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工業化進程和城鎮化水平進展到相當程度，農村作為中國經濟下一個動力源，近年來頗受關註。而且，農村計劃經濟體制遺留較多，市場經濟大潮之下，改革勢必要觸及。
針對農村體制談及最多的土地問題，近日決策層印發了《關於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下稱《意見》)，將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此舉被視為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農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創新。
“三權分置”內涵在於，將原本捆綁於一體的承包權和經營權分開，從所有權和承包經營權的兩權體系過渡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分開的三權體系。其中最大突破是放活土地經營權，在保護農民相應權益的同時，盤活土地資源要素市場。
實際上，在《意見》印發之前，不少農村地區已出現“三權分置”類似運作模式。不過這種模式同樣面臨難題，諸如中央每年對“三農”投入大量補貼，這些補貼是分配給享有土地承包權的農民，而非享有土地經營權的真正種地者，這不符合補貼政策的本意——補貼出農民的種糧積極性。此外，“新型地主”將出現，按照制度設計，將土地經營權轉讓出去的農民，部分盡管已經落戶到城鎮，但仍然享有承包權，而流轉土地的農戶需定期支付地租或其他利益給這些“地主”。
換言之，“三權分置”雖為土地經營者提供了保障，但因遺留問題不少，且未能達到“誰種地誰擁有土地”的改革初衷。因此可以斷言，如果停留在現行土地制度框架之下，土地制度改革將永無窮期。
回顧歷史，當前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上世紀50年代計劃經濟的產物，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包產到戶、包幹到戶乃80年代初所確立。這些政策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發揮了作用，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激發了農民勞動熱情，令農村迅速解決了溫飽問題。然而，歷經數十年滄桑巨變，特別是隨著城市化進程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城鄉進一步統籌協調，當前農村土地制度與框架存在的前提已發生根本變化。
以其中影響最大的城鎮化建設為例，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5年中國城鎮化率達56.10%，而1980年初不到20%，此外還有數以億計的農村人口在城市“常住”。農村人口城鎮化以及湧入城市“謀生”，改變了農民對於土地的依存關系，且由於糧食收購價格遠遠滯後於物價和勞動力價格漲幅，土地為農民帶來的收入貢獻越來越少，很多甚至不再將土地作為創收途徑。
土地已不是絕大多數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意味著農民的就業、養老不能再依靠土地。而現行制度框架下，農村勞動力沒有工作不計入失業統計，養老也只有每月數十元的補貼，這對曾經同樣為中國經濟騰飛做出過巨大貢獻的農民而言，很不公平，同時也成為了農村土地改革的主要阻力。
而且，在農耕文明時代已經遠去的今日，令農民依附於土地之上，或者認為土地可以成為農民收入和養老的保障，都不再與現行經濟發展形態相符。換言之，土地對人的束縛關系早已被掙脫，農民對於土地的依存如今也已瓦解。
一言以蔽之，欲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把農村打造成經濟動力源，打破現行土地制度框架在所難免。當然，在改革土地制度時，要充分保障農民利益，防止對農民造成二次傷害，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讓農民老有所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