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9月19日報道 英媒稱，國際知名投行瑞銀9月17日發布三年一度的全球價格與收入報告，對全球71個城市的物價、工資以及受薪人士的購買力進行了調查研究。

路透社9月18日報道，報告發現，蘇黎世、日內瓦和紐約是世界上物價最昂貴的城市，而上海和北京的物價也正在追趕歐洲。

報告對包含122種商品和服務的標準化籃子的價格進行比較。在亞洲，東京是物價最貴的城市，但如果在物價組合中加入房屋租金，則香港是亞洲物價最貴、世界物價第六貴的城市。上海的物價高於德國柏林和西班牙巴塞羅那，而北京和上海的物價均高於西班牙馬德里。

與物價相對應，蘇黎世、日內瓦和盧森堡員工的工資收入最高，紐約名列第四。香港在除日本外的所有亞洲城市中工資最高，上海和北京的排名相對靠後，分別排名倒數第十七位和倒數第十位，與一些來自亞洲和非洲的城市共同墊底。

在排名最低的城市中，肯尼亞的內羅畢、印尼的雅加達和烏克蘭基輔的員工收入僅為蘇黎世平均水平的約5%。基輔無論是物價還是工資收入，排名均為最末。

通過比較對於在全世界範圍內盡量同質的商品的購買力，能最好地描述工資的價值。盧森堡、蘇黎世和日內瓦員工的購買力最強，凈小時工資可以購買到標準化籃子中最多的商品和服務。內羅畢員工平均需要工作近三個小時才能購買一個巨無霸，相比之下香港只需九分鐘。上海員工需要工作略多於164個小時才能購買一部蘋果(AAPL.O)iPhone6，北京員工則需要在此基礎上再多工作54個小時。

報告還指出，近期一些經濟事件的發生，影響了部分城市的排名。例如瑞士央行在今年1月份放棄了歐元兌瑞郎匯率下限，對價格和收入指標有很大影響。蘇黎世和日內瓦升至最高排名。由於烏克蘭沖突和隨之而來的對俄羅斯的制裁，導致俄烏多個城市排名暴跌，基輔目前在價格和工資排名表中墊底。

另外，南美的不穩定極大地影響了匯率，改變了諸如巴西聖保羅和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排名。在亞洲，自2012年以來日元貶值，但韓元兌美元升值，使得日本東京的排名下跌而韓國首爾上升。亞洲仍是各城市價格和工資差別最大的大陸，而北美差別最小。

近日，胡潤研究院在上海發布《2015胡潤百富榜》，榜單顯示，有56位“80後”企業家登上今年胡潤百富榜。其中16人是白手起家，為2014年的2倍，基本都從事IT行業。目前還沒有“90後”白手起家富豪上榜。

那麽這些白手起家的80後富豪主要集中在哪些城市呢？榜單顯示，北京、上海、杭州和深圳四個城市是最主要的集中地，而作為一線城市的廣州不僅不如其他三個一線城市，也落後於二線城市杭州。

80後白手起家富豪主要做IT

無人機制造商深圳大疆創新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大疆）創始人汪滔，以220億財富成為最富有的“80後”白手起家富豪。今年35歲的汪滔是杭州人，2003年從華東師範大學退學到香港科技大學讀電子與計算機工程學系。2005年，他與兩位同學開始研究無人駕駛飛行技術，經過大半年試驗有了突破，成功讓飛機起飛。

隔年，他和朋友以籌集到的200萬港元在深圳市成立了大疆創新公司。2012年底，大疆推出了微型一體機“PHANTOM”，行銷全球。

今年2月，明星汪峰向章子怡求婚的視頻中，一架無人機載著鉆戒飛過來，卻意外地讓大疆火了。此時，大疆無人機在全球市場份額已達到70%，遠超美國等競爭對手。

排在第三的林奇是浙江溫州人，1981年11月出生，目前擔任遊族網絡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同時任遊族影業董事長。2013年下半年開始，遊戲風暴席卷資本市場，造富神話頻頻上演。在此背景下，遊族網絡亦乘勢借殼梅花傘(002174.SZ)，並於2014年6月正式上市，成為A股主板第一遊戲股。

而在這16位白手起家的“80後”富豪中，除了籃球巨星姚明、經營連鎖的哎呀呀董事長葉國富以及汪滔等少數幾人外，其他人大多從事IT行業，主要集中在網遊和電商領域。

對此，廣東省社科院企業管理與決策科學研究所所長林平凡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往互聯網走能成為富豪的，必須是依托於互聯網的新技術，也就是高新技術產業里的新型電子信息產業。其次，必須有跟市場結合緊密的商業模式。“如果這兩種因素結合得緊，就可能在短期內達到發展的高潮，創業的成長性非常好。”

林平凡說，不同的產業有不同的特點，傳統的產業比如空調，已經是十分成熟的產業，要進去就要拼規模，門檻比較高，不能通過輕資產的模式來實現快速增值。而互聯網產業恰恰最適合輕資產的模式，只要有網絡有辦公室就可以做。

“無論是金融還是地產等領域，都需要有很雄厚的資本。”林平凡說，相比之下，互聯網產業可以“輕資本、輕資產”，關鍵在於是否有很好的構想以及是否有一批人來實現構想。因此互聯網產業也是年輕人最容易“逆襲”傳統產業富豪的一個領域。

都在哪些城市？

以地區分布來看，除了籃球巨星姚明，其余15位“80後”白手起家富豪，公司總部全部位於東部沿海，更具體的說是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和廣州。這其中，北京和上海各有4位，杭州加上臨近的地級市紹興有4位，深圳有2位，廣州只有1位。

廣州一家遊戲公司主程序員陳先生認為，互聯網產業發展中，最重要的是人才，而城市環境、氛圍對人才的集聚有很大的作用。無論是對新潮事物的接受度，還是整體的視野格局，沿海的一線城市以及杭州等少數二線城市是位居全國前列的，因此互聯網富豪也主要出現在這些城市。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東部幾大城市是我國創業創新人才最密集的區域，這些城市人才聚集有相應的市場環境，比如目前主要的天使基金、VC等都集中在北京、上海和深圳幾個城市。再次，這些地方政府的的營商環境做得非常好，市場化程度非常高。

陳先生說，人才都有一個集聚效應。北京和上海作為全國影響力最大的兩個中心城市，也是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城市，對最優秀的人才的吸引力顯然是最大的。作為直轄市，這兩個城市的政策優惠也比較多，例如很多互聯網企業即便很多業務在其他城市，也會將總部設在上海。

丁長發分析，在北京和上海之外，深圳則積累了高新技術的大量企業、人才，以及有大量的風投，因此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在全國最具競爭力，目前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高附加值產業在深圳的整體經濟發展已經體現了其強大的拉動作用。

杭州的主要特色是在電商領域，尤其是在阿里巴巴的帶動下，杭州的信息經濟在全國獨領風騷。據不完全統計，杭州集聚全國超過三分之一的電子商務網站，同時，在電子支付、雲計算、快遞、網絡營銷、信息技術、運營服務等領域湧現眾多專業的電子商務服務商。預計到2015年底，杭州電子商務服務業收入將達到1000億元，創造60萬個網上就業崗位。

在杭州濱江不足百平方公里的範圍內，集聚了30多家上市公司。除阿里外，還有士蘭微電子、恒生電子、信雅達等一批國內科技人員創辦的上市企業，以及智慧安防國內前三強海康威視、大華技術、宇視科技。濱江匯聚著以雲計算、移動互聯網和大數據為代表的智慧產業。

杭州崛起的背後，依托的是浙江的商業貿易氛圍。值得註意的是，在入圍的“80後”白手起家富豪中，浙江不僅有漢鼎宇佑的王麒誠、聯絡互動的何誌濤、微貸網的姚宏、世紀華通的邵恒，而且來自上海、深圳的不少“80後”白手起家富豪也是浙江人，比如大疆創新的汪滔就是杭州人，遊族網絡的林奇是浙江溫州人。浙江年輕一代的創富能力可見一斑。

相比之下，一線城市廣州的表現就有點“落伍”了，在15位富豪中，只有1位來自廣州，為哎呀呀董事長葉國富，主營飾品連鎖。因此，在這一榜單上，廣州不僅不如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大一線城市，也不如二線城市杭州。

作為“千年商都”，廣州有著全國最好的專業批發市場，但廣州的電商發展卻比杭州等地要相對滯後，一直缺乏相應的電商巨頭。廣東商業經濟學會會長、廣東財經大學流通經濟研究所所長王先慶教授認為，在電商方面，廣州電商的龍頭企業確實不如浙江等地，“但廣州也好，珠三角也好，中小型電商企業特別多，這也是廣州的特點。”

林平凡認為，一個城市新興產業能否發展，一是要有好的創業氛圍，二是政府要有很好的政策支持，構建一個有利於人才創業創新的模式。廣州的傳統商貿批發市場十分強大，都屬於傳統的商貿模式，傳統的力量太過強大在一定程度上擠壓了創新型人才的發展空間。“但並不是說我們就無所作為，關鍵在於我們是否開辟另外新的渠道。”

“我們很重視引進外部力量，但這種引進並不是簡單說從國外或者其他省引進大企業、大資本，而是應該像深圳那樣，打造一個很好的平臺，外來人才只要有一個新的思想、新的創意，就可以在這里創業，從而越聚越多。”林平凡說。

丁長發認為，在經濟進入新常態後，沿海城市現在再走靠大項目、大投資來做大經濟規模的路徑已經很難了，相反這些城市應該改善自身的營商環境，把人才留下來，經過若幹年慢慢培育，才能迎頭趕上。

例如，上海、杭州、深圳等地目前都已經走過了靠大工業、大項目、大投資驅動的階段。在杭州，數據顯示，上半年杭州一產、二產和三產分別實現增加值132.38、1765.70和2600.67億元，增長1.4%、 4.8%和 15.4%，主要增長動力來自於三產。在深圳，數據顯示，上半年深圳固定資產占GDP比重僅為17%，在全國各大城市中最低，但上半年深圳經濟增速達8.4%，領跑一線城市。

10月20日，財政部網站披露《關於調整中央和國家機關差旅住宿費標準等有關問題的通知》（下稱《通知》），自2016年起調整多個城市幹部住宿費標準。

《第一財經日報》發現，與今年幹部住宿費標準相比，此次幹部住宿費基本上調。

具體來看，2015年，部級幹部差旅住宿費標準在36個城市（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均為普通套間800元。此次調整後，2016年北京、上海等11個城市部級幹部住宿費標準均上調，其中北京和上海兩個城市上調300元至1100元/間，其他9個城市上調100元至900元/間。

同樣，2016年7個城市司局級幹部住宿費標準上調，其中北京市司局級幹部住宿費標準由此前的500元/間上調為650元/間。另外，上海、天津、杭州、廈門、廣州、深圳則有10元~100元不同幅度的上調。

除了上述部級和司局級幹部在部分城市上調住宿費外，2016年處級及以下幹部的住宿費在33個城市調整，涉及城市數量最多。

其中，處級及以下幹部（即其他人員）在北京和上海兩地住宿費由此前350元/間上調至500元/間，上調幅度最大。海南海口市、西藏拉薩市和青海西寧市三地價格未作調整。

此外，拉薩、西寧、哈爾濱、海口、大連、青島等6個受地理、氣候等自然條件限制和季節性熱點影響較大的城市試行差旅住宿費淡旺季標準。旺季期間上述6個地方上浮20%~50%。

其中，西藏（拉薩市）和青海（西寧市）住宿費旺季（6~9月）上浮最高，為50%。以西藏為例，旺季住宿費標準部級幹部每人為1200元/天，司局級幹部為750元/間，其他幹部為530元/間。

《通知》稱，此次住宿費調整綜合考慮近兩年全國各地區賓館（飯店）住宿費價格變動、實際工作需要、淡旺季等因素。調整後的差旅住宿費標準是中央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到各省會城市、直轄市、計劃單列市出差的住宿費上限標準，各類人員應當堅持勤儉節約原則，根據職級對應的住宿費標準自行選擇賓館住宿（不分房型），在限額標準內據實報銷。

《通知》稱，中央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到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所轄地、州、市（縣）出差執行當地財政部門制定的差旅住宿費標準。各地、州、市（縣）差旅住宿費標準未制定公布前，可暫按其省會城市住宿費標準執行。

《通知》要求，各單位應當嚴格按照差旅費制度和厲行節約反對浪費的有關規定，加強出差審批管理，從嚴控制出差人數和天數，嚴格差旅費預算管理和報銷審核，控制差旅費支出規模。對違反差旅費管理規定的行為，有關部門應依法依規追究相關單位和人員的責任。

1月29日，央行官網發布2015年地區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統計數據，北京、上海、江蘇位列前三，三個省市的增量總量超過1萬億。

具體來看，從增量的總數來看，北京、上海、江蘇位列前三，且僅這三個省市的增量總量超過了1萬億。其中北京更是超過了1.5萬億。而寧夏、西藏和青海和依次位列倒數前三名。其中寧夏僅503億，西藏不足800億，而青海則只有1112億。

就人民幣貸款而言，廣東、江蘇、山東、浙江和北京依次位列人民幣貸款增量前五名。廣東的人民幣貸款增量超萬億。江蘇增量超過9000億，而接下來的第三名山東則只有5397億。而人民幣貸款增量的最後五名依次為西藏、寧夏、青海、海南和新疆。其中西藏、寧夏僅500多億，青海819億，而海南則為1000億。

據央行最新數據，2015年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15.41萬億元，比2014年少4675億元。其中，12月份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1.82萬億元，分別比上月和上年同期多7927億元和2477億元。

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表示，2015年社會融資規模增量少於2014年，主要受三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是外幣貸款大幅減少，二是表外融資明顯萎縮，三是地方政府債務置換也導致2015年社會融資規模增量有所下降。

盛松成透露，從2016年開始，央行將按月公布社會融資規模存量規模，擬定於每月20日左右發布上月數據。

“社會融資規模是從金融角度反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指標。”盛松成表示，供給側的變量涉及資本、勞動力、全要素生產率等。從總量看，社會融資規模反映了資金的總供給。中央提出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而盛松成認為，社會融資規模能夠有效反映這些供給側的變動情況。

盛松成介紹，一方面，社會融資規模中產能過剩行業貸款增長持續低迷，反映了實體經濟去產能的情況。截至2015年末，產能過剩行業的中長期貸款余額同比增長1.5%，增速較上年同期下降2.4個百分點。

另一方面，房地產貸款的結構變化反映了房地產去庫存趨勢。截至2015年末，房地產開發貸款余額同比增長16.7%，增速自2015年6月份以來持續回落，6個月累計下降6.9個百分點，反映房地產潛在供給下降;購房貸款余額同比增長23.2%，增速自2015年5月份以來持續回升，7個月累計上升5.7個百分點，反映購房需求正在回升。房地產開發貸款和按揭貸款一升一降，表明房地產去庫存化進一步加速。

不管我們承不承認，房子一直都是聚會上的永恒話題。沒結婚的要買房，結了婚的要換房，不論大家聊著股市、跳槽還是搖車牌號或《老炮兒》，最終話題都可能無縫切換到買房。

過年前後更是如此。無論身處大都市還是小鄉村，房子就像圍爐吃喝時桌幾上的那碟瓜子，嗑得人口幹舌燥，但又忍不住一顆接一顆送進嘴里。

換房焦慮族

關於過年期間的回鄉樓市話題已經很多。從社會、政府、企業的角度而言，三四線城市的空置率、高庫存帶來了莫大的困擾。相對駭人聽聞的“鬼城”、開發商跑路，一線城市“中產”、“夾心層”們的換房煩惱多少顯得有些矯情——已然擁有小鎮青年無法想象的百萬級居所，卻還在為換房焦灼。

但事實上，焦灼的人真不少。除夕前兩天，北京東四環外火鍋店內，一桌30歲上下的年輕人正在聊天。是為迎接上海來京出差的大學同學A，北京的同學B和同學C聚在一起。從上海名校畢業後的A在就職於一家券商，公司在陸家嘴；B本科畢業後赴北京念到博士，畢業後進入部委工作，未婚；在國企上班的C已婚，一旁在外企上班的妻子懷有身孕。

話題先從理財開始：存款利息越來越低，互聯網理財產品收益跌破3%，P2P風險持續累積，A股更是慘不忍睹，那麽有限的積蓄是兌換成美元呢還是買銀行理財產品？不一會兒，話題轉到了房子上：利率這麽低，房價還得漲，還要不要買房？

A去年結婚時，在上海次中心地段買了一套兩居室，2000年左右建成的二手房。剛裝修完，就開始猶豫是入住還是賣掉。原因很簡單，房齡超過15年，小區難免老舊，周邊環境也很一般，也沒有學區。他拿出手機，打開線上看房的APP，搜出幾套房子說：“看，我們附近好點的小區的兩居室都在700萬以上了，再好一點的就奔1000萬了，實在是太貴了。”

A的話引發了C的強烈共鳴。眼看妻子待產，父母要從外地進京照顧，現有的80平米的老房子實在是擁擠。於是C也打開了同一個軟件，搜出了自己家附近的在售房源。他對著軟件上的變價記錄感慨，朝陽公園至東五環區域，那幾個他看得上的物業較好的小區，120平米至140平米的房子，近兩月來報價節節攀升，不少房源從700余萬元漲到了接近800余萬元。與A一樣，C和妻子如果賣掉現有的總價400萬左右的房子，再貸款斤400萬元（每月按揭2萬元左右），的確可以換一套理想居所，但他的糾結之處在於，以他倆的家庭收入，供著這樣的房子再養個孩子，無疑是壓力山大。而更要命的是，這些房子跟A在上海看上的房子一樣，不屬於普通住宅，不享有相應的稅收優惠，算下來稅費還需要40萬至60萬元。

這時單身青年B說話了，他也拿出手機：“看，這套西五環的房子，我就因為它挨著環線有些猶豫，眼睜睜就看著它從3萬7漲到了4萬3，不知道過年後還會不會漲。”

“房價還會上漲嗎?我們到底還要不要換房?”最後，大家又回到了這個問題。

房價會漲得停不住嗎？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去年12月，北京、上海、廣州新建商品住宅價格環比分別上漲0.5%、2.1%、0.7%，同比2015年12月分別上漲10.4%、18.2%、9.2%，二手住宅價格更是同比分別上漲20.8%、11.7%、11.7%。穆迪近日提供給《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的報告也顯示，該機構跟蹤的一二線城市的庫存水平從去年11月的九個月降至12月的七個月。庫存進一步消化將對房價構成支持，因此從趨勢上看，一線城市房價穩穩當當的坐在了上漲通道。

一線城市樓市繁花似錦，於是作為市場上的三大經濟主體，政府、企業與個人，多將樓市問題的註意力放在了三四線城市的巨大庫存上。的確，眼下房地產的區域性過剩正影響樓市的健康發展，累及中國經濟穩定增長，威脅金融安全。相對三四線城市，一線城市則顯得安全得多。2月2日，中國央行在其網站發布一則通知宣布，在不實施住房限購措施的城市，銀行對首次購房者貸款的最低首付款比例可從25%下浮至20%。這一新政排除了五個非限購的城市，北上廣深與三亞，這些城市仍需行政手段幹預需求，自然也與高庫存保有安全距離。

正是因為如此，房企過去兩年間爭相喊出戰略性回歸一線城市的口號。

但一線城市供給結構問題帶來的企業與購房者的焦慮也正在發生。來自克而瑞研究中心的最新統計顯示，上海和北京最受歡迎的改善型戶型面積在144平米至220平米之間，上海的改善需求套均價在600萬元至990萬元;北京的套均價在440萬元至735萬元之間。而這類房子的供給情況又如何呢？據亞豪機構觀察，從去年成交的住宅用地情況來看，由於競自住房面積已成慣例，在房企爭奪之下多宗地塊出現全部競建為自住房現象，而剩余極少數純商住宅部分價格被推升至畸高。在此背景之下，北京住宅市場自住房與豪宅占主導的二元模式將進一步明確，而適合中低端剛需及改善型的純商項目不斷減少。

亞豪機構副總經理任啟鑫就曾指出，受到土地成本推升的影響，2015年北京住宅市場豪宅化的傾向已經出現，2016年這一特征將更加明顯，而基於高端項目的特性，2016年房企在北京的推盤節奏將進一步放緩，預計在今年3月銷售季正式開啟之後，月度最高開盤量將繼續維持在30個左右，北京樓市逐漸進入“少而精”的銷售階段。

新房豪宅化，中高端改善型二手房相應越來越搶手，在價格上呈現豪宅化，因此形成了新房單價紮堆超10萬，二手房單價紮堆超6萬的局面。一位年輕的知名經濟學者春節前對記者說，隨著負利率持續，股票等投資渠道回報走低，信托兌付風險加大，春節後北京改善型二手住宅還將繼續上漲，未來四環內130平米左右的中高端住宅，1000萬元內的房源會逐漸減少。

這正是面臨三代同堂的“夾心層”們焦慮的原因。大城市、好地段、好房子供給稀缺，強勁的需求推高了價格，這本是基本的供求原理。但如此的豪宅狂歡背後，一方面一些產品供給過剩，一些需求由於交易成本過高得而得不到釋放；另一方面，企業和購房者的杠桿也正在加大。即便是幾家企業組成聯合體拿地，隨著京滬地王身價不斷刷新，頂豪集中入市後去化壓力加大，拿高價地的風險也在累積。去年10月，就曾傳出有華南房企與北京央企聯合摘得北京土地後，單方面想要退出，留下合作方不知是單獨接手全盤，還是等待另一位“下家”登場，項目運營計劃都得推倒重來。與此同時，投資客的杠桿也在加大。亞豪機構市場總監郭毅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舉例稱，以房價領漲的深圳為代表，投資客再度進入樓市，並在各種金融產品的助推下，加大了購房資金的杠桿率，這意味著房地產市場和金融範疇的危害開始堆積。對此，穆迪認為，由於中國經濟增長放緩，開發商的負債杠桿率依然高企，利潤率面臨壓力以及三四線城市庫存水平較高，因此行業運營環境將更有挑戰性。

對現金流依賴高如房地產，在這樣的行業基本面和激烈競爭下，一線城市的項目也不見得能獨善其身，能輕松承擔起為整個企業充當現金奶牛的重望。

“希望房價不要漲太快，祝你們早日換房成功。”火鍋局的末了，站起來告別時，A揮揮手，對C夫婦這樣說道。

而一線城市的房價是否會一直快速上漲呢？也許有一個人的判斷可作為參考。今年1月初，融創中國（01918.HK）董事長孫宏斌在上海出席媒體會時說：“北京、上海沒法弄，一算就賠錢。”他說，過去他覺得北京、上海什麽地都能拿，現在覺得企業要避免掉進高價地的“坑”里面。

“現在房地產市場風險很大，盡管利率越來越低，但利率不會永遠下降。2011年前後出現的房地產低谷也表明，房價不可能像大家想象的一樣一漲起來就停不住。”孫宏斌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