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楊曉渡任國家預防腐敗局局長 此前已任監察部部長

1月11日據新華社消息，國務院日前任免國家工作人員：

任命李成鋼為商務部部長助理;任命楊曉渡為國家預防腐敗局局長;任命劉鯉生為國家檔案局副局長;任命程智軍為駐亞洲開發銀行中國執行董事。

免去懷進鵬的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職務;免去劉昆的財政部副部長職務;免去楊繼波的國家檔案局副局長職務;免去王忠晶的駐亞洲開發銀行中國執行董事職務。

其中，楊曉渡已於2016年12月任監察部部長。

楊曉渡

楊曉渡簡歷：

楊曉渡，男，漢族，1953年10月生，上海人，1973年9月入黨，1970年5月參加工作，中央黨校研究生學歷。

1970.05-1973.09安徽省太和縣宋集公社高廟大隊知青

1973.09-1976.12上海中醫學院藥學系藥學專業學習

1976.12-1984.01西藏自治區那曲地區醫藥公司股長、副經理

1984.01-1986.09西藏自治區那曲地區醫院黨委書記

1986.09-1992.12西藏自治區那曲地區行署副專員

1992.12-1995.07西藏自治區昌都地委副書記、行署副專員

1995.07-1998.05西藏自治區財政廳廳長

1998.05-2001.05西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

2001.05-2006.10上海市副市長(1998.09-2001.07中央黨校研究生院在職研究生班法學理論專業學習)

2006.10-2012.05上海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

2012.05-2012.06上海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市委統戰部部長

2012.06-2013.10上海市委常委、市紀委書記

2013.10-2014.01中央第三巡視組組長

2014.01-2014.03中央紀委副書記

2014.03-2016.12中央紀委副書記、機關黨委書記、中國紀檢監察學院院長

2016.12-中央紀委副書記、機關黨委書記、中國紀檢監察學院院長，監察部部長

第十八屆中央紀委委員，2014年1月增選為中央紀委常委、副書記。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

國家外匯局局長潘功勝：外匯市場波動不必過分反應

中國跨境資本流動有何特點？就此，第一財經專訪了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

第一財經：金融危機期間，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經濟體漸次開啟量化寬松政策，隨著經濟的逐步企穩，QE政策將逐步退出。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也經歷了較大程度的波動，不同經濟體之間經濟增速、政策演進等差異影響著全球跨境資本流動。近些年來，全球資本流動出現了哪些新變化?

潘功勝：本世紀以來全球的跨境資金流動主要經歷了兩大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2000年至2013年，國際資本高強度流入新興經濟體。在2008年以前主要驅動因素是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比較強勁、資本回報率較高;2009年以後主要是主要發達經濟體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QE)，全球流動性充裕甚至泛濫。

第二個階段是2014年之後，隨著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放緩、發達國家貨幣政策分化，特別是美聯儲逐步退出QE並啟動加息進程，跨境資本流動開始轉向，從一些新興經濟體流出。

同時我們也註意到，目前全球經濟增長仍面臨較大不確定性，主要國家都面臨不少風險因素，國際金融市場波動、跨境資本流動撲朔迷離，跨境資本流動的流量、流速、流向、結構都處於動態的變換之中。

第一財經：如何看待2015、2016年中國呈現的資本流出的局面?中國跨境資本流動有哪些特征?

潘功勝：受全球資本流動格局變化影響，我國跨境資本流動也呈現出兩階段特征。2000年至2014年上半年，我國經常賬戶、資本和金融賬戶呈現較長時期的雙順差，外匯儲備余額快速增長。

2014年下半年以來，我國經常賬戶持續順差，但資本和金融賬戶呈現逆差，外匯儲備余額開始由升轉降。2014年下半年至2016年第一季度，境內主體增加境外資產、減少境外負債的行為加大了我國跨境資本凈流出壓力。但自2016年二季度以來，境內主體去外債杠桿化進程基本結束，非儲備性質金融賬戶的負債方已經恢複凈流入。

總的來說，對比2015年底和2016年底兩次美聯儲加息，我國跨境資金流動受到的影響是遞減的。兩次美聯儲加息以及加息之前的預期變化都導致了美元匯率走強，2015年四季度美元指數上升2.4%，2016年四季度上升7.1%，短期內都使得我國跨境資金流出壓力增加，但後一階段的影響程度明顯減弱。這主要是由於在美聯儲首次加息時，境內主體增持對外資產和償還負債的調整比較集中，但經過壓力釋放後，境內主體資產負債調整已更加平穩，使得我國化解外部影響跨境資金流動的能力得到提升。

展望未來，隨著我國深化改革的不斷推進、經濟結構日益優化、經濟發展的亮點和新動能不斷出現，經常賬戶順差和資本流入的基礎依然穩固。央行、外匯局在維護市場秩序等方面持續發力，也將保障我國跨境資金流動呈現有進有出、雙向波動的健康發展格局。

第一財經：前些年人民幣升值時，大家都在擔心資本流入過多。近一兩年來，對資本流出的擔憂情緒又有所上升。現階段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潘功勝：從長周期的視角看，跨境資本流入和流出並沒有好壞之分。不能簡單認為流入是好的，流出是不好的，還要具體分析流入、流出的結構和速度。例如，前些年我國跨境資本流入、外匯儲備增加大幅提高了我國的國際支付能力，增強了市場對我國經濟的信心，但流入壓力持續較大也加大了貨幣政策調控難度，推高了資產價格。

對近期的流出也同樣需要進行客觀、全面的評估與判斷。當前，中國跨境資本流出主要由三個部分構成。首先是對外直接投資。商務部的統計顯示，2016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64個國家和地區，累計實現直接投資11299.2億元，同比增長44.1%。今天中國的市場更加開放，市場主體在國際上也更為活躍。中國經濟已經從單純的商品輸出，轉向商品輸出與資本輸出並駕齊驅的新階段。

流出的第二大部分是中國公民境外旅遊與中國留學生海外教育的支付。這個體量也比較大。隨著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我國年出境旅遊人數已達1.2億人次;一個海外留學生一年學費可能5萬～6萬美元，加上生活費，一年合計就要7萬～8萬美元。這說明中國更加開放，未來下一代有更加寬廣的國際視野，有助於中國軟實力的提升。

流出的第三個部分是企業償還外債。前些年美元相對人民幣貶值，美元利息成本較低，企業願意到海外借外債。近幾年國內利率下降比較快，低利率環境下轉向國內融資更容易，企業傾向於提前償還美元外債，以此來降低貨幣錯配的風險，這是企業財務行為的調整。從2014年下半年到2016年上半年，跨境資本流出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正是償還外債。

2016年6月份之後，形勢發生變化，企業外債去杠桿化進程基本結束，企業外債規模又開始有所回升。數據顯示，2016年3月末外幣外債7600億美元，到9月末已達到約8600億美元，上升了1000億美元。

【獨家】專訪國家外匯局局長潘功勝：打開的窗戶不會再關上

歷經2015年下半年和2016年動蕩之後，中國匯市隨後進入相對平穩期，市場逐漸接受和習慣了一個更有彈性的人民幣。不過，因近期美國政治生態劇變、美聯儲再啟加息以及來自歐洲大陸的不確定性引發的漣漪仍未停息，人民幣匯市在2017年將繼續占據各方的聚焦點。全球視野下，中國跨境資本流動有何特點?如何管理跨境資本流動？近來外匯管理加強執法，是否意味著資本管制的回歸？中國外儲是否充裕？跨境收支的基礎是否已經改變？人民幣是否仍是強勢貨幣？

近日，就上述一系列問題，第一財經專訪了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采訪約在周日，再見潘功勝，其鬢角白發似又有增加，然精神矍鑠。

近3個小時的專訪中，潘功勝直面熱點難點：宏觀上，詳盡闡述在全球及中國跨境資本流動新特點的背景下，防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及外匯市場宏觀審慎管理和監管的策略安排；微觀上，對香港刷卡買保險、個人購匯、外商投資企業利潤匯出等外匯管理熱點問題一一回應。

潘功勝認為，外匯管理需要統籌兼顧防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和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的關系，繼續支持與推動金融市場的改革開放，建立健全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下的跨境資本流動管理體系。與此同時，加強真實性合規性審核，嚴厲打擊外匯領域違法違規活動和投機力量，著力維護外匯市場的健康穩定運行。

潘功勝強調，不會重回資本管制的老路，“打開的窗戶不會再關上”。並且當前恰恰是推進流入端改革的重要時間窗口，亟須從戰略的視角繼續推進中國金融市場的改革開放。

2016年3月12日，潘功勝在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新聞發布會上答記者問

針對人民幣的未來，潘功勝強調，我國經濟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經常項目保持順差、財政狀況良好、金融體系穩健的基本面沒有改變，將繼續支持人民幣在全球貨幣體系中作為穩定的強勢貨幣，人民幣匯率有條件在增強彈性的同時，繼續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目前我國跨境資金流動正在向均衡狀態收斂，未來中國跨境收支的基礎十分穩健。

1.外匯市場波動不必過分反應

第一財經：金融危機期間，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經濟體漸次開啟量化寬松政策，隨著經濟的逐步企穩，QE政策將逐步退出。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也經歷了較大程度的波動，不同經濟體之間經濟增速、政策演進等差異影響著全球跨境資本流動。近些年來，全球資本流動出現了哪些新變化?

潘功勝：本世紀以來全球的跨境資金流動主要經歷了兩大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2000年至2013年，國際資本高強度流入新興經濟體。在2008年以前主要驅動因素是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比較強勁、資本回報率較高；2009年以後主要是主要發達經濟體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QE)，全球流動性充裕甚至泛濫。

第二個階段是2014年之後，隨著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放緩、發達國家貨幣政策分化，特別是美聯儲逐步退出QE並啟動加息進程，跨境資本流動開始轉向，從一些新興經濟體流出。

同時我們也註意到，目前全球經濟增長仍面臨較大不確定性，主要國家都面臨不少風險因素，國際金融市場波動、跨境資本流動撲朔迷離，跨境資本流動的流量、流速、流向、結構都處於動態的變換之中。

第一財經：如何看待2015、2016年中國呈現的資本流出的局面？中國跨境資本流動有哪些特征？

潘功勝：受全球資本流動格局變化影響，我國跨境資本流動也呈現出兩階段特征。2000年至2014年上半年，我國經常賬戶、資本和金融賬戶呈現較長時期的雙順差，外匯儲備余額快速增長。

2014年下半年以來，我國經常賬戶持續順差，但資本和金融賬戶呈現逆差，外匯儲備余額開始由升轉降。2014年下半年至2016年第一季度，境內主體增加境外資產、減少境外負債的行為加大了我國跨境資本凈流出壓力。但自2016年二季度以來，境內主體去外債杠桿化進程基本結束，非儲備性質金融賬戶的負債方已經恢複凈流入。

總的來說，對比2015年底和2016年底兩次美聯儲加息，我國跨境資金流動受到的影響是遞減的。兩次美聯儲加息以及加息之前的預期變化都導致了美元匯率走強，2015年四季度美元指數上升2.4%，2016年四季度上升7.1%，短期內都使得我國跨境資金流出壓力增加，但後一階段的影響程度明顯減弱。這主要是由於在美聯儲首次加息時，境內主體增持對外資產和償還負債的調整比較集中，但經過壓力釋放後，境內主體資產負債調整已更加平穩，使得我國化解外部影響跨境資金流動的能力得到提升。

展望未來，隨著我國深化改革的不斷推進、經濟結構日益優化、經濟發展的亮點和新動能不斷出現，經常賬戶順差和資本流入的基礎依然穩固。央行、外匯局在維護市場秩序等方面持續發力，也將保障我國跨境資金流動呈現有進有出、雙向波動的健康發展格局。

第一財經：前些年人民幣升值時，大家都在擔心資本流入過多。近一兩年來，對資本流出的擔憂情緒又有所上升。現階段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潘功勝：從長周期的視角看，跨境資本流入和流出並沒有好壞之分。不能簡單認為流入是好的，流出是不好的，還要具體分析流入、流出的結構和速度。例如，前些年我國跨境資本流入、外匯儲備增加大幅提高了我國的國際支付能力，增強了市場對我國經濟的信心，但流入壓力持續較大也加大了貨幣政策調控難度，推高了資產價格。

對近期的流出也同樣需要進行客觀、全面的評估與判斷。當前，中國跨境資本流出主要由三個部分構成。首先是對外直接投資。商務部的統計顯示，2016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64個國家和地區，累計實現直接投資11299.2億元，同比增長44.1%。今天中國的市場更加開放，市場主體在國際上也更為活躍。中國經濟已經從單純的商品輸出，轉向商品輸出與資本輸出並駕齊驅的新階段。

流出的第二大部分是中國公民境外旅遊與中國留學生海外教育的支付。這個體量也比較大。隨著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我國年出境旅遊人數已達1.2億人次;一個海外留學生一年學費可能5萬～6萬美元，加上生活費，一年合計就要7萬～8萬美元。這說明中國更加開放，未來下一代有更加寬廣的國際視野，有助於中國軟實力的提升。

流出的第三個部分是企業償還外債。前些年美元相對人民幣貶值，美元利息成本較低，企業願意到海外借外債。近幾年國內利率下降比較快，低利率環境下轉向國內融資更容易，企業傾向於提前償還美元外債，以此來降低貨幣錯配的風險，這是企業財務行為的調整。從2014年下半年到2016年上半年，跨境資本流出的主要表現形式之一正是償還外債。

2016年6月份之後，形勢發生變化，企業外債去杠桿化進程基本結束，企業外債規模又開始有所回升。數據顯示，2016年3月末外幣外債7600億美元，到9月末已達到約8600億美元，上升了1000億美元。

2.“打開的窗戶不會再關上”

第一財經：2016年末，美聯儲宣布加息，市場預期2017年美聯儲加息的強度和頻度將有所上升。在這樣的外部環境下，我國外匯管理的政策取向是什麽?

潘功勝：外匯管理的整體思路要兼顧兩點。一是堅持改革開放，便利跨境貿易投資，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二是防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維護外匯市場穩定。

在政策層面看，1996年中國經常項目已經實現可兌換，近年來資本項下直接投資也逐步實現基本可兌換，證券項下資本可兌換的程度也在逐步提高，中國經濟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趨勢不可更改。因此，我們堅持一個原則：打開的窗戶不會再關上。外匯管理政策不會後退，更不會走回資本管制的老路。

在外匯政策的執行上，我們依據現有的外匯管理政策，依法依規進行管理，加強對交易的真實性、合規性審核，打擊外匯領域違法違規活動，維護外匯市場的健康穩定運行。

第一財經：前面提到，資本流出第一大部分是對外直接投資。2016年來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增長迅速，尤其以跨境並購最為顯著。四部委最近出臺的監管政策在海內外引起高度關註，其背後的政策考量是怎樣的？

潘功勝：發改委、商務部、人民銀行與外匯局在2016年11月末的聯合答記者問中指出，中國對外投資的方針政策和管理原則是明確的，即堅持實施“走出去”戰略，堅持企業主體、市場原則、國際慣例、政府引導，備案制為主，當前也需要把推進對外投資便利化和防範風險結合起來，規範市場秩序，按有關規定對一些具有非理性、不規範的投資進行真實性、合規性核實，促進我國對外投資持續健康發展。

對外直接投資增長是落實中央“一帶一路”戰略和加強國際產能合作的重要成果，也使得中國對外經濟更加開放，市場主體更加活躍，總體而言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對外直接投資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出現了異常變化，則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前面提到，根據商務部的統計，2016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長了44%。在目前千億美元級的基礎上一年之內增長如此之快，其背後可能會帶來不少潛在問題。

正如一些媒體時常報道的那樣，2016年以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出現了一些不夠理性的傾向，一些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帶有很強的盲目性。應該說，對外並購是一朵“帶刺的玫瑰”，並購國外的企業並不是買下來就等於並購成功了，需要審慎的市場分析、有效的業務整合以實現最終的戰略目標。如果在短期內對外直接投資過快增長，若幹年後可能會暴露出很多問題，這對投資國和投資目的地國都是不利的。

盲目收購歷史上曾經有過深刻的教訓。上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企業橫掃美國地標建築，並發出“買下美國”的豪言壯語，但後來出現了很大的問題。盲目跨境並購就像在沙灘上捧起一把沙子，看著都抓住了，但最終沙子將從手心滑落。

我們在對外投資並購的日常監管中，確實也發現了一些異常情況，例如大額非主業投資、有限合夥企業對外投資、“母小子大”、“快設快出”等。這些類型的對外投資中存在不少風險隱患。為了使中國企業“走出去”更加健康、有序，監管部門有必要加強對外直接投資的引導。

中國政府支持國內的企業，特別是有能力、有條件的企業開展真實合規的對外投資活動，參與“一帶一路”的建設和國際產能合作，既有利於產業轉型升級，也有利於推動跟世界各國的務實合作。

第一財經：外商來華直接投資的情況如何?外界還有聲音反映外商投資企業利潤匯出操作層面存在障礙，這方面的政策是否有所變化？

潘功勝：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近期發布了一份報告，指出在全球特別是亞洲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大幅下降的情況下，2016年中國利用外資保持穩定增長。在2016年全球十大外資流入經濟體中，中國排名第三位，僅次於美國和英國。而且，中國利用外資的結構繼續優化，質量有所提高。流入服務業特別是高附加值服務業以及高技術制造業的外資繼續增長，外資持續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以及高附加值領域傾斜。聯合國貿發會議預測，2017年中國經濟增長將繼續保持在全球較高水平，產業結構將繼續升級，市場導向型外國投資有望保持增長。與此同時，隨著中國外資管理體制改革不斷深化，中國對外投資開放的領域將進一步拓寬。這將為外資流入註入新的動力，中國仍將是對外資最具吸引力的投資目的地之一，2017年吸引外資將繼續保持在高水平。

利用外資是我國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和開放型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利用外資的政策不會變，對外商投資企業合法權益的保障不會變，為各國企業在華投資興業提供更好服務的方向不會變。習近平主席不久前在達沃斯演講中明確談到“中國將積極營造寬松有序的投資環境”，國務院最近發布了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利用外資的若幹措施，努力為外商企業創造更加開放、公平、便利的投資環境。

外商來華直接投資在外匯管理方面已經實現了基本可兌換。匯入的外匯資本金可以意願結匯，在境內合法業務收入的匯出、增資、減資、轉股等交易行為憑有效材料直接在銀行辦理。

外商投資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產生的利潤可以在境內再投資，也可在完稅後自由匯出境外。外商投資企業正常的利潤匯出屬於經常項目，在政策層面沒有限制，直接在銀行辦理即可。當然，對於企業利潤匯出也是有真實性合規性的要求。例如，要求企業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規的要求彌補以前年度虧損，並向銀行提供董事會利潤分配決議、經審計的財務報表以及在中國的完稅證明。

3.外管政策未變，執法加強

第一財經：2017年年初，外匯管理部門對個人外匯信息申報管理進行了完善，這被外界理解為資本管制加強。這樣的理解是否準確?完善的背景是什麽?個人用匯是否會受到影響?

潘功勝：這是一個巧合，不能理解為外匯管制的加強。根據G20和國際協作有關原則，各成員國需在反洗錢、反恐怖融資、應對稅基侵蝕等方面加強合作配合，需要進一步增強金融交易的透明度，提高數據統計質量。

隨著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目前我國年出境人次已達1.2億，個人用匯明顯增多，但相應的國際收支個人購匯統計仍沿用過去較為簡化的模式。這種統計現狀既滿足不了經濟金融分析的需要,也與國際組織提出的進一步細化和提高國際收支統計要求有較大差距。

過去，我國國際收支個人購匯中存在一些漏洞，致使部分違規、欺詐、洗錢等行為時有發生，包括利用經常項目從事資本項目交易(比如海外購房和投資等),還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地下錢莊等違法行為，這擾亂了正常交易秩序，也對廣大遵守個人購匯規定的居民形成了利益侵蝕。在改進個人購匯事項申報統計後，外匯管理部門可據此加強事後核查，對有關違規違法行為加強管理和處置。

完善個人外匯信息申報管理，對境外留學和旅遊等用匯沒有影響，個人購匯政策沒有變化。出境留學，便利化額度內購匯，按規定進行完整、真實的信息申報;超過便利化額度的，提供本人因私護照及有效簽證、境外學校錄取通知書、學費證明或生活費用證明就可以購匯;出境旅遊，可以在便利化額度內按需購匯，也可在境外使用銀行卡消費，用匯不受影響。

完善個人購匯事項申報不涉及個人購匯額度和政策調整，從政策實施1個多月的實踐看，個人結售匯業務運行正常，規範個人結售匯市場秩序效果明顯。

第一財經：2016年年底，銀聯公開表示不能刷卡購資本項目投資性壽險，此舉也被外界解讀為加強資本管制的措施，你如何評論?

潘功勝：目前，購買境外保險有一部分是屬於經常項目下的，沒有限制，例如在外旅行購買的人身意外險、疾病保險等。但如果購買投資分紅險則屬於個人資本項下，目前我國還沒有開放。因此，境外購買投資類保險產品，違反了中國的現行外匯管理政策。

遵循國際慣例和外匯管理法規，2003年開始，中國銀聯對境外使用銀行卡購買保險實行類別碼管理和額度管理。這一政策一直沒有改變，但部分不良商戶與持卡人利用多次刷卡的交易方式規避限額管理，實現資本外逃目的。

部分境外保險公司通過誇大投資收益、散布虛假產品信息甚至提供高杠桿融資，為內地居民量身定做和推銷“資本外逃式”大額投資性保險產品。例如，宣稱年化收益率達到6%甚至超過10%;2～3年內無損失拿回全部本金等。這已超出投資性保險產品的範疇，成為資本外逃、非法洗錢、避稅以及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通道。這些行為既嚴重幹擾境內外匯市場秩序，也催生了一些境外保險市場的泡沫和地下錢莊的活躍。

無論是從法理角度，從穩定金融市場角度，還是反洗錢角度，這類行為都應該進行規範。

第一財經：按照我們的理解，外匯管理政策未變、執法加強主要是針對非法跨境資金轉移和違規個人購匯，那麽新的一年，外匯管理部門對這些問題有何舉措？

潘功勝：針對企業虛假對外投資、虛假利潤匯出、偽造構造貿易背景騙匯、個人分拆購付匯、非法買賣外匯以及假借貿易或投資渠道對外轉移資產等違法違規行為，外匯監管部門將強化監管和打擊。

近年來，一些不法企業存在借助貨物貿易渠道，虛構貿易進行跨境套利或違規調配跨境資金的異常行為。例如：無真實貿易背景購付匯，或涉嫌利用貿易渠道向境外轉移資金；借助“離岸轉手買賣”渠道構造虛假貿易、套取境內外利差和匯差等。在直接投資領域，存在利用虛假境外投資轉移財產等違法行為。

對於地下錢莊、套匯以及騙購外匯等違法犯罪活動，我們保持了高壓的打擊態勢。2016年以來，外匯局聯手公安部門破獲的地下錢莊案件81起，查處外匯案件1900余起，罰款4億多元人民幣。

對於個人購匯違規，則通過加強對銀行辦理個人購付匯業務真實性、合規性檢查，提高對個人申報信息和交易數據的監測、分析、篩選、審查頻率。虛假申報、騙匯、欺詐、違規使用和非法轉移外匯資金等違法違規行為，將被列入“關註名單”，在未來一定時期內限制或禁止購匯，依法納入個人信用記錄，予以行政處罰，進行反洗錢調查，移送司法機關處理等。

下一步將進一步加大對違法違規行為的查處和懲罰力度，維護外匯市場健康的運行秩序。同時，將外部監管內化成被監管者的自律，這是中國未來金融監管很重要的方向。

4.擴大金融市場雙向開放

第一財經：前些年，我國資本流入壓力較大。最近一兩年，情況發生變化，流入壓力緩解，流出壓力增加。換個角度看，當前是否為推進流入端改革的時間窗口？

潘功勝：我們將基於戰略的角度繼續推動中國金融市場的改革開放，應該說目前是流入端政策改革比較好的時機。我們的舉措既要有利於眼前，更要有利於長遠，既要推動中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又要有利於當下外匯市場供求關系的平衡。改革需要尋找時機和推動的窗口，找不準時機，會在政策層面和社會層面都遇到較大阻力。從各方面的情況看，現在確是推動流入端外匯政策改革的重要時間窗口。

事實上，2016年以來，人民銀行、外匯局已經出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實施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推動銀行間債券市場全面向境外機構投資者開放；深化QFII外匯管理改革；進一步便利企業資本項下結匯，等等。

近日，國務院印發了《關於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利用外資若幹措施的通知》，提出重點放寬銀行類金融機構、證券公司、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期貨公司、保險公司、保險中介機構外資準入限制。

第一財經：我國債券市場最近幾年規模迅速增加。2016年，債券市場發行各類債券規模達36.1萬億元，年末債券市場托管余額高達63.7萬億元。但與發達國家債市相比，開放程度卻仍有一定差距。債券市場下一步加大對外開放的措施有哪些？

潘功勝：近年來，中國債券市場借鑒國際經驗並結合中國實際，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取得了較好的發展成績，已成為全球第三大債券市場，具有多元化的投資者結構、多樣性的債券產品、較為完善的債券市場基礎設施。在中國經濟金融深度融入全球化的背景下，繼續推進債券市場對外開放是我國構建市場化、開放型金融市場體系的必然要求，也是在經濟新常態下推動經濟提質增效和轉型升級的必然選擇。

與發達市場相比，我國債券市場的開放程度還有較大差距。境外發行人在境內市場發行債券還處於試點階段，境外投資人持有境內債券的余額占比尚不到2%，市場開放的深度依然有限。

中國債券市場將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推動創新，提高境外機構在境內債券市場發行和交易的便利性。一是在總結現有經驗基礎上，研究適合境外發行人的信息披露、信用評級等制度，為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境外機構在境內發行債券提供便利。二是順應境外投資者的需求，為其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提供資金匯兌、風險對沖等方面的便利，實行更加市場友好的管理措施。三是根據境外投資者的交易和結算習慣，探索境內外交易平臺、清算結算機構等基礎設施合作，研究中國現有的中央托管制度與國際廣泛采用的多級托管制度之間的銜接。四是推進自律機制、自律組織、自律規則在對外開放中的運用和完善。

近期，彭博宣布了新設兩項包含中國債券市場的指數，邁出了將中國債券市場納入國際主要債券指數的第一步，其他的國際主要債券指數供應商(花旗銀行、摩根大通)也正在積極的研究評估之中。隨著中國債券市場的持續發展，以及基於國際規則的對外開放的深入推進，相信中國債券市場終會被納入國際主要債券指數。這無疑有利於吸引更多境外資金投資中國債市，推動中國債券市場的進一步對外開放。

第一財經：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是資本項目開放中重要且關鍵的一環。你對現階段外資參與國內證券市場的現狀如何評價?

潘功勝：近年來，按照中央的決策部署，持續穩步推進資本市場改革開放，外資參與中國境內證券市場的便利化水平大幅提高。

2016年以來，先後實施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和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外匯管理改革，取消單家機構投資額度上限，境外合格機構投資者可依據其資產規模的一定比例自動獲得投資額度，基礎額度內額度申請無需審批;取消機構投資資金匯入期限要求，允許開放式基金按日申購、贖回，並將鎖定期從一年縮短為三個月，進一步便利資金匯出。同時，推動銀行間債券市場對外開放，對境外機構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不設額度限制，無鎖定期要求。此外，開通深港通，取消滬港通、深港通總規模限制等。

自2016年6月至12月底，新增數十家QFII、RQFII機構投資境內證券市場，投資額度超過100億美元，其中既有主權類機構、共同基金，也包括各類商業性機構。

第一財經：2016年，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在全國範圍內實施，2017年初央行又發文對這一政策進行升級。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的要點有哪些?

潘功勝：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的核心是簡政放權，通過優化外匯管理和服務，提升市場主體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質量和效率。主要的政策考慮就包括實施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打造跨國公司外匯資金集中運營管理“升級版”;允許中資企業外債結匯，統一中、外資企業外債待遇;審慎有序推進跨境融資管理改革;人民銀行和外匯局取消事前審批，允許企業在統一規則下，自主決定借用本外幣外債的規模和時機;加強全口徑外債和跨境融資統計監測，完善宏觀審慎管理。

5.外儲合理波動“新常態”

第一財經：2月7日,央行公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1月末,外匯儲備29982億美元，環比減少123億美元，跌破3萬億的整數關口。外匯儲備是否足以應對當前的資本流動現狀?

潘功勝：外匯儲備是一個連續變量，在複雜多變的經濟金融環境下，儲備規模上下波動是正常的，無需特別看重所謂的“整數窗口”。我國外匯儲備規模迄今仍是全球最高水平，國際支付能力總體較強。根據最新統計，截至2016年底，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約占全球外匯儲備規模的28%，位居世界第一，明顯高於排名第二位的日本(1.16萬億美元)和其他國家。

註：根據各國數據發布的時間不同，上表顯示規模為目前彭博上可獲得數據。其中中國內地規模截至2017年1月末，日本、中國臺灣規模截至2016年12月底，俄羅斯、巴西數據截至2016年11月底，瑞士、沙特、中國香港、韓國規模截至2016年10月底，印度數據截至2017年1月6日。

一國持有多少外匯儲備算是合理水平，國際和國內都沒有統一的標準，需綜合考慮本國的宏觀經濟條件、經濟開放程度、利用外資和國際融資能力、經濟金融體系的成熟程度等多方面因素。傳統上使用3～6個月進口額或100%短期外債等指標衡量，近期IMF也有工作論文建議以綜合指標衡量。總體看，無論是以外匯儲備的絕對規模，還是以其他各種充足性指標進行衡量，我國外匯儲備都是十分充足的。

第一財經：2017年，如何評估外部世界風險，對我國未來跨境資本流動形勢又如何研判?

潘功勝：2017年，世界經濟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凸顯，一些出乎意料的重大“黑天鵝”事件可能造成新的沖擊。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仍在延續，低增長、低貿易和有效需求不足的國際大環境難有改變。美國新政府上臺後內外政策動向不明、美聯儲下一步加息預期增強、逆全球化和各國政策內顧傾向擡頭、地緣政治關系複雜變化等，都會通過貿易、投資、金融等途徑影響經濟金融穩定。

具體到中國，目前我國跨境資金流動正在向均衡狀態收斂，中國跨境收支的基礎依舊十分穩健，未來國際收支平穩運行的根本性支撐因素依然較多。

首先，國內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未發生實質性改變。2016年，中國GDP達到74.4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6.7%。在經濟體量不斷增大的情況下，經濟增速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仍居前列，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步伐正在加快，新經濟動能正在增強。其次，我國貨物貿易以及經常賬戶的順差趨勢沒有改變，順差形成的原因和結構也基本合理。再次，境外長期資本依然看好我國的經濟發展前景和市場潛力，以長期投資為目的的外資將繼續流入。據商務部統計，2016年，我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達8132.2億元，同比增長4.1%。最後，我國外匯儲備仍然充足，並且外匯儲備在多元化、分散化的投資策略下，不同貨幣和資產之間有效發揮了此消彼長、風險對沖的效果，這是我國抵禦外部沖擊的一個強有力的基礎。跨境資本流動最終還是要回歸基本面，對此我充滿信心。

國家工商總局原副局長孫鴻誌一審被判18年

據人民日報客戶端消息，2017年2月17日，山東省泰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宣判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原副局長孫鴻誌受賄、貪汙、巨額財產來源不明案，對被告人孫鴻誌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一百五十萬元;以貪汙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三十萬元;以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八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一百八十萬元。對孫鴻誌受賄所得、不能說明來源的非法所得予以追繳，上繳國庫;貪汙所得依法返還吉林省松原市人民政府;虎皮、豹皮各一張予以沒收，上繳國庫。

經審理查明：2002年至2014年，被告人孫鴻誌利用擔任吉林省煤炭工業局副局長、黨組書記、局長、中共松原市委副書記、松原市人民政府市長、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廣告監督管理司司長、副局長等職務上的便利以及職權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相關單位和個人在申請、核銷借款、承攬工程及職務晉升等事項上提供幫助，單獨或夥同其妻非法收受相關單位和個人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1420.824971萬元。

2009年春節前至2014年11月，被告人孫鴻誌利用擔任松原市人民政府市長職務上的便利，侵吞公款人民幣164.188202萬元。

截至案發前，被告人孫鴻誌家庭財產及支出共計折合人民幣3525.522112萬元，其中能夠說明來源的財產共計折合人民幣2571.532535萬元。孫鴻誌對折合人民幣953.989577萬元的財產不能說明來源。

泰安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孫鴻誌的行為構成受賄罪、貪汙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鑒於孫鴻誌到案後，如實供述辦案機關已經掌握的大部分受賄、貪汙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的犯罪事實，主動坦白辦案機關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賄、貪汙的犯罪事實，認罪、悔罪，涉案款物已全部追繳，其中部分贓款系其主動退繳，具有法定、酌定從輕處罰情節，依法可對其從輕處罰。法庭遂作出上述判決。

孫鴻誌簡歷

孫鴻誌，男，漢族，1965年9月生，吉林蛟河人，1986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6年7月參加工作，阜新礦業學院電氣工程系電氣自動化專業、吉林大學管理學院技術經濟及管理專業畢業，研究生學歷，工學碩士和管理學博士，高級工程師，研究員。

1986.07-1990.09長春煤炭科學研究所自動控制室研究人員、助理工程師(其間：1986.07-1989.09在阜新礦業學院電氣工程系電氣化與自動化專業全日制研究生學習，1989.09獲電氣化與自動化專業碩士學位。)

1990.09-1995.03東北內蒙古煤炭工業公司科技中心工程師、科技處科長

1995.03-1997.01長春煤炭科技中心實業開發總公司副總經理(副處級)

1997.01-1998.03長春煤炭科技中心副主任(正處級)

1998.03-1999.05長春煤炭科技中心副主任(副廳級)

1999.05-1999.11長春煤炭科技中心主任兼長春煤炭科學研究所所長(副廳級)(期間：1999年4月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及證書)

1999.11-2001.07長春煤炭科技中心主任、黨委書記

2001.07-2001.11吉林省煤炭工業局副局長

2001.11-2004.09吉林省煤炭工業局副局長、黨組成員(其間：1999.09-2004.07在吉林大學管理學院技術經濟及管理專業全日制研究生學習，2004.06獲管理學博士學位)

2004.09-2005.01吉林省煤炭工業局局長、黨組副書記(正廳級)

2005.01-2006.03吉林省煤炭工業局局長、黨組書記

2006.03-2006.12吉林省松原市委副書記、代市長

2006.12-2010.12吉林省松原市委副書記、市長(其間：2007.01-2008.09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學博士後科研流動站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

2011.01-2013.05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廣告監督司司長

2013.05-2015.01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黨組成員、副局長

2014.12，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組織調查。

國家安監總局原局長楊棟梁受賄2849萬 一審獲刑15年

2月21日，據人民日報客戶端消息，2017年2月21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宣判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原局長楊棟梁受賄、貪汙一案，對被告人楊棟梁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六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一百八十萬元;以貪汙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五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二百萬元;對楊棟梁受賄所得財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繳，上繳國庫;貪汙所得財物依法返還被害單位。楊棟梁當庭表示服判，不上訴。

楊棟梁

經審理查明：2002年至2015年，被告人楊棟梁先後擔任天津市副市長、天津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天津陸軍預備役高炮師第一政委、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黨組書記期間，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相關單位和個人在企業經營、職務調整、承攬工程等事項上提供幫助，非法收受他人給予的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2849萬余元。

1999年4月，被告人楊棟梁在擔任天津市經濟委員會主任期間，以所在單位向天津市工業房地產開發總公司多劃撥25萬元基建款的方式，購買了位於天津市和平區新疆路保疆里小區5-501房屋一套，並未進行國有資產登記。2001年4月，楊棟梁調離市經委主任時，未向天津市經委移交該房產。天津市經委也不掌握該房屋。經鑒定，該案房產價值人民幣27.08萬元。

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楊棟梁的行為構成受賄罪和貪汙罪。鑒於楊棟梁到案後能夠如實供述自己罪行，並主動交代辦案機關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賄犯罪事實;認罪悔罪，積極退贓，贓款贓物已全部追繳，具有法定、酌定從輕處罰情節，依法可以從輕處罰。法庭遂作出上述判決。

附簡歷：

1972.10—1973.04，大港油田鉆井一部32210隊工人；

1973.04—1975.05，華北石油會戰指揮部鉆井一部32169隊工人、副指導員、指導員；

1975.05—1976.04，華北石油會戰指揮部鉆井一部一大隊副教導員、部政治處副主任；

1976.04—1980.10，華北石油會戰指揮部鉆井一部黨委副書記、勘探三部黨委副書記；

1980.10—1983.06，華北石油會戰指揮部勘探三部黨委副書記兼政治處主任；

1983.06—1985.09，華北石油管理局黨委副書記；

1985.09—1987.09，北京石油管理幹部學院企業管理系石油管理工程專業學習（其間：1985.09—1986.09任華北石油管理局黨委副書記）；

1987.09—1987.11，中原石油勘探局鉆井一公司黨委書記；

1987.11—1991.07，中原石油勘探局鉆井一公司黨委書記兼經理；

1991.07—1994.07，中原石油化工工程建設指揮部副指揮長；

1994.07—1996.09，天津市聯合化學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1996.09—1997.08，天津市經委副主任；

1997.08—1998.06，天津市機電工業總公司黨委書記（1995.09—1998.01在中央黨校在職研究生班政治經濟學專業學習）；

1998.06—2001.03，天津市委工業工委副書記、市經委主任；

2001.03—2004.06，天津市副市長；

2004.06—2005.12，天津市副市長、市國資委主任；

2005.12—2007.12，天津市委常委、副市長，市國資委主任（2004.09—2007.01在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學專業學習，獲法學博士學位）；

2007.12—2009.05，天津市委常委、副市長兼市國資委主任，分管政府常務工作；

2009.05—2012.05，天津市委常委、副市長，分管政府常務工作；

2012.05—2015.08，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局長、黨組書記；

中共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央行研究局局長徐忠：全面理解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

據《清華金融評論》報道，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徐忠指出，管好貨幣信貸總量，調節好貨幣閘門，是做好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工作的重要基礎。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2017年貨幣政策要保持穩健中性，這是在深入分析當前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和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突出矛盾和問題基礎上做出的重要部署，為把握好貨幣政策調控力度和節奏、平衡好多個目標之間的關系指明了方向。

貨幣政策保持穩健中性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客觀要求

穩健的貨幣政策自2011年實施以來已有六個年頭，總體來看取得了顯著效果。一是實現了貨幣政策由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時期的非常態向常態的及時回歸，降低了貨幣信貸條件過度寬松引起的經濟金融風險的過度積累;二是宏觀調控的針對性和有效性進一步增強，有力地支持了經濟增長運行在合理區間;三是積極探索貨幣政策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造了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推動“三去一降一補”取得積極進展，產業結構、需求結構、收入結構等繼續優化，經濟新的動能正在積聚，傳統動能的改造升級也在加快。

但同時應該清醒認識到，目前6.7%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主要依靠房地產和基建投資拉動，主要依靠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負債快速上升取得，不具可持續性。從當前形勢看，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雖然有周期性、總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國內長期積累的部分結構性問題和深層次矛盾還有所固化，甚至惡化。從總需求角度看，主要表現為內需與外需、投資與消費的失衡。從投資方面看，存在房地產投資和實體經濟的失衡，投資增長對房地產和基建投資的依賴較大。從產業結構看，結構矛盾表現為高耗能高汙染等重化工業產能嚴重過剩。從市場結構看，在資源、電信、金融、交通、教育、醫療等產業領域存在壟斷，運行效率較低。從經濟增長動力結構看，各類要素成本快速上漲，依靠要素投入驅動的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驅動的模式尚待形成。

這些經濟運行中的結構性問題，部分是我國經濟發展自身演進的結果，例如內需與外需、投資與消費、產業結構內部的失衡，都是我國經濟轉軌發展的必經階段，在我國經濟逐步進入新常態後，這些經濟結構已不可持續，需要一定的時間調整轉型。部分是體制機制障礙及相關政策導致的，需要通過改革消除障礙。從過去幾年經驗看，受經濟下行壓力較大、金融市場出現較大波動等多種原因影響，部分時段的貨幣政策在實施上可能是穩健略偏寬松的。這種流動性狀態不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結構性矛盾，而且貨幣信貸過快增長很可能是飲鴆止渴，進一步扭曲和固化結構性問題，導致產能過剩進一步加深、企業部門杠桿率的進一步高位攀升、房地產市場和金融資產進一步膨脹、金融風險進一步集聚，甚至導致出於穩定金融體系的需要，倒逼央行進一步註入流動性的惡性循環。總之，在結構性問題成為當前主要矛盾、總需求刺激政策的效果邊際遞減的情況下，不能重回總量寬松、粗放刺激的老路，必須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想辦法，必須在結構調整、經濟轉型和改革上取得突破，努力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在此過程中，貨幣政策總體保持審慎和穩健，突出中性態勢，不松不緊，既保持合理經濟增長必要的流動性供給，又能為新舊動能轉換和結構轉型升級創造必要的壓力，是做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總需求管理的題中應有之義。

貨幣政策保持穩健中性是防範金融風險，

尤其是平衡好維持金融穩定與防範道德風險之間關系的宏觀保障

風險多發易發是當前金融領域的突出特征。從國際環境看，全球經濟還未走出國際金融危機後的深度調整期，主要經濟體複蘇不一，全球經濟總體上仍然乏力，未來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走向等不確定因素增大，尤其是民粹主義、去全球化和保護主義擡頭，地緣政治和社會不穩定性增加，逐漸成為影響全球經濟複蘇的重大風險。金融領域潛在風險仍在積聚，金融市場動蕩不定的態勢短期內可能難以改觀。從國內環境看，處在深刻轉型期和關鍵跨越期的中國經濟，過去經濟高速增長掩蓋下的一些體制性、結構性矛盾和問題正在“水落石出”、持續暴露，經濟運行內生增長動力尚待增強，金融改革處於攻堅階段，經濟金融領域風險暴露有所增多。2015年股票市場大幅波動，2016年初外匯市場、期貨市場、票據市場風險聯動，一線城市和部分二線城市房地產價格高速增長，年底債券市場又成為廣泛關註的焦點，充分說明我國當前金融運行進入風險敏感期、脆弱期、多發期。因此，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強調“要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決心處置一批風險點，著力防控資產泡沫，提高和改進監管能力，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

綜觀全球諸多典型的系統性金融風險案例，其形成和破滅的具體因素固然有所不同，但形成過程大致沿著一個極其相似的線路圖：持續寬松的貨幣政策伴隨信貸的易獲性，導致信貸過度擴張和資產價格上揚相互刺激，進而引發資產泡沫和金融危機。借鑒國際經驗和教訓，要做好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工作、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關鍵是要調節好貨幣閘門，保持流動性總量基本穩定，防止因貨幣供應寬松而產生加杠桿效應和放大資產泡沫，在宏觀上有效助力防範風險。

尤為重要的是，保持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有利於平衡好維持金融穩定與防範道德風險之間的關系。長期以來，我國對金融風險的容忍度較低，一定程度上存在“花錢買穩定”的傾向，公共資源過度使用導致道德風險普遍存在。一方面，部分金融機構事實上享受隱性擔保，成本外部化，缺乏審慎經營和風險控制的動力。部分金融產品仍存在剛性兌付，投資者缺乏風險意識，客觀上助長了高風險活動;另一方面，維護金融穩定過度依賴央行流動性支持，央行很難在維護金融穩定和防範道德風險之間把握平衡。一旦出現問題，央行往往在不了解風險信息的情況下被動提供流動性支持，使得部分金融機構過度投機套利，加劇金融與實體經濟失衡。保持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合理引導利率水平，有利於在總量上防止資金“脫實向虛”“以錢炒錢”以及不合理的加杠桿行為，在維護金融穩定的同時抑制道德風險，切斷“事後無限救助—放松風險防控”的惡性循環鏈條。

貨幣政策保持穩健中性是順應國際經濟金融形勢

變化的主動選擇

以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為代表的總需求刺激政策邊際效用遞減，全球貨幣政策都面臨回歸常態的現實要求。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發達國家吸取了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教訓—在危機時緊縮的貨幣政策會導致通貨緊縮、加劇危機，紛紛實施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並一再加碼，直至采取負利率。八年多來的全球實踐表明，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在維持金融穩定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但其在促進經濟複蘇方面效果並不明顯。尤其在沒有結構調整改革和財政政策的支持下，過度刺激的貨幣政策最終只會導致全球金融市場泡沫和高杠桿。日本央行2016年初進一步實施負利率，之後又提出附加收益率曲線控制的新型量化質化寬松(QQE)，要將10年期國債收益率保持在零附近，但市場反應消極，日元不貶反升。從主要經濟體經驗看，寬松貨幣政策的效果是遞減的，全球貨幣政策都面臨回歸常態的現實要求，並已不同程度開始行動。我國近年來也有貨幣政策效應遞減問題，同樣要借鑒國際經驗適時適度調整。

從當前形勢看，美國已進入加息周期。事實上，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後，一旦美國進入加息周期，往往對新興市場國家造成很大的沖擊。上世紀80年代初的拉美債務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均與此有關。當前，美國經濟增長恢複相對較快，美聯儲貨幣政策緊縮，加息的力度和節奏對全球匯市、股市、債市以及國際資本流動產生重大影響，特別是對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資本流動和匯率產生很大沖擊。與此同時，我國高度融入全球經濟金融體系，人民幣2016年正式加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金融市場進一步對外開放，跨境資本流動規模不斷上升，在此開放格局下，貨幣政策應未雨綢繆，保持穩健中性，防止利率、匯率、跨境資本流動以及國內金融市場出現過大波動。

貨幣政策保持穩健中性“功夫在畫外”，應大力推進結構性改革，

做好貨幣政策與其他宏觀政策的協調配合

和其他任何政策一樣，貨幣政策實施不是孤立的，必然和其所處的實施環境相互作用和影響。事實上，過去一個時期穩健的貨幣政策在實際執行中之所以容易偏寬松，資金流向不盡合理，甚至出現以錢炒錢，其背後深層因素，仍是體制機制障礙作怪，仍是經濟結構不合理。正因如此，近年來中央反複強調要以“三去一降一補”為突破口，通過深化改革提升供給側質量。對於貨幣政策乃至整個金融體系而言，供給側的改善就是增長新動能的釋放和結構的改善，就是價格扭曲的校正和市場公平競爭環境的創造，就是全要素生產率和投資回報率的提升。如此，則資金自然流向實體經濟，貨幣政策傳導渠道不通也難。就貨幣政策本身而言，畢竟在性質上只是一個總量政策，對供給側結構改善能做的最大貢獻，就是保持必要的戰略定力和耐心，創造一個中性適宜的總需求環境，無法從體制上、機制上徹底解決企業部門的高杠桿率、產能過剩，以

及國企部門運行效率偏低等問題，這些問題關鍵還是要靠自身的深化改革。在當前條件下，重點應推進三大結構性改革，打好三大殲滅戰，實現3個“Big Bang s”。

一是大幅放寬民間資本進入壟斷行業。這是在有利於傳統行業去產能的同時發展新經濟，也可遏制民間資本國內投資減少、境外投資大幅增加的趨勢。

盡管中央出臺了一系列文件，但一些壟斷行業的市場準入關卡仍然難以逾越。一些基礎設施領域的民間投資占比，低的不到5%，高的也就30%。部分領域即使開了一道口子，但背後還有一道道的“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應該抓緊制定出臺大幅放寬電力、電信、交通、石油、天然氣、市政公用等領域市場準入的方案和政策措施，制定出臺支持民間資本發展養老、健康、家政、教育培訓、文化教育等服務的具體辦法。同時，實施更具包容性的財稅政策、產業政策，營造公平競爭環境，創新壟斷行業與民間資本合作機制，避免“只讓出錢、不讓發言”的不平等合作方式，努力做到同股同權。

二是深化中央與地方財稅體制改革，促進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更健康。2016年，中央與地方稅收收入劃分，以及中央與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均已正式啟動。尤其是“營改增”試點全面推開，意味著地方主體稅種營業稅將成為歷史。盡管“營改增”試點期間采取了“打標簽”全部作為地方收入的辦法，但這是改革初期為不影響地方財力的過渡性安排，改革方向依然是增加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未來，地方政府缺乏主體稅種、事權與財力不匹配的矛盾可能進一步凸顯。我國改革的一條重要成功經驗是充分調動中央和地方的兩個積極性，其中，應該充分調動地方的首創精神和改革動力。因此，還應考慮適度提高地方財政收入比重，加強地方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建設，使地方政府具備與其職責相匹配的財權與財力，使地方政府擺脫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在政策上，應深入研究財產稅的實施路徑並加快推廣，全面改革資源稅，加快推進消費稅改革，培育地方主體稅種，增強地方自主發展能力。

三是以強化金融監管為突破口推進金融體制改革。當前，我國金融運行進入風險敏感期、多發期，2015年的股市異常波動給我們敲響了警鐘，進一步強化監管也成為本輪國際金融危機後的普遍共識。從我國面臨的實際狀況出發，金融改革的突破口主要在改革現行分業監管的體制，以適應日趨混業經營的格局。對中央銀行而言要加強宏觀審慎管理職能，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重點在兩個方面：一是要糾正現行體制下監管機構地盤意識和行業保護傾向，強化金融基礎設施的建設，建立覆蓋全市場的交易報告庫制度，增強市場透明度，實行穿透式監管，有效防範系統性風險;二是要賦予中央銀行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權。只有做到這兩點，才能為其他金融改革創造一個穩定的金融環境，才能有效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糾正資金脫實向虛的不良傾向。

總之，在當前形勢下再次強調貨幣政策要保持穩健中性，不是簡單地適應宏觀經濟周期變化，而是著眼於國際國內大局特別是我國經濟步入新常態這一更為深刻持久的變化，著眼於配合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政策主線，為其創造適宜的環境。在上述背景下實施好穩健的貨幣政策，既要註重政策本身，更要註重政策實施環境的改善。就政策本身而言，在力度上要更為中性，既要保持流動性總量基本穩定，又要有一定的倒逼壓力。在方式上要更加註重改革創新，既要註重數量型傳統工具，也要針對金融創新發展和貨幣創造渠道的變化，進一步強化價格型調控和傳導，逐步探討將更多金融活動和金融市場納入宏觀審慎管理， 優化完善風險防範和處置的各項制度安排，在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同時，提高金融運行效率和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在結構上要更加優化，在保持總量力度穩健中性的前提下，加強與財政政策、金融監管等的配合，用好信貸政策支持再貸款等結構性工具，去產能，補短板，調結構。在實施上要更加註重預期管理。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全球經濟仍將面臨深刻調整、國內經濟也處於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同時過去一個時期貨幣政策的寬松前所未有。經濟轉型的不確定性疊加流動性泛濫，使得金融市場風險明顯上升，各類“黑天鵝”事件頻發。這一背景下，貨幣政策的任何變化都變得高度敏感，加強預期引導顯得尤為重要。從國際經驗看，無論是上世紀8 0年代以來貨幣政策操作的逐漸規則化，還是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前瞻性指引的增強。都反映了預期管理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應通過多種方式加強與市場溝通，合理引導市場預期，避免市場誤讀和擾動，著力防止市場流動性恐慌情緒蔓延倒逼央行被動救助。

國家糧食局來了新局長 山東省原副省長張務鋒補缺

國家糧食局來了新局長。

近日，國家糧食局網站“局領導”欄目更新，張務鋒已於2017年2月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黨組成員，國家糧食局黨組書記、局長。據資料顯示，張務鋒此前擔任山東省人民政府副省長、黨組成員。

自2016年10月，國家糧食局原局長任正曉任河南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以來，局長一職一直空缺。於今年1月7日召開的全國糧食流通工作會議上，在局長人選空缺的情況下，由國家糧食局黨組成員、副局長徐鳴作了工作報告。

山東省幹部進京

根據國家糧食局官方網站顯示，現年57歲的新任局長張務鋒是山東萊蕪人。張務鋒長期在山東省內工作，仕途起步於山東省工商局。

據《濟南日報》報道，參加工作之初，張務鋒在省工商局市場管理處當辦事員。4年後，他於1984年年初升任省工商局團委副書記，基層教育處副科長。之後，他先後擔任過省工商局辦公室副主任、主任等職務，並於40歲時升任省工商局副局長、黨組成員。

2006年，46歲的張務鋒離開已工作了27年的省工商局，前往1994年12月才設立的地級市臨沂任職，出任臨沂市委常委、副市長。而臨沂也是山東省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在擔任臨沂市委常委、副市長僅4個月後，他就轉任臨沂市委副書記，隨即駛入官場晉升的快車道。

2011年年初，張務鋒任臨沂市委副書記、市長、市政府黨組書記，正式進入正廳級幹部序列。據《臨沂日報》報道，張務鋒主持市政府常務會議。會議提出，特別要高度重視糧食合作社的建設，增強糧食生產和轉化能力，保障國家糧食安全。

經歷過兩年臨沂市長這一地方主官的歷練後，張務鋒於2013年年初重回省會，擔任山東省發展改革委黨組書記、主任。

當年12月30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成立。次年年初，山東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成立。至2015年7月，在擔任省發展改革委黨組書記、主任的兩年多時間內，張務鋒先後兼任山東省區域發展戰略推進辦公室主任和中共山東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隨後，他晉升山東省人民政府副省長、黨組成員，躋身副省部級幹部序列。

在山東省政府領導的分管領域中，張務鋒負責工業和信息化、環境保護、安全生產、應急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分管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省國防科技工業辦公室)、省環境保護廳、省安全生產監督管理局。

不足兩年時間，張務鋒上調北京，擔任國家糧食局黨組書記、局長，同時也重新進入發展改革委系統，成為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黨組成員。

糧食流通領域的改革重點
 
作為農業大國，新中國建立以來，中央歷來十分重視糧食工作。糧食主管部門也多次發生變革，目前的國家糧食局於2000年3月設立，是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管理的負責全國糧食流通宏觀調控具體業務、行業指導和中央儲備糧行政管理的行政機構。

2017年是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一年，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做好糧食流通工作意義重大。這同樣也是擺在現任局長面前的重任。

當前我國糧食安全面臨新形勢新情況，“三高”即高產量、高庫存、高進口的特征明顯，糧食庫存多，進口沖擊大，部分糧食品種階段性過剩。在庫存高企和國際市場供大於需的情況下，國內糧價面臨很大壓力，糧食收儲矛盾突出，農民增收、農業增效受到影響。

在今年1月7日召開的全國糧食流通工作會議上，國家發展改革委原主任徐紹史提到，從長遠看，我國有13億多人口，糧食供求緊平衡的趨勢不會變，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壓力不會減。

他提到，在工作中，要把握好三個方面，即堅持糧食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不動搖、確保糧食生產能力不降低、確保農民增收勢頭不逆轉。

值得關註的是，糧價在走低，農民務工收入增長也在放緩，農民增收面臨較大困難。

徐紹史說，在這種情況下，取消玉米臨時收儲政策，調整完善稻谷、小麥最低收購價，工作壓力很大。他建議，要多了解農民訴求，多了解糧食流通中的實際問題，多提切實可行的意見建議，把握好工作的力度和節奏。既要穩步推進糧食市場化價格形成機制，逐步實現市場定價，真正反映供求關系，又要防止糧食價格大幅波動，特別是要避免糧價過快下跌。要進一步完善種糧農民補貼機制，確保種糧農民有收益、不吃虧。

在糧食價格形成機制方面，中央一直以來都堅持以市場化為導向。

自從2014年啟動大豆目標價格改革試點以來，2015年取消了油菜籽臨時收儲，調整玉米臨儲價格，2016年玉米臨時收儲政策調整為“市場化”新機制。根據中央的部署，今後玉米要“再接再厲、全力推進”收儲制度改革，稻谷、小麥繼續執行並完善最低收購價政策。

當前庫存壓力巨大，在今年的全國糧食流通工作會議上，徐鳴提到，糧食的庫存大部分集中在政府手中，占到85%以上，其中中央事權的糧食又占88%，財政負擔重、資源浪費大。

庫存的高企根源在於玉米臨儲收購政策。始自2007年的玉米臨時收儲政策，初衷本是鼓勵主產區玉米種植，保證國家糧食安全。然而，從2011年以後，包括玉米在內的國際大宗農產品價格大幅跳水，而中國玉米收儲價格卻逐年提升，這讓國內庫存不斷堆積，玉米出現嚴重供給過剩。收儲政策嚴重扭曲整個玉米產業鏈，玉米的敞開收購更是為庫存和財政帶來沈重負擔。

於是，農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需要打好組合拳，執行玉米去庫存戰略的關鍵就在於不能再像過去那樣“敞開收購”了，與此同時，配套調整玉米種植結構，控制住庫存增量，以及嚴格控制玉米和高粱、大麥等替代品的進口。

簡歷：

張務鋒，男，1960年10月出生，漢族，山東萊蕪人。1979年12月參加工作。1984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研究生。

歷任山東省工商局辦公室副主任、主任。

1997.11--2000.08 山東省工商局黨組成員、辦公室主任

（1995.09--1998.02 中央黨校函授學院政法專業學習）

2000.08--2006.12 山東省工商局副局長、黨組成員

（2005.09--2006.01 中央黨校半年制中青班第4期學習）

2006.12--2007.03 山東省臨沂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

2007.03--2011.01 山東省臨沂市委副書記

（2007.03--2008.01 中央黨校在職幹部研究生班經濟管理專業學習）

2011.01--2011.02 山東省臨沂市委副書記、副市長、代市長

2011.02--2013.02 山東省臨沂市委副書記、市長、市政府黨組書記

2013.02--2013.03 山東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黨組書記，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建設辦公室、山東省黃河三角洲高效生態經濟區建設辦公室主任（兼）

2013.03--2015.07 山東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黨組書記、主任，先後兼任山東省區域發展戰略推進辦公室主任和中共山東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2015.07--2017.02 山東省人民政府副省長、黨組成員

2017.02--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黨組成員，國家糧食局黨組書記、局長

國家工商總局局長張茅：網購不是法外之地 讓購物方便質量好

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開幕前，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黨組書記、局長張茅在人民大會堂“部長通道”上表示，作為一種新的購物形式，我國網絡購物發展勢頭良好。但在產品質量、消費者保護方面也存在不少問題。網購不是法外之地，要加強監管、提高行業自律，既讓消費者買東西方便、放心，又保障產品質量。

張茅介紹說，網絡購物2015年占整個社會銷售品零售總額的10%，2016年增長兩個百分點，達到銷售品零售總額的12%，特別是像“雙十一”等網購時間節點，增長速度非常快。

針對行業發展的現狀，他表示，網購跟實體店購物不同，由於時空分開消費者在網購之前見不到實物，在提供便捷同時也存在虛假宣傳的現象。同時快遞業務也存在一些問題，讓網購受到不少投訴。目前，監管部門制定了網購消費者權益保護的辦法，網購7日無理由退貨的辦法，這都是在加大網購消費者權益的保護力度。

“要明確網購過程中平臺負第一責任，網購不是法外之地，要加強網購商店的自律。強化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力度，在消費者權益受到侵害時能夠得到保護。針對新生事物，怎樣健全網購法律保障，有些還在探索之中，要讓大家買東西放心方便，同時質量又好。”他說。

FBI局長科米：美國本就沒有絕對隱私 | 視點

周三，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局長詹姆斯·科米在波士頓學院舉行的網絡安全會議上警告稱，美國沒有絕對隱私，也沒有法外之地。

維基解密此前釋出美國中央情報局(CIA)黑客行動細節之後，此番言論加深了人們對於隱私權的憂慮。

科米表示，在美國，人們與配偶、神職人員和律師之間的對話都並非絕對隱私，甚至連記憶也絕非完全私有。在適當的情況下，法官可以讓任何人在法庭上作證。“美國沒有絕對隱私”是一種約定俗成，這不僅是為了保證實現非常重要的隱私權，也是為了保障實現國家安全。而在斯諾登揭露“棱鏡計劃”後，廣為流傳的默認加密系統則破壞了這一約定。

不過，所有人確實可以期待在家庭生活中、私人車輛中以及私人設備上擁有隱私權。

林業局局長回應穿山甲事件：野生動保仍存在薄弱點

今日上午，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第三次全體會議召開。據人民網，會前，針對日前發生的食用穿山甲案件和大熊貓被虐待案件，國家林業局局長張建龍在“部長通道”上表示，兩個案件雖然看起來是個案，但也表現出野生動物保護方面還有漏洞和薄弱點。對此，國家林業局將在2017年做好四方面工作：

一是完善野生動物保護法的相關制度建設。今年1月1日，新修訂的野生動物保護法開始實施。國家林業局將根據新保護法的精神和要求來修改野生動物保護名錄，進一步完善相關規章制度，使法律生根，使措施管用、好用。

二是加大打擊力度。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法機制，國家林業局通過部際聯席機制會同有關部門加大打擊，從走私、市場和餐館飯店等重點領域開展日常監管，依法打擊破壞野生動物的案件。

三是積極推動國家公園建設。當前，我國已經確定建立東北虎豹、大熊貓等9個國家公園，通過這種形式來進一步完善保護地的管理機制，使管理更加科學化。

四是加大公民的普法教育與宣傳。通過普法宣傳，避免公眾在不懂法中違法，在無知中犯法，甚至於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同時，通過普法教育，進一步喚醒全民保護野生動物的意識。

國家林業局局長張建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