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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點睛丨國務院部署加快藥品審評 仿制藥春天臨近

國務院日前印發《“十三五”國家藥品安全規劃》(以下簡稱“規劃”)，對未來五年內加強藥品監管、提升藥品質量安全的相關工作作出部署。《規劃》提出，到2020年，要實現藥品質量安全水平、藥品安全治理能力、醫藥產業發展水平和人民群眾滿意度明顯提升。

此次《規劃》就有關藥品、醫療器械和化妝品標準提高行動具體內容進行詳細部署，並提出，要深化藥品醫療器械審評審批制度改革，加快推進仿制藥質量和療效一致性評價。按國務院要求，盡快實現註冊申請和審評數量年度進出平衡，按規定時限審批，解決藥品註冊申請積壓。

與此同時，《規劃》也再次強調，鼓勵具有重大臨床價值和臨床急需的新藥、仿制藥研發上市，並實行優先審評審批。鼓勵臨床機構和醫生參與創新藥和醫療器械研發，對擁有產品核心技術、具有重大臨床價值的創新醫療器械以及臨床急需醫療器械實現優先審評審批。

據了解，進入2017年以來，政府部門先後發布《“十三五”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規劃》以及《關於進一步改革完善藥品生產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幹意見》等相關政策文件，著力推進我國醫療體制深化改革。其中，對於加快藥品一致性評價始終予以高度重視，並首次提及“與原研藥可相互替代藥品目錄”，標誌著政策對於仿制藥一致性評價政策的支持已上升到新的高度。

此次《規劃》延續此前政策思路，再次將藥品一致性評價放在了重要位置，並就審評審批制度改革方面做出詳細部署，旨在進一步提升我國創新藥及仿制藥品質量及療效，提升產業研發實力和競爭力。未來隨著相關政策力度的不斷加大，國內創新藥品及仿制藥研發領域龍頭企業有望獲得良好發展機遇，諸如恒瑞醫藥(600276.SH)、麗珠集團(000513.SZ)、華東醫藥(000963.SZ)、長春高新(000661.SZ)等A股上市公司有望逐步脫穎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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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條路徑取消藥品加成 徹底告別“以藥補醫”

2017年全國公立醫院將全面取消藥品加成，預計為患者節省藥品費用600多億元。據新華社3月20日報道，國家衛計委副主任王賀勝說，取消藥品加成，是今年醫改最難啃的“硬骨頭”。全國將按照“騰空間、調結構、保銜接”三條路徑綜合施策，破除舊機制、建立新機制，保證取消藥品加成改革順利推進。

王賀勝介紹，“騰空間”就是將開展藥品生產流通全流程改革，擠壓藥品價格虛高的水分，同時開展醫保支付方式改革，激發醫院及醫務人員合理用藥、控制費用的內生動力。“調結構”就是把降低藥價、規範醫療服務行為騰出的空間用於調整醫療服務價格，把檢查、檢驗價格降下去，服務價格提起來，體現醫務人員技術勞務價值，優化醫院收入結構。“保銜接”，就是醫保支付和財政補助同步跟進、無縫銜接。福建三明市、安徽天長市已先期推動相關改革試點，效果良好。

同時，在改革過程中，保護和調動醫務人員積極性，也是取消“以藥補醫”，保障醫改順利落地的重要前提。為此，國家衛計委將開展公立醫院薪酬改革，健全醫務人員績效考核制度，在切斷醫務人員與藥品、耗材等利益聯系的同時，保證多勞多得、優績優酬。健全醫務人員培訓培養制度，拓寬職業發展空間。

近年來，“以藥補醫”逐步演化成一種逐利機制，由此引發的醫療機構大處方、大輸液、濫用抗菌素等問題日益嚴重，推高了醫療費用，群眾反映強烈。從2009年新一輪醫改啟動以來，國家一直將取消藥品加成作為破除“以藥補醫”機制的突破口。通過改革，公立醫院藥占比由2009年的46%下降至目前的40%，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群眾醫療負擔。

國家食藥監總局發布藥品不良反應報告 一老一小需重視

“是藥三分毒”，藥品作為治療疾病、拯救生命的同時，它固有的特性永遠不變，那就是它的自身所攜帶的不良反應。

4月28日，國家食藥監總局發布了2016年《國家藥品不良反應監測年度報告》，報告指出，2016年，國家藥品不良反應監測網絡共收到藥品不良反應/事件143萬份，較2015年增長了2.3%。其中，新的和嚴重的藥品不良反應/事件報告42.3萬份，占同期報告總量的29.6%，與2015年相比增加了1.4個百分點。全國藥品不良反應/事件縣級報告比例為97.7%，全國每百萬人口平均報告數量為1068份，較2015年有所增長。

“每一種藥都有不良反應，它是固有的特性，與任何東西無關，也無關它的生產。只要你用了藥，都會發生不適宜的事情。”北京醫院藥學部主任胡欣表示。

抗感染、一老一小為重點

藥品不良反應，人類知道的越多，這個藥品會更安全。為了更多掌握每一款藥品上市藥品的不良反應，國家鋪開了藥品不良反應檢測網絡。

“國家藥品不良反應監測網絡建設進一步深入，我國發現和收集藥品不良反應信息的能力進一步增強。基層網絡用戶數量快速增長，全國已有31萬余個醫療機構、藥品生產經營企業註冊為藥品不良反應監測網絡用戶，並通過該網絡報送藥品不良反應報告。全國97.7%的縣有藥品不良反應報告，每百萬人口平均報告數量達到1068份，表明我國發現和收集藥品不良反應信息的能力進一步增強。”國家食藥監總局藥化監管司司長丁建華表示。

而藥品不良反應的數量增多，並不意味著藥品安全水平下降，而意味著我們掌握的信息越來越全面，對藥品的風險更了解，風險更可控，對藥品的評價更加有依據，監管決策更加準確。同樣，在醫療實踐中，能及時地了解藥品不良反應發生的表現、程度，並最大限度地加以避免，也是保證醫療安全的重要措施。

目前，報告關註點仍為抗感染藥物的安全性，特別是氟喹諾酮類藥品;正確使用中西藥複方制劑，避免超劑量用藥;解熱鎮痛抗炎藥的臨床合理使用;精神障礙治療藥物的安全性，以及老人和兒童用藥的安全性問題。

2016年國家藥品不良反應監測網絡共收到抗感染藥物的不良反應/事件報告51.8萬例，其中嚴重報告3.3萬例，占6.5%。抗感染藥物的不良反應/事件報告占36.2%。嚴重報告數量排名前3位的是頭孢菌素類、喹諾酮類、抗結核病藥。抗感染藥物中喹諾酮類藥品嚴重報告比例僅次於頭孢類藥物，其中氟喹諾酮類藥品嚴重不良反應較多。

2016 年藥品不良反應/事件病例報告中，14 歲以下兒童患者的報告占 9.9%，與 2015 年持平;65 歲以上老年患者的報告占23.5%。

“從科學角度來講，老年人在吸收、排泄方面，因為年紀增大，心肝肺腎的功能下降，對藥物的劑量不能按照成年人來用。但是我們的藥品實驗，都是用成年人來做的，很多說明書並沒有針對老年人或者兒童劑量的說明。所以老年人的劑量要有減少，否則不良反應更嚴重，治療起來也難。本來這些藥的不良反應可能是一過性的，但是對老年人可能導致慢病。全世界都是一樣，一老一小的信息極為少的。對於這些老年人，用藥量基本是兒童的量。” 胡欣表示。

也正是因為我國藥品不良反應監測系統逐步完善，可實現藥品不良反應報告的在線直報、逐級評價、信息共享，通過該網絡報送的藥品不良反應報告，為監測評價工作提供了強有力支持。

國家食藥監總局藥品評價中心主任楊威介紹稱，總局組織深入挖掘藥品安全風險信號，對監測數據開展分析評價，及時采取風險管理和溝通措施。2016年，對睪酮藥品、註射用單磷酸阿糖腺苷、複方大青葉片、複方氨基酸註射液(18AA)及同類制劑、仙靈骨葆口服制劑等42個(類)品種進行了安全性評價。

“根據安全性評價結果，全年共提出修改說明書建議35個;發布藥品不良反應信息通報4期，提示關註註射用單磷酸阿糖腺苷、仙靈骨葆口服制劑、睪酮藥品、新複方大青葉片的用藥安全;發布藥物警戒快訊12期，涉及68個品種;對氯美紮酮和苯乙雙胍兩個品種發布撤市公告。”楊威表示。

楊威同時表示，報告信息越來越豐富，預警能力越來越及時，風險管理越來越到位，解讀方式越來越貼近公眾。

企業缺位

根據統計分析顯示，2016年藥品不良反應/事件報告按來源統計，來自醫療機構的報告占報告總量的85.6%，來自醫療機構的報告占85.6%;來自藥品經營企業的報告占 12.8%;來自藥品生產企業的報告占1.4%;來自個人及其他的報告占0.2%。按照報告人職業統計，醫生報告占 55.5%，藥師報告占 25.3%，護士報告占 15.1%，其他報告占 4.1%。與 2015 年的報告人職業構成情況基本相同。

“這些數據表明醫療機構仍發揮藥品不良反應報告的主渠道作用，來自於藥品生產企業的報告數與去年持平，報告數量仍偏低，表明藥品生產企業開展不良反應監測工作的努力程度不夠;作為藥品生產企業，應進一步加強自身對藥品不良反應工作的認識，加強上市藥品的安全性研究，建立風險管理制度，強化企業責任意識，及時預防和控制風險，充分發揮‘藥品安全第一責任人’的責任。”丁建華表示。

美國是實施藥品不良反應監測制度最早的國家之一，報告采取資源報告和強制報告兩種報告體系，對於消費者和醫務人員實行自願報告體系，對持有市場許可證者(藥品生產、批發、進口企業)采取強制性報告制度。同時把不報告不良反應信息歸為犯罪行為，單位和個人都被處罰，處罰類型包括警告、罰金及若幹年監禁。默克公司的止痛藥萬絡，就曾因可能引發心臟病和中風而被處以48.5億美元巨額罰金並最終退市。

而在中國，藥品不良反應的主體仍在醫療機構。

“企業問題比較突出，對於藥品不良反應不重視、沒能力、有顧慮，這都是企業的問題。沒能力是因為沒有人，同時與醫療機構的交流不在一個平臺上，有顧慮是怕不良反應多了，患者就不用他們的藥了。其次，我們中國很多的藥企除了生產，都不知道自己的藥賣到哪里去。而美國的醫藥代表，一邊推廣藥品，一邊收集藥品不良反應。所以，在美國，藥品不良反應95%來自藥企，我們86%來自醫療機構。”楊威表示。

此外，中國的公眾由於對藥品知識了解不多，所以導致公眾用藥後對於不良反應的報告很少。

2016 年全國藥品不良反應監測網絡收到新的和嚴重藥品不良反應/事件報告 42.3 萬余份，新的和嚴重報告數量占同期報告總數的 29.6%。

“目前嚴重不良反應占比比較小，一個是因為中國用的多數為仿制藥，嚴重不良反應多數出在新藥上，另外就是漏報，一些出現死亡、嚴重不良反應後，由於無法識別是藥品的問題還是醫療機構用藥存在問題，所以無論是藥企還是醫療機構，都希望通過私下解決，進行了賠償，而不上報。”

在法律上，我國2004年出臺的《藥品不良反應報告和監測管理辦法》，要求新藥不良反應在15天內上報，未按時上報或隱瞞不報者，將處以3萬元以下的罰款。

“由於這只是一個部門規章，在落地上存在問題，而且處罰額度很小。目前正在修訂的《藥品管理法》中有專門的部分進行了規定，同時正在起草一個文件，將對企業報告不良反應反應進行了明確規定。”楊威表示。

中國丹麥啟動食品藥品監管合作中心 提高食藥安全保障水平

5月3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與正在我國進行正式訪問的丹麥王國首相拉爾斯•勒克•拉斯穆森，共同見證了國家食品藥品監管總局與丹麥環境食品部、丹麥衛生部《關於建立中丹食品藥品監管合作中心的合作諒解備忘錄》的簽訂。

5月4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與丹麥環境食品部、丹麥衛生部在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新址舉行中丹食品藥品監管合作中心啟動儀式。拉斯穆森首相與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艾力更•依明巴海出席啟動儀式並致辭，並參觀考察了中檢院化學藥品檢驗所。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局長畢井泉、副局長郭文奇與丹麥環境食品部部長拉爾森、衛生部代理部長克洛赫一道為中丹食品藥品監管合作中心揭牌，並舉行圓桌會談。

中丹食品藥品監管合作中心啟動  攝影/王國慶

畢井泉在會談中指出，中丹食品藥品監管合作中心正式啟動和此次會談，是落實中丹兩國領導人關於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系的具體行動，是中丹兩國政治互信關系的象征、人民友好關系的象征，標誌著中丹食品藥品監管領域合作進入新的階段，站在新的起點。要適應食品藥品供應鏈全球化大趨勢，緊跟食品和醫藥產業技術創新步伐，抓住機遇、共同努力，把合作中心建設成為兩國食品藥品監管技術交流的平臺、信息共享的平臺、能力提高的平臺、貿易往來促進的平臺。

畢井泉表示，丹麥是食品出口大國、醫藥產業強國，要學習借鑒丹麥在實行食品藥品安全標準、落實企業主體責任、實施產品追溯和召回制度、肉奶制品監管，以及藥品上市許可、實驗室檢驗等方面的有益做法，進一步完善我國食品藥品監管制度，提高食品藥品安全保障水平。

丹麥環境食品部部長拉爾森、衛生部代理部長克洛赫一行對中國政府高度重視食品藥品安全工作給予高度評價，對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改革藥品審評審批制度取得的成效表示贊賞，對合作中心發揮的作用和前景充滿期待。中丹雙方有關合作項目負責同誌就項目執行最新進展和下一步工作計劃交換了意見。

中丹食品藥品監管合作中心依托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建立，是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與其他國家建立的第一個雙邊合作中心，致力於通過聯合研討、人員培訓、交流互訪，開展更深更廣領域的信息交流和審評、檢查、檢驗等專業技術合作，加強食品藥品安全風險分析和控制、實驗室檢測技術和方法研究、監管政策法規評估借鑒，為促進兩國人民健康、增進兩國人民福祉、推動食品藥品產業發展、擴大兩國貿易往來做出貢獻。

請監督！財政1.4萬億護航，公立醫院即將杜絕藥品加成

為保證9月底前全面推開公立醫院綜合改革，今年國家財政又加碼了。

就在國務院發布《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2017年重點工作任務》，並列出要出臺的10余項需要制定的政策文件，以及50余項重點工作清單後，財政部社保司副司長宋其超在5月11日的國家衛計委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今年全國財政醫療衛生支出預算為14044億元，是醫改啟動前2008年的4.4倍，“這筆支出比同期全國財政支出預算增幅高1.9個百分點，醫療衛生支出占全國財政支出的比重提高到了7.2%。”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江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全國財政醫療衛生支出增長值得肯定，但目前財政投入的結構和效率還有問題，沒有投入最有效的方面，“具體地說，現在的醫療衛生投入以投醫保、投項目、投硬件為主，但直接投向公立醫院，特別是投入公立醫院醫務人員工資的問題還沒有破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公立醫院的逐利性就不可能破除，那麽財政對於醫保、硬件的投入，都可能轉化為過度醫療、過度用藥，從而變相加重患者的負擔。”

投入加大

醫改資金是群眾的“保命錢”，1.4萬億元的“蛋糕”究竟如何分配?

“我們重點支持醫改的工作首先是提高基本醫保水平，新農合和城鎮居民醫保財政補助標準從2016年的420元提高到今年的450元，人均提高30元，這是連續第8年提高了財政補助標準。”宋其超表示。

“新農合制度是從2003年開始建立的，當時籌資標準是‘三三制’，中央財政每人每年補助10元，地方財政每人每年補助10元，個人每人每年自己繳費10元，就是30元里面財政補助20元，個人繳費10元。經過14年，2017年總體籌資規模已經達到了630元，是2003年的21倍。其中，財政補助標準由2003年的20元提高到450元，是22.5倍。個人繳費由2003年的10元提高到今年的180元，是18倍。”宋其超表示。

人保部副部長遊鈞4月19日在2017年金磚國家就業工作組第一次會議上表示，我國醫療保險參保人數超過了13億人。其中，新農合和城鎮居民醫保的參保人數約為11億。換句話說，1.4萬億的安排預算中約5000億元將作為新農合和城鎮居民醫保的財政補助。

剩余費用將被用於全面推開公立醫院綜合改革及公共衛生支出。

今年9月底前將全面推開公立醫院綜合改革，根據宋其超介紹，中央財政繼續按照每個縣補助300萬元、每個新增試點城市補助2000萬元、每個城市的市轄區補助100萬元的標準來安排補助資金，支持在全國範圍內全面推開公立醫院綜合改革。同時，財政部將會同國務院醫改辦等部門開展公立醫院績效評價工作，建立考核結果與中央財政補助資金的掛鉤機制。對公立醫院綜合改革成效明顯的市縣及全面參加屬地公立醫院改革的中央級公立醫院，中央財政還要給予獎勵補助。

“這些年來財政投入增加很快，但是老百姓的負擔並沒有減輕，歸根到底就是因為財政對公立醫院的直接投入還不足。今年財政部門對每個新增試點城市補助2000萬元，每個城市的市轄區補助100萬元。但目前稍大一些的公立醫院一年營業額就上億元，這一補助規模是遠遠不夠的。下一步要以更大的力度調整財政投入的結構，增加對公立醫院的直接投入。”江宇表示。

衛計委衛生發展研究中心醫療保障研究室主任顧雪菲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提高保障水平，還需要“開源節流”。“開源”是提高籌資水平，“節流”是通過支付方式改革減少不合理的支付以提高基金使用效率。

宋其超還表示，要大力推動醫保支付方式改革，充分發揮醫保資金對於引導醫療行為、控制醫療費用不合理增長的作用。支持推進基本醫保異地就醫結算工作，方便群眾看病就醫。

控費加緊

9月底前將全面推開公立醫院綜合改革，所有公立醫院取消藥品加成，這是2017年醫改的一項硬任務。

“真正讓公立醫院的綜合改革全部推開，是有定量的硬性要求，首先就是控費問題，如何有效控制公立醫院醫療費用的不合理增長，提出了明確要求，要求全國所有公立醫院總的醫療費用的平均增長幅度要控制在10%以下。” 國務院醫改辦專職副主任、國家衛計委體改司司長梁萬年在發布會上表示。

為了控制醫療總費用，醫改不斷推出關鍵措施，取消藥品加成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抓手。

“通過降低藥品、耗材的費用，節約更多的醫保資金，用於直接補償醫務人員和患者。要推開這項工作，難度不小，主要是因為藥品費用確實要控制住，目前走出了第一步，取消了藥品在醫院銷售環節的加價，但是藥品價格虛高更主要的表現在流通環節，需要通過治理流通領域的腐敗、嚴格實施招標采購和‘兩票制’，推進醫藥行業產業整合、優勝劣汰才能解決。”江宇表示。

江宇還認為，取消藥品加成之後，如何調動醫務人員的積極性，這個必須提上日程，不解決公立醫院和醫生的生計，醫院和醫生就要想辦法過度醫療，從患者和社保那里賺錢，最終要轉嫁到病人頭上。

“取消以藥養醫是好事，但灰色收入取消了，陽光工資拿不到，醫生積極性從哪里來？這個問題不解決，公立醫院醫生必然會流失，到民營醫院當‘貴族醫生’，到時看病難、看病貴會更加嚴重。所以，不能把藥品回扣的板子打到醫生身上，一定要疏堵結合，下更大的決心，解決醫生陽光薪酬的問題，讓醫務人員看到希望和信心，卸下包袱，輕裝上陣。”江宇說。

隨著公立醫院綜合改革全面推開，將有更多的醫院取消藥品加成。2015年底，全國縣級公立醫院已經全部推開公立醫院綜合改革，到2016年底，全國已經有200個試點城市開展了城市公立醫院綜合改革，剩下的138個地市，今年要全部實行綜合改革。梁萬年表示，今年有兩個任務，一個是在7月31日前，所有地市必須要拿出城市公立醫院綜合改革的實施方案，第二個是在9月30日前，全國所有的城市公立醫院都要取消藥品加成(中藥飲片除外)。

“目前國家財政對縣級醫院的補貼是一家300萬元，地方政府配套100萬元，主要用於藥品取消加成的部分，此外醫療技術服務收費已經做了調整，3/4級技術提高了70%~80%，1/2級提高在20%，大型檢查設備收費降了20%左右。”一名地方衛生行政官員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通過降低藥品、耗材，提高醫療技術收費，利用了“騰籠換鳥”改革方式，再次對不斷增長的醫療總費用進行控制。但是能否將公立醫院總醫療費用控制在10%，這在廣東省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巡視員廖新波看來，“更具‘殺傷力’的是醫改將會進入監督常態，比如公立醫院全部取消藥品加成的控費的問題，醫療費用的平均增長幅度要控制在10%以下。各個省市要具體把費用增長的指標結合實際分解到每一個地市，要求各地對每個醫療機構、每個地方的費用增長情況進行排名通報，國家也會對各地進行督查、排名、通報。這是明確的告訴醫院院長們，困難來了。”

但是梁萬年表示：“這次改革的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讓衛生資源尤其是醫療資源的配置由過去的倒三角變成正三角。”

“通過在整個體系的控制費用過程中，基層發展得快，大醫院病人逐漸的下到基層就診，基層總費用勢必要增加。如果是合理的增加，確實病人由大醫院回來了，那我們特別歡迎，我們的改革就是需要這樣的結果。一邊在減少，一邊在增加，總有一天，有序的正三角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形成，也就是80%、90%的常見病是在基層首診，就達到改革的目的了。”梁萬年說，“這個改革最終的受益者是兩個，一個是老百姓，家門口看病，是最便宜、最舒心的。第二個是整個醫療衛生系統更便捷、更科學、更合理。”

中國正式加入ICH，真正融入國際藥品監管體系

（新華社/圖）

中國曾長期被排除在ICH成員之外，因為我國認可的藥物政策法規很大程度上是遵照WHO（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而WHO被認為是全球最低標準，ICH則是發達國家的最低標準。但2001年中國加入WTO時，就包含了藥品質量需要和國際接軌的承諾。

當地時間6月1日，在加拿大蒙特利爾會場，國家食藥總局（CFDA）剛剛正式成為ICH成員。“正式官方通告將會在兩周後發布。”一位現在北美的ICH政策專家向南方周末記者第一時間透露了這一消息，他們幾個小時前收到了正式通過的郵件。

ICH，即人用藥品註冊技術要求國際協調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Harmonisation of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Pharmaceuticals for Human Use) ，是由美國、日本和歐盟三方的政府藥品註冊部門和制藥行業在1990年發起的。主要目的是協調全球藥品監管系統標準化——類似WTO在各國貿易中扮演的角色。這意味著“中國的藥品監管體系已經真正融入國際社會認可的監管體系中了”。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藥品審評與研究中心戰略辦公室主任特蕾莎•穆林博士介紹說，2015年10月23日ICH經過改革成立了新的協會，改革後的ICH不是以國家為單位，滿足一定標準的有資質的組織都可以申請ICH的成員和觀察員身份。中國也在這次改革後提交了成員申請。

“創辦ICH的初衷，就是為了讓多國混亂各自成一體的藥物監管系統標準化，讓多國都遵守同樣的方法和審批程序進行審批工作，其目的就是為了讓ICH成員國的產品可以盡快相互認證。因為不同國家對藥品註冊要求各不相同，這不僅不利於病人在藥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和質量方面得到科學的保證及國際技術和貿易交流，同時也造成制藥工業和科研、生產部門人力、物力的浪費，不利於人類醫藥事業的發展。”特蕾莎•穆林博士解釋。

而在十天前的2017中國國際藥物信息大會（DIA）會議上，國家食藥總局國際合作司司長袁林也發出了相關訊號：“我國於今年3月提交了有條件加入ICH的申請。”

當時，他表示中國加入ICH的時機已經基本成熟了，現在是非常合適的時機，通過加入ICH，更好地加強國際交流和合作，助力我國的藥品審評審批制度改革，更好地推動藥物研發創新。這也是基於近年來國家食藥總局積極參與ICH活動和相關國際標準的制修訂，已轉化和借鑒了ICH二十余部技術指南應用於我國的藥品技術審評。

會議現場的業內人士都認為，中國的藥品監管部門已經不能再單打獨鬥，因為中國目前醫藥行業真正急需改善的，是要建立一個基於科學研究和科學監管的平等、順暢、高效的溝通體系，不僅是監管部門和行業之間，更是監管部門內部，國際監管體系之間的系統。而一旦加入ICH，會對中國的監管部門及各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同在會議現場的特蕾莎•穆林博士表示，全力支持中國加入ICH成為正式成員。穆林博士說：“相信ICH也是需要中國成為成員的，因為近年來中國的制藥市場高速增長，沒有中國就排除了大約20%的全球認可。加入ICH也意味著中國加快國際化步伐。”

ICH的核心是發達國家制定標準讓其他國家接受，所以業內有“一流國家制定標準，二流國家生產和銷售產品，三流國家提供原料”之說。這樣的狀況在IT和通訊行業最明顯，突出的例子就是微軟的電腦操作系統和谷歌的手機操作系統。

中國曾長期被排除在ICH成員之外，因為我國認可的藥物政策法規很大程度上是遵照WHO（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而WHO被認為是全球最低標準，ICH則是發達國家的最低標準。但2001年中國加入WTO時，就包含了藥品質量需要和國際接軌的承諾，包括保護藥品知識產權、降低藥品進口關稅、開放藥品分銷服務和開放醫療服務的市場等一系列條款。

“加入ICH只是一個開始。”禮來亞洲基金風險合夥人、沈陽藥科大學蘇嶺博士說，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藥品市場，在藥品研發潛力快速增長的今天，加入ICH可以給這個系統提供很多有利的信息，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需要ICH，ICH也需要中國。”

起底抗癌產業鏈：藥品數百元一粒 有銷售可年薪百萬

王亞奇 2017-08-16 16:29

首發 | 創業家&i黑馬（ID：chaungyejia）

文 | 王亞奇

編輯 | 盧旭成 劉建強

由於慢性粒細胞白血病（癌癥的一種），李璇（化名）22歲之後的人生和抗癌藥綁在了一起。

更淒慘的是，只要活著，李璇就得面對終生服藥、每月一次血常規，不間斷的肝腎功能檢查以及每年一次的骨穿。前提是，一切非常順利，一旦出現耐藥、感染、並發癥，治療費用會在極短的時間翻倍。“情況複雜的，可能兩三百萬元就是頭一年的事。”李璇話里充滿了無力感。

李璇是一名北漂，大學畢業來到北京，和所有的有誌青年一樣，做著在大城市通過奮鬥改變命運的美夢。但，車子、房子、出國旅遊……李璇的中產夢在癌癥面前被打碎了。

一

“賣房太正常了”

李璇是2014年10月確診的。

此前，她已連續一個多月低燒，每天早晨起床後，床單上會留下一個濕淋淋的人印，那是整夜盜汗所致。李璇並沒有在意，一直覺得是工作太累的緣故。

由於確診時血小板已經高達2500（創業家&i黑馬註：血小板正常值為100-300），她和家人跑了北京兩家大醫院，醫生告訴她，吃靶向藥之外，需要進行一期小化療。李璇覺得很委屈，“憑什麽是我，我做錯了什麽？”

化療更直觀的描述是輸液，不同的是，化療藥有無色的，粉紅的，玫瑰紅的，天藍的。當它們順著細細的輸液管進入身體，你就只能靜靜地等著各種副作用出現：嘔吐、脫發、骨痛……李璇見過剛從移植倉出來的癌癥病人，大劑量化療後，皮膚、指甲、舌頭都變成了黑色。

那是死神的顏色。

國家癌癥中心2017年2月發布的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癌癥新發病例368萬，占當年全球1409萬例的1/4。2016年1月，國家癌癥中心主任郝捷院士發文，2015年中國預計癌癥新發病例數為429.2萬，死亡病例281.4萬，相當於每天有1.2萬人患癌，7500人死於癌癥。

跟癌癥較量，除了勇氣，還需要大量的錢。

複旦大學青年講師、博士於娟，因患乳腺癌，教授丈夫賣掉了上海的一套房子，買了天價進口化療藥試圖挽救她的生命，但17個月後，她還是留下年幼的孩子去世了。

“因為這個（癌癥）賣房太正常了，真的經濟特別困難的，打完三天化療藥水就回家了。”李璇說。回家意味著，等死。

“我們曾經測算過，2016年一個癌癥患者的年平均花費是31萬元，2015年是25萬元。”抗癌衛士創始人姜作忱對創業家&i黑馬說。但這只是抗癌衛士平臺的數據，事實上大多數人並沒有如此高的支付能力，沒錢的患者可能一年只花幾萬元。

李璇告訴創業家&i黑馬，兩年多來，家里已為她花了近30萬元：一般每次化療需要住院1周左右，3天掛化療藥，同時醫生會開一堆保肝、護胃、護心、消炎等藥物，首次要花10萬元左右。（創業家&i黑馬註：連續化療者，後續每次數千元到1萬元不等）

日常，李璇主要靠吃國外抗癌藥巨頭諾華制藥研發的分子靶向藥物——格列衛進行治療。由於對一代格列衛原發性耐藥，她必須吃2.4萬元一盒（一個月用量）的二代格列衛。盡管針對不同收入人群，諾華與中華慈善總會推出了“買三送九”等活動，但一名符合贈藥要求的患者服用正版格列衛，每年至少仍需花費7萬元。

“格列衛有三代可以選擇，第三代再耐藥了，可能就會出點什麽事，需要用急性的方法來治療。”李璇說的急性治療方式是移植。

這同樣是筆不菲的支出。除了移植前長時間大劑量的化療費用，僅移植期間的進倉押金就需要25萬元到35萬元。“一切都很順利的情況下，移植做下來50萬元吧。”李璇面無表情地說著這些跟自己生死相關的費用。她所描述的都是治療效果非常理想的狀況。期間如果癌細胞又漲上來，一切從零開始。

據《2013年中國腫瘤登記年報》數據，中國每年肺癌、食道癌和胰腺癌的發病人數超40萬人（現在更高）。如服用特羅凱等進口抗癌藥物，每個療程（1個月）費用約2萬元，每個病人一般需要6個療程。服用埃克替尼（國內抗癌新藥），假設降價60%-70%，初步估算，中國這三種癌癥的抗癌藥市場規模即達200億-250億元/年。

和記黃埔執行副總裁、首席科技官蘇慰國曾接受創業家&i黑馬采訪。這位哈佛大學化學博士,有著輝瑞中央研究院16年、和黃7年的工作經歷。蘇博士透露:“肝癌、胃癌在國外很少,很多學者很有興趣,但很難開展研究,因為找不到病人。”空氣、水、食品安全等問題，導致中國排名前10的致命疾病，食道癌、胃癌、肝癌、肺癌均在其中。

中國廣闊的抗癌藥市場吸引著一批華人科學家回國創業。“在中國，真正有效而安全的藥，大部分都是進口的。極少數中國病人能夠用得起這樣的藥。” 蘇慰國說。

二

抗癌藥巨頭生意經

當癌癥患者為治病不得不賣房乃至欠債買藥的時候，抗癌藥巨頭的錢袋滿了。

創業家&i黑馬查詢了部分進口抗癌藥2015年的銷售額。

2015年，美羅華（羅氏）銷售規模為73.27億美元；阿瓦斯汀（羅氏）銷售規模為69.51億美元；赫賽汀（羅氏）銷售規模為67.99億美元；格列衛（諾華）銷售規模為46.58億美元；瑞複美（賽爾基因）銷售規模為58.01億美元。

高銷售額來自超高售價。

創業家&i黑馬查詢寶芝林網上藥店發現，羅氏制藥的“特羅凱”每盒7片裝售價4827元（7天用量），每片售價約為689.57元；諾華制藥的格列衛每盒60片裝售價13000元(15天用量)，每片售價約為216.67元。

號稱要給國人研發和生產更便宜抗癌藥的創業板上市公司貝達藥業，主產品是治療肺癌的小分子靶向藥——埃克替尼，2015年銷量為898.1萬片，銷售額為9.13億元。簡單測算，每片埃克替尼的售價為101.64元。

“外國藥企研發一款新藥都是十幾億美金往里扔，平均研發時間8到10年，可能投入一半發現苗頭不對就終止了，幾億美金打了水漂。這些成本肯定要往腫瘤藥上攤，但一款腫瘤藥只對特定型號的病人有效，這個型號的病人有多少？攤到每個病人頭上的價格肯定就高了。”曾任職羅氏制藥，現為易加醫創始人的許逸向創業家&i黑馬解釋，“企業也是要收回成本獲得利潤的，這是很簡單的商業道理。”

抗癌藥研發的高投入和高風險的確是抗癌藥巨頭高價銷售抗癌藥的理由，除此之外，患者分攤的還有巨大的隱性成本。

從事過多年醫藥銷售工作的張華（化名）告訴創業家&i黑馬，抗癌藥的銷售渠道主要是醫院，但售價高昂的進口抗癌藥要進入醫院沒有那麽容易，需要打通科室主任、藥事委員會等關卡。公關和銷售團隊非常給力的情況下，要一兩年才能完成在中國主要銷售渠道的上市。質量參差不齊的國內仿制藥，“你得工作做到位才能給你申請，申請以後，藥事委員會討論時，肯定也會去公關一下，做做活動。各行各業不都這樣嗎？”張華說。

新藥通關，一個常見的情況是開各類學術會議。藥企出費用邀請醫生、科室主任、院長免費參加學術會議；有的企業甚至會投入幾十萬元贊助醫生開學術會議。“這些錢看上去是公對公的，其實是我在捧你，我為什麽要捧你呢？你要是不支持我，我怎麽會捧你？”張華說。

這種公關手段並非見不得光。貝達藥業招股說明書里有詳盡的描述：通過銷售人員組織學術推廣會議或學術研討會，向專家、醫生等介紹埃克替尼,繼而使他們在臨床上對該產品產生使用需求,再由醫院向貝達藥業指定的藥品經銷商采購,從而實現銷售。

為了搞定醫院的關鍵人物，藥企不惜血本。

2015年貝達藥業銷售費用共計3.38億元，用於各類學術會議的推廣費用達2.07億元，占總銷售費用的61.24%。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告訴創業家&i黑馬，葛蘭素事件前（創業家&i黑馬註:2013年7月，葛蘭素史克為代表的藥企，被爆出利用賄賂手段謀求不正當的競爭環境，導致藥品行業價格不斷上漲。因涉嫌嚴重商業賄賂等經濟犯罪，葛蘭素史克中國部分高管被依法立案偵查）監管沒那麽嚴，藥企可以直接請100名醫生去瑞士開會，開會一天，其他時間遊玩，藥企不僅承擔所有醫生的往返機票、住宿、遊玩等費用，最後還給每個醫生發一個大紅包。

監管越來越嚴，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一些互聯網醫療公司的利潤很高，來自哪里呢？藥企！“藥企給它錢，是因為它要給醫生錢。藥企不能給醫生錢，誰說互聯網公司不能給醫生錢呢？”該人士告訴創業家&i黑馬。

帶金銷售也是醫藥銷售人員常用的招數。

這一銷售方式主要集中於國內生產仿制抗癌藥的企業。原因也很簡單，一些過了專利期的抗癌藥在國內有幾十家仿制企業，這些藥大多沒什麽特點，可用可不用。但藥廠已經生產出來了，開了兩條流水線，怎麽辦？答案是，要麽混關系，要麽給錢。

據上述匿名人士透露，北京大醫院腫瘤主治醫師月薪數千元，但正常情況下每月能拿到4萬到5萬，小10萬也有可能。這一數字在創業家&i黑馬向某醫院管理單位人員求證時被放大：“四五萬元/月是偏低的水平，一個腫瘤科的副主任醫生，月入至少十幾萬元。”

在抗癌藥品流通中，醫藥代表也是一個收入相當豐厚的群體。

“醫藥代表日常就是去醫院門診拜訪醫生？”

“肯定不是，現在打擊比較大，陌生拜訪沒有意義，醫生是不會搭理你的。”

“那怎麽做？”

“都是私下接觸，要麽你之前跟醫生很熟，要麽有老人帶你。”至於方式，經常與醫藥代表打交道的李遠（化名）告訴創業家&i黑馬，主要是混關系，幫助醫生處理一些私人事務，節假日送禮等。

據了解，目前藥企及其代理商的醫藥代表主要從醫藥大學和社會招募，是否學醫、學歷高低並不是所有企業考慮的必備要素，部分是從保險等其他學科應屆畢業生中招收，要點是，眼里有活，機靈。他們入行後會被反複培訓相關話術。

抗癌藥銷售人員的薪資有多高？百萬年薪不是夢！

創業家&i黑馬查詢貝達藥業招股書發現，貝達藥業副總裁沈海蛟2015年薪資為24萬元，獎金88萬元，合計112萬元。貝達藥業副總裁萬江2015年的薪資為39萬元，獎金88萬元，合計127萬元。

註意，這只是年薪。

萬江持有貝成投資2.67%的股權，貝成投資持有貝達藥業7.5%的股權。7月7日貝達藥業的市值為237.47億元，萬江持有的股權價值4755萬元。沈海蛟除了持有貝成投資2.67%的股權外，還持有貝昌公司2.87%的股權，貝昌公司持有貝達藥業5.9%的股權，沈持有的所有股權價值8776.4萬元。

沈海蛟於2010年開始在貝達藥業任職副總裁兼銷售總監，今年初，已辭去貝達藥業職務，所負責的銷售管理工作由曾在施貴寶、 賽諾菲、阿斯利康等公司擔任特藥業務總監、區域總經理等職務的貝達藥業副總裁兼市場總監萬江接手。

而據李遠透露，抗癌藥銷售人員年薪百萬並非個例。“高的和低的都有，做得好的肯定是年入百萬，做得差的和一般白領差不多。”

2015年貝達藥業的銷售人員為296人，薪酬總額為9463萬元，人均年薪達32萬元，月薪2.67萬元。一位受訪者曾告訴創業家&i黑馬，這個行業收入溢價非常厲害，一個普通的抗癌藥代，只要能獨當一面，月薪不過兩萬根本留不住。

這只是藥企銷售人員的平均收益。進口抗癌藥進中國醫院前，要經過經銷商的層層加價。創業家&i黑馬了解到的情況是，進口專利藥代理商拿貨價格是零售價的75%，而國內仿制藥省級代理商的拿貨價是零售價的20%到30%，去掉每款藥進入各地醫院的扣率（註：各地抗癌藥藥品招標價不同），仍有極大的利潤空間。

三

賺取蠅頭小利的互聯網玩家

很長一段時間里，天價抗癌藥讓藥企、醫藥代表等癌癥利益鏈上的相關方賺得不亦樂乎。但隨之而來的兩票制、醫藥分家、仿制藥一致性評價等政策出臺，原本暴利的生意遇到了挑戰：1、醫藥分家後，醫藥代表如何更高效地促進抗癌藥銷售？2、抗癌藥專利保護大面積到期，眾多玩家進場，如何保住原有競爭優勢？

藥品之外，一批人試圖用移動互聯網的方式提供抗癌服務。

“2016年我們平臺每個患者的年均花費是31萬，如果我們做得足夠好能降到20萬，我們賺3到4萬，患者省了11萬，這是我們想做的。”姜作忱說。

互聯網玩家們，有的從構建患者與患者關系的垂直社區切入，有的從醫患關系的問診平臺切入，但在商業變現上出奇地一致：為患者提供一個包括診前篩查、找醫院找醫生，診中找藥、海外醫療，診後康複、隨診的整體解決方案。大部分服務由第三方合作機構提供，平臺盈利來自向第三方導流的分成或收取癌癥患者的服務費。

“有些用戶對我們的評價挺精準的，有點類似腫瘤領域的大眾點評。”抗癌衛士創始人姜作忱說。據他透露，抗癌衛士的客單價在840元以上，年初至今營收1000萬元左右。

“你們做流量的方式是什麽？”

“這個不能跟你說。”

“這是秘密？”

“很多人問過我，我的回答是地推。據我們所知，一些互聯網醫療平臺獲取一個腫瘤主任醫師的費用應該是200元-400元不等。”

“你們用過百度關鍵詞嗎？”

“通過百度來的客戶量小，極貴。腫瘤類關鍵詞一個點擊幾百到上千塊錢。我們也打過電梯、車身廣告，都不精準。”

在姜作忱看來，流量是玩轉這個商業模式的命脈，有了足夠的流量，願意合作的醫院、醫生、精準醫療平臺、藥企等會不請自來，“我們是嘗試了很多種辦法才找到現在的方式，當然不能對外講，這是用錢換來的。”

從醫患服務切入的許逸並不認為地推完全不可行。拉醫生也是獲客，更精準的獲客。不過，醫生可以掛名到任何一個平臺上，醫生的病人到底去了哪個平臺，要看誰對醫生的吸引力更大。

除此之外，與保險、銀行、房地產等行業的合作是許逸看好的獲客渠道。比如，養老地產每個住戶會有一張易加醫貴賓卡，由房地產公司統一采購；每個在保險公司買重疾險的人同樣會免費獲得一張易加醫服務卡，分為高、中、低三檔，由保險公司統一采購。

“300多塊錢的卡到保險公司手里已經被壓得很便宜了，也許就是一把傘，一只杯子的價格，測算下來我們不會虧。” 許逸說，保險公司的采購已覆蓋了服務成本。這些癌癥患者會持續在易加醫平臺消費，病人家屬也可以在易加醫做腫瘤早期篩查。

許逸向創業家&i黑馬介紹，目前易加醫平臺用戶數超30萬，2016年下半年開始，易加醫探索商業化，獲得近300萬元收入。今年易加醫的營收目標是2000萬元。

不過，和第三方合作機構的分成並不是易加醫的主要營收模式，他們更傾向於幫助癌癥患者對接醫院、醫生等服務，收取服務費。但是癌癥患者單價高，複購率高，且必須一直為藥品、保健品等買單的屬性使得和第三方合作機構分成的玩家同樣獲利頗豐。“我的團隊如果只有20個人，現在我們的規模只做導購也能活得很滋潤，你別說賺多少，每個人每年拖家帶口出去旅遊三、四次，五年（後）每個人買套房子，是能做到的。”姜作忱說。

但姜所求更大，導購之外，他也在密謀自有產品，比如抗癌管家，比如入股民營醫院。按照他的設想，今年下半年公司營收還能再進2000萬元，他給2017年定的營收目標是，50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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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重點監控20家上市藥企部分藥品：毛利率普遍超70% 多見於腫瘤領域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每經記者 許自然 每經編輯 陳旭

在醫保控費的大背景下，地方陸續對一些藥品進行重點監控，業內常提到的輔助用藥概念更是被“關照”的主要對象。A股醫藥行業上市公司的業績和經營前景也會相應受到影響。

12月初，廣州市衛計委一份關於藥品重點監控指導目錄（以下簡稱《目錄》）的文件流出，共計67個品種被納入目錄，其中不少都在業內被冠以輔助用藥的品種。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從相關方面獨家求證到該目錄屬實，知情人士還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一般來說，這應該是個指導目錄，會給不同情況的醫院留出自由調整的空間，同時也要求各個醫院根據文件的相關精神分別制定監控流程和制度。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註意到，相比此前很多地方出臺的監控目錄，廣州版本涉及的藥品種類多，且多數品類與其他地方目錄也有重合，故以這67個品種為樣本，來觀測上市藥企所受到的影響。

廣州衛計委的文件要求廣州市各醫療機構，結合本醫療機構前6個月使用金額排名前30位，或前6個月使用金額排名前100位，且使用量與上6個月相比增幅在20％以上的藥品，以及本機構認為有必要列入重點監控的其他藥品進行遴選，編制重點藥品監控目錄。其中包括能量及營養成分補充藥物、免疫增強劑、腦循環與促智藥、活血化瘀類藥物、抗腫瘤輔助藥。

這67個品種藥品囊括了化學藥、生物制劑以及中成藥三大品類，涵蓋了例如註射用核糖核酸II、血塞通註射液、疏血通註射液等常見藥品。

經《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對於上述《目錄》詳加梳理，並與上市藥企定期報表加以比對，得出結論共有20家A股上市藥企涉足該67個品種藥品的生產、銷售業務，其中不乏大量明星藥企，包括舒泰神（300204，SZ）、吉林敖東（000623，SZ）、複星醫藥（600196，SH）、華潤三九（000999，SZ）等。

從多個維度分析，舒泰神核心產品蘇肽生赫然現身於《目錄》中，而蘇肽生的銷售收入占到舒泰神全部營收的85.6%，在20家藥企中名列第一。另一方面，記者註意到，絕大多數《目錄》中多涵蓋藥品毛利率均超70%，而且相關藥品用途多聚焦於腫瘤領域。此外已有多家藥企在最新發布的定期報表中坦言受相關政策影響，營收出現下滑。

舒泰神產品蘇肽生現身《目錄》

根據上述《目錄》，其38項為鼠神經生長因子，劑型為註射型，品類為神經營養用藥。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註意到，舒泰神主要產品蘇肽生正是我國註射用鼠神經生長因子領域第一個國藥準字號產品，其適應癥為“具有促進神經損傷恢複的作用，用於治療視神經損傷”。

根據舒泰神2017年半年報顯示，報告期內蘇肽生銷售量較2016年同期實現13.21%的增長，居註射用鼠神經生長因子細分品類中市場份額第一的位置。

正是由於處於細分領域第一的位置，從實際收入角度，註射用鼠神經生長因子對於舒泰神的業績貢獻頗多。

2017年上半年，舒泰神註射用鼠神經生長因子實現營業收入6.06億元，毛利率高達97.45%，而同期舒泰神全部營收為7.08億元。換言之，註射用鼠神經生長因子這一品類產品的銷售收入占到公司全部營收的85.6%，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除了鼠神經生長因子，《目錄》中另一個引人關註的是小牛血清去蛋白註射劑型。

2015年末，複星醫藥核心產品之一小牛血清去蛋白註射液（奧德金）因“出於配合國家食藥監部門的例行檢查以及自身為提升藥品質量標準而對原料供應渠道等環節進行內控升級等”曾停產數月而後恢複生產，自此，小牛血清去蛋白註射液開始被各方投資者重點關註。

據複星醫藥2016年年報內容，2016年集團共有18個制劑單品或系列銷售過億元，奧德金銷售額超過5億元。

年報還顯示，2016年複星醫藥中樞神經系統疾病治療領域核心產品的營業收入同比增長36.46%，主要由於小牛血清去蛋白註射液產品銷售量增長所致。

不過，有意思的是，據年報中主要產品集中招標采購中的中標情況這一欄數據顯示，2016年，針對3種不同規格小牛血清去蛋白註射液，醫療機構的合計實際采購量分別為3200萬支、1900萬支以及100萬支。而2015年複星醫藥的此項數據為5320萬支、3233萬支以及228萬支。

通過對比兩年數據可以發現，事實上，2016年複星醫藥旗下的小牛血清去蛋白註射液產品在醫療機構的合計實際采購量上，已出現明顯的同比下滑。

多藥品毛利率均超70%

除上述提到的註射用鼠神經生長因子高達97.45%的毛利率外，《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發現，多個《目錄》中所載藥品毛利率都超過70%。

以上海凱寶為例，據公開資料，其主營產品為痰熱清註射液，其主要功效為清熱，解毒，化痰。上海凱寶表示，痰熱清對於由流感引起的支氣管炎、肺炎、上下呼吸道感染有很好的療效。另一方面，痰熱清位於《目錄》63項，劑型為註射。2017年上半年，上海凱寶針劑類產品營收8.84億元，毛利率高達83.15%。

再比如紅日藥業，其主要產品為血必凈註射液，據公開資料，血必凈註射液是目前國內唯一經SFDA批準的治療膿毒癥和多臟器功能失常綜合征的國家二類新藥。紅日藥業2017年半年報實現營收14.4億元，其中血必凈註射液營收1.77億元，毛利率達90.45%。

多款藥品用途聚焦腫瘤領域

另外，記者註意到，腫瘤及抗癌領域是《目錄》關註的一大重點，有包含胸腺五肽、註射用香菇多糖、複方苦參、艾迪註射液等多種藥品現身《目錄》。

A股市場中，已有包含翰宇藥業、雙鷺藥業、振東制藥以及益佰制藥等多家上市公司分別生產和銷售上述4種藥品。

以翰宇藥業為例，據2017年半年報，其註射用胸腺五肽在國內市場占有率名列前茅。據公開資料，胸腺五肽為免疫調節藥物，適用於惡性腫瘤病人因放療、化療所致的免疫功能低下。

而對於振東制藥而言，其主打產品“巖舒牌複方苦參註射液”在中藥抗腫瘤註射劑中排名第五，市場占比5.99%。

事實上，隨著受相關政策的影響，已有多家上市公司業績出現波動，並在公開資料中予以言明。

以康恩貝為例，在2017年半年報中，公司表示旗下產品丹參川芎嗪註射液按終端銷售額計，位列國內心血管用藥的前10位。但丹參川芎嗪註射液因繼續受醫保控費和醫藥流通“兩票制”政策等影響，實現銷售收入2.97億元，同比略降2.28%，呈現企穩態勢。

相比之下，紅日藥業的境遇似乎更為嚴峻。2017年上半年，公司血必凈註射液實現營收1.77億元，同比下滑達64.65%。針對此種情形，紅日藥業坦言，公司藥品業務受到多重政策因素影響承受了較大壓力。血必凈產品在不同區域的銷售情況差異較大，說明公司在醫學循證成果轉化為臨床指南方面的能力有待提高。

仿制藥進口替代加速，優質藥品納入醫保

在中美貿易戰打得火熱時，中國仿制藥替代進口原研的行動也開始提速。

4月3日，國務院辦公廳正式下發《關於改革完善仿制藥供應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見》（下稱《意見》，對於通過一致性評價的仿制藥品種，明確了後續的落地優惠政策，在采購、醫保、稅收、宣傳等多方面給予高質量仿制藥以支持。

“這是個很好的政策。不管是仿制藥還是創新藥，能夠進入醫保報銷目錄、最終進入醫院才是核心。要真正做到進口替代，就是在醫保報銷上只報銷通過一致性評價的仿制藥，這就和美國商業保險的政策相同了（即不報銷原研藥）。”南京應諾醫藥董事長鄭維義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既然你的仿制藥已經和原研藥一致了，只有從醫保報銷制度上規定了，中國的仿制藥才能真正做好，進口替代才能成為現實。無疑，這個政策給仿制藥企業吃了一個定心丸。”

不過，鄭維義也表示，這對於一些中小企業來講，生存壓力更大，將會進行一輪的大淘汰和整合，未來中國藥企的集中度更高。

事實上，仿制藥在中國的戰略地位做實的過程，也將是中國仿制藥企業淘汰、整合、集中的過程，是中國由仿制藥大國轉向仿制藥強國的必經之路。

仿制藥將是主流產品

發展仿制藥，是我國建立醫藥工業體系的基礎。仿制藥價格較低，有利於控制治療成本、提高患者用藥保障水平，在各國均受到高度重視。在發達國家，仿制藥是控制藥費的重要方法，是在鼓勵創新的同時維持醫藥衛生行業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性考量。

就美國而言，它作為全球最大的醫藥市場，2016年處方藥市場有89%為仿制藥，在過去10年里，仿制藥為美國節約了約1.68萬億美元的醫療費用。

“因此，中國更需要仿制藥，必須加快制定仿制藥供應保障及使用政策，加快推進仿制藥大國向仿制藥強國的轉變，樹立公眾對仿制藥的信心，才能有效提高我國用藥可及性，有效減緩醫藥費用快速增長的速度，實現全民健康。”北京大學藥學院教授史錄文表示。

由於歷史因素，中國仿制藥在藥效上一直和原研藥有差距，使得中國醫藥市場存在著大量安全無效、低價的劣質藥，與此同時，還有專利過期的進口藥霸占著市場，消耗了大量的中國醫保費用，而這些都需要中國推進提高仿制藥質量、用以全面替代進口藥的工作。

“過去在招標采購中，因為一品雙規（醫院在中標的藥品目錄中采購同一通用名稱藥品的品種，註射劑型和口服劑型各不得超過 2 種），導致國外的產品價格比中國產品高；其次，最低價招標，導致國內產品只能打價格戰，這日趨加重了劣藥驅逐良藥現象，導致中國仿制藥在質量上因為成本的問題，一直提高不上去。”一位藥品專家表示，“另外，原研藥招標分組不同，在一品雙規體系下同時保持較高價格和較高份額，給醫保體系帶來較大支付壓力。事實上，仿制藥仍將是未來我國醫藥市場的主流產品。”

中國是仿制藥大國，近17萬個藥品批文中95%以上都是仿制藥，4376家企業中有近60%為仿制藥企業。仿制藥的發展為中國缺醫少藥的歷史劃上了句號，也正因此，仿制藥的未來必須展開，才能完成“健康中國”之夢。

“仿制藥一致性評價已經展開，但是必須給它一個身份，需要文件上給予支持和落實，否則仿制藥企業的信心不足，在醫保、使用環節都需要保障。” 鄭維義表示。

仿制藥替代原研加速

中國仿制藥存在低水平重複建設、高端供給不足的問題，臨床需求高的藥品在專利過期後仍無仿制的現象屢有發生。如何有效引導高質量有序仿制、優化醫藥產業結構，成為了此次《意見》重要著力點。

在臨床研究機構緊缺的當前，《意見》要求進一步釋放仿制藥一致性評價資源，制定鼓勵仿制的藥品目錄，以需求為導向，鼓勵仿制臨床必需、療效確切、供應短缺的藥品，鼓勵仿制重大傳染病防治和罕見病治療所需藥品、處置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所需藥品、兒童使用藥品以及專利到期前一年尚沒有提出註冊申請的藥品。

在使用環節，更是立足替代原研。《意見》要求藥品采購按藥品通用名，仿制藥與原研平等競爭，在臨床上加強監督療效與原研一致的仿制藥使用情況，對於不合理用藥的處方醫生將進行約談。在醫保上，發揮基本醫療保險的激勵作用。加快制定醫保藥品支付標準，與原研藥質量和療效一致的仿制藥、原研藥按相同標準支付。

“構建以臨床需求為導向的仿制藥研發機制，充分利用市場調節作用，發揮企業、醫療機構、科研機構、高等院校等相關方自主參與研究的積極性，是快速提升我國仿制藥質量水平的重要保障，調動市場積極性。制定完善的支持政策，保障仿制藥合理使用，是仿制藥大國向強國轉變的重要體現，也是根本目標。”史錄文表示。

民生證券醫藥領域研究員肖漢山對第一財經表示：“衛健部門制定鼓勵使用仿制藥的政策和激勵措施，除特殊情形外，處方上不得出現商品名，在按規定向艾滋病、結核病患者提供藥物時，優先采購使用仿制藥；與原研藥質量和療效一致的仿制藥、原研藥按相同標準支付，及時將符合條件的藥品納入基本醫保目錄，不得按商品名或生產廠家進行限定。由此看來，進口藥品的仿制藥替代將持續加速。”

醫藥領域並購整合

這一劑定心丸，對於3000多家仿制藥企來講，既是機遇，也是挑戰。

機遇是，在《意見》中規定了仿制藥研發的保障機制和使用環節的保障機制，使得仿制藥的生存環境更優。挑戰便是，將有更多的小企業將無法生存，醫藥產業的淘汰還將持續一陣。

“這個政策出臺後，大大鼓勵了仿制藥一致性評價，讓仿制藥企業的利益有了保障，企業有了回報，才能更進一步解決創新問題，科研也會加強。”鄭維義表示，一致性評價的投入很高，一個品種需要500萬元~1000萬元的資金成本，而且環保成本的增加，使得一些小企業的壓力更大。因此，醫藥產業的下一輪並購將繼續，醫藥領域將出現更集中、大而強、研發能力更強的趨勢。

事實上，這場醫藥產業大魚吃小魚的遊戲早已開始。國務院2015年8月發布《關於改革藥品醫療器械審評審批制度的意見》之後，中國藥企的數量已經消失了689家。從原國家食藥監總局發布《2017年度食品藥品監管統計年報》中可以發現，截至2017年11月底，全國共有原料藥和制劑生產企業4376家。而這個數字在2015年尚為5065家。

“其實這兩年，醫藥領域的並購一直在持續，標的已經被篩過很多遍了，優質標的越來越少。” 北京鼎臣醫藥咨詢負責人史立臣對第一財經表示。

早在2015年藥審改革的啟動，多種措施都在收緊中小仿制藥企業的生存空間。2016年連續出臺了《藥品、醫療器械產品註冊收費標準》調整了藥品註冊收費標準，從過去的20萬元批號換證提高到62.4萬元。從批號終身制到五年一換證。這一道行政命令，讓那些手中握著上百張藥品批號的企業，極為慎重地開始了篩選。

隨後，原國家食藥監總局又緊接著發布了《關於開展藥物臨床試驗數據自查核查工作的公告（2015年第117號）》，以及《關於開展仿制藥質量和療效一致性評價的意見》，使得過去存在臨床數據造假的藥品自行選擇了退出，而想繼續生產的藥企必須進行藥品一致性評價，直到仿制藥與原研等效。

根據投中（CVSource）數據庫統計，2014年，國內醫藥行業宣布並購案例343起，已公布金額累計130.29億美元。其中已完成的並購案例為119起，已公布並購規模累計達到72.14億美元。2016年並購宣布交易案例647起，交易規模223.99億美元，與2015年相比，數量下降了11.73%，交易額下降了12.99%。

截至2017年10月25日，醫藥生物類上市公司發生並購事件223起，總涉及金額約490億元。並購市場雖然較2015年有所回落，但是大體上在各個指標上都超越了之前的幾年，因此並購市場處於穩步平衡發展的過程中。

“做一個品種的一致性評價，所需費用至少500萬~1000萬元，這對75%的銷售額在5000萬元以下的企業來講，是無法承擔的。因此，在啟動仿制藥一致性評價之前，一個藥品批號交易上千萬元，啟動之後，十幾萬元就可以買到一個批號。”史立臣表示。

當批號變得不值錢時，那些不足5000萬元銷售額的企業，要麽把自己賣出去，要麽轉型。

“近年來，產業資本在醫藥領域的活躍度持續提升，包括恒瑞醫藥、泰格醫藥在內的多家公司相繼參與產業投資基金的募集合作。產業資本參與並購也愈發普遍，複星醫藥、藥明康德等公司最具代表性。我們認為，未來產業資本整合在醫藥行業將越來越常見。”肖漢山對第一財經表示。

一致性評價優勢

肖漢山認為，在一致性評價進度領先的企業將具有卡位優勢，有機會利用自身產品率先上市後的機會獨享政策紅利；另一方面，一致性評價成本較高，單個品種的BE（生物等效性）支出在500萬元以上，小型仿制藥企業面臨巨大資金壓力。隨著一致性評價的進行，仿制藥質量的提高，落後藥企將被淘汰，行業集中度提升，強者恒強格局盡顯。

“在政策的推動下，醫療行業的並購整合是大趨勢，藥企設立基金參與並購實際上是在搶奪市場份額。2016年GMP改造大限一到，釋放出很多優質的標的。但前兩年大量的並購案例出現，使得優質的醫藥標的越來越少。”史立臣表示。

“隨著優質標的逐步完成並購，並購的熱度有所降低。具體到並購標的的類型上，目前公司更看重標的的研發能力、渠道等，交易目的以行業整合和多元化戰略發展為主。”肖漢山表示，舉例來說，2017年的幾例並購案，包括複星醫藥並購印度Gland Pharma、上海醫藥收購康德樂中國、輔仁藥業收購開藥集團、東城藥業並購南京安迪科等，均以彌補自身產業空白、擴展渠道為主要目標。對於大型仿制藥企業來說，其研發實力、資金實力相比小企業具有顯著優勢，且後者的業務與大企業呈現同質化特點，因此仿制藥領域的並購在數量上來說是大概率下行。

此外，肖漢山認為，醫藥並購基金活躍度持續提升，上市公司更是參與的重點。上市公司憑借資金優勢，自行或聯合其他機構設立產業基金，成為產業資本並購整合的主體。

據統計，截至2017年上半年，上市公司參與設立的醫療產業基金近100家，資金規模上千億元。參與的上市公司包括恒瑞醫藥、複星醫藥、麗珠集團、片仔癀、雲南白藥、樂普醫療等知名企業。並購基金的投資通常以上下遊的補全、自身業務的拓展、創新品種的並購、渠道的擴容為主，如藥明康德通過產業基金先後投資了天演藥業、百濟神州、基石藥業、巨諾（Juno）等公司。

“具有高需求、稀缺性的治療性藥品將受到重視，也將成為以後仿制藥企業的主攻方向。”肖漢山表示，“衛健委提供的數據顯示，2012~2016年全球共有631個專利到期原研藥，由於供求信息不對稱，其中的大多數在我國並無企業提出仿制註冊申請。當然，目前我國仿制藥企業正在迎頭趕上，多個優質企業已展開高品質仿制藥的申請。以目前納入優先審評程序的藥品為例，截至2017年底，CDE共將25批423件申請納入優先審評程序，其中非創新藥達到232件，占比55%。”

從專利法看藥品專利強制許可的實施路徑

日前，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改革完善仿制藥供應保障及使用政策的意見》（下稱《意見》），明確提出要“明確藥品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路徑”，令國內仿制藥行業為之振奮，百姓也仿佛可以看到眾多的仿制藥不再會因為專利問題難以獲得。雖然《意見》本身使得政府推動藥品專利強制許可的態度和思路愈加清晰，但還是最終必須依照《專利法》、《專利法實施細則》和《專利實施強制許可辦法》所規定的情形、主體和程序方能有效實施。

五類啟動情形

藥品專利強制許可實際上是相對於藥品專利自願許可的特殊存在。一般情況下，具備實施條件的單位或個人是可以與藥品專利權利人協商達成藥品許可協議，通過支付合理許可費的方式獲得藥品專利技術的使用權的。但很多時候，由於專利權人不願放棄專利權所給予的合法市場壟斷地位，並不願意給予具備實施條件的單位或個人以相應的專利許可。在對社會不至於造成太大危害的情況下，藥品專利權人拒絕授予專利許可是一種正常的市場行為，為法律所允許。然而，由於專利的價值在於實施，尤其是藥品專利，其實施情況甚至影響著社會公眾的生命健康，因此藥品專利的拒絕許可行為受到了法律的明確限制。

根據我國現行《專利法》的規定，在五種情形下，我國知識產權局可以頒發藥品專利強制許可：1.未實施或未充分實施藥品專利；2.被認定存在壟斷行為；3.國家出現緊急狀態或者非常情況，或者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4.為公共健康目的，對於專利藥品可以給予制造或將其出口到符合有關國際條約規定的國家或者地區的強制許可；5.一項取得專利權的藥品專利比前已經取得專利權的藥品專利具有顯著經濟意義的重大技術進步，其實施又有賴於前一發明或者實用新型的實施的。

雖然在《意見》中僅明確提出了“非常情況”和“公共健康”兩種情形，實際上藥品專利強制許可程序還可以在藥品專利未實施或未充分實施、壟斷行為和從屬專利的情況下提出。

四類提出主體

有四類主體可以提出：

第一類主體：任何具備實施條件的單位或者個人。在未實施或未充分實施藥品專利或被認定存在壟斷行為兩種情形下，具備實施條件的單位或個人可以主動向具備實施條件的單位或個人可以根據《專利法》第48條的規定，請求國家知識產權局給予強制許可。

第二類主體：具備特定藥品制造和出口等實施條件的單位。為他國公共健康目的制造並出口特定專利藥品的情形下，有資格向國家至知識產權局提出藥品出口專利強制許可的請求人，應是進口國溝通確定的藥品出口單位。

第三類主體：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專利法規定，在我國出現緊急狀態或者非常情況時，或者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情況下，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可以建議國家知識產權局給予其指定的具備實施條件的單位強制許可。在本次《意見》中，負責仿制藥供應保障的“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的主體範圍得到了進一步明確，即為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會同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等部門。但與第一類提出主體不同的是，“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提出的是建議權。

第四類主體：從屬專利的專利權人或前一專利權人。一項取得專利權的發明或者實用新型比前已經取得專利權的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具有顯著經濟意義的重大技術進步，其實施又有賴於前一發明或者實用新型的實施的，該專利權人可以根據《專利法》第51條的規定請求給予實施前一專利的強制許可。但是，如果國家知識產權局給予實施前一專利的強制許可的，前一專利權人也是可以請求給予實施後一專利的強制許可的。

三步審查程序

目前我國對藥品專利強制許可的審查實際上包括三個審查步驟，第一步是針對是否授予藥品專利強制許可的審查和決定，第二步是針對藥品專利強制許可使用費的裁決，第三步是針對終止強制許可請求的審查和決定。

第一步：針對是否授予藥品專利強制許可的審查程序。

如果提出的主體是第一類、第二類和第四類主體，該主體應當提交強制許可請求書、附加文件，並根據不同情形提交相關證據、相關行政或司法裁判等。如果提出的主體是第三類主體，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建議文件形式一般為公文，且只需列明相關事項及強制許可必要信息即可。國家知識產權局受理強制許可請求或建議的，應當及時將請求書副本送交專利權人。一般而言，專利權人應當自收到通知之日起15日內陳述意見；期滿未答複的，不影響國家知識產權局做出決定。國家知識產權局應當對請求人陳述的理由、提供的信息和提交的有關證明文件以及專利權人陳述的意見進行審查；需要實地核查的，應當指派兩名以上工作人員實地核查。如果請求人或者專利權人要求聽證的，由國家知識產權局組織聽證。經審查認為請求給予強制許可的理由成立的，國家知識產權局應當做出給予強制許可的決定，並通知雙方當事人。

第二步：針對藥品專利強制許可使用費的裁決。由於第一步審查程序並不包含使用費的內容，因此實際上在第一步審查程序之後雙方當事人是有自行協商以確定許可使用費的機會和空間的。在藥品專利強制許可使用費的裁決程序中，雙方當事人均可以向國家知識產權局提交強制許可使用費裁決請求書及相關資料。國家知識產權局受理強制許可使用費裁決請求的，應當及時將請求書副本送交對方當事人。除另有指定的外，對方當事人應當自收到通知之日起15日內陳述意見；期滿未答複的，不影響國家知識產權局做出決定。國家知識產權局應當自收到請求書之日起3個月內做出強制許可使用費的裁決決定，並自做出之日起5日內通知雙方當事人。

第三步：針對終止強制許可請求的審查和決定。如果給予強制許可的決定規定的強制許可期限屆滿或者被給予強制許可的專利終止或者被宣告無效，那麽該強制許可自動終止。但如果專利權人認為在給予強制許可的決定中規定的強制許可期限屆滿前強制許可的理由消除並不再發生，那麽專利權人也有權向國家知識產權局提出請求終止強制許可的決定，並提交終止強制許可請求書及相關附加文件。國家知識產權局受理終止強制許可請求的，應當及時將請求書副本送交取得強制許可的單位或個人。除另有指定的外，取得強制許可的單位或者個人應當自收到通知之日起15日內陳述意見；期滿未答複的，不影響國家知識產權局做出決定。經審查認為請求終止強制許可的理由成立的，國家知識產權局應當做出終止強制許可的決定，並通知被許可人。

國家知識產權局做出的藥品專利強制許可的決定本質上屬於行政決定，當事人對國家知識產權局該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複議或者提起行政訴訟。

專利制度是促進和保障我國醫藥產業健康發展的重要制度，但專利權作為一種私權利，被不當行使也會導致我國藥品可及性、仿制藥行業健康發展乃至公共健康狀況面臨一些“專利荊棘”。在我國社會各界已對藥品專利強制許可的實施形成共識的背景下，希翼在後續的仿制藥行業發展進程中，社會各界能夠勇敢地拿起藥品專利強制許可制度這一“利劍”，斬斷阻礙我國的藥品可及性、仿制藥行業健康發展乃至公共健康狀況的一些“專利荊棘”。

（作者系廈門大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