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州農民和他腳下的土地,迎來了不同尋常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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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理由:中國雖為風能產量最高的國家,或將徹底放棄風能了。但在美國德州,風能產業正在經歷爆發式的增長。深藍 Deeper Blue 推薦在德州風能發展的參照系下,去理解中國的風能產業。黑馬哥推薦給你。本文由深藍Deeperblue(微信ID:deeperbluetech)授權i黑馬發布,深藍翻譯組翻譯。
大概一般人對於美國德克薩斯州的理解僅止於炸雞了。
如果德州是一個國家,那麽它是世界上的第六大風能國家。根據 Global Wind Energy Council 的最新數據,前五大分別是:中國、美國、德國、印度、西班牙。
中國是第一大風能產能國家。然而,電力是一個無法大量儲存的能源,需要 “發-供-用” 三個步驟,瞬時同步進行。所以發電和送電得一起,否則只能 “棄風棄電”。比如從新疆甘肅輸送到華北華東要幾千公里,必須用特高壓才能把電力送出去。
而德州不僅勝在它是風能的產能大州,常年擁有穩定風源,更重要的是,它地處要道:連接西部荒地與北部大城市(包括達拉斯、奧斯汀、聖安托尼奧、休斯頓)。這是新疆甘肅所沒有的條件。
德州政府的一些措施也使得風能在德州能夠廣泛發展。2002 年,德州解除了對能源市場的管制。這之後,發電、電力輸配、與電力銷售,這三者得以職能分開。
在中國,同樣也正進行著一場電力改革:以廣東、貴州、重慶為試點,這些省份城市正在建立電力交易市場、讓電力定價逐步市場化,並發電、售電、配電三者分開。
此前,中國電力市場中,售電側有效競爭機制並未建立,廣東、重慶在 2015 年底獲得了試點資格。但進一步的改革效果,目前仍然難以評估。但這一改革方案,很可能不利於中國風能發展。
“現在的電改方案,會進一步削弱風電競爭能力。新的電改方案會進一步取消風電補貼,以前它作為清潔能源受到支持,而這一部分在之後會逐漸拿掉,” 清華大學機電系柴建雲教授告訴深藍 Deeper Bule,他主要研究電網 “風電消納”,其實驗室正在研究如何解決風電沖擊電網的技術難題。
“這是因為,在制定新的電改方案時,沒有計入碳交易的成本。只有把碳成本、碳排放汙染都納入發電成本中,這樣風電才會有競爭力。而地方保護火電的政策,會給發電指標,會把更多指標分給火電。以至於風電要從火電站去買發電指標,這進一步推高了風電成本,” 他說。
在柴建雲眼中,中國在技術上要達到德州水平,“完全不是問題”。在中國普遍存在的風電棄電現象,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地方政府的政策問題——這一政策保護火電,原因在於火電提供了更長的產業鏈。
今天深藍編譯了 MIT Technology Review 的文章,記者 Richard Martin 記錄並解釋了德州風能何以突飛猛進。對於中國讀者來說,這是很好的參照系,足以衡量我們所處的位置,值得讀者仔細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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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老農民羅蘭·派迪用靴子戳了戳腳下的泥土,擡頭望了眼天上炙熱的太陽。“我是在用信仰幹農活,” 他說,他的那些棉花田還完全沒有灌溉,“但我們必須得相信雨很快就要來了”。
如果雨最終沒來,雖然棉花田的產出得不到保障,但農民派迪有備用的收入來源:地租。他把田地租給了發電風場。
放眼望去,在派迪的收割機與矮小整齊的棉花田上方 150 英尺,聳立著無數臺風力渦輪發電機,它們如森林般延伸至地平線。
德州石油豐裕,而現在石油、風能和棉花已成為其三大經濟支柱。圖為建在棉花田上的渦輪機。
派迪的田,地處貧瘠的西德克薩斯州,但它們正好位於廣闊的馬谷風能中心(Horse Hollow wind farm)。
對派迪以及德克薩斯的其他農民而言,把田地租給發電風場可謂一筆巨額橫財——無論老天是否下雨,收成是否良好,農民派迪跟他的父母及其他的三兄弟,每年都能靠地租賺得成千上萬的美金。不過,在美國這場史無前例的大型風能浪潮中,派迪的農莊只是一個小玩家。
德克薩斯州擁有 18,000 兆瓦風能產能。如果它是一個國家,將會成為僅次於西班牙的世界第六大風能發電國家。
如今,德克薩斯州正籌備再增加幾千兆瓦的風能——僅僅是這個增量,就幾乎相當於整個加利福尼亞州的風電產能。大多風電渦輪機位於西德克薩斯,這里是美國大陸最荒涼、也是風力最大的地區之一。15 年前,當風能發電的基礎工作正在準備時,西德克薩斯州什麽都沒有,只有棉花地、谷物農莊、油田、短小幹涸的河床以及落後的小城鎮。
然而今天,西德克薩斯州已經成為白色渦輪機之鄉。這些渦輪機補助了如派迪這些農民的收入——光靠種棉花,他們可活不到這麽好。入夜,風刮得最強最穩的時候,如果站在其中一片田地上,你能夠清楚地聽到渦輪葉片轉動發出的聲音,那是近乎幽靈般的咻咻聲。
不到一代人的時間,風能就為這些當時衰朽的城鎮帶來生機與繁榮。“如果不是因為這些渦輪機,2011 年的大幹旱會造成大批人破產,” 農民派迪說,“正是這些風能發電場,幫助我們保住了手里的地。”
派迪的經歷還顯示了,當有恰當的政策與合適的基礎設施投資,一個大州就能夠從可再生資源中獲取大量的經濟動力。2015 年,一份來自於美國能源局的叫做《風能前景報告》中這樣寫道:2050 年,美國將把風能在總體電力的占比從今天的 4.5% 提升至 35%。
在德州,這個數字已經被超越了:上個冬天(2015 年)的某個風能集中日,風能已大概為這個州提供了 40% 以上的電力。對於其他想要依靠風能的州而言,德克薩斯是榜樣。
這份報告同時揭露了風力發電的瓶頸。總的來說,風能發電還只占了德州發電總量的不到 20% ——在平靜無風的酷熱夏天,這個數字甚至會降至個位數。除此之外,即使有風力發電做底,德州在 2013 年的總體碳排放中,仍是美國最高的一個州——比往年要高 5 個百分點。
而德州風能爆發式增長所需的條件,很可能不易被複制。這不僅因為德州常年充滿穩定風源,更因為它有著其他地方所沒有的條件:連接西部荒地與北部大城市(包括達拉斯、奧斯汀、聖安托尼奧、休斯頓)。
2007 年,德州政府花了將近 70 億美元建造的能源管道,2007 年獲得通過開始實施。這個建設能源管道的工程包含在德州建立“競爭性可再生能源區”(簡稱 CREZ)這個大項目的主導之下。
雖然這一項目給德州當地住戶的每月電費賬單增加了好幾美元。但現在看上去,這是個頗有遠見的基礎設施投資——而這是其他州不願意、也不能夠達成的一項投資。
CREZ 項目的運輸管道圖
這個夏天,從艾比萊恩到阿馬里洛,我開車近 1,200 英里,去探索德州的風能產業。
我想去理解到底是什麽在推動德州的風能產業興起,以及最後的極限到底如何。
經濟角度與物理角度而言,德州電網到底能夠吸納多少風能?
其他州、其他國家是否可能像德州一樣成功?或者這里是否有其他條件,使得別的地方難以複制德州的成功路徑?
新興之力
前獄警蓋伊·佩恩是德州風能發電的受惠者。曾經,佩恩經常開著一輛運輸囚徒的巴士路過那些風力渦輪機。2003 年,一個朋友向他提到風能產業的一些機會,比如:免費給工人培訓、津貼優待、戶外工作,不用整天被犯人羞辱。
在加州,佩恩接受了通用電氣的六個月培訓,成為了一名風力渦輪機的技術員。這個工作有幾個主要職能:電氣工、機械工、塔頂攀爬工、緊急事件聯系人。他現在監管著隸屬於 Invenergy(一家風力開發公司)的 65 個技術員,這些技術員同時為好多個發電風場工作。
其中一個擁有 100 個通用電氣渦輪機的發電風場,位於德州盧博克市東部的棉花田里面。盧博克市位於埃斯塔卡多平原的邊緣,在當地,人們稱這里為 “蓋層”。這片覆蓋德州西北區與新墨西哥州的廣闊平頂臺地,擁有北美大陸最強勁穩定的風力——超過 28 英里每小時的理想風能。
我拜訪的當天,佩恩正在準備上線 Invenergy 的又一個最新發電風場——這個風場被命名做 “威客風能中心”。這里,66 平方英里的棉花田與灌木叢,將被 257 兆瓦的綜合設施覆蓋。1 月那里還是支離破碎的土地,到 10 月,數百個渦輪機就能夠正式發電。
“威客” 命名自一座廢棄古城,那里僅有一臺古老軋棉機所為人知。而現在,這個發電風場運用了最新技術的渦輪機:塔高 260 英尺,輪子直徑 330 英尺,安裝了先進軟件,技術員能用筆記本電腦隨時檢修。渦輪機的建造費用更加低廉、維修更加簡單,以至於風能在價格上能夠與天然氣媲美。
威客風能中心在另一方面也表現卓越,在威客生產的大多數電力會直接到達兩個巨頭公司:玻纖巨頭 Owens Corning 與達拉斯大數據中心 Equinix 。
事實上,德州越來越多的發電風場正接受一些想要至少超過 20 年風能電源的公司贊助。
比如 Facebook,去年它宣布會合作建設 200 兆瓦風場,這使得它能夠稱自己的設備 “將百分百有可再生能源發電”。
除了 Facebook,Google 也在某個發電風場投資了 7,500 萬美元,同時它正計劃與 Invenergy 合作,在盧博克市北部建設新的 225 兆瓦級別的設備。
這一切能夠發生,主要得益於德州政府在 2002 年解除了對能源市場的管制。因此發電、電力輸配、與電力銷售,這三者得以職能分開。
加州也同樣實施了開放管制政策,但它在 2000 年~ 2001 年多次電網近乎崩潰,連續引發幾次重大癱瘓時間。德州看起來運行得不錯,原因在於德州擁有高效的電網運營策略,以及花了 70 億美金、在 “競爭性可再生能源區”(CREZ)項目中建設起來的的能源管道。
“沒有管制機構,沒有許可機制,沒有風能法律,” 羅德·維塞爾這樣說道,他是一個專長於風能租借的律師,曾合作編寫風能法律,“如果你想清楚了,並執行到位,你就做成事兒。”
但這也同時意味著你可能滿盤皆輸。石油億萬富翁 T·布恩·皮肯斯曾經想要在北德州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發電風場,在花費超過 20 億美金之後,他不得不退出他的宏偉計劃——主要原因是因為他過早進入市場。
“石油大亨皮肯斯的計劃就是前 ‘競爭性可再生能源區’(CREZ)的建設計劃”,律師維塞爾說道,“如果他肯等個幾年(再行動)也許就好了。”
勢不可擋
我把車停在清潔交叉變電站(Clear Crossing Substation)時,兩只雪白的牛背鷺正劃過一片苜蓿田。這是一個 345 千瓦的轉換站,它在一片空蕩灌木叢里,距離哈斯克爾郡最近的城鎮 30 英里開外。清潔交叉變電站是許多輸電線路和變電站進入德州中南西北的一部分,旨在最大限度地提高電網的服務效率。
清潔交叉變電站由德州能源運輸公司花費 4,200 萬美元建成,美國電力能源與瓦倫-巴菲特的 Berkshire Hathaway 能源公司為了這個項目進行了風險投資。
在北部風場處,清潔交叉變電站收集電力並輸送至東邊。運輸管道在華氏一百度的天里發出嗡嗡聲,而美國電力(American Electric Power)發言人格雷格·布萊爾與我站在一起,凝視著 40 英畝的線路斷路器與電線的複雜交錯。路的那頭,是一個正在由聖安托尼奧市公用事業部建設的大型太陽能場。
“這里有很多給這樣的大型項目開工的開闊地兒,” 布萊爾輕描淡寫地評論著。
在過去 10 年內,德州能源傳輸計劃已經建成了超過 CREZ 體系(3600 英里長)五分之一的線路。該體系也是德州對所謂風能疑慮的回應:最好的風能應建在偏遠地區,無人居住那種——因為那種地方,風實在太特麽(so damn windy)大了。沒有 CREZ 計劃,德州也不會有風能大發展。
德州風力充足。圖中是德州境內,墨西哥邊境線向北不遠,一座廢棄的加氣站被沙漠大風掀翻了天花板。
“有沒有可能說風能過剩呢?答案是肯定的,絕對。”
CREZ 是由里克·派瑞時期建設的,他於 2000-2015 年擔任政府聯邦官員。無疑,CREZ “應該被目為德州史上最有遠見的基礎設施項目”,來自風能聯合會的傑夫·克拉克如是說。
這一切成為可能,是因為德州是全美唯一擁有自己電網的州。
美國大陸有三大基礎電網:東部聯網,西部聯網與德州電力可靠性委員會(ERCOT)。前兩個負責許多不同的州,而 ERCOT 則只在德州運行,負責德州的四分之三地區。它可以投資並建築長距離的運輸管道,只要它本身、立法機構與州政府覺得合適就好,而不需要跨州之間的政治扯皮——這種扯皮已經阻止了一些其他有雄心的跨州長途運輸工程計劃。
德州的風能發展是如此勢不可擋,以至於 CREZ 體系也漸漸達到了其能力的上限。在某些風力極其旺盛的時候,一些風場只能關停,而不能將電能東輸至城市。Invenergy 的一個風場在 1 月就曾遭遇這種事——當傳輸管道的輸送擁堵程度上升時,它便不能夠輸出電力,就算它提出支付給公共部門 22 美元每兆瓦時,也於事無補。
同時,當地新太陽能項目也將增加 2,200 兆瓦的電能,另外還有 7,000 兆瓦的項目正在研究準備之中。德州已經花了好幾十億在能源運輸項目上,目前正面臨著要再花成千上百萬去擴展項目——這恰好展示了從化石能源到可再生能源的困難程度,即便是在條件如此好的地區也是如此。
未知之地
就算發電風場有時要支付消費者一定金額來撤回能源,發電風場仍然能通過聯邦稅收對風力開發的支持實現盈利。不過補貼會從明年開始逐步退出,直到 2020 年完全取消。這會使風能的經濟性完全展現。
風力發電的費用總體仍然要比化石能源的要貴。特別在當今,由天然氣爆發而導致的低電價後,我們非常難預判,在不毛之地冒出的新風場,如果沒有州政府與聯邦政府的大力直接與間接支持,將如何保持競爭力。
前路的挑戰可謂實實在在。
盡管看起來,風能最終能夠達到總體能源結構的 35%,但如果依賴風能來提供超過 20-25% 的能源,實施起來就非常困難——因為風的不穩定性,會從不同程度影響供電的持續性。
電網運營必須按分鐘來調控供需關系,因此儲備能源——如今大多數是天然氣廠——要在風速降低時,及時補充來彌補需求差距。(而風能過剩時,供需差距也可能發生:當風速超 64 英里每小時,渦輪機將停機以避免受損。)
由於需要化石能源廠在沒有能源市場時繼續運轉,風能的整體消耗費用也會提升。風的不穩定性同時也會影響電力質量——這是指電網在特定電壓與頻率時的供電能力。
即便巨額投資已經投入到了新的傳輸管道,這些問題仍然使得美東地區不能夠依賴這種間歇的可再生能源,讓它作為三分之一以上的電力來源。
1950 年代,在圖中這片牧場發現了石油。這口油井在無數風電渦輪機的環繞下,至今仍在運行。
“有沒有可能因為風能過剩,由此而引發系統控制的某些問題或挑戰呢?答案是肯定的,絕對。” 住友集團美國分公司副總裁比爾·卡農如此說,“風力越大,挑戰越嚴峻。至於多少才是理想的風量——我認為沒人能回答這個問題。”
能源儲存、電網控制軟件與風力渦輪機的技術進步,都能夠使得風能發電量上升。但上升多少?這問題幾乎可以肯定能夠在未來 5-10 年內的德州找到答案。而這也同時預示著風能的前景。因為,如果德州都無法吸納更多的風能,則別的地方也同樣無法成功。
在傳輸管道與幾乎覆蓋全州的電網之外,德州有許多未被開發的領地能夠用於擴張風場。而在東海岸,或者南部,或甚至在加州你不能夠看到這種場景——這些地方房地產費用如此高昂,近乎所有風能容量都聚集在這三個區域。離岸風場也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性,但由於它們的傳輸與政治風險,如今在美國的發展依舊受限。
德州還有些其他無形的文化特點。德州人從不擔心住在大型能源設施附近,不管是 Eagle Ford 頁巖氣勘探抽油機設備,還是大型海岸精煉廠。而別的州由於擔心風力渦輪機對鳥類的殺害,所以極力反對——這一點也不影響德州。
歸根到底,德州風能的巨大發展,既預示著可再生能源發展的限度,也預示著它未來的無限可能。
24日7點多,江西豐城發電廠三期在建項目冷卻塔施工平臺坍塌,已造成74人遇難,2人受傷。
事故發生後,公安機關迅速成立專案組,展開全面調查,並控制相關責任人員。28日淩晨,豐城市公安局將涉嫌重大責任事故罪的9人依法刑事拘留:
張某某(男,河北億能煙塔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長);
尹某某(男,河北億能煙塔工程有限公司豐電三期擴建工程項目部總工程師);
吳某某(男,河北億能煙塔工程有限公司豐電三期擴建工程項目部常務副經理);
宋某某(男,河北億能煙塔工程有限公司豐電三期擴建工程項目部工程部部長);
劉某某(男,河北億能煙塔工程有限公司豐電三期擴建工程項目部安檢部部長);
郭某某(男,中國電力工程顧問集團中南電力設計院有限公司豐電三期擴建工程項目部安健環部經理);
顧某(男,中國電力工程顧問集團中南電力設計院有限公司豐電三期擴建工程項目部工程管理部經理);
胡某某(男,上海斯耐迪工程咨詢有限公司豐電三期擴建工程項目部工程監理部總監);
繆某某(男,上海斯耐迪工程咨詢有限公司豐電三期擴建工程項目部工程監理部安全副總監)。
目前,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中。
國務院日前印發《“十三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以下簡稱《規劃》)顯示,“十三五”大中型城市將重點發展生活垃圾焚燒發電技術,鼓勵區域共建共享焚燒處理設施,到2020年,垃圾焚燒處理率達到40%。
城市垃圾處理主要有填埋、堆肥和焚燒發電三種方式,目前我國多數城市處理生活垃圾的主要方式是填埋。填埋法是將垃圾填入已預備好的坑中蓋上壓實,使其發生生物、物理、化學變化,分解有機物,達到減量化和無害化的目的。但是填埋的處理方式易造成地下水資源的二次汙染,對環境造成極大的威脅。
而垃圾焚燒發電卻可以使垃圾變廢為寶,其原理是把垃圾進行高溫焚燒,產生的熱能轉化為高溫蒸氣,推動渦輪機轉動,使發電機產生電能。
中國循環經濟協會發電分會秘書長郭雲高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我國垃圾焚燒發電技術經過近30余年的發展,垃圾焚燒爐、余熱鍋爐、汽輪機、發電機、煙氣處理系統等核心設備均已實現國產化。截至目前,全國已投運246個項目,並已建成了光大南京、成都祥福、北京高安屯、佛山南海等一批典型項目。
焚燒垃圾產生的排放物是否安全?郭雲高介紹說,歐盟2000標準是目前國際上垃圾焚燒廠最嚴格的排放標準。基於我國的垃圾情況,建設並運營達到甚至超越歐盟2000排放標準的垃圾焚燒電廠,已經有非常成熟的方案,不存在任何問題。
“通過多個環節控制,垃圾焚燒後的排放物完全在安全標準水平之內,有些數值甚至低於標準很多。” 郭雲高對記者表示。
目前,我國垃圾焚燒發電產業發展並不樂觀,郭雲高分析,主要原因有同行競爭加劇,“低價中標”頻現;項目選址難,“鄰避運動”激烈;排放標準越來越高;飛灰、滲濾液後期處理工作有待加強等。
“鄰避運動”是指居民或當地單位因擔心建設項目(如垃圾場、核電廠、殯儀館等鄰避設施)對身體健康、環境質量和資產價值等帶來諸多負面影響,從而激發人們的嫌惡情結。在垃圾焚燒發電廠選址的時候,由於相關科普知識的缺失,周圍的居民會本能地反對,甚至阻撓。
郭雲高認為,緩解公眾的“鄰避心理”,化解“鄰避運動”的責任主體是政府,政府要還原垃圾焚燒處理設施的“城市配套公用設施”的地位,使規劃具有前瞻性和嚴肅性。
“垃圾焚燒設施被納入城市規劃,從頂層設計的角度提前為城市生活垃圾的處理留下空間,並昭告其他沖突設施自動避讓,從而規避一些潛在的外來沖突因素。” 郭雲高說。
與此同時,他建議在項目實施過程中,政府、企業要增強輿論宣傳,引導公眾客觀地了解垃圾焚燒發電項目,尤其在環評中要讓公眾有知情權、參與感。
垃圾焚燒設施是處理全城或全區的垃圾,也就是說,焚燒設施周圍的居民已經為全城或全區的垃圾處理盡了力,為環境的美化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郭雲高指出,可借鑒境外經驗,對垃圾焚燒設施周圍的居民進行合理的補償。
他曾撰文舉例說明中國臺灣和韓國的先進經驗。“中國臺灣明確規定,每燒一噸垃圾要給予當地居民一定數量的經濟補償,這些補償可以用於當地居民的一些公共事務;韓國則執行棄物電(熱)價,低於常規的電(熱)價格並由垃圾焚燒廠向周圍居民免費提供遊泳等公用設施服務。許多國家、地區都認為應該合理補償垃圾焚燒設施周圍的居民。”
第一財經記者經過梳理發現,發展垃圾焚燒發電,我國已有一系列相關的政策支持。
今年11月,環保部等四部委聯合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城市生活垃圾焚燒處理工作的意見》,明確指出,焚燒設施選址要提前規劃與布局,同時要納入城市黃線保護範圍,保障項目落地;要求建設高標準清潔焚燒項目,同時對現有垃圾焚燒電廠要結合技術工藝、設施設備運行管理中的問題展開專項整治,對整治不達標的將依法關停;提出要實施精細化管理,落實運行管理責任制度和應急管理預案,采取切實有效措施控制二次汙染;建議在落實防護距離基礎上,面向周圍居民設立共享區域,因地制宜配套綠化、體育和休閑設施,實施優惠的供熱、供電服務,優先安排周邊群眾就業,努力將垃圾焚燒電廠建設為“鄰利設施”。
今年1月,工信部發布了《國家資源再生利用重大示範工程的通知》,提出探索再生資源產業發展新機制、新模式,提高再生資源行業整體水平;5月份,發改委、財政部聯合印發了《國家循環經濟試點示範典型經驗的通知》,向全國推廣一批循環經濟典型經驗和做法,推動循環經濟全面深入發展。
據最高檢官方微博19日消息,檢察機關依法對江西豐城發電廠“11·24”特別重大事故所涉10名職務犯罪嫌疑人立案偵查。
江西豐城發電廠“11·24”冷卻塔施工平臺坍塌特別重大事故發生後,最高人民檢察院立即派員介入國務院事故調查組,成立由最高檢和江西省三級檢察院組成的專案組,在國務院調查組的統一協調下,立足於檢察職能,依法開展調查工作。
現已查明,江西省投資集團公司黨委委員、工會主席、豐電三期擴建工程項目工程建設總指揮鄧勇超(副廳級),國家能源局華中監管局電力安全監管處處長張誌祥,豐電三期擴建工程質量監督項目站站長楊飛雲,豐城市工信委副主任毛衛東等9人存在嚴重失職瀆職問題,對事故的發生負有重要責任。檢察機關依法對鄧勇超等9人以玩忽職守罪立案偵查,同時還依法對一名涉嫌行賄犯罪人員立案偵查。
11月24日7時40分許,江西省宜春市豐城電廠三期在建項目冷卻塔施工平臺坍塌,造成74人遇難、2人受傷。是近十幾年來電力行業傷亡最為嚴重的事故。
12月22日消息,國家能源局網站發文稱,為貫徹落實《國務院關於印發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的通知》,推進大氣汙染防治,嚴格限制石油焦等高汙染燃料的汙染物排放。
以下為通知全文:
關於嚴格限制燃石油焦發電項目規劃建設的通知
各省(區、市)發展改革委(能源局)、環保廳,各派出能源監管機構,國家電網公司、南方電網公司,華能、大唐、華電、國電、國電投集團公司,神華集團、國投公司、華潤集團,中國國際工程咨詢公司、電力規劃設計總院:
為貫徹落實《國務院關於印發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的通知》(國發〔2013〕37號),推進大氣汙染防治,嚴格限制石油焦等高汙染燃料的汙染物排放,現就有關要求通知如下:
一、石油焦是石油煉制過程中的副產物,具有含碳量高、硫份高、含有重金屬化合物的特點。作為工業燃料時多為高硫低品質石油焦,其燃燒發電產生的大氣汙染物易對環境產生較大影響。因此,應嚴格限制以石油焦為主要燃料(石油焦占比大於20%)的火電廠規劃建設。
二、燃石油焦火電(含抽凝熱電)項目應參與電力電量平衡,依據燃煤電站總量控制目標納入國家電力發展規劃,並參照執行煤電淘汰落後產能政策。根據《政府核準的投資項目目錄》的有關規定,燃石油焦火電項目由省級政府核準,燃石油焦熱電項目由地方政府核準。
三、燃石油焦火電(含熱電)項目在京津冀魯、長三角、珠三角等大氣汙染防治重點地區以及重點城市,參照燃煤火電項目,按國家有關規定要求嚴格實施煤炭減量替代政策,石油焦消費總量按發熱量折算至標煤計算煤炭消費總量。同時,嚴格按照《建設項目主要汙染物排放總量指標審核及管理暫行辦法》(環發〔2014〕197號)實施汙染物排放總量指標替代。
四、京津冀魯、長三角、珠三角等大氣汙染防治重點區域和重點城市,禁止審批建設自備燃石油焦火電(含熱電)項目。
五、嚴格限制規劃建設燃石油焦火電(含熱電)項目。利用當地副產的石油焦並經充分論證確有必要的,須根據環評批複及相關汙染物排放標準同步安裝高效脫硫、脫硝和除塵設施,滿足國家火電廠大氣汙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六、燃石油焦發電項目應采用先進的生產工藝和治理技術,確保達標排放。新建燃石油焦發電機組達到超低排放水平。現役機組按照國家煤電節能減排有關要求,實施超低排放改造和節能改造,鼓勵有條件的地區將燃石油焦發電項目改造為燃氣發電項目。
七、省級能源主管部門會同環保、國家能源局派出能源監管機構等部門對本地區燃石油焦發電機組的規劃、建設、運營等環節實施閉環管理,確保燃石油焦發電機組各項條件滿足有關要求。
八、地方環保部門要嚴格轄區新建燃石油焦發電項目環評審批,強化大氣汙染物排放監管,對排放不達標、不符合總量控制要求的項目督促整改。燃石油焦發電項目要根據環評批複及相關汙染物排放標準規範制定企業自行監測方案開展環境監測,接受環保部門監督並公開相關監測信息。
特此通知。
國家能源局 環境保護部
2016年12月6日
美欣達28日晚間公告,公司擬以其擁有的5.6億元置出資產,與美欣達集團擁有的浙江旺能環保股份有限公司85.92%股份的等值部分進行資產置換,置換差額部分由上市公司以31.34元/股非公開發行7831萬股股份及支付現金6.375億元;同時公司以31.34元/股非公開發行股份購買旺能環保14.08%股份。旺能環保100%股權本次交易作價42.5億元。
另外,公司擬向不超10名特定對象配套募資不超15億元。
公司表示,公司股票29日起將繼續停牌,待深圳證券交易所事後審核並發布修訂公告後另行通知複牌。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東大會批準及中國證監會核準。
在經濟形勢下行壓力仍然很大的情況下,山東鄒平縣的兩家民營企業魏橋集團和西王集團不但頂住了壓力,而且實現了規模擴張,強健了“筋骨”。這兩家企業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都擁有自備電廠。
日前,西王集團旗下的香港上市公司西王特鋼(01266. HK)發布盈利預期公告:集團預期2016年度公司股東應占綜合利潤可能同比增長超過80%。這跟西王集團利用循環經濟模式大大降低成本不無關系。
魏橋集團旗下的香港上市公司中國宏橋(01738.HK)也曾發布預期盈利公告:預期集團2016年歸屬於公司股東的綜合溢利較2015年大幅上升,預計增幅 70%~100%。中國宏橋董事長張波此前就多次強調電價低是中國宏橋最大的優勢。
發電成本僅0.17元
走進鄒平縣城,其東北角的一座座電廠冷卻塔十分引人註目。有的正在拆除,有的正在建設。這是魏橋集團在對自己的電廠進行更新改造,當然也正在擴張。雖然魏橋模式備受爭議,尤其是受到國家電網的“排擠”,但魏橋集團的裝機容量還是實現了逆勢擴張。
中國宏橋為何能夠逆勢擴張,大公國際根據魏橋集團提供資料出具的評估公告稱:公司繼續采用電、氣能源全部自給的生產方式,有利於減輕能源價格上漲帶來的壓力。在“不利因素”中有一條是:公司的熱電銷售業務仍然面臨改為使用網電的政策風險,由此可見自備電力的重要性。
“公司自辦電廠、自建電網,為紡織和鋁業企業供電,這一舉措解決了公司發展所需的能源問題。公司熱電廠生產的電力和蒸汽分為自用和外銷,其中自用比例為34.76%。剩余部分電力經鄒平縣政府準許,應用自有管線銷售給非合並範圍內的關聯企業、周邊村鎮和企業,其電價比國家電網低三成以上。”大公國際的評估報告稱。
魏橋集團的發電成本也很低。去年1~3月份,每千瓦時的發電成本是0.17元。2015年和2014、2013年這一數字分別是0.18元、0.21元和0.29元。
一位長期從事能源產業的業內人士對第一財經分析說,電力總成本是指生產經營過程中所發生的全部生產消耗,是發電成本、購電成本、供電成本及售電成本的總成。自備火力電廠首先隨著煤炭價格下降會節省采購成本。其發電過程中的蒸汽可做二次銷售使用回收部分成本。自我發電、變電、輸送電網建設減少了一系列國網收費項目,如有臨近企業工廠並網使用進一步降低成本;自我使用不受電網電量控制可以進行發電總量調控,這樣又節省一部分成本。再就是違規生產,產能突破批複的發電總量私下擴大產能;環保設備如降塵、排汙等偷工減料。
同時,有媒體分析說,在山東,每一度電中含農網還貸資金2分錢、三峽工程建設基金0.7分錢、城市公用事業附加費1分錢、庫區移民後期扶持資金0.88分錢、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0.1分至0.4分錢等一系列費用,而用自備電廠發電的魏橋集團無須承擔這些。加上較低的人力資源成本等,才有了魏橋集團的電價比國家電網低1/3的現實。
在輸配電方面,魏橋集團也有優勢,不用長距離輸送,也就少了許多損耗。
山東正在對電力體制進行改革,其中涉及企業的自備電廠。按照《山東電力體制綜合改革試點方案》,擁有自備電廠的企業,應按規定承擔國家依法合規設立的政府性基金,以及政策性交叉補貼,合理繳納系統備用費。環保的門檻也在提高,方案要求加快推進自備電廠升級改造。對達不到環保等政策標準要求且不實施改造或不具備改造條件的,逐步淘汰關停。
電價要算綜合賬
西王集團執行副總裁王紅雨日前告訴第一財經,從原料成本,也就是煤炭上講,民營企業的自備電廠和國有大電廠相比差別並不大,自備電廠成本低,一是民企自備電廠機制靈活,用人少些。再就是民營企業的自備電廠消化蒸汽等為企業所用,降低了綜合成本。而國有大電廠的蒸汽無法自己消化,很多都白白排放掉了。這一塊數額不小。
“企業自備電廠,不能光看電價,要算綜合賬。”王紅雨說。
西王集團的自備電廠現有130噸鍋爐3臺,220噸鍋爐3臺,發電機組一共5臺,其中4臺是背壓機,1臺冷凝機。最大發電能力12億千瓦時,2015年電廠發電5.6億千瓦時,2016年電廠發電5.8億千瓦時。
這個發電量還不足以滿足西王集團的用電要求,還需要再從國網購買一部分電量,但蒸汽成為了循環經濟的一個重要支撐點。
西王集團有兩大支柱產業,一是玉米深加工,包括玉米胚芽油、葡萄糖等,國內輸液用的葡萄糖,八成是西王集團生產。二是鋼鐵產業,西王集團通過自備電廠這個環節,把整個產業鏈條結合了起來。
玉米深加工產業的生產主要消耗蒸汽,排出大量廢水,一般企業經過生化處理後達標排放。而以廢鋼為原料的電爐煉鋼,消耗大量的電、水,煉鋼過程中還產生大量蒸汽。“蒸汽、電、水怎樣平衡利用,輕重行業怎樣有機結合,在西王的產業發展中得到充分融合,形成了西王獨特的循環經濟產業模式。”王紅雨說。
簡單來說,鋼廠生產過程中,依托西王集團形成的重工業、輕工業兩大板塊互為支撐、協調發展的先天優勢,把特鋼公司的中低壓蒸汽、煙氣通過優化,利用管道輸送到玉米深加工板塊,實現能源的大循環。現在西王特鋼公司每天回收蒸汽1700噸以上,這樣每年可新增效益5000萬元以上。
煉鋼廠降溫過程中產生的余熱蒸汽每小時可達到10噸以上,用於生產用汽和辦公生活區生活用汽,年節約蒸汽費用1200多萬元。
王紅雨說,煉鋼過程中還會產生一些粉塵之類的東西,如果排放掉,不但會汙染空氣,還會造成很大安全隱患。現在,把它作為發電的原料,效率比煤炭還高。
魏橋集團的情況也大體相似。魏橋集團董事長張士平曾說,堅持“鋁電網一體化”發展,極大地降低了用電、用熱成本,提高了經濟效益和企業競爭力。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山東水泥集團。該集團高管日前告訴第一財經,此前,在水泥生產中廢熱沒有利用,排掉了。現在有了余熱發電,每噸水泥生產成本可以降低12元左右。山東水泥下屬企業每年利用廢熱發電大概在30億千瓦時,占到了總用電量的七成左右。
3月18日,隨著華能北京熱電廠全部機組按計劃停機備用,北京成為全國首個實現全部清潔能源發電的城市。
特高壓:承載能源清潔發展
建設什麽樣的城市?怎樣建設一座城市?是每個城市的管理者一直求索的龐大課題。能源和環境是他們遇到的兩大難題。
人們不斷嘗試破解以空氣質量差、能源供應緊張、交通擁堵為代表的“城市病”。能源是造成城市病的直接根源之一,能源變革將推動城市的可持續發展。今年3月,北京成為我國最早告別燃煤電廠的地方,隨著華能北京熱電廠全部機組按計劃停機備用,北京在全國率先實現全部清潔能源發電。最大用電負荷2082.8萬千瓦、年用電量1020億千瓦時的國際化大都市,不再依靠燃煤電廠供電……北京的發電“無煤化”向城市管理者展示了“北京模式”的能源變革探索。
在我國東中部一線城市實現能源清潔轉型的過程中,特高壓等區外來電發揮的作用顯著。特高壓是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輸電技術,具有遠距離、大容量、低損耗、少占地的綜合優勢,可以更安全、更高效、更環保地配置能源。特高壓電網一頭連著西部北部清潔能源開發利用,一頭連著東中部清潔發展,已成為國家能源清潔發展的戰略重點。目前,華北、華東特高壓電網已經初具規模。多條特高壓工程的落點都在京津冀、長三角區域,北京、天津、上海等一線城市都已經用上了特高壓電。截至2016年年底,國家電網已累計建成“六交五直”特高壓工程,在建“三交六直”特高壓工程,在運在建20項特高壓工程,線路長度達到3萬公里,變電(換流)容量超過3.2億千伏安(千瓦),累計送電超過6000億千瓦時。
北京模式:能源清潔轉型發展之路
當北京關停燃煤發電廠的新聞登上全國主要媒體的頭條,新聞背後,是北京治理“城市病”的決心和規劃。今年,北京市列出大氣汙染防治、水環境治理、拆除違法建設等9項具體任務清單。計劃全年壓減燃煤300萬噸,燃煤降到700萬噸以內……
在中國,很多大城市經受著與北京類似的城市困擾。要治療病癥,看似千頭萬緒,但抓住關鍵問題往往事半功倍,能源就是其中之一。近日相關能源專家指出,要重新定位能源驅動城市發展功能,轉變能源作用方式,由主要關註能源驅動城市經濟發展的能源作用方式,轉變為“以能源變革推動城市經濟、社會、環境、人文、管理、競爭力發展及居民生活品質提升”的能源作用方式。
先做一道算術題:2016年,北京最大用電負荷為2082.8萬千瓦,剛剛停機備用的華能北京熱電廠裝機84.5萬千瓦,如果大北京的電全部從燃煤電廠而來,需要25座華能北京熱電廠滿負荷運轉才能滿足,每年消耗的燃煤量將是4400萬噸,排放二氧化硫2275噸、氮氧化物2564噸、煙塵479噸,如果把這些都建設在城六區,每7.4公里就要有一座這樣的熱電廠。想想這一畫面有多可怕。
北京的能源變革從自治出發。按照《北京市2013~2017年清潔空氣行動計劃》,北京四大燃煤熱電廠全部關閉,為了滿足城市用電需求,在關停四大燃煤電廠的同時,北京市在2012年便啟動了四大燃氣熱電中心的建設,按照規劃,新建的四大燃氣熱電中心供電能力是720萬千瓦,是以前的2.6倍。
北京既是用能大城,又是資源小城,因此,在自治之外,合力更為重要。時間回到2013年9月,國務院出臺《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提出加快調整能源結構,增加清潔能源供應,力爭實現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煤炭消費總量負增長,逐步提高接受外輸電比例。“逐步提高接受外輸電比例”這一點,在2014年2月12日國務院研究部署加強霧霾治理的常務會議上被明確為“實施跨區送電項目”。
從城市能源變革的角度來講,轉變能源配置方式,對大多數國內城市來說,主要由局部平衡、輸煤為主的能源配置方式,變輸煤為輸電,轉變為“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實現資源大範圍優化配置的清潔低碳、跨區平衡型”的能源配置方式。
北京是典型的資源輸入型城市,約60%的電、40%的成品油、100%的天然氣需外部供應。為加快能源供給側改革,推進能源清潔轉型發展,北京正積極完善“多源、多向、多點”設施布局,強化特高壓等外送通道和本地管網建設,提升應急調峰設施水平,全面增強設施保障能力。
北京的跨區送電步伐一直走在全國前列。以創造北京電網負荷歷史峰值的去年夏季為例,北京本地發電出力772.8萬千瓦,外受電力1310萬千瓦,外受電力比例達到63%,這意味著北京城每三盞電燈中幾乎有兩盞由“遠方的電”點亮。截至“十二五”末,北京電網已經建成了昌平—張南—門頭溝—房山—安定—通州—順義500千伏擴大雙環網結構,有10個500千伏變電站與外受電通道相連,為北京接受“遠方來電”提供堅強的網架支撐。
現有的輸電通道僅僅是個開端,更大規模的輸電規劃藍圖已經徐徐鋪展。按照《北京市2013~2017年清潔空氣行動計劃》規劃,北京未來將不再新建大型電廠,用電缺口將全部依靠外受電和區域內清潔發電來填補。2016年6月,北京首條特高壓入京通道錫盟—北京東—山東1000千伏特高壓工程的配套北京東—順義工程建成投運,北京市民開始用上了特高壓輸送的清潔電力。“十三五”期間,北京電網規劃實施7大外受電通道工程,其中3項為特高壓下送工程,至“十三五”末,北京地區將通過特高壓、柔性直流等方式將內蒙古、張家口等地區的清潔綠色電力引入北京,受電能力將由1700萬千瓦增至3700萬千瓦。
對此,國家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副院長、總工程師王金南評價說,控制燃煤排放是降低PM2.5汙染的關鍵手段之一。“跨區送電顯著減少北京燃煤的大氣汙染排放;另一方面,隨著特高壓等技術的發展,跨區輸電的總體能源利用效率可以高於輸煤的能源效率。”
在能源消費領域,北京的用電“無煤化”也在推進。3月15日,北京集中供暖結束。這幾天,家住北京門頭溝隴駕莊村的佟羿坤和老伴兒忙了起來。原來,城里的女兒女婿帶著小外孫回來住了。“孩子小,怕冷,咱家里有‘煤改電’的電暖氣,隨時能開。”佟大爺說。
“城市能源利用,現階段最迫切的問題是治理散燒煤,因此大力推廣‘煤改電’勢在必行。”廈門大學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長、能源經濟與能源政策協同創新中心主任林伯強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
按照國家關於推進“清潔能源采暖”要求,北京“煤改電”工程從2003年起實施,已有近60萬居民受益。僅2016年一年,就有574個村19.8萬戶居民完成“煤改電”,每年可減少燃煤消耗68.1萬噸,減排二氧化硫2015.8噸、氮氧化物2189.6噸。根據計劃,“十三五”期間,北京還將對1521個村67.4萬戶居民實施“煤改電”工程。
發電“無煤化”以外,環顧衣食住行,從家庭里的“煤改電”,到電動汽車的應用和充電設施建設等,這些不僅是北京實施電能替代的舉措,也代表城市能源變革中的用能趨勢。北京在能源配置方式和能源消費方式上,重視城市生態文明建設,為城市轉型奠定基礎,成為城市能源變革的樣本。
從北京到中國:由保障供給到智慧聯動
以能源變革為城市發展動力的不止北京。
素有“蘇湖熟,天下足”美譽的蘇州,是全國用電量第一大的地級市,2016年用電量達1382億千瓦時,甚至超出北京362億千瓦時。在這座充滿經濟活力的城市里,24座各類電廠星羅棋布,裝機達1913.57萬千瓦。密密麻麻的電廠、鱗次櫛比的煙囪、持續排放的汙染物……蘇州的空間資源和環境容量都已飽和。蘇州也希望抓住能源的“牛鼻子”,通過“能源供給革命、能源消費革命、能源技術革命、能源體制革命”,建設能源變革發展典範城市,實現可持續發展。
蘇州所在的長三角地區,城市群正在崛起,這里燃煤電廠分布很密集,發電占比較高。根據國網能源研究院的預測,“十三五”期間,世界經濟有望平穩複蘇,國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積極成效,華東地區用電量將保持較快增長,預計上海、江蘇、浙江用電量年均增速分別為2.5%、5.5%和6.1%。
按照國務院《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的要求,長三角區域需要實現煤炭消費總量負增長,遠期規劃中,已經明確要求江浙滬地區不再審批燃煤機組。面對未來每年仍保持一定增速的用電量,拿什麽來填補這些增量?“北京樣本”同樣可在長三角區域產生,即逐步提高接受外輸電比例,加大實施跨區送電項目。
林伯強認為:“大城市都是能源消耗大戶,能源供給缺口如何填補,依靠新建的調峰燃氣發電和清潔能源是不夠的,所以未來城市發展大比例采納外來電很正常。”目前,華東特高壓電網已經初具規模。多條特高壓工程的落點,都在長三角區域。向家壩—上海、錦屏—蘇南、溪洛渡—浙西、寧東—浙江等特高壓直流工程,淮南—浙北—上海、淮南—南京—上海等特高壓交流工程,在推動長三角城市清潔綠色發展方面已經發揮了重要作用。
目光再回到蘇州,特高壓為代表的區外輸電通道正在改變著蘇州的能源格局。錦屏—蘇南±800千伏特高壓直流輸電工程,起點四川裕隆換流站,落點江蘇蘇州同里換流站,額定輸送功率720萬千瓦,占蘇州電網用電負荷近三分之一。僅2016年,這條特高壓線路就向蘇州輸送了354億千瓦時清潔水電,相當於節約了京杭大運河三分之一的運力。與此同時,世界首條特高壓GIL管廊工程也正在建設中,工程投運後,以蘇州電網為接入點,整個華東電網將新增特高壓環網受電能力3500萬千瓦,相當於將近一個半三峽水電站的裝機容量。
如果將北京地區能源連通的圖景縮小,探尋中國能源流動的整體脈絡,你會發現,電能從內蒙古、山西流向北京,從大西北奔向中原,從西南地區匯入華東……從西到東、由北至南,在中國巨大的地域版圖上,每時每刻都有電能在城市間穿梭,勾勒出一幅中國獨特的能源網絡景象。
電能交換的空間有多大?2016年,我國跨區送電量達3611億千瓦時,這些電力足夠支撐12450萬戶家庭使用一年。城市間電能的交流,也為資源供給緊張的城市構建了經濟崛起的堅強基礎。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堅決打好藍天保衛戰”,目標是今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要分別下降3%,重點地區細顆粒物(PM2.5)濃度明顯下降。今年要加快解決燃煤汙染問題,推進北方地區冬季清潔取暖,完成以電代煤、以氣代煤300萬戶以上,全部淘汰地級以上城市建成區燃煤小鍋爐。加大燃煤電廠超低排放和節能改造力度,東中部地區要分別於今明兩年完成,西部地區於2020年完成。
政府工作報告中對煤電產能過剩問題也予以了高度關註,明確提出要“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紮實有效去產能。今年要淘汰、停建、緩建煤電產能5000萬千瓦以上,以防範化解煤電產能過剩風險,提高煤電行業效率,優化能源結構,為清潔能源發展騰空間”。可以看出,加快發展清潔能源,優先利用區外來電,嚴格控制東中部煤電發展,壓減現役燃煤機組出力,在部分城市逐步關停煤電機組,將是未來東中部一線城市實現清潔發展的重要舉措。
與北京相比,長三角城市群燃煤電廠分布相對密集,但並不妨礙逐步轉向清潔發電。華東電網包括上海、江蘇、浙江、安徽和福建四省一市都在擴大新能源裝機。2016年,上海電網消納清潔能源逾480億千瓦時,占全年用電量32%;浙江電網消納清潔能源超過779億千瓦時,杭州因G20峰會契機,在綠色交通、電能替代方面都已走在前列;在江蘇,蘇州被確立為國際能源變革典範城市,至2020年,清潔電力占比將提升至50%。
基於清潔轉型與資源優化配置的能源變革,究竟會帶來什麽,未來的城市能源系統會是什麽樣?能源變革不僅在城市全面發展中大有可為,其與城市全面發展必須相輔相成,支撐未來智慧城市可持續發展。“智慧城市的用能需要能源互聯網的支撐,而能源互聯網的核心是智能電網,其電源輸入一個是依靠本地清潔發電,另一個則是外來電源輸入。”國網能源研究院專家譚顯東說。
城市與能源的關系,不僅僅是需求與供給,而是智慧相連,融入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用能理念,也主要由局部平衡、輸煤為主的能源配置方式,變輸煤為輸電,轉變為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新增電力需求主要通過特高壓輸送區外來電解決,實現資源大範圍優化配置的清潔低碳、跨區平衡型的能源配置方式。
下一個無煤化的城市,會出現在哪里?每一個城市都有其獨特的基因與個性,完全複制的模式不會存在。但不可否認,清潔發展已經融入中國城市發展的靈魂。作為城市轉型中的樣本,北京經驗證明,能源變革需要科學決策,長遠規劃,符合城市特色,而能源發展的正確路徑將驅動城市的升級發展。
環顧我國東中部地區,經濟總量大,用電基數大、比重高,未來新興戰略產業、新業態服務業將加快發展,加之人口集聚,未來仍將是我國的負荷中心。要滿足東中部地區能源需求,必須發揮特高壓在能源資源大範圍優化配置方面的作用,保障我國能源安全、經濟、清潔、高效發展。
(原文標題:北京發電“無煤化”,底氣是什麽? 作者 王大鵬 馬佳)
4月28日,據新華社報道,由古巴、中國和英國三方合資的Biopower公司投資的首個生物燃料發電廠27日在古巴中部小鎮西羅雷東多破土動工。
Biopower公司前身是一家英國創業公司,後來中國上海電氣投資有限公司加盟融資並成為外方控股方。根據古、中、英三方協議,這家公司將在西羅雷東多建造5個發電廠,首家工廠由上海電氣提供設備並負責建造。
據介紹,該工廠將利用當地糖廠的甘蔗渣發電。榨糖季結束後,將利用其他植物制造生物燃料繼續發電。
上海電氣投資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秦懌在動工儀式上說,該公司有多年的電力建設經驗,為多國提供過電力建設方案,涉及核電、火電、風力和太陽能發電等領域。
中國駐古巴大使陳曦表示,這一項目將為古巴創造更多就業機會,還能通過清潔能源的使用保護當地環境,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從國企高管到民企商人,甚至個體生意人,正利用在中國快速發展中積累的各色經驗,湧至非洲這片廣袤而落後的土地上尋找“淘金”機會。
來源 | 棱鏡(ID:lengjing_qqfinance)
文 | 江曉川
編輯 | 楊顥
不久之前,一類短視頻廣告在中國社交平臺上流行起來:一塊簡易小黑板,寫著“某某,我愛你”、“生日快樂”或“買某產品,找某某,非洲人都知道”的字樣,隨後,10多個非洲小朋友,跟著畫面外的操普通話的拍攝者,大聲流利且語氣鏗鏘地喊出黑板上的詞。
在淘寶,買家只需付上大概200塊人民幣,等待兩天後就能拿到這些最長不過20秒的視頻,用來推廣自己的生意或者為親朋好友送上祝福。
商家在國內接單,另有身在非洲的中國商人進行拍攝——這可能是如今非洲大陸上湧現的各路商機中,距離普通中國人最近的一次。盡管“非洲舉牌小孩”一經走紅就引發了諸多爭議,並在最近被淘寶以“違背公序良俗”為由下架。
視頻:正片編輯室 制作:段煜冰
在東非贊比亞,來自河南杞縣的理發師謝行,此前也把“原本給朋友慶祝生日的視頻”做成了生意。不過,謝行的主業是理發——“給當地中國人剪頭發,一個月能掙一萬多、差不多兩萬人民幣”。
一年前,在已站穩腳跟的朋友幫助下,這位90後手藝人東拼西湊了8萬元人民幣,攜妻女一道飛赴贊比亞首都盧薩卡,開了一間約20平米、僅有4個座位的理發店。
在贊比亞,數量龐大的中國人在這里“做貿易,做加工,還有做農場”,他們願意花上大約70塊人民幣讓中國理發師打理一次自己的頭發——這個價格比國內高出許多,謝行說,“同等檔次的理發店,在國內只能收10塊錢”。
從國企高管到民企商人,甚至個體生意人,正利用在中國快速發展中積累的各色經驗,湧至非洲這片廣袤而落後的土地上尋找“淘金”機會。他們來自北京、河南、江西和浙江等各個地方,生意有大有小,小的有如同謝行月入萬元的理發店,大的有價值上億的工程合同,但一個觀點很普遍:“非洲的生意比在中國好做。”謝行說。
贊比亞首都盧薩卡,謝行此前與參與廣告視頻拍攝的非洲黑人小朋友合影
“在淘金者雲集處賣水”
約12個小時的直飛行程結束後,來自毛里求斯的帕蘇拉美(Neeven Parsooramen)抵達北京,這是他中國行程的第一站,隨後他將飛到上海和深圳,以每天一個城市的速度向潛在的中國企業客戶兜售在非洲大陸上的投資機會。帕蘇拉美的速度與中國商人在那片土地上的高速投資節奏相匹配。
帕蘇拉美的大部分工作時間在毛里求斯度過,他是這個距離非洲大陸約2000公里的印度洋小島國上一家律所的合夥人。一些外來企業會在這個經濟自由度頗高,且在非洲地區經濟領先的國家先探探路,以尋找非洲大陸上的投資機會。有接近1萬家離岸公司設立於此。
與他共同尋找中國投資者的,還有來自南非、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韋等非洲各國律所的同行。安排這次行程的柯傑律所(Cathay Associates)以跨境並購交易的法律服務為主要業務;它通常要尋找中國客戶,為其提供涉及國內法律的解決方案,並由其非洲夥伴提供落地服務——這是一條完整的產業鏈。
打上中國印記的資金來自擁有國有資本或私人資本背景的眾多公司,它們正是帕蘇拉美的潛在客戶。帕蘇拉美和同行為這些並不熟悉非洲法律環境的中國企業提供幫助:提示法律風險,協調投資進度,並且遊說當地立法和行政機構以獲得更優惠的投資條件。柯傑在莫桑比克和南非合作律所的合夥人說,“政策不穩定及官員腐敗是常態”,對於決策速度快乎尋常的中國企業來說,要在這樣的地方投下真金白銀,法律服務不可或缺。
此前,帕蘇拉美的客戶通常來自歐洲和北美。然而,當這些曾經的主要投資來源國放緩了在非洲投資速度時,敏銳的中國投資者嗅到了投資缺口下所蘊含的機會。在淘金者雲集處“賣水”,帕蘇拉美不願意錯過這筆大生意。
上萬家中國企業在非洲做生意
中國在非洲的投資可以追溯至1960年代,但那時商業並不是最主要考量的因素。坦贊鐵路是那個時代的標誌性工程。這條長達1800公里的鐵路,將坦桑尼亞港口城市達累斯薩拉姆與贊比亞中部一座城市連接起來。而中資企業以商業為主要考量的投資,則興起於若幹年後。
新世紀即將開始時,數量眾多的中國企業——先是做小生意的中小企業及個體戶,而後是做龐大基建生意的國有企業——均試圖尋找在這片古老大陸上發財的機會。
基於中國政府的數據,過去十年間,中國對非洲的外商直接投資存量以年均40%的速度增長,從2004年的10億美元迅猛增長至2015年的350億美元。
然而,咨詢機構認為這一數據稍顯保守,麥肯錫(McKinsey&Company)發布了一份基於撒哈拉以南非洲八國實地調研的報告稱,若將非官方渠道的流出資金統計在內,中國流向非洲的資金將比官方數據高出約15%。因為並非所有進軍非洲的中資企業都在中國政府處登記。
麥肯錫的調研說,在包括南非、尼日利亞和肯尼亞在內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八國中,中資企業的數量是在中國商務部註冊的2-9倍,它推測有超過一萬家中國企業在非洲做生意。
這家咨詢機構預測,中國有望在十年內超越美英法等傳統在非投資大國,成為這片大陸的最大金主。截至2014年,中國在非洲累計投下約320億美元,盡管這個數字排在美國(790億美元)、英國(710億美元)及法國(700億美元)之後,名列第四,但相較這些國家中最高僅約11%的投資增長率,從2010年到2014年,中國年均25%的在非投資增速預示了它的潛力。
“這里時間倒流了”
“在中國沒有後悔藥,到非洲是有的——因為時間倒流了。”王文明曾是中國商務部的一名官員,如今,他放棄公職後,創建了一個用於展示非洲投資信息及對接相關項目的網站。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95%的非洲國家工業、農業幾近空白,幾乎各行各業都需要投資。這些國家鼓勵外來投資。”
中資企業投資非洲,推動力之一,是熱愛冒險的中國商人對於快速變動市場的偏好:市場不確定性高,但利潤豐厚。投資者的想法並不複雜:“國內市場勞動力價格飛漲,那就得找利潤空間更高的地方,有一部分找到了非洲。”麥肯錫非洲調研項目的負責人孫轅說,這種投資關系“之所以有持續性,因為它相當市場化”。
對於如何贏得這一市場,中國冒險家們經驗豐富。非洲市場“發展迅速、不確定高、制度變化快”,這與幾十年前的中國類似。麥肯錫的報告指出,成長於一個類似的環境,幫助中國商人“錘煉出良好的風險耐受度、實戰經驗和管理技巧”。
投資非洲的另一推動力來自中國政府,它在中資企業如火的熱情上添了一把柴。目前,中國政府試圖在其倡導的跨境經濟帶中不斷擴展影響力。最近的動態是,中國領導人在2015年底,承諾向非洲提供600億美元發展援助資金,以促進非洲經濟發展。這些資金一部分是無息或低息貸款,另一部分是投資基金。
這項雄心勃勃的計劃進展順利。2017年5月31日,連接東非國家肯尼亞港口蒙巴薩與首都內羅畢的鐵路通車,與多年前的坦贊鐵路類似,這一造價38億美元的大體量工程由中國國有企業承建,並由中國的銀行機構提供超過九成融資。
連接肯尼亞港口城市蒙巴薩和首都內羅畢的蒙內鐵路於2017年5月31日正式竣工通車,由中國路橋承建,全長480公里,總投資38億美元,是肯尼亞獨立以來修建的最大基建項目
從按摩院到基建制造
事實上,在非洲建築與房地產行業,中國工程承包商已獲得50%的市場份額,這得益於中國企業的巨大成本優勢。麥肯錫在報告中轉引一位匿名非洲官員的話說,同等資質實力下,中國工程承包商的報價“往往比第二低價還要低上40%左右”。
中國將快速城鎮化中積累的建設能力輸出到了非洲。柯傑律所在津巴布韋、南非和莫桑比克合作律所的合夥人都說,中資企業在該國承攬眾多基礎設施建設業務,正在建設的發電站、高速公路、橋梁、鐵路和機場都能看到中資企業的身影。另外,中國金融機構也願意為這些項目提供相對完備的融資支持。
麥肯錫報告指出,中資企業的另一長項是制造業,有大約1/3在非洲投資的中國企業集中在這個行當,拿下了大約12%的市場份額。中資企業的產品大部分在非洲銷售,從本地市場獲得了高額利潤。與制造業企業在競爭激烈的中國本土壓低利潤以求生存不同,非洲更為寬松的市場環境讓中資制造業企業活得頗為滋潤。
“我預計一年內就能收回投資,因為我們的產品目前市價相當高。”在肯尼亞的一位中國制造商說。
當然,這不僅是大企業們的機會,與謝行類似的個人淘金者們也願意到非洲“賭一把”。
萬千冒險家中有一位叫高箭,這位白手起家者的非洲“淘金”之旅大獲成功。高箭現在在西非國家科特迪瓦做貿易生意,並投資有土地,持有一間健身房及一家按摩院,“收獲了極其豐厚的回報”。
但五年前,當這位出生於1985年的年輕人鼓起勇氣來到非洲時,他只會一點英語,完全不會這一地區普遍使用的法語,為鄰國塞內加爾一位中國商人打工;更早前,他是河南少林的一位習武者。
謝行與妻子為理發店“冰冰發型工作室”制作的招貼廣告及內景
超過9成是私企
當中國投資迅猛增長,並非所有人都了解“這艘行進中大船”的細節。常有的一個誤解是,中國國有企業獲得了這些投資機會中的大部分。盡管中國國有企業承建了眾多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並且這些已經結束或者正在快速進展中的建設項目造價昂貴,但事實上,非洲大陸上超過一萬家中資企業中,超過9成是私人企業。
這些以盈利為最終目標的私企在經營上展現了極大的靈活性:決策果敢,行動迅速,進退自如,並願意承擔更大風險。其中一個案例是,一位中國商人只去過西非國家科特迪瓦一次,並且語言不通,但他當即拍板在幾個星期之內就建起了一座生產聚氯乙烯管道的工廠。
麥肯錫方面認為,相較之下,國企在非洲投資面臨著更多約束:除“需要綜合考慮地緣政治等諸多因素”外,它們“一般沒有直接決策權,需要首先上報給國內總部審核批準”。
同樣,在掙錢的效率上,私企也較國企更高。麥肯錫的調研結果顯示,在2015年,有32%和24%的中資私企的利潤率分別是大於20%,以及10-20%之間;但只有17%和16%的國企達到這一利潤率。甚至,有約1/4的國企處於虧損狀態,而私企僅有12%在虧損。
國企更低的利潤率容易讓人產生另一個誤解:這些政府背景的企業並未將商業作為首要考慮因素,不過,市場中介機構和咨詢機構都不認同這一說法。
麥肯錫認為,作為複雜的綜合體,中國企業、金融機構及政府部門往往代表多方利益,因此“簡單的集體行動”並不存在。“一家國企的子公司通常會與母公司或兄弟企業爭搶同一項目”,市場中介機構“非洲專家網絡”的聯合創始人赫魯比(Aubrey Hruby)在一篇專欄文章中調侃了國企對這些項目的激烈競爭:“競爭公司的高管們經常光顧酒店大堂和當地中餐館,激烈的爭奪可以拿來寫小說”——這是中國企業在非洲經營的一個側面,似乎與世界其他各處的激烈商戰沒有不同。
“叮咚!”帕蘇拉美的手機屏幕點亮,他的中國客戶給他發來一條微信消息。他的律所現在運作著多個中國企業在非投資項目,微信是工作溝通手段之一。“有一個太陽能發電項目,兩個水產養殖項目及一個采礦項目。”隨著中國企業在非洲的大舉擴張,帕蘇拉美希望擴大他的客戶規模。
而謝行說,“我十二歲小學畢業出來打工,男兒有誌走四方,在哪里不是掙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