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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陰調研觀感：中國經濟奇跡如何持續？

江陰長江大橋

日前，筆者應邀到江陰作了一次經濟考察，實地參觀調研多家大型企業，並與五六家大型企業、上市公司負責人座談。由點到面，對中國經濟前景有了若幹感悟。

江陰奇跡能否持續?中國經濟奇跡能否持續?這兩個問題，應該會有同一個答案。

江陰是中國經濟騰飛的集中縮影。作為隸屬於無錫市的江南縣級小城，江陰創造出了一個縣級市有36家上市公司的奇跡。當下，江陰的經濟結構以制造業為主，感受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可謂首當其沖;同時，江陰產業發展水平領先全國，不少企業經常與國際同行短兵相接、正面較量，最能感知產業升級之冷暖。

江陰正面臨未有之變局。回望江陰企業當年的創業史，幾乎是從一窮二白起步，例如鋼絲繩領域位居世界第一的法爾勝泓昇集團，當年不過是長江邊用木車搓麻繩的一個小作坊。中國經濟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微觀上體現為這些企業在國際分工洗牌中占穩一席之地。百尺竿頭的競爭十分激烈，而中國的主場優勢很難再挖掘多少潛力了。江陰面臨的變局用一句話總結，可謂“前有虎狼後有追兵”：人力成本等整體成本快速上升，轉型人才缺乏，產業受到產業鏈上下遊擠壓，低端產業在往東南亞轉移，而高端產業領域則直面歐美的巔峰競爭。與此同時，過度開發和環境汙染的壓力猶然存在。當然，這不是江陰獨有的問題，同樣是中國制造業的縮影。

遠景能源手機端

創業和二次創業，哪個更容易些?二次創業成功概率怎麽樣?這兩個問題恐怕不容易輕易回答。在宏觀上，無數個這樣企業的積累，就構成了中國經濟轉型升級能否成功的大命題。

當然，江陰已經積累了巨大的優勢：強大的資金實力、濃厚的企業家精神氛圍、紮實的技術積累和研發體系、現有業務的布局、較好的政治公共服務環境，等等，這都是二次長征的本錢。

總體來看，產業升級、經濟走向彼岸，可能需要四種要素的同時集聚：

一是技術積累能力。中等價格、中高質量，可能是中國制造業的總體目標和方向。江陰的許多企業例如法爾勝、江南模塑科技、興澄特鋼，等等，綜合技術積累已經在超英趕美的路上。例如法爾勝從“麻繩”到“鋼繩”到“光繩”，52年長盛不衰，源於始終走在科技創新最前沿(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的4%);興澄特鋼在全國鋼鐵行業虧損530多億元的寒冬中一枝獨秀(上繳稅金12億元，實現利潤13億元)，靠的就是“鋼鐵是科技煉成的”。但畢竟西方技術積累已經有百余年歷史，要追上十分不易，同時，研發的投入風險有時跟企業短期生存相矛盾，技術積累可謂障礙重重，但這將是企業生存唯一的法門、必經之路。

技術之外，還需要產業整合能力。產業整合能力涉及商業模式設計，這往往是傳統制造業企業家的短板。從江陰來看，有幾家企業已經具備強大的產業鏈整合能力，例如海瀾之家和遠景能源。海瀾之家整合了國內的服裝制造與銷售產業鏈，遠景能源整合了全球的風能相關科研技術資源。這兩家企業掌舵人都相對年輕，也反映出年齡—知識結構的優勢。

驅動上述兩個因素的，是企業家自身的成長。 企業家是社會稀缺資源，目前，社會環境對企業家並不太珍惜，企業家自身的問題也不少。法爾勝董事長周江先生在與筆者交流時談到，中外企業家在思想境界上還有差距，誠哉斯言。

最後，尤其不可或缺的，是社會公共服務環境的支持。有些企業(例如江陰雲蝠投資)美國市場做得風生水起，足以證明他們的商業能力。經濟形態是被環境所塑造的。只有有了規範高效的政府服務體系、公開公正公平透明的環境，才能提高經濟效率，才能促進產業集中度提升，才能形成高端人才集聚，才能形成產業升級。江陰是上市公司總部經濟集聚之區，完全具備在全國乃至全世界進行產業整合的能力，但是在產業整合方面實際上有不少摩擦力(用經濟學術語來描述，就是交易成本太高)。 江陰企業到外地去投資，也有不少因投資環境惡劣折戟沈沙的案例。

海瀾之家門店

總之，經濟是一種生態系統，而不是一個投入產出有線性關系的物理系統。經濟的提升，需要社會生態的全面提升，不可能經濟或者企業單獨自身提升。

江陰之所以出現經濟奇跡，有天時地利人和的因素。所謂“人和”，指的是江陰人強烈的精神意誌。江南模塑科技總經理曹克波跟筆者交流時總結，他觀察到的重要的企業家稟賦是“聰明、勤奮、勇敢”，筆者深表贊同。人的優勢，也許是江陰和全中國在全球競爭中最根本的優勢(當然，它要通過制度等因素發揮作用)。

百年來，許多國家從半發達國家掉隊到發展中國家(拉美、北非幾國)，另有數十個國家現代化爬坡最終失敗。中國正處於這一歷史大進程之中，有效社會合力齊集，方能邁過這一險關。

FT調研：滴滴本土冠軍地位難撼 Uber前路彌艱

騰訊科技 2016-06-12 22:44

文｜李瑋（騰訊科技）

近日，《金融時報》旗下獨立研究機構“金融時報機密研究”（FT Confidential Research）發布關於中國打車應用市場的相關報道，調研顯示，在中國打車應用市場，滴滴出行無疑是市場領袖，FT在一線城市調查顯示，91.3%的打車應用用戶表示，滴滴是他們最常使用的3款服務之一。

文章指出，想要挑戰滴滴，Uber前路彌艱，滴滴地位難以撼動，而且滴滴還將在海外向Uber發起挑戰。

“金融時報機密研究”（FT Confidential Research）為《金融時報》旗下獨立研究機構，提供關於中國和東南亞的深度分析和統計研究。在這些關鍵市場，其研究團隊基於私有調查成果和踏實的研究，向投資者提供預測性的分析。

以下為部分內容：

打車應用正成為一門大生意。近期，中國市場領先的兩大服務商滴滴出行和Uber分別完成大規模融資，再次證明了這一點。中國大城市中心的交通擁堵嚴重，這里已成為雙方爭奪市場份額的戰場。

隨著中國移動互聯網使用量的迅猛增長，出行應用在消費者中迅速普及。“金融時報機密研究部”對1000名中國用戶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在各級城市、各種年齡群體和收入群體中，打車應用的使用比例超過60%。（如下圖所示）

出行軟件日益普及91.3%的用戶認為滴滴位處前列 來源：FT機密研究

過去一個月，用戶平均使用打車應用完成了8次出行，平均消費總額為181元人民幣（27.5美元）。意料之中地，一線城市、年輕的高收入消費者是使用打車應用最頻繁的用戶。不過在所有受訪者中，有76.8%都表示常常使用這些應用打車。

獲得阿里巴巴、騰訊和蘋果支持的滴滴出行無疑是市場領袖。根據調查。91.3%的打車應用用戶表示，滴滴是他們最常使用的3款服務之一。Uber排名第二，比例為35%。不過在二線城市，Uber的這一比例只有22%，遠低於滴滴的91.9%。（如下圖所示）

最受歡迎的5款打車應用 滴滴遙遙領先

問題：你最常使用的出行軟件是那種？可選三個一下。來源：FT機密研究

滴滴深入人心

在中國O2O市場，燒錢去搶占市場份額的做法並不少見。打車服務也不例外，司機和乘客常常都能獲得高額補貼。Uber承認，每年在中國燒掉超過10億美元的資金。滴滴出行CEO程維2015年則表示，滴滴手握40億美元準備用於“培育市場”。市場領先公司的融資水平表明，這樣的燒錢仍將繼續。滴滴獲得蘋果10億美元投資的三周之後，Uber就宣布獲得了沙特主權財富基金的35億美元投資。

Uber中國戰略負責人本月表示，Uber計劃到明年底在中國超過滴滴。我們認為這一目標無法實現。滴滴在用戶中深入人心；它擁有穩固的市場份額優勢，要歸功於滴滴與本地的出租車服務合作，而Uber只提供專車服務。滴滴還提供了其他交通出行選擇。例如飲酒後的車主可以通過滴滴叫來代駕。

盡管滴滴尚未像Uber一樣覆蓋全球市場，但正通過與其他國家Uber競爭對手的合作開拓海外業務，挖掘中國用戶的國際出行需求。滴滴的合作夥伴包括美國的Lyft、東南亞的Grab，以及印度的Ola。這一聯盟正在整合成員公司的技術，提供更無縫的用戶體驗，以對抗Uber。當然，這樣的合作仍然缺乏類似Uber平臺的單一性。

其他小公司在竭盡全力不被踢出局。獲得神州租車支持的神州優車正在籌備國內掛牌。而去年10月被樂視收購的易到用車則獲得了母公司的資本註入。

資金買不到用戶

相關公司正支出大筆補貼。我們估計，使用Uber的人民優步服務，在上海的一段10英里（約合16公里）路程價格僅為24.9元人民幣，滴滴快車的價格為32.7元人民幣。標準的出租車價格為36.8元人民幣。（如下圖所示）

使用打車應用出行16公里的估計成本（補貼後）

根據我們對北京、深圳、南京、成都、武漢和太原23名司機的訪問，司機願意同時使用多個平臺。

補貼水平會頻繁調整。在近期北京的一個早間高峰時間，Uber司機最多可以獲得公司的1.8倍補貼，而補貼上限為每單50元人民幣。如果司機完成了22單，那麽還將獲得額外100元人民幣的獎金。滴滴快車的司機則可以獲得最多1.4倍的補貼，每單補貼上限為40元人民幣。完成20單的獎金為80元人民幣。

一些司機表示，相對於Uber，他們更傾向於滴滴。這是因為，滴滴每天都會與司機結算，而Uber只能按周結算。不過，根據補貼水平的變化，大部分司機會在不同服務之間來回切換。小規模服務，例如神州優車和易到用車，往往每單價格更高，但這些應用無法獲得足夠多的流量來保障司機的收入。

在投入補貼的情況下，小公司會看到短暫的成功。例如，易到用車會對用戶在應用中消費的每100元再補貼100元。然而推廣活動一結束，用戶就會流失。近期，Uber在南京展開了推廣活動，每單封頂價格為9.9元。然而南京的Uber司機表示，在活動結束後，司機和乘客都改回了滴滴。

探索其他業務

大部分打車應用正在探索除打車以外的其他業務，例如汽車金融和售後服務。滴滴推出了汽車金融業務，與招商銀行合作向滴滴的司機賣車。此外，通過滴滴應用，用戶可以試駕奔馳、奧迪，以及其他品牌的車型。目前，滴滴還開始通過應用直接賣車，其中的車型來自北京現代等廠商。Uber和易到用車也與本地金融機構合作，提供金融服務。

預計打車平臺即將進入的領域包括，車輛保養維修、保險、廣告、在線旅行，以及對用戶數據的利用等。

政策即將明朗化

政策仍是目前最大的不確定因素，政府正在敲定最終監管政策，我們預計政策將會采取更務實的態度，而不是像之前的意見稿一樣將強硬的傳統出租車的管理標準照搬至分享出行行業。

從字面上看中央政府的態度，可以發現政府部門有理由歡迎這類服務。這些服務具有創新性，受互聯網驅動，針對大城市中心嚴重的交通擁堵問題提供了解決方案。從2005年到2014年，私家車數量增長了691%，而出租車數量僅增長了15%，這導致許多城市的出租車運力不足。（如下圖所示）

中國的出租車和私家車對比

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 中國汽車制造商協會 交通部

在北京，有約9.5萬專車司機通過打車應用工作，而出租車數量為6.75萬輛。

地方政府對待這類服務的方式也並不相同。Uber的廣州辦公室遭到了搜查，而滴滴則獲得了上海市政府的牌照。上海市政府的回應至少證明，政府試圖在不同利益集團之間做好平衡，包容打車應用。我們認為，這種方式最終將在全國層面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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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研發現深圳企業走出去“狼性十足” 11%的企業已全球化

22日，深圳市政府部門和民間咨詢機構聯合發起的一項針對當地企業全球化程度的調查顯示， 66家上榜企業正處在“一腳門里，一腳門外”的關鍵階段。

這些優秀的企業不僅包括華為和中興等發展非常成熟的企業，也包括一批靜悄悄湧現出的、以高科技為主導的新銳公司。

上述民間咨詢機構華也國際的副總裁喬遷介紹，在調研的企業中，50%的企業還位於出口階段，39%的企業進入了區域型的跨國企業階段，只有11%的企業真正達到了全球性企業的程度。

深圳高新技術企業雲集，被譽為“創新之都”。這項調查對於了解全國企業的全球化來說，或許具有代表意義。

深圳研發投入和經濟表現搶眼

調查項目名稱為“2016年全球化·深圳100”，由深圳市福田區經濟促進局、南山區經濟促進局和華也國際聯合發起。

華也國際CEO葉雪泥介紹，一開始他們想要做100個樣本，但困難重重。“其中一個困難是數據不全，政府給的大部分數據是進出口和納稅狀況，參考性並不強。采集數據的過程非常艱巨，最後只能做了60多個樣本。”

上述調查報告不是按照企業的固定資產總和或年收入對深圳企業進行排名，而是通過對企業的全球化成熟度進行排名，包括管理及人才、合作模式、研發等九個要素。

調查主要聚焦於深圳的四大核心行業，分別為：高技術、健康醫療、新能源和新型材料、個人消費品及服務。

為什麽深圳會成為一家國際咨詢公司選取樣本之地?深圳的特殊性在哪里?

這和深圳目前的對外投資規模密切相關。深圳副市長艾學峰在當天的論壇上表示，2015年深圳對外投資規模居全國大中城市前三，對外承包工程規模居全國大中城市第一。

深圳市政府也在努力實現“到2020年培育形成一批新的本土跨國企業、本土企業進入世界500強的數量達到8至10家”的目標。

葉雪泥則認為，深圳研發投入大，發展後勁足。此外，經濟增長快，GDP總額對全球經濟都有影響。

作為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2015年深圳全社會研發投入占GDP比重4.05%，PCT國際專利申請1.33萬件，占全國46.9%，連續十二年居全國大中城市首位。

2015年，深圳GDP總值也達到1.75萬億余元，和新加坡的GDP總量非常接近，差不多是一個交叉點。

但是，深圳的GDP增幅遠遠高於新加坡。2015年，深圳GDP增幅為8.9%，而新加坡的GDP增幅為2.0%。

在深圳GDP引人註目的背後，是深圳高新企業的快速發展以及對當地GDP的大力拉動。今年一季度，深圳先進制造業增加值、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分別增長9.6%和11.9%，分別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達75.8%和67.3%。

大批新銳企業成為深圳沖刺全球化的生力軍

造就這些亮眼的數字的，除了華為和中信等發展成熟的企業之外，還有一大批新銳企業。

報告發現，深圳的全球化新銳型公司，數量眾多，素質良好。這些公司全球化戰略目標清晰而堅定，行動敏捷，不畏艱險，在技術、產品進軍世界市場中，淩厲而兇猛，猶如“雪豹”。

這些企業多以初創型為主，以高技術為導向，自企業在本土成立之初就具備國際化的特征和全球化視野，其產品和服務也是針對國際市場，定位於全球。

報告稱，這一大批全球化新銳公司幾乎是靜悄悄的湧現，形成了深圳沖刺全球化戰略目標的生力軍。

為什麽這些企業會集中地出現在深圳?

深圳一位研究區域經濟的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珠三角的企業，尤其是深圳的企業，大多是民營企業，這些年在摸爬滾打中，充分地經歷了市場的洗禮，狼性十足，對市場的風向非常敏感，企業活力很強，這也創造了深圳這種適合初創企業打拼的氛圍，吸引了眾多後來者。

而在葉雪泥看來，深圳這座從小漁村發展而來的城市非常年輕，平均年齡只有二十八九歲，“這個城市也有著非常完整的供應鏈和創新的氣候。”

新銳企業代表人物之一黃源浩對這句話感受頗深。他是一位3D傳感器生廠商，3年多以前從美國回來創業。

對他來說，完善的硬件產業鏈是他最終決定將企業設在深圳的主要原因。他告訴本報記者：“深圳的創新創業環境是最好的，因為周邊的代工廠多，原材料供應商也多，硬件產業鏈完善。這對於做智能硬件來說，無疑是最好的地方。”

另一家新銳企業光峰光電早在13年前就在美國創辦了，但是10年前搬到了深圳。企業創始人李屹回憶起當時的決定說：“那時候覺得深圳是一座沈得下心的城市，我們願意在這里待下來，一步一步地走。”

他補充道：“當時影響我來深圳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華為。華為這個公司能夠沈得下心來，我覺得在它身上能看到深圳的影子。”

上海市領導調研金融國資：“產融網”結合成熱詞

在上海市屬金融企業實現統一監管後，上海市分管國資的副市長周波隨即開始了一系列調研。

6月16日、6月24日、6月27日，上海市副市長周波一行分別到上海國際集團、太保集團、上海國盛集團調研。其中，上海國際集團、國盛集團是上海國資運營兩大平臺，而上海國際集團、太保集團則在此次統一監管後，國有資產監管關系從上海市金融辦，調整到了上海市國資委。

在此之前的6月2日，上海召開市屬金融企業統一監管工作會議。會議明確，對上海市屬金融企業終止委托監管，黨組織關系、領導班子管理方式相應劃轉或調整。由此，上海對市屬金融企業正式實施統一監管。

此次調整，上海要求堅持黨政同步，整體移交;調整職能，落實職責;有序銜接，平穩過渡;要繼往開來，推進市屬金融企業發展取得新成就。在提高國資監管的針對性有效性、提高服務金融市場能力水平和提高企業活力和核心競爭力方面下功夫。

上海市國資委官網顯示，截至2016年6月，上海市國資委系統管理單位中，市管企業47家，其中33家競爭類企業中，金融企業6家，分別是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農村商業銀行、國泰君安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太平洋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而原來由上海市金融辦監管的上海國際集團，也已實現統一監管，被劃分為功能類的市管企業。

加快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融合發展，在金融國資統一監管中被不斷強調。

在上海國際集團調研時，周波聽取了上海國際集團改革重組及國資運營平臺建設進展的情況匯報。周波指出，在金融國資統一監管之後，上海國際集團定位要站得更高，職能要更加明確，在上海市屬國資這一更大的範圍內，充分利用資源，推進產融結合，發揮國資運營平臺更大的作用。

上海國際集團截至2015年末合並資產總額2312.99億元，凈資產1699.70億元。在被定位為上海國資運營平臺後，經過業務縱橫歸並和出售，上海國際集團旗下分散的金融資產均得以處理，目前其持股的金融資產主要集中於浦發銀行、國泰君安等市屬核心金融機構。

截至目前，劃轉至上海國際集團的企業股權是錦江航運近48%股權，以及上汽集團3.03%的股權。其中錦江航運這部分股權已經在2015年10月轉讓給上港集團，實現了11.25億元的國資運營專項收益。

周波同時強調，未來上海國際集團要在三個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一是要站高定位，對產融結合、金融中心建設、國資重組、國有企業資產管理運作等方面建言獻策;二是要統籌謀劃，對符合行業發展規律、行業特點和國際慣例的創新業務主動作為;三是要直面市場，按照法人治理結構，堅定地走市場化發展的道路，同時註意防範風險，規範運作。

而對於太保集團，周波表示，這是上海本地成長起來的世界五百強企業，為上海金融中心和科創中心建設作出了積極貢獻，在國內金融保險行業中具有重要影響力。太保良好的發展增強了上海市委市政府搞好國資國企改革的信心。

對於金融國資統一監管，周波表示，有利於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融合發展，上海市屬金融企業國有資產監管關系劃轉後，上海市國資委將按照企業特性，分類監管，從市場化、專業化、國際化等方面進一步深入推進國資國企改革。

同時，周波表示，上海市委市政府將支持太保集團在國資國企改革創新試點、互聯網創新業務等方面進行的探索。

太保集團最新的一項互聯網創新業務是，6月7日，中國太保(601601.SH)發布公告稱，控股子公司太保產險擬與百度鵬寰發起設立一家股份制財產保險公司。新公司將聚焦於汽車保險及相關服務，致力於成為國內首家真正基於大數據的科技型互聯網汽車保險公司。

公告稱，太保產險本次投資金額不少於10億元，占投資標的總股本的比例不低於50%。同時，投資標的將成太保產險的控股子公司，納入中國太平洋保險合並財務報表的合並範圍。

而在金融企業國資統一監管調整完成後，上海市國資委稱，將通過“實體經濟(產業)+虛擬經濟(金融)+技術經濟(互聯網)”的多層次融合，打造一批核心主業突出、創新能力持久、服務和效益良好，在國際國內有影響力競爭力的現代金融企業。

2016年6月“第一財經首席經濟學家月度調研”發布：人民幣年內將貶1.79%

2016年7月“第一財經首席經濟學家信心指數”為49.71。自2015年9月以來，除了2016年5月這一數據如曇花一現曾站上50線以外，其他月份的數據均在50線下方徘徊，本月數值較上月繼續下探，反映了經濟學家們對未來經濟疲軟的預期。

基建投資仍維持較強走勢，為偏弱的固定資產投資提供支撐;通脹有所緩解，消費穩定;貿易順差有所收窄，外需疲軟，出口數據進一步惡化。新增貸款及社會融資穩中有升，未來政策將維持一定程度的寬松，在穩增長、保就業、防風險的同時加速推動供給側改革。

英國於6月24日宣布脫離歐盟，之後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出現較大幅度波動。經濟學家們繼上月之後再度向下修正年底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從上個月的6.72修正至6.75，這意味著人民幣年內還將貶值1.79%(6月30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為6.631)，在今年年初，經濟學家們曾預測年底人民幣對美元將為6.83。

信心指數：繼續下探

2016年7月“第一財經首席經濟學家信心指數”為49.71，較上月繼續下探。與上個月相同，參與調研的經濟學家們的預測值大多在50線左右徘徊，但對未來經濟持悲觀態度的經濟學家人數有所增加，顯示出對未來中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仍將低位運行的預期。其中，華融證券伍戈和招商證券丁安華給出了最樂觀的50.1，中國銀行陳衛東給出最悲觀的48.5。

中國民生銀行研究院院長黃劍輝表示，二季度以來，隨著供給側改革逐步落實，我國實體經濟呈現較強韌勁。今年一季度，盡管以“三去一降一補”為主要措施的供給側改革全面啟動，但在強有力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的保駕護航下，3月份以來我國經濟出現了以加大信貸投放、擴大基礎設施投資、房地產市場複蘇等手段推動的短期周期性複蘇。從4、5月份的宏觀數據來看，與一季度相比，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力度正在加強，各項政策正在進一步落實，經濟結構也逐步改善。

GDP：二季度GDP增速持續放緩

調研結果顯示，2016年二季度GDP同比增速預測均值6.63%，較一季度公布值(6.70%)再度下探。二季度GDP增速最樂觀的預期6.8%來自招商證券丁安華;最悲觀的預期6.3%來自野村證券趙揚。

同時，經濟學家們紛紛調整了對今年GDP增速的預期，2016年度GDP同比增速預測均值從一季度末時的6.69%下降至6.61%。經濟學家們對2016年度GDP同比增速預測大多集中在6.5%~6.7%，只有野村證券趙揚預期2016年度經濟增長目標(6.5%~7%)可能難以實現，他對這一數據的預測值為6.0%。

民生證券邱曉華認為，消費基本保持平穩，出口波瀾不驚，制造業產能過剩，未來GDP靠基建和房地產投資兩條腿走路。基建方面，由於新開工項目放量、PPP項目逐步推進與落地，維持今年基建大年的判斷;房地產方面，雖然5月銷售、投資數據較前值有所回落，但由於新開工項目的持續性，疊加去年三四季度的低基數，後續月份房地產投資穩步下跌甚至可能觸底反彈，預計全年能維持5%的增速。因此，後續月份中雖然穩增長力度邊際減弱，但在基建和地產投資的支撐下，三四季度GDP增速預計與一二季度持平，在6.6%~6.7%。

德勤中國許思濤表示，今年以來，官方對經濟增長的目標沒有放低，但就去產能等供給側改革做出了較為具體的計劃，不太可能出現類似之前“4萬億元”的決策，但預計要達到6.5%的增長目標仍有一定困難。

一季度最佳預測經濟學家二季度預測(GDP)：

丁爽：6.6%

姜超：6.7%

邱曉華：6.7%

徐高：6.7%

許思濤：6.6%

一季度最佳預測經濟學家2016年度預測(GDP)：

姜超：6.7%

邱曉華：6.6%

徐高：6.7%

許思濤：6.7%

物價：CPI漲幅下降，PPI降幅繼續收窄

調研結果顯示，6月CPI同比增速預測均值為1.85%，較統計局公布的5月值(2.0%)有所回落。參與調研的25位經濟學家中，德勤中國許思濤和野村證券趙揚的預測值最大，為2.1%，而最小值1.5%來自興業證券王涵。

6月PPI同比增速預測均值為-2.55%，略高於5月公布值-2.80%，跌幅出現連續五個月收窄。其中預測最高值-2.0%來自中國銀行陳衛東，而最低值-3.2%則來自於渣打銀行丁爽。

海通證券姜超認為，6月以來菜價跌幅超預期，而且豬價上行趨勢也出現逆轉，預計三季度CPI有望穩定在2%左右，通脹壓力有望緩解，但6月下旬以來鋼鐵、棉花等大宗商品價格大幅反彈，意味著通脹預期依然未消。

5月最佳預測經濟學家6月預測(CPI)：

黃劍輝：1.8%

彭文生：1.8%

魯政委：1.8%

徐高：1.8%

伍戈：1.8%

5月最佳預測經濟學家6月預測(PPI)：

姜超：-2.5%

邱曉華：-2.5%

沈建光：-2.6%

徐洪才：-2.4%

趙揚：-2.6%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6月消費需求維持平穩

調研結果顯示，6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預測均值為9.92%，較上月(10.0%)下降，保持平穩。其中，10.5%的最大值來自民生證券邱曉華，摩根大通朱海斌給出了最小值9.3%。

申萬宏源證券李慧勇認為，4月的社零數據下滑受汽車銷售大幅回落拖累，而5月則由於家電銷售大跌帶動社零數據繼續走低。而根據乘聯會的數據，6月汽車銷售保持平穩較快增長，前兩周零售同比增速分別為17%和14%，但較5月同期仍有回落;而家電銷售數據較5月也未有明顯起色。房價高企、經濟承壓仍將繼續拖累消費，預計6月社零同比增速仍將繼續回落至9.7%。

5月最佳預測經濟學家6月預測(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黃劍輝：9.8%

溫彬：9.8%

徐高：10%

工業增加值：較5月穩中有降

調研結果顯示，6月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預測均值為5.90%，較統計局公布的5月值(6.0%)放緩0.1個百分點，整體走勢穩中有降。其中，摩根大通朱海濱給出了最小值5.4%，中信證券彭文生給出了最大值6.3%。

王涵認為，工業增速或相對平穩。發電煤耗、粗鋼產量等高頻數據指向6月工業增速可能比較平穩。政府轉向供給側和轉型給經濟帶來一些壓力，但由於一年多的去庫存，當前的庫存處於較低水平，去庫存的拖累或減少，這是有利於工業生產的因素，在5月份的工業產銷率上也有所印證。

5月最佳預測經濟學家6月預測(工業增加值)：

姜超：6.1%

彭文生：6.3%

沈建光：5.9%

魯政委：5.8%

伍戈：6.0%

祝寶良：6.0%

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繼續回落

25位接受調研的經濟學家預期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均值為9.48%，較統計局公布的5月值(9.6%)繼續回落，延續自今年4月以來的下降趨勢。招商證券丁安華和華融證券伍戈給出了最高值10%，摩根大通朱海濱給出了最低值9%。

中信證券彭文生認為，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或邊際放緩，但快速下行概率不大，預計全年在3%左右。針對民間投資受抑制的問題，政府已經註意到問題的嚴重性，但房地產泡沫與信貸分配問題並不容易解決，因此即便基建投資繼續高增長，但制造業投資反彈空間有限。

5月最佳預測經濟學家6月預測(固定資產投資增速)：

祝寶良：9.3%

房地產開發投資：延續較強走勢

25位接受調研的經濟學家預期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均值為6.63%，較統計局公布的5月值(7.0%)下降0.37個百分點，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自今年3月以來維持較強走勢，為偏弱的固定資產投資提供支撐。參與調研的經濟學家中，華融證券伍戈給出了最高值7.2%，瑞穗證券沈建光給出了最低值4%。

瑞銀集團汪濤表示，房地產銷售和新開工繼續放緩。鑒於過去5個月前期積壓需求可能已集中釋放，高頻數據顯示6月30個大中城市的房地產銷售同比增速較5月進一步回落。因此，6月全國房地產銷售同比增速可能放緩至10%左右。鑒於市場情緒降溫、開發商保持謹慎，新開工同比增速可能也有所下滑。總的來說，房地產建設量和投資同比增速都可能小幅回落。

5月最佳預測經濟學家6月預測(房地產開發投資)：

周浩：7%

外貿：貿易順差收窄，進口數據降幅明顯

經濟學家6月貿易順差預測均值為460.17億美元，較上月(5月官方數據為499.80億美元)有所收窄。6月外需疲軟，出口數據延續上月的下跌趨勢，經濟學家的預期為-4.32%，較上月(5月官方數據為-4.10%)出現進一步惡化。6月進口數據較上月降幅更為明顯，預計將同比下降5.35%。

王涵認為，出口同比降幅或擴大。大環境上外需仍疲弱，出口增速難有明顯改善;同時，跟中國出口結構類似的韓國，其6月份出口下滑，參考韓國，中國出口增速可能回落。進口方面，國際大宗商品整體月度價格變化不大，但內需可能偏弱，進口增速或有所回落。

5月最佳預測經濟學家6月預測(貿易順差)：

溫彬：500億美元

新增貸款：保持回升勢頭

5月新增貸款較4月出現顯著上升，6月這一數據維持回升勢頭，6月新增貸款預測均值為10395.83億元，其中，國家信息中心祝寶良給出了最大值14500億元，民生證券邱曉華給出了最小值7000億元。

魯政委表示，受季末沖規模影響，近幾年6月份貸款一般高於5月。從累計數字看，近幾年上半年貸款占全年的比重平均為57.5%，其中2015年為56%。考慮到6月份地方債置換、房屋銷售放緩等對新增貸款的潛在影響，如果保守地以56%的上半年貸款占比推斷，則今年6月份新增貸款可能反彈至11000億元。對應貸款增速為14.0%，較5月回落0.4個百分點。

5月最佳預測經濟學家6月預測(新增貸款)：

連平：9000億元

魯政委：11000億元

彭文生：12000億元

朱海斌：12000億元

社會融資總量：大幅回升

調研結果顯示，6月社會融資總量預測均值為1.16萬億元，較央行公布的5月數據(0.66萬億元)有顯著上升。其中，光大證券徐高給出了最大值2.0萬億元，民生證券邱曉華給出了最小值0.6萬億元。

汪濤認為，新增社會融資規模回升，整體信貸增速小幅回落。6月地方政府債務置換加速，地方債券月度凈發行規模再創新高，達1.06萬億元。因此估計6月新增人民幣貸款9000億元左右，較5月小幅回落。隨著市場情緒好轉，6月企業債扭轉了5月收縮的態勢、凈發行2800億元左右。隨著最近票據業務監管收緊的沖擊有所減弱，新增未貼現銀行票據的跌幅也應有所收窄。總的來說，估計6月新增社會融資規模1.1萬億元，顯著高於5月的6600億元，但明顯弱於去年同期水平。估計整體信貸增速(社會融資規模余額剔除股票融資+地方政府債務余額)可能從前月的16.9%小幅放緩至16.4%，信貸擴張度(季調後的新增信貸占GDP的比重)也可能小幅回落。

M2：增速繼續下降

6月M2同比增速預測均值為11.46%，較央行公布的5月水平(11.80%)繼續下降。其中，中國民生銀行研究院黃劍輝給出了最大值12.2%，民生銀行溫彬給出了最小值10.5%。

魯政委表示，央行曾在5月26日指出，“由於應對去年年中股市波動使當時M2基數大幅擡高，因此未來幾個月M2同比增速可能還會有比較明顯的下降”。據此，6月份貨幣增速下行是大概率事件。

5月最佳預測經濟學家6月預測(M2)：

周浩：11.20%

利率&存款準備金率：6月央行利率調整可能性較小，存準存在下調可能

給出存貸款基準利率預測的21位首席經濟學家大部分都認為，到2016年7月末，存貸款基準利率均不會發生變化，僅有德商銀行周浩認為7月末之前存貸款基準利率均會下調0.25個百分點。存款準備金率方面，共有19位經濟學家給出預測，其中，有6位經濟學家認為7月底會出現下調，其余經濟學家認為今年7月前將不會有變化。

邱曉華認為，三季度貨幣寬松空間大於二季度。一是由於蔬菜價格補跌、豬肉高基數，CPI通脹壓力小於二季度。二是受退歐事件影響，美聯儲7月加息概率降低，外部環境帶來的壓力降低。如果資金面偏緊，預計央行將加大逆回購操作力度、MLF投放量增加，甚至可能降準。

匯率：人民幣月內輕微貶值，年內貶值幅度較上月預期擴大

調研結果顯示，2016年7月底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的預測均值為6.635，較6月30日匯率(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為6.6312)輕微貶值。英國於6月24日宣布脫離歐盟，之後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出現較大幅度波動。經濟學家們繼上月之後，再度向下修正年底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從上個月的6.72修正至6.75，這意味著人民幣對美元年內還將貶值1.79%。

汪濤認為，人民幣貶值壓力加劇。英國退歐公投之後人民幣貶值壓力隨即加劇。與前幾個月美元走弱時不同，目前央行在匯率政策的選擇上更重視人民幣對貨幣籃子的穩定性。因此她認為如果未來美元對其他主要貨幣升值，央行會允許人民幣對美元小幅貶值。

官方外匯儲備：持續小幅減少

調研結果顯示，6月官方外匯儲備預測均值為31630.35億美元，較央行公布的5月水平(31917.36億美元)繼續小幅減少。興業證券王涵和國家信息中心祝寶良給出了最大值32000億美元，莫尼塔鐘正生給出了最小值31000億美元。

徐洪才認為，由於英國公投對全球金融市場產生負面沖擊，人民幣對美元出現溫和貶值，國內資本繼續流出，資本賬戶逆差擴大。對外直接投資ODI增長快於吸收FDI增長，特別是對發達國家投資增加較快。受非美貨幣貶值影響，外匯儲備規模明顯下降。

5月最佳預測經濟學家6月預測(官方外匯儲備)：

黃劍輝：31600億美元

姜超：31500億美元

政策：政策托底意圖明顯，經濟趨於平淡

沈建光表示，影響經濟運行的不確定因素仍然存在：一是三期疊加的新常態階段，經濟運行風險增加。如去產能不可避免地對短期增長造成沖擊，國企債務違約現象出現也加大了金融風險等。二是宏觀政策不確定性增加。如一季度貨幣政策曾相當寬松，短期內帶動經濟指標向好，但出於對早前政策的擔憂，寬松政策持續時間縮短。三是海外經濟不確定性加大，如美聯儲加息與英國退歐等事件都一度引發金融市場動蕩。下半年，房地產投資的牽引作用預計相對減少，基礎設施投資增速將成為支持增長的主要動力。下半年結構性改革的重心是去產能。伴隨著對“僵屍企業”的處理，工業生產、就業、消費或將面臨短期沖擊;同時，去杠桿任務也難免會造成短期流動性緊縮和資金短缺，打破剛性兌付、讓債券違約自然會引發資金市場成本上升及暫時失去信心，突然戳破泡沫則會帶來金融市場的動蕩甚至引發金融危機。因此，一定程度的寬松政策，既是穩增長、保就業、防風險的需要，也有助於加速推動供給側改革。

民間調研：藍領比白領就業滿意度高 女性認為更易找到工作

民間機構廣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的最新調查顯示，2012年～2015年全國城鎮中產人群對就業狀況評價下降，認為找工作難的人有所增多，尤以低學歷、男性中產者持此看法的更多，相比之下，藍領人群的滿意度則持續上升。

該中心研究總監梁幸枝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反映出中產人群對就業形勢判斷正趨於謹慎。

此次調查報告中的中產人群是指在收入上自我評價處於中等、中高水平，同時職業上以單位和企業雇用的人群為主，並包括自由職業和專業人士等，但不包括職工和工人，也就是社會俗稱的“白領”。

同時，報告把收入自我評價處於中等及以下的工人和職工，稱為藍領人群。

報告顯示，對2015年的就業狀況，中產人群表示“滿意”和“比較滿意”的合計為38%。從動態變化來看，2012年～2014年中產人群評價持續上升，滿意度升至46%，同時不滿意度明顯下降至10%的近年最低位。但2015年不滿意度比2014年大幅上升了10個百分點，滿意度下降了8個百分點，評價回落至2011年水平。

調查還發現，中產人群認為找工作“容易”和“比較容易”的人雖然較多，2015年為54%，但認為找工作“比較難”和“難”的較2014年大增13個百點，至37%，是近年來最高的水平。

其中，大專及以上高學歷者感受明顯好於高中及以下的低學歷者，尤其是對“個人工作”和“個人發展機會”，高學歷中產者滿意度比低學歷中產者高出16和9個百分點，分別為67%和46%。對找工作的難易判斷，高學歷中產者維持好評，認為容易的人三年來保持在55%以上，而低學歷中產者認為容易的從56%減少至51%，認為難的則從31%增至38%。

與此相對的是，藍領人群的工作感受改善較為明顯，滿意度持續上升了12個百分點，達到46%，且他們對“個人發展機會”的評價也在持續好轉。

此外，2015年，對就業狀況、個人工作和個人發展機會，男性中產者與女性中產者的滿意度基本相近，而2012年男性中產者滿意度曾普遍高於女性中產者。這一變化在找工作的難易判斷上更為突出，男性中產者認為容易的人減少至52%，認為難的人增多，接近40%;而女性中產者認為容易的人則增至59%，超過了男性。

基層亂象全國調研 三年食藥改革，為何徘徊岔路

北京，海澱食藥局甘家所執法人員對銷售的元宵進行檢查，在一些基層食藥部門，這樣的執法由於人員緊張已頗難見。（東方IC/圖）

食藥改革進入第三年，有些地方卻弱化了食品安全監管職能。面對多地“三合一”的改革模式，食藥官員抱怨：“地方政府沒有理解改革初衷”。但地方政府卻自訴苦衷。改革本為樹立食藥管理的“統一權威”，但現在，何為“統一權威”卻各執一詞。

食藥體制改革歷時三年多，國務院食安辦主任、國家食藥總局局長畢井泉，最近卻頻頻提起改革“初心”。

“不忘初心，堅持人民利益至上，牢記政治責任，寓監管於服務之中，努力為人民群眾飲食用藥安全把好關。”2016年7月6日，國家食藥總局官網刊出畢井泉的最新講話，內容引發外部關註。

6月27日、28日，和7月4日、5日，畢井泉兩次帶隊赴河北調研，這正是他調研後的感慨。

早前的6月21日，全國食品藥品監管工作座談會上，畢井泉已罕見地對當下一些地方實行的“三合一”改革公開表達了不同意見，“改革並不是把幾個部門的人‘歸大堆’。”

基層食藥監管體制正重新進入大規模的調研。7月初，國務院食品安全辦會同中央編辦等9個部門組成的調研組，已分赴1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就基層食品藥品監管體制和機構設立情況開展專題調研。

這場本屆機構改革最大，也是最高層面的調研，或與此前全國人大的食品安全執法檢查有關。

2016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帶隊分赴10個省（市）。他同時委托其他21個省份人大常委會，檢查本行政區域內食品安全法實施情況。

結果令人遺憾——“有些地方弱化了食品安全監管職能。”6月30日，張德江指出。2015年以來，部分市縣將新組建的食品藥品監管部門與工商、質監、物價等部門合並為“多合一”的市場監管局，出現了上級多頭部署，下級疲於應付，存在不協調等情況。同時，監管機構名稱標識不統一、執法依據不統一、執法程序不統一、法律文書不統一等問題，影響了法律實施的效果。

張德江共提出了九項問題，除了食品行業問題，直指基層監管執法能力薄弱、部門之間配合有待統籌協調等機制問題。

對此，7月2日，畢井泉在回複全國人大常委會咨詢時承認，正在推進的食藥改革，地方落實起來確實有一定難度。由於缺乏機構編制，很多地方就考慮“三合一”“四合一”。導致現在食藥監管能力與實際需要還有差距。

“三合一雖然壯大了隊伍，但削弱了食品藥品專業監管力量。”畢井泉在全國食品藥品監管工作座談會上說，“在食品藥品安全問題高發頻發階段，不具備將食品藥品監管和市場監管進行跨部門綜合執法的條件”。

他承諾，食安辦的9個調研組預計7月上旬可以完成工作，他們將在調研基礎上，由食安辦會同有關部門提出意見建議，按照要求上報。

“機構要統一，力量要加強。”在此前的全國食品藥品監管工作座談會上，他如是強調。

“地方政府沒有理解改革初衷”？

中國食藥監管體制已歷經4次重大調整。本輪機構改革，初衷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構建統一權威的食品藥品監管機構”，其中國務院18號文明確，“國家組建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對食品藥品實行統一監督管理。”同時要求地方，“在整合原食品藥品監管、工商、質監部門現有食品藥品監管力量基礎上，建立食品藥品監管執法機構。

但改革多年，結果卻與初衷大相徑庭。“從1998年，五年一小改，十年一大改，我們捫心自問，是越改越好，還是越改越亂？”一位國家食藥局的司領導對南方周末記者直言，“基層就在這分分合合中過去了五分之一個世紀，再這樣下去，食品藥品的科學監管體系蕩然無存。”

河北衡水食藥監局一位副局長認為，根源在於“地方政府沒有理解改革初衷”。改革希望增加食藥監管能力，但現在監管人數都成了問題。

事實上，2013年底開始的國家食藥改革，在地方執行上早已出現明顯分歧：一些地方參照國務院，整合原食品安全辦、食藥部門、工商部門、質監部門的食品安全監管和藥品管理職能，組建獨立的食藥監督管理機構，實行集中統一監管；另一些則設置綜合性市場監管機構，整體合並工商、質監、食藥等部門，組建“三合一”或“四合一”的市場監督管理局（委），簡稱“市場局”。兩種模式也可簡單稱為，“單列式”和“綜合式”。

隨著改革推進，分歧愈發明顯。畢井泉講話透露，2014年底，全國尚有95%的地（市）、80%的縣（市）獨立設置了食藥局。但一年之後，2015年底，獨立設置食藥監管部門的地（市）減少到82%、縣（市）減少到42%，並還在不斷遞減。

“2014年是一個分水嶺。”江蘇省食品安全基地首席專家吳林海教授一直關註體制改革。他註意到，本已按國務院要求單設食藥機構的地方，轉而選擇市場局的模式。

轉設市場局，或是迫於食品安全的問責及機構改革的雙重壓力。當時各地在機構中將市縣政府機構數量控制在18-22個，強調一件事原則上由一個部門負責，而如果能利用多合一，便一次性可以減少多個部門數量。

另一個原因是，當時食藥改革文件寫的是地方“原則上參照”中央模式，而不是“必須統一”。“如果是寫明必須統一，同時配套下發地方機構設置具體意見，那改革早就完成了。”不願意具名的學者批評說。

本輪改革最高級別的市場局當屬省級城市天津，該模式最大特點是實現從市級到區縣、鄉鎮街道垂直統一市場監管。天津新成立市場局的模式，被認為改變了過去多頭管理、資源分散配置、監管力量難以集中的問題。

“後來很多地方都改了。”前述學者說，天津市場局模式被高層肯定後，有的已獨立的食藥局也“翻了燒餅”。

地方上，改革為市場局的綜合執法部門有食藥、工商、質監，甚至物價、安監等多塊業務。各塊之間存在著權、責、利的比較差別，幾個上級部門的競爭下，“食品安全作為首要責任”再難保證。

更糟的是，吳林海的團隊調研發現，一些省份，如江西，省市縣區各級的食藥監管部門都沒有統一。2015年時，僅從地市級層面，就出現“三合一”“二合一”以及食藥單列三種模式並存的現象。這令去調研的學者驚嘆，“如此上下不對應，政令不暢，多模式並行在一個省份出現的情況全國都很少見”。

地方改革成果待考，中央對食品安全的要求卻不斷加強。

早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國就曾把食品安全納入國家公共安全體系。2015年國慶節，“史上最嚴食品安全法”出臺，不僅強調了企業的主體責任，也讓地方政府和相關職能部門認識到，法律法規劍指地方政府和食品安全監管部門的不作為、失職瀆職行為。

“它充分體現了治食品重在‘治官’、‘治官’貴在從嚴的原則，對加強食品安全綜合治理具有提綱挈領的重要作用。”吳林海說。

改革並非機構稱謂的變化，在一些地方，卻導致了權力職責的模糊與松懈。南方周末記者調查發現，基層地方監管部門對目前改革現狀大多表示失望。

2014年，小崔畢業進入食藥監管的最基層單位——鄉鎮食藥監管所，他所面對的是一群素質參差不齊的同事，執法方式五花八門。

他的上級，縣級執法部門也比他們好不了多少。這個只有六人負責食藥監管工作的縣食藥監局，唯一能做的便是疲於奔命的門面工程，拼命抓案件、抓任務量。

但這卻更加速了監管人員的逃離。上海食品藥品安全研究中心王廣平在基層調研中發現，近一年多來，原食藥監系統內監管人員離職或調動現象嚴重。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們覺得系統已經“散了”。

“即便是三合一也可以，關鍵在於下面合，上面不合，上級各自為戰，工作都壓到地方，有三個婆婆的媳婦能當好嗎？”河北衡水市食藥局的那位副局長說。因為這種矛盾，很多地方局至今內部機構還沒有理順，科室扯皮，工作停滯，風險隱患很多。

被稀釋的專業人員

過於頻繁卻又行動遲緩的改革，正導致人心浮動，致使大量工作被擱置甚至陷入混亂。

吳林海在山東調研發現，煙臺市實行“三合一”改革試點後，原已計劃配備的制服、執法車輛、部分執法裝備與辦公經費等全部暫停；原有執法文書與執法規範無法使用，亟須重新規範；部分人員因此存在抵觸情緒。

再比如，2015年3月開始組建的壽光市市場監督管理局，核定編制50人，局領導班子核定為一正三副，調研組到訪的2015年5月28日，該局仍分散在原有場所辦公，局級領導班子成員有18人，占到編制數的36%，而且科室仍未整合，事權仍未劃分，核發食品經營許可證等仍然使用壽光市工商局的公章。這些由於改革過渡期太長而造成的“陣痛”，正不斷制造難題。

“食藥監工作存在漏洞”。2016年3月，山東疫苗案爆發，國家食藥總局藥化監管司司長李國慶在三部委聯合發布會上就坦承。他解釋，目前國內具有藥品檢查資質的人員不足500人，但藥品生產企業有5000余家，40萬家藥品零售企業，監管有盲區。

因為人數眾多，“三合一”後，工商部門是合並後的主力。一位一年前剛組建的某地級市市場監管局人士說，他工作過的原某區工商局有工作人員260多人，原區質監局不到40人，原食藥局有11人。這種物理融合的結果，只能是“專業人員在改革後被無限稀釋”。

一位藥學專業畢業的市級食藥監稽查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從事藥品監管十一年，經歷過的科室有藥品生產、流通、稽查。在市縣區三級都成立市場局後，現在藥品流通科的科長來自工商，而藥品稽查科二十個人員中，有17個工商的人，且平均年齡超過五十，對簡單的群眾舉報都無法核實，再到區級市場監管局便已經完全沒有食藥的專業人員了。

改革後，無論哪種模式都面臨食藥人員嚴重不足的情況。以單列模式的北京為例，改革前的北京工商局有六千人，但只劃撥了一千多人給新食藥局，質監、衛生部門劃轉的人員同樣有限。

國家行政學院的副教授胡穎廉調研了兩個地級市，過去市衛生監督所均有70多人從事餐飲安全監管，改革後分別劃轉給市食藥監局9人和6人。根據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統計，機構改革前後食品安全監管對象從700萬增加到1000萬，但食藥監管人員編制僅從10.3萬增加到約12萬，兩者比例懸殊。

在胡穎廉看來，食品藥品監管職能的歸並，使得原來以藥品監管為主的基層藥監機構工作量呈現幾何級數增加：“縣級以下的鄉鎮、街道過去並未設置藥監分支機構，如果沿襲原有的體制，將會導致監管任務與監管力量的嚴重不匹配。若增設機構、增加編制與員額，又會碰到地方制約，目前多數省份提出，編制總數不能增加。基層藥監改革受阻，其癥結在此。”

“我的工作量是以前的七到八倍，工資待遇沒有改變，人員配置沒有增加，讓人怎麽去工作？”江西新余市市場監管局的一名食藥監管人員在論壇上發帖，得到了很多體制內人士附和。

北京市食藥局曾組織過一次全國基層所所長的大培訓，培訓老師問：你們有多少所里只有一個人的？臺下舉手的一大片。

接著，老師又問，有多少所一個人也沒有的？臺下又稀稀拉拉的舉手一堆。

老師不解，沒有人你們怎麽來了？舉手的人紛紛解釋，自己只是兼職食藥所長，平時還在原單位辦公。

“一個所有幾千家監管對象，這種局面下，怎麽可能做好食品安全監管？”該培訓老師無奈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統一權威”， 各執一詞

事實上，食藥改革進程中，監管機構的撤並一直是改革的主要聲音。調整、厘清各監管機構之間的職能，減少交叉和監管盲區，也一直是食品安全監管改革的主旋律。

食品安全由哪一個部門監管，如何組建一個綜合協調部門，正亟待進一步的明確。

“統一權威”早已經各種紅頭文件反複強調。各地都強調自己支持“統一”，卻對何為“統一”的管理體制，存在兩種理解。

劉鵬總結，一種就是自上而下，從中央到地方，必須建立起一套一模一樣的統一監管模式，即縱向統一；而另一種就是每級政府都應當在原來機構分立的體制基礎上建立起統一的食藥監管體制，即橫向統一。

“現在支持單列模式的明顯支持縱向統一，而支持綜合模式則認為橫向統一更符合現實。”在他看來，中國地方食藥產業發展差異大，也不夠均衡，客觀上更靈活多樣的監管模式具有一定空間，監管體制未必一定要采用大一統模式。

更何況，新一輪的重大改革看來也並不現實。多位學者對此表示悲觀，“按下葫蘆浮起瓢，現在再把合並的分開，工作難度比現在會更大，而且幾年前的困難都會重現。例如監管機構之間的權限劃分、資源分配、責任區分等等。”

當各地仍在為改革模式爭論不休時，學者們正不斷呼籲改革要回歸初心，回歸本質。“希望通過機構改革來推進深層次的改革，但機構改革本身承載不了這麽多使命。”劉鵬感嘆。

“真正的困難在於如何提高地方政府對於食藥安全的重視程度與投入力度，如何清晰明確地界定強化地方政府的監管責任，如何提高監管部門的執法質量與效率。”劉鵬說。

“實現權威”，關鍵要在更為重要的法律法規、監管標準、檢驗檢測、監管問責方面進行頂層設計和統一，加強對地方政府和涉事企業的問責處罰力度，強化監管的專業性基礎。

改革已刻不容緩。但方向卻依然難以捉摸。

2016年7月6日，《人民日報》刊發題為《讓改革者上，不改革者下》的評論：當下許多改革已不是帕累托改進，而是動真格的壯士斷腕，遭遇的阻力可想而知。比如，有的省市提出工商、質檢、食藥監“三合一”的改革方案，但相關部門希望保留基層的“腿”和陣地；……一些改革遭遇“冰上行車”，改革紅利被攔在了“最後一公里”上。

“如果各級領導幹部沒有改革者的責任擔當、智慧勇毅，諸多障礙可能就難以突破。”文章最後意猶未盡地說。

（南方周末實習生吳靖對本文亦有貢獻）

中國保監會就保險業資產配置與資產負債管理開展調研

為全面掌握保險業資產配置和資產負債管理工作情況，引導和推動行業加強資產負債管理，防範保險資產錯配風險，近日，中國保監會下發《關於開展保險業資產配置和資產負債管理調研工作的通知》，要求各保險機構以及相關投資管理機構填報《2016年度保險業資產配置與資產負債管理調研問卷》。

此次調研範圍涵蓋了保險公司產品精算部、資產管理部、風險管理部、財務管理部等業務部門以及相關受托機構，主要內容包括七個方面。一是資產配置與資產負債管理工作架構、組織與流程;二是保險產品成本與價值分析;三是保險資產配置情況，包括戰略資產配置、動態資產配置和戰術資產配置的方法及工具，大類資產收益率和風險參數的設置，以及另類資產配置等;四是資產負債管理風險監控情況;五是資產負債管理的模型與工具;六是內部壓力測試的使用方法及應用情況;七是投資指引的制定、執行與投資績效考核情況。

通過此次調研，有利於摸清行業資產配置與資產負債管理現狀，評估行業風險管理能力，主動應對有關風險;有利於推動保險公司建立有效的資產負債管理組織體系，積極運用資產負債管理技術，強化部門之間信息的橫向溝通，推進資產負債管理的實施。下一步，保監會將繼續研究相關配套措施，推動保險公司加強資產負債管理，實現資產負債管理由軟約束向硬約束轉變。

國務院國資委集中調研 國企改革地方樣本出爐

國企改革進行時，“1+N”政策體系基本成型，試點工作全面鋪開。一些地方和企業先行先試，將“路線圖”變成“施工圖”，形成了一些可複制可推廣的經驗和做法。

近日，國資委深入調研上海、廣東、山東、江西、重慶5省市國資監管部門。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這五地的國企改革成果有一定的標桿效應，為其他省份的改革提供借鑒，進而促進國有企業改革由點及面，全面推進。

李錦認為，當前國資國企改革的一個特點是，央企改革與地方國企改革相結合，試點推進與總結經驗相結合。地方國企改革走在前面，在探路中提供經驗。地方拉動成為改革向前的動力，地方的經驗和樣本使當前的改革更具活力，支撐人們改革的信心，增加民眾對改革的獲得感。

顯然，各地在落實中央政策的基礎上，正在逐步探索出個性化的改革之路。

上海：最符合國企改革方向

作為地方國資重鎮，上海在分類定責分類改革、管好資本加強監管、加快企業轉型等重點領域的靈活創新，提供了地方國資國企改革的“上海範本”。

李錦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上海國企改革堅持探索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開，使企業成為市場主體，“放虎歸山”、“放水養魚”，這最符合國企改革的方向。

上海率先推行了分類改革，將國企分為競爭類、功能類、公共服務類、混合型4種類型。創新國資管理，從管企業轉向管資本，是上海新一輪國資國企改革一條重要主線。國資委負責資本監管、國資流動平臺負責資本運作、企業集團負責日常經營的格局已基本形成

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市國資委主任金興明表示，下一步將以創新資本運作為突破，加快國有資本有序流動，將按一定權重，選擇上海地方國有控股A股上市公司組成上海國企指數，設立“上海國企ETF基金”，鼓勵投資者通過換購基金份額，實現股份流轉。同時，還將籌建不良資產處置平臺，用市場化手段加強余值管理。

上海市國資委系統管理單位分類一覽表（2016年6月）

市管

企業

（47家）

一、競爭類（33家）

金融（6家）

產業（27家）

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農村商業銀行

國泰君安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太平洋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

上海華誼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上海國際港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申能（集團）有限公司

……

市管

企業

（47家）

二、功能類（11家）

                   上海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上海國盛（集團）有限公司

                   上海機場（集團）有限公司

                   上海臨港經濟發展（集團）有限公司

                   上海申迪（集團）有限公司

                     ……

三、公共服務類（3家）

                   上海城投（集團）有限公司

                   上海申通地鐵集團有限公司

                   上海久事（集團）有限公司

委管

企業

（2家）

                   綠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科技創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

事業

單位

（2家）

                   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

                   上海市產權交易管理辦公室

江西：激發企業改革內在驅動力

李錦認為，江西抓住了改革的痛點和難點，在企業放權、混合所有制改革、員工持股、不良資產處理等棘手的問題上改革力度大，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江西省國資委還組織企業面向境內外市場化選聘了9名省出資監管企業領導人員，實行市場化的管理和激勵約束方式。

突出問題導向，形成倒逼機制，激發企業改革內在驅動力，是江西省抓國企改革的一條主要做法。針對國企主體意識不強、資產流動不暢、布局結構不優的問題，江西省以激發企業活力為核心，一企一策紮實深化國企改革。

比如江西建工集團通過引進戰略投資者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實施員工持股，剝離企業辦社會，構建全新的法人治理結構和市場化經營機制，激發了企業活力，混改後企業資產總額增長了40.5%。

此外，江西大力推進經營性國有資產集中統一監管，實現更大範圍、更高層次的國有資本配置運營。推動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搭建集中統一監管“大屋頂”，省屬企業國有資產實現了統一監管制度、統一統計評價、統一領導人員管理“三統一”。

重慶：探索國有資本投資運營管控模式

李錦表示，重慶國資國企改革最大的亮點是分類搭建了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平臺，理清國資監管機構與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的權責邊界，探索出了一套管資本為主的國有資本運營的有效模式。

渝富集團啟動股權類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改革試點，成為為重慶市國資國企改革推動平臺、國有資本優化布局操作平臺和“股權投資、資本運作”的市場化運作專業平臺。通過股權投資，渝富集團共參控股企業55戶，管控資產規模達928億元，凈資產收益率達8%左右。

重慶市國資委按照“一企一策”原則，將企業重大決策、董事會依法聘任或者解聘經理層、經營層薪酬管理等權利授予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這兩類公司依法自主開展國有資本運作，對所出資企業按授權依法行使股東職責，並承擔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責任。

重慶市還通過市場化方式大力去除無效供給，以資本為導向積極培育新供給，優化國有資本布局，促進國有資本合理流動。

山東：省屬一級企業股權多元化

李錦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山東作為北方重化工業省份的代表，其國企改革中承擔的去產能的壓力較大。山東全面啟動了統一監管工作，加速調整原有不合理資本布局結構，推進傳統產業轉型升級，加大簡政放權力度，進一步激發了企業發展活力。

山東省從治理結構入手，監管部門不再涉足具體經營活動，轉而構建以管資本為主的國有資產監管模式，實現省屬一級企業股權多元化。山東已分兩次把省管企業30%的國有資本，劃轉山東省社保基金理事會持有。國有資本劃轉後，使國企在股東層面形成多元化利益格局，從而在決策層面相互監督、相互制衡。

十八屆三中全會後，山東省政府制定出臺了19個與國有企業改革相關的文件，並將文件細化分解為20類70項改革任務。山東省國資委表示，除了員工持股需要中央明確相關政策外，其余69項已全部完成預定目標。

此外，山東在組建改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推進高管人員契約化管理、經營性國有資產統一監管、實施財務等重大信息公開、建立防止利益沖突機制等改革舉措走在了全國前列。

廣東：搭建國企與社會資本對接平臺

廣東省國資委主任李成表示，自2014年廣東開展國資國企體制機制改革創新試點、規範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以來，廣東率先在全國推出12項創新舉措，大力探索改革發展新途徑。

廣東國企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基礎上，大力開展不同所有制企業間資本對接試點，在兩次與民間資本對接大會中，廣東共推出對接項目200多個，引入民間資本超過800億元，搭建了國有企業與社會資本對接的平臺。廣東省還開展體制機制改革創新試點，試點範圍包括經營者和員工持股試點、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企業體制機制創新試點等。

記者還了解到，廣東率先實行了監管、報備、獎懲三類清單管理制度。2014年12月發布的《廣東省人民政府關於省直部門權責清單(第一批)的決定》，確定了省國資委43項權責事項，未列入清單的，由企業自主決策，充分釋放企業自主權。

韓正調研科創中心建設進展：全力支持互聯網信息安全行業發展

上海市委書記韓正今天上午前往浦東新區張江高科技園區，調研科創中心建設進展。在上海眾人網絡安全技術有限公司聽取互聯網信息安全產業發展介紹時，韓正說，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互聯網信息安全行業迎來了全新的發展機遇。上海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必須始終圍繞和服務國家戰略，我們要全力以赴支持互聯網信息安全行業發展，更好地為互聯網經濟發展保駕護航。

上午，韓正和上海市委常委、浦東新區區委書記沈曉明來到上海眾人網絡安全技術有限公司，該公司專業從事網絡信息安全技術研發和產品生產，堅持自主研發、自主設計、自主生產的國產化發展戰略，擁有一支年輕的創新團隊，申報國家專利過百項，主要技術和產品包括以動態密碼為核心技術的4A審計系統、基於雲的統一身份認證平臺、智慧城市公共區域安全網絡系統等。公司董事長談劍峰向市領導介紹，隨著移動互聯網、移動支付的快速發展，網絡信息安全問題日益突顯，公司創新團隊發明的創新性密碼技術—SOTP，即多因素動態可重構的確定真實性認證技術，融合密鑰與算法，一機一算法、一人一算法、一時一密、一次一密，實現了認證安全與便捷的平衡，填補了此領域的國內外空白。

在聽取公司創新團隊關於互聯網信息安全行業發展和自主核心技術研發的情況介紹後，韓正說，隨著互聯網技術和應用的快速發展，互聯網信息安全行業迎來了全新的發展機遇。信息安全事關每個人的切身利益，我們所處的發展階段、面對的市場需求、全民的共同利益，都為互聯網信息安全行業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上海將互聯網信息安全產業納入“十三五”發展重點，在聚焦國家戰略加快科創中心建設的進程中，要全力支持互聯網信息安全行業加快突破，實現更大發展，為互聯網經濟發展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