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別人炒股的難題
2015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的主題分論壇“互聯網金融新趨勢”於5月24日下午在清華大學舉行。中國人民銀行支付結算司副司長樊爽文稱,將於6月1日起施行的《關於實施銀行卡清算機構準入管理的決定》(下稱《決定》)對於中國銀行業發展來說,是一件極為重要的大事,標誌著我國銀行卡產業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取得突破性進展,對我國銀行卡產業和銀行卡市場發展,將產生巨大影響。
銀行卡清算機構地位和作用特殊 切忌盲目沖動
樊爽文分析,就完整的銀行卡業務流程看,主要包括銀行卡的發行、收單和轉接清算三個環節。這其中,銀行卡清算機構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處於核心地位。銀行卡清算機構通過制定標準和規則建立自己的銀行卡品牌(比如銀聯卡、維薩卡、萬事達卡等等),授權發卡銀行和收單機構發行、受理其品牌的銀行卡,並通過建設和運營清算網絡,提供相關機構之間的交易、清算服務,協助它們完成最終資金結算。
通常,銀行卡清算機構本身並不發卡,也不做收單。其直接客戶對象是商業銀行和從事銀行卡收單業務的非金融支付服務機構。廣義上,持卡人和特約商戶也是銀行卡清算機構的服務對象,但是它們所獲取的相關服務,主要通過發卡行和收單機構轉遞。一般來說,銀行卡清算機構並不直接與持卡人或特約商戶發生業務往來。也正是因為銀行卡清算機構所處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決定了對它的要求大大高於一般支付機構,決定了銀行卡清算機構數量是有限的。總體上看,銀行卡清算市場是一個小眾市場,服務對象有限,未來競爭將十分激烈。所以,有意進入銀行卡清算市場的社會資本,不要以成立一般企業或支付機構的認識去看待成立銀行卡清算機構,要正確認識銀行卡清算機構作用,充分了解、評估所需要的資源,三思而行,切忌盲目沖動,一哄而上。
封閉型的銀行卡清算模式在向開放型轉變
樊爽文表示,從目前國內外銀行卡清算機構的組織形成看,公司制已經基本替代了早期的會員制。從銀行卡清算機構運營模式看,大致有兩種類型:開放型(四方模式)和封閉型(三方模式)。前者的代表性機構有中國銀聯、維薩和萬事達等,後者的代表性機構有美國運通、大萊等。但近年來有一個較為明顯的趨勢是,封閉型的銀行卡清算模式在向開放型轉變。主要原因是,開放型模式下,銀行卡清算機構和發卡行、收單機構之間不存在競爭關系,因此更容易獲得市場認可和規模經濟。
而在封閉型模式下,銀行卡清算機構兼具發卡和收單角色,通常較難吸引其他發卡行和收單機構參與,市場拓展的難度相對較大。從境外銀行卡清算機構發展歷史也能夠清晰地看到這一點。盡管維薩和萬事達成立時間較晚,但其清算網絡覆蓋率、發卡量和交易量等早已遠超運通和大萊。正是在這種壓力下,封閉型的清算機構,已經開始逐步向開放型轉變。談這個問題的目的是,現在有一些議論和分析,認為國內某大銀行或是某幾家銀行會發起成立新的銀行卡清算機構。個人認為這種可能性不大。因為,如此,基本上是走封閉型的路子,這與歷史經驗和當下潮流顯然不符。在成立新的銀行卡清算機構時,商業銀行可以參與,但任何一家參與者都最好不要形成實際控制。
銀行卡清算機構數量不宜太多
樊爽文認為,未來在中國境內成立銀行卡清算機構的形式,可能會有多種。一種是完全的內資機構;二是中外合資機構;三是外商獨資機構。從業務背景看,可能會有目前已經有較好業務發展基礎的境內銀行卡清算機構(如中國銀聯),也會有境外銀行卡清算機構(如維薩、萬事達),同時也會有不具相關業務背景的新機構。
樊爽文總結,在這種情形下,未來銀行卡清算市場可能會表現出四種特征:
一是機構數量增加,但不可能太多。目前只有中國銀聯一家從事境內銀行卡清算業務的格局將被徹底改變,中國銀聯將從“唯一”變為“之一”。但是由於銀行卡清算自身特點所決定,未來的銀行卡清算機構數量不宜也不會太多。當然,至於具體數量,最終還是要靠市場去選擇,優勝劣汰。
二是銀行卡清算市場競爭激烈。很多行業在初始階段通常會先是“藍海”,然後逐步過渡到“紅海”。由於銀行卡清算業務具有較強的網絡外部性和典型的雙邊市場特征,加之幾大境外銀行卡機構已經有成熟的銀行卡業務經驗和在國內長期從事外幣卡、雙幣卡的歷史,因此銀行卡清算機構之間的競爭一開始可能就會相當激烈,直接的短兵相接,步入“紅海”,沒有緩沖地帶。
三是不同清算機構的業務重點選擇會明顯不同。盡管目前國內外銀行卡清算機構,都同時開展借記卡和信用卡業務,但未來外資機構進入中國後,可能會首先把註意力放在信用卡業務上。同時,為了充分發揮其境外網絡優勢,跨境業務可能將會被優先考慮和發展。而新成立的境內機構,可能會將重點首先放在借記卡和境內業務拓展上。中國銀聯可能會繼續保持現有選擇,借記卡和信用卡業務並重,境內外業務並重。
四是銀行卡產業完全市場化。回顧過去的30年,我國的銀行卡產業呈現逐步市場化的過程。在長期“政府主導”的模式下,銀行卡產業實現了跨躍式發展。2010年開放銀行卡收單市場,出現了一大批非銀行支付機構從事收單業務,銀行卡受理實現市場化。《決定》的實施,使得銀行卡清算市場實現市場化,也標誌著銀行卡產業市場化取得實質性突破。隨著清算市場的開放和充分競爭,銀行卡定價機制市場化將水到渠成,屆時銀行卡產業將實現完全市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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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塑化劑案到頂新劣油案,如何舉證黑心食品對人體的危害,連食安專家都說難解;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所訂「不適合人類食用」,或可成為食品標準。 近年重大食安事件司法判決陸續出爐,其中頂新劣油案一審無罪判決,與社會期待有落差,再度引發「滅頂運動」。 彰化地方法院判決頂新無罪,其中一項理由為,依現存證據尚無從認定油品「確為有危害人體健康之虞」。由於之前塑化劑案民事一審判決,新北地方法院也認為, 無法舉證身體受損與塑化劑的因果關係,僅判商品損害一百二十萬元。甚至,台北地檢署偵辦茶飲店「英國藍」玫瑰花茶原料含殺蟲劑DDT案,也以劑量不足以引 起人體重大危害,對上游進口商不起訴處分。 無獨有偶,台糖告大統長基代工生產葡萄籽油違法添加禁用的銅葉綠素,彰化地方法院近日也以無法舉證有人食用後受害等理由,判決民事求償敗訴。 判決僅採驗成品 恐成漏洞「無法證明危害人體健康」,彷彿成為不肖廠商脫罪的「護身符」,但衛福部食藥署與第一線食安執法人員都無法接受。他們認為,《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從食物的原料、製程到成品都管制,「過程中有一處不合法就是非法。」彰化縣衛生局長葉彥伯即擔心,司法判決採用衛生檢驗成品是否合格來判定,不問過程 與來源,「給予黑心業者很大空間。」不過,食安專家坦言,看過成品檢驗數據,的確很難證明立即對人體有害。但是,民眾無法接受吃下由飼料廠生產、從餿水提 煉的油,或食品裡加了不該下肚的添加物。《食管法》七年來已經修了八次,還有什麼補救辦法? 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劉靜怡建議,可以參考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作法,將「不宜供人食用」或「不適合人類食用」,明訂在《食管法》裡。 亦即,即使「無害健康」,但若從「社會文化心理」等層面上,依然是「不宜供人食用」的,就不該上市。 除了修法,台大公衛系教授吳焜裕建議,政府應比照歐盟,訂定食物的身分標準規範,將民眾常用的品項都定義,歐盟就列了兩百多個,才能將黑心商人繩之以法。他以頂新為例說明,在歐美,豬油是指從豬組織中取出才算,頂新精煉的油不是豬油,至少可以罰「標示不實」。 食品來源五花八門,行政與立法部門應盡速修法或明訂標準,讓民眾購買的食品是「適合人類食用」的,才可補目前的法律漏洞,以安民心。 撰文 / 林思宇 |
昨天,央行公布的貨幣信貸數據顯示,4月末M2增速放緩到12.8%(增速比3月末低0.6個百分點),4月份新增人民幣貸款降至5556億元,遠低於一季度月均1.5萬億元左右的水平。一些市場人士擔心是否貨幣政策有所轉向。就相關問題,《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了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
馬駿說,今年一季度信貸增速較快,部分反映了臨時性和周期性的因素,比如前期啟動的基建項目較為集中,住宅銷售增速較快,大宗商品價格回升導致補庫存等。
同樣,今年4月份也有一些特殊因素(包括統計因素)導致了信貸和貨幣增速下行。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是發生在4月份的3500億以上的地方債置換,這部分融資不再計入貸款,而是計入銀行持有的債券。這是統計因素所造成的貸款增量的下降,並不改變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力度。
另外,從季節性來看,歷史上4月份信貸增量一般都是明顯低於一季度月均水平的。關於今年4月份M2增速放緩,馬駿解釋道,這與當月財政存款增加較多有關(財政存款不統計在M2內), 而未來財政支出增加時對M2的影響就會逆轉過來。
馬駿認為,基於上述原因,不應該過度解讀4月份貨幣信貸增速的變化。貨幣政策的基調仍然是“穩健”的,未來的貨幣政策操作既要保持穩增長力度,繼續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又要充分考慮到貨幣政策對未來價格的影響和防範金融風險的需要。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近日就經濟增長、匯率目標、貨幣政策等熱點話題進行了討論,並對下半年經濟形勢給出了預判和政策建議。
不少經濟學家認為,下半年達到GDP增速6.7%左右問題不大,但政策的支持方式和支持力度則應謹慎考量,尤其是貨幣政策不可過度寬松,年內或可降準1-2次,而降息應當慎之又慎。經濟學家們認為,有效推進供給側改革是當務之急。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由各金融機構的首席經濟學家組成,國務院參事夏斌擔任論壇主席。
6.5%的GDP增長目標是否合理?
今年3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2016年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5%-7%。目前多家機構預測二季度GDP增速為6.7%,與一季度持平。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認為,我國經濟不僅處於“三期疊加”的特殊階段,同時還表現出“三性疊加”的特點,即在經濟運行中,周期性因素、結構性因素和外生性因素相互交織、相互影響和共同作用。盡管如此,從2016年上半年的情況來看,隨著前期財政、投資、房地產和貨幣等系列組合政策效應逐步顯現,周期性和結構性問題已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出現了物價反彈、房地產投資增速回升、基建投資保持平穩、全社會用電量增長等一系列企穩回暖跡象。
渣打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丁爽表示,考慮到我國和其他國家相比還有較大的政策空間,估計達標問題不大,但這並不表示我們是樂觀派。因為目前看到的並不是經濟內生的增長水平,如果政策維持中性,經濟增長可能跌落到6%以下。換言之,在外需持續低迷的情況下,實現增長目標需要政策的支持。但相信今年的宏觀政策可以提供足夠的支持,且PMI新訂單、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投資到位資金、購地面積等前瞻性指標顯示經濟可能在下半年溫和加速。
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表示,要在穩增長和促改革之間尋找到平衡點,估計下半年GDP增速維持在6.5%左右,全年6.6%。
但也有經濟學家認為,GDP增長目標應該重新考量。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說,在全球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能維持相對於發達國家和全球經濟高3-4個百分點的增速已屬不易,沒有必要再加碼。何況穩增長的主要目的是保民生,應以整體經濟的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為主。5.5%-6%的年均增速與6.5%並沒有太大差距,雖然達成人均GDP翻番的目標可能晚兩年實現,但並不意味著我國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對實現中長期目標也沒有明顯影響。
野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趙揚也建議下調GDP 增長目標。放棄不必要的信貸寬松,避免進一步吹大房地產泡沫和長期金融風險。
財新首席經濟學家沈明高更是提議,改GDP增長目標為人均收入增長目標,這樣政策選項和資源配置重點將完全不同,穩增長主要靠加杠桿、靠投資,而直接以人均收入增長和人民福祉為目標,則需要重點考慮就業、減稅負、完善社保體系。
貨幣政策不可過度寬松
5月廣義貨幣(M2)余額146.17萬億元,同比增長11.8%,社會融資存量亦回到13%以內。丁爽指出,13%的貨幣和社會融資總額增長目標相當於7%-8%的名義GDP增長,顯得相當寬松。一季度貨幣政策的寬松程度超出預期,近期轉向更加穩健。
連平認為,貨幣政策穩健中性,兼顧降杠桿、控泡沫和穩匯率等多重目標。鑒於下半年國內外環境仍將錯綜複雜,如物價水平局部上漲過快、銀行體系流動性相對寬裕、市場利率水平低位運行、人民幣存在階段性貶值壓力、美聯儲加息存在較大不確定性等,未來一段時間貨幣政策應保持穩健中性,通過加強窗口指導,合理定向調控,確保信貸增速處在合理水平。
反過來說,貨幣政策如果過度寬松,可能吹大房地產等資產價格泡沫,不僅會帶來短期市場波動,還將增加中長期風險隱患。若進一步向松方向大幅調整,還可能加劇資本流出和本幣貶值壓力。
對於外界普遍關註的降準、降息,連平建議年內可降準1-2次,僅限於對沖外匯占款減少所帶來的流動性不足。降息更應當謹慎。除非有嚴重負面沖擊,否則不宜進一步調低基準利率。
李迅雷也認為,中國需要真正穩健的貨幣環境,不能持續放水。美國里根時代的供給改革之所以成功,離不開沃克爾收緊貨幣、提高利率、降低通脹,使得落後的產業真正被淘汰。而超發貨幣的代價將是通脹上升、房價上漲,去產能再度延後。但現在從全球來看,央行都沈迷在貨幣放水中不可自拔,化身為經濟增長的使者。因此未來到底貨幣放不放水,要長痛還是短痛,是一個選擇。
持同樣觀點的還有崔歷。他表示,鑒於經濟中已有的高杠桿率,房地產走勢和潛在的通脹風險,短期不宜進一步放松貨幣政策。
違約增加 債務風險仍可控
今年以來,債券市場違約案例明顯增加。據統計,截止到6月末,國內債券市場今年已經發生18家發行主體債券違約事件,這已經超過2015年全年的違約量。標準普爾近期發布報告稱,下半年,中國境內債券市場上的違約情況可能繼續增加。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認為,債市違約打破了剛性兌付,積極的方面是,促進了債券市場向信用風險定價的市場化方向演進,同時降低了企業的杠桿率。但消極的影響也值得高度關註,因為這種不經過債權人同意的單邊違約行動,已呈現出一種越來越令人擔憂的惡意逃廢債苗頭,並可能誘發系統性風險。
魯政委建議,第一,完善《破產法》,允許債權人對債務人(企業)主動申請的破產重組具有否決權,依法有效保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第二,盡快明確“去產能”白名單,穩定市場預期,避免金融機構一刀切地停止融資,誘發鋼鐵、煤炭等行業的全行業性的再融資斷檔。
崔歷認為,盡管部分行業存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不過下遊需求大致穩定,基建投資保持強勁,地產投資有望在下半年見頂之前繼續複蘇,會支持下遊需求,為商品價格提供一定支撐,並減低相關企業大面積違約的風險。
崔歷分析,企業的債務問題主要有兩方面,第一是企業日益普遍的流動性風險,第二是高杠桿與虧損企業債務問題擴散的長尾風險。解決流動性問題應實行更為廣泛的債務重組,債轉股可以是方式之一。減低長尾風險最重要的是讓虧損企業破產,不良資產退出,而不是讓不良債權繼續在金融體系中循環。值得註意的是,債轉股不應作為解決這部分債務風險的主要手段。
朱海斌建議,關於企業債務問題應盡早形成明確的解決思路,通過市場化的手段逐步消化債務風險。目前的債務問題主要是結構性的問題,一方面企業債務嚴重性遠遠大於政府債務和家庭部門債務,另一方面企業債務又集中於國有企業和產能過剩行業。整體上政府有足夠的資源處理債務問題,但要防止結構性債務問題的非均衡分布可能導致的區域性和行業性金融風險。建議銀行可以在未來兩三年停止利潤上交和派息,以留存利潤加快註銷不良貸款和補充信貸增長下的資本金充足率問題。
李迅雷則認為債市風險可控,相信決策層會進一步提高國家治理能力,以應對風險敞口的暴露。市場的短期風險會被不斷化解。
有效推進供給側改革是當務之急
隨著中央經濟工作會議2015年12月21日在北京落下帷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熱門詞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了2016年經濟工作的五大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多名經濟學家認為,有效推進供給側改革是破解中國當下經濟問題的當務之急。
長江養老保險首席經濟學家俞平康表示,在推進“三去一降”時不能猶豫,不能為短期經濟增長而犧牲長期利益,“有效的加法”是引導資源流向高效的生產部門,服務於未被滿足的需求。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結構改革的初衷。
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徐高也認為,供給側做減法是危險的。收入分配格局不變,產能過剩(也是投資過剩)的源頭就沒有消除,去產能來平衡經濟結構就不會成功。供給側改革的關鍵應該是調節部門間的收入分配格局,通過“還富於民”來增加居民的收入和消費。這可以通過大規模減稅來進行。
匯豐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強調,各項改革,包括去產能、清除低效國有僵屍企業等力度還需增強。建議加大減政放權的力度,明確政府和市場各自的定位,降低對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投資的“隱性”幹預;提高地方政府積極性,尤其應當為地方政府官員提供合適的激勵機制;在低效企業破產、清算中產生的壞賬,要及時、盡早發現和認可;幫助企業盡快實現人員的優化配置,在精簡過剩產能行業從業人員的同時,加大在安置下崗職工的社會保障、轉崗培訓、再就業、自主創業的財政力度。
邵宇則建議,設立一支10萬億量級的補短板基金,或稱公共服務均等化基金,投向教育、醫療、就業、文化等公共服務領域,兼顧公共住房、舊城改造、智慧城市等。通過對公共服務的投資,帶來新的生產力和新的需求。朱海斌也認為改革中的加法不足,導致做減法也困難重重,建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關註如何在短期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如成立一個特別基金專門用於城鎮化和戶籍改革中社會保障體系的均等化和完善。
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保持基本穩定
今年以來,人民幣中間價已累計貶值逾2%。近期,受英國脫歐外溢效應、全球經濟波動性增加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近日人民幣中間價連續下調,在岸和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走低。但總體來看,人民幣匯率仍在按照“前日收盤匯率+一籃子貨幣匯率變動”的既有機制正常運行,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市場預期平穩。
建銀國際董事、總經理兼宏觀研究主管崔歷認為,美聯儲主席耶倫最新的發言暗示,鑒於美國國內經濟增長不確定性加劇,投資前景越來越悲觀,美聯儲轉向更加鴿派的立場。建銀國際一直認為,美元在此次周期中已經見頂,美元指數將維持區間震蕩。英國退歐後,預計發達國家央行轉為更為寬松的政策,美聯儲加息可能推至七月以後。全球持續低息將進一步減少資本外流的壓力,並支持我們關於長期人民幣匯率較為堅挺的預測。
摩根大通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稱,春節後人民幣匯率預期和資本外流大為改善,與央行改善與市場溝通及其與中間價定價機制的一致性有直接關系。鑒於英國脫歐後美元升值的可能性加大,朱海斌建議在目前的匯率機制下維持一籃子匯率的基本穩定,並對美元適度貶值,為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和貨幣政策實施提供空間。同時應該做好主要貨幣匯率大幅波動,尤其是美元大幅升值(盡管可能性並不大)的應對方案。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表示,在動蕩環境下,應采取有效措施強化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實際上,退歐對中國中長期來看未必全是負面效果,反而增強了中國對英國和歐盟雙方各自的議價能力,有利於中英自由貿易投資貨幣協議和中德自由貿易投資協議的達成。因此,應當分別加快與英國和與德國自貿區協議的談判,重點加強市場經濟地位方面的磋商,增加中歐、中英的貨幣互換額度,等待G20首腦杭州峰會的機會窗口再度打開,在對外利益布局上掌握更多主動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