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購物中心看場電影，順便逛逛服飾店，外加吃頓飯，這一系列動作是很多人與朋友交往過程中的“標準動作”。

而這些交往活動的背後其實就是購物中心經營者將電影院業態作為主力，打出“組合拳”來拉動人氣和營業額的“小心機”。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近期走訪大量購物中心並采訪後了解到，我國80%以上的大中型購物中心都已經或計劃引進影院。

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年票房高於2000萬的367家高票房影院有95%位於購物中心內。而電影院與購物中心業績存在明顯的正相關，其對於餐飲、服飾、配套衍生品等都作出了巨大收益貢獻。

銀幕數將逾3萬塊

根據RET睿意德發布的《中國影院票房與購物中心業績專題研究》，2014年年末中國影院總數達到5785家。過去三年間年均新增995家，預計2015年新增影院仍將維持在1300家以上的歷史高位，銀幕總數將超過3萬塊。

由此可見，作為購物中心內重要的主力店，影院已成為不可或缺的業態。

統計顯示，過去三年間影院銀幕數的增長明顯快於票房及觀影人次的提升。個體票房表現兩極分化。盡管全國票房總收入以年均42%的速度上升，但場均人次在2011年達到歷史頂峰(32人)後卻逐年小幅下跌。

頗有意思的是，電影院業態在各個不同的城市，客人對於觀影消費意願有差異。

“我們對全國42個重點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與人均影院觀影消費占比分析，發現不同城市的觀影消費意願有巨大差異，且與收入水平沒有必然聯系。部分低收入城市，觀影消費支出的占比反而很高。比如武漢地區購物中心內的電影院票房非常高，其電影票消費所占當地人收入的比重是被調查的幾十個城市中最高之一，這與當地人的娛樂消費習慣有一定關系，因為這類城市的娛樂豐富度不高，因此電影成為比較集中消費的娛樂體驗式業態，所以在這類城市開發購物中心，就要非常註重電影院業態的引入。”RET睿意德董事周長青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RET調研數據顯示，在42個城市中，人均影院觀影消費占消費支出比重的平均水平為0.23%，其中武漢、海口的比重最高，達到0.44%，最為偏好觀影消費;而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前十的城市中，寧波、蘇州、溫州、臺州占比明顯較低，平均占比僅為0.15%，成都、太原、昆明、鄭州、烏魯木齊、南昌、蘭州、貴陽、沈陽也呈現極高的觀影消費習慣。在4個一線城市中，上海排名最後，在娛樂消費中呈現更加多樣化的趨勢。

正相關拉動

統計數據顯示，在37家年票房超過5000萬的影院中，平均單日單座收益達96元，平均單日單廳收益1.64萬元，而國內影院整體平均單日單座收益僅為22元，平均單日單廳收益不足3000元。

相比之下，在全國業績最高的15家頂級購物中心中，9家購物中心影院票房超過5000萬，另2家——上海國金中心和上海百聯南方購物中心的影院票房分別為4600萬和2900萬。

對於絕大多數購物中心，尤其是家庭定位的區域型購物中心而言，影院是非常重要的業態。

電影院票房不俗的同時還能為購物中心帶來經濟效益。不少購物中心經營者都認為，就購物中心運營層面而言，電影院絕不僅是商業面積的消化者，電影院能為新購物中心帶來寶貴的人氣，還能延長留客時間為時間型消費創造商機，更是購物中心整合運營資源的最佳“助手”。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調研中了解到，很多購物中心每年中庭活動的收益可高達1000多萬元，中庭活動中包括特賣會、品牌廣告甚至明星見面會等，而電影首映明星見面會當屬最容易拉動商場人氣和消費的形式之一。

“我們為了見到黃曉明，從早上就開始排隊等，現在已下午，吃了一頓飯，還買了好幾次飲料，人均消費已過百元了。我們也買了晚上的電影票，今天一整天消費都在這商場了。”學生模樣的小李頂著烈日說道。

這是記者在萬達廣場看到的一幕。小李同學的行為就是電影明星見面會的經濟拉動鏈條縮影——為看明星，購買電影票，等待過程中需要餐飲消費，甚至還會帶動購買服飾等。

一位曾在萬達任職的管理人員透露，在電影院邊上的咖啡廳、冰淇淋店等平均每平方米的銷售額是普通同類門店的2~3倍，因為看電影的人群參與消費頻繁，而依著影院而建的餐飲店面積只有普通同類門店的二分之一左右，所以每平方米的收益非常高。此外，電影相關衍生品也會傍著電影院賺得真金白銀。

記者在采訪中註意到，新片首映式、明星見面會、電影節等都是關註度極高且能吸引特定人群的形式，會有利於購物中心在推廣平臺發揮。有業者指出，即便票房上佳的影院，其年度平均上座率也只有40%左右，但不同於零售和餐飲業態，影院的空座利用成本相對最低，所以電影票是性價比很高的營銷獎勵——利用這一點，電影票可作為購物中心VIP顧客消費積分兌換獎品，或與餐廳、KTV、美發店等打包推出的優惠套餐，或消費滿額贈送電影票等。充分整合資源，讓電影院業態滲透和拉動商場營銷。

頗有意思的是，電影院還可作為動線設計的一部分，成為客流導向的輔助手段，通過客流動線優化和噴淋式客流設計，影院能為原本客流較低的高樓層冷區輸送珍貴的客流。比如上海大悅城將電影院設在最高層，由跨層飛梯連接，直接將客流送到最高層，觀影後，人流從最高層向下逐層移動，帶動其他消費。

巨幕!巨幕!巨幕!

仔細研究可發現，目前，全國年票房排名前100的影院幾乎已全部配置巨幕或4K雙機，原先沒有配置巨幕的影院也紛紛升級補裝IMAX或其他巨幕影廳，如北京雙井富力廣場UME影城新裝了中國巨幕DMAX,上海恒隆港匯廣場永華影城補裝IMAX，北京三里屯太古里配備了保利巨幕POLYMAX。

簡而言之，巨幕電影院更容易拉動購物中心業績。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曾經在數年前采訪因《阿凡達》而火爆的電影市場，當年上海只有一家巨幕3D電影院——和平影都，特殊銀幕的稀缺導致當時《阿凡達》電影票被炒到1000多元一張，這讓其他電影院看到商機，於是很多電影院立馬投資進行2D變3D改造，以搶客源。但巨幕影院要預留層高，這是初期建設就要規劃好的，因此一時間難以解決，不過在之後的新建購物中心中，不少影院都引入了巨幕廳。

據統計，截至2014年的年底，中國已開業的IMAX商業影廳達到239家遍布85個城市，而已簽約待建的IMAX商業影廳為219家，IMAX400余家商業影院將覆蓋中國30個省份的122個城市。

“巨幕電影院還有一項功能就是利於進行打包組合，因為巨幕電影票相對貴，於是商場就會推出結合餐飲或其他打折券的價格打包出售，這令消費者感覺性價比很高，其實是帶動了商場的其他消費。”資深零售業專家丁浩洲分析。

為了更多吸引客流，不少購物中心業者正在考慮通過高科技化、個性化和自助化等方式開發新影院，比如與演藝結合的劇場廳、親子主題兒童廳、浪漫的情侶廳等特色影廳。還有一些主題影院等適合社交性與娛樂性兼具的私人聚會的影廳只需普通層高，這讓購物中心業者對其投資的相關成本也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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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下午，有關天貓總部將從杭州遷址到北京的消息在網上熱傳，盡管天貓官方給的回應有點“打太極”，但《第一財經日報》從多位接近阿里的可靠人士處獲悉，天貓的北京-杭州雙中心計劃正在快速推進中。

聯系到今年4月馬雲在阿里北京年會上釋放的“北京將是阿里第二主場”的信號，以及阿里巴巴國際化的目標，再加上像天貓超市、菜鳥物流等近期在北京地區的頻繁動作，這些背景所指向的目的地都是北京。

本報記者從上述可靠人士處了解到，天貓或將於近期宣布其北京-杭州雙中心計劃。

類似的組織模式在阿里並非首例，像螞蟻金服集團目前采用的就是杭州-上海雙總部，且很多業務都在朝金融資源更豐富的上海靠攏。

雙中心計劃即將公布

據9月22日下午網上消息稱，天貓總部最快將於今年雙11前完成搬遷至北京的所有工作，這項計劃是從今年6月份開始分批、分業務進行的，天貓超市已經率先執行，從7月初開始就已經陸續搬遷至阿里位於國家廣告產業園的北京總部辦公。

對此，天貓官方對《第一財經日報》回應稱：“北京本來就是天貓重要的市場和客戶所在地，為他們提供更多更好更快更省的服務，是種自然的結果。總部在不在北京，天貓更優質的服務都會在。我們確實在籌備浩大的優惠活動，讓消費者有更好的電商服務和環境。”

本報記者從上述人士處獲悉，此前阿里內部推出過一個“一路向北”的宏大計劃，這里的北更多指的是北京，天貓（甚至整個阿里巴巴）的北京-杭州雙中心計劃很可能將於近日內對外公布，屆時，阿里會集中展示其在北京地區的業務規模。

事實上，目前阿里巴巴旗下像移動業務UC、阿里健康、阿里影業等都在北京，且員工數量龐大，未來北京員工的數量會繼續增加。今年4月份，馬雲在阿里北京年會上透露北京是阿里第二主場的消息，也為這個計劃定下了主基調。

近期，宣布進軍商超領域的阿里巴巴將項目落地的首站選定在北京，主打生活服務的天貓超市針對北京消費者給出10億元補貼。物流也在配合這一計劃，天貓超市在北京地區采用菜鳥網絡“當日達”服務。此外，北京的地鐵等公共場所，有關阿里的廣告也明顯增多。

阿里巴巴中國零售事業群總裁張建鋒不久前表示，天貓超市將借助阿里巴巴完整的電商生態，整合供應鏈、物流、支付、大數據、雲計算等綜合優勢，為消費者提供更確定性的服務，占據“網上超市”這一新興電商領域高地。

首都資源加碼

雙總部在阿里並非先例，像螞蟻金服集團此前就曾對外宣稱其采用杭州-上海雙總部架構，將那些更多需要對接金融市場的業務部門放在金融中心上海，便於開展業務。那麽天貓總部搬遷，或者說北京-杭州雙中心計劃，又有何用意？

首先，天貓目前的註冊地在杭州，名為浙江天貓網絡有限公司，其納稅地也在杭州。至於此次搬遷是否會變更註冊地到北京，本報記者截至發稿前並未核實到確切消息。但此舉將讓阿里在北京地區，甚至部委層面的政策資源上獲得更多實惠，是可以預見的。

此前，京東的註冊地和納稅地曾經選在劉強東的老家江蘇，後變更到北京，無論對於其倉儲建設，還是政策資源，都是一個利好的舉動。

此外，國際化是阿里巴巴未來最主要的目標之一。不久前阿里巴巴剛剛聘任了首位老外總裁“白求恩”，便於開展國際業務。而在國際化業務的推進過程中，北京顯然比杭州的國際影響力和辨識度更高。

從人才戰略上講，從阿里巴巴今年校招計劃的調整上不難看出，阿里意在精煉其人員構成，往高端人才方向布局，在內部主張“非凡人、平常心、做非凡事”。北京是互聯網中心，在吸引高端人才上明顯優於杭州。這也讓阿里在BAT的北京人才爭奪中入局。

事實上，承擔著阿里移動化發展重任的UC事業部、阿里未來十年計劃中的阿里影業和阿里健康等，主體業務和員工都在北京。未來，阿里的北京-杭州雙中心建設將是其組織布局的重心。

23日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公布了第七期“中國金融中心指數”(CDI.CFCI)報告，滬京深廣排名順序不變，仍然穩居前四位。

首期“中國金融中心指數”於2009年首次發布，隨後每年更新一次，考核指標包括金融產業績效、金融機構實力、金融市場規模和金融生態環境。

報告顯示，上海和北京這兩大金融中心的綜合競爭力得分比較接近，分別為195.14分和148.12分。深圳則為87.62分，領先廣州36.18分，領先幅度高達70.3%。

從整體上來說，雖然國內外經濟環境趨於嚴峻，但是由於我國在金融領域深化改革的力度加大，上海、北京和深圳等金融中心在自貿賬戶探索、民營銀行試點和資本市場建設等領域創新不斷湧現，金融中心發展加速，呈現逆勢擴張的態勢。

報告顯示，31個中國金融中心的金融業增加值合計值從上一期1.91萬億元增長到2.19萬億元，增速為15%，遠高於同期31個中國金融中心城市GDP的同比增速。

從微觀上來看，我國六大經濟區呈現多樣化區域金融中心競爭局面，以3個典型的區域為例：東部沿海地區杭州、南京和蘇州齊頭並進，均排名全國前十；北部沿海地區天津迅速崛起，領先優勢不斷擴大；而中部地區武漢、鄭州和長沙競爭力差距縮小。

23日，英國智庫Z/Yen集團也根據營商環境、金融體系、基礎設施、人力資本和城市聲譽等因素首次在中國發布了第18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報告顯示，在總分為1000分的評價體系中，倫敦領先紐約8分，從紐約手中奪回了全球第一的位置。香港和新加坡緊隨其後。

中國內地有上海、深圳、北京和大連四個城市進入上述榜單。其中，上海698分，深圳694分，分別排名全球第21和23。北京676分，與深圳少了18分，排名全球第29。

細心的讀者可能會註意到，北京和深圳在上述兩個指數榜單中的排名順序並不一致。“中國金融中心指數”的發布者、綜合開發研究院金融與現代產業研究中心副主任劉國宏對«第一財經日報»解釋：“我們是根據第三方數據來統計的，而Y/Zen集團是根據第三方數據和主觀的問卷調查來統計的。在第三方數據這一塊，也有差異，他們除了有政府公布的數據之外，還借鑒了其他機構發布的指數，而我們主要是采用行業協會和銀監會等政府部門發布的數據。”

Z/Yen集團副董事長馬克·延德爾在當天的發布會上說：“分數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們怎麽樣能夠在評估這個指數，或者說打分排行的時候，用的是一些比較具有公信力的、而且大家能夠理解的討論方法。”

23日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公布了第七期“中國金融中心指數”(CDI.CFCI)報告，滬京深廣排名順序不變，仍然穩居前四位。

首期“中國金融中心指數”於2009年首次發布，隨後每年更新一次，考核指標包括金融產業績效、金融機構實力、金融市場規模和金融生態環境。

報告顯示，上海和北京這兩大金融中心的綜合競爭力得分比較接近，分別為195.14分和148.12分。深圳則為87.62分，領先廣州36.18分，領先幅度高達70.3%。

從整體上來說，雖然國內外經濟環境趨於嚴峻，但是由於我國在金融領域深化改革的力度加大，上海、北京和深圳等金融中心在自貿賬戶探索、民營銀行試點和資本市場建設等領域創新不斷湧現，金融中心發展加速，呈現逆勢擴張的態勢。

報告顯示，31個中國金融中心的金融業增加值合計值從上一期1.91萬億元增長到2.19萬億元，增速為15%，遠高於同期31個中國金融中心城市GDP的同比增速。

從微觀上來看，我國六大經濟區呈現多樣化區域金融中心競爭局面，以3個典型的區域為例：東部沿海地區杭州、南京和蘇州齊頭並進，均排名全國前十；北部沿海地區天津迅速崛起，領先優勢不斷擴大；而中部地區武漢、鄭州和長沙競爭力差距縮小。

23日，英國智庫Z/Yen集團也根據營商環境、金融體系、基礎設施、人力資本和城市聲譽等因素首次在中國發布了第18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報告顯示，在總分為1000分的評價體系中，倫敦領先紐約8分，從紐約手中奪回了全球第一的位置。香港和新加坡緊隨其後。

中國內地有上海、深圳、北京和大連四個城市進入上述榜單。其中，上海698分，深圳694分，分別排名全球第21和23。北京676分，與深圳少了18分，排名全球第29。

細心的讀者可能會註意到，北京和深圳在上述兩個指數榜單中的排名順序並不一致。“中國金融中心指數”的發布者、綜合開發研究院金融與現代產業研究中心副主任劉國宏對«第一財經日報»解釋：“我們是根據第三方數據來統計的，而Y/Zen集團是根據第三方數據和主觀的問卷調查來統計的。在第三方數據這一塊，也有差異，他們除了有政府公布的數據之外，還借鑒了其他機構發布的指數，而我們主要是采用行業協會和銀監會等政府部門發布的數據。”

Z/Yen集團副董事長馬克·延德爾在當天的發布會上說：“分數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們怎麽樣能夠在評估這個指數，或者說打分排行的時候，用的是一些比較具有公信力的、而且大家能夠理解的討論方法。”

上海臨港又迎來一大波扶持政策，以推動其成為國際智能制造中心。

“上海建設全球影響力科創中心臨港行動方案”14日發布，提出把臨港地區打造成為輻射帶動長三角、服務我國制造業能級提升並在全球具備一定影響力的“國際智能制造中心”。

臨港建設國際智能制造中心的目標，分為5年目標和10年目標。

其中，到2020年初步建成國際智能制造中心框架，被評定為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在若幹智能制造重點領域取得重大突破，成為我國參與全球智能制造競爭的戰略高地。到2025年，基本建成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國際智能制造中心，成為全球智能制造技術和服務輸出的重要創新基地之一。

臨港地區位於上海東南角，距離市中心75公里的臨港地區，開發面積達315平方公里，是上海“十二五”重大發展的六大功能區域之一，是上海面向未來的戰略發展空間，承載著提振上海先進制造業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重任。

2013年2月，上海就已發布“臨港30條”，在臨港地區建立“雙特機制”（特別機制、特殊政策），其中包括工業用地的彈性出讓、低價位的雙定雙限房、居住證專項加分……以降低商務成本，使臨港成為上海的成本窪地。

彼時，上海市副市長周波稱，“臨港30條”是近些年來上海對一個區域支持力度最大的一次，目的就是舉全市之力，使臨港地區成為上海裝備制造業和先進制造業的重要陣地。

兩年半後，上海大力度支持政策再度來襲，臨港地區的定位也再度提升。

具體措施包括：設立規模為50億元的智能制造產業引導基金；支持智能制造功能平臺建設，可按平臺投資額的10%~30%給予扶持，總額最高5000萬元；在臨港投資的智能制造產業化項目，最高可給予扶持1億元；支持智能裝備企業創立自主品牌和並購品牌，最高補貼1000萬元；鼓勵企業開展智能裝備融資租賃服務，最高扶持500萬元；實現股改上市掛牌的智能制造企業，另給予50萬元扶持……

上海市經信委副主任徐子瑛說，經過近12年的建設，臨港地區已經在高端制造業上成為上海最為重要的基地，在航空發動機、先進汽車、高端能源裝備、船舶海工以及智能裝備等領域，已經形成了良好的基礎。

對於上海而言，智能制造也意味著上海制造業整體的轉型升級，以及上海經濟的提振增效。

目前，臨港地區發展智能制造產業的重點領域已經明確，主要集中在5個方面：一是智能制造技術和產品，重點發展機器人、民用航空、數控加工、增材制造、集成電路及專用裝備、海洋工程裝備、新能源汽車等重大裝備和重點產品，實現關鍵核心材料、工藝和技術的重大突破；

二是智能制造系統集成和應用服務，推動無線射頻識別、智能傳感器、信息物理融合系統等關鍵技術在企業研發設計、生產制造、經營管理、銷售服務等全流程和全產業鏈的綜合集成應用；

三是傳統制造智能化改造，支持鼓勵中航商發、上海電氣、上海汽車等骨幹企業成為智能制造引擎企業，率先開展裝備智能化升級、工藝流程改造、基礎數據共享等試點應用；

四是建設智能制造專業園區，推動集成電路及專用裝備、民用航空、再制造、光電子、微電子、德國工業4.0等一批專業園區建設；

五是培育發展智能制造服務業，加快發展技術轉移、知識產權、融資租賃等專業服務。

智能制造是全球熱點，上海推動智能制造中心建設，也必須基於國際化和開放度的提升。上海市臨港地區開發建設管委會常務副主任陳鳴波說，近期也在研究智能制造和自貿區的對接。比如，從智能制造的產業鏈來講，一個重點是要研發保稅，進出關要便利。另一個重點是金融體系政策創新。

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中國商務研究中心副主任傅強

《第一財經日報》：作為亞洲四小龍，新加坡和臺灣在與中國大陸的貿易方面會不會存在競爭?

傅強：新加坡和臺灣的分工其實非常明確，和中國大陸的貿易都是比較密切，但是作用完全不一樣。臺灣和中國大陸的關系，是在整個東亞的產業鏈上布局的整合性。臺灣對中國大陸出口占該地區出口總量的40%，但很多是電子元器件，出口到中國再經過組裝，變成最終消費品。

而新加坡和中國的貿易，則體現在轉口貿易的地位。比如，中國有兩千多家鋼企，也消費著全世界56%的鐵礦石，但大多都是在新加坡交割的。所以，相關的交割、物流服務是新加坡的長項，新加坡從中國大陸的進口有接近55%是機電產品，但新加坡自己消費不了這麽多，機電產品很多都流入了東南亞其他國家。

所以新加坡和臺灣體現的是不同的貿易形態，兩者的替代性是相當弱的。

《第一財經日報》：您認為習馬會將會海峽兩岸的經貿關系帶來哪些影響?

傅強：對於習馬會，我理解是政治上的象征性意義更強。因為中國大陸和臺灣在經貿方面已經有了非常深層次的一體化，兩岸經濟可以說已經是不可分割了。

那如果說的是新加坡和中國大陸的經貿關系的話，我們可以直接看到的現象，就是習近平來訪後，使得新加坡和中國大陸之間又有了一個G2G的項目，這是兩國之間第三個政府間項目，是中國重慶和新加坡之間的合作，會有新的項目落地。最後會以什麽形式實現這些利好 需要觀察，但可以說是邁出了重要一步。

其實新加坡和中國大陸的經貿往來應該說關聯度也是非常非常強。不久前，野村證券做過一個調查，中國經濟如果打噴嚏，誰會感冒?在指數排名里面，新加坡是排名第2的，所以經濟依存度也是相當強。

《第一財經日報》：關於新加坡和中國的金融合作，您有何期待?

傅強：新加坡很希望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分一杯羹。在人民幣國際化方面，新加坡走的相對步子比較大，也比較激進，希望能夠成為清算交割的中心。

比如，人民幣國際債券可能會在新加坡發行、清算，作為債券的大型集散地等。新加坡本來就有很強的金融能力。短期內，中國會很需要新加坡人民幣集散中心的地位。這可能也是具有相當強的優勢。

未來“一帶一路”中，東盟也是“一帶一路”戰略推進的重點，而中國很多企業未來走出去， 第一步會是去東南亞，新加坡就是一個投資的橋頭堡。

比如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很多很多校友企業就是這樣。例如，有一家來自中國大陸的建築承包商。經過幾年在新加坡的經營，成為了新加坡成功的地產商。現在又把觸角伸到了緬甸，柬埔寨，包括印尼在內很多國家。這家公司來自中國，但是形象上完全就是新加坡走出來的企業，變成以質量取勝，而非價格取勝的新加坡企業。所以，中國企業完全可以借助新加坡的資源完成國際化。

《第一財經日報》：新加坡有哪些行業對中國企業存在投資機會?

傅強：其實，新加坡本身我認為從實業角度的投資機會並不多。因為中國有大量的資本需要輸出，以前是通過外匯儲備來輸出，但是這不一定可持續，所以未來可能是企業來完成資本輸出的任務。

新加坡有什麽機會?對於中國的天量需求，可能實業方面是沒有什麽機會的。可能更多的是，可以將新加坡作為東南亞的區域總部，借助新加坡金融服務、物流商的優勢，也可以借助很多人才來實現企業的國際化，作為東南亞的據點。在金融服務等等方面，實現企業整體素質的提升。

上面提到的建築商就是很好的例子。去東南亞擴展可以先到新加坡，再走到下一步，這是最現實的路，而不是本地的投資機會。

《第一財經日報》：中國企業如果直接進入東南亞的市場是否會有困難?

傅強：比如印尼，中國企業要想直接去投資是非常非常難的。昨天我和學生就業中心的人交流，問那些咨詢公司，比如麥肯錫在這里招聘的學生有什麽特點?才知道麥肯錫要求學生必須懂馬來語或者印尼語。

因為，麥肯錫在印尼、馬來這就是一個銷售總部，他們到印尼會拿來一些項目。然後直接發到上海，印度，有人會在後臺做完。

所以新加坡是一種網狀的優勢，可以把觸角伸得很遠。畢竟你要投資一個國家，要對當地投資，對法律、人文、經濟環境非常熟悉，要和當地人打交道，而中國人直接去馬來，去印尼，壁壘是很高的。肯定需要中介能進行深層次交流的中介。能夠用一種人家能接受的語言作為溝通的中介。而這就是新加坡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