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資篇 ＱＱ、微信、遊戲都做到中國第一大 不搞個人利益、老實 他是小股東最放心的CEO

今年騰訊的股價展開凌厲的攻勢，《今周刊》特邀請一位長期關注騰訊的投資人，分享他的深入觀察，為什麼早在四年多前就投資騰訊至今？他看到了什麼？

撰文•林鴻光

我是在四年多前投資騰訊，兩年前又再加碼一次，目前持股成本約每股六十元（港幣，以下同），如果以五月十五日騰訊收盤價一六二．三元來算，獲利約一．七倍。

其實，我很早就注意到騰訊這家公司，但一直沒下定決心投資；五年前我到中國念研究所，看到每個學長學弟大家都用騰訊QQ帳號聯絡，因此就決定先買一些股票，後來這兩年騰訊的微信（WeChat）又橫掃市場，於是又加碼了一次。

騰訊近幾年業績與獲利一直成長，主要原因是經營能力強，多次打敗競爭者成為最後贏家；除了QQ與微信外，騰訊也是目前中國最大的遊戲營運商，光是遊戲就貢獻公司七成以上的營收。

我投資騰訊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創辦人馬化騰是我最欣賞的CEO（執行長）類型，他為人低調、默默做事、不太接受媒體採訪，這與台灣成功的企業家如大立光或聯發科很類似，CEO將全部心力都放在公司，當他股東才會安心。

其實，過去我投資中國公司股票的經驗並不好，有幾次都慘賠出場，讓我很痛的例子就是名氣比馬化騰更大的馬雲。二○○七年阿里巴巴在香港掛牌，當時以十三．五元掛牌，結果最高漲到四十元以上，我大概買在二十五元至三十元附近，結果○八年金融海嘯後大跌，最低到四元，我在跌到十元左右時，實在受不了就賣掉了。

馬雲與馬化騰的作風明顯不同，馬雲是媒體寵兒，很會講話，但人太精明，小股東很難賺到他的錢。後來，我沒想到的是，阿里巴巴在一二年竟宣布下市，竟以五年前掛牌時的十三．五元全數買回，許多投資人在高檔買到，結果當然賠錢出場。

馬化騰多次賣出個人持股，也要注意這次的投資經驗，讓我有很深的感觸。馬雲下市是經過一番精打細算，當時阿里巴巴只是切割 B2B（企業對企業）部門在香港掛牌，後來公司快速成長，各項業務不斷擴增，可能是看到公司還有很大空間，因此便把股份全數買回，加以整理後，去年在美國重新掛牌，創造逾二千億美元的市值。但即使如此，馬雲仍將公司最有前景的支付寶切出去，成立了以互聯網金融業務為主的螞蟻金服公司，又預留下一波創造更大財富的伏筆。背後這些盤算，小股東們可能都不會太清楚。

相對來看，馬化騰這位經營者就不是那麼精明，不會把公司最好的部門切出去，也不像馬雲找許多太子黨來當股東，或要求合夥人制度永遠掌控公司。我覺得要投資一家公司，還是寧可找老實一點的CEO，這種投資哲學在台股也是一樣，若老闆很愛搞個人利益，這種股票千萬不要碰。

當然，馬化騰也並非讓我全然沒有疑慮，他多次申報賣出個人持股；另外，許多騰訊的轉投資中也有不少是他個人投資，這些訊號代表什麼意義，可能還需要更多時間觀察。

不過，短期間我手中的騰訊股票應該還不會賣，因為我注意到，騰訊目前主要獲利還是來自遊戲，但手上最強的王牌微信都還沒發揮效益，廣告收入占比只有一成多，以微信掌握全中國的行動通訊命脈，對照臉書有九成以上收入都來自廣告，就可以預估騰訊的獲利高點還沒到，股價應該也還有高點可期了。

大摩、瑞銀調高騰訊估值

微信廣告是未來亮點

對於香港股市的科技股中，占權值最大的騰訊，多家外資目前仍看好未來股價表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大摩及瑞銀，近期都分別調高騰訊的股價預估，分別達到185港幣及188港幣。

大摩預估騰訊今年本益比為31倍，明年是27倍，2015年至2017年的３年每股獲利複合成長率為31％，分別是3.7元、4.7元及5.8元人民幣，最主要的成長動能來自行動廣告及行動支付；但在報告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第一季廣告才占公司全部營收的12%，預計今年會成長到16%，未來比率還會持續提高。

此外，瑞銀提供的預測則認為，目前騰訊在移動市場提前卡住很好的市場定位，在手機遊戲業務也持續保持領先，在移動廣告的部分，未來也有更好的套現機會，另外在微信朋友圈的廣告已獲正面回應，預期未來微信的廣告表現，值得期待。

騰訊股價一路攀高

騰訊自從2004年在香港股市掛牌（照片為當時成功上市，中間者為馬化騰）以來，長線股價一路走強，尤其今年以來，走勢更顯凌厲，一度站上170港幣的歷史高點。

王振民：为了全体香港民众的根本利益——香港普选方案的法理和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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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民：为了全体香港民众的根本利益——香港普选方案的法理和情理

新 华网北京５月２１日电（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 王振民）香港特区政府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８·３１决定”提出的２０１７年行政长官普选方案，是综合各种因素，考虑到香港繁荣稳定和长治久安，考虑到国家 主权和安全，考虑到民主与法治、政治与经济等各种关系，为了香港全体民众的福祉和根本利益，所能寻找到的最大共识，合乎法理和情理。

　 　从法理上讲，该方案符合我国宪法有关规定和原则精神。宪法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根本大法。在任何国家，区域（地方）政权产生办法无论民主成 分有多少，都必须首先合宪，能够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合宪性是第一要求。任何违宪的选举制度都不可能存在，更不可能生效。任何国家也都不会允许地方政权 拟定的行政首长产生办法可能危及本国主权、安全和最高利益。

　　根据宪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什么样的 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行政长官如何产生，决定权属于中央，中央对香港享有最高的宪制上的立法管治权。从宪法层面看，设立特别行政区的权力、决定特别行政 区实行的制度的权力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不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任何一个机构或者机制决定的。这本身就是国家主权的体现和保障，是对国家安全的捍卫。

　 　２５年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依据宪法制定了香港基本法。通过这部法律，国家规定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各种制度，其中包括政治制度和体制。基本法第 ４５条和附件三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解释和决定，又对香港特区如何改革基本法规定的政治体制作出了具体明确的法律指引。无论是宪法、基本法，或者全国 人大常委会的“释法”和决定，都是中国作为主权国家行使对香港的主权的行为，是特区政府施政，特别是拟定政改方案必须遵守的最高法律指引，对特区具有最高 的法律约束力。特区政府就是根据宪法、基本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解释和决定，特别是去年８月３１日所作出的决定，拟定了目前正在讨论的政改方案，是合 宪、合法的。

　　这个方案也是合情合理的。有人怀疑中央实现香港普选的诚意和决心，认为这不是“真普 选”。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把实现人民民主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如果香港２０１７年能顺利实现普选，香港将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下第一个实现普选的 地方，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特殊意义。香港普选不仅是香港地方的事情，更是国家的大事，符合国家发展的战略方向和根本利益，具有重要战略意 义。中央支持普选、推动普选，不是玩假的，而是玩真的，尽管很难，但是这一步必须迈出去，任何人不要怀疑国家的诚意和决心。

　 　与回归以前港督的产生办法相比，现行选举委员会选举行政长官的模式无疑是民主的巨大进步。过去的港督和港英政府如何产生，港人根本就无缘置喙，没有任何 参与的空间和机会。回归后，香港的民主进程从未停止，选举委员会规模从４００人扩大到８００人，再到现在的１２００人，但这不是香港民主发展的终极目标， 只是“热身”起步。将来实行行政长官普选后，最大的政治效果就是选举行政长官的投票权从１２００人向５００万人转移，５００万人将享有更多的政治权利，香 港政治生态将发生重大根本变化。

　　人们谈政治，很多时候实际上是在谈经济。美国开国先驱、“宪法之 父”、政治体制的重要设计师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十篇毫不含糊地提出一个原则：一切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经济。美国总统由普选加上５３８人组 成的选举团最终选举产生的制度设计，就是基于维护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这一重要的经济考虑。尽管不是直接、完全的民主，经常被人批判，但大部分美国人不认为这 是“假普选”，２００多年来也没有多少美国人为“真普选”而试图修改宪法规定的这一选举制度。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其他国家对选民和候选人资格加以各种限 制，也都是基于类似的经济考虑。因此，香港普选不仅是政治法律问题，本质上也是经济问题。目前行政长官由主要由工商界等组成的１２００人选举委员会产生， 政府自然更多关照工商界，香港因此成为“工商友好”的资本主义大都会。普选将产生的直接经济效果是，促使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更有力地保护和照顾香港普罗大 众的利益，资源和财富的分配将逐渐向５００万人倾斜，贫富悬殊将逐渐减少，广大市民的福利将不断提高。但任何理想的普选方案不仅要让全体选民能够行使神圣 的投票权，真正当家作主，也必须有利于维护香港资本主义的发展，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让投资者可以继续放心，普选方案必须兼顾工商利益和普罗大众的利益。

　 　经常有人问为什么一定要保留１２００人的提名委员会？保留提名委员会不仅是宪制要求，是基本法制定时就规定了的，当时就经过很多讨论，最终达成了这么一 个共识。保留提名委员会，就是为了香港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取消提名委员会，势必极大影响香港经济发展，影响香港的国际和国内经济竞争力，影响香港的繁荣稳 定。试想，如果没有这个提名机制，目前掌握香港经济命脉、向政府交纳大量税收的１２００人，与５００万选民一起也是一人一票，完全无法对行政长官的产生发 挥任何实质影响，这势必极大改变香港长期坚持的“工商友好”的政权架构。未来的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将只对５００万人负责，而不用怎么照顾工商界的利益。香 港的工商税收将会越来越多，长期的低税政策将会改变，“小政府，大社会”将逐渐演变为“大政府，小社会”。由于“劫富济贫”政策的推行，相应地社会福利将 会越来越多，福利主义色彩将会越来越浓。

　　因此，要不要提名委员会，本质上是经济问题，是香港特别行 政区未来根本走向的大问题。其实，工商界的利益与普罗大众的利益最终是统一的，只要工商界能够继续在香港好好放心经营，不断扩大自己的企业，香港普罗大众 才能有更多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收入。如果没有有力的制度保障，香港营商环境变差，工商界无法在香港经营了，人人都只享受民主的过程和随之带来的更多的福利， 以为这些福利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都着眼于如何“分饼”，如何分享社会财富，不再努力打拼，艰苦创业，增加社会财富，最终香港一定会坐吃山空，工商凋零， 民生艰困，繁荣不再，所有人都蒙受其害，无人获益。

　　政府是全体民众的政府，既要照顾好大众的利益 ——普选后这是必然的，也要照顾好关键“小众”的利益——如果没有这个提名机制，普选后这是不一定的。目前的方案就是这么一个“双赢”的方案，大众、“小 众”都是骨肉同胞，都应该得到照顾，一个都不能少，均衡参与，利益均享，所有人的利益和权利都必须得到保护。因此，这是一个科学的、合情合理的制度设计。 政治既要民主，又要科学。最终，一切都是为了全体香港民众的福祉和根本利益。（新华网）

專題報道：不動產證券化天快亮了 誰來保護投資者利益？

專題報道：不動產證券化天快亮了 誰來保護投資者利益？

《中國房地產金融》 趙軼鳴 王聞 叢霄 2015-07-13 20:41:00

讓普通民眾分享中國房地產大發展紅利的時刻，究竟還有多遠?尚處“繈褓”中的房地產資產證券化，面對來勢洶洶的互聯網金融，該當如何應對?

系列報道1：不動產證券化，天快亮了

讓普通民眾分享中國房地產大發展紅利的時刻，究竟還有多遠?

如果評選過去十年間中國最成功與最失敗的產業的話，那麽房地產業一定是當之無愧的雙料冠軍，沒有之一。

說它成功，是因為中國房地產業在過去的十年間，不僅讓無數國人第一次真正意義上，通過相對市場化的手段，擺脫了蝸居的窘境，實現了居者有其屋的夢想，同時，這個產業更是成為中國城市化進程，和在經濟大發展中扮演著異常重要的角色，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當年房改撬動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誕生，或許，今天的中國經濟就不是一個簡單的“新常態”所能詮釋。

與此同時，伴隨著中國房地產業和房地產市場的持續興旺，這個行業的造富能力也讓世界為之註目。

從2005年開始，無論是福布斯、胡潤，還是國內外各種形形色色的富豪榜單上，房地產開發商所占據的比重與日俱增，如果將中國開發商所擁有的財富集中在一起，不僅足以讓石崇、王凱之輩汗顏，恐怕就連當年號稱匯通天下、富可敵國的晉商也難望其項背。

然而，中國房地產業巨大成功的背後，也埋下了最大失敗的伏筆。

盡管，中國房地產業的發展，為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和百姓安居夢的實現，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有意思的是，在過去的十年間，無論是政府的表態，還是民間的輿論，卻鮮有對這個產業及其從業人員肯定亦或是贊揚的言論。

更多的時候，在民眾眼中，開發商是奸商，是暴利的制造者和獲得者，房地產市場則被視為是官商勾結的基礎，是滋生政治腐敗的溫床，甚至有人將開發商直接作為權貴資本主義的典型代表。而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政府也將房地產開發商視為社會不安定因素之一，一場持續了十年的所謂宏觀調控，最終將所有矛頭都指向了房地產業。

對此，有評論認為，房地產開發企業之所以在創造了巨額經濟效益的同時，卻沒有獲得與之相匹配的社會效益，一方面，是由於中國特殊的土地政策，在過去一些開發商和地方政府之間的確存在著諸如腐敗、權錢交易等問題。

但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因素在於，隨著中國各大城市房價的不斷上漲，尚未購房的民眾越來越難實現安居夢想，而已購房者中則多數背負上沈重的房貸壓力，成為了一代房奴。從這個意義上說，在過去十年中，普通民眾和開發商之間沒有合理分享樓市發展的紅利，或者說，在這個新興市場發展的背後，社會財富轉移的過程中，普通民眾和開發商由於財富分配的不對等，形成了新的階層對立，由此引發了新的社會矛盾。

事實上，這絕非中國特有的問題，在歐美發達國家的房地產發展史上，也同樣曾經面臨著這些問題，只是由於在西方國家民眾居住理念上的差異，以及相對發達的租賃市場，使得這些問題不像中國如此突出而已。另外，發達國家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啟動了不動產證券化之後，這些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緩解。

然而，時至今日，在經歷了宏觀調控和市場逐漸飽和後，中國的房地產開發商正在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資金短缺的考驗，同過去相比，不動產證券化不僅僅只是一些研究機構或是有識之士關註的對象，包括萬達、萬科、平安、中信等地產巨頭和金融大鱷，都將不動產證券化提上了議事日程，並開始真正付諸實施。

但是，盡管如此，擺在中國不動產證券化發展道路上依然是困難重重，在本期的主題調研中，《中國房地產金融》的調研團隊，通過對平安、中信、萬達、萬科等不動產證券化實踐的調研，試圖去解讀一下“讓普通民眾分享中國房地產大發展紅利的時刻，究竟還有多遠?”的命題。

在中國市場，早在2003年就有人開始呼籲和研究關於不動產證券化的問題，但當時的市場環境，由於開發商和購房者都能從銀行相對輕松地獲得低息貸款，再加上中國資本市場的不發達，不動產證券化的進程始終舉步維艱。

系列報道3：房地產證券化，在萌芽

現在我們正處於市場教育的階段，而CMBS、REITs和MBS這些產品都只是教育市場認知金融市場的漫漫長路上的一級級臺階。

上海南京東路353號，曾經的東海商都，這棟五層老建築依然散發著優雅的光芒，二樓沿街的商鋪曾是南京路上唯一一家新華書店，這棟知名的“爛尾樓”一度被視為商場“百慕大”。幾經易手，經營卻始終不盡如人意。

這棟連帶地下室的五層建築有著獨特的“歷史遺留”問題，在40000平方米的建築面積中幾乎整棟樓都是出讓土地，然而僅僅新華書店所在的一塊仍屬於劃撥土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二十二條對劃撥土地使用權的規定，要取得劃撥土地使用權需獲得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的批準。

2003年，麥格理集團曾試圖買下這棟物業，在2002至2003年間，麥格理曾經多次與新華書店背後的國有企業協商，試圖整棟買下該物業，新華書店或者支付市場租金繼續留在東海商都，或者搬遷，當然最後這一嘗試未果。當時對於麥格理，這個發源於澳大利亞的外資企業來說，買下一棟物業，卻有一塊無法轉讓所有權的地塊橫亙其中，是一件根本無法理解更不用說接受的事情。

證券化在萌芽

其實證券化已經在悄悄發生了，只是以略微不同的形式。像“東海商都”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中國國有建設土地使用權的獲得方式中主要包括出讓和劃撥，1990年前後，中國在劃撥土地的基礎上產生了出讓的形式，根據《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規定，住宅用地使用權年限為70年，工業用地50年，商業用地40年或50年。在出讓土地的框架下，國家享有土地所有權但是出讓了使用權。

這樣的時代政策背景，催生了中國版的房地產證券化。

房地產證券化實質上是不同投資者獲得房地產投資收益的一種權利分配，其具體形式可以是股票、債券，也可以是信托基金與收益憑證等。從某種角度來說，房地產證券化就好似發行企業債券，不同的是附加了房地產或者說房地產投資組合。

通俗來說，房地產證券化當中，投資者僅獲得房地產投資收益，並不涉及物業產權的轉移。而在中國的土地所有制背景下，投資者向國有企業支付租金，承諾翻修維護，然後再出租，這其實就是接近於證券化的一種形式，可以說是“中國版證券化”。

所謂中國版證券化，用Richard David的話說，就是中國目前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房地產證券化。

Richard David現任普文投資執行總裁、邦恩德資本執行合夥人，曾先後任職於麥格理集團和富達來地產信托。

2010年，瑞安建業與平安財險達成協議,以7.18億元的價格出售其位於成都的中匯廣場二期項目與平安財險。根據協議,除了7.18億元的出售代價以外,在交易後3年,如有關物業的450個車位總租金收入達到最低保證的1500萬元,瑞安可收取額外900萬元,即該項目交易額最高可達7.27億元人民幣。而任何的虧損將從上述金額中應付金額中扣減。

在David看來，這是在中國市場中最接近房地產證券化的操作方式，但實際上並不是房地產證券化，因為產權發生了實質性的轉移。“另一種可行的操作方法是，做一個正式的證券化項目，平安可以直接對瑞安進行投資，並獲取收益。而實際發生的則是平安購下了房產，而後享有該寫字樓的收益，當然收益會根據現實情況浮動，甚至很可能低於預期，五年之後，瑞安根據承諾再購回房產，並補上現實收益和預期收益之間的差價。”

“我要買下這棟樓”

David告訴《中國房地產金融》，這種操作方式在中國很常見。“有一種更簡便的方法，但是中國市場仍未有操作實例，就是房地產證券化。我們可以把整棟樓打包，就像債券一樣，給投資者承諾一定的回報，而整棟樓的產權並不發生轉移，自然也沒有任何回購承諾，這種交易就相對簡單得多。”

目前為止房地產證券化還難以大規模真正意義上存在，並且在一定時間內也不可能發生，David指出，其原因正在於所有權這一概念在中國太重要了，或者說中國投資者對於產權有著無法拋棄的“執念”。

經過十幾年的中國經驗，David發現，中國投資者並不滿足於只獲得固定收益，一定要同時“擁有”物業，盡管產權轉移後得到的收益其實是一樣的甚至不排除浮動的可能性，而且由於物業的買賣還會產生一系列的問題例如征稅等，而在企業債券市場交易則簡單得多。但是目前這種心態依然統治著機構市場，並影響著他們的決策行為，“我要買下這棟樓”是David最常從投資者那里聽到的一句話。

當然，不僅僅是根深蒂固的所有權概念，僅在幾年之前，保險公司和機構剛獲批可以購買非自用的物業，比如十年之前，保險公司購買或者自建的物業必須自用，但是隨著新的政策出臺，他們也可以作為被動投資人，擁有物業但不自用，完全進行租賃。

“對於機構來說，這樣的轉變也處於起步階段，”David指出，“所以市場仍然需要一個教育過程，還有在文化上認同不持有物業但仍獲得收益的概念。因為在債券市場或者證券化市場發生的是，交易的便捷和靈活，但是中國市場還沒有準備好。”

國內的機構可以直接購買物業本身，在David看來，他們似乎沒有動機進行證券化的嘗試。“在比較成熟的市場里，機構並不願自找麻煩擁有物業，物業的維修翻新，房價下跌等持有物業的風險，所以機構更傾向於直接獲取收益，而不對物業本身承擔任何責任。”

David告訴《中國房地產金融》，“中國現在的情況是這樣，投資者會直接到海外購置房產，並且長期持有，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然而一個投資海外房產的投資平臺對於他們來說，三年期的基金甚至都太長了。現行的心態是：持有物業是唯一取得收益的途徑。但事實情況並非如此。”

解決特定需求

從某種角度來說，關於REITs的討論也是一樣的，剝去層層概念和術語的包裝，REITs是什麽?就是一群投資者持有某家公司的股份，而該公司持有一系列物業組合，投資者通過物業的收益獲取投資回報，未來如果物業一經出售，還可以參與利潤的分配。

站在更加宏觀的角度，David解釋，REITs是一款為了解決特定問題設計的特定產品。而要解決的問題，是隨著投資者年齡的增長，他們傾向於投資有穩定收益的產品。

“所以REITs是不允許地產開發的，或者說只有很小比例的開發。REITs的概念是集合一系列商業物業，可以是商場、寫字樓、倉儲，有穩定的租戶，多為知名企業，而REITs非常關鍵的地方在於，在企業層面上REITs是免稅的。”

David指出，成熟REITs產品最為關鍵的幾個要素就是長期穩定的租賃合同、優質租戶，以及穩定且逐年上漲的租金收益。

“我十分贊許並欣賞中國市場上現行的這種全新的，基於房地產以及租金收益的產品，但這不是REITs。你可以說它是中國大陸REITs，但絕對不是我們熟知的中國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亞、日本、美國(世界五大REITs市場)通行的 REITs，”David如是說。

盈石中國商業投資控股集團和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RICS)共同發布的報告《探索中國房地產投資信托(REITs)：機遇與挑戰》，梳理了REITs在中國的發展路線圖。根據盈石集團研究中心的數據，從2003至2015年中國推出的6只“類REITs”產品里，2003年法國歐尚天津第一店算是打響了第一炮，然而私募的籌集方式、非流通的運行方式以及單個物業的投資標的都讓它無緣真正意義上的REITs。

2014年的中信啟航可謂第一只股權類REITs產品，也在深交所綜合協議交易平臺掛牌，然而依然逃脫不了私募的命運。今年剛推出不久的鵬華前海萬科REITs則打破堅冰，以第一只公募REITs掛牌。據RICS中國商業地產委員會主席、盈石集團研究中心總經理張平介紹，從目前得到的信息來看本次鵬華萬科前海封閉式REITs進行資產證券化的對象為萬科前海企業公館的租賃收入，而不是前海企業公館項目本身。國外成熟市場REITs產品標的物一般為房地產項目本身，解決了項目自身的流動性不足的問題，並且給廣大中小型投資者帶來介入大型房地產項目或者資產包的機會，最終的收益不單來自於物業的租金，還包括了物業項目長期的資產升值過程。所以從核心理念上而言此次鵬華萬科的REITs基本還是屬於類REITs產品，不能稱為真正意義上的REITs。

據David介紹，REITs最早始於老齡化人口對於穩定收益的需求，但現在也開始延伸，無論是什麽年齡階段的投資者，都要擁有平衡的投資組合。“對於中國市場來說，REITs要發展起來，需要的並不是人口的老齡化，而是投資者的教育以及日漸理解金融市場的運作”。

“我們正來到一個非常有趣的十字路口，過去十年中，外資企業以及西方媒體都在鼓吹中國需要在文化、政治、人權領域取得進步，但是在國內環境下，多數人卻在大力推動金融改革。在我的經驗里，中國行動的速度往往高於你的預期。但事實情況是，在金融改革這個領域，不可能出現一枝獨秀，一定是和當下環境互動共生的一種變化。”David這樣說。

在他看來，現在我們正處於市場教育的階段，而CMBS, REITs, MBS這些產品都只是教育市場認知金融市場的漫漫長路上的一級級臺階，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在巨大變革的背景下擁抱資本市場，拾級而上。

系列報道5：存量資產，房地產市場最後一塊蛋糕

鵬華前海萬科REITs封閉式混合型發起式證券投資基金獲批，成為國內首只獲批的公募REITs基金。該基金的獲批，是一項將商業地產資產證券化的重要實踐。

德晟資本資產證券化部總經理施年對《中國房地產金融》表示，鵬華前海萬科推出的公募REITs，是房地產資產證券化的有益嘗試。基金資產不超過50%的部分通過增資入股，獲得萬科前海企業公館50%的股權，該部分股權對價12.7億元。基金的獲利方式，是在股權持有期內，獲得股權對應的前海企業公館項目100%的實際或應當取得的，除物業管理費收入之外的營業收入。另外，不低於50%的基金資產將投資於固定收益類資產、權益類資產等。

首募期間，認購金額最低是10萬元，追加認購單筆最低金額1000元。計劃募集規模30億元，基金封閉運作十年並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基金封閉運作期屆滿後，會轉為上市開放式債券型基金。

施年指出，這不僅為中小投資者提供一個投資於房地產市場的通道，降低房地產投資進入門檻，同時也改變了房地產企業長期以來重資產經營模式。預計，未來將有一大批房地產企業將旗下優質物業打包成REITs進行上市。

事實上，早在鵬華、萬科之前，對房地產資產證券化的探索就曾有過多種途徑。

據施年介紹，在已經成功操作的案例當中，中信建投設立的海印股份信托受益權專項資產管理計劃以其旗下運營管理的商業物業的經營收益作為主要還款來源，通過信托及券商資管專項計劃雙層隔離的方式，進行證券化運作，這是房地產領域商業物業運營商對資產證券化的一次探索，也是業內比較關註的典型案例。

另外在中信華夏蘇寧雲創資產支持專項計劃中，項目結構設計時，企業把11家自有優質門店資產通過資產證券化方式作價43.42億元轉讓給中信華夏蘇寧雲創資產支持專項計劃。轉讓完成後，蘇寧雲商將以穩定的租賃價格和長期租約照常經營原有門店。項目運作將給蘇寧帶來19億元的稅後凈收益。通過結構化設計產品已非常類似於REITs的結構，是對REITs項目操作的一次嘗試。目前已經發出來的項目中，另一款類REITs產品中信啟航是從結構安排上較為接近REITs的，項目具有非常優質的基礎資產，產品劣後級由中信金石基金持有，以REITs方式計劃退出。

“以上市公司海印股份為例，主體評級是AA-，如果這樣獨立發債是很難融資的，何況是民營企業，所以把現金流打包，形成資產包之後用大業信托做SPV(特定目的機構)，然後進行現金流覆蓋，把評級測算到AA，再經過層層增信，比如現金流歸集方式、現金流覆蓋倍數等，然後再讓AA-的主體給SPV進行擔保。”施年進一步表示，海印的獨特之處就是從AA-變成AA，再變成AA+，這樣就和傳統的融資發債區別開來，債項評級也高於了主體，實現了證券化對優質資產更看重的初衷。

施年認為，房地產企業在進行資產運作時可通過資產證券化和REITs的方式操作，通過資產證券化是將未來的、穩定的租金現金流作為基礎資產進行證券化處理。REITs則是一種以發行收益憑證的方式募集特定投資者資金，由專門投資機構進行投資經營管理，並將投資綜合收益按比例分配給投資者的一種信托基金制度，收益主要來自於地產增值收益及租金收益。

“近期，房地產資產證券化的市場非常活躍，這不僅刺激到房地產商們的神經，對監管層來說也有更大的促進作用。”施年指出，近年來，房地產市場的融資渠道收窄，市場上發行的地產金融產品也越來越少，從側面也反映出房地產市場的發展不像過去那樣快速。“房地產資產證券化是房地產市場的最後一塊蛋糕，如果推出的話，將會盤活更多存量資產，房地產企業也可以走上輕資產運營之路。”

他進一步表示，在房地產市場發展逐漸變緩的大背景下，對於房地產商和投資人來說，都非常迫切地需要看到能夠幫助把存量資產盤活的產品出現，同時投資人也能享受到地產升值帶來的回報。

系列報道7：誰來保護投資者利益？

自去年“央四條”提出開展房地產信托投資基金(REITs)試點後，房地產資產證券化的“春天腳步”似乎一下臨近了。

6月8日，由萬科聯手鵬華基金發起的國內首只公募REITs獲批。無獨有偶，此前一天，萬達金融聯手快錢公司也公布了一款類REITs的眾籌理財產品“穩賺1號”。

作為目前國內住宅和商業地產的開發商代表，萬科和萬達幾乎同時把目光投向了房地產資產證券化領域，這讓人不禁產生聯想：難道沈寂多年的房地產資產證券化領域終於到了“開閘”邊緣?

對此，建銀精瑞資本管理集團董事長李曉東在接受《中國房地產金融》采訪時表示，從十年前到今天，無論是對房企還是投資人，房地產資產證券化的需求一直都存在，並且，隨著市場從增量時代向存量時代轉變，需求還在逐年遞增。

但他同時也指出，考慮到當前的法律法規、稅收政策等還不完善，市場上缺乏足夠的合格參與主體，投資人對於房地產資產證券化產品的接受度等因素，建銀精瑞現在反而不會像幾年前那樣急於去推出房地產資產證券化產品。

十萬億大蛋糕

作為國內第一批房地產資產證券化的頂級參與者，李曉東沈浸該領域多年，深諳其中的變化之道。

在他看來，國際上成熟的房地產資產證券化產品，其實可以拆分成房地產、資產、證券化三部分理解。而目前國內很多的類房地產資產證券化產品多是以資產的收益權、抵押權或是持有部分股權為主，同真正意義上以信托方式直接持有資產比較還相去甚遠。

此外，證券化是相對私募類的產品來說，要有200人以上的投資額和標準化的投資工具。“國內同時具備這三個特征，真正意義上的房地產資產證券化產品還沒有。”李曉東指出，“一些類房地產資產證券化項目，三個條件可能符合兩個，另外一個也擦點邊的現在越來越多了。”

據相關部門統計，截至2014年底，全國逾70萬億元信貸余額中商業性房地產貸款余額為15萬億元，按照上市銀行60%抵押質押類貸款的比重估算，全面啟動資產證券化業務將對接一個總量約為10萬億元的巨大市場。

李曉東認為，在房地產類資產證券化產品當中，MBS(按揭資產證券化)是國外比較常見的公共金融政策產品，它不僅有利於盤活房地產融資市場，甚至還可能改變未來中國住房市場的生態。

按照解釋，MBS是指銀行選定部分個人住房按揭貸款設立資產包，將資產包中的每一筆貸款及其附屬擔保權益轉讓給受托機構，由受托機構以資產支持證券的形式發行受益證券。

資料顯示，過去數年，國內商業銀行僅發行了3筆MBS，第一筆是由2005年建設銀行發起、中信信托受托發行了國內首筆MBS——建元2005-1個人住房抵押貸款證券，總規模達到30億元。此後，建行又發起了總額40億的建元2007-1個人住房抵押貸款證券。2014年7月，郵政儲蓄銀行發起的“郵元2014年第一期個人住房貸款支持證券化產品(RMBS)”在銀行間市場成功招標，總規模達68.14億元。

缺乏“中間環節”

與MBS有同等重要市場地位的另一種證券化產品是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s)。

REITs在國外是一個成熟的產品，大概產生於上世紀60年代的美國，以低風險、現金流穩定為特征。全球的REITs產品目前有700多只，總市值是1.5萬億美元，其中美國是全球最大的REITs產品國，市值達1萬億美元。

相比國外成熟專業且體量龐大的REITs市場，國內市場由於起步晚、法律稅收等原因，尚處於探索階段。此前在公募基金領域，主要投資QDII產品，通過海外資本市場運作;而在私募領域，去年中信啟航和蘇寧雲創這兩只私募REITs已經掛牌交易。

“目前國內的REITs在大規模發展之前，仍面臨著雙重征稅的問題。”李曉東指出，要發展REITs，就要參照發達國家的做法，避免REITs交易結構所需的底層資產轉讓過程中的雙重征稅，否則就很難保證投資者的收益。

李曉東進一步表示，REITs要能被市場接受，必須要有足夠的競爭力，必須要遵循稅收的中性原則，不應該增加投資者投資REITs的稅收負擔。“美國之所以在60年代的時候能夠把REITs發展起來，跟當時美國出臺針對稅收的優惠政策有非常直接的關系。”

除了政策上面臨的問題，李曉東多年來一直對外宣講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市場缺乏有足夠公信力的中介服務和資產管理機構。

“對於投資者而言，房地產資產證券化的最終交易對手往往是一個大型的地產開發商，具有很強的議價能力，當投資者處於一個弱勢的交易地位時，必須要找到一個有很強資產管理能力的中介服務機構，有專業的判斷能力，收購價格是不是合適，收購時機是不是正確，另外買下來之後能不能有效地管理和提升租金水平。”

李曉東進一步指出，現在國內很多的類REITs項目，要麽是開發商自己搞，要麽是金融機構來弄，中間缺少了一個監督主體。而這個監督主體應該是長期聚焦在這個市場的成熟機構，既有地產基因，又能夠獨立於開發商的專業房地產資產管理機構，是比較合格的市場參與主體。

市場需求迫切

在談及“鵬華前海萬科封閉式混合型證券投資基金”(下稱“前海REITs”)時，李曉東表示，前海REITs距離真正意義上的REITs產品只差“臨門一腳”，如果用上文提及的房地產、資產、證券化三部分理解，前海REITs已經走完了2.5步，剩下的半步就是在資產這塊還有些瑕疵。

他進一步解釋道，前海REITs沿用了之前的封閉式公募基金的法律依據，此前封閉式公募基金規定是投向上市流通的股票、國債等可交易標的，而前海REITs則把投資方向換成了房地產基礎資產。

“但它還不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REITs產品，因為前海REITs還並未直接持有資產，其實還是一個收益權的概念，萬科是把這棟樓的租金收益權跟鵬華做了一個交易。”李曉東表示，目前REITs的稅收優惠，交易過戶的稅收減免都還沒有出臺，現在用這樣一種方式是可以理解的，只不過這種形式如果大面積推廣還是存在一定風險。“像萬科這樣的企業信用、安全性還好一些，如果換作其他房企，風險就不好說了，畢竟資產沒有過戶到投資者名下。”

當然，在目前國內400億平方米的存量房壓力下，商業地產的存量按照20%計算，也有80億平方米的存量，如何把這80億平方米的商業地產資金盤活釋放，用於再投資，成為各方機構關心和研究的課題。

李曉東表示，萬科也好，萬達也好，積極投身房地產資產證券化的試驗當中，一方面說明房地產開發企業有真實需求，另一方面，從投資者的角度而言，長期來看也是有需求的。

“相對於股票、證券，房地產資產證券化產品在國際上一直是一個獨立的品種，它既可以抗通脹，又不像股票的波動那麽大，特別是在現在量化寬松，市場化利率都很低的情況下，房地產資產證券化產品是有市場需求存在的，10年前有，到現在仍然有。”李曉東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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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張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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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監管網，還是利益網？阿里健康，花十億買來“歷史遺留問題”

（農健/圖）

阿里健康引發的電子監管碼風波背後，是中信二十一世紀公司帶來的歷史遺留問題。產品質量電子監管碼已被取消，遭遇藥企、藥店抵抗的藥品電子監管碼被暫停，何去何從，仍待裁決。

10億元戰略投資、3000多萬元數據服務遷移費、一年5000多萬市場推廣費……2014年，阿里巴巴入股中信二十一世紀，後者更名為阿里健康，接手中國藥品電子監管網運營權。

阿里健康被寄予厚望，“醫療健康在未來數年，將成為我們生態系統中的重要戰略增長領域。”阿里巴巴集團首席運營官張勇曾躊躇滿誌。

然而，錢還沒燒旺，冷水卻潑了下來。

2016年1月25日，湖南養天和大藥房企業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養天和”）起訴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以下簡稱“食藥監總局”），直接質疑食藥監總局與阿里健康強制推行藥品電子監管碼。

一石激起千層浪。養天和起訴食藥監總局後，1月30日下午，國內連鎖藥店行業3家上市公司老百姓、一心堂、益豐藥房發布聯合聲明，力挺養天和，認為藥品電子監管碼是“不合法、不合理、不公平，完全屬於重複建設的不良政策”。

2月6日，食藥監總局表示將妥善解決電子監管碼等“歷史遺留問題”。兩周後的2月20日，食藥監總局發布公告，暫停執行藥品電子監管相關規定。

第二天，阿里健康發布公告，表示已成立聯合工作組以討論藥品電子監管網的移交事項，但公司尚未收到停止運維藥品電子監管網的要求。

“若食藥監總局長時間暫停執行2015年第一號公告或未來公布其他新的政策，其可能對本公司收入、業務及運營業績產生重大不利影響。”阿里健康在公告中表示。

不過，藥品零售企業並不肯罷休。2月23日，“老百姓”等19家連鎖藥店發表聯合聲明，要求全面取消現有的藥品電子監管碼，更要求阿里健康徹底退出藥品信息化監管。

“就算阿里健康交出運營權，只要這套信息系統本質依然是阿里健康的，阿里健康依然掌握著整個中國藥品行業的數據。”雲南鴻翔一心堂藥業（集團）總裁趙飈分析。

對於藥店的態度，阿里健康在其官方微博發布了《對某些藥房聲明的聲明：堅持找假藥的“麻煩” 堅持給自己找“麻煩”》，表示“對於挾公權和輿論行一己之私，對阿里健康進行‘竊取數據、不公平競爭、綁架公權力’等莫須有的攻擊，我們將用法律維護自己的權利”。

南方周末就相關問題致函食藥監總局，截至發稿，未收到任何回複。

不得不交的錢

2016年2月3日，一款名為“藥品監督檢查”的應用在蘋果App Store上架，開發者為中信二十一世紀（中國）科技有限公司，後者為阿里健康全資子公司。唯一的一則顧客評論寫道：“不合時宜的App。”

這款應用專供食藥監部門進行藥監飛行檢查，用它掃描藥品包裝上的電子監管碼，可以查詢單個藥品生產、流通、銷售信息——每盒藥品的電子監管碼就像“身份證號”，被登記在系統中。

要支撐起這套系統，需要藥品生產商從藥品包裝印刷環節就開始投入，噴上電子監管碼；流通環節中，批發商進出庫都需要掃碼、上傳數據；藥店零售在進貨和銷售給消費者時也必須掃碼。

但完成這套操作之前，這些企業需要先向平臺方阿里健康繳納入網費，購買數字證書：零售企業為終身300元，生產、批發企業為每年300元。

這筆費用，企業不得不交。

2012年，《國家藥品安全“十二五”規劃》提出“完善覆蓋全品種、全過程、可追溯的藥品電子監管體系”的要求，2015年正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全面實施藥品電子監管”成為各地食藥部門的頭等大事。一名地方食藥監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2015年其所在藥監部門每個季度都需要上報電子監管實施情況，督促、培訓企業入網。“雖然書面文字沒講，但我們都知道這事沒得商量。不入網，企業只能放棄醫藥市場。”

令藥品生產商郁悶的是，交了錢、上傳了數據，享受到的服務只有最基本的藥品流向查詢，而渠道管理、商業評估等服務則屬於增值範疇，需要另外花錢購買。零售企業也遇到問題——如果它們接入自己的管理系統，必須選擇那些取得藥品電子監管網認證的系統集成商。

系統集成商要取得認證，也需要交錢。深圳市中科創智科技有限公司今年1月取得藥品電子監管網認證。公司總經理劉鈞告訴南方周末，“認證費、評測費交了2萬，一年服務費大概10萬。”他說，“在拿到認證資格之前，我們公司丟了四五個客戶，損失了60萬左右。我們不得不交錢。”

但藥品零售企業，對此或最為不滿——因為阿里健康還是它們的直接競爭對手。2015年，阿里巴巴將天貓在線醫藥業務運營權轉讓給阿里健康，而僅2015財年，天貓醫藥館的總商品交易額為47.4億元，占據在線醫藥零售市場半壁江山。

“通過藥品電子監管網的運營，阿里健康能掌握和運用全國所有藥品經營企業的詳細銷售數據，其他藥品經營企業哪還有什麽平等競爭的機會?”養天和董事長李能訴苦說，“起訴食藥總局，實屬無奈。”

普通消費者使用阿里健康或其他接入藥品電子監管系統的應用，可以通過掃描藥品電子監管碼，得到具體單個藥品的生產、流通、銷售信息。（馮飛/圖）

歷史遺留問題

“就算沒有阿里健康，我們還是會反對現有的藥品電子監管。”老百姓大藥房連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謝子龍告訴南方周末，對於現行的藥品電子監管系統，藥品行業一直存在爭議，“這套系統本身有問題，沒有經過科學論證，成本超高，得不償失。”

如國家食藥總局公告所言，這是“歷史遺留問題”。

事實上，現行的藥品電子監管系統要追溯到2006年。當時原國家藥監局決定建立特殊藥品的電子監管碼，與中信21世紀有限公司達成協議，由後者運營中國藥品電子監管網。

養天和狀告食藥監總局的起訴書中詳細介紹了相關背景。中信21世紀有限公司一度與國家質檢總局信息中心及中國華信郵電成立合資企業中信國檢信息技術有限公司，運營中國產品質量電子監管網，並通過國家質檢總局發文件的方式向全國生產企業強制推廣使用電子監管碼。

與藥品電子監管碼類似，產品質量電子監管遭到行業的強烈抵制。2008年，全國多家防偽企業委托律師起訴國家質檢總局推廣電子監管碼違法，最後迫使國家質檢總局放棄對電子監管碼的推廣。

藥品電子監管碼也一度因此停滯。但2010年，借助醫改，國家藥監局發出《關於基本藥物進行全品種電子監管工作的通知》。此後，藥品電子監管碼工作得到全面加速，藥品賦碼範圍也不斷擴大，從麻醉藥品、精神藥品到基本藥物，從藥企、批發商到藥店全環節覆蓋。

“在醫改的形勢下，一些反對的聲音也就未必能聽得到了。即使不支持，但藥監局要搞，也只有無條件服從。”江蘇省南通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副局長繆寶迎告訴南方周末。藥品零售企業全面反彈很正常，“過去搞的電子監管，都沒有涉及他們。這次真正動了他們的奶酪，肯定不幹。”

據中國醫藥商業協會統計，全國藥品零售連鎖企業3570家，下轄門店15.82萬家，實行電子監管碼後，藥品零售連鎖企業增加運營成本初步估算為40.87億元。

“還有掃碼等繁瑣過程所增加的倉庫人工成本、門店人工成本、設備和維運費用。”趙飈曾算過一筆賬，“最終實施電子監管碼，整個藥品生產、批發和零售環節每年將增加300億元開支，而這些將全部轉移到老百姓身上。”

而在藥企、藥店看來，藥品電子監管碼與原有的批號管理對於藥品追溯，區別並不明顯，兩套追溯體系並行，有重複建設之嫌。

除了成本，藥企更擔心數據安全問題。

2015年“兩會”期間，作為全國人大代表，謝子龍公開向國家食藥總局建議，藥品電子監管信息涉及國家安全，“應立即停止藥品電子監管碼系統由企業運營”。他指出，電子監管碼所包含的信息，從一定程度上是企業機密，若是被藥監局之外以營利目的為主的企業所擁有，將威脅到企業和整個醫藥產業的信息安全。

從事醫藥軟件行業二十多年的劉鈞也深知這些數據的價值。“一家藥企，要買到其二十種藥品全國消費者的數據分布，就要花費上千萬。而阿里健康掌握幾十萬種藥品的數據。這些數據可以用於新藥研發、市場研究等，十分寶貴。”

對於行業的質疑，阿里健康曾多次聲明，食藥監總局是平臺數據的擁有者，自己只是數據服務平臺的建設者和運營者。

江蘇瑞德信息產業有限公司是入駐阿里健康數來寶平臺、提供增值服務的軟件商，其工作人員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表示，公司進行軟件開發時所使用的都是“脫敏”數據。“我們並不接觸藥企的數據。藥企使用我們的軟件，需要直接向阿里健康申請、授權，上傳自己的數據，也看不到別的企業數據。”

“目前還無法證實阿里健康銷售數據。”一名醫藥軟件集成商告訴南方周末，“但食藥監總局跟中信21世紀當初的合作方案是什麽，其中有沒有數據監管和利用方面的設定，至今沒有公布，大家擔心也很正常。”

取消電子監管？

2月20日，在發布暫停執行藥品電子監管相關規定的同一天，食藥監總局也就《藥品經營質量管理規範》（修訂草案）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

草案主要是將“藥品電子監管系統”的表述修改為“藥品追溯系統”，以突出企業自主建設的主體責任，並取消強制執行電子監管碼掃碼和數據上傳的要求。

“公告的內容非常不具體。企業幾乎無法執行。到底怎麽個‘暫停’？是生產企業、批發企業、零售企業都‘暫停’，還是只有其中一部分企業？從‘暫停’到‘重啟’的條件是什麽？大約會‘暫停’多長時間？現在正在執行的企業怎麽辦？比如已交了錢的企業怎麽辦？……”趙飈在自己的博客里發出一串疑問。

這也是阿里健康的疑問。其公告顯示，運維藥品電子監管網的收入，占阿里健康最近一年收入的將近全部，“本公司預期，若食藥監總局長時間暫停執行2015年第一號公告或未來公布其他新的政策，其可能對本公司收入、業務及運營業績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不過，在繆寶迎看來，完全取消藥品電子監管並不理性，高風險產品的電子監管不應斷檔。“所謂高風險產品，主要是2007年和2008年實施的特殊藥品、血液制品、疫苗、中藥註射劑及第二類精神藥，以及從2012年開始實施的對含麻黃堿類複方制劑、含可待因複方口服溶液、含地芬諾酯複方制劑的電子監管碼。這些產品，都屬於高風險類產品，實施電子監管是必要的。”

19家連鎖藥店則建議全面取消現行藥品電子監管碼，而不是暫停，也不僅僅是針對零售藥店取消強制。“既然強制推行電子監管碼沒有上位法支持，也不符合國務院2015年95號文提出‘發揮企業主體作用’的精神，應該全面取消而不是暫停。如果上遊制藥企業、批發企業對於藥品電子監管碼追查商品流向的功能有商業需求，完全可以由企業自身選擇合作對象，進行市場化運作，行政權力不應幹預。”聯合聲明中寫道。

其實，在藥品電子監管碼實施以前，不少藥企出於自身需求，都已建立自身一套防偽、防竄貨的追溯體系。上述江蘇瑞德信息產業有限公司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推行藥品電子監管碼後，很多企業停用了自己的追溯體系，或者二碼合一。現在國家喊暫停，許多藥企都在觀望，要麽繼續用阿里健康的藥品電子監管碼，要麽重新建立自己的體系。”

2月27日，哈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發布了關於產品追溯系統建設情況的公告。公告稱：“公司決定在CFDA暫停執行相關規定期間，將藥品采用的電子監管碼改為使用‘哈藥產品追溯碼’，持續推進公司產品追溯系統建設工作。”

觀望政策變化的，還有印刷行業。由於監管碼的特殊性，醫藥包裝的印刷企業需要引進專門的噴碼設備。多家藥監碼噴碼設備供應商表示，相關業務受到一定影響，但因為剛開年，不是很明顯。

對於現行的藥品電子監管碼，他們認為其技術相對落後。“現在的藥監碼是條形碼，存儲的只是數據信息，而現有的追溯應用已經可以采用二維碼，能夠存儲更多信息，比如現在的獸藥產品追溯系統。”廣州偉士多包裝設備有限公司一位人士告訴南方周末。

獸藥產品追溯工作由農業部推進，“國家獸藥產品追溯系統”在中國獸藥信息網上運行，不收取任何費用。其中，追溯系統經營軟件的開發、技術支持和培訓工作由中國獸醫藥品監察所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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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網 王子約 2016-03-13 09:31:00

肖亞慶說，現在大家都在討論90年代末的國企改革，那次改革帶來今天的新局面，帶來了新的產業格局，(所以)今天的調整也會創造更多的新業態，也會產生很多就業機會，為新一輪的社會發展奠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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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網 張歆晨 2016-03-18 18:03:00

說到底，情義歸情義，生意歸生意。華潤也必須要對自己的股東負責，同時，央企嫡子的面子也不是可以隨便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