂於走到鏡頭前，跨界出演，成為各類企業或品牌的代言人，背後既有雙方私交的牽線搭橋，又有可能的商業互惠鋪陳。

潘石屹雖比王石小一輪（12歲），但他幾乎與王石同步開始商業代言。2002年，其為《財經時報》代言，此後又陸續為LG、SONY、IBM、漢王 等品牌代言，最近一次則是為蘇格蘭威士忌拍攝的系列廣告片。潘石屹曾在一檔電視節目裡說，其代言活動大部分是「經紀人」、好友洪晃幫他接的，「多半是因為 朋友面子，幾乎沒收過錢」。洪晃也說，潘石屹拍廣告最大的動力就是「玩票」。

與王石類似，雖然不收錢，對方也會送些禮品表達謝意。譬如潘石屹出演的廣告片也多在他的地產公司選景。「每個廣告過後，房子就賣得快了，不管這個因素在其中佔了多大比例。」潘石屹說。

張朝陽、丁磊、李開復等人曾共同為中國電信3G做代言。這種代言活動對個性張揚、走娛樂化路線的張朝陽來說是小菜一碟，不過他更願意為自家的網遊產品代言；李開復則被騰訊邀請為微博代言人。此外，陳育新曾為金蝶軟件代言。

企業家個人品牌研究者楊曦淪認為，這些代表著奮鬥、成功、財富和創新的中國富豪們，有著自身的消費價值。成功企業家樂於做代言人，一方面是其自身成長的需要，財富等身之後需要尋找傳播其價值理念的渠道，而做代言是一種低成本的包裝手段，對企業家自身及其代言公司均有益處。

（李伯根/圖）

圈子文化與集體走秀

一些企業家擔心自己被認定為一家汽車公司的代言人，從而不會再收到其它汽車公司品牌活動的邀請。

在代言故事的背後，是商人之間的圈子文化。

最近，劉永好、朱新禮、馮侖、王中軍、俞敏洪和王兵等六位企業家，一起為一款新車做了一組產品推廣大片。這款於2011年進入中國市場的車型售價兩百餘萬元人民幣，盯準的是中國高端政商消費群體。

拍攝地選在水立方。2011年11月，該汽車公司在太美集團（一家專做富人生意的公司）的一次活動晚宴開始前拍攝，很快完成。

這些企業家願意集體走秀，原因是他們均為該汽車公司俱樂部的成員，「有義務服務於該公司的品牌活動」。該俱樂部是從2005年開始經營的高端客戶俱樂部，音樂圈的譚盾、郎朗，娛樂圈的張曼玉、陳數、張亞東等均在其中。

一些公司的廣告策略是不聘請具體的代言人，避免產品和具體的某個人產生直接的關聯，而一些企業家也避免與某一品牌走得太近，擔心外界稱之為某特定品牌代言人。

馮侖、沈南鵬等企業和投資界的紅人是太美的投資人，還是太美產品的消費者、渠道的搭建者和代言人，亦乃其VIP客戶組織「黑卡會」的會員，這次集體亮相，等於是圈子資源共享。

類似的企業家圈子並不少見，比較有名的有中國企業傢俱樂部、京城俱樂部、泰山會、香港馬會、華夏同學會等。

創新型企業的代言人

江南春為東錦國際集團旗下日加滿功能飲料做代言之前，分眾傳媒剛剛和東錦國際簽署一張標的為5000萬元的獨家廣告代理大單。

除了汽車、通訊等產品喜用企業家代言，另外一些會選擇企業家代言的品牌則多集中在一些創新型、剛剛起步、急需利用名人效應提升企業知名度的創業企業，在這些代言人裡，形象俊朗又有一定知名度的投資人往往成為首選。

凡客誠品成立之初請雷軍做代言便是例證之一。據凡客公關部焦紅宇介紹，選擇在商界有一定名氣的雷軍是想突出彼時產品高端商務的定位。當時雷軍正在忙 金山上市，一開始拒絕了邀請，但因為其和凡客創始人陳年的關係甚好，本身又是凡客的投資人之一，最終還是答應了。整個廣告片的拍攝只用了兩個小時。

類似凡客策略的還有獵聘網。這家立志做精英求職平台的網站，在2011年請到江南春、邵亦波做代言。邵是獵聘網的投資人。除廣告片外，江邵二人還錄製了一段和獵聘網CEO戴科彬對談求職之道的視頻。

戴彬科不願對南方週末記者透露他向江南春支付的代言費的具體數目。只稱是「一筆不少的投入」。「要防止受眾只記住代言者忘記品牌，就要求代言人和品牌非常契合，也要承擔名人的道德風險」，他說，為此還專門在圈裡徵求對江南春的評價，「結果和我的個人印象一致」。

獵聘網並不是江南春代言的第一個廣告。早在2007年，他已是電視螢屏上的熟悉面孔。龍潤普洱速溶茶是其接到的第一個代言邀約。這個廣告在昆明機場 拍攝時，又恰巧被在機場候機的愛國者創始人馮軍看見，之後馮軍也向江南春發出邀約，請其為愛國者一款產品代言。江南春後來代言的廣告還有日加滿、多普達、 中國工商銀行等。

梳理這些廣告代言不難發現，江南春選擇的代言對象，許多是其執掌的分眾傳媒的客戶。譬如在江南春為東錦國際集團推出的日加滿功能飲料做代言之前，分眾傳媒剛剛和東錦國際簽署一張標的為5000萬元的獨家廣告代理大單；而多普達也早在2002年就和分眾有緊密合作。

要做「喬布斯」的溫州商人

「他是個有品位的人，只穿迪奧的服裝，只穿一家意大利定製品牌的皮鞋。」

一線企業家代言的成功案例，刺激了一些知名度相對一般的企業家的代言熱情。「既然王石可以成功，我們也可以試試。」有人這樣說道。

不過，他們更多代言自己的品牌——2011年在浙江衛視投放了多輪廣告的飛雕集團董事長徐益忠即是代表人物之一。

飛雕是溫州一家主要從事開關和插座生意的民營企業。金融危機之後，徐益忠感覺在盤子不大且競爭激烈的開關市場遇到瓶頸，決定「把產品線擴大到整個裝 修水電領域」，並重新包裝品牌。負責飛雕營銷策劃的傑信諮詢合夥人段海波和同事想到了讓徐為自家企業做代言的點子，理由是「徐是個有品位的人，衣服只穿迪 奧，鞋只穿一家意大利定製品牌」。

很難想像，一家製造業企業主親自出演自己公司的廣告片，而且主打「時尚」概念。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徐穿著時下最流行的漆皮尖頭皮鞋、格紋褲子，帶著鉤花的黑色圍巾，喝著常備在辦公室裡的巴黎水。

「在現在這樣的品牌氣質下，徐參加外面的活動都要挑選，一些普通的論壇就不去了，但一些高端的時尚的場合就要去，比如迪奧的活動。」段海波強調，他的主要方向是把徐打造成「中國的喬布斯」。

這種代言是否能收到效果？楊曦淪的觀點是收穫廣泛的大眾認可較難，收穫更多的可能是一個小圈子裡的知名度和話題效應。

飛雕這支投資百萬以上、邀請香港著名廣告導演梁家驊拍攝、由「純正意大利血統」女模搭檔徐益忠出演的廣告片，在東方衛視等平台播出後，「出去經常有人過來跟我說在電視上看到你了。」徐益忠說，「這種方式能夠提振公司供應商和客戶的信心」。

類似飛雕徐益忠的代言行為在商圈並不鮮見，現在已經是一線品牌的美特斯邦威，最初的形象代言人也是老闆周成建自己。他的這則廣告比王石為摩托羅拉代 言還要早，彼時周成建還在溫州打拚。雖然這種自己代言的廣告策略在區域市場獲得了一些客戶的認同，但意圖進一步做大美邦的周成建後來及時調整了戰略，選擇 了當時初露鋒芒的周杰倫做代言人。

蘇小和：我們還出不了大企業家

欣賞企業家及投資者 止凡

關於企業估值方面 我的看法（企業家角度--產業資本角度） 黑貓

企業家到底是一頭怎樣的「豬」？

　　在其後的100多年裡，薩伊的定義被一再地引用。到了1942年，在哈佛大學任教的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又在薩伊的定義上添了精巧的一筆。在 《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一書中，他提出企業家的工作就是「創造性破壞」。熊彼特斷言，如果不進行創新和變革，就不會再成長，企業家必須讓資源在破壞 中獲得新的移動。

　　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伊斯雷爾·柯茨納便把企業家看成是「穀倉前空場上的一頭豬」。他說，這頭豬是一個「機會的偵察員」，它能夠搜索出其他動物看不到的穀物的屑粒。

　　當然，也有人拿企業家與其他的職業人相比較。美國風險投資家戴維·西爾弗在《企業家—美國的新英雄》一書中便把企業家與藝術家進行了一次有趣的對比: 「企業家與藝術家有許多共同之處。他們都是問題解決者。藝術家通過畫布而企業家通過自己的公司來表達解決問題的方式。這兩種人都是個人主義者，他們異常敏 感，富有想像力，熱情洋溢，複雜，充滿活力而且富有創造性。他們另一個相似的地方是，他們都不期望從他們的努力中獲得樂趣。」

　　企業家的能力被描述為「把社會的需要轉變為企業的盈利機會」。日本索尼公司的創始人盛田昭夫常喜歡用鞋子推銷員的故事講述企業家的發現和創造精神:

　　兩個鞋子推銷員來到非洲的一個未曾開發的小島部落,發現當地的土著都不穿鞋。一個推銷員向總部發了這樣一封電報:「這裡的人都不穿鞋，沒有一點銷售前 景。」而另一個推銷員則發回了完全不同的電報：「這兒沒有一個人穿鞋，我們可以佔領整個市場。請將所有的存貨通通運過來。」

　　沒有一個故事比它更能生動地展現企業家發現機遇和創造需求的能力。而另一個同樣頗為有趣的問題是，如果是一個哲學家和推銷員一起去小島又會發生什麼事情？也許下面的假設是可能發生的:

　　哲學家將花一個月思考為什麼土著人不用穿鞋；第二個月他將論證把鞋子推銷給土著人的必要性；當推銷員用鞋子換走一船一船的寶石和礦物的時候，哲學家又將證明這是對等和道德的，還是一種掠奪的行為。

　　這樣的對比儘管十分空泛，但卻耐人尋味。無論怎樣的定義、描述或比較，企業家都至少擁有如下的特質:

　　他對資源的集中、移動，或者破壞，都是為了讓自己能夠獲得額外的那一部分；他改造世界的前提，是這種行為必須能夠為自己贏取超額的利潤；他只做確定的、承擔有限責任的、可以被量化衡定的工作。

　　企業家總是那麼實際，他們不對現實以外的任何東西存留幻象，他們往往能不受誘惑地透過事物表層而直達問題的核心，而這幾乎是職業的本能。

　　1970年代美國最傳奇的企業家，工人出身的李·艾柯卡在危難之際出任克萊斯勒汽車公司總裁，他孤身到工會與憤怒的、要求增加薪水的工人們談判。當有 人質問他，作為勞苦工人的後裔，他為什麼不滿足大家要求多放幾個子兒的微薄條件？艾柯卡簡單地告訴他們：「我決定著你們的命運，我每小時17美元資助全公 司所有的工人上班，但在每小時20美元時，我不會僱傭一個人。因此，你們最好達成一致意見。」

　　延用伊斯雷爾·柯茨納式的比喻，李·艾柯卡不僅是一頭善於發現機會的「豬」，而且還有著其他的特徵：冷血、量化、促進生產力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