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節，公務員的月餅“難題” “今年連葡萄都沒有了”

中秋前，檢察院處級以上幹部還去市紀委參加了會議，“通報了幾起違紀案例，又對中秋進行了強調。現在收東西是一票否決。”

“工會發的福利和職務無關，每個人一樣。以前獎金類的發放，才會和職務掛鉤。”

“現在有的單位的工會可能會變通執行——不趕風頭在中秋發月餅，過後再以別的方式彌補。”

“現在收東西是一票否決”

“中秋、國慶將至，請嚴格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用公款吃喝、旅遊、贈送節禮，不亂發錢物，不公車私用，不出入私人會所……”

2015年中秋和國慶兩節前夕，成都公務員趙新早早就收到四川省紀委發送的廉潔短信。他所在的部門也遵照執行，兩節“一分錢”福利都沒發。中秋節前三天，趙新部門的五個人，想一起吃頓飯過節，便找了一家魚火鍋店聚餐，“AA制，每人花了100元”。

趙新的經歷在中國眾多公務員中不算特殊。在“中央八項規定”實施近三年之際，許多公務員和前兩年一樣，沒有任何福利。

陜西省公務員李強也跟趙新一樣。李強加入公務員隊伍兩年了，自從上班以後，他就什麽東西都沒發過。“今年過節也沒發任何禮品。中秋期間單位組織一起吃了個飯，去的人自掏腰包。”李強說，單位不發東西在他意料之中，“大家已經習慣了”。

軍轉幹部林楠所在的檢察院也沒發任何福利，他倒是收到了老部隊慰問時發的一盒月餅，還參加了老同事們的聚餐。林楠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去年檢察院部門領導為了激勵士氣，還動用自己關系給大家弄了箱葡萄。過年時單位食堂蒸些饅頭當福利，今年連葡萄都沒有了。”

檢察院沒組織聚餐，不過有涉案人員想找林楠吃飯，被他拒絕。“我明白人家的目的，咱不能因為這點小事犯大錯誤。”林楠說，中秋前，檢察院處級以上幹部還去市紀委參加了會議，“通報了幾起違紀案例，又對中秋進行了強調。現在收東西是一票否決”。

對於許多公務員來說，現在過節都很平靜。“最近兩三年都沒有公款聚餐和送禮行為了。”海南省公務員鄭麗註意到，“同事間的人情往來至多互相贈送一點土特產，這也是人之常情。月餅也是家里想吃就買，不會去商場買禮盒送來送去。”

幾年前，中秋節前公務員們要四處走動，購物卡和禮金也極為常見。如今，高檔貴重禮品已經很難在官場公開看見，要是有人送貴重禮金，反倒讓對方覺得擔憂和恐懼。

“前兩天有人想送我一盒月餅，我就沒敢收。”遼寧一位機關科長李躍進認為，“前一段時間，一位市局級領導幹部就因為公款旅遊被處分。新聞報道中反複強調反腐形勢也有作用，讓每個公務員都提高了警惕。”

李躍進發現，自從反腐倡廉以來，每年單位固定的元旦聚餐，現在也都沒有了，“這就是個習慣問題，最初規定下來的時候，大家還有抵觸和不情願，現在就很適應。以前疲於收禮、送禮的人情往來，現在沒有這種擔心了，對於基層公務員來說是一種解脫”。

“以工會名義發的”

然而，並非所有黨政機構都沒發福利。國務院某部就給每位在職幹部發了節日福利。“今年發了一盒雞蛋，一只凍雞，兩條凍魚，價值200元左右。在編的每人都有，由機關服務中心置辦分發。”該部一位處長透露，“應該是以工會名義發的。”

該部之所以能夠向幹部發放福利，主要的依據是全國總工會的一份文件。

2014年7月，全國總工會下發了《中華全國總工會辦公廳關於加強基層工會經費收支管理的通知》，通知明確寫明：工會經費可以用於由工會組織的職工集體福利等方面的支出。當年12月，全總又下發補充通知，明確規定：基層工會組織逢年過節可以向全體會員發放少量的節日慰問品。並且明確“年節”是指國家規定的7個法定節日，包括元旦、春節、清明節、勞動節、端午節、中秋節、國慶節。“節日慰問品”原則上為符合中國傳統節日習慣的用品和職工群眾必需的一些生活用品等。

據此通知精神，在中秋節向公務員發放少量福利完全符合規定。江蘇全省的公務員就是這一規定的受益者。江蘇省直機關一位幹部透露：“我們一年工會總共發1000元的福利，春節、端午、中秋等幾個節日分別發放。總額限定，具體每個節日發什麽由各單位自己安排。今年中秋我們發了一盒月餅，還有香菇之類的東西，加起來300塊錢吧。”

“我單位發了點水果，二十斤米，和一盒酸奶。”南京市一位幹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他所在的單位也是每年由工會發1000塊錢的福利，“這是省里做出的決定，否則我們底下是絕對不敢發的”。

之所以江蘇省敢大膽向幹部職工發放過節福利，主要是2015年2月，江蘇省總工會發布了一個《關於貫徹落實全國總工會加強基層工會經費收支管理的有關規定（試行）》，里面明確了工會經費的幾種明細開支，其中特別包括了“逢年過節發放慰問品的開支，每位會員全年所有節日慰問合計總額不得超過1000元，慰問形式主要是實物”。

長三角某市公務員小唐現在也有固定的節日福利，只不過他跟江蘇公務員發的福利金額略有出入。小唐一年總共發1300元的福利，今年他發了10塊月餅和300元購物卡。

“工會發的福利和職務無關，每個人一樣。以前獎金類的發放，才會和職務掛鉤。”在小唐看來，“福利總額是總工會規定的，地方只是執行。福利制度在回歸理性。”

“更看重合法公開地增加工資”

既然有工會發節日慰問品有文件做依據，一些黨政機構為何仍然不敢發任何中秋國慶福利呢？原因在於許多單位領導擔心，發放福利與中央反腐的精神相違背。

今年8月底，中央紀委監察部就明確提出要求，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加大中秋節、國慶節前後監督執紀問責力度，堅決防止“四風”反彈，並且歡迎廣大群眾和網民舉報反映身邊的“四風”問題，其中包括違規收送月餅節禮、違規發放津補貼等問題。

中央的精神其實主要針對“節日腐敗”、公款發錢、消費之風，並非要取消由工會系統發放的正常福利。針對這一將中央精神誤讀的現象，《人民日報》微信公眾賬號還發布文章“中秋節領導不給你發月餅，原因可能是這五點”，列舉了五類不給公務員發月餅的領導：糊塗的一刀切者、膽小的保烏紗帽者、有“事兒”的惴惴不安者、漠視群眾利益的自私者、別有用心的潑臟水者。

對於全國總工會的文件精神，一些省級工會也像江蘇一樣，發布了相應的貫徹落實文件。但即便有文件，面對中秋國慶這樣的敏感假日，許多基層領導仍然不願發福利。

比如四川省總工會辦公室2015年1月發布的一份文件提出，“鑒於我省工會實際情況，國家法定節日向全體會員發放慰問品和對會員本人的生日慰問，每位會員年均總額控制在1500元以內。”即便如此，前文提到的成都公務員趙新，依然在今年的兩節之前沒領到任何節日慰問品。

南方周末記者查詢到許多省份都出臺了落實全總文件的配套文件，但是基層落實情況不一。一位紀委系統的幹部也沒領到任何福利，在她看來：“如果發福利月餅容易讓對四風的執紀監督不好操作的話，那就給大家發現金。”

這位紀委系統幹部覺得，“現在有的單位的工會可能會變通執行，就是不趕風頭在中秋發月餅，等這日子口過去之後，再以別的方式進行彌補。”

山東省總工會也於今年年初發布了文件，規定工會會員每年可領取總額1000元以下的節日慰問品。然而山東有些黨政機構今年即便發放了福利，卻未做明確說明因何而發。

“去年什麽禮品也沒有，今年也就是發了兩箱青島啤酒，和一盒不知名牌子的月餅，上級領導也都一樣，沒有區別。”山東某地方公務員王鑫說，他也不知道這是不是工會發的，“下面的基層單位是跟著上面做，上面一反腐我們就取消所有福利，飯店也不敢去。現在上面又說正常福利不能少，我們就發。”另一位山東公務員趙林民則說，“沒有聚餐，沒有月餅，就是發了800元錢。”

更多黨政機構的領導，寧可不發任何福利，引起下屬牢騷，也不願觸碰違紀的風險。一位網友留言說：“我老公居然是星期五午餐兩個人一起吃一個月餅。去年還發幾個散月餅，今年什麽都沒有……”

北京市公務員張文慧這次過節什麽也沒發，但是她發現，單位開始對過生日的同事“給予慰問”了——這其實也是全國總工會要求的事項之一。“從今年下半年開始，單位給過生日的同事發200塊錢蛋糕券，但我這上半年過生日的還沒趕上。”張文慧說。

南方周末記者經過調查發現，在2015年中秋國慶雙節里，由工會系統發放的“節日慰問品”正在慢慢回歸。然而，由於對中央精神理解不一，許多地方的黨政單位，有人吃到了單位發的月餅，有人什麽福利也沒有。

無論怎樣，月餅等福利只是組織關心員工的一種形式。在中央反腐取得階段性成果後，不少公務員期盼他們的福利待遇能夠透明化、制度化。長三角公務員小唐認為：“從我們來講，更看重合法公開增加工資，以工資提升生活質量。而不是偷偷摸摸多拿點福利。”

（采訪對象為化名）

健康中國建設：可及化醫療服務難題待解

健康中國建設：可及化醫療服務難題待解

一財網 馬曉華 2015-10-29 22:17:00

隨著社會老齡化的加重以及醫療資源的分配不均，醫療供需矛盾突出，看病難、看病貴是這一供需矛盾激化的集中體現，特別是在老年人口數量迅速上升的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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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如何解決二手車車價難題

大數據如何解決二手車車價難題

一財網 孫祺 2015-11-21 20:02:00

二手車車價的不透明一直是二手車行業最嚴重的問題之一，而大數據的出現，使這個問題的解決找到了突破口。

共享经济创新的合法性难题

http://www.xcf.cn/newfortune/texie/201511/t20151105_760623.htm

根植于互联网共享经济理念的专车模式，颠覆了出租车行业的固有利益，在全球不断制造出种种冲突，其身份急需合法化。如何在新旧之交的博弈中平衡出租车司机的现实利益，同时兼顾公众出行效率的长远利益，考验着全球监管者的智慧。

　　陈永谦/文

　　由Uber发起的这场专车革命—通过手机App即可迅速寻找到可乘坐的车辆，短短5年即携互联网之风迅速席卷全球，目前在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 都能使用Uber的服务。随着大量模仿者的加入，专车已成为大众出行的重要选择。不过，作为创新产物的专车也在全球带来了各种新的冲突，包括与乘客有关的 安全、消费权利保障、个人隐私泄露等问题，以及对出租车行业所造成的颠覆性冲击。

　　创新的冲突

　　2014年底，印度新德里一名女乘客在使用Uber叫车后被司机强奸，新德里警方表示，由于Uber未能对有犯罪前科的司机进行全面调查，而且在车上没有安装卫星定位设备，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最终，新德里交通部把Uber列入黑名单，禁止其在该市继续提供服务。

　　尽管2015年夏天，新德里重新恢复Uber的打车服务，Uber还得到印度塔塔资本的1亿美元投资，但在当时，这一事件仍在世界各地掀起了质 疑Uber安全问题的骨牌效应。西班牙和泰国先后对Uber在当地的运营予以禁止；Uber的发源地旧金山，也针对安全问题对Uber提起诉讼，认为 Uber对于司机背景的审核会误导乘客。一时间，要求Uber停止经营的呼声此起彼伏。

　　不过，专车盛行所带来的最大冲突，还在于其对出租车行业的显著冲击，在全球，专车都遭遇传统出租车行业的强烈抵制。从2014年6月的伦敦、巴 黎、米兰、柏林，到2015年8月的纽约，都有大量出租车司机游行街头，表达不满。一个由互联网产品创新引发整个行业的抵制，专车或许是第一个。

　　《纽约每日新闻》的调查显示，2015年上半年，纽约出租车为乘客服务的总旅次下降了10%，由2014年同期的8550万次降至7700万 次，出租车行业的总营收也从10.6亿美元降至9.81亿美元，下降7%，而每辆出租车的平均营收大幅减少9%。此外，专车的加入使得纽约出租车牌照迅速 贬值，从2013年的130万美元跌至2015年的60-90万美元。不过，纽约市出租车和轿车委员会也宣称，出租车业务量的减少有很多因素，包括自行车 共享项目Citi Bike推出后，减少了对出租车的需求。

　　当国外的出租车司机在2014年集体抵制专车之际，他们的中国同行还在享受滴滴和快的打车对行业的补贴余热。不过，随着滴滴和快的把发展重心从 打车转向专车、拼车等业务，高额补贴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业务量的减少，收入受到冲击的出租车司机对打车行业的态度也从追捧变成抗议，天津、武汉等多个 城市爆发了集体抗议活动。

　　长久以来，出租车司机花高价购买运营许可权，并在定价和运行区域上受政府管制。作为补偿，政府则禁止私家车进入出租车行业。而在互联网的掩护 下，大量私家车主通过专车平台与汽车租赁公司、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四方协议”，规避监管。各大专车平台对乘客和司机的高额补贴带来的“不公平”竞争，更使 出租车司机的收入深受影响。

　　笔者接触的深圳出租车司机均表示，2014年初就同时安装了滴滴和快的两个打车软件，当时如果勤快接单，每天光补贴就可以轻松得到 100-200元，而且由于空驶减少、接单量增加不少，那段时间的收入至少增加一倍以上。然而时过境迁，当打车平台把补贴重心转到专车后，他们每天的收入 直线下降，尤其是夜间以及周末时段，大量兼职的私家车司机在下班后加入了专车运营，增加了供应量，对出租车的影响更为明显。往常，深圳出租车司机每天收入 大概有300-400元，如今一个月平均下来，每天减少100元左右。

　　尽管收入每况愈下，不变的高额份子钱更是让出租车司机雪上加霜，不过不少出租车司机均表示，转投专车的正班司机并不多，大部分都是开夜车的副班 司机。原因在于，出租车司机跟出租车租赁公司都签订了劳动合同，提前解除合同将面临不菲的毁约费用。而且，由于对专车前景持观望态度，大部分出租车司机不 敢孤注一掷地抛弃相对稳定的工作。一名今年刚获得出租车牌照的司机表示，一旦不从事该职业，他未来将需要再花费数年时间才能重新获得从业资格。

　　此外，招收副班司机时面临无人可用的窘况，也是深圳出租车行业正面临的新难题。据悉，由于副班司机只跟出租车公司签订一年劳动合同，而专车对主 要在夜间运营的副班司机冲击也更大，收入的下降使得他们可以轻易地转投其他行业或是专车市场。出租车司机普遍希望，政府在加强对专车的监管和限制的同时， 对传统出租车行业进行改革。

　　合法性问题上的监管权衡

　　在携带互联网基因的专车出现之前，市面上拥有合法运营身份的只有得到政府特许经营的出租车，其他不具备运营牌照而从事运营的车辆都被统一归为 “黑车”，并受到严厉打击。如今，在共享经济的浪潮下，以互联网创新产品改头换面登场的私家车从事专车业务，受到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但在监管层面，其合 法性依然存在极大争议。

　　根据北京市交通委《关于北京市小客车合乘出行的意见》,从2014年1月1日起，市民合法拼车将不再被认定为“黑车”。北京市交通委认为，小客 车合乘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减轻机动车排放对大气污染的解决办法之一，意见还给出小客车合乘的定义，是指出行路线相同的人共同搭乘其中一人小客车的出行方 式。这份中国内地首个小客车拼车指导意见，首次肯定了拼车的合法性，不过，专车的定位目前依然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

　　对于私家车加入专车平台的“四方协议”，国内多个城市的执法部门对这种擦边球的模式开始说不。2015年1月7日，在济南西站通过滴滴专车送客 的陈超，被当地执法人员认定为非法运营，罚款2万元。因不服处罚决定，陈超向济南市中区法院递交起诉状，目前该案尚未判决，而其结果将给专车的合法化问题 一个定论，因此，此案被认为“专车第一案”。

　　合法性的缺失，使得专车在保险等问题上也处境尴尬。曾有深圳车主发帖称，他在开滴滴顺风车时发生追尾事故，保险公司判定其为非法营运，拒绝理 赔。而多家保险公司也确认，私家车参与专车、快车、顺风车都属于营运性质，不在理赔范围之内。滴滴方面也表示，在专车出现事故，如果是车辆责任，由汽车租 赁公司及车辆保险来赔付；如果是驾驶员责任，则由劳务公司来赔付。如果超出赔付范围和金额，由平台自有的“基金池”来赔付，因此，滴滴会从每次专车订单服 务中收取0.5-1元的保费。

　　不过目前，对于专车的作用，交通运输部已给予积极评价，认为它对满足运输市场高品质、多样化、差异性需求有积极作用。而在地方层面，尚未得到法律认可的专车仍时常遭遇政府部门的约谈。

　　2015年7月，神州专车宣布将于8月1日起在北京举办免费接送机活动，但由于北京市有关部门约谈，这一活动尚未上线就提前夭折了。原因是，神 州专车使用租赁车辆配备驾驶员从事的经营活动以及承租人将租赁车辆转租的行为，违反了《北京市汽车租赁管理办法》等规定，其免费接送机活动将严重扰乱正常 运输市场秩序。

　　2015年8月31日，深圳市交委等单位约谈滴滴打车、优步中国和易到用车，首次认定这3家平台属于非法营运，并提出整改要求。

　　有意思的是，尽管被约谈，被定性为违法违规的神州专车只需要停止接送机的专项活动，其在北京市区的专车使用依然可以正常运作。而在深圳，三家平台的专车服务也并没有受到实质影响。

　　这一态度背后，实则反映了各方利益的博弈与政府部门的权衡。一方面，专车解决了许多民众上下班高峰期打车难的困扰，作为城市出行的一种补充，备 受欢迎，对此，监管部门不得不予以考虑；另一方面，为了缓和出租车行业的不满，城市执法部门也须频频打击涉嫌非法运营的“黑车”，抑制专车的扩张。在国家 层面政策尚未真正出台前，地方政府对专车的打压，或许更多是为安抚利益受损的出租车行业。

　　2015年7月，被称为专车新规的《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经过几十轮修改，进入公开征求意见阶段，而最终的管理办法或将在年内 确定。新的政策将对现有专车运营提出更高的要求，并涉及企业和司机的准入门槛、责任保险、个体经营等内容，而专车在中国的身份之争也将落下帷幕。

　　专车的合法性问题，不仅在中国存在，从诞生之初，Uber在美国也便面临合法与否的问题。直到2013年2月，美国加州公共事业委员会才废除了 之前对Uber的禁令，正式承认Uber在加州提供的用车服务是合法的，不过时至今日，美国依然有城市禁止Uber提供用车服务。

　　在欧洲，Uber的扩张也不断受到各国政府的压力。在2015年6月数千名法国出租车司机示威、掀翻并燃烧Uber专车之后，法国政府带走两名 Uber高管，并宣布全国禁用Uber的拼车产品UberPop，但UberX、Uber以及UberVan服务依然可以继续运营。资费仅为当地出租车 60%的UberPop，深受法国人欢迎。法国出租车公会组织称，由于Uber打乱了市场秩序，法国出租车司机过去两年已损失了30%至40%的收入。

　　法国内政部曾宣布从2015年1月1日起禁用UberPop，不过到3月底，巴黎上诉法院取消了这一禁令，5月22日，法国最高行政法院规定，允许Uber按里程收费，但Uber司机在把乘客送到目的地后应立即返回，不得四处揽客。

　　针对越来越严厉的政府监管，Uber通过欧盟向法国、德国和西班牙三国政府发起诉讼，指控其采取的保护传统出租车行业措施、立法为新行业设置障 碍、反对竞争的行为违反了欧盟法律规定。不过，在全球疯狂扩张过后，面对不满的出租车司机，Uber以及这一行业的所有企业眼下或许都需要冷静下来，更多 地思考如何与当地政府、出租车司机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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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貨浸大新垣結衣的難題

「推力」發威 全球棘手三大難題有解 桑思汀力倡 歐巴馬、梅克爾施政指引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談如何破A股“鐵三角”難題

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談如何破A股“鐵三角”難題

一財網 秦偉 2016-02-15 10:54:00

李小加認為，對市場的發展和監管提出批評自然容易，但A股的情況與海外市場有很大不同，A股的監管者面臨更棘手的“鐵三角關系”——一個角是80%的散戶，一個角是還在發展中的機構投資者，最後一個角是監管者。

社科院課題組：一線和少量二線城市面臨補庫存難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相關課題組5日發布的研究成果認為，一線城市和少量二線城市面臨補庫存難題，大多數二三四線城市則需要大力去庫存。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聯合在京發布《房地產藍皮書：中國房地產發展報告No.13(2016)》。藍皮書稱，房地產庫存水平依然較高，但增速明顯下降，商辦物業的庫存比住宅更為嚴峻。房屋新開工面積全線下降，施工面積小幅增加，仍處於庫存去化期。

“近年來，房地產庫存高企一直是社會各界高度關註的話題。”藍皮書說，2015年末，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再創歷史新高，如果再考慮同期繼續增長的房屋施工面積，短期內全國房地產市場存在嚴重的供給過剩。

藍皮書說，與此同時，房地產市場還存在嚴重的結構失衡問題，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城市分化嚴重，導致區域性結構失衡，其中一線城市和少量二線城市庫存迅速下降，而大多數二三四線城市則需要大力去庫存;

第二，物業表現各異，導致各類型結構失衡，住宅庫存相對辦公樓和商業營業用房等非住宅庫存受宏觀經濟和產業影響較小，市場表現較好;

第三，貧富差距拉大，導致需求側結構失衡，其中城市非流動人口總體解決了住房困難，而大部分流動人口的住房問題難以有效解決。

“房地產結構失衡困境進一步加大了商品房去庫存的難度，增加了經濟放緩壓力和金融系統風險。”藍皮書分析說，在當前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大的背景下，受庫存壓力影響，全國房地產投資增幅持續放緩和快速下滑，創1998年以來的最低值，加上房地產投資的低迷影響到其上下遊相關產業投資，這已經嚴重影響了短期經濟增長。

藍皮書說，始於2011年的商品房庫存大幅增加，導致市場空置嚴重和供需失衡，表明房地產市場機制配置資源能力和運行效率很低，其自身無法形成良好的內生循環機制和缺乏可持續發展動力。

藍皮書說，房地產業屬於資金密集型行業，目前資金來源主要來自商業銀行貸款，當商品房長期處於高庫存狀態時，房地產企業將容易陷入開發經營困境和資金鏈斷裂情況，導致爛尾樓或發生企業負責人跑路現象，最終將加大系統性金融風險和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

房屋新開工面積全線下降，施工面積小幅增加，仍處於庫存去化期。攝影/章軻

前四月“萬恒保”銷售額排前三 房企在二線城市陷機會與利潤難題

繼各大機構紛紛對房企今年一季度成績作出統計後，一份今年前四個月的房企業績排名也在這個“五一”前出爐。億翰智庫日前發布的《2016年1-4月中國典型房企銷售業績排行榜TOP150》顯示，今年1至4月，萬科(02202.HK)以銷售金額1102.4億元高居榜首，恒大(03333.HK)以900億元位居其次，保利(600048.SH)650億元排第三，綠地集團以626.2億元排名第四。正在縮減地產業務占比、向文化旅遊及金融轉型的萬達集團跌出前十，以223.5億元銷售額位列第12，居綠城中國之後。

房地產市場整體回溫，一些城市去化加快，資金壓力疏解，為房企繼續規模發展提供了前提;與此同時，城市之間的分化仍然明顯，一線城市和二線重點城市樓市回溫明顯，市場機會較大，但這些城市高昂的地價又對房企的利潤率提出了挑戰。第一財經記者綜合房企財報與機構的數據分析發現，規模靠前的龍頭房企仍然守住了強者恒強的規律，維持了銷售金額較快增長的局面，但在機會與風險並存的行業邏輯下，這些“排頭兵”們也同樣面臨著毛利率下滑的壓力。

千億級房企業績同比增八成

進入2016年，房地產行業政策面“去庫存”不變，市場成交明顯改觀，一線和熱點二線城市表現不俗，房企集中度進一步提升，千億級房企呈現“強者恒強”的趨勢。根據億翰智庫的統計數據，今年1~4月，各房企銷售業績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千億規模房企業績同比增幅達81%，繼續保持快速增長態勢。以萬科為例，僅4月單月，其銷售金額就達350億元，環比增長16.7%，同比增長近一倍，穩超第二名百億元。

在銷售面積方面，恒大則以1093.2萬平方米超過碧桂園和萬科。除此之外，前4月房企的業績門檻值也穩步上升，同比增加均超50%。TOP10已達到275億元，同比增加67%;TOP30的業績門檻值破百億，同比增長87%，增長速度較為穩定;TOP50的門檻值也出現近一倍的增幅。

集中度提高的趨勢，在克而瑞3月底發布的一季度房企銷售里也曾得到印證。克而瑞統計的今年一季度百強房企數據顯示，2016年開年樓市成交活躍，房企銷售快速增長，行業集中度進一步上升，各梯隊金額集中度同比出現大幅上升，房企金額集中度增加了10.35個百分點，如TOP10房企為23.39%，較去年增加3.57個百分點，TOP20房企集中度為31.03%，同比增加5.05個百分點；TOP50房企增加7.84個百分點至43.18%，TOP100房企則從43.06%上升至53.46%，大幅增加了10.35個百分點。以3月為例，TOP10房企中有五家銷售金額超過200億元，三家超過100億元。

今年以來，排名靠前房企的格局也發生了一些改變。克而瑞統計發現，萬達由於戰略轉變，一季度銷售金額157億元，同比減少6%，跌出了前十；而金地則表現搶眼，銷售金額達195億元，首次進入TOP10。萬科依舊保持榜首位置，一季度銷售金額725億元，同比增加57%。恒大、碧桂園、保利的銷售金額和去年同期相比均出現了翻倍，綠地和中海則分別實現了同比79%和47%的增長。

二線機會與利潤難題

2016年一季度，在房地產市場傳統淡季下，各城市供應量則同環比均下滑，部分城市供不應求矛盾突出；成交量雖較上年末大幅下滑，但在政策寬松之下，顯著高於去年同期，其中一線和熱點二線城市表現搶眼，三、四線中沿海城市或區域中心城市成交較好。經歷了2014年的低迷、2015年下半年的回溫、2016年春節前後的上漲之後，2016年的樓市下半場，是不是一曲未完待續的歡樂頌歌，對於開發商而言，還充滿變數。

龍頭房企在二線城市面臨機會與利潤難題

在市場分化的大背景下，開發商選擇在什麽樣的城市拿地，如何給項目項目，顯得尤為關鍵。根據克而瑞的統計，2015年7月至2016年3月，14家標桿房企共在69個城市拿下了503幅地塊，總金額5732.4億元，合計新增土地建築面積1.04億平方米，均價5494元/平方米。其中，龍頭房企投資力度最大，新增土地建面明顯高於其他兩類房企，布局城市數量亦最為廣泛，如萬科共在41個城市拿下了184幅地塊，綠地和保利地塊則均分布在24個城市。大型房企中，融創和龍湖分別新增了27和21幅地塊，而遠洋僅在北京、南京和重慶三個城市有斬獲，為標桿房企中最少。總結來看，一線城市中北京投資門檻最高，廣州受冷遇，而二線城市分化最為嚴重，是當前標桿房企的投資熱點，標桿房企新增土地建築面積較大的城市是依次是成都、武漢、杭州、鄭州，新增土地金額較大的依次是杭州、南京、天津、武漢。

成交回溫、庫存壓力仍然存在且布局庫存嚴重，在這樣一個機會與風險並存的分化市場，開發商一方面要在一線城市和二線重點城市挖掘機會，另一方面要在地價高企的現實下拼盡全力保持規模和利潤率同時提升，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來自中原地產研究部日前的一份統計報告顯示，從已經公布2016年一季度報的滬深地產50家上市公司看，一季度的總營業收入達到了1401.14億元，同比漲幅高達51.3%。但受成本上升因素影響，上市房企的凈利率卻“不增反降”。50家房企平均凈利率為6.2%，相比2015年同期的9%左右呈現了非常明顯的下調。記者梳理財報發現，萬科今年一季度毛利率同比有所下降，同比下降2.4個百分點至23.1%。萬科董秘朱旭稱，毛利率下降，也是一季度萬科凈利潤增速慢於營業收入的原因之一。另根據年報數據，綠地控股2015年實現房地產業務收入996億元,同比下降11%；毛利率24%,同比下降0.5個百分點。

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4月下旬提供給第一財經的分析報告，對中國開發商今年的表現作出了估計。根據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年度財務數據，穆迪預計，該機構評級的多家中國房地產開發商2016年的信用質量仍將保持疲弱。穆迪副總裁、高級信用評級主任曾啟賢認為，由於土地成本上升及開發商減少三四線城市的庫存導致利潤率收縮，2015年多家受評中國開發商的財務指標有所削弱。他還指出，為了支持增長及利用國內較低的融資成本，開發商的債務水平也在提高，利潤率壓力是2016年開發商信用質量面臨的一個主要挑戰。穆迪在報告中稱，穆迪受評開發商的加權平均毛利潤率從2014年的29.6%降至2015年的27.3%，預計未來12~18個月開發商的毛利潤率仍將承受壓力。同時報告也提到，近期中國大中城市房價上漲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種壓力。克而瑞地產研究中心分析師朱一鳴建議，龍頭房企一方面應該深耕好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另外一方面這些房企普遍重點投資了成都、武漢等成交量大的城市，當前應當在剩余的二線城市中發掘地價低、市場好的“潛力股”。

關於城市選擇與區域策略，綠地控股集團董事長張玉良參加2016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時接受包括本報在內的媒體采訪時稱，2013年以來，綠地在三、四線的城市投資比例很低，有70%~80%的項目主要是在一線城市和省會城市。他說，從綠地集團現有的項目來看，50%以上在一線城市和二線城市，比如蘇州、武漢、鄭州、濟南、合肥、南昌等，原因是“這些城市里增長比較快的地區比較多”。而從萬科一季報看來，今年一季度萬科創新高的752.4億元銷售金額中，上海超過了100億元，深圳、北京、武漢、杭州超過40億元。

一線與四線城市土地供應大相徑庭 專家支招破解難題

日前，國土資源部印發《關於下達〈2016年全國土地利用計劃〉的通知》，要求加強和改進土地計劃管理。從今年起土地計劃以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為控制，實行3年滾動編制、分年度下達，統籌新增和流量建設用地，新增建設用地計劃、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計劃、工礦廢棄地複墾利用計劃同時下達。

通知要求，各級國土資源主管部門要以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建設用地規模為基礎，理順規劃計劃關系，以土地計劃細化落實土地利用規劃目標;要統籌未來3年各類各業用地安排，深入分析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形勢，提高計劃的科學性和針對性。通知同時提到，要逐步減少新增建設占用耕地，加大存量用地盤活和補充耕地的力度。此外，對各省區市2015年未完成處置的閑置土地，等面積扣減2016年計劃。

上述政策意味著，國家要減少不必要的土地供應，同時積極盤活存量土地。土地調控一直影響著中國的房地產市場，過多的供應會導致房地產庫存，而緊缺的供應可能會提高房價。而目前中國土地市場的局面卻是一二線城市呈現出土地供應緊缺，三四線城市的土地卻鮮有人問津的背離情況。因此，如何通過土地調控和土地盤活、因地制宜地解決各地問題，成為房地產市場的重要課題。

土地供應分化

5月11日，上海的一場土地拍賣會尤為讓人註目，這是今年上海3月25日實施樓市調控後的首場土地拍賣會，熱度不亞於此前長三角一帶的樓市暴漲。

網絡資料圖

格力地產、融創中國分別以19.65億元、30.05億元奪得松江區泗涇鎮SJSB0003單元10-05號地塊和12-01號地塊，溢價率分別為109.04%、111.62%，成交樓板價分別為3.77萬/平方米、3.83萬/平方米，創下區域單價新高。這一成交樓板價已經超過了附近在售新盤的成交價格，未來上述開發商或要實現6萬/平方米的價格才能保本。

同樣的情況出現在很多核心二線城市。今年4月7、8日兩天，蘇州13塊地進行拍賣，樓面價最高達2.87萬/平方米，最高溢價率超300%，兩天內賣地收入達251億。而2015年蘇州賣地的總收入為599億，已是年度歷史最高水平。

在一二線城市火爆的同時，一些三四線城市的土地卻鮮有人問津。以安徽蕪湖為例，由於其住宅供應過剩，多個樓盤入住率不到30%，並多次爆出開發商退地的情況。在江蘇常州，已超過1年沒有土地供應，主要原因就是之前的樓市去化周期過長。

明源地產研究院副院長劉策則認為，隨著行業進入轉型與分化的深水區，區域分化日益嚴重，一二線城市總體表現優於三四線城市，因此回歸一二線成為開發商們的共識。

上海作為一線城市之一，其特殊的區位優勢，必然激發在土地市場的爭奪，尤其是個別優質地塊爭搶激烈。但是這樣的土地分化也引起了業內的警覺，如果按照目前的土地價格，那麽未來房價的定價體系可能還要重新評估。

不過，真的會有那麽多購買力來實現嗎?對此，業內也是看法不一。但是業內基本一致的聲音認為，調整市場土地供應，或許可以緩解目前的土地矛盾。

調整供應結構

根據中國指數研究院的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全國300個城市共推出土地5784宗，同比減少14%;推出土地面積20840萬平方米，同比減少9%。其中，住宅類用地(含住宅用地及包含住宅用地的綜合性用地)1744宗，同比減少13%;推出土地面積6823萬平方米，同比減少11%。

同時， 2016年1~3月，全國300個城市土地出讓金總額為4408億元，同比增加4%。其中，住宅用地(含住宅用地及包含住宅用地的綜合性用地)出讓金總額為3247億元，同比增加17%。

事實上，國土資源部在2014年就下發了《關於推進土地節約集約利用的指導意見》，稱今後國土部門將嚴控城市新區用地，今後確需設立城市新區,必須以人口密度、用地產出強度和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為基準,以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為前提。

以江蘇常州為例，其因為長期沒有土地供應，去化周期已經從22個月縮減到12個月，房地產市場回歸正常。

但是一二線城市土地資源的緊缺矛盾卻一直存在。以上海為例，2011年上海市住宅用地計劃供應量為1200公頃，2012、2013年該數值為1000公頃，2014年為700公頃，2015年供地不到600公頃。而在今年初，《中共上海市委關於制定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全文公布，其中提出“十三五”時期逐年減少建設用地增量，規劃建設用地總量實現負增長，就是到2020年要守住3185平方公里的紅線，比原來的規劃目標減少41平方公里。這意味著未來五年，新增建設用地只有約60平方公里。

亞豪機構市場總監郭毅表示，北京土地的日趨稀缺與常住人口仍在增加的矛盾，是造成商品住宅市場供需矛盾的根本性原因。

所以不難理解這些城市土地價格一直上漲，對此業內也希望上海等一線城市可以適度增加土地供應，而上海等城市也在加速舊改等手段，來實現市區的土地釋放，但是土地矛盾依舊存在。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中國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陸銘告訴記者：“建設用地占比要放松，建築用地里面的工業用地和商業用地過多，目前已經出現控制，而住宅用地卻非常緊張，因此提高住宅用地在建築用地的比例尤為重要。”

清華大學房地產研究所所長劉洪玉則建議，一線城市周邊的功能區域都可以進行配套建設，把市場上的有效資源進行組合，進行經濟協調發展可化解目前核心城市土地緊缺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