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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兩會」上，這位坐在輪椅上參會的合眾人壽保險公司董事長格外引人矚目。

在他的帶領下，合眾人壽僅用了5年時間，保費規模就挺進了全國壽險公司前15名。不僅如此，合眾人壽還打破了保險業「7年打平」的魔咒，4年就實現盈利。

是什麼緣由讓地產商出身的戴浩轉投保險業?曾經的門外漢又是靠著什麼秘訣打造了合眾人壽的成長速度?3月7日下午3時，在北京會議中心政協小組討論會的間隙，戴浩接受了《投資者報》和金融界記者的聯合專訪。

因車禍走入保險業

2002年的一場車禍改變了戴浩的人生軌跡。

當時38歲的戴浩，已經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他創辦的中發實業(集團)，經過將近10年的發展，兼跨了地產、醫藥、典當行、物業公司等多個行業，實力非同一般。如果沿著既定的軌跡發展下去，戴浩極有可能成為全國著名的地產商。

可是天有不測風雲，突如其來的車禍讓戴浩措手不及。當時由於脊椎受損，只有脖子能活動，躺在病床上的他，不得不開始考慮未來的道路。

對於當時那段心路歷程，戴浩在記者面前並不願多說。他告訴記者，在住院治療期間，經常會看到許多病人因為沒有錢而不得不出院，有的甚至不得不在家等死。他想，如果這些病人都有保險，生命不就有保障了嗎?

戴浩本身就對金融行業充滿熱情，1996年他從哈爾濱市工商局辭職投身商海，第一桶金就來自創辦的哈爾濱大中城市信用社和典當商行。再加上當時湖北省委、省政府招商引資的號召，還拖著病體的戴浩毅然決定投身於保險公司的建設。

2004年6月，戴浩創辦的合眾人壽獲准籌建，2005年2月被批准正式掛牌營業，成為一家全國性的保險公司，總部在湖北。

2009年7月，在第四次全國自強模範暨扶殘助殘先進集體和個人表彰大會上，戴浩當選了「全國自強模範」。2007年、2009年，合眾人壽兩度登上《胡潤百富》雜誌「非上市民營企業100強」。

今天，我們依然能夠感受到戴浩那種不拘小節，樂觀爽朗的性格。在《投資者報》記者採訪後，戴浩在陪護人員的幫助下，站起來揉了揉腿，還自嘲地對記者說：「沒辦法。」

現在戴浩下肢仍然不能行走，在給下屬開會時，他坐不穩、站不牢，坐一會兒就要站起來，每隔一段時間還需要陪護人員掐捏後背肌肉。儘管如此，他依然頑強地堅持自己的道路。

獨特的「分享理念」

2004年，除了戴浩的合眾人壽，還有一批民營保險公司被批準成立。當年，保監會一次性批覆了18家中資保險公司，包括8家壽險、3家健康險、7家財產險公司。

很多公司發展至今仍在生存線上掙扎，而合眾人壽在它成立的第4個年頭就實現盈利。從合眾人壽提供的數據看，2009年公司盈利7900萬元，2010年，公司繼續盈利2840萬元。

2009年保監會主席吳定富在談起該公司發展時就曾說：「合眾人壽，在同期開業的壽險公司當中，可以說是脫穎而出。在國內整個壽險行業當中，可以說 是嶄露頭角。」主席助理陳文輝也曾表示：「合眾人壽在同期新成立的公司中是佼佼者，相較於一些老公司而言，也有自己的獨特之處。」

從規模上看，合眾人壽也是挺進了保險公司的前15名隊伍。保監會數據顯示，2010年，合眾人壽保費規模達到77億元，位列第十四名。而同批成立的 壽險公司正德人壽、嘉禾人壽、國華人壽、華夏人壽、長城人壽、信泰人壽，保費規模分別為51、45、40、36、25、21億元，與合眾人壽相差甚遠。

究竟是什麼讓合眾人壽能夠在眾多的保險公司中脫穎而出?戴浩的回答是：「分享理念。」

這個理念，戴浩曾在多個場合提及。他認為，一線員工為企業發展付出了那麼多，沒有理由不去關愛他們，沒有理由不去想辦法讓他們過得更好，這是一個企業家的責任。另外重要的是，員工得到實惠，自然會更加賣力地對待工作。

能夠充分體現分享理念的，莫過於合眾人壽推出的員工持股計劃。合眾人壽按不同職位分配持股數額，部分績優業務員最低持有公司1萬股股權，員工每年可享受分紅和增值，與公司一起分享經營成果。

此外，為了激勵管理層創業，合眾人壽推出年度績效獎勵，年度排名第一的分公司一把手有住房獎，在對創業有功人員實行創業成長基金獎勵的基礎上，還推 出了對公司二、三、四級機構負責人的獎勵。即公司按職級把管理人員從高到低分為五級，對於年度考核中保費收入及其他相關業務指標達到要求的，可以享受上一 級的待遇。

這項員工持股計劃，可以說是整個保險行業都很少有的激勵方式。

不過，戴浩告訴《投資者報》記者，去年由於平安股權糾紛，國家對於員工持股並不持鼓勵態度，所以目前他們對於員工持股計劃保持低調態度。

戴浩的這種充分尊重員工的理念，還體現在一則小典故上——「董事長萬里走長征」。據瞭解，他坐著輪椅走遍了全國90%以上的省市縣級分支機構和營銷服務部，他也是迄今為止中國保險業唯一一位走遍了所有三級機構的董事長。

計劃2016年上市

2010年「兩會」時，戴浩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計劃在年底保費規模達到80億元。他不負所望，去年實現了目標。

今年，他又立下豪言：到今年年底，保費規模爭取上100億元大關。

2010年12月27日，合眾人壽1.5億股定向增發方案獲保監會批准。此次增資後，該公司總股本將由目前的15.8億股增至17.3億股。按每股8元價格計算，此次增資達12億元。

在戴浩看來，為什麼增資計劃能夠得到公司股東的認可，原因便在於合眾人壽良好的盈利前景。

目前，各家保險公司都在爭取上市，合眾人壽也不例外。戴浩告訴記者，公司計劃2016年上市。

「當然這只是我們的設想，還要看企業的增長率，以及經濟發展情況，如果經濟發展好，可能會提前，如果金融危機出現了，可能就會推遲，這只是我們一個宏偉的願望而已。」戴浩說，「但是我們相信，只要經濟增長正常，國家政策允許，上市還是有很大希望的。」

頭市億萬富翁金利斌自焚事件，在全國範圍產生了巨大的轟動，也引來國內眾多新聞媒體的關注。有人甚至根據自焚過程及現場留下的諸多「疑點」——開始質疑金利斌是否為了逃避巨額債務而演繹了一場假死遊戲從而金蟬脫殼？金利斌死亡真相一時間迷霧重重。

為廓清真相，5月下旬，《法人》記者在案發地內蒙古土右旗公安局刑警隊負責人的陪同下，進入了被封鎖的自焚現場。

福禾豆業有限責任公司(下簡稱「福禾豆業」)位於內蒙古包頭市土右旗新型工業園區內，金利斌身為福禾豆業的董事長，誰也沒有想到這個曾經寄託其無限理想和希望的企業，如今卻成了他人生中最後的歸宿之地。

在廠區後面的一塊空地上，一堆被大火燒燬的汽車殘骸呈現在眼前。旗公安局辦案民警告訴《法人》記者，金利斌自焚前已做好了充分的準備。2011年4 月13日凌晨，金利斌與他的司機和保鏢等幾人在公司喝酒，等其他人都酒醉後，金利斌一人獨自開著奧迪A8來到廠區內的空地。這塊空地是廠區監控死角，金利 斌事先將汽車加滿了油，另外把裝滿兩塑料桶汽油潑到車裡，然後點燃了汽車以此結束自己的生命。

辦案人事後從專業的角度推測，金利斌從點著汽車到死亡的時間不會超過10秒鐘。

10秒的時間確實很短，但選擇自焚死亡的方式卻非常慘烈。在這人生最後的10秒鐘裡，人們無法得知這位曾經在包頭市顯赫一時的商界精英想了些什麼，是什麼原因讓這位曾經的創業驕子自己走上不歸之路。

帶著這些疑問，《法人》記者在包頭市採訪了金利斌自焚案的辦案人員、福禾豆業的員工和一些知情者。

1 未完成的惠龍「帝業」

42歲的金利斌，1969年出生。他曾是金屬構件廠的一名普通工人，大學畢業後卻因工廠滿員失業。從1995年開始，金利斌為謀生賣過水果、報紙、蔬菜、瓜子。隨後，他又在包頭106市場內開設糖酒批發部，開始代理各種品牌的食品、飲料，逐步走上發家之路。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金利斌的企業也進入到一個迅速擴張的時期。他一手建立了惠龍公司，並準備將下屬各個企業集合為一個惠龍集團，這個至今尚未註冊的「惠龍帝國」資產曾經逾25億元，擁有員工近2000人，其產業涵蓋食品物流、洗浴娛樂、農業礦業、金融投資等行業。

包頭市公安局提供給《法人》記者的資料顯示，金利斌死前的「惠龍帝國」涉及各控股公司、參股公司共18家。這些公司分別為：惠龍公司全資公司11家 (其中包括連鎖超市3家)；控股公司2家：內蒙古曲迷奶業食品有限公司控股65%、包頭市華岩礦業有限責任公司控股60%；參股公司2家：包頭市天富典當 有限責任公司參股300萬元、包頭市商會中小企業擔保股份有限責任公司參股500萬元；承租健身俱樂部1家、地產2處。

有知情者透露，金利斌投資福禾豆業是其垮台的開始。

福禾豆業的網站中標明，該企業成立於2007年9月，是一個基於國人營養健康的綠色食品企業，並立志成為中國豆業第一品牌。

金利斌投資了5億元在包頭市土右旗新型工業園區創立了中國福禾豆業生產基地。按照他當初設立的目標，福禾豆業將力爭在3年內實現上市，10年內實現總資產100億元的宏偉目標。

福禾豆業佔地500畝，2009年3月開始施工，2010年3月投產，到今年老闆出事關門，其間只生產了一年。

《法人》記者來到福禾豆業，只見大門緊閉，看守的保安說從金老闆死後工廠就封閉了，只有持公安局的命令才能進去。經過聯繫，《法人》記者在辦案人員 的帶領下進入該企業。廠區佔地面積很大，廠房規劃也很整潔，一條溢洪水道從廠區中經過，無意間成了一道亮麗的水景。有知情人說，全廠只有豆芽和「卡奇脆」 膨化食品兩個車間開工生產，豆腐、豆漿、豆渣等生產設備還在逐步安裝。由於產品、市場和流通等因素，福禾豆業當年就開始虧損。

該企業留守人員祁佔海告訴《法人》記者，工廠從去年開工到今年只生產了一年，最多時曾有職工400多人。每天產豆芽20多噸，「卡奇脆」的銷路也不好，老闆出事前就已經停工了，到現在工廠還欠我們所有職工兩個半月的工資。

「大投入，小產出，這樣的企業遲早要出事的。」一位知情人感慨。

2 禍起巨額高利借款

金利斌自焚案專案組在偵查中發現，金利斌任董事長的惠龍公司從2004年開始就向公司員工融資，有一部分是針對社會上的人融資。2008年6月，擬 成立惠龍集團公司時，開始大規模向社會融資。2010年上半年，惠龍公司成立資金部，專門負責融資工作。2010年下半年，惠龍公司由於無法及時返利，便 於2010年10月成立4個資金部，應對討要本錢利息的群眾。從2011年1月起，惠龍公司返還融資款利息已經很困難。

包頭市公安機關調查惠龍公司財務賬目顯示，惠龍公司向社會1098人集資12.397億元，向單位職工498人集資1.109億元，向金融機構貸款1.1億元，總計14.606億元。

包頭市公安局經偵支隊副支隊長莫日根接受《法人》記者採訪時說，他負責金利斌公司所有集資的登記工作，金利斌4月13日自焚，公安部門4月15日開 始立案接受集資人報案，當時最多一天有幾百人報案，幾天後就有幾千人登記。後來我們採取了嚴格的報案登記手續，報案人必須拿自己的身份證，同時出示與惠龍 公司簽訂的借款合同確認後才能登記。

但是，此舉使前來登記報案的人數和集資款數額大減。5月13日，包頭市公安局提供的資料數據顯示，報案人1539人，初步統計涉案金額6.18億 元。莫日根對此解釋為，也有一些人選擇了到法院起訴走民事訴訟的路。《法人》記者通過其他渠道瞭解到，包頭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這起案件確立了「特事特辦」的 原則，依法快速辦理立案手續，果斷採取保全措施，防止涉訴財產的轉移。目前，包頭市中級法院和開發區法院共受理相關案件48件，涉及金額近5.2億元。其 中300萬元以下的案件在開發區法院立案審理，涉及案件18件。

莫日根透露，報案人大都為個體戶、工人和農民，集資額少則幾萬元，多則上千萬元，利息最高的為5分利，人數最多的是3分利，也有2分利的。一般情況是10萬元以下為2分利，10萬元以上為3分利。

《法人》記者在坊間還瞭解到另外的說法，由於超高利息的誘惑和金利斌頭上的眾多光環，許多人都想方設法地給惠龍公司送集資款而獲利，但有門檻，必須 最低50萬元才收，錢少的還要托關係才能送進去。沒有報案的人中有不少人是干部，只是害怕報案帶出其他事情來才不敢露頭出聲，甘願吃啞巴虧。上述說法至今 沒有得到官方人士和機構的證實。

10多億元的集資款，3分、5分甚至8分的高額利息，無疑是壓在金利斌身上的巨大而沉重的枷鎖，使其無法脫身。有人做過估算，金利斌每天一睜眼就能看到新增加的100多萬元高息欠款。

《法人》記者從公安部門獲悉，金利斌的最後一筆借貸時間是2011年4月上旬，浦發行的5000萬元。這筆巨款根本沒有經過金利斌的手，途中就被他 人「劫走」用於償還個人借款了。此後，金利斌再也沒有能集資到任何一筆款項。「他面對無法償還的巨額集資，只好選擇了自焚。」曾經在金利斌公司上過班的一 位人士說。

3 不僅僅是金利斌的悲劇

金利斌自焚後，他留下了兩頁遺書，他在上面寫道：由於融資巨大，不堪重負。福禾豆業是悲哀，我要將自己活活燒死。

也有從其他渠道不斷透露出的遺書內容，金利斌對他的企業，特別是對福禾豆業充滿了眷戀，希望政府能為這個企業「買單」還債，並將其做成「伊利」一樣的品牌企業。

一個企業家自焚在自己精心建造的企業裡，這是為什麼？人們從單純關注事件本身發展到開始思考造成此事件的成因上。

幾乎所有的關注到最後都會涉及到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國民營企業的融資體制。因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早先為非法集資)而出事的民營企業家不在少數，民企從銀行融資的重重艱難，迫使他們為了發展不惜鋌而走險地去高息舉貸，飲鴆止渴。

僅從金利斌一案也不難看出，包頭市公安局5月13日公佈的數據顯示，惠龍公司共借貸14.6億元，其中向金融機構貸款僅為1.1億元，其餘13.5 億元均為個人或職工所借。包頭市司法部門認為，惠龍公司以高額回報為誘餌非法向社會不特定多數人吸收存款，其行為已觸犯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條的規定，涉嫌非 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該公司將吸收的款項大部分用於本公司運營及返息，本案屬單位犯罪。

有關人士指出，金利斌的悲劇不僅是一個人的悲劇，還是制度的悲劇。如果不關注民企的融資困境，不健全法律法規，更多「金利斌」還可能出現。

4 那些隕落的企業家

他們曾經創造的人生價值和社會財富令人豔羨，卻因為一些至今不為外界所知的原因，採取了「自殺」這種極端的方式來結束自己的人生。

①魏東

九芝堂集團董事、湧金系掌門人。2008年4月29日，魏東在其位於北京紫竹院附近的居所墜樓身亡，年僅41歲。

生於1967年的魏東，生前是中國商界的一位傳奇人物。魏東祖籍湖南湘西，擁有中央財經大學碩士研究生學歷，早期曾任職國家財政部，在財政部下屬的中國經濟開發信託投資公司(下稱「中經開」)工作。

在中經開4年之後，27歲的魏東選擇下海創業，並一發而不可收拾。1994年，魏東在北京成立北京湧金財經顧問公司。次年，北京湧金以2億元註冊資金在上海青浦縣小蒸鎮成立上海湧金實業公司，湧金系的財富之旅就此起航。

在早期，湧金系在上海的運作主要靠國債期貨，魏東為人精明強幹，在期貨業也算做的順風順水，一度位列「上海期貨業四大高人」。依靠期貨挖得第一桶金之後，一戰成名的魏東開始把事業重心轉向轉配股、法人股受讓、配售新股等「盲點套利」方式繼續滾動資金。

1999年，魏東以1.8億元註冊資金成立湖南湧金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下稱「湖南湧金」)。從那時起，湖南湧金一直成為湧金系的核心投資平台。

這一時期，魏東借鑑VC(風險投資資金)的操作理念，入股了一批高科技企業，包括青島軟控、北青傳媒及千金藥業等，這些企業日後均成功上市，魏東因 此獲得了不菲的收益。2002年之後，湧金系又以私募股權投資的手法，入主A股上市公司九芝堂，為在實現控股地位的同時規避要約收購，湖南湧金通過運作巧 妙收購了九芝堂49%的股權。

九芝堂收購案也成為魏東的經典之作，九芝堂隨後成為湧金系的重要運作平台。以九芝堂為載體，魏東又控制了成都證券38%的股權，經一系列運作後，成 都證券更名國金證券，並成功借殼成都建投，躋身A股，成為湧金系控股的第二家上市公司。按照2008年4月30日國金證券的市價，湧金系實際控制的股權對 應市值已高達103.5億元。

此外，湧金系還先後參股了交通銀行、云南國投、中科軟科技、萬方數據等多家企業。鼎盛時期，湧金系成為集風險投資、參股證券、銀行、信託公司於一體的龐大金融集團，在海內外擁有十多家子公司，資產高達數百億元。

魏東為何在湧金系鼎盛時期突然自殺？外界盛傳多種說法：有人表示魏東在自殺前身患嚴重的抑鬱症，心理壓力巨大；坊間也有傳聞說魏東生前被捲入「王益案」，並曾被有關部門「約談」。

②高慶昌

萬昌科技董事長。2011年5月23日，剛剛上市僅3天的萬昌科技，就傳出董事長高慶昌跳樓身亡的消息。

現年68歲的高慶昌是山東淄博市的知名人物，大專學歷，高級經濟師。這位帶領萬昌科技登陸深證中小板的企業家，其發家地也在萬昌科技股份的所在地淄 博市臨淄區。自上世紀70年代起，高慶昌先後任臨淄制酸廠副廠長、臨淄刺繡廠廠長、臨淄區皇城鎮經委任掛職副主任等職。此後，高慶昌開始擔任萬昌科技董事 長，同時兼任萬昌股份董事長和總經理。

萬昌科技是全球著名的維生素、乙氧甲叉生產商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的原甲酸三乙酯原料主要供應商，產品銷往國內多個省市，並出口二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截至2010年9月，萬昌科技資產為1.94億元。

資料顯示，萬昌科技的上市，已是高慶昌第三次IPO之旅，前兩次均以失敗告終，原因都是被人舉報財務造假。即使在萬昌科技上市前夕，高慶昌也遭到了 實名舉報。萬昌科技關聯公司、山東萬昌股份有限公司股東艾群策曾於近期向證監會舉報，作為董事長的高慶昌涉嫌掏空萬昌股份資產，將其轉至即將上市的萬昌科 技；另一面卻遮掩萬昌股份的經營業績、長達6年不開股東會。

艾群策的名字也許很多人還記憶猶新，他就是前不久跟漢口銀行發生債務糾紛，並於4月2日大鬧「全國城市商業銀行第十一屆發展論壇」的人士，並因此得一外號「怒闖男」。

在萬昌科技上市前一天的5月22日，南方週末發表調查報導《兩個萬昌：萬昌科技上市前夜被舉報的往事》，指出總資產超過3億元、2010年利潤為6800萬元的萬昌股份在萬昌科技上市前憑空蒸發，確有轉移資產的嫌疑。

高慶昌在面對南方週末時解釋稱，萬昌股份當年與山東華冠捆綁上市失敗後，一直處於不正常狀態，直到兩家公司清算完畢，期間由於擔心山東華冠來鬧事，所以一直沒開股東大會。

上市融資，本是許多企業家不懈的追求，但剛剛達成夙願的高慶昌卻無法再享受巨額財富帶來的美好生活。有關高的死因，其家屬對外表示，高慶昌患抑鬱症，長期服藥。

據招股書披露，萬昌科技此次公開發行股票2708萬股，發行後總股本為10828.00萬元，發行價格19.00元/股，對應市盈率為35.19 倍，共募集資金5.15億元。而高慶昌本人生前持有萬昌科技3296.3萬股的股份，佔萬昌科技發行前總股本的40.59%，為萬昌科技的實際控股人。以 萬昌科技近日市值計算，高慶昌的身家已達7億元左右。

③盧立強

珠光集團浙江鋼結構有限公司董事長。2011年5月20日，浙江台州知名商人、珠光集團浙江鋼結構有限公司董事長盧立強，被人發現沉屍在台州靈湖。

相對於其他死因蹊蹺的自殺企業家，外界對盧立強的死因並沒有太多質疑。儘管他名下擁有多達6家企業，但他的相關債務高達4.2億，錯綜複雜的債務問題可能是導致其投湖自殺的直接因素。

相關報導顯示，盧立強名下企業分別為珠光鋼構、台州市寶光金屬製管有限公司、浙江昕昕遊艇製造有限公司、浙江昕昕建設有限公司、台州市寶驪針織時裝 有限公司、珠光鋼構建築勞務安裝有限公司。6家企業註冊資金合計6632.88萬元，其中珠光鋼構為國家二級資質企業、建設部定點企業。

1995年，盧立強創立台州寶驪針織時裝有限公司，他的事業正是由針織業開始起步。2000年，盧立強聯合珠光集團及相關外商組建珠光鋼構公司，主打鋼構產業，盧立強任董事長。2002年至2004年，盧立強又向金屬製管等領域進軍。2008年更是大手筆投入遊艇製造業。

雖然身為建設部定點企業，但珠光鋼構的生意並不如外界想像的那樣好，隨著近幾年鋼材原料的大幅上漲等原因，珠光鋼構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一度被迫停工。由於虧損嚴重，盧立強不得不開始以抵押等多種方式向銀行融資，此外，還大量面向社會集資。

民間借貸在江浙地區並不罕見，像盧立強這樣的知名商人，也不難借到錢。據相關政府部門在事後披露的資料顯示，盧立強名下6家企業在2010年總產值還不到一億元，但債務已高達4.2億元，其中向金融機構貸款2.4億元，民間借款1.72億，對外擔保0.7億元。

有關部門對外證實，盧立強名下企業的財務管理比較混亂，借款大都是盧立強個人經手。而盧立強投入近3000萬巨資成立的浙江昕昕遊艇製造有限公司，目前尚處試產階段，還沒能開始對外銷售。

自殺事件之後，還有人開始質疑盧立強頻繁去澳門、美國等地賭博——此前，盧立強曾多次進出澳門。不過熟識盧立強的認為並不屬實。

「他欠債太多了」。這是瞭解盧立強的人對其死因的直接描述，民營企業家一旦陷入債務漩渦，便很難全身而退，後來者應以自省。

④喬金嶺

前「河南首富」、黃河集團董事長。2003年9月7日，擁有10億元身家的前「河南首富」、河南黃河集團董事長喬金嶺，在他位於河南長葛市的別墅內自縊身亡。

喬金嶺絕非等閒之輩，他是上證所上市公司「黃河旋風」第一大股東河南黃河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黃河集團」)的法定代表人。2002年，喬金 嶺曾以1.2億美元的資產排名福布斯內地富豪榜第58位，有「河南首富」之稱。喬還是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並擔任過河南省工商聯副會長和長葛市人大副主 任。

喬金嶺於1979年以3000元起家，創建了黃河集團的前身——長葛市第二化工廠，後又創辦黃河模具廠。十多年後，黃河模具廠發展成了黃河實業集團，這家身處內地縣級市的鄉鎮企業已成為僅次於美國GE、英國戴比爾斯的世界第三大金剛石製品企業。

據媒體披露，喬金嶺之死，源於一場離奇的債務訴訟。

喬金嶺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創業的一個合夥人，在脫離黃河實業集團後，於1986年以他和喬等4人的名義在鄭州註冊成立了一家公司，並以這家公司的名義在遼寧借款1億元到海南搞房地產開發，但後來遭遇海南房地產泡沫破滅，這1億元借款打了水漂。

遼寧方面的債權人憤而起訴該公司，經過審理，遼寧省高院判決該公司償還一億元債務。而在這家公司的4位股東中，其他3位均已傾家蕩產，只有喬金嶺依 託黃河實業集團擁有數億財富。倒霉的喬金嶺因此被法院判決償還這一億元債務，加上滯納金，或高達兩億多元，而這一切據說喬金嶺事先並不知情。

因為這件事，許多人以「冤死」來評價喬金嶺的自殺。

有評論說，喬金嶺在貧窮困厄、創業坎坷之時尚且熱愛生命，而在他富有、聲譽日隆、事業也蒸蒸日上的時候，卻要突然棄世而去。喬金嶺事件，凸顯了中國富豪在財富、意志乃至生命方面的脆弱性。

⑤張樹鴻

佛山利達玩具有限公司副董事長。2007年8月11日，由於在轟動全球的美泰玩具召回事件中「身敗名裂」，佛山利達玩具廠(下稱「利達」)老闆張樹鴻，在自己的廠房一角上吊自殺。

利達玩具所在的佛山市南海區，是中國重要的玩具生產基地之一。2006年中國玩具出口總產值為70億美元左右，僅廣東南海就貢獻了其中的近一半。

張樹鴻並非佛山本地人，而是到佛山投資辦廠的香港居民，在廣東各地，港商投資的產業隨處可見，這也是廣東省的一大經濟特色。

張樹鴻還是佛山最早一批前來投資的港商之一，張樹鴻任股東的香港利達實業公司早在1993年便與佛山當地的一家企業一起創辦了利達玩具廠。創業初 期，利達的發展並不順利，在張樹鴻的苦心經營下，經過多輪追加投資，利達玩具廠才慢慢發展了起來。其中，與國際玩具業巨頭美泰公司(Mattel)的聯 姻，被認為是利達玩具平步青雲的重要轉折。

美泰玩具公司為全球最大的玩具銷售商、為美國《財富》五百強企業之一，能與其結成聯盟，就意味著能獲得源源不斷的訂單。從這個角度看，利達算是國內玩具業的幸運兒，與美泰的聯姻持續了十幾年，利達玩具的產值不斷擴大，預計2007年將高達3億元。

然而，成也美泰，敗也美泰。張樹鴻和利達玩具沒能挨過整個2007年。

2007年8月2日，美泰突然發佈召回聲明，宣佈旗下的費雪公司以「部分產品的油漆金屬鉛超標」為由，向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提出自願召回約96.7萬件兒童玩具，這批玩具主要在中國生產。此後，美泰公開點名，佛山利達玩具廠就是這批玩具的代工廠商。

十多年來一直在背後默默做代工的利達，突然被推到了前台。此事件引發的一連串危機，遠遠超出了張樹鴻的預料。利達不僅要承擔被召回的近百萬件玩具的生產成本約3000萬元，還要附帶相應的賠償費用。

對於產值數億的利達來說，這還不是最致命的。隨著召回事件的發展，國家質檢總局暫停了利達玩具的出口，利達的日常生產遭受嚴重打擊，當時公司倉庫內積壓了至少幾千萬的產品無法交貨，同時，利達的大批集裝箱貨櫃也被扣押在港口。

在張樹鴻自殺的前一天，相關玩具協會負責人對媒體表示，主管部門高度關注召回事件，已經展開調查，對於情節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當事人，還將移交司法部門進行嚴厲查處。

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利達玩具廠的規模不算小，頗有積累的張樹鴻拿出數千萬來應對賠償，企業本不至於傷筋動骨。但出口禁令的下發，則令利達這家完全依賴出口的企業束手無策，這相當於切斷了利達的命脈。

更不幸的是，美泰召回事件本是個案，但恰巧爆發在中美貿易摩擦的大背景下，掀起了針對中國玩具的「排擠」浪潮。一時間，張樹鴻內外皆兵，又成了國內玩具業的「害群之馬」。

有媒體報導稱，在自殺的當天上午，張樹鴻開車去利達的每個廠區看了一遍，鼓勵員工們好好幹，還說9月份就要搬到新廠區。下午，張樹鴻在廠區空調室機房內，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年近50的張樹鴻，由於一心撲在事業上而未成家立室，利達的員工一致認為張是個難得的好老闆。

近乎諷刺的是，在張樹鴻死後，召回事件的「罪魁禍首」被歸結於利達的油漆供應商。按照美泰對代工廠的要求，油漆供應商可由美泰提供質量標準，利達自行決定。而利達的油漆供應商一直與利達合作穩定，其老闆還是張樹鴻的好友。

有知情人士稱，鑑定油漆色粉質量需多個檢驗環節，色粉廠和油漆供應商只是其中兩個， 還包括利達、美泰以及監管部門，所有把關環節全部失靈，才導致問題的產生。張樹鴻遠非唯一需要承擔責任的人。

9月23日，美泰公司行政副總裁湯姆遜在與中國質監部門的會晤中表示，被「召回」的玩具絕大部分是因為產品設計缺陷所致，並向受到影響的中國玩具製造商道歉。

但逝者難還，張樹鴻成為了召回事件的犧牲品。

⑥裘祖貽

安徽華源生物藥業有限公司總經理。裘祖貽之死，源於當年轟動一時的「欣弗事件」。裘祖貽承受著來自社會各方面的巨大壓力，2006年10月31日，裘祖貽最終選擇與「欣弗」一同「謝罪」。

安徽華源生物藥業(下稱「安徽華源」)前身為1970年建立的國企阜陽製藥廠。裘祖貽是上海知青，在建廠伊始就是該廠員工，他先後從工人做到車間副主任、主任，在80年代中期成為副廠長。90年代中期，裘祖貽因肝病離開阜陽回上海休養。

2000年，阜陽製藥廠被上海華源股份有限公司收購，安徽華源成立。但成立之後，安徽華源發展步履維艱，企業嚴重虧損，瀕臨破產邊緣，員工一度每月只能領取200多元的生活費。

2002年初，由上海華源總部出面，請裘祖貽重新出山，回到阜陽任安徽華源總經理。他上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員工的工資恢復到正常水平。隨後，安徽華源以員工集資的方式融資，開展自救。依靠集資款，企業再次運轉起來，至2002年，安徽華源已開始扭虧。

2003年上半年，華源還清了向職工募集的資金，並開始連年盈利。2005年底，安徽華源又面向職工集資，開始興建新的生產車間，投產後將大大擴大輸液產品的產能，每年的盈利有望達到3000萬元。

然而，就在裘祖貽和安徽華源滿懷憧憬的等待新車間建成投產之際，「欣弗」事件不期而至。

2006年8月3日，國家藥監局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地停用安徽華源生物藥業有限公司生產的藥品欣弗。此前，山東、廣東、浙江、黑龍江等多個省份相繼發生安徽華源產「欣弗」注射液嚴重不良反應病例。

在通知發出當日，安徽華源即被責令停產整頓，2000多名員工回家等待消息。從這時開始，安徽華源一直在處理藥品召回和善後事宜，裘祖貽還親自前往青海等地調查情況。至9月底，安徽華源已從全國回收及就地存封277萬多瓶「欣弗」。

10月中旬，國家藥監局公佈「欣弗」不良事件處理結果，認定安徽華源在生產「欣弗」的過程中違反規定，滅菌時間和溫度不夠，所生產「欣弗」按劣藥論處。在被宣佈的5名直接責任人中，裘祖貽被撤職，理由是「質量安全意識淡薄，疏於對企業管理，對『欣弗』事件負有主要責任」。

「欣弗」事件不僅給企業帶來嚴重打擊，裘祖貽個人也遭受重壓，至處理之前，事件受害者已達數百人，波及16個省市，其中12人死亡。大批患者家屬向安徽華源提出了高額賠償請求，甚至有人前往華源公司鬧事。

2006年10月31日，裘祖貽留下一封包含「銀行貸款、停產整頓、善後理賠、應付款，尤其是8400萬企業集資款，我急啊！大家不知道我的每 一天是怎麼堅持過來的我的身體實在堅持不住了，只有對不住大家，同『欣弗』一起去了。謝罪！」字樣的遺書之後，在家中上吊身亡。

⑦徐凱

陝西金花集團副總裁、*ST金花副董事長。2005年1月7日，徐凱在西安某酒店上吊自殺，時年56歲。

作為上市公司的副董事長，徐凱曾位列《新財富》雜誌中國富人排行榜第98位，資產高達8.8億。

徐凱1950年出生，祖籍陝西，大專學歷，經濟師職稱。徐凱大半生的職業生涯都跟隨陝西省著名民營企業家、金花企業集團總裁吳一堅，在金花集團創業初期，徐凱即是吳一堅的左膀右臂，是吳一堅身邊為數不多的「老臣子」之一，在金花集團屬於二號人物。

自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徐凱先後擔任金花集團副總經理、常務副總裁等職。2002年開始擔任金花股份副董事長。資料顯示，在徐凱自殺前，金花集團 已擁有近50億元資產，旗下公司在上海和香港兩地上市，員工近5000人。徐凱持有金花集團20%的股份，僅次於董事長吳一堅。

與大部分自殺身亡的企業家不同，外界盛傳徐凱的離世，與企業經營沒有多少關係。至徐離世前，金花集團發展平穩，資產雄厚。徐的自殺，更多是其個人生活問題所帶來的壓力。

據媒體報導，徐凱一生有過3次婚姻，且均以失敗告終。第一任妻子一直在農村，與徐育有一子。與第一任妻子離異後，徐凱與西安一位女公交司機結婚，兩 人育有一女，徐自殺前正在美國留學。在第二場婚姻維持期間，徐與29歲的女秘書產生感情，並為其投入物質回報，徐妻曾因此到公司大鬧，影響頗壞。徐凱後來 又與第二任妻子離婚，迎娶了比自己小將近30歲的秘書，但他們的的婚姻也沒有維持多長時間。

頻繁的感情危機對徐凱打擊頗大。此外，徐凱身患多種慢性病，不堪健康問題的困擾，也可能是其厭世的原因之一。

也有傳聞表示，徐凱在離世之前已離開金花集團，隻身前往廣東創業，但並未作出多少成績，加之感情問題的困擾，從廣東鎩羽而歸。回到西安後便終日神經恍惚，長期住在賓館。

徐凱的身後事也引發了不小的波瀾，由於幾任妻子在離異時均未產生財產糾葛，徐凱的繼承人主要是其80歲的老母親、兒子、女兒及孫子。其巨額遺產的繼承問題導致數位親人與金花集團反目，一度鬧的沸沸揚揚。

⑧趙慶斌

辰能哈工大高科技風險投資有限公司總經理。2005年1月13日趙慶斌跳樓身亡。

趙慶斌之死，給外界留下了一團難以解開的迷霧。

時年49歲的趙慶斌，擁有碩士學歷，高級工程師職稱，曾任黑龍江電力開發公司處長等職。自殺時，趙慶斌的職務有黑龍江電力開發公司副總經理、辰能總經理、牡丹江發博藥業有限公司副董事長，趙還兼任上市公司龍電電力的監事。

趙最直接的死因是轟動一時的「高山案」。

2005年1月4日，中國銀行黑龍江分行哈爾濱河松街支行曝出客戶存款被捲包大案，松街支行行長高山，夥同北京綠洲世紀公司董事長李東哲等人，將支行客戶的巨額存款總計6億多元轉移到國外，並且已在案發之前潛逃到加拿大。

在被捲走錢的客戶中，既包括趙慶斌任總經理的辰能哈工大高科技風險投資有限公司，損失存款高達3億元。除辰能哈工大外，客戶名單還包括大名鼎鼎的上市公司「東北高速」以及黑龍江社保局等。

「高山案」引發了一連串的連鎖反應，「東北高速」董事長張曉光因挪用公款、貪污等罪名被刑事拘留，其妻呂某於次日跳樓自殺。第三天，同時被牽扯進「高山案」的辰能哈工大總經理趙慶斌也跳樓自殺。

張曉光案發時，其受賄跡像已頗為明顯，高山等人為拉攏儲蓄，不止一次將現金返利送給張曉光，致使張曉光利用手中權力將「東北高速」數億元現金轉存到中國銀行河松街支行。而趙慶斌領導的辰能哈工大在河松街支行也有高達3億存款，其中不免令人產生聯想。

在得知「高山案」案發、張曉光被刑拘之後，趙從自家窗戶一躍而出

趙留下的一份遺書中的內容，也印證了外界的猜測。遺書中，趙反覆告誡人們要嚴防銀行詐騙。

⑨趙恩龍

山西鑫龍集團董事長。2005年1月1日，趙恩龍跳樓身亡，時年52歲。

據警方在現場獲得的趙的遺書顯示，趙恩龍把自己自殺的原因描述為：政策變化快，負擔過重，銀行的貸款無法如期歸還，借了朋友一些錢，不要說兌現當時約定的利息，就是本錢也無法歸還，上門討債的人很多等等。

趙恩龍本是一位優秀的民營企業家，貧困家庭出身的他，有著天然的幹勁和改善生活的基本出發點。上世紀70年代，在運城建築公司做木工的趙恩龍因表現突出，被調到了運城建委工作，並隨後被提拔為幹部。

本打算在仕途路上安穩走下去的趙恩龍，卻因為一對雙胞胎女兒的出生而被改變了命運。趙原本已有一個孩子，兩個女兒的出生使得身為國家幹部的趙，直面 違反計劃生育的問題，單位領導找他談話，令其預感自己的仕途或將終結，與此同時，趙恩龍的父親去世，心灰意冷的他決定扔掉鐵飯碗，下海創業。

以開印刷廠起家，生意越做越紅火，趙恩龍的企業帝國逐步確立。隨後，趙恩龍又投資了文化用品廠、火鍋城、太原河東酒店等企業。1996年前後開始， 趙恩龍開始涉足電解鋁生意。此後，趙恩龍投資組建了新疆焦化廠，1998年又成立山西稀土磁業有限公司，這家企業即後來的山西鑫龍集團的前身。

在2002年創建鑫龍集團之後，趙恩龍籌集數千萬元興建電解鋁原材料附屬產品鍛後焦加工爐，設計年產能為20多萬噸。當時，「全國最大鍛後焦生產基地落戶運城」的消息，曾一度被媒體廣泛報導。

一片大好形勢之下，趙恩龍並未安於現狀，儘管電解鋁事業已經做到很大，但趙仍然堅持「多元化」的發展思路，企業不斷擴張、不斷投資，近幾年時間，鑫龍集團就成為一家跨行業、跨區域、多品種的大型綜合性企業集團。

鑫龍集團一度擁有4家控股公司，4家關聯公司，涉足電解鋁、餐飲、製藥、房地產、酒店、生物技術等眾多行業。但正是盲目的多元化，使得鑫龍集團自己把自己活活「撐死」。

急速的擴張需要大量資金，而現金流有限的趙恩龍，主要靠銀行貸款和企業朋友之間的借貸來融資。在趙出事前，鑫龍集團總資產為2億元左右，但銀行貸款本息已高達4億，還不包括趙恩龍從朋友處借來的錢。

在趙恩龍資金岌岌可危之時，鑫龍集團又遭遇了國家的宏觀調控。2004年，中國經濟出現過熱勢態，為實現經濟軟著陸，國家開始推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國務院要求嚴格控制過度投資，尤其明確提出要制止鋼鐵、電解鋁和水泥行業的過度投資。

隨後，貨幣信貸調控加強，銀監會開始對鋼鐵、水泥、電解鋁三大行業的信貸資金進行專項檢查，銀行開始收緊銀根，上調利率。

這對於擁有幾億銀行貸款的鑫龍集團來說，無異於雪上加霜，企業很快面臨資金鏈斷裂的窘境，各路債主開始紛紛上門，趙恩龍四面楚歌。

2005年1月1日晨，趙恩龍給一個朋友打電話請他幫忙照顧孩子的上學及就業問題，然後從自己的四層辦公樓天台縱身躍下。

壓垮民營企業家的那些稻草

民營企業令人堪憂的生存環境，應該從法律上、制度上解決問題，其中關鍵在於整頓吏治

本刊特約研究員。1988年畢業於西北政法大學法學系，從事律師工作至今。曾先後擔任大型國企、上市企業等多家大型企業法律事務部經理、總裁助理、 專職法律顧問等職務，長期致力於企業家生存狀態和企業家犯罪研究，連續多年發佈「中國企業家犯罪報告」。有《總裁的陷阱》、《中國反腐敗報告》等著作。

近年來，企業家自殺的現象時有發生，這些在外人看來風光無限的富豪、成功人士，到底遇到了哪些不為人知的壓力？民營企業家的生存空間為何如此狹窄？在原罪問題、生存問題、企業發展問題一個個被提出來之後，企業家該如何度過一個又一個檻，使自己基業長青？

針對企業家群體的上述問題，《法人》記者特別專訪了長期致力於企業家群體生存狀況調查研究的法律學者王榮利律師。

企業家的生存狀況堪憂

毋庸置疑，在如今的商業社會，企業家的生存環境與之前相比，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這體現在市場自由化程度、競爭的開放、政策禁錮的消除等各個方面。但王榮利認為，民營企業家們依舊危機四伏，生存艱難。

「首要因素是國內市場經濟仍不完善。」王榮利說，民營企業往往受到各種不合理的擠壓，難以取得與國有企業相同的市場地位。以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的市場地位問題為例，在某些地方、某些部門、某些領導幹部的眼裡，對國有企業往往會高看一眼，而對民營企業則另眼相待。

這一點尤其體現在市場公平性問題上，一些政府部門和個別領導總是有意無意地歧視民營企業，不僅在某些領域禁止民營企業進入，還在某些方面對民營企業索、卡、拿、要。

「有些國有企業明明苟延殘喘，但是相關部門總會給予種種關照，想法設法延長其生命。」王榮利告訴《法人》記者，而對民營企業，即使有再好的前景、再好的產品，在貸款、審批、檢查等各個環節上，往往處處受到刁難，甚至打壓。

「其次，權力介入經濟領域不正常。」王榮利認為，有的領導為取得政績，在幫助國企方面不遺餘力，有的領導為撈取私利為某一民營企業大開綠燈，都是不正常的。

在各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下，許多民營企業往往成為大小權力爭搶的對象。某些權力部門的人員以權謀私抓「個人經濟」，盯住企業尤其民營企業的腰包和利潤；某些地方或部門為了追求政績提高GDP或者財政收入，也會盯住民營企業和企業家。

但「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當官員流動或者某些官員落馬的時候，民營企業或者企業家就不可避免地被追究違法的責任。

「三是法律規定比較多，加之各種政策規定企業往往無所適從，而且執法過程中又有許多問題。同樣的行為，很可能在某些地區可以行得通，到了另外的地區 卻被認為是違法行為，會受到追究。」王榮利表示，同一法律規定，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部門、不同的執法人員看來，會各有各的理解，執法標準不夠統一。此 外，在執法過程中，一些部門執法不嚴、選擇性執法問題嚴重。

「民營企業在這樣的環境中生存，顯然危機四伏，比較困難。」王榮利認為。

企業家為何厭世

民營企業家頻繁自殺，顯然是一個不正常的現象，那麼，會有哪些原因可能導致他們的厭世？

就王榮利的觀察，他認為企業家厭世的因素主要有三大類：

一是前景黯淡。有些民營企業家在經營多年以後，覺得怎樣幹就這樣了，而且企業還面對各種各樣的問題不好解決，於是產生厭世情緒而自殺。

二是與民營企業家犯罪相關。有的民營企業家在取得成功之後，腦子發熱，還想爭取更大的成功，結果因融資、經營等問題而陷入犯罪的陷阱中，眼看著要發案，於是便一死了之，以求逃脫法律的制裁。

三是不堪某種折磨。民營企業家也是普通的人，也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與苦惱，而企業家遇到問題往往還無人訴說，自己又不堪折磨，於是便選擇一了百了。

此前，有關民營企業家原罪的問題，業界探討過多年，儘管原罪問題的產生源於當時特殊的政治、經濟、法律環境，但有無數企業家正是栽在了這一問題上。

王榮利認為，民營企業家原罪問題，實際上被一些非法律人誇大了。

「從法律上來看，這實際上是個追訴時效的問題。法律在時效方面有明確規定，按法律辦就是了，不存在討論的問題。」王榮利認為，但從企業家角度來看， 有幾個方面是必須要注意的：一是所謂原罪沒案發，那麼今後更應嚴格遵紀守法，不案發自然不會被追責；二是案發了，那麼法律有規定、刑法修改前後有變化的， 將按新刑法規定的辦，比如過去的「投機倒把罪」，新刑法早已取消，也就不會再追責了；三是新發案件帶出舊案，那麼對舊案部分也應按新刑法的規定來辦理。

「其中最關鍵的是企業家不要發生新的犯罪，以免查處時拔出蘿蔔帶出泥。」王榮利說，民營企業的生存和發展，一方面應通過法律規定使它規範化，但又不能把什麼問題都上升到法律，動不動就說法律不完善。

王榮利認為，另一方面，社會應該給企業家適當的空間，在這個空間裡的問題通過企業自身或者外部干預解決。這就像開車一樣，一條馬路需畫幾道行車線是有規定的，不能想畫幾道就幾道，想怎麼畫就怎麼畫，否則車就無法開了。

關鍵在於整頓吏治

王榮利認為，民營企業令人堪憂的生存環境，應該從根本的法律上、制度上解決問題，其中關鍵在於整頓吏治。

「吏治不整，民營企業家難安。」王榮利說。另外，民營企業家也要學會與政府官員打交道，儘量分清你、我界限，為自己爭取一點空間。

目前，社會上或多或少會有些「仇富」心態，比如最近炒得沸沸揚揚的「中國首善」陳光標「詐捐」問題。客觀地說，陳光標與絕大多數企業家相比，其在社 會責任方面的投入是顯而易見的。即使陳的慈善有炒作等個人目的，即使有些慈善承諾他未能履行，即使他曾通過慈善活動為企業發展謀利，也不能抹殺其在慈善方 面所做的貢獻。

「『仇富』心理，我覺得實際上被外界誇大了。說社會普遍存在『仇富』心理，我覺得是一種誤解。」王榮利認為，應該說社會更普遍的是對種種不公平的 「致富之道」有種「仇富」心理。任何一個合法致富的人，社會還是給予許多的尊敬。所以對民營企業家來說，儘量合法經營，不要只靠拉關係，走歪門邪道，這是 獲得社會肯定的唯一途徑。

「再者，我覺得老百姓仇富不仇富沒關係，他們打份工你給份錢就是了。關鍵是如果掌握公權力的人有『仇富』心理，那就是民營企業家的惡夢了。」王榮利表示，社會應對掌握公權力的人的心理予以更多關注，因為他們對於民營企業家的生存環境寬鬆與否影響力更大。

關於企業家在創業和經營企業過程中的心理壓力和心態調整的問題，王榮利也給出了自己的建議。

他認為，民營企業家首先應保持頭腦的清醒，不要追求過快、過大的目標。做企業應該腳踏實地，只要企業是在往前發展，就是成功。

「這樣，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陷入犯罪的陷阱，人財兩空。」王榮利說。此外，在企業遇到困難的時候，應有一個顧問團或智囊團幫助出謀劃策，民營企業家不要有什麼事情都自己一個人頂，「眾人拾柴火焰高」這樣的說法不無道理。

「這個智囊團不僅僅有管理專家、財務專家等，而且要有法律專家。」王榮利特別強調。

民企老闆的三大困境

我國民營企業和企業家在總體上還處於「亞健康」狀態，自然經受不起市場經濟大風大浪的衝擊和身心俱疲的壓力

我國的民營企業家大多都是擁有遠大的抱負和夢想的。從開始積累原始資本到形成小有規模的企業，再到如何進一步發展壯大企業，他們一刻不停地在追逐著 自己的夢想。當個人的需求得到滿足後，他們的主要驅動力也會由創業時對物質層面的追求逐漸轉向精神方面，如發展慈善事業等。然而，現實艱難的生存條件，使 得大量民營企業家最終魂斷藍橋，他們不得不選擇移居國外甚至以自殺來結束自己的事業生涯。這是一個非常值得人們思考的問題。

生存發展空間受擠壓

長期以來，我國的民營企業大多是在夾縫之中求得生存與發展的。憑藉靈活的經營機制和對市場變化的快速反應，我國民營經濟曾一度出現了繁榮時期，也湧 現了一大批優秀的民營企業家。但在隨後，民營企業大多遭遇到了成長中的煩惱，日益惡化的生存環境嚴重制約了其持續發展。首先，民營企業的發展空間受到擠 壓。國有大型企業不滿足於對經濟命脈的控制，憑著在政策、法律、資金和資源等方面的優勢，越來越多地向原本屬於民營企業的行業擴張，打破了原來國有企業和 民營中小型企業基本平衡發展的格局。外資企業則憑藉著超國民待遇、稅收方面的優勢、強大的研發能力、管理能力和極具優勢的人才搶奪力也使民企在與其競爭中 倍感壓力。

其次，支持民營中小型企業的政策始終得不到落實。繼2005年中央政府頒佈「非公經濟36條」後，「新非公經濟36條」頒佈又過去一年多了，但這個 旨在破除民資進入壟斷行業障礙的條例，由於在提高行業准入條件、行業集中度、淘汰落後產能以及整頓行業秩序等諸多標準的制訂上，大多是以國有大中型企業為 標竿的，實際上反而限制了民間投資，排擠了民營企業。儘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強調要支持民營企業的發展，但大多數地方政府和控制龐大資源的國有部門尤其是 國有銀行，並沒有動力去落實執行有利於民營企業發展的政策。經濟政策在制定和執行過程中的缺失使民營企業無所適從，只能比照著國有企業，像它的影子一樣見 機行事。因此，在國有企業越做越大的同時，不徹底改革歧視民營企業的制度，其生存發展空間就會變得非常有限，再優秀的企業家也將陷入無用武之地。

再次，「三荒兩高」使民營企業陷入生存困境。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後，我國民營企業曾因出口受阻遭到了沉重的打擊，大量企業主逃亡破產。如 今，在全球經濟出現好轉，需求逐步得到恢復的情況下，民營企業卻因遭遇到用工緊張、融資難、缺電和高成本、高稅負的難題再次陷入到危機之中，歇業或倒閉的 事件頻繁湧現。比如，最近就有溫州的三旗集團、波特曼(餐飲連鎖企業)、江南皮革等老牌企業接連因遭遇資金鏈斷裂而破產或倒閉。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次民營 企業危機很大程度是國內一刀切式的緊縮貨幣政策造成的。銀行信貸本來就很少惠及民營企業，銀根收緊進一步惡化了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大量民營企業轉向高利 貸融資後，再加上人民幣升值、勞務和原資料成本上升，其利潤空間就被大大壓縮了，也就難遭一夜猝死的命運。

身份和財富缺乏有效保障

企業家被譽為「經濟增長的國王」。然而在我國，這樣的「國王」卻需要費盡心思地戴上紅帽子，積極地關心政治，想方設法地進入政府相關機構以獲得話語 權，或者通過拉攏相關官員影響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他們其實並非是對政治有多大野心，或者在不務正業，其主要目的僅僅是為了減少不規範政府行為的侵犯，或者 更進一步說，是為了謀求財產和身份的保護。《中國青年報》曾報導說，去年山西一位民營企業家因拒絕公安局長的200萬的索賄而被羈押941天，他所擁有的 2000多萬元資產也被非法賤賣。後來此案雖然「撥亂反正」了，但他的財產也只收回了一小部分。這樣的冤案雖然只是個例，但反映了我國民營企業家的財產得 不到保障的事實，增加了民營企業家對財產和人生安全的不安全感。由於制約企業的政府部門太多，民營企業家時刻在擔心著哪個部門會以什麼理由把自己憑本事幹 的一番事業給毀了。再加上近年來，政府對經濟活動的調控越來越頻繁，大大增加了民營企業家對企業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客觀現實逼使民營企業家不得不付出更 多的經濟和精力成本，去研究政策的方向，拚命擠進人大、政協，處理好和相關官員方方面面的關係。否則，沒有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有關部門實質性的支持，沒有相 應的政治資源優勢，民營企業家完全跟著市場走是不可能做大做強甚至立足的。稍有不慎，在商場上叱咤風雲的他們就有可能在企業經營上遭到阻力，在財產上遭受 巨大的損失。企業因得不到政府和政策的有效支持而倒閉，企業家的財產因此頃刻之間煙消云散的事例並不在少數。

眾所周知，民營中小企業的發展不僅涉及到我國經濟的轉型和結構的調整，還直接關係到保障和改善民生、擴大內需、增加就業、促進市場競爭機制的發揮、 防止市場經濟停滯等問題。但就是這些在國民經濟中起著舉足輕重作用的民營企業，卻與國有大企業始終處於不公平競爭的地位。國有企業憑藉其行政和政治權力， 依靠壟斷可以輕易地獲得巨額利潤，還可以不受國家和社會控制和監督地「自行分配」這些利潤，即使虧損了，也可以向國家伸手。民營中小企業則因對地方政府 GDP增長貢獻有限而長期被歧視。這樣巨大的反差給民營企業家心理上帶來的失落感和不公平感是可想而知的。

這就不難理解，處於這樣一種環境中的民營企業家，為什麼有的移民國外，尋找安全的落腳點；有的走向極端選擇自殺；更多維持著生存的是如何的艱難。

亞健康狀態削弱了抵抗力

從成長機制來看，民營企業和企業家在發展壯大的過程中，除了需要良好的外部制度環境和適宜的土壤外，就自身來看，我國民營企業和企業家在總體上還處於「亞健康」狀態，自然經受不起市場經濟大風大浪的衝擊和身心俱疲的壓力。

我國民營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普遍存在資金規模小、勢力弱、內部組織關係不穩定和技術人才缺乏等問題。尤其是在經營管理上，絕大多數民營企業都採取家 族式管理，或是在擯棄家族式管理後沒能找到一套有效的管理模式和相應的管理人才。民營企業家對企業經營決策具有隨意性，缺乏合理的建議和約束。他們最喜歡 做的兩件事情就是追求多樣化經營和進行擴張性投資，這對企業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決策失誤和管理不善，就容易造成企業經營困難和資金鏈斷裂。在得不到銀 行的支持下，利用民間借貸，不僅對信譽要求高，利率也很高，這對企業家在經濟和心理上帶來了更大的壓力。因為企業倒閉的結果不僅會使企業家的財富煙消云 散，沉重的債務負擔和信譽損失還會將其推向絕望的境地。

有一句流傳很廣的話說，成功企業家背後都有兩股力量在支撐，一是法律顧問，二是心理醫生。這恰恰是我國民營企業家所缺乏的。他們在企業經營中得不到 諸如財務、法律、市場、技術、管理等方面的支持，在骨子裡又多少都有一點帝王心態。面對著各種困難和焦慮，他們擔心表現出軟弱的一面，很少願意去傾吐，去 尋求幫助來解決，更不要說找心理醫生了。在日常生活中，事業的壓力和繁忙使得企業家沒有時間與家人相處，也沒有真正屬於自己的業餘愛好並沒有時間去實施 它。他們有的只是因私有財產保護的缺失、民眾的仇富心理和自身創辦企業之初各種原罪帶來的深深的焦慮與不安。各種不安如果越積越多，就會蠶食著他們的身心 健康，直至將他們徹底摧垮。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曾經說過：「發展中國家最缺乏的就是能夠參與市場競爭的企業家。」 作為市場競爭中的生力軍，我國的民營企業家如果不能在國外內市場競爭中發展壯大，而是被各種不公平的競爭和身心俱疲所擊倒，那麼，對整個社會而言，就真的是一個莫大的悲哀了。

月1日，2011第一財經·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榜評選活動隆重啟動，這是繼2010年首創了「仁商」概念後，第一財經再一次啟動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榜評選活動，正式將「仁商」確定為該項活動的核心關鍵詞，並以「信達天下」作為2011年度主題。

在此我們不禁要問何謂企業社會責任?不僅僅是企業為慈善捐了款就是有社會責任。企業社會責任是指企業在創造利潤、對股東承擔法律責任的同時，還要承 擔對員工、消費者、社區和環境的責任。企業的社會責任要求企業必須超越把利潤作為唯一目標的傳統理念，強調要在生產過程中對人的價值的關注，強調對消費 者、對環境、對社會的貢獻。然而，現狀並不十分理想。隨著「塑化劑」、「染色饅頭」、「瘦肉精」等多次食品安全事件的曝光，公眾已對食品安全產生憂慮，甚 至爆出「我們今天還能吃什麼」的話題。這些都源於某些企業經營中的短視行為。

上海第一財經傳媒有限公司總經理、《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秦朔認為中國企業和商界發生的諸多違背誠信，不講質量標準，甚至很多觸及底線等問題，都是 不盡社會責任的問題，從管理的角度分析這是一種機會主義，是一種管理層的機會主義，機會主義形成的原因從邏輯上看，主要是對未來預期的不確定。

一個個實例無不證明我們對商人「無奸不商」的看法，但是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錢文忠在出席「第一財經·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榜」啟動儀式上卻語出驚人， 稱中國商人自古以來就具備社會責任。錢文忠說的有根有據，自古就有商人弦高智退秦師的故事。公元前627年春天，秦國大軍準備偷襲鄭國，當時弦高正要去賣 牛，看到大軍向鄭國潛行於是自稱鄭國使臣,說道：「我國國君知道你們要來，派我來犒勞大軍。」並將自己的牛獻給秦軍，秦軍誤以為鄭國已有所防備，就放棄偷 襲的念頭轉而攻打滑國去了。弦高為挽救自己的國家而放棄了自己的私有財產，顯示出我國古代商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范蠡也是中國傳統歷史當中著名的「仁商」。他曾經幫助越國滅掉吳國，離開越王后便改名換姓做了商人，獲得巨大財富，之後又將財富分散給親友鄰里。像范蠡這樣承擔了重大社會責任的「仁商」歷史上還有很多。

錢文忠認為如果我們能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商人自古就具備社會責任這個傳統，我們就可以知道，在中國傳統中一直存在著這樣的資源，企業家和財富不僅能擺 脫負面的形象和價值，而且還是實現道德載體或者說是道德的組成部分，企業家或商人和士大夫一樣，財富和知識一樣，都是推動社會前行發展的車輪，我們也可以 從中國傳統的文化當中重新認識發掘企業和財富的正面價值，用最簡單的話來概括就是「富」和「賢」兩個價值。對於讀書人來講沒有必要有「富」的價值，但是一 般人認為讀書人應該「賢」，但現在讀書人不一定「賢」，那企業家比較難，起碼承擔兩個價值，一個「富」一個「賢」。套老百姓一句話「富而仁」。錢文忠建議 中國企業家有空讀一讀日本近代產業先驅，工商業的精神領袖澀澤榮一撰寫的《論語和算盤》，澀澤榮一被譽為「日本企業之父」、「日本產業經濟的最高指導者」 以及「儒家資本主義的代表」。在這本書中，澀澤榮一論述了「論語」與「算盤」的關係，他認為「論語」講的是仁義和道德，而「算盤」代表的是「精打細算」的 「利」，但是兩者並不矛盾。傳統觀念把「義」和「利」對立起來，例如中國儒生認為「為富不仁」，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也說「所有的商業皆是罪惡」，這樣的觀 點不利於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事實上，孔子並不鄙視富貴，只是認為人不能見利忘義，不要取不義之財。澀澤榮一希望通過《論語》來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懂得 「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道理，可以放手追求「陽光下的利益」。經營和致富的根源在於：依據「仁義道德」和「正確的手段」，致富才能持續。

錢文忠解釋作者希望商人一手「論語」一手「算盤」，一手是「富」一手是「賢」，提倡「士魂商才」的觀念，這裡的「士」錢文忠解釋是指武士道的「士」，我們可以理解為士大夫的「士」，商人要有士大夫的靈魂和商人的才華。

錢文忠認為今天的商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反思自身，反思和自身相關的傳統，從中尋找歷久彌新的資源，努力有意識地使自己成為「士魂商才」的領袖， 錢文忠說﹕「 『士魂商才』是我能夠找到的對商業領袖或者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最好詮釋，如果我們這個民族能夠擁有多一點『士魂商才』的人，我們的民族就能成為一個強 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