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1-20/100350455.html
此時此刻，中國的企業和企業家階層正好處在一個景氣下行的時代，一個迷茫的時代。中小企 業成片倒閉，有些名頭的私人企業紛紛靠攏政府，試圖獲得體制內資源，而國有企業財大氣粗，他們花著超發的貨幣，像吃了激素一樣，奇怪地生長。可是市場自有 市場的邏輯，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一直都是靠著以製造業為主的私人企業和中小企業支撐起來的，國有企業則主要集中在服務領域，他們做的是坐地分贓的買賣。
這可能是眼下最醒目的市場風景。政府和官僚們越俎代庖，把本該企業家做的事情都攬過去了。更嚴重的問題在於，由於政府在微觀經濟的運轉之中強加了貨幣因素，導致政府的貨幣、信貸和各種不受預算控制、不受市場監督的政府投資和國有企業投資，把真正的微觀經濟逼到了牆角。
我最近閱讀的著作中，《奧地利學派：市場秩序與企業家創造性》（赫蘇斯·韋爾塔·德索托著，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11月），集中提到了企 業家才能的創造性本質。企業家才能的發揮，產生了三個極為重要的效果：其一，企業家能創造出市場以前不曾有的信息；其二，這個信息通過市場傳播開來；其 三，企業家行為有關的市場主體，調整自己的行為，滿足他人的需要。
需要提出一個事實。真正的企業家天生就是善於妥協的人。為了利潤，企業家首先要和市場妥協，一個和市場過不去的企業家，不是創新，而是愚蠢；其 次要和制度妥協，一個和政府管理方式過不去的企業家，不是使命，而是僭越。在政府和企業家分工的命題上，經濟學家不應該把棍子打在企業家身上，該關進籠子 裡的，從來只有政府和官僚。
但是現在，政府似乎成了救世主，企業家反而悲傷，反而作鳥獸散。這個國家顯然才開始顯得有點財富，但是創造財富的企業家似乎不重要了，如何瓜分 財富竟然成了主流的經濟方式；這個時代剛對市場經濟有一點懵懂的認識，但在市場上進行資源配置的企業家似乎不重要了，拉關係走後門，靠著潛規則贏取財富， 似乎比市場的邏輯更符合邏輯。
要命的是，似乎民眾對這樣的經濟態勢熱烈歡呼。民粹主義和均貧富主義以一種道德的姿態出場，他們首先找到的敵人，竟然是市場和企業家，以及為市場和企業家說話的知識分子。人們似乎永遠不會懂得一個道理：如果企業家沒落了，如果市場停滯了，那麼民眾的末日就要來臨。
官員們也並不在乎這些價值。前幾天與友人聊天，談到現在的國有企業在發改委、國資委等要害部門的推動下，似乎越來越不考慮企業的投入產出比，而怎樣把海量的資金花出去；上峰考核的指標之一，竟然也是完成了多少投資，而不是實現了多少利潤。
這聽上去有些黑色幽默，但的確是事實。國家財政財大氣粗，國有企業豈有不鋪張的道理？不過，這種情況如果放在歷史裡看，情況可能不那麼美妙，因為有些歷史已經顯現出它的結果，雖然今天很多人依然不願意正視歷史。
純粹從國家財政能力的角度看，失敗的洋務運動是一場典型的國有企業運動，其結果是讓晚清政府再也無力為繼。有意思的是，晚清政府的垮塌，卻導致 被遮蔽的市場開始勃興，由於北洋政府和民國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力度弱小，真正的自由經濟力量得以萌生。這正是被史學家反覆稱道的「黃金時代」的來由。 1911年到1937年，這大約25年的時間，中國本土資本主義發展豪邁，在各個領域同步發展，並誕生了一批在今天看來氣象宏大的中國企業家。法國經濟史 學家白吉爾的著作《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就詳細呈現了該時期的經濟景象。
按照這樣的脈絡，中國的資本主義應該迎來一次難得的發展機遇，但事實並非如此。1927年值得後人分析。這一年國民黨南京政權基本穩固，官僚經 濟開始上演。侯家駒先生在他的《中國經濟史》（新星出版社，2009年7月）中，反覆陳述中國經濟綿延幾千年的管制特徵。白吉爾也持守這樣的分析框架，把 1911年至1927年稱為發展起來的中國民間自主企業時代，把1930年至1940年稱為「統制經濟」時代。這個統制經濟的操作系統，正是當時被人們熱 捧的「國家資源委員會」。從比利時留學歸來的讀書人翁文灝，有意識地從德國和蘇聯學來國家機器以行政力量來主導國民經濟的制度，他們堅信這種模式可實現最 快速的發展。到20世紀30年代中後期，國家資本主義成為民國經濟的主流形態，在經濟發達的東南沿海地帶，很快抑制了民間資本的自主發展，抑制了民間創新 的企業家精神。
如果把洋務運動稱為中國近代企業史第一次「國進民退」，那民國時代的國家資源委員會主導的經濟發展，就是第二次「國進民退」。面對這樣的歷史圖 景，我們有必要再次強調政府與企業分工的重要性。政府主導公共領域，企業家主導市場的推進，這是最核心的經濟學理念。原因在於，只有利益導向的企業和企業 家，才能將更多的人捲入市場迂迴的分工體系裡，而政府因為行政權力的色彩，不可能維護市場的自發秩序，只能形成一些小眾的資本主義，或者是市場層面的「私 人俱樂部」。
「私人俱樂部」的名稱，來自經濟學家德·索托那本著名的《資本的秘密》（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5月），這類似於中國經濟學家吳敬璉反覆陳 述的「權貴資本主義」。有意思的是，幾乎所有抵制完全自由競爭市場經濟制度的國家，都沿著這種糟糕的體制摸索。當這種現象出現在所有發展中國家，就不再是 純粹的經濟學理論問題。台灣的經濟思想史家賴建誠先生的《經濟史的趣味》（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10月），也在反覆陳述這樣的經濟現象。讀完這樣的 著作，就會生出這樣的感嘆，人啊，你可以借助無知的名義來抵擋經濟學的理論，但你不可能讓自己徹底走出歷史，因為一切的歷史，都是當代史。
的確，中國最近200年的經濟史敘事，讓人唏噓。市場經濟獲得相對發展的時期，恰恰是中國的中央政府相對薄弱乃至破碎的兩個時期。一旦政府權力 回覆重建，可以逐漸發揮強有力的社會管制功能，它就必然越過公共管理的邊界，收縮市場經濟發展的空間，擴展國有企業的行業壟斷力量，做大官僚資本主義或者 是權貴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的地盤。當這樣的邏輯發展到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這個中國現代史上最強有力的政權，終於讓民間資本主義的力量徹底絕跡 了。
好在我們還有1978年。
周其仁教授的著作《中國做對了什麼》（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8月），對鄧小平時代的經濟軌跡有一個聰明的分析，他認為鄧找到了中國特色的 產權界定方法，把企業家重新請回到經濟生活中，以及重新認識那隻看不見的手。事實上這就是一部政府與市場的分工歷史。從1978年開始，政府管制能力開始 大面積退出，讓農民和企業家自主經營，這本質上就是對古典經濟學分工理論的確認。至於鄧之後發生的一些重大經濟事件，包括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國有企 業的抓大放小，都可以沿著分工的命題予以分析和闡釋。
從經驗的層面看，應該說中國人在過去30年的發展中，基本上找到了市場經濟的方法，只是在節奏上採取了一種更加保守的漸進式思維模式。但問題在 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驟起，中國政府開始採取一種更加兇猛的政府主導經濟的政策。所謂主導，事實上就是控制，就是做大國有企業，消減私人企業的市場 容量。今天的中國，任何觀察者都能看到，在諸多關鍵的產業上，政府之手都是牢牢在握。不要說銀行金融系統，土地資源系統、能源系統、鐵路運輸系統、公路運 輸系統、教育產業系統等這些本就不打算放開的核心資源，就連看上去已經有限市場化的新經濟信息產業、文化傳媒業，甚至包括房地產業，都被政府之手超級壟 斷。大量的超發貨幣流入這些國有企業，再次推高了國有企業的壟斷能力。這已然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勢，一種經濟的慣性：正是有這些戰略制高點的政府控制，中央 一級的大型國有企業才可能越做越大，以至於在很短的時間之內，中國的幾大金融類國有企業，竟然登上了全球五百強企業的頭幾名。
此情此景，具有權威性的「傳統基金會-華爾街日報經濟自由度」國際比較指標提供了一組有意思的數據：2011年度中國內地經濟自由度是51%， 在全球183個經濟體中位列第140名，綜合自由度大致與俄羅斯50.3%、越南49.8%、老撾51.1%、孟加拉51.1%、阿根廷51.2%相當， 顯著低於中國台灣70.4%、韓國69.9%、日本72.2%、中國香港89.7%。這正是中國企業現代歷史上第三次醒目的國進民退浪潮。歷史會再次重演 嗎？如果我們依然無視晚清政府1883年金融危機之後官商結合的發展悲劇，如果我們依然無視民國時代「國家資源委員會」的政策悲劇，如果不沿著1978年 之後確立的改革開放政策繼續深化，那麼我們將真正進入一個市場經濟與企業家建設雙重矇昧的時代。
當然，這是個令人絕望的假設，因為這其中隱含著對歷史的無知，對未來的狂妄。丁學良先生在《中國模式辯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9 月）中坦陳，中國的企業發展模式，不應是威權體制和社會管制背景下的國有企業擴張與私人企業退縮，不應是政府對市場實現一種越來越嚴厲的限制，而應該是相 反，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私人企業的普遍發展。最近，人們聽到了胡錦濤總書記的演說，他說今後政府要減少對微觀經濟的管制和干預。這當然是一個具有積極意義的 市場利好消息，由此，我們對中國市場經濟的信心，也有理由增添一些。
作者為財經作家、獨立書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