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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棚改運動】哈爾濱「另類」棚改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0479

在過去6年時間裡，哈爾濱棚改走在全國前列。與遼寧撫順政府的一攬子棚改模式不一樣，處於房地產高速發展期的哈爾濱，總結了一套「政府主導，市場運作」的市場化棚改路徑。但在這一路徑下，很多並不屬於棚戶區的房子被裝進了棚改的「筐」裡。

三十多人闖進了哈爾濱市香坊區信訪局。這些人大都是中老年人，最大的年紀已經超過70歲，嘴裡不停喊著：「我們不是棚戶區，我們要申訴！」

這是2014年4月29日的清晨，這天本該是香坊區區長的群眾接待日，但他以開會為由躲開了。這群人只好湧入香坊區信訪局，向接待員表達自己的抗議。

他們是因為徵地拆遷問題走上上訪之路的。連信訪局的女接待員對這群「釘子戶」的遭遇都感到詫異，「你們的樓房才建多少年，是要以棚戶區改造的名義拆掉嗎？」

這些居民來自香坊區文景街。

如果你坐火車從東邊抵達哈爾濱時，坐在火車左側向窗外望去，他們的房子就在那裡。遠遠看過去，這個佔地面積相當於10個足球場、有著22棟樓的小區還不算很舊，最新的一棟樓是在2000年蓋好的——但每棟都用紅筆寫下了拆遷測量標誌，並用一個代號稱呼這片區域：文景街地段棚戶區改造項目。

2011年12月14日，香坊區政府正式向文景街的居民下發了《香坊區人民政府房屋徵收決定哈（香）房征決字·2011第020號》文件，稱「因文景街地段棚改建設項目需要」，將對這片區域包括樓房、平房在內的2400餘戶居民進行拆遷。

這片將以棚戶區改造名義拆掉的小區，除了一小部分鐵路職工破敗的平房，大部分都是1980年代後竣工的六七層樓房，其中還有7棟樓是1997年以後才竣工的棚改樓。

哈爾濱棚改辦負責人向南方週末記者否認了這個項目的存在，「哈爾濱任何一個領導都不會把才建十幾年的樓房納入棚戶區改造，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當南方週末記者去文景二道街時，發現這個棚改項目很大一部分動遷已接近完成。不管願不願意，二十多棟樓裡的1500多戶居民，在過去兩年已經被香坊區拆遷辦以各種方式動遷走，其中一棟樓已經夷為平地，其他大部分樓的窗戶已經扒掉。僅剩500戶不願搬走的居民，分散著住在20多棟樓裡，和徵收辦緊張地對峙著。

為什麼一個有著23棟樓的小區竟然會偏離正軌，被納入棚戶區改造，繼而變形成為一個商住項目？這一切要從哈爾濱過去6年轟轟烈烈的棚改運動說起。

「肥肉都被挑走了」

自2014年兩會以來，棚戶區改造已數次被最高決策層表述為改善民生、拉動投資、促進消費的長期利器。李克強總理也提出今年要繼續加大棚戶區改造的力度，至少要再改造470萬戶以上——棚改已被視為建設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的重要內容。

在過去6年時間裡，哈爾濱棚改亦走在全國前列。從2008年開始，哈爾濱累計完成棚戶區改造項目110多個，棚戶區改造面積超過1200萬平米，安置棚戶區居民14萬人。很長一段時間，「哈式」棚改和遼寧棚改一樣，受到中央和省級政府關注，其經驗在各地推廣複製。

與遼寧撫順政府的一攬子棚改模式不一樣，處於房地產高速發展期的哈爾濱，總結了一套「政府主導，市場運作」的市場化棚改路徑——將棚改過程中整理出來的一部分土地用於商業開發，銷售獲利後，將籌集到的資金返還給回遷房和保障房建設。

位於哈爾濱市道外區的「好民居濱江新城」，是第一個依此模式成功運作的棚改項目。該項目總建築面積68萬平方米，項目徵收補償所需費用約為6.5億元，哈市一家國有建設公司將其中位置較好的20萬平方米臨街地塊用作商品房開發，銷售回籠資金約9億元，扣除成本後尚且盈餘約2億元。

哈爾濱住房建設集團一位負責人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在2008年至2011年期間，哈爾濱各區縣都啟動了大量位置較好的棚改項目，當時樓市正值上行階段，房地產市場交投兩旺，各區縣政府及開發商都願意介入其中，哈爾濱棚改得以迅速推進。

「而到這兩年，肥肉都被人挑走後，剩下了一堆骨頭，哈爾濱棚改現在真正面臨考驗了。」這位負責人稱。哈爾濱住房建設集團是哈爾濱操作棚改項目的核心國企。

更大的問題在於，在各區縣主導的棚改運動中，公共利益和商業利益時常被偷換概念，違規和創新通常僅有一線之隔。

被「棚改」

文景街小區地處哈爾濱香坊區二環內的繁華地段，兩條鐵路線之間，200畝的土地上，23棟小樓依次展開，2400戶居民生活於此。這其中，大部分居民是1990年代末期的棚改戶、省直單位職工及部分教委職工。

這裡的很多居民已經不是第一次棚改了。張大媽在1970年代和1990年代經歷過兩次棚改，並在2000年從棚戶區搬出來，住進了剛剛竣工的36號樓。在那個住房仰仗單位解決的年代，黑龍江省各省直單位在文景街上，通過各自的棚戶區改造，讓自己的職工從平房搬出來，住上了樓房。二十多棟1990年代陸陸續續建成的樓房，逐漸圍合成一個頗具規模的小區。

事件肇始於香坊區對文景街鐵路沿線的零星棚戶區改造。2011年7月，香坊區政府開始在文景街張貼房屋徵收意見，稱因文景街地段棚改項目需要，擬對於文景街頭道街、文景二道街，和平路圍合區域地塊所含房屋進行徵收。2400戶居民開始知道自己的樓房要「被棚改」了。

但依照黑龍江省人民政府2008年出台的《關於城市棚戶區改造的實施意見》，黑龍江對於城市棚戶區定義為：「城市建成區範圍內集中連片、平房密度相對較大、貧困人口居多、建設使用年限久、結構簡易、人均居住水平低、居住條件惡劣、基礎設施不齊全、道路狹窄、治安和消防隱患太以及環境衛生髒亂差的居住區域。」

在文景街居民看來，棚戶區改造就是政府為改造城鎮危舊住房和改善困難家庭住房條件的一項保障性安居工程，而他們顯然並不在這範圍內。

不過3個月後，社區服務中心突然張貼了一個名為「香坊區文景街地段棚改項目徵收方案徵求意見及修改情況的說明」紅頭公告，稱經過文景街80%以上被徵收居民同意，香坊區政府決定正式對該小區進行徵收。

這份徵收意見在小區引起了軒然大波。多數居民回憶自己當時並沒有在徵求意見表上籤字，怎麼突然就被代表了？他們認為香坊區政府並沒有履行聽證會程序，而是直接採取盜用或假冒被徵收人簽名的手段，在徵求意見表中填寫同意並假冒被徵收人簽名，用來通過哈爾濱市政府的項目審批。

他們後來得知，未來這片區域拆遷完後，將矗立起一個名為金色里程的商業項目，於是群起反對。他們認為自己的房子被拆是出於商業開發目的，而非公共利益需要，拆遷補償不應按照棚改政策標準執行。

離小區不遠處，文景街與文端街的十字路口，一個名為「金色里程」的售樓處已經搭建好。在哈爾濱市政府的網站上，這個文景街地段棚改建設項目，未來將變成一個名為金色里程（音樂大道）的項目，規劃局文件顯示，這是一個集音樂博物館、音樂大道及露天會場等文化設施的商住項目，總建築面積達43萬平米，總投資超過22億元。

此後兩年的時間裡，圍繞著拆遷問題，居民們和香坊區拆遷辦展開了拉鋸戰。

誰為徵收埋單

「走了兩千多戶，還有兩百多戶僵在那。平房區已經拆遷完了，難就難在樓房了。」文景街棚戶區徵收指揮部一位相關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但實際上，目前還有將近500戶居民在堅持。這些居民對拆一還一的安置補償政策不滿，居民代表郝要武稱，這裡的居民或下崗，或退休，之前已經進行過一次棚改了，現在房子裝修配套完好，再動遷又得重新裝修，實在負擔不起。貨幣補償方案更激起居民們強烈抵制，因為附近商品房均價都已超過8000元/平方米，而徵收辦則稱如果採用貨幣補償每平米頂多補償5500塊錢。

徵收辦和居民開始了兩年的持久戰。這兩年裡，敲門敲窗，扔石頭砸玻璃，停水停電停暖氣，通過在企事業單位的親屬做工作，幾乎所有的手段都用遍了。

在法定框架裡，雙方亦各施手段，你來我往。政府部門屢發徵收文件，居民數次申請行政復議，要求哈爾濱行政復議中心對香坊區徵求意見表上老百姓簽名進行確認，但哈爾濱法制辦以「該項目手續審批齊全」為由，駁回了申請。

對於文景街的居民來說，他們尤其不能理解為什麼要將僅建十幾年的樓房當成棚戶區拆掉。

一位哈爾濱老地產人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這是一個典型的「突擊審批項目」——藉著改造周邊棚戶區的名義，將文景街捆綁開發，這個棚改項目從徵求意見到立項，不到半年時間就審批下來了。

彼時項目的名稱叫做金色里程，項目開發商名為黑龍江省新合作置業有限公司。工商資料顯示，黑龍江省新合作置業有限公司成立於2010年10月，註冊資金為1億元人民幣，第一、二大股東分別為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和江蘇悅達集團。

新合作置業總經理名為耿發。做拆遷出身的他，在哈爾濱房地產界浸淫了二十餘年。他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稱，之所以要將這20多棟樓房當成棚戶區拆掉，「是因為這些樓房地處鐵路之間，管道不行」。

他稱當時幫政府做了一個金色里程的項目規劃，計劃著等到政府淨地後，再把這塊土地拿下開發，但沒想到一等就等了兩年多。「我們著急，政府也著急，現在也不知道這個棚戶區項目未來將會怎樣。」

不過對於政府和開發商關於「管道不行」的藉口，居民並不同意，「你重新開發樓盤也得穿過鐵路建管道啊」。

在過去幾年，棚改一直是某些地方政府和開發商喜愛的「筐」。哈爾濱一位房地產商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在過去很多棚改項目水分很大，很多開發商都喜歡藉著棚改政策，爭取到政府相關稅費減免的政策。通過虛報棚改項目、騙取上級財政補貼，或是公務人員參股棚改項目牟利，也曾陸續被媒體曝光過。

而文景街這樣被當成棚戶區的樓房並非孤例。2011年，哈爾濱松花江邊友聯小區18層的高樓，也曾差點淪為棚戶區被拆。而在2014年4月中旬，文景街居民找到了香坊區副區長張福貴申訴。得到的答覆是：「你們得等等，香坊區一共有8個這樣有問題的棚戶區項目，得一個個來。」

但不管是政府還是居民，似乎越來越等不起了。已經被動遷的兩千戶居民入住新房遙遙無期，政府每個月每平米給他們20元的租房補助，這意味著過去兩年光租房補助就要付出4000萬元。如今動遷已經超過24個月了，按照規定，這筆租房補助將翻倍，到每個月每平米40元，這意味著今後每年政府要拿出4000多萬給動遷戶租房。

「釘子戶」們也等不起。由於徵收辦不斷騷擾，他們經常斷水斷電。經歷了兩次棚改的張大媽一個人住在36號樓裡，她說2000年的棚改，讓她從平房住進了樓房，但也是那次折騰，她老伴去世了。「我年紀這麼大了，肯定熬不過這次棚改了。」

【新棚改運動】「棚戶區」變形記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0476

編者按：一場棚戶區改造運動正在全國火速推進。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要求，「決不能一邊高樓林立，一邊棚戶連片」。

4月初的國務院會議上，棚戶區改造也被當成三項「微刺激」政策之一。改造棚戶區，既可以改善低收入人群的居住環境，也會拉動投資和消費。

棚戶區被視為城市裡的貧民窟，這一改造難題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存在，難就難在財政缺錢。本期專題中的《棚戶區從何而來》一文，回顧了棚戶區改造的歷史。

本輪棚戶區改造，發端於十年前，時任遼寧省委書記的李克強，強力推進棚戶區改造，僅在撫順就將該城市的五分之一人口從破舊的棚戶區送進了新樓。這項惠及民生的工程得益於高層的決心和國開行的資金支持，卻也遭遇了商業可持續性不夠的難題。

而在十年後的今天，當棚改運動推廣至全國時，棚戶區這個原本就規定模糊的概念，被裝進了越來越多的東西，甚至成為一個隨意變形的「筐」。在一些地方，這項原本具有公益性質的地方政府並不願意啃的「硬骨頭」，卻奇異地引發「大躍進」，因為這項民生工程被扭曲為爭奪補償資金、強拆獲得城市中心土地的有利可圖的生意。比如在哈爾濱，一些已經在棚改中從平房搬進樓房的居民，卻奇怪地要再次「被棚改」，蓋成不過十來年的樓房，也要被當成棚戶區拆掉。

棚改因而面臨一個兩難困境：真正的偏僻棚戶區改造難以獲得商業可持續性，需要真金白銀投入；而土地價值高的地方，意在為低收入人群改善居住條件的棚改又往往變形成為對土地的爭奪。

另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是，當棚戶區從城市地圖上抹去的時候，棚戶的所有者能獲得補償，而棚戶區的租戶們——那些進城務工多年卻始終無法獲得戶籍的農民又去哪住呢？

中央政府在全國大力推進新棚改運動，其本意是借此改善民生和城市基礎設施。但在很多地方的實施過程中，有的地方政府為了獲得補償資金，將棚改已經擴大到所有的舊城改造項目，而土地價值高的棚戶區則引發多起強拆事件。公益性質的棚戶區改造，已經演變成一項有利可圖的生意。

彷彿有個幽靈緊跟著楊豔民。不論她搬到哪兒，都面臨房子被拆的命運。

1991年，她因老房「徵用償還」從湖南省長沙市燕子嶺來到該市的棗子園，如今，這裡又被認定為棚戶區要進行改造。

但從2012年9月開始拆遷到現在，還有幾十戶因補償價格過低而不願搬出。拉鋸戰已歷時一年多，仍在繼續。

在文件上，棗子園這個項目被定性為「棚戶區改造」，但在2013年3月，一份《天心區南湖新城控規C-01地塊調整公示》終將這一棚改項目「變臉」：用地性質被從「商住用地」調整為「商業用地」，「擬引進兩家大型銀行總部大樓」。原來的居民們預定被遷至離市中心更遠的地方。

有些已搬遷的居民，被雇把自己的搬遷經歷錄成廣播用以勸服不願搬走者。傍晚，高處的喇叭在這片幾成廢墟的拆遷區裡反覆播放。如果沒有人帶領，很難找到從廢墟裡出去的小路。

棚戶區改造正在全國推廣。雖然這一舉動可立竿見影改善民生和城市基礎設施，大幅縮小城市內二元結構帶來的差距，又可拉動投資、促進消費，但不可忽視的是，由於涉及大量的補助和優惠政策，「棚戶區」這個炙手可熱的概念很可能在實際操作中變形，各地政府、企業各出奇招，政策的初衷易被扭曲。

中央政府在全國大力推進新棚改運動，其本意是借此改善民生和城市基礎設施。但在很多地方的實施過程中，有的地方政府為了獲得補償資金，將棚改已經擴大到所有的舊城改造項目，而土地價值高的棚戶區則引發多起強拆事件。公益性質的棚戶區改造，已經演變成一項有利可圖的生意。

棚改「急行軍」

由於先期已經進行的大部分棚戶區改造多位於繁華地段，位置好，升值潛力高，導致越到後期棚改的融資難度越大，剩下的都是「硬骨頭」。

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表示，要更大規模加快棚戶區改造，「決不能一邊高樓林立，一邊棚戶連片」。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表示，全年要建設保障性住房700萬套，其中各類棚戶區佔470萬套，達三分之二。

棚改運動其實早在一年前就已經拉開序幕。

2013年6月26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就專門研究部署了棚戶區改造工作，之後又高規格發文，決定今後5年改造城市和國有工礦、林區、墾區的各類棚戶1000萬戶。緊接著，從財政部、稅務總局、發改委到國開行，紛紛釋放政策利好。

2013年7月，財政部副部長王保安在全國棚改電視電話會議上，明確表示將落實稅費優惠政策，降低棚戶區改造成本，對劃撥供應的安置房用地免繳土地出讓金。此外，財政部還將棚戶區改造支出的所得稅稅前扣除政策，從國有企業適用擴大到包括民營企業，以吸引民資進入。

由於先期已經進行的大部分棚戶區改造多位於繁華地段，位置好，升值潛力高，導致越到後期棚改的融資難度越大，剩下的都是「硬骨頭」。

「在我考察的城市中，凡是保障房建設進度比較快的，都是早在2010年就開始著手拆遷和土地儲備的，如果要等到2011年再動手，那拆遷就是一道過不去的坎。」華創證券宏觀分析師華中煒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

要想「硬骨頭」仍能吸引來足夠的資金，政策就得繼續加碼。棚戶區改造已成為一把「尚方寶劍」，在政策層面劈開一條足夠坦蕩的大路。

2013年12月，財政部下發《關於棚戶區改造有關稅收政策的通知》，對安置房建設用地免徵城鎮土地使用稅，對安置房經營管理單位和開發商免徵相關印花稅，對轉讓舊房作為安置房且增值額未超過扣除項目金額20%的，免徵土地增值稅。並且，對經營管理單位回購安置房繼續作為安置房房源的，免徵契稅。

中國社科院城市與房地產經濟研究室主任倪鵬飛長期研究遼寧棚改，他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說，「現在棚改跟當時相比，公益性更強了。特別是好的商業地段改造已經結束，土地存量和價格，以及未來的土地制度改革，使土地抵押的條件下降，這就更需要政策性銀行」。

同時，作為「城鎮化提款機」的國家開發銀行，其主要領導密集赴全國各省調研棚戶區改造，與各省領導對接。據新華網報導，國家開發銀行先後與川、陝、湘、遼、桂、豫、黔等七省份達成支持棚改項目的貸款協議或意向。

2014年一季度，國開行新增承諾棚改等保障性安居工程貸款達到1401億元，為去年同期的10.2倍，發放貸款為312億元，同比增長12%。來自湖北和廣西兩地某國有銀行的內部文件也顯示，對棚改項目要「適度支持」。

即便是人事調動，也暗合了這一幕火熱的棚改圖景。

5月4日，住建部網站發佈消息稱，陳政高同志任中共住房和城鄉建設部黨組書記。原任遼寧省委副書記的陳政高，是遼寧主持棚戶區改造工作的主要領導之一。

棚改房劃入保障房？

模糊的定義，讓棚改房成了一個四處變形的「筐」。對於地方政府而言，新建的廉租房、公租房等保障房原本是一項純粹的財政負擔，棚改來了，「保障房」的部分指標可以被「棚改房」消化，資金也有了渠道，唯獨真正起「保障」作用的保障房減少了。

在各地方省市的算盤裡，棚改則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大筐」。由於可以獲得政策和資金的全力支持，不論是靠近城市中心地段的商業開發項目，還是為完成指標的保障房項目，都有機會借道棚改，更順利地完成。

據《財經國家週刊》報導，2013下半年以來，地方棚改積極性「顯著提高」，棚改目標也紛紛「擴容」，部分地級市擴容至原統計數量的2-3倍，最高達3.8倍。其中，河南省為上報規模最龐大的省份，達40多萬套。

有的地方棚改數量本來也不至於翻番，但是由於棚改的範疇擴大到城中村，還有了新補貼方案，有資金可以申請，改造計劃隨之「擴容」。

究竟什麼是棚戶區？被引用得最多的定義來源，是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等七部門發佈的《關於加快推進棚戶區（危舊房）改造的通知》（建保〔2012〕190號）。其表述為：城市棚戶區（危舊房），指城市規劃區範圍內，簡易結構房屋較多、建築密度較大，使用年限久，房屋質量差，建築安全隱患多，使用功能不完善，配套設施不健全的區域。

這樣的描述在各地衍生成不同的判斷標準。

如江蘇省界定棚戶區的標準是：一是主要以木板、土坯、240毫米厚磚牆為承重結構，以油氈或石棉瓦為屋面材料的簡易房屋和棚廈房屋；二是低窪易澇、基礎設施配套不齊的小平房；三是按國家標準被評定為嚴重損壞房、危險房的房屋；棚戶房建築面積50000平方米以上的為棚戶區。

在黑龍江，城市棚戶區則是指城市建成區範圍內20000平方米以上，滿足前述住建部文件定義的區域。在作為牧業基地的大慶杜爾伯特蒙古族自治縣，範圍門檻變成了5000平方米。在四川內江，界定棚戶區的指標就還要加上抗震設防的情況。

各地的操作標準如此不一，以至於財政部駐河北財政監察專員辦事處撰文指出，他們在審核中發現，部分地區將所有的舊城改造、搬遷安置項目全部界定為城市棚戶區，擴大了財政補助範圍。

財政部駐江西財政監察專員辦事處建議，財政部會同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等主管部門，對城市棚戶區的界定標準予以指標性細化，「可將危房等級、抗震強度、建設年代、人均住房面積、容積率等指標納入棚戶區判斷標準」。

更多的地方卻選擇不將模糊的中央文件語言精確化，給「擴容」操作留下空間。

這樣的「擴容」使得住建部和財政部於2013年12月在鄭州市召集11省市座談，試圖說服各省縮減上報的改造計劃。這次受邀參加座談的，多是上報規模較大，或是改造增量較大的省份，其中包括河南、山東、湖北等。

兩部委明示，「可以隨意擴容，但新增中央補貼的希望渺茫」。來自各省市的負責人則表示，寧可攤薄中央補助資金，也不願縮減規模。

以安徽省為例，據統計，此前全省棚戶區數量為80萬戶。加大棚改力度並把城中村包括進來後，該數據更新為150萬戶，其中城中村6萬戶。僅2014年，融資需求就高達466億元。

改造規模過大，可能導致一系列問題，包括拆遷、補償和安置不到位等。有與會人士說，兩部委並不希望攤薄補貼資金，而希望削減地方上報計劃中改擴建的項目。

讓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研究員郭峰感到奇怪的是，2010年的國務院文件中還並列、相互獨立的「棚戶區改造房」和「保障性住房」兩個概念，在201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棚戶區改造房已經規劃成為了保障房的一部分。但實際上，棚戶區改造房除一部分用於回遷安置外，另外的部分大多進行商業開發或公共設施建設，並不起「保障」作用。

對於地方政府而言，新建的廉租房、公租房等保障房原本是一項純粹的財政負擔，棚改來了，「保障房」的部分指標可以被「棚改房」消化，資金也有了渠道，唯獨真正起「保障」作用的保障房減少了。

棚改土地賬

新一輪棚改中，在容易推動的項目裡，土地潛在價值高，拆遷很難；而在難以推動的項目裡，土地潛在價值不高，資金壓力巨大。前者可能誘發民眾與政府的矛盾，後者則使棚改項目難以為繼，或暗藏金融風險。

土地本身就蘊藏著財富。不論是住戶，還是政府、開發商，都心知肚明。

長期關注棚戶區改造的北京才良律師事務所主任王才亮對南方週末記者說，「被改造的地方都是建築容積率低的地方，通過建高樓提高土地利用率，獲取利潤空間」。

城市中心地帶的棚戶區居民，常常因得不到適當的補償而不願搬走。經濟利益往往直接決定了項目推進的順利與否。

王銘芬一家從長沙文夕大火後就在路邊井建房居住，五代居於此。經過幾次改造，這已經是一座三層的小樓房。因為被規劃在棚戶區改造範圍內，房子面臨拆遷。但是由於安置的地方偏遠，貨幣補償也不滿意，他們家一直沒簽協議搬遷。

隨後而來的遭遇遠超王銘芬一家的想像：拆遷辦找到學校，王銘芬的工作丟了，丈夫的工作也受到威脅，陌生人衝進家來打砸，夜晚有磚頭，甚至有小型「炸彈」襲擊房屋。最令她印象深刻的一次，是抓到了一個來破壞的人之後，那人只說，「今天就讓我把窗戶砸了吧，砸了我就走。」

這座倔強的小樓房如今已是一個小堡壘，歪掛著的鐵門已經不起門的作用。王銘芬一天盯著好幾個小屏幕，時刻監視著可能闖入的陌生人。她幾乎錄下了所有家被闖入的視頻，但是報警均未果。

就在王銘芬的房子後面，才拆完不久的稍稍平整的土地上，已經做起了停車場。兩三名保安模樣的人已經在看守這個簡易的停車場。在這個熱鬧的長沙中心地帶，停車費不菲。

據《南風窗》2014年4月的一篇報導稱，在寧夏石嘴山市的棚戶區裡，完全是另一幅景象。這裡的住戶們往往是大齡、生病、獨居，或者幾代人住在一起，亟待搬遷、改造來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但偏僻的地理位置與資源枯竭型城市的現狀，使得這樣的變化很難快速發生。土地本身的價值不高，政府只能不斷「自己想辦法」。

最終，棚戶區的居民們還是要面臨一個略低於市場價的房子成本價。即便拿了補償款之後，只需補一個差價，他們大多仍舊無法承擔。

南昌市2013年12月與萬科簽署「棚戶區改造戰略合作合作協議」，將要開啟第一輪合作。南昌萬科一位負責人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表示，南昌萬科目前已經選取兩個重點項目進行跟進，這兩個地塊均是具有較高人口密度、交通方便、生活配套及產業配套優質的較大面積G類地塊。

同時，《南昌市中心城區舊城（棚戶區）改造運作模式》文件約定：「如土地由預選投資商競得的，其先行墊付的徵地拆遷費用（不計息）可直接轉為應配建安置房相應的建設保證金。如預選投資商未競得地塊開發權的，區政府按其投入的征遷成本和同期銀行基準貸款利率之和返還。」

但棚戶區改造從來就不是一個純粹的盈利工程。新一輪棚改中，在容易推動的項目裡，土地潛在價值高，居民常常面對政府定價，不具備議價能力，遭受損失；而在難以推動的項目裡，土地潛在價值不高，資金壓力巨大。前者可能誘發民眾與政府的矛盾對立，後者則使棚改項目難以為繼，或暗藏金融風險。

【新棚改運動】棚戶區從何而來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0477

早期的移民、產業衰敗城市的工人、改革開放時期的進城農民，是隨著時代變遷而生的棚戶區主力居民。不同的是，前兩者獲得了居住權和不被驅逐的權利，而後者則隨時面臨著被驅逐、毫無補償的命運，他們是一群永遠無法在城市安家的人。而隨著時代的發展，許多地方將城中村也納入了棚戶區的範疇。

最初的移民

棚，意為，用竹木搭成架子，上面覆蓋席、布等做成的遮蔽風雨日光的東西或簡陋的小屋。棚戶，指房屋、住處簡陋的人家或住戶。棚戶區，顧名思義就是棚戶集中的區域。

中國的棚戶區始於19世紀末上海蘇州河兩岸。上海開埠以後，外國資本輸入增多，工商業發展迅速，吸引大量貧困農民來滬謀生。這些工人常是舉家搬遷，又無力租賃住房，遂在荒地、路旁、河畔以至工廠周圍的空地，搭起形形色色的棚戶。時間一長，漸成規模，就形成了棚戶區。

此時的棚戶區概念類似於國外的貧民窟。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秦暉曾撰文稱，早期棚戶區居民就是1949年新中國建立前、乃至1958年戶口壁壘強化以前的「進城農民」，這些新移民有與國外貧民類似的居住權，這種居住權後來繼續被承認。

棚戶區改造不同於一般商業性改造工程，在於它是民生工程的一部分。

解放後的上海，一直面臨著改善下層居民居住狀況的巨大壓力。史料記載，1949年5月上海解放當時，全市棚戶區佔地面積1109萬平方米，棚戶簡屋197500間，建築面積322.8平方米，共居住著115萬人。此外，還有大量的「旱船」、「草棚」、「水上閣樓」，星羅棋佈地分散在上海的各個角落。

這些居住地的環境和居住條件都極其惡劣。上海交通大學教授陳映芳曾撰文指出，對於新政權來說，棚戶區的清除和改造，不僅是城市治理的燃眉之急，更是建立社會新秩序、彰顯制度優越性的必要舉措。

在《空間與社會：作為社會主義實踐的城市改造——上海棚戶區的實例（1949-1979）》一文中，陳映芳指出，棚戶區的蔓延，首先源於因城鄉間生活機會顯著落差，以及受災農民求生需要而形成的流民潮。舊上海市政當局為控制棚戶區蔓延，曾以市容觀瞻為由對棚戶實施取締行動，遭到棚戶居民的激烈抵制。

源源不斷的流民潮，還在充實著棚戶區的規模。清理與反清理，是上海棚戶區歷史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

解放後棚戶區的環境改善意味著勞動者居住環境的改善，具有了更強的政治意味。

1959年11月印發的一份上海市委報告稱，「做好（棚戶區改造）這項工作可使廣大人民更加擁護黨和政府，鼓起更大干勁為促進社會主義的建設事業而奮鬥。」1952年，上海第一個工人新村「曹楊新村」初步建成，成為新中國工人階級翻身當家作主的一個重要標誌。

「拆遷改建」的方式同樣需要財政支持，當財力和物力不足時，政府又提出了「逐步改造」、「允許棚戶適當翻建擴大升高」的改造方針，禁止居民佔地擴建，而鼓勵居民向空中要面積。

1950年代，最接近「棚戶」字面意思的低矮草棚被改建成泥牆草屋；1960年代，泥牆草屋改建成磚木瓦房；1970年代末，磚木瓦房翻建成兩三層的鋼筋水泥樓房。這樣的房屋自建過程，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

產業工人、棚戶區與城中村

1958年戶口壁壘強化後，在一些工業城市，另一種類型的棚戶區開始形成。

遼寧省棚戶區的形成就與產業結構調整有關。遼寧省棚戶區居民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很長時期內一直是就業穩定、社會上受人尊重的國營企業和大集體企業的職工，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處於社會的中間層位置。

由於解放初期倡導先生產、後生活，礦區企業除偶爾為容納更多的工人擴建工棚外，住房開發基本處於停滯狀態。20世紀五六十年代恰逢中國人口出生高峰，到七八十年代形成婚育高峰。為滿足子女住房需求，很多棚戶區居民開始在棚戶周圍搭建「偏廈」，這種私搭亂建式「開發」成為棚戶區住房開發的主要形式。

隨著1980年代以後煤炭資源的逐漸枯竭，特別是1993年以後開始的國有企業改制，大批工礦企業倒閉，職工失去工作，棚戶區整體狀況開始惡化。此時棚戶區的形成不僅涉及城市化進程，而且與單位體制變遷有著因果關係。這些區域的棚戶區居民主要是下崗工人。

無論是「進城農民」，還是本地產業工人，這兩種類型的棚戶區在後來的棚戶區改造中被視為一體，同為被改造對象。同時，國有林區棚戶區和國有墾區棚戶區也被納入棚戶區改造。

2012年新一輪棚改以來，棚戶區改造範圍進一步擴大。一直以來，城中村與棚戶區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據《2013年棚戶區改造藍皮書》，城中村從狹義上說，是指農村村落在城市化進程中，由於耕地被徵用，農民轉為居民後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變成的居民區；而棚戶區多位於城鄉接合部，尤其是遠郊區、礦區和林區，房屋簡陋，樓房很少，常常就是棚戶。

但2014年四川省、云南省已明確將城中村納入棚戶區改造範圍。其中云南省還將城鎮舊住宅區綜合整治納入棚改。北京市更將棚改範圍擴大到5類，除了城市和國有工礦棚戶區改造，還囊括中心城區平房院落修繕、老舊小區綜合整治、城中村邊角地整治、城鄉結合部改造。

由此，棚戶區「無所不包」。

棚戶區的租戶們

棚戶區的建設權和居住權，是人口事實上得以自由流動的保障。早在1950年代末戶口壁壘強化後，由於對人口流動的限制，合法的棚戶區就不再增長了。在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力，成了棚戶區的租戶和真正居民，但由於不具有本地戶籍，他們的居住權未被承認，也無法成為棚戶區的所有者。

秦暉撰文稱，城中村裡主要的實際居住者不僅實際居住條件並不比棚戶區好，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沒有「棚戶居住權」，屬於隨時可以被「不補償不安置」地驅逐的群體，實際社會地位既低於作為城中村房主的當地戶籍「農民」，也低於合法棚戶區中擁有居住權的市民。

他們居住在被形象地稱作「親嘴樓」、「握手樓」的高密度房屋裡，就是當下要改造的城中村，擴大了定義後的棚戶區。

秦暉進一步指出，我國城市政策的思路是把他們視為「農民工」，城市允許他們作為勞動力進來打工，但不考慮他們如何在城市安家。於是在國家不給他們提供保障性住房、他們又買不起昂貴的商品房的情況下，其他國家窮人通行的選擇也與他們無緣：「我國城鎮根本不允許流動人口聚集或自發搭建棚戶」，因此「非正式的住所（如棚戶）對中國流動人口而言是不可行的，這一情形與許多發展中國家不同」。

棚戶區被改造後，這些無戶籍的住戶只能求助於保障低收入家庭住房的保障房。

台南囝仔　變身全球運動眼鏡龍頭

2014-07-07  TCW

以台南為首的聚落，曾讓台灣躋身「眼鏡王國」，二十年前卻因為中國的低廉成本，聚落大舉西進而沒落；卻也有像華美光學這樣的「傻子」，在台灣苦熬轉型，最後成為全球運動眼鏡龍頭的成功故事。 一九九五年前後，台灣眼鏡聚落動盪不安，儘管華美在當時已是台南最大，但三天兩頭就聽到供應商、同業移往中國，陳志銘的父親、華美創辦人陳禎華也不由得心動，決定與次子陳聰文到廈門設新廠。 「那一陣子，整個台灣的氛圍就是工廠一直外移，很多人失業，我覺得有義務留下來！」陳志銘感嘆，「這麼多人，如果我們也關掉，大家就全部都失業了！」 短短一年多，營收掉一半縮編轉型，拿認證切入運動眼鏡市場 不到兩年，華美兩岸一起一落，台南廠營收掉了一半，出現史上首次虧損，廈門廠卻是毛利率七成起跳的歷史新高，陳志銘回憶，「那段時間，（台南）每個月損益表都是虧損，家族也有默契，最多就是三年吧？如果還持續虧損，不管我多想留下來，台灣這邊勢必要結束、到中國去。」 迫不得已，陳志銘只得動手開鍘：請老員工退休、並且縮編裁員，先求生存。 陳志銘也縮減產品線；華美起家的太陽眼鏡產品週期只有六個月，加上水鑽等裝飾細節繁複，生產過程中的人工佔比至少要二五％至三○％，因此這條產品線就轉給了在廈門的弟弟陳聰文。 缺乏中國的低廉勞動成本，陳志銘必須快馬加鞭發展運動型太陽眼鏡，因為這種用在滑雪、迴力球等賽事上的特殊產品，產品週期長達三至五年，製程少了裝飾等異材質貼合，人工佔比只要一○％至一五％；但障礙是須符合歐美耐撞擊等法規。 轉型這條路，陳志銘坦言，是跟著美國客戶後頭走，為了一次到位、符合法規，華美成立台灣第一個國際認證的眼鏡實驗室，敲開與歐美大客戶合作的第一扇門。之後的三、五年間，從耐撞擊材料研發到外型設計，「都是靠自己點滴摸索，外援很少。」陳志銘說。 垂直整合，增加營運彈性獲全球前三大運動店訂單，打進歐美 為了減少對中國進口原料的依賴，陳志銘決定垂直整合，除了外購最上游的塑膠粒之外，其餘一切全都自主生產。 而陳志銘堅守台南的決心，也感動了一位已把採購重心轉往中國的華裔美國客戶，回頭向他採買運動型太陽眼鏡，採購金額約佔華美營收的五％至一○％，成為基本盤。 而讓華美轉虧為盈的一張關鍵訂單，則來自一家全球前三大運動連鎖量販店。 早在轉型之初，華美就與這家客戶合作，但訂單量一直很有限；咬牙進入第三年時，客戶原本的主要代工廠臨時出狀況、無法如期交貨，緊急由華美遞補支援後，訂單量自此放大，現在是華美佔營收三成的最大客戶。 因為華美穩定的品質與設計能力，越來越多歐美客戶主動找上門；熬過三年的虧損、轉為獲利，陳志銘終於鬆了一口氣。留守台南之初，年營收最低不到一億元，如今已經是近十億元的規模，直追廈門廠，愛迪達、法國百年Julbo等品牌，都是華美的客戶。 就像爬山的道理一樣經營不論上下坡，都想到相反的可能 與運動眼鏡同樣對安全法規要求嚴格的，則是工業用眼鏡（如銲接、軍事等用途），這也是華美另一個轉型的方向；這種大量依賴塑膠射出的工業眼鏡，出廠價格雖僅約一美元，但牽涉到僱主須負起的安全賠償責任，因此即便有中國業者加入競逐，台南眼鏡聚落仍穩居全球龍頭。 「現在外國客戶總是把最難的留給我們（台灣），雖然做最難的不一定賣最多，因為數量通常較少，但這是一種肯定。」陳志銘說：「不過，我們真的是透過每一次困難的要求，不斷挑戰。」 從去年海關統計概估，以出貨量論，台灣在全球運動眼鏡的市場比重高達七成，工業眼鏡的比重更高達九成；這證明台灣曾因流行太陽眼鏡被中國取而代之、丟失了「眼鏡王國」美名，如今又藉著運動和工業眼鏡重新奪回，產業也升級了。 當年台南聚落因為成本外移到中國，現在的中國則步上當年的台灣後塵，廠商必須遷往東南亞等地或尋求轉型，當陳聰文向哥哥抱怨，廈門工廠流動率一年超過一○○％時，陳志銘很是驚訝，因為華美台南廠的流動率僅約一％。 現在，輪到弟弟咬緊牙關了。但不管兩岸風水如何輪流轉，「我爸爸常說老子的一句話，『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不論你在上坡或者下坡，都要想到相反的可能；當大家都離開台灣時，或許留著是不錯的選擇。」陳志銘鼓勵弟弟，「我自己喜歡爬山，道理是同樣的，人總會到頂峰、會再下來，再找下一座山去挑戰。」

苦撐32年 賣過禁書、聲援社會運動陳隆昊 台灣獨立書店先行者

2014-08-04  TWM

甫獲台北文化獎的唐山書店老闆陳隆昊，見證台灣三十多年來的學術思潮和社會變遷，在連鎖書店當道的年代，他堅守獨立書店的價值，期待更多人走進巷弄，領受這美麗的社區人文風景。 撰文‧賴若函 在台灣大學前面、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三十三巷內，隱晦的唐山書店招牌，三十二年如一日地掛著，約莫五十坪的地下室空間，擺滿了各式人文社會類書籍。早在戒嚴時期，唐山書店就引進國外先見、西方左派理論和社會科學書籍，見證台灣三十年來的學術思潮、社會變遷，成為許多台大學生共同的求學回憶。 唐山書店老闆陳隆昊，花白頭髮下掛著親切笑容，縱然在多年搬書的辛勞下，造成膝蓋軟骨退化，讓年過六十的他，走起路來不甚順暢，但一談起書，就立刻流露出意欲滿滿的神情。 陳隆昊以賣書、出版為志業，閒暇時最大樂趣也是讀書，七月中甫獲得第十八屆台北文化獎的他，長期推廣獨立書店，關心書市興衰、聲援社會議題，也是台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的理事長。 資深文青 將獨立書店精神傳揚海外 七月二十一日採訪當天，他剛從香港書展回來，以獨立書店文化協會的身份，向國際傳揚獨立書店的風貌。在書展中，陳隆昊一本書也沒有帶去賣，反倒是仿照實體書店外觀，透過一連串的影像、照片、書籍以及書店地圖，呈現台灣獨立書店的精神。 「香港和中國媒體感到很新奇，抓著我問不停。」陳隆昊說，寸土寸金的香港、社會主義下的中國，崇尚台灣書店自由多元的色彩，也很難想像，有不以營利為最主要目的、關懷社區或社群發展的獨立書店存在。 在香港的三天內，他和獨立書店文化協會祕書長、東海書苑老闆廖英良接受多次採訪，暢談台灣的獨立書店和個人經營理念，「是一次很棒的文化國民外交。」陳隆昊說。 地下精神 不畏當局「關切」賣禁書 與書結緣，是在陳隆昊的初中時期。 老家在新竹縣關西鎮，由於當時讀書風氣不盛，祖父擔心他考不上好的高中、大學，便在初二時，把他送往鄰近鄉鎮求學。 十幾歲就離鄉背井的他，心中十分徬徨與孤獨，一天，他無意間走進一家書店，當翻開《第二次世界大戰祕史》時，被深深吸引住，「書，從此成為我最好的朋友。」陳隆昊說，這本書後來還被數學和歷史老師借閱，作為書店老闆的選書功力，可見一斑。 對人文、社會領域充滿興趣的陳隆昊，一路唸完台大考古系、政大邊政所，開始從事「翻版書」工作，也就是在台灣版權意識不高、《著作權法》尚未出現的年代，直接照相翻印原文書。他以家為辦公室，父親協助接訂購電話、包書，再由他送書給訂戶。 「本來我想要擁有兩百種自己的翻版書再開店，沒想到，一場雨加速了計畫。」有一年暴雨過後，桂冠出版社位於地下室的倉庫因排水管塞住，大雨就一路從樓梯流到地下室，造成書籍泡水的嚴重損失。 房東慘賠，桂冠出版社也不租了，陳隆昊看準一個月只要四千元的租金，大膽和房東簽下「天災損失自負」的合約，在翻版書累積約八十種時，開始經營唐山書店；後來，經歷兩次搬遷，卻也不脫離同一條巷子。 開書店的那一年，是一九八二年，三年前發生的「美麗島事件」，震盪了整個社會，各種國際惡評、抗議連署、罷課風潮方興未艾。在政府箝制言論、思想的年代，唐山為渴望新知的年輕人，提供馬克思、傅柯、哈伯馬斯、新馬克思主義等左派、新左派思潮的著作，也引起當時警備總部、新聞局關切，成日上演搜走禁書的戲碼。 陳隆昊總要隨時藏好新進的禁書，只留下一、兩本在陳列架上，供員警查搜。曾經，警總收買工讀生，找到藏書位置，一口氣搜刮好幾箱的禁書，幸好當時是解嚴前夕，箝制言論自由的力量已弱，才讓他逃過牢獄之災。 慧眼識書 領先引進紀登斯、桑塔格 「地下精神」始終不滅，至今，通往位於地下室書店的樓梯間，兩側牆壁密密麻麻依然貼滿各種藝文、社會運動、學生活動的海報，這也是唐山書店給予社區的人情味，任何人想要宣傳，都可以利用這個空間，「我只有一個要求，就是不要貼在活動時間未結束的海報上面。」陳隆昊笑言。 從翻版書起家，唐山書店除了賣書，也進行代理、出版的業務，進書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許多主流書店難得一見的大部頭書，冷僻艱深的文、史、哲與社會學專門書，這裡都找得到。 例如，寫《第三條路──社會民主的更新》的英國社會學家紀登斯、英國歷史學家史景遷、美國女權評論家蘇珊．桑塔格等當代人文思潮大師的著作，都是陳隆昊率先引進台灣，然而，當這些作者紅了，大出版社便以其雄厚資本，贏得後續的書籍代理。 「與其說是出版業者，他更像是一個文化人。」與陳隆昊相交十多年的好友、佛光科技大學中文系教授林明昌說，陳隆昊為人謙和，具理想性、實踐能力，雖有商業頭腦，卻從不是為了營利營運。這點，從他多年來協助出版許多華文學術書籍、現代詩、劇本幾乎是賠本在做，就可看出。 「資本主義社會下，以大吃小是正常，我也從不認為做生意能以小搏大。」對於近年來大型連鎖書店林立、網路訂書的便利所帶來的衝擊，陳隆昊直言，書店的虧損連年發生，這條路還能往前走多久，他也不知道，但一直以來，他總是不放棄獨立書店特有的價值與精神。 人情味濃 顧客一上門就能量身選書 「顧客走進來的那一刻，我可以很快認出，並主動推薦他可能需要的書。」陳隆昊說，許多客人都是數十年的交情，從學生到成為老師，唐山書店是他們探索知識的基地；也有不少台大老師，會在開學訂書時指名唐山書店，這種濃密的情感，和凡事電腦化、以會員卡認人的連鎖書店，自是不同。 從學生時期在唐山書店買書，後來進入書店打工，到現在成為陳隆昊助理的蔡峻宇，兩人相識七、八年，對於老闆勤奮的工作態度、對知識的熱情、對人的寬厚，他充滿感佩。 蔡峻宇說，陳隆昊只要聊到歷史、多元民族、社會學、客家文化等主題，就會侃侃而談。有一次，他們去一家印尼小吃店，才和老闆沒說上幾句話，陳隆昊便分析出其家鄉所在位置和文化背景；他形容，陳隆昊是工作與生活上，都離不開書本與知識的人。 家人，也是陳隆昊不可或缺的力量。「早年書店、出版社很好賺，買幾棟房子不是問題。」陳隆昊說，一本厚厚的《哈伯瑪斯研究》原文書，一賣就是幾百本；但近年幾遇經營危機，除了吃老本苦撐，全仰賴家人無怨無悔的支持。 陳隆昊的太太在上市公司擔任財務長，雖然學的是精打細算的管理，卻始終支持先生的書店，認為這是有意義的事。 記者採訪時，陳隆昊手中拿著一本《英日字典》，問起來歷，原來是他最近開始學日文。為了讓年邁的母親感受到生存的動力，他沒事就鑽研日文書籍，遇到各種問題，就詢問受日本教育的母親。 看著母親為瞭解答疑惑，開始翻起日文百科全書，是陳隆昊最巧妙的盡孝之計，也讓他感受到人被知識所激發出的熱情。 一三年，獨立書店文化協會成立，陳隆昊被推舉為理事長，不時至各地演講、開會、帶領獨立書店參展，期待讓更多人認識這些在地書店的獨特理念，並願意走進書店支持。他也時常思考書店多角化經營的可行性，不到最後一刻，這位懂書、愛書的書店老闆，都會堅定地走下去。 陳隆昊 出生：1951年 現職：唐山書店老闆、 台灣獨立書店文化協會理事長學歷：政大邊政所（現民族所）、台大考古系（現人類學系）家庭：已婚，育有二子

超實用分析：2014年運動用品零售品牌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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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安踏、李寧等相繼公佈半年報，可謂是冰火兩重天，連續兩年在虧損中掙扎的李寧仍未走出這個漩渦。李寧上半年虧損由去年同期的1.84億元擴大至5.86億元，超過去年全年虧損額3.92億。相比李寧的蹣跚轉型，已公佈半年報的晉江系運動品牌安踏、貴人鳥等正逐漸從高庫存危機中爬起來，今年上半年都取得了正收益，其中安踏業績表現出色，上半年盈利增長近三成。分析人士認為，這場從2012年初開始的運動品牌清庫存之路或已接近尾聲。RET睿意德深入研究中國的運動零售產業，將國內外7大品類21個領導品牌在中國的發展清晰地呈現出來，為這一市場的前景趨勢作深入分析。

以下內容來自RET睿意德：

運動用品零售業正經歷每年30-50%的高速發展，開店數量劇增，全面佈局中國市場，運動品牌在商業地產的租賃面積也逐年提升。運動用品的專業化、休閒化、時尚化趨勢，從不同維度擴大了市場，也為更多商業項目提供了豐富的品牌選擇；近年來運動主題的購物中心也相繼出現。另一方面，快時尚品牌的衝擊，國產品牌的關店潮也為未來發展帶來了不確定性。


相比歐美國家，中國的運動零售產業仍較滯後。以美國為例，美國人每年購買運動產品的消費額約500-800美元，而在中國這一數字僅為20-30美元，另外在中國運動產品的購買頻率也大大低於歐美國家的水平。隨著國家運動總局大力推行全民健身計劃，到2020將會有40%的國民積極參加各類運動活動，運動消費需求大幅上漲，運動零售市場的發展潛力巨大。


RET睿意德中國商業地產研究中心深入研究中國的運動零售產業，將國內外7大品類21個領導品牌在中國的發展清晰地呈現出來，為這一市場的前景趨勢作深入分析。


重要發現：


上海服裝鞋類品牌開店數量多於北京，但北京戶外品牌的開店數量為上海的近兩倍。


北京、上海作為運動品牌激烈競爭城市，品牌紛紛選擇在當地開店，但受當地消費習慣影響，品牌開店偏好不一。上海當地人群更多的寓時尚於運動，小資時髦的人群特性影響其消費偏好，在購買時傾向於時尚運動服裝和鞋類，因此，服裝鞋類運動品牌也傾向於在上海佈局更多門店。和上海不同的是，北京適合戶外運動的場所更多，當地人群可以更便捷地開展戶外活動。戶外運動在北京也更被歡迎和推崇，北京的戶外品牌店舖數量遠超上海，差距幾乎達到兩倍。


成都成為運動品牌開店數量第三的城市，近幾年成都運動品牌的開店數量不斷增加。


作為中國的主流市場，北京和上海的運動品牌數量仍然最多。但運動品牌在成都的開店數量快速增加，原因是在北京、上海等地運動品牌開店數量達到飽和，品牌之間競爭激烈。相比之下成都經濟持續高速發展，2013 年成都全年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3,752.9 億元，同比增長13.1%，零售市場空間較大。且作為西南地區的重點城市，成都商業輻射力帶動周邊城市的消費，是未來運動品牌的必爭之地。



戶外運動品牌結合旅遊資源相得益彰，三亞、大連的游泳品牌門店數量較多，拉薩開始成為戶外品牌熱衷進入的城市。


由於三亞、大連靠海的地理位置，當地旅遊業的繁盛促進了游泳運動的盛行，游泳品牌也因此佈局較多門店。而西藏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氣候條件，以及當地流行的「騎行」也大大刺激了旅遊業發展，當地戶外活動數量大幅增長，戶外運動消費市場潛力較大。相對於其它品牌在西藏開店數量的空白，戶外品牌Jack Wolfskin 在拉薩有5 家店，Northland 在拉薩有3 家店，戶外運動開始越來越多受益於當地的旅遊業發展。




高端運動用品店超過六成均位於北京、上海、深圳等經濟水平較高地區，寄身於高端會所，高消費能力的會員為主力客群。

高爾夫球店舖多佈局發達地區，不同城市店舖數量差異很大。原因在於，高端運動用品店的消費需要高經濟水平來支撐，其昂貴的單價導致其消費市場侷限於發達地區，北京、上海、深圳等經濟高度發達地區存在著更多有經濟實力的消費者。由於高爾夫運動對於器材、配件、服裝均有獨特要求，且只能在特定場地從事這一運動。北京、上海、深圳這些發展水平較高城市所擁有的專業設施和場地數量更多，其高端運動用品門店數量也較多。店舖主要處於高爾夫俱樂部和練習場，或者愛好人群集中居住的生活及購物區，如在上海的日韓、歐美等人群集中居住的虹橋古北等地。



RET 睿意德中國商業地產研究中心調研發現, 中國運動用品零售業呈現出以下發展趨勢:


趨勢1：運動品牌運營模式轉型，集合店坪效最高，俱樂部客戶黏性最高。

運動品牌運營模式的不同所帶來坪效也有所不同。運動品牌專賣店單店坪效約3,000 元/月，集合店有著強大的資源集合能力，客人停留時間的增加和貨品的快速更新及流通，推動銷售額的增長，集合店經營狀況好於單店模式，其坪效可達到單店坪效的一倍以上，約6,000-8,000/ 月。不同於單個專賣店和集合店的形式，運動超市面積較大，如迪卡儂面積多在3,000 平方米及以上，迪卡儂單店坪效為800-1,000元/ 月。



研究發現，在不同模式的運動業態中，俱樂部的客戶黏性是最高的。尤其是戶外運動相關俱樂部，對會員有著較強的號召力，且會員的品牌忠誠度很高。Yonex 入駐北京紅人俱樂部，Head 授權秦皇島森林網球俱樂部銷售其產品；越來越多的登山俱樂部、野營俱樂部都和專業性較高的運動品牌進行了良好結合。


俱樂部通過會員活動帶動產品銷售，大多數為網店，也有部分實體店開設於社區商業內，有時甚至開在很偏僻的地方，但是忠實的顧客群和穩定的營業收入維持俱樂部的長久運營。


趨勢2：服裝鞋類運動品牌開始撤出購物中心，更多獨立體驗店和概念店出現。

、、Mizuno 等服裝鞋類的街鋪店約佔四成，這一比例正逐年增加。由於購物中心的租金較高，而大部分服裝鞋類的運動品牌對店舖面積需求較大，相對的開店成本比較高，從購物中心轉向街鋪不失為一種「節流」行為。


運動品牌陸續在十字路口或者人流量大的商業街上開設體驗店和概念店等新興模式，臨街的落地大玻璃能起到更好的展示作用，而大面積的獨立店舖也為運動品牌的產品及器械設施提供了空間，有效提升顧客體驗感。


 僅在上海淮海路上已佈局三家概念店，最大的面積達到3,700 平方米，店內展示了超過1,000 款的當季產品。而幾乎每一家 體驗店內都設有跑步機，結合其專業APP來捕捉試跑者的跑步姿勢，為顧客挑選最合適的運動鞋。Mizuno 在全國推出跑步概念店，將運動體驗做到極致；店內提供Precision Fit 精準腳型測量系統，可以綜合消費者的身高、體重、走路習慣等信息，通過科學化數據分析，為其挑選最合適的產品。


趨勢3：戶外品牌擴張速度最快，同時進駐購物中心和百貨，提升品牌知名度。

中國戶外運動品牌以每年超過40% 的速度增長，已成為上升速度最快的細分行業之一。自2000 年後The North Face 和Northland 相繼進入中國，超過七成的店舖開設於購物中心和百貨內。戶外品牌競爭日趨白熱化，高端市場的搶佔成為突破口。入駐購物中心和百貨，可以打造品牌的高端形象和定位。


同時對於新進入中國市場的超高端品牌如Arcteryx、Mammut 等，在選址上大多考慮購物中心和百貨，這是由於購物中心和百貨的人流量較大，有助於提升品牌知名度，能在短期內使品牌被廣大消費者所熟知。同時其較高的產品單價使其在選址時更傾向於選擇能彰顯高端定位和形象的購物中心和百貨。


國內戶外品牌加速擴張，但國外戶外運動品牌的影響力和競爭力仍優於國內品牌。在市場份額前十的品牌中，國外品牌佔據了六個席位，市場份額總和是國內品牌的兩倍以上。



趨勢4：不斷增加時尚度，運動品牌也有「時髦范兒」

運動和時尚的邊界開始越來越模糊。普通大眾消費者並不過多追求產品的專業性，反而對時尚的敏感度不斷提升。面對這一特徵，各類品牌拓寬產品線，試圖吸引追求時尚的運動愛好者。快時尚品牌相繼推出運動系列，H&M 旗下推出H&M Sport系列，產品既注重運動性能，同時兼顧時尚；Uniqlo 也選用運動員作為模特，更好的展示它旗下的運動產品線。


同時，運動品牌也開始融入更多的時尚元素。 的設計師開始探索用於運動鞋的另類面料、圖案和配色，使之呈現出強烈的視覺效果和時尚感。作為運動品牌中時尚的弄潮兒，New Balance 非常注重產品的時尚性，每個系列產品都有豐富的配色選擇，而且產品更新非常快，緊跟時尚節拍，進入中國短短時間內已擁有1,115 家門店。


趨勢5：運動品牌日趨高科技化

運動品牌中的跨界行為越來越頻繁，其中運動服飾品牌開始涉足運動輔助設備，融入更多科技和技術，打造全新的高科技產品。 Action 店開業標誌著 開始發力戶外運動市場；另外，自從2006 年推出+Running 運動腕錶至今，已經推出了多款APP 應用， 的可穿戴設備已佔據可觀的市場份額。 的miCoach 腕錶推出既俘獲了人氣也取得了不錯的銷量。兩款產品都用到了高科技運動芯片，能記錄人們日常的生和運動數據。


趨勢6：運動品牌大力搶佔童裝市場

我國人口出生率持續增長，到2030 年才會開始慢慢下滑；不斷出生的新生兒和成長中的兒童，昭示著我國巨大的兒童消費市場。目前童裝產量僅佔全國服裝總產量的10% 左右，童裝市場未來發展潛力巨大，嬰幼裝、兒童運動裝將成為未來童裝市場的重要增長點，吸引了眾多運動品牌紛紛開拓童裝市場。

我從「雨傘運動」學到的投資智慧 庫克船長

來源: http://hkcitizensmedia.com/2014/10/10/%E6%88%91%E5%BE%9E%E3%80%8C%E9%9B%A8%E5%82%98%E9%81%8B%E5%8B%95%E3%80%8D%E5%AD%B8%E5%88%B0%E7%9A%84%E6%8A%95%E8%B3%87%E6%99%BA%E6%85%A7/

呢期俾佔中洗版，船長無理由唔講埋一份，不過仲叫佢「佔領中環」已經out咗，話佢係一場「革命」又唔太準確，都係「雨傘運動」啱聽啲。

嚟個申報先，由9月26日學生佔領公民廣場開始，我每日都有去各個佔領區留守最少一小時(主要去金鐘)，盡嚇綿力又好，緊貼事情發展又好，總算係見證住今次運動嘅演進。作為一個金融人，你問我驚唔驚再搞落去會影響經濟，長遠搞垮香港前景? 當然驚，但就算係咁，我仍然覺得要堅持落去，因為大家從day 1已經知道，今次係一場「不可為而為之」嘅運動，結果係點大家心中有數，但如果因為機會微乎其微就唔去爭取，咁香港先係真正玩完，未來只會任人魚肉。再者，要一個人、一個政府、一個國家進步，最有效方法就係俾壓力佢，無人話一定會成功，爛泥絕對可以扶唔上壁，但未試過又點知結果。

好似講得遠咗，返正題，喺今次運動，無論政府、警察抑或抗爭人士，都有好多嘢值得投資者參考，即管喺度列出四個我學到嘅投資智慧，如有補充大家不妨繼續寫落去:

1. 世事萬物皆不能預測，尤其係人心

有邊個會估到今次「雨傘運動」可以延續咁耐，規模又咁大? 就算佔中發起人戴耀廷，當初都只係估計得一萬人出嚟，最多搞佢一兩日就玩完。正所謂人心難測，佢真係可以話變就變，而股市係人嘅遊戲，幾時都要有認錯同修正嘅準備。

2. 不要用理性去分析非理性行為

係人都怕危險，如果用理性分析，9月28日放完催淚彈後，照計個個返屋企，警方成功清場，但事實係，之後幾日上街人數不減反增，大家唔係唔驚，只係被憤怒情緒支配，做出所謂嘅「非理性行為」。重大事情當前，感性永遠蓋過理性，正如牛市一樣有人大手高追，呢個就係人性。船長近期實在聽到太多分析員評論員，嘗試用理性角度分析呢場運動，大市又會點樣走法，我覺得全部都係bullshit，因為咁樣只會同警方嘅預測一樣，結果多數係錯。

3. Timing is everything，不要猶豫不決

佔中三子淪為大輸家，就算佢哋個plan有幾勁、願景有幾大都好，學者即係學者，無好好把握時機一樣要輸。已經唔好提之前傾到天荒地老都唔行動，淨係去到9月27日大家情緒高漲時，戴耀廷都話唔會提前佔中，已知佢哋難成大事，最後急急補鑊(28號又宣布啟動佔中)，結果換嚟「騎劫」之名，實在罪有應得。成日都話炒股出貨係藝術，佔中三子就好似硬頸嘅投資者咁，一心死摣唔到目標價都唔肯沽(10月1日佔中啟動日)，到發現形勢大變已經太遲，所以幾時都要識得靈活變通，千祈唔好猶豫不決。

4. 不要盡信專家/內幕人士

9月28號晚，船長喺金鐘不停收到警方即將使用橡膠子彈嘅傳聞，恐慌之下離開現場，事後覺得自己同被傳聞壞消息震走嘅股民無咩分別(當然一個講緊人命，一個講緊錢，但道理差不多)。究竟警方當日係咪真係會用橡膠子彈?無人知，但事實係，好多人聽完之後決定離場，如果真係有有心人發放消息嘗試控制場面，我諗算係局部成功了。之後一個星期，晚晚都聽到警方清場傳聞，更試過一大堆權貴密集式咁呼籲學生離開，情緒一時緊張起嚟，但結果就咩都無發生。我唔係喺度叫大家唔好理呢啲消息，相反我更加相信佢哋真係聽到某些「內幕」，真心叫大家離開，不過個結果只係話咗俾我聽，就算你收到嘅風有幾堅都好，一樣有隨時改變嘅機會，莊家話聽日炒上，你又點肯定瞓醒一覺劇本無變? 當然你做莊就另計啦。

「雨傘運動」其實仲有好多嘢值得探討，恕我今次講住咁多先，天佑香港。

街頭運動 橡谷智庫

來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08e1afd0102v3yx.html

     前些天，西南某地出了些事，也無關於民族大義，只是地方利益之爭。

    於是某些人首先就沖到學校，忽悠小孩子上街。

     一瞬間，我有些悲涼。

    是的，都知道了，也都學會了：學生是最血熱、單純，易於利用的。且孩子是我們的未來，是我們每一個父母心中最柔軟的那一塊。所以，無論哪個孩子受傷，我們最易痛恨、最易憤怒。

    這些鳥毛，無論是理想主義者、還是利益攸關者，最終的策略都是尋找孩子們來出頭。於是，世間所有的正義都蒙上汙垢，齷齪不堪。

     有個上海的看客寫了篇文字，其實是照抄了一百多年前的街頭運動指南。

     第一，群眾易於盲從，一群人的智商遠低於平均智商。

     第二，找一個簡單的口號，清晰、容易忽悠，以此定義街頭運動的正義性。

     第三，忽悠年輕人、婦女上街，他們更簡單些。

     第四，設法制造流血事件，混雜自己核心人員，攻擊政府人員，挑起暴力沖突和流血。

     第五，如果政府沒有動手，設法自己動手讓街頭的人流血，並嫁禍於政府。

     第六，充分利用媒體輿論，尤其是同情自己的國際媒體，利用其中的理想主義者，並得到利益相關者資助。

     第七，要麽迫使政府徹底退讓，如果不能，就不停的更換主題，讓政府無所適從，不知道談判底線在哪里。

     第八，遊行到最後，一定會失控，最初的領導者會失去控制權，此時可以避讓，等到局勢失控後，或者勝利後，獲得名聲和正義背書，或為以後的政治利益建立基礎。

     第九，要在起初和安全的時候，領導者多露面，讓配合的媒體多曝光自己，等到矛盾激化和危險後，躲藏在後面。否則搭進自己去，得不償失，讓孩子們去犧牲。

     我沒有寫到的，街頭運動家們可以給我補充。

    最終，他們要追求的正義、公平和法制，就被混亂和非法踐踏。

    民主的爭鬥就失去了合法性。

    《國土安全》第四季，美國人的無人機為炸死恐怖分子，不惜殺了44個無辜的人。穆斯林把中情局站長踐踏致死。幸存的穆斯林年輕大學生，面對巴基斯坦記者，他的母親和妹妹都死去了，卻問了一句：我們如果這樣做，和他們有什麽區別？

     這句話常常由美國人問恐怖分子，現在倒過來了。

    我想問的是：街頭運動者，忽悠少年人犧牲，損害其他國民的意見表達和利益，你們和你們要反對的極權有什麽區別？

    你們能建立一個和諧的民主社會？

    信了你的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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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人微博後面有幾個問題，和答案貼一下。為保護他們倆，我貼完會把微博刪掉，請勿騷擾他們。

  

：請問哪一個朝代是坐下來和平談判然後換代的？哪一個不是由野心家率眾暴力推翻的？老王你這邏輯大有問題，他們也許居心不良，但首先是有了這麽個借機發揮的題材，世界的運行邏輯就是這樣的。永遠不存在理性派對理性派的權力更替。 (20分鐘前)

    

佛陀問老王：回複@: 哪個朝代善終的?死多少人?多少家破人亡的?你眼里只有改朝換代的大事? (3分鐘前)

 

王陽:昔日運動員，今日刀鋒上做生意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1030/147335.html

早晨8點鐘，長春市吉順街上的冰場，將近50名青年隊選手，前後有序地圍繞冰場一圈圈滑行。他們大多穿著“worldtop”品牌的冰鞋。偶爾教練會讓他們停下來，小聲叮囑些什麽，然後他們繼續滑行。

王陽站在冰場的入口，盯著隊員們的冰鞋看了好一會兒。這些青年隊隊員，代表著吉林省冬季項目的未來。“我從7歲開始在這里練習，24歲退役，直到今天我從未離開過冰場。”王陽深情地說。

幾分鐘後，有些隊員將速度降了下來，慢慢地滑行到王陽身邊，脫去冰鞋，取下冰刀。王陽麻利地拿起工具幫他們修了起來。

如今，越來越多的運動員穿著王陽打造的冰鞋，在各種大賽上摧城拔寨。中國男子短道速滑隊主力韓天宇、武大靖等隊員都穿過“worldtop”冰鞋，女隊的範可欣也是穿著“worldtop”奪得全國冠軍，隨後打破世界紀錄，並登上了世錦賽冠軍的領獎臺。今年索契冬奧會上，張虹更是穿著王陽打造的冰鞋奪得速度滑冰女子1000米比賽的金牌。這是冬奧會歷史上中國拿到的第一枚速度滑冰金牌。

“泛泛地說，器材(冰鞋等)的幫助至少有30%，不然張虹肯定不會拿到奧運會冠軍，更不會拿得名正言順，高出大家一塊。”張虹的教練馮慶波對《財經天下》周刊透露，現在國內速度滑冰運動員基本都穿王陽做的冰鞋。

此外，王陽的冰鞋還出口澳大利亞、匈牙利、加拿大、俄羅斯等20多個國家與地區。在國內，他是荷蘭知名品牌海盜(Viking)的總代理商。去年，王陽還以200萬元的價格收購了瀕臨破產的澳大利亞冰刀品牌Pennington。

退役7年多後，王陽這位在運動員生涯表現並不出色的創業者，卻在另一個賽場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跡。

“我找到了另一個方向。原來我的方向是奧運冠軍，我拿不到，但現在我可以讓穿我鞋的運動員去拿到冠軍。”王陽對《財經天下》周刊說。

“不算出色”的運動員

提起王陽，前隊友、教練都評價他“不算出色”。除了獲得過幾次全國冠軍外，他短暫入選過國家隊，但後來因傷退役。而他的隊友們多參加過世錦賽、冬奧會等世界大賽。

“長春的全國冠軍、世界冠軍太多了。”王陽開著自己的咖色跑車穿越在吉林省運動學校時說，這所學校的後勤甚至門衛都可能是冠軍。

王陽所從事的短道速滑更是中國的優勢項目。為中國實現冬奧會金牌零的突破的大楊揚就是短道速滑選手，此後中國在這個項目長期保持優勢，湧現出了王濛、周洋等好手。中國隊在冬奧會上的金牌，絕大部分都是依靠短道速滑所取得的。

所以，當王陽2006年底退役時，除了得到5萬元的“創業基金”外，再無其他安置。在人才濟濟的短道速滑領域，他的成績並不很起眼。

事實上，像王陽這樣退役的運動員並不在少數。根據國家體育總局的數據，中國每年有3000至4000名運動員退役。而真正獲得國家安置的只是成績特別出色的金字塔塔尖那一小部分人。他們有的當了教練，有的進入政界。其他的人，只能自謀生路。

王陽卻是特立獨行的一個。

盡管成績並不出色，當運動員時王陽卻養成了鉆研冰鞋的習慣。在中國男子短道速滑隊里，他是出了名的“修鞋師傅”，大家有冰鞋、冰刀的問題都會來找他，只要不是太大的問題他都能解決。

“別人都是對滑冰技術精益求精，王陽是在器材上鉆研，他總是拿著自己的冰鞋觀察。”王陽的啟蒙教練王慧軍說。王慧軍曾經培養過小楊陽、周洋等世界冠軍，如今已經從政，擔任長春市冬季運動管理中心副書記。

王陽隊友、“發小”陳誌透露說，王陽從小喜歡拆玩具，有一些玩具拆了裝不上還遭到父母的打罵。自從開始滑冰後，他對滑冰器材著了迷。“他是個有好奇心的人，特別愛琢磨，喜歡搞清楚一件事的來龍去脈。他總琢磨器材，曾被認為是不務正業。”

此外，王陽還是個喜歡挑戰規則的人。在我們采訪的教練、隊員以及他的親屬中，好幾個人提到王陽被教練打的事。因為他有時會深夜離開訓練基地去泡吧，或者為了看球賽而夜不歸宿。

如今，王陽嘴唇上還留有1.5厘米長的傷疤，這是當初一個教練打他留下的痕跡。還有一次王陽夜不歸宿，王慧軍將一把雨傘的傘把都打斷了。

“他個性十足，總是給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訓練當中他也真是拼命三郎，只要你教練安排這個任務，他肯定認認真真地完成每一堂訓練課。”王慧軍評價自己的弟子說。

正是這樣一個敢打敢拼有想法的王陽，在2006年底決定退役前，去了一趟蘭州，因為他聽說那邊缺輪滑教練。

彼時，王陽早晨教孩子滑冰，中午研究冰鞋，晚上教一些愛好者滑冰。這位性格開朗的運動員，很快結交了一些老年滑冰愛好者。他們是一些機械廠的退休工人，其中還有對碳纖維有深入研究的老人。

正是這些人告訴王陽配膠時固化劑、膠水與樹脂的比例，怎麽使用碳纖維等理論知識。由此，王陽開始嘗試親自制作第一雙冰鞋。“那個時候做得很不好，現在一看那就不叫鞋了。不過我當時很有成就感，覺得已經很好了。”

也正是在蘭州那三個月，王陽制作了一雙又一雙“粗糙”的鞋，讓這些老人使用、反饋。那時他已經堅信，在沒有其他出路的情況下，這未嘗不是一條可以嘗試的路。

這個時候，王慧軍給王陽打來電話，說這樣退役太可惜，希望他回去再試一次。恩師的話打動王陽重新回到了吉林省短道速滑隊。

不過，在回到速滑隊後，已經學會做鞋的王陽將更多心思用在了冰鞋與冰刀上。退役的運動員一般都會珍藏自己的最後一雙冰鞋，王陽卻將自己退役隊友的冰鞋都“借”了過來，拆開研究里面的工藝。

“我那雙鞋被他拿去研究，都拆沒了。”隊友袁野說，“我特別支持他，因為我們是一起戰鬥過的戰友。”

幾乎所有接受采訪的教練和隊友都認為，王陽之所以願意回去延續自己的運動生涯，就是想深入研究冰鞋。在後期的訓練中，他總是穿上自己制作的冰鞋參加訓練、比賽。

“後來我發現，我更大的舞臺在做鞋上，而不是在比賽上。”王陽坦誠地表示。2006年底，他終於徹底退役，進軍冰鞋領域。

沒人認可的創業期

對於創業的王陽來說，他可以依靠的只有退役時的5萬元創業基金。他的父母是下崗工人，為了生計，父親在長途貨車上當押車員。不管對自己還是對整個家庭來說，他都需要證明自己的價值。

當時，冰鞋這個專業領域長期被美國、加拿大、韓國等外國品牌占據，中國基本只做大眾愛好者的冰鞋，比如黑龍江的“黑龍”等。所以，國內的專業領域是個空白。王陽就想從這塊下手。

難度可想而知。沒有任何教練員或隊員敢相信從來沒做過冰鞋的王陽，他們不敢冒險嘗試，哪怕他的冰鞋是免費的。

2006年底，時任波蘭國家滑冰隊主教練的楊赫帶隊到哈爾濱比賽。在比賽間隙，王陽找到了他，希望波蘭國家隊能免費試用他的冰鞋。楊赫當場就拒絕了。

“我帶的是(波蘭)國家隊，也有國家隊的任務，而且我們當時穿的鞋還不錯，不會冒險去穿他的鞋。”楊赫對《財經天下》周刊回憶，“開始大家都不認可他的冰鞋。”

不僅僅是楊赫，幾乎所有專業隊的運動員與教練都拒絕了王陽，這讓他陷入失落之中。“那時我的冰鞋沒有人看得上。我想，可以先找一些小運動員試穿。”王陽沒有放棄。

他找到了發小陳誌。陳誌已經從運動員轉為教練，他手下的小隊員都可以試穿。一旦試穿出效果來，可以再去攻關成人隊隊員與教練。

王陽是個學習能力特別強的人，碰釘子後反而更加鉆研。據陳誌透露，自從王陽開始創業，他們見面時的話題就再也沒有離開過冰鞋與冰刀。陳誌會收集隊員們對冰鞋的意見，比如角度、輕重與否等等，然後再把意見反饋給王陽。

很多問題，王陽一時無法解決，就不斷拆成品鞋，看里面的構造，然後一點一點比對著去研究。“每天做夢都是冰鞋，夢到新的思路，馬上清醒一下，突然睜開眼睛，然後趕緊記下來怎麽弄。第二天趁著沒忘，趕緊去做。”王陽回憶當時的狀態。

他將冰鞋交給更多青年隊的隊員免費試穿。但這樣大的投入，根本看不到盈利的可能。王陽自己也承認，當時只是想證明自己，並沒有想到這會是一門好生意。

令他驚喜的是，付出終有回報。

最先試穿他冰鞋的王楠，開始成績只排在全國第16名，穿上他的冰鞋三個月後，獲得了全國第4名，第二年更奪得了全國冠軍。另一個運動員梁傳啟，穿上他的冰鞋後也拿了全國冠軍。王陽的名聲一下子傳開了。

“突然，我的冰鞋就在市場站住腳了，就靠這幾個運動員。”王陽把這些歸根於運氣，“現在來看，那樣的冰鞋真的不能叫鞋，可能是我運氣太好了。”

王陽在圈內贏得了極好的口碑。他不計成本地投入，勤奮鉆研，得到了很多同行的認可與幫助。畢竟，這樣的運動員太少了，他們沒有理由不幫他。

邊維華就是其中之一。這位短道速滑國際裁判看過王陽的比賽，所以當他在長春執法世界杯的比賽時，王陽找到了他，希望他能幫忙宣傳。“因為我外語不行，他帶我去敲各支國家隊的房門，幫我打開國際市場，我非常感激他。”王陽說。

更重要的是，2008年，邊維華還幫王陽起了品牌名“worldtop”。他希望王陽的產品可以站在世界的頂峰。從此，王陽的冰鞋有了名字與形象，也有了更具體的目標。而邊維華十分看好這個年輕人，他與王陽的關系已經從當初的朋友發展為合作夥伴。如今他負責冰鞋的國際市場業務。

迎來轉折點

經過兩年的耕耘，王陽的冰鞋開始得到一部分人的認可，再加上他是運動員出身，很多教練和領導都會推薦他的冰鞋。當然，這都建立在冰鞋質量足夠好的前提下，否則沒人願意冒這個險。

2008年，幾乎是王陽創業的轉折點。這一年，韓天宇、武大靖等日後的國家隊核心成員都穿上了他的冰鞋，當時還默默無聞的國家女隊小將範可欣也開始嘗試“worldtop”。

王慧軍說，當時她是國家青年隊教練，看到範可欣家境困難，就讓王陽免費為她做了冰鞋。“他頭腦特別好，為人也忠厚，不是斤斤計較的那種人。”她不遺余力誇贊自己的弟子。

王慧軍辦公室的書櫃上，很顯眼地擺放著一雙冰鞋，內里是用純羊皮縫制。這是當初她在國家青年隊做教練時王陽為她制作的，她從沒有穿過，但只要有客人來便會看到這雙鞋。

曾經拒絕王陽的楊赫也主動找上門來，而且是付錢請王陽做鞋。“因為不斷有人實踐(王陽的鞋)，我看得多了。”楊赫說，“後來我們(波蘭隊)有三分之一人穿王陽的冰鞋，他們反饋說非常舒服。”

在長春比賽時，波蘭隊中有一位女隊員之前是穿匈牙利品牌的冰鞋，但她的右腳比較特殊，必須得采腳型做鞋。楊赫找到王陽特制了一雙。穿上王陽的冰鞋後，這位女隊員在世錦賽進入了“前三名”，奧運會則進了大名單。

“一開始我也很擔心，但她們穿上後，當年就有效果了。”楊赫說。

王陽做過運動員，又長期鉆研冰鞋，所以他的冰鞋在蹬冰支點、發力點、角度、踝骨的支撐角度和包裹度方面做得更好。這是“worldtop”跟其他品牌的區別。為了做到這樣的程度，他走過很多彎路。穿了他的冰鞋感覺不舒服的運動員責怪並拒絕再作嘗試，一雙又一雙看上去很漂亮卻不適用的冰鞋被毀掉。

王陽堅持到冰場上去，與教練、球員一起交流。

以張虹那雙冰鞋為例。王陽開車從長春到哈爾濱為張虹采集“腳型”。在采集前，他做了很多功課。比如他會通過教練以及隊員來了解張虹的滑冰特點、受過什麽傷、優勢是什麽等等，然後再采集。拿到張虹的腳型石膏後，他還會根據張虹的體重、胖瘦對冰鞋做適合的加固處理。很多時候，一雙冰鞋要反複調整幾十次。“每一次都是痛苦的，要絞盡腦汁地去想方設法改進。”王陽說。

很多時候，王陽像一個傳統意義上的老式“制鞋師傅”。他有一顆“匠心”。他的冰鞋最開始決不是最優秀的，也並未令運動員與教練們滿意，但經過多次鉆研、修改，最終他得到了各方面的認可。

在這個過程中，王陽遇到了另一個在冰鞋研發方面的良師益友馮慶波。

2008年，王陽到哈爾濱給大道速滑(大道速滑有不同的軌道，基本上是自己跟自己比賽，而短道是搶起點，跑到第一名就是冠軍)隊員采腳型時，站在一旁的馮慶波問了一連串關於冰鞋的問題。

彼時，他們互不相識，王陽並沒有直接回答這些問題，而是要了馮慶波的電話。“我當時就說了我的看法，但他沒有立即回複。王陽不像其他品牌的冰鞋制作者，他接受別人提的意見。”馮慶波說。

馮慶波也是一位對器材十分感興趣的人。在當教練時他就是一位修鞋師傅，隊里的鞋買來後，他都會重新調整才給隊員穿上。所以，他對冰鞋、冰刀的理解要比一般教練深得多。

更關鍵的是，這位哈爾濱冬季運動項目訓練中心速度滑冰的高級教練，有著一個固執的情結。他希望依靠國人的力量帶出好成績，這當然包括運動員使用的器材。馮慶波的團隊里，沒有一個外國人。這在外教盛行的中國體育界有些罕見。

於是，他與王陽走到了一起。王陽根據馮慶波的要求，一點點改進冰鞋與冰刀，並最終達到令人滿意的結果：馮慶波的弟子於靜獲得了世錦賽500米冠軍並打破世界紀錄，張虹則獲得冬奧會冠軍。

在馮慶波看來，王陽做事的決心是少有的。“他做鞋那麽多年，對自己嚴格要求，不斷摸索、提高、強化，投入心思非常多。這點是我感觸最深的，否則我不可能幫他，我們是臭味相投!”馮慶波如此評價王陽。他說，王陽很執著，認準的事幹不好都不能原諒自己。

其實，馮慶波與王陽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在對產品的苛刻程度、做事的投入上。在一個飯局上，他們滔滔不絕地聊著冰刀的厚度和韌性，竟然忘了在場的其他人。

“他們喜歡動腦子鉆研器材。他們都是這樣的人，這是他們能成為朋友的原因。”坐在一旁的馮慶波妻子趙貞貞說。

不可複制的創業經歷

如果從物質上來衡量，王陽已經成功了。他擁有4輛車，其中一輛是跑車;他在長春市有一套600多平方米的別墅;他的父親早已不用去給貨車當押車員，而是成為了他創業團隊中的一員。

長春市嶽陽街上，王陽的“冰鞋工廠”蝸居在一幢簡陋的民房里，而在不遠處是他的“冰刀工廠”以及庫房。

現在，王陽仍然專註於高端冰鞋，即專註於為專業運動員做冰鞋。這是他的商業模式。因為一旦在專業運動員那里擁有口碑，產品自然會在普通愛好者中熱銷。王陽的冰鞋，分為四個檔次：第一檔是提供給專業運動員的，價格在5000元至7000元一雙;第二檔到第四檔是提供給普通愛好者的，價格是在1500元至4000元一雙不等。

此外，王陽還是荷蘭著名冰刀、冰鞋品牌海盜的中國總代理商，而且是全球最大的代理商。他做的冰鞋與海盜的冰刀捆綁銷售，雙方並不存在競爭。此外，王陽每年還出口幾千雙冰鞋到國外。

對王陽來說，好消息是10月10日，他在長春的第一家冰鞋專賣店已經開業了，主要面向普通滑冰愛好者。王陽計劃讓自己的三名前隊友來打理店鋪。

看到王陽的冰鞋生意有模有樣，有些退役的短道速滑運動員也想嘗試，但都堅持沒多久就失敗了。

“我的創業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基於我十幾年的滑冰積累和我這十幾年對產品，對冰鞋、冰刀的研究。”王陽說，很多事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簡單。

那天下午3點，我坐上王陽的車——他要去哈爾濱市為十多位運動員采集腳型，這段路程需要3個多小時。

在半路上，突然下起暴雨，大得讓人無法看清前方任何東西。王陽小心翼翼地開著車。我建議他為了安全，將車停在路邊休息。王陽拒絕了。他說在過去7年多的時間里，有好幾次是大雪封路，但他都將車順利開到了終點。

“其實我的創業之路並不順，每一個環節都有一個困難期，就看你怎麽克服它。”

來源：《財經天下》周刊2014年10月20日刊

記者|韓牧 編輯|施雨華 攝影|王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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