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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部委發文：電信詐騙凍結資金將及時返還至被害人匯出賬戶

據銀監會網站20日消息，銀監會、公安部研究制定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案件凍結資金返還若幹規定》，從 2016年9月18日起頒布實施。

《規定》明確，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案件是指不法分子利用電信、互聯網等技術，通過發送短信、撥打電話、植入木馬等手段，誘騙(盜取)被害人資金匯(存)入其控制的銀行賬戶，實施的違法犯罪案件。凍結資金是指公安機關依照法律規定對特定銀行賬戶實施凍結措施，並由銀行業金融機構協助執行的資金。

《規定》還明確了公安機關、銀行業金融機構返還的工作原則、職責，返還條件、程序和方法以及被害人的義務。

《規定》要求，公安機關要按照要求實施涉案凍結資金返還工作。公安機關負責查清被害人資金流向，及時通知被害人，並對權屬明確的被害人財產作出資金返還決定，實施返還。銀行業金融機構要依照有關法律、行政法規和《規定》，及時協助公安機關實施涉案凍結資金返還工作。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負責督促、檢查轄區內銀行業金融機構協助查詢、凍結、返還工作，並就執行中的問題與 公安機關進行協調。

各地公安機關、銀行業金融機構要認真學習、嚴格執行《規定》，對已查明的凍結資金，要按照依法溯源的原則，及時返還人民群眾，減少損失。公安機關要主動與被害人聯系，服務人民群眾，依法辦理資金返還工作，並不得以權謀私，收取任何費用。

公安部和銀監會將加強對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凍結資金返還工作的指導、協調和監督;依法對公安機關、銀行業金融機構凍結資金返還工作進行檢查監督，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和《規定》，擅自返還或違反協助公安機關資金返還義務的單位和人員，要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被害人在發現被騙後要及時報警，並根據公安機關的要求，提供真實有效的信息，配合公安機關、銀行業金融機構開展相應工作。

公安機關提示群眾，要提高警惕，防止上當受騙。一旦發現被騙，要立即向公安機關報案，並提供相關信息。對非法倒賣銀行卡的行為，公安機關將給予嚴厲打擊。

這個國家每15秒就發生一起詐騙案

讓中國人聞之心驚的電信詐騙在英國也日益猖獗。今年上半年，英國每15秒就發生一起金融詐騙案。據官方數據，電子郵件、電話和短信是最普遍的詐騙工具。如此高的案發頻率引起了英國社會各方的關註，英國警方等機構則發起了“三思而行”(Take Five)運動，幫助人們防範詐騙風險。

半年超100萬起

英國金融詐騙行動(FFA)組織稱，今年1~6月，英國已有超過100萬起銀行卡、支票、電話和在線詐騙案件記錄在案，比去年同期大幅增長了53%。FFA是由銀行和支付卡公司資助建立的機構，旨在推廣預防被騙之道。

據英國媒體報道，通常情況下，銀行會退還受害人的損失，但有時有些受害人羞於承認自己被騙，不主動尋求幫助，也存在自己承擔損失的情況。

除了FFA外，為了防止詐騙發生，英國警方聯合銀行業和消費者團體共同推出了“三思而行”運動。“我們建議大眾在收到任何涉及轉移資金的要求時，能夠停下來，先別急著透露個人信息或者財務信息，三思而行。”FFA負責人沃洛貝克(Katy Worobec)如此解釋。

英國內政安全大臣華萊士(Ben Wallace)表示：“騙子的騙術越來越複雜，看起來越來越可信，而對於受害者來說詐騙帶來的傷害可能是毀滅性的。這些騙子壓榨那些努力生活的人，趁著他們忙得不可開交或者心煩意亂有機可趁的時候騙走他們的錢。”英國政府還與執法機關及銀行方面通過“反詐騙聯合小組”緊密合作，采取措施阻止金融詐騙背後的犯罪集團行動。

銀行阻止七成

銀行方面宣稱，在可能的詐騙損失中，每10英鎊中他們可以阻止7英鎊，但是仍有大量資金流入詐騙犯之手。去年，英國金融詐騙損失金額高達7.55億英鎊，比上一年增長了26%。如果再加上每年那些未記錄在案的損失金額，數字無疑會更驚人。

官方公布的數據顯示，電話、短信和電子郵件是現在普遍的詐騙渠道。根據英國犯罪調查(BCS)，在所有犯罪案件中，詐騙和網絡犯罪占了近一半。

警方專家表示，有時候盡管消費者知道隨便給出個人信息存在潛在危險，但是仍有可能被騙。FFA曾做過一個調查，發現最普遍的情況是受害者認為打電話的人聽起來很真誠，40%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感覺迫於壓力，不好意思不給出個人信息;差不多比例的調查者表示在自己比較忙的時候，防範意識會下降。

另據一家網站發布的獨立調查顯示，去年有超過4成的受害者在被騙後取消了信用卡或借記卡。Comparethemarket.com財富頻道負責人貝克(Jody Baker)表示：“目前我們進行的大多數交易都數字化了。我們的研究顯示超過25%的人平時身上不會帶超過10鎊的現金。”

他補充道：“隨著網上購物和網上銀行的發展，再加上非接觸支付方式的普及，如今在管理錢財方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謹慎。”

英國詐騙案數量增長迅速，中國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也愈演愈烈。據報道，甚至有詐騙團夥請心理學專家編寫詐騙劇本，其中一些劇本價值甚至高達十幾萬。這些專業劇本利用人性弱點，讓人防不勝防。

20日上午，全中國唯一一家“公安部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查控中心”在中國北京揭牌。隨後，在公安部、銀監會、北京市公安局聯合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將5000余萬元凍結資金返還被騙事主。上海市反電信網絡詐騙中心平臺也已試行半年，已攔截被騙資金達8500余萬元。

六部門下最後通牒！電信詐騙犯10月底前不自首將嚴懲

9月23日，據公安部網站消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工業和信息化部、中國人民銀行和銀監會六部門今日聯合發布《關於防範和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通告》。《通告》提出，凡是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人員，10月31日前主動投案，將依法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在此規定期限內拒不投案自首的，將依法從嚴懲處。

《通告》指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是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合法權益、破壞社會和諧穩定的社會公害，必須堅決依法嚴懲。凡是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人員，必須立即停止一切違法犯罪活動。自本通告發布之日起至2016年10月31日，主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的，依法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在此規定期限內拒不投案自首的，將依法從嚴懲處。

《通告》要求，公安機關要主動出擊，將電信網絡詐騙案件依法立為刑事案件，集中偵破一批案件、打掉一批犯罪團夥、整治一批重點地區，堅決拔掉一批地域性職業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釘子”。對電信網絡詐騙案件，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要依法快偵、快捕、快訴、快審、快判，堅決遏制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發展蔓延勢頭。

《通告》強調，電信企業要嚴格落實電話用戶真實身份信息登記制度，確保到2016年10月底前全部電話實名率達到96%，年底前達到100%。在規定時間內未完成真實身份信息登記的，一律予以停機。要立即開展一證多卡用戶的清理，對同一用戶在同一家基礎電信企業或同一移動轉售企業辦理有效使用的電話卡達到5張的，該企業不得為其開辦新的電話卡。要采取措施阻斷改號軟件網上發布、搜索、傳播、銷售渠道，嚴格規範國際通信業務出入口局主叫號碼傳送，加大網內和網間虛假主叫發現與攔截力度，對違規經營的網絡電話業務一律依法予以取締，對違規經營的各級代理商責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一律由相關部門吊銷執照，並嚴肅追究民事、行政責任。

《通告》提出，各商業銀行要抓緊完成借記卡存量清理工作，嚴格落實“同一客戶在同一商業銀行開立借記卡原則上不得超過4張”等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出租、出借、出售銀行賬戶（卡）和支付賬戶，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自2016年12月1日起，個人通過銀行自助櫃員機向非同名賬戶轉賬的，資金24小時後到賬。嚴禁任何單位和個人非法獲取、非法出售、非法向他人提供公民個人信息。對泄露、買賣個人信息的違法犯罪行為，堅決依法打擊。對互聯網上發布的販賣信息、軟件、木馬病毒等要及時監控、封堵、刪除，對相關網站和網絡賬號要依法關停，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電信企業、銀行、支付機構和銀聯，要切實履行主體責任，對責任落實不到位導致被不法分子用於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要依法追究責任。各級行業主管部門要落實監管責任，對監管不到位的，要嚴肅問責。歡迎廣大人民群眾積極舉報相關違法犯罪線索，對在搗毀特大犯罪窩點、打掉特大犯罪團夥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予以重獎，並依法保護舉報人的個人信息及安全。

據了解，目前全國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專項行動已經取得階段性成效，下一步，各地、各部門將繼續深入推進專項行動，堅決遏制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高發勢頭，堅決維護人民群眾的財產安全和合法權益。

保護個人信息：“精準詐騙”需要“精準治理”

（向春/圖）

今天，數據正在成為隱私最大的載體。一個數據極其充沛的時代，也是一個隱私極其脆弱的時代。

人人都有免於恐懼的權利，這是信息社會最起碼的安全準則。中國社會要避免出現更多的基於個人信息的精準詐騙，就必須從基礎做起，從規則、法律和標準做起，做到精準治理、精準打擊。

從1946年第一臺電子計算機發明，到1989年萬維網誕生，再到近年來數據的爆炸，信息時代一路狂奔，還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麽沈重過。2016年8月19日，因為個人信息泄露而遭遇詐騙，準大學生徐玉玉病發死亡，此後各地不斷爆出信息詐騙導致的惡性案件；2016年8月29日，又傳出清華大學一名教師被騙1760萬元，案犯掌握信息之精準、騙局之精細，令人瞠目。

一條條信息的泄露，一道道防線的失守，一次比一次更嚴重的傷害，整個社會都在追問：是誰泄露了徐玉玉等人的隱私信息，讓騙子可以按圖索驥，實現精準詐騙？又是誰通過數據操縱篡改他人的人生，連知識精英都未能幸免？

我認為，這些案件表明，中國社會的個人信息保護體系還未成熟，要盡快面對和化解系統性的危險。

原因，是多方面的。

問題一：違法成本低

很多人驚詫，在中國，地下非法信息買賣就像買賣一根蔥一樣方便，是無法可依嗎？

實際上，雖然中國尚未出臺全國性、系統性的個人信息保護辦法，但立法層面的基本框架已經具備。據專業人士統計，中國有至少40項有關個人信息保護的法規。

在國家層面，泄露公民個人信息已經入刑。2015年8月通過的“刑法修正案”規定：“違反國家有關規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信息，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該條款常被指責處罰力度不夠，與當前電信詐騙的猖獗程度及其帶來的嚴重後果不匹配。

2015年3月，國家工商總局頒布了“侵害消費者權益行為處罰辦法”，此外還有“電信和互聯網用戶個人信息保護規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網絡安全法”等一系列法規都有相關規定。

在地方政府層面，也有諸多嘗試。如“杭州市網絡交易管理暫行辦法”“山西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辦法”都有涉及這個話題。

這些法律法規看起來很多，但散落在各個部門，不成體系。這說明，從中央到地方，都意識到這是一個問題，但如何增強立法修法系統性、科學性，進一步強化落實已是當務之急。

舉一個例子。2015年12月，安徽省就該省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其中有條款規定：“經營者非法向他人提供消費者個人信息的，應當給予消費者經濟賠償”，賠償的額度為“非法提供個人信息獲取的收益”和“給消費者造成的實際損失”兩者中的較大者，“實際損失難以確定的，賠償額度不低於500元；造成嚴重精神損害的，賠償額度不低於3000元”。

我當時就為這“500元”和“3000元”的最低額度暗暗叫好，因為這明確地標明了違法者的風險和成本，大大降低了執法的難度和舉證的門檻，清晰明確，可操作性強。

但令人意外的是，2016年2月，安徽人大宣布該條例正式實施，在其最終的定稿中，“500元”和“3000元”的最低罰款額度等規定都被一一刪除了，僅僅提出了經濟賠償和精神損害賠償，到底多少，沒有明確。

可以想象，立法過程當中的猶豫、反複和最終的妥協。這反映了我們的立法對這種違法行為的“惡”認識不足、決心不夠大。

徐玉玉等人的遭遇表明，放任個人隱私數據泄露、倒賣，整個社會將付出慘重的代價。今天，我們每一個人都在源源不斷地產生數據，這些數據表征著我們的位置、狀態、習慣、喜好和需求，一旦這些個人數據落入詐騙者手里，人人都可能成為下一個“徐玉玉”。在精心構置的精準詐騙中，騙與被騙是一種獵與被獵、吃與被吃的關系。

總結起來說，法律規定不成體系，令出多門，一旦出現違法的問題，消費者不知道應該向誰投訴、無法鎖定責任、茫無頭緒，管理部門也莫衷一是、互相推諉。再加上法律條文概念化、處罰標準模糊、操作性不強，受害者就會面臨舉證困難，即使證據確鑿，對不法分子的處理也無關痛癢，犯罪分子就更加囂張。

相比較而言，也有不少國家要規範得多，他們正在不斷地拓展著個人隱私保護的外延。如歐盟即將推出一項強化個人隱私保護的政策，規定手機等電子設備可以記錄一個人曾經停留過的地理位置，相關企業將被禁止處理這些數據，除非經過匿名處理或得到用戶的明確允許。

此外，從文化傳統和個人權利意識上來說，大眾的隱私意識比較淡泊，最終導致分散、寬泛的法規成了擺設、硬不起來。數據表明，2015年全國電信詐騙發案近60萬起，破案率卻不到3%。大量的案件，消費者只能自認倒黴、不了了之。中國在個人信息保護上還處於比較初級的階段。

問題二：信息過度收集

除了立法的問題，數據的收集者也存在類似問題。當下中國社會的數據收集，是一種泛收集、過度收集，沒有科學規劃，也缺乏權利意識。

再以徐玉玉一案為例，其助學金申請表格包含了26個數據項，其中不僅包括姓名、身份證號、聯系方式、住址，還有個人照片、生日、銀行賬號、學號、家庭經濟情況、家庭成員信息等。這些數據不僅呈現了申請者自身的狀況，還反映了她的社會關系網。悲劇發生之後，各方討論，但鮮有人認真地問一句：申請助學金真的需要如此多的數據嗎？

過度收集的問題還在於，大部分的數據在收集後，都沒有加密保存。今天的信息技術，已經讓數據複制、轉移的成本非常低廉、過程非常簡單快捷。沒有加密的數據，基本上就是在“裸奔”。

簡而言之，數據被大量收集起來，又沒有加密保存，非但無用，一旦落入不法分子之手，還有副作用，甚至反作用。

因此，我們應該質疑、反思現行的數據收集體制和機制，重點是其合法性、正當性和科學性。

回到上文中提到的“侵害消費者權益行為處罰辦法”，其實對數據收集的問題也有規定:“經營者未經消費者同意收集、使用消費者個人信息的……或在消費者明確表示拒絕，仍向其發送商業性信息的，都將受到處罰”。但在現實生活中，這條法規得不到有效的實施：中國仍然存在大量未經個人同意就收集數據的，絕大部分人也不知道自己居然有拒絕的權利。

一個人一生填報的表格、提交的信息，其實非常可觀。1995年，美國聯邦政府做過統計，他們一年的信息收集任務需要65億個小時才能完成，這相當於320萬人一年的工作量。也就是說，除了填表格，這320萬人什麽都不用做，也需要一整年的時間才能完成美國聯邦政府下達的信息收集任務。到2009年，信息采集的時間已經上升到99億小時。

這其中有相當部分是重複采集，還有相當一部分，一經收集，可能只使用一次，便永遠沈睡在檔案庫中。

過度收集會造成多方面的問題。我認為這方面要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美國有專門的“紙面工作精簡法”規範政府的信息收集，其規定，任何一個部門如果要向社會收集數據，必須得到信息管制辦公室（OIRA）的批準。這個辦公室首先判斷該項數據在整個政府的範圍內是否屬於重複收集，如果不重複、又要求合理，將會授予該部門一個“信息收集許可號”。這個“號”是政府收集數據的通行證，並限定了本次數據收集的範圍。缺少這個號，公民有權拒絕填報。

對於和個人身份相關的數據項，在采集之後，無論是靜態存儲還是動態傳輸，都必須加密。除了加密，政府還應該設計完整的管理機制，例如，政府文件有絕密、機密、秘密、公開之分，相應級別的公務人員只有權力查看相應級別的文件。有關於公民隱私的個人數據也一樣，要有特定的權限才能接觸、查看。道理很簡單，如果一份申請表，需要層層遞交、審批，經手的人越多，數據泄露的風險也越高。

在加密手段尚未普及的情況下，應該盡量減少、避免“過度收集”。這將從源頭上減少信息泄露的風險，把個人數據的風險降至最低。中國應當盡快出臺相應的法規，明確統籌的部門，詳盡規定數據收集的目的、類型、流程和使用權限，抑制過度收集數據，這不僅可以提高數據收集的科學性，還可以減輕全社會的負擔、減少“信息擾民”。

問題三：數據監管有漏洞

關於立法者、數據收集者，主要是制度建設。接下來，我想談談數據的管理者，管理得好不好，直接決定了制度的剛度。

2016年9月9日，公安部公布了徐玉玉案信息泄露的原因：嫌犯杜某利用技術手段攻擊了“山東省2016高考網上報名信息系統”，並在網站植入木馬病毒，盜取了包括徐玉玉在內的大量考生報名信息。

高考關系到千萬學子，網上報名系統如此脆弱，這令人心驚。2015年，國內網絡安全界的翹楚“安恒公司”對2.6萬個教育行業網站進行了評估和監測，發現了19.3萬個漏洞，平均每個教育網站漏洞7.4個。其他公共服務網站也同樣不容樂觀，25萬個政務網站有漏洞841萬個，平均每個政府網站漏洞34個。

也就是說，徐玉玉之案源於“外盜”，網站的脆弱為“外盜”打開方便之門，外盜猖狂。

但除了外盜，還有“內盜”“監守自盜”，更加防不勝防。

這方面我有親身經歷。半年前，我離開阿里巴巴，在杭州註冊了自己的新公司。在走出當地工商局的第二天，騷擾電話就來了：請問是觀數的塗總嗎？需要開發票嗎？需要購買複印機嗎？需要財務服務嗎？需要律師服務嗎……

一開始，這些電話來自杭州本地，一兩個星期之後，寧波、臺州等周邊地區的電話接踵而至。再接下來，河北、內蒙古、廣東一個個跨省電話輪番轟炸。每接一個電話，我就知道，我的數據又被賣到了一個新的地方。在辦公室放下電話，望向遠方，我仿佛看到一條地下數據買賣的黑色鏈條在不斷地延伸。

我在自己的微信公眾號吐槽了這段經歷，引來了大量網友的共鳴：一名孕婦去醫院建卡，一回到家就接到月子中心的營銷電話；另一網友在人社廳報名參加一個資格考試，隨後就接到上百條買賣答案、修改成績的短信……林林總總，不一而足。

2016年8月，北京海澱法院就判處一起教育機構“內鬼”倒賣信息案，罪犯之一楊某先後在北京3家教育機構工作。其間，楊某私自拷貝複制公民個人信息兩百余萬條，將這些信息分批出售，平均每條信息賣半分錢，共獲利1萬余元。

相當一部分的個人數據泄露緣於公共機構工作人員的監守自盜。

立法分散、寬泛，執法不力、管理乏力，黑客橫行、家賊難防，它們最終將徐玉玉們推向了深淵。如果數據的巨人行走在流沙之上，崩塌怎麽避免？

問題四：運營責任不清

徐玉玉案暴露的另外一個重大問題，是關於電訊運營商的，作為電話、短信的平臺運營者，我認為，其在大眾輿論中的責任也一直有模糊不清之處。

據中國互聯網協會發布的《2016中國網民權益保護調查報告》，2016年上半年，中國網民平均每天接到3個騷擾電話、2.9條短信。不難計算，平均一天就是十幾億個電話、十幾億條短信，不妨追問，這些業務每個月、每一年為運營商增加了多少收入？

這令我聯想到另一個社會熱點：阿里巴巴打擊“假貨”。作為中國最大的電商平臺，阿里曾因平臺上有假貨流通和欺詐行為備受批評。有人為之辯稱說，阿里巴巴只負責平臺的建設，對平臺上流通什麽東西，阿里負不了責，也不用負責任。

這些論點站得住腳嗎？大家都看到了結果，從2015年下半年開始，受累於假貨，阿里的股票一跌再跌。

和阿里一樣，三大運營商也是一個平臺。電商平臺上流通的是實物，三大運營商平臺上流通的是虛擬信號。實話說，電商平臺上的實物商品千千萬萬，差異性很大，而三大運營商平臺上流通的虛擬信號相對單一，主要是短信和電話，要說打假的難度，遠小於阿里。

我在阿里任職期間，對此深有體會。為減少假貨，阿里成立了2500人的專職打假隊伍，1萬多名“小二”參與；搭建了上百個模型，根據關鍵詞、照片、語義等維度進行監控分析，一年間刪除了1.2億條涉假商品鏈接。阿里還繪制了一張展現了各地假貨活躍情況的“假貨地圖”，派人前往這些市場暗訪。

阿里打假的成果尚待時間檢驗，但其做法運營商應該借鑒。

電話詐騙看似虛無，同樣有其可控的源頭。在現有大數據手段下，根據頻繁撥打陌生號碼、通話時間長短、是否為改號號碼等特征，甄別哪些號碼每天撥打騷擾電話、群發詐騙短信並不難。

但三大運營商是否做出足夠努力呢？

綜觀當下電信欺詐泛濫的現實，我們不難發現，三大運營商不是管不好，而是管得不力，管得不到位。誠如工信部近日所言，“不排除個別基層電信企業為追求短期經濟效益而罔顧社會責任。”

建議：成立隱私保護局

幾千年來，中國社會的隱私意識向來薄弱。

今天，人類“隱私”的表現形式，正在經歷大的演變。從歷史上看，人類早期的隱私集中表現在以住宅為中心的物理空間上，意味著個人可以在這個空間內不受監督、不受幹涉地發展個性、決定自己的生活方式；隨著新技術的產生和發展，對隱私權的侵犯已經不需要物理的、強制性的侵入，即便在公共場所，個人也有隱私，隱私從以“住宅”為中心變遷到以“人”為中心；進入信息社會，隨著政府和商業機構大規模收集個人數據，隱私又逐漸從以“人”為中心轉變到以“數據”為中心。

今天，數據正在成為隱私最大的載體。一個數據極其充沛的時代，也是一個隱私極其脆弱的時代。

最近一兩年來，在歐美發達國家，Google、Facebook等互聯網巨頭登上新聞頭條，往往不是因為其技術創新，而是因為隱私糾紛。因為它們擁有了大量的用戶數據，時時可能侵犯個人隱私。美國的大部分互聯網公司，也因此設置了首席隱私官，但迄今為止，我還沒有看到中國有企業設置這個職位。

隱私保護，是一個全球的問題，我認為，未來幾十年，它將成為全世界大數據時代的頭號社會話題。

除了在大眾層面上普及隱私的觀念和意識，我們還需要調整監管措施、改進治理方法。我的建議，是建立個人信息保護的統一立法、明確標準和執法主體，成立專門的隱私保護部門，以期對信息泄露、電信詐騙等行為進行“精準打擊”

例如在政府的監管部門——工信部設立專門的部門。

據了解，工信部下設了三十多個司局，執行相關職能的，有“網絡安全管理局”和“信息通信管理局”，在網頁上，我看到它們的職責有：“電信網、互聯網網絡數據和用戶信息安全保護管理工作”“監督管理電信和互聯網市場競爭秩序、服務質量、互聯互通、用戶權益和個人信息保護”等相關職能。但我認為，當前網絡安全的範疇太大，任務很重，這兩大部門互有交叉、職責不清。

我建議工信部率先成立一個專門的“個人隱私保護局”。具體名稱可再商榷，但其職責就是制定相關隱私保護政策，打擊因為個人數據泄露導致的詐騙行為，保護公民的隱私權益，未來的各級政府，都應該有隱私保護的工作部門。

這是一個時代的要求。在諸多發達國家，除了正在完善相關隱私保護法律，還在著力調整行政職能、設立專門的隱私監管部門。美國的聯邦政府，下轄有七十多個部委直屬機構，其中絕大多數不僅設立了首席數據官，還設立了首席隱私官。

人人都有免於恐懼的權利，這是信息社會最起碼的安全準則。中國社會要避免出現更多的基於個人信息的精準詐騙，就必須從基礎做起，從規則、法律和標準做起，做到精準治理、精準打擊。

（作者為《數據之巔》作者，大數據專家）

A級通緝令！這10名特大電信詐騙犯抓到1人獎5萬

9月26日，公安部發出A級通緝令 (公緝〔2016〕48號)，公開通緝10名特大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在逃人員。這10名在逃人員是：鄧振川、謝建海、謝置安、鄧春平、陳福金、廖乃健、嶽永福、王誌輝、陳虹、黃業雄。

公安機關希望社會各界和廣大人民群眾提供有關線索，同時檢舉、揭發電信網絡詐騙等違法犯罪活動。發現有關情況，請及時撥打當地110報警。對發現線索的舉報人、協助緝捕有功單位或個人，每抓獲一名犯罪嫌疑人公安部將給予人民幣5萬元獎勵。

被通緝的10名在逃人員：

犯罪嫌疑人鄧振川照片

鄧振川，男，漢族，1986年11月24日出生，戶籍地址：福建省漳平市象湖鎮下德安村下德安三組路122號。身份證號碼：350881198611241371。

犯罪嫌疑人謝建海照片

謝建海，男，漢族，1988年9月21日出生，戶籍地址：福建省龍巖市新羅區適中鎮保豐村學校路9號。身份證號碼：350802198809216010。

犯罪嫌疑人謝置安照片

謝置安，男，漢族，1986年10月10日出生，戶籍地址：福建省龍巖市新羅區適中鎮溫莊村溫莊路40號。身份證號碼：35080219861010605X。

犯罪嫌疑人鄧春平照片

鄧春平，男，漢族，1984年6月10日出生，戶籍地址：福建省漳平市象湖鎮上德安村寬和路14號。身份證號碼：350881198406101396。

犯罪嫌疑人陳福金照片

陳福金，男，漢族，1979年7月16日出生，戶籍地址：福建省漳浦縣綏安鎮禮泉村22號。身份證號碼：350623197907160010。

犯罪嫌疑人廖乃健照片

廖乃健，男，漢族，1983年3月20日出生，戶籍地址：廣西壯族自治區賓陽縣賓州鎮顧明村委會下寨村五隊108-1號。身份證號碼：452123198303201339。

犯罪嫌疑人嶽永福照片

嶽永福，男，漢族，1974年11月24日出生，戶籍地址：河南省上蔡縣蔡都鎮南環一路278－45號。身份證號碼：412825197411246437。

犯罪嫌疑人王誌輝照片

王誌輝，男，漢族，1988年12月6日出生，戶籍地址：福建省石獅市永寧鎮下宅一區29號。身份證號碼：350581198812060538。

犯罪嫌疑人陳虹照片

陳虹，女，漢族，1987年7月9日出生，戶籍地址：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西鄉塘區西津村2隊109-6號。身份證號碼：452123198707091404。

犯罪嫌疑人黃業雄照片

黃業雄，男，漢族，1977年7月23日出生，戶籍地址：廣西壯族自治區浦北縣大成鎮大成村委會水盞垌村26號。身份證號碼：450721197707232012。

全國電信詐騙手法大揭秘

山東學生徐玉玉被騙身亡事件曝光後，電信詐騙再次全社會熱點問題。

9月26日，公安部發出A級通緝令，公開通緝10名特大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在逃人員。這10名在逃人員是：鄧振川、謝建海、謝置安、鄧春平、陳福金、廖乃健、嶽永福、王誌輝、陳虹、黃業雄。

根據上述10人的籍貫，有6人來自福建，3人來自廣西，1人來自河南。

公安部公布的數據顯示，從2011年至2015年，全國電信詐騙案件數量從10萬件升至近60萬件。

2015年10月，國務院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工作部際聯席會議第一次會議，將河北省豐寧縣、福建省龍巖市新羅區、江西省余幹縣、湖南省雙峰縣、廣東省茂名市電白區、廣西壯族自治區賓陽縣和海南省儋州市等7地列為重點整治地區。

第一財經1℃記者根據采訪和對公開資料的梳理發現，七大電信詐騙重災區的詐騙手法繁多詭異，但又各有特點。其中，豐寧充當黑老大、龍巖冒充淘寶客服、余幹假冒富婆重金求子、雙峰利用照片PS行騙、電白冒稱“我是你領導”、儋州假扮客服機票改簽退、賓陽通過QQ植入木馬病毒。

淘寶客服和航班改簽退

作為全國首個農村淘寶全覆蓋地級市，福建龍巖也因淘寶詐騙而聞名。2015年，因江蘇無錫一位市民在淘寶上買一套價值10元的手套兒被騙1萬多元而報案，無錫警方經過調查發現，該詐騙源頭來自龍巖。

龍巖多山，淘寶詐騙案件高發的這個鎮就是一個山區小鎮。這里的村子大部分依山而建。這在一定程度上為那些從事電信詐騙的人提供了隱秘處所。有的騙子在山上搭起了一個個簡單的塑料窩棚，作為他們進行詐騙的窩點。

“在龍巖，這些人被稱為‘淘寶哥’。”當時在龍巖抓捕詐騙嫌疑人的無錫民警說，由於詐騙來錢快，“淘寶哥”在龍巖就是有錢人的代名詞。“‘淘寶哥’們現在幾乎都隱藏在山上作案，主要是為了逃避公安機關打擊。

在龍巖的一個窩點，無錫民警搜獲到的詐騙劇本曝光了他們的詐騙手法。其步驟大致為：冒充淘寶客服、加QQ、發鏈接、異常訂單處理中心、實名認證、發送驗證碼。

假冒淘寶網站對淘寶買家進行詐騙是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的一種，主要以交易不成功給客戶退款等各種借口，通過釣魚網站或直接騙取買家相關信息。

2015年12月30日，龍巖市公安局新羅分局打擊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專業隊民警在南城一小區內成功抓獲一名詐騙嫌疑人謝某。經審查，犯罪嫌疑人謝某自2015年4月份起，通過QQ平臺非法買賣公民個人信息，並以假冒淘寶客服的方式向淘寶買家實施詐騙。

與龍巖電信詐騙的手法類似，海南儋州電信詐騙主要是通過機票改簽退票的手法。儋州是海南省下轄的地級市之一，地處海南西北部，瀕臨北部灣。

據報道，機票改簽退詐騙類案件已占儋州全部電信詐騙案件的60%。一個廣為人知的例子是，中國羽毛球隊知名運動員謝杏芳就曾中招。

2015年1月28日，謝杏芳收到了這樣的一條信息：“尊敬的謝杏芳旅客，您好，您預訂的1月29日北京飛往深圳的HU7703次航班因飛行系統故障已被取消。為避免影響您的行程，請您及時聯系客服，4006691262辦理改簽。敬請諒解，註：改簽需10元工本費。另公司補償旅客100元。海南航空。”

按此提示，謝杏芳與客服聯系，對方讓她到銀行轉賬工本費10元。她就到西單大街一個ATM機，按照對方提示操作。後發現銀行卡里的45635元沒有了。報案後，警方根據銀行取款機上的錄像循線追蹤，在海南省儋州市將犯罪嫌疑人鄧氏叔侄抓獲。

儋州最早出現的電信詐騙犯罪是犯罪嫌疑人在網吧內發布所謂中獎信息，騙取辦理獎品所需的手續費等。從2014年以來，犯罪嫌疑人冒充機場售票中心工作人員，實施機票改簽退票詐騙。

“黑老大” 和“我是你領導”

茂名市電白區位於粵西，是廣東經濟相對落後的地方之一。在電白，一旦問及電信詐騙的慣用手段問題，當地人就會條件反射式地脫口而出：“猜猜我是誰，我是你領導。”

大約在2006年前後，全國各地的許多人開始接到玩遊戲似的“猜猜我是誰”電話。

“猜猜我是誰”的騙術是犯罪分子謊稱為久不聯系的朋友，聲稱要來看望受害者。隨後，編造其被“治安拘留”、“交通肇事”等理由，向受害者借錢，一些受害人沒有仔細核實就把錢打入犯罪分子提供的銀行卡中。這些詐騙團夥通常擁有數百張銀行卡。一旦有錢入賬，他們一般在10—15分鐘內就會將卡內的贓款轉走。

2014年，“猜猜我是誰”有了升級版——“我是你領導”。這一詐騙方式以“你在幹嗎”或“你在哪里”作為開場白，如果對方反問，則呵斥：“連我你都不知道了?我是你領導!”在對方入套之後，詐騙者會以領導身份，找各種借口讓對方匯款。這一詐騙方式抓住“職員畏懼領導”的心理，屢屢得逞。

廣東“颶風2號”行動中一個案例顯示，茂名化州市的受害人陳某連續兩天接到自稱是國稅部門的袁姓“領導電話，對方稱自己要提拔為副局長，需要送20萬元禮金給上級，希望陳某借錢“救急”。於是，陳某向這位“領導”匯出12萬元。

以上兩種詐騙形式均是“以量取勝”。當地警方透露，最高峰時，麻崗、樹仔兩鎮同時有上千部手機在不停往外撥打詐騙電話，一部手機一天少則50通，多則300通。

詐騙者每天如此頻繁地撥打電話，只要一個人“上鉤”，就能騙到數千元至數萬元不等，電白警方查獲的最高紀錄是，一次電話騙到150萬元。

由於操作簡單，風險不高，且獲利頗豐，“打電話掙錢”的風氣在電白麻崗鎮和樹仔鎮傳開了。從一個只會打電話的文盲進步到能夠利用這兩種形式成功進行詐騙，時間大約需要兩三天。

河北豐寧冒充黑社會老大的電信詐騙方式詳見第一財經《冒充黑社會詐騙，電話竟然打給了中紀委官員》一文。

“重金求子”、照片PS和QQ植入木馬

與上述各地的電信詐騙手法相比，江西余幹的手法似乎更具吸引力。這便是富婆重金求子。

這種詐騙手法主要分為五步：第一步，詐騙分子冒充香港富婆，高價找人生孩子。第二步，網上選一張靚照，通過專人登報或者群發短信的方式把基本信息快速發布出去。第三步， 跟自投羅網者聊，塑造起“富婆”形象。第四步，對方進入圈套後，詐騙分子到對方的所在地去，但不會真見面，而是用模擬定位到對方所在的城市，讓受害人以為自己來了。第五步，以重金求子的見面禮、機票費、健康檢查費等名義要求對方打錢。

富婆重金求子詐騙短信內容大致為：本人，女，30歲，身高1.65米，膚白靚麗，楚楚動人，嫁香港富商，夫無生育能力，眼看雄厚資產無後繼承，為避免紛爭，借探親之機尋找體貼、健康、品正的男子共孕，通話滿意，將匯定金30萬元，安排住宿見面後，體檢簽約，有孕重酬150萬元。不影響家庭，本人親談，短信不回。

這些“富婆”生財的一個關鍵工具是魔音手機。根據當地辦案民警介紹，手機在通話過程中，通過軟件設置可以彈出一個對話框，第一項就是選擇通話魔音，可以原音也可以進行變聲。

與富婆重金求子不同，湖南雙峰的電信詐騙則主要是通過PS照片。比如，將官員的頭像與裸露的女孩通過軟件拼接，偽裝成艷照裝進信封，發給他們鎖定的一些黨政幹部進行敲詐。

近年來，這里雙峰縣走出了數量眾多的詐騙犯罪者，被媒體稱為“假證之鄉”、“PS詐騙之鄉”。

一個典型的案例是，2013年，雙峰三名犯罪嫌疑人鄧某煌、鄧某初、彭某海雙峰三位男子利用電腦合成色情照，敲詐勒索10多名被害人300余萬,被法院判刑並處罰金。而此案被害人之一是西藏山南地區商務局局長陸書基。陸書基後來因收受賄賂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而被立案調查。

另一個典型的案例是，2012年3月，犯罪嫌疑人譚桔夥同杜某、馮某等人制作PS敲詐勒索信件，在湖北、廣東等地將信件投寄給受害人，敲詐勒索外地黨政領導及企業老板共170000元，該案於2013年3月被雙峰縣公安局偵破。

廣西賓陽的電信詐騙則以QQ植入木馬而出名。QQ詐騙案有著典型的作案流程和手段。

據賓陽縣公安局公布的公開資料顯示，網絡詐騙團夥通常分為頭目、盜號人、聊天人和取款人。頭目負責指揮實施詐騙;盜號人負責散播盜號木馬，盜取QQ賬號並遠程錄下被盜人視頻;聊天人冒充被盜人向其親屬、好友行騙;取款人則負責取回詐騙來的錢。

2013年4月，犯罪嫌疑人吳某燕等人利用計算機網絡手段竊取了呂某的QQ密碼，之後冒充呂某給胡某發去QQ信息，騙取600萬元，胡某察覺被騙後立即報警。

騙術多變

除上述全國七大電信詐騙重災區最慣用的詐騙手法外，更多的詐騙手法也在流行。

比如，號稱機關單位發放補貼。這種手法冒充教育部門發放“助學金”，冒充醫保局發放“新生兒補貼”，冒充稅務局辦理“汽車或房屋退稅”等。通常要求接聽者把“手續費”等打到指定賬號，並承諾之後返還。

再比如，冒充公檢法機關“懷疑你涉嫌洗黑錢”、“法院傳票未領取”、“刑事案件需要協助”等，先將人震懾住，騙取身份證號、銀行卡號等信息後，要求事主將資金轉移到指定“安全賬戶”。

其他手法還有：假冒銀行提示刷卡消費、“移動公司”積分兌換禮品、手機號碼被抽中中獎、發布虛假愛心傳遞詐騙、提供考題詐騙、電話/電視欠費詐騙、高薪招聘詐騙、偽基站詐騙、二維碼詐騙、辦理信用卡詐騙等等。

在諸多電信詐騙手法中，它們的一個共同點是通過各種渠道獲得受試者的個人信息。這些“泄露者”的身份包括了黑客、銀行員工、醫務工作者、公司“內鬼”、學校老師、警務工作者，甚至還有不法分子應聘到某家淘寶店，成為“臥底”竊取買家信息。

“電信詐騙現在總的感覺就是亂了。不是詐騙分子亂了，是我們自己亂了。”《羊城晚報》引述全國人大代表麥慶泉在最近的一次有關座談會上說，“在詐騙與反詐騙的博弈中，我們節節敗退，根子主要是部門利益……23個部門，多少專家，多少精英，敵不過犯罪分子，這很悲哀。”

為有效打擊電信詐騙，2015年11月，由公安部、工信部、中宣部、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等23個部門組織開展的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專項行動展開，並將延長至今年底。

在麥慶泉看來，打擊電信詐騙，還需要上述23個部門的強強聯合。“真的拿不出招來嗎?”他自問自答，“我不這麽看。”

對於網絡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公安部近年來進行了多次集中打擊，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其高發態勢。但此類犯罪仍屢打不絕，並呈現出一些新的發展動向：一是公民個人信息泄露的源頭除了黑客入侵竊取、行業內部人員泄露、設立釣魚網站騙取之外，還出現了使用專門掃號軟件掃取密碼的不法團夥。二是遭泄露的公民個人信息涉及領域廣泛，涉及金融、電信、教育、醫療、工商、房產、快遞等部門和行業共計40余類，銀行和第三方支付平臺的賬號及密碼等也成為犯罪分子交易的對象。三是犯罪團夥反偵查意識強，犯罪嫌疑人依托QQ群、網站、黑客論壇等，使用網絡電話、虛假身份等進行聯絡，通過網銀轉賬或第三方支付平臺進行交易，相互交換、倒賣公民個人信息。

四川綿陽公安偵破“5.26”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抓獲犯罪嫌疑人9人，查獲大量個人銀行征信報告，扣押作案電腦45臺、手持上網終端61部，銀行卡132張，涉案資金230余萬元。江蘇無錫公安偵破“佳佳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抓獲邱某某等13名犯罪嫌疑人，包括黑客、行業內部人員、中間商等，查獲淘寶網、天貓網、京東網、當當網等網站買家個人信息6000余萬條。山東菏澤公安打掉一個涉及數據源頭和中間商的上遊犯罪鏈條，抓獲犯罪嫌疑人29名，包括22名中間商，以及7名行業內部人員，查扣受侵犯公民個人信息200余萬條，涉案資金500余萬元。

公安部網絡安全保衛局相關負責人表示，下一步，公安機關將繼續對竊取、販賣、非法利用公民個人信息犯罪活動保持嚴打高壓態勢。同時，將重點整治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相關渠道，督促電商平臺、即時通訊平臺、社交網絡平臺等信息服務商以及擁有承載公民個人信息重要信息系統的各部門、各行業嚴格落實安全管理責任，加大自查自糾力度，對自身系統和第三方應用進行全面排查，堅決堵塞漏洞，確保公民個人信息安全;對銷售、傳播公民個人信息的網站(網店)、網絡賬號、通訊聯絡號碼等繼續加大整治力度，依法予以關停、關閉。公安機關也提醒廣大群眾，要切實增強個人信息安全保護意識，防止個人信息被不法分子侵害造成損失。

冒充黑社會詐騙，電話竟然打給了中紀委官員

“我是道上有名的龍哥，你是不是XX?這兩天小心點，不想斷胳膊斷腿，趕快拿點錢。”這是“冒充黑社會”恐嚇式電信詐騙的慣用語，被公安部列為新型電信網絡詐騙方式之一。

這類電信詐騙發源於緊鄰北京的國家級貧困縣——河北省豐寧滿族自治縣(下稱“豐寧縣”)。該縣被公安部列為全國電信網絡新型犯罪掛牌整治的7個重點區域之一。公安部通報顯示，冒充黑社會詐騙的犯罪嫌疑人幾乎全部來自該縣。

近日，第一財經1℃記者來到豐寧縣，探訪此類型電信詐騙的發展、形成，及打擊治理情況。豐寧警方提供的信息和數據顯示，此類型犯罪屬於電信詐騙中技術含量最低的一種，最為簡單粗暴。他們的恐嚇電話甚至曾經打給了一位中紀委官員。

“黑社會”詐騙溯源

冒充黑社會進行電信詐騙的犯罪嫌疑人大多數來自豐寧縣西官營和選將營兩個鄉鎮，涉及7個村，其中西官營5個、選將營2個。這兩個鄉鎮總計有2萬8千多人，涉嫌電信詐騙陸續被抓368人。也就是說，每百人中就有1.3個從事這一勾當。

多位當地村民告訴1℃記者，2006年前後，一些常年不在家的人突然“衣錦還鄉”。回鄉後，這些人很快蓋起了高大闊氣的房子，家用電器置辦得也很齊全。“他們可能在外面做上好生意了，掙錢快。”村民們當時猜想。隨後，這些快速致富者又開上了小轎車。村民們還發現，不但這些人富了起來，他們的近親屬也跟著發了財。

2010年前後，村民們才逐漸知道：這些快速致富的人是靠“冒充黑社會去恐嚇、詐騙”斂財。

豐寧公安局刑警大隊教導員王瑞明，長期帶隊打擊這類犯罪。他對1℃記者表示，這種犯罪其實技術含量最低，騙子玩的就是心理戰。雖然持續的時間長，但模式幾乎沒有變化。

主要實施方式為，騙子首先通過網上購買的個人信息，打電話準確說出受害人的家庭住址、車牌號、家庭成員等信息，告知受害人得罪了人，結了仇怨，仇家已經買兇尋仇，對受害人進行初步恐嚇。隨後，轉變話鋒，試探受害人是否已經入戲，是否有出錢消災的可能。

如果見受害人語氣強硬，絲毫沒有被嚇住，則馬上停止對這個人的恐嚇。如果見受害人心存疑慮，則加強恐嚇力度，騙子通常會編造一個更加兇狠的綽號，同時放出卸胳膊卸腿、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之類的狠話，語言暴力升級。如果發現受害人在語氣中已經出現了惶恐，騙子就會進入主題，提出索要辛苦費，破財免災。

此類型犯罪，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紀90年代末期。當時豐寧有一批人在北京從事圖書批發、銷售。為了擴大銷路，有人想到了冒充黨政機關領導，向企業推銷圖書。比如，冒充稅務機關工作人員或領導，向轄區內的企業推銷圖書。當時非常時興的電信“大黃頁”，成為圖書販子獲取企業聯系方式的來源。通過報紙、電視或找人打聽的方式，又可以獲得黨政機關領導的名字。兩類信息齊全後，冒充領導推銷圖書就進入了實施階段。

初期，一旦這種方式獲得了成功，這些圖書販子會很守信地把圖書送貨上門，有的可以快速結賬，而有的則打了白條。這種低級方式未能持續很久，僅僅半年多時間，很多企業識破了這一並不高明的伎倆。一些識破騙局的企業拒絕付款，這讓圖書販子們一時不知所措。在絞盡腦汁考慮如何收回書款的過程中，有人想到可以冒充黑社會，打電話威脅騷擾，讓欠款的企業馬上結賬。

經過嘗試，這種同樣不高明的方式卻很奏效。“他們裝得很像，欠款方不知道真假，也覺得收了書不給錢有些理虧，出於花錢消災的考慮，很快就把賬結了。”專案組民警介紹說，一些圖書販子見這種方式來錢快，成本又極低，幹脆連書也不再推銷，直接冒充黑社會進行詐騙。冒充領導推銷圖書與冒充黑社會要賬，兩者合二為一，演變為冒充黑社會恐嚇，直接敲詐錢財。

早在2006年左右，豐寧農民肖某用這一方式，先後敲詐錢財30余萬元。此後，這類案件不斷出現。

騙子實施這種詐騙，需要廣泛撒網，一般不會快速取得成功。而如果遇到受害人當時確實得罪了人，這種詐騙將收到奇效。豐寧警方向1℃記者介紹，最近破獲的一起此類型的案子，騙子就是無意中將詐騙電話打到了剛剛遇上麻煩的一名受害人處。

豐寧警方提供的信息顯示，今年6月14日，遼寧省大連市甘井子區的汪先生接到一個電話，對方聲稱自己是“混社會的”，隨後準確報出汪先生的一些詳細個人信息，此人向汪先生叫囂“你得罪人了，我跟蹤你好多天了，盡早拿錢擺平，否則就要傷害其家人”。

非常巧合的是，汪先生確實在幾天前因為生意問題，與別人發生了矛盾，且矛盾不可調和。汪先生很快就相信了對方的威脅，向對方匯款1.35萬元。等汪先生意識到這是詐騙，向警方報案時，騙子已經將錢轉移。

豐寧警方接到公安部建立的“電信詐騙案件偵辦平臺”(下稱“偵辦平臺”)轉來的案件線索，經過多日偵破，在北京一所旅館房間內抓獲了犯罪嫌疑人蘇某。

豐寧縣一位政法系統幹部告訴1℃記者，他也曾接到過這樣的詐騙電話，對方準確說出了他的名字，隨後就開始瞎扯，要求他出面介紹工程，否則“就要給點顏色看看，卸胳膊卸腿也不是沒有可能”。這名幹部迅速反擊，怒斥了騙子，對方立刻掛斷電話。騙子把電話打給政法機關幹部進行詐騙，並非最惡劣的表現。豐寧警方介紹，還曾經有騙子將威脅電話打給了中紀委幹部，造成了很壞的社會影響。

個人信息泄露是源頭

2015年10月，國務院打擊治理電信網絡新型違法犯罪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召開第一次會議，將河北豐寧等7地列為重點整治地區。當年11月，公安部掛牌督辦，要求豐寧進行重點整治。

而在先前的打擊治理過程中，偵辦平臺只要發現此類型案件線索，不管案發地在哪里，均轉到豐寧警方進行偵辦。

王瑞明介紹，西官營、選將營這兩個鄉鎮兩個鄉共有2.8萬余人，在摸排過程中排查出重點嫌疑人426人。犯罪的模式基本呈現出家族化、親屬化傾向。騙子雖為豐寧人，但幾乎不在本地撥打詐騙電話，也不會打給本地人。騙子們基本都飄在外面，近的選擇落腳在豐寧周邊的北京懷柔、內蒙古多倫等地，遠的則竄至山西、陜西等地。

豐寧公安局局長林加剛表示，從2009年開始，該縣就已經開始對此類型犯罪進行打擊。從2009年到2015年12月份，共偵破此類案件3700余起，抓獲犯罪嫌疑人368人，涉案金額1100余萬元，收繳贓車57輛、電腦38臺、手機770余部、手機卡2100余張、銀行卡580余張、虛假身份證100余張、受害人個人信息12萬多條。

通過多年的辦案，王瑞明總結，此類犯罪最大的特點就是成本低，容易模仿。“最便宜的一部手機也就幾十塊錢，一張手機卡也就二三十元。從網上買的銀行卡一張最低也就200元。個人信息更是被批量出售，一兩百元就能買到上萬條”。一旦詐騙成功，少則可以騙到幾千元，多則幾萬十幾萬元。在豐寧這一經濟並不十分發達的地區，此類犯罪相比打工、務農，掙錢快得多。有人從事後迅速致富，周邊的人就很有可能模仿。“都在農村，看到鄰居買了車、蓋了好房，一旦眼紅就會也加入這種犯罪”。

警方破案一般要根據嫌疑人的電話卡、銀行卡這兩條線去偵破，警方一般稱為“電信流”、“金融流”。根據這兩條線索可以鎖定嫌疑人的藏身地點，隨後再安排警力進行抓捕。

王瑞明說，只要偵破了此類案件，他們在審訊中都會要求嫌疑人供述出個人信息是來源。從多年辦案實踐來看，這些騙子手中的個人信息，一般是通過各類QQ群購得。順著線索偵查發現的情況，也讓警方大吃一驚，“那些QQ群出售的信息，可以說是非常齊全，從家庭住址、家庭成員的名字，到車牌號”。按照法律規定，只有能查實出售這些個人信息的販子是與購買者共同實施詐騙，警方在抓獲騙子後，可以一並將信息販子一起抓獲。如果雙方並非共同犯罪，僅為買賣關系，警方會將信息販子的線索及時上報。

新情況

據豐寧警方的統計數據，從2015年11月至今，偵辦平臺轉來的案件線索為7起，與前幾年相比，已經實現了大幅下降。

雖然案件數量持續下降，但一些新的變化給公安偵破工作帶來更大挑戰，主要體現在“電信流”和“金融流”兩個領域。比如，現有的手機號碼，除了直接在電信企業登記的普通號段外，還出現了170、171的虛擬號段。這些虛擬號段又基本都是掌握在代理企業手中，一旦實名制落實不力，會給警方偵破案件帶來難度。

王瑞明說，前不久偵辦的一起此類案件，騙子使用的正是170號段，警方需要首先找到電信部門，了解到誰是這一號碼的代理商。隨後再找到代理商查詢機主信息，這才能從“電信流”方面找到線索。案件的偵破周期被拉長。

“金融流”的新變化，也增大了破案難度。王瑞明說，騙子使用銀行卡接款，但可以不直接提現，而是將錢轉到支付寶、財付通等第三方支付平臺。此外，金融機構對POS銷售、使用並沒有太多的嚴格限制措施。騙子在接到款項後，隨意在大街上找到有POS機的經營者，支付一定的手續費，便可以套現。

王瑞明說，之前遇到的一起案子，警方已經鎖定騙子將錢轉到一家第三方支付平臺，他馬上與這家平臺聯系，對方要求提供警官證、介紹信等手續進行核驗。王瑞明表示隨時可以提供，但希望這一平臺能將嫌疑賬戶的資金凍結，但對方沒有同意。王瑞明認為，支付平臺為了用戶的賬戶安全，核驗辦案人員的身份信息，這一點並無可厚非。但核驗有一個工作周期，在核驗完成之前，如何能先凍結嫌疑賬戶，無疑可以確保受騙資金的暫時安全，不至於被騙子快速轉走。“我們平時也了解過，即使凍結錯了，也可以很快解凍，但只要凍結了，就能保證被騙資金安全”。

接受1℃記者采訪的部分辦案民警建議，想根除電信詐騙，鏟除電信詐騙存在的土壤，除了公安機關的打擊外，電信、金融等部門也要承擔起自己的責任。

首先，這兩個部門應該更嚴格的落實實名制，同時盡快實現這兩個部門與公安機關在打擊電信詐騙領域的無縫對接和更為密切的協作。第二，電信、金融等所有掌握著公民個人信息的部門，也應該完善信息存儲系統的安全性。近幾年工作中，已經發現個人信息的泄露，除了“內鬼” 牟利對外出售外，也有黑客利用系統薄弱和系統漏洞，對存儲信息的系統進行攻擊，竊取了大量的公民個人信息。

9月23日，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中國人民銀行等六部門聯合發布《關於防範和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通告》，其中明確提出，自2016年12月1日起，個人通過銀行自助櫃員機向非同名賬戶轉賬的，資金24小時後到賬。此外，商業銀行要抓緊完成借記卡存量清理工作，嚴格落實“同一客戶在同一商業銀行開立借記卡原則上不得超過4張”等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出租、出借、出售銀行賬戶(卡)和支付賬戶，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上述通告同時要求，到2016年10月底前全部電話實名率達到96%，年底前達到100%。在規定時間內未完成真實身份信息登記的，一律予以停機。要立即開展一證多卡用戶的清理，對同一用戶在同一家基礎電信企業或同一移動轉售企業辦理有效使用的電話卡達到5張的，該企業不得為其開辦新的電話卡。要采取措施阻斷改號軟件網上發布、搜索、傳播、銷售渠道，嚴格規範國際通信業務出入口局主叫號碼傳送，加大網內和網間虛假主叫發現與攔截力度，對違規經營的網絡電話業務一律依法予以取締，對違規經營的各級代理商責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的一律由相關部門吊銷執照，並嚴肅追究民事、行政責任。

A級通緝令發威：10名電信詐騙犯 3人已投案自首

9月26日，公安部發出A級通緝令 ，公開通緝鄧振川、謝建海等10名特大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在逃人員。

通緝令發出短短數10小時後，犯罪嫌疑人黃業雄、鄧振川先後在廣西自治區浦北縣、福建省漳平市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

9月28日，在逃人員鄧春平（男，32歲，福建省漳平市人）在福建省漳平市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

截至目前，公安部9月26日集中發布A級通緝令公開通緝的10名特大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嫌疑人已落網3人。

黃業雄涉嫌利用QQ冒充公司老總詐騙290萬元

黃業雄，男，1977年7月23日出生

2016年6月至7月間，雲南省騰沖縣、江蘇省淮安市兩地相繼發生多起利用QQ冒充企業領導、公司老總實施詐騙的案件，涉案金額達290萬元人民幣。案發後，經雲南、江蘇兩地公安機關縝密偵查，發現廣西浦北籍人員黃業雄有重大作案嫌疑，對其全力開展抓捕工作。9月26日，犯罪嫌疑人黃業雄在得知自己被公安部發布A級通緝令通緝後，於9月27日18時在廣西自治區浦北縣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

鄧振川涉嫌為電信網絡詐騙團夥轉賬洗錢1.1億元

鄧振川，男，1986年11月24日出生

2016年6月2日，江蘇省常州市發生一起冒充“公檢法”機關實施的電信網絡詐騙案件，事主姚某某被騙500萬元人民幣。經江蘇省公安機關縝密偵查，發現福建漳平籍人員鄧振川有重大作案嫌疑，同時還發現其涉嫌為電信網絡詐騙團夥轉賬洗錢1.1億元人民幣。公安機關於 2016年6月16日將其列為網上逃犯，全力開展緝捕工作，但鄧振川狡猾多變，反偵查能力強，遲遲沒有歸案，直至2016年9月28日8時許，鄧振川迫於公安部A級通緝令的強大壓力，在福建省漳平市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

目前，案件正在進一步審查中。

鄧春平冒充殘聯負責人 涉案金額高達1400萬元

鄧春平，男，漢族，1984年6月10日出生，戶籍地址：福建省漳平市象湖鎮上德安村寬和路14號。身份證號碼：350881198406101396。

2015年3月14日，福建省尤溪人李某接到一個自稱為“尤溪縣殘聯負責人”的電話，稱財政局根據政策向其發放殘疾人補貼3000元，李某信以為真，隨即按照對方的要求，持銀行卡到ATM機操作，被騙走6500元人民幣。福建省尤溪縣公安局接到報警後迅速立案偵查，先後抓獲吳某、黃某等2名負責取款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機關循線偵查，發現鄧春平為吳某、黃某背後的組織者，其涉案金額高達1400萬元人民幣。犯罪嫌疑人鄧春平畏罪潛逃，福建省公安機關多次組織追捕未果。9月28日13時許，迫於公安部A級通緝令的威懾和強大的輿論壓力，犯罪嫌疑人鄧春平在福建省漳平市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

目前，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中。

高價收購廢棄銀行卡做啥？轉移電信詐騙資金以及網店刷信用

在一些和投資理財、和銀行卡相關的網上論壇或社交群里，時不時會看到有人發帖或跟帖，表示要高價收購閑置的銀行借記卡，甚至有的還自稱“懶人理財新渠道”，以此招攬生意。

除了網絡渠道，偽基站手機短信、街頭小廣告等也成了收購信息發布渠道。《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就在一則寫有“長期回收廢舊銀行卡”的街頭貼紙小廣告上讀到：“長期回收工行、農行、中行、建行和其他各大銀行銀行借記卡，收購價200元~500元，現金結算。支持環保，非誠勿擾。”

讓人哭笑不得的是，這一所謂“回購”銀行卡者，竟然還打出了“環保”的名頭。

雖然對於這種不正規的收購渠道，大部分人並不會“上當”，但也難免好奇：一張卡內金額歸零、透支無門的普通銀行借記卡，辦卡成本也不過幾元錢，為何轉身就能以上百元的價格被收購？被收購走的卡片，究竟會被用來做什麽？

帶著這一疑惑，本報記者從網上渠道聯系並暗訪了一名網絡論壇發帖收購者。

帶網銀盾收價翻倍

對於記者就收購價格的提問，這名發帖者表示，一般銀行借記卡80元一張，四大行的借記卡100元一張；但是對於有網銀盾或U盾的銀行卡，收購價可以翻倍，最高可以收到300元一張。

對於交易方式，他拒絕了記者提出的“見面交易”，而是要求賣卡人將銀行卡和網銀盾一並寄到其指定的地址。尤其值得註意的是，持卡人還被要求寄出自己的身份證複印件，並且要將卡片密碼寫下來。“我們會在確認密碼無誤之後把錢打給你。”他表示。

當記者再三要求解釋為何需要持卡人身份證複印件時，該名發帖者只是以“反正卡里沒有一分錢”、“你不會有損失”等言辭搪塞，並表示他們也只是“中介”，是為實際收卡人服務的。

當記者追問實際收卡人是誰，“會不會做違法的事情”，該名發帖者表示對此“完全可以放心”。他現實表示，卡片有收藏價值，進而又解釋稱，之所以要卡片密碼是為了在網店幫店主刷信用等。並稱這些做法對持卡人來說沒有風險。

涉及多項違法活動

事實上，上述這名發帖者，亦即這根灰色產業鏈上的閑置銀行卡“二道販子”的說辭，是不攻自破的。一方面，要靠收來的銀行卡辦的事，往往都是見不得人的；另一方面，帶網銀盾的卡收購價高，證明是有大額資金網上交易需求的。

最近多部委在電信網絡詐騙重拳打擊中要求銀行嚴格落實同一客戶在一家銀行只能開立4張借記卡。其實除非工作上有特殊需求，一般人極少會在同一銀行辦四張以上的借記卡。經調查，這中間，就有一批銀行卡，成為了電信詐騙得手後贓款的快速分散轉移渠道。這些卡片里不乏有收購而來的。

除了用於轉移電信詐騙資金，溫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一名陳姓警官此前向媒體表示，收購的銀行卡還可能被不法分子用於洗錢、行賄、藏匿財產等犯罪行為。“出售閑置銀行卡看似占了便宜，其實可能吃大虧，很有可能導致戶主個人信用受損，甚至承擔連帶法律責任。”他稱。

其次，個別公司為了逃稅，需要與一批銀行卡以工資或勞務費形式走賬，以此在賬目上虛構成本等等。這種情況下，持卡人還有被追繳個人所得稅、從而帶來財產損失的可能性。

此外，有些被收購的銀行卡也可能被用來虛假購買網店商品，以此給店主刷信用。

由於這些銀行卡均用於資金快進快出，因此一般情況下，卡內不留余額。在對方早已解綁持卡人手機、並且更換了卡片密碼後，持卡人對賬戶上的資金往來往往毫不知情，卻可能糊里糊塗地卷入了非法勾當之中。

根據央行發布的《人民幣銀行結算賬戶管理辦法》第六十五條規定：存款人不得出租、出借銀行結算賬戶。同時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相關規定，出借銀行賬戶是違反金融管理法規的違法行為，應追究出借人相應的民事責任。亦即，出售銀行卡本身涉嫌違法犯罪。

不過所幸，一年多之前央行會同工信部、公安部、工商總局、銀監會和國家互聯網信息辦等進行過一輪銀行卡網上非法買賣的整治，非法買賣活動此後也得到了大幅遏制。然而，在電信網絡詐騙中仍出現收購卡片轉移贓款的現象，網上相關論壇中仍有收購銀行卡留言等，由此需要提醒持卡人，對於閑置銀行卡，應當去發卡行進行銷戶或自行妥善保管，一旦發現買賣銀行卡和身份證的犯罪行為，應及時向公安機關舉報。

印度偵破巨額電話詐騙 美國人竟被騙走數千萬美元

印度最近發生一起電話詐騙創下了該國史上最高紀錄，但這起詐騙並非選擇印度本國人，而是針對地球另一端的美國。

根據印度警方的最新報道，由700來名印度人組成的電信詐騙團夥佯裝成美國稅務局官方人員，對美國人進行大規模電話詐騙，涉案金額高達數千萬美元，數千名美國公民成為受害者，共700多名涉嫌的印度人接受了調查。

印度塔那公安局局長帕拉姆維爾·辛格（Paramvir Singh）表示，如今已有70名涉案人員被正式拘捕，余下約630名工作人員正在接受調查，涉案人數很可能進一步增加。

“欠稅請補稅”

上周，200名警員突襲了印度孟買的9處詐騙據點。警方調查後發現，這些詐騙人員佯裝成美國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的官員，通過打電話的形式通知美國公民他們拖欠了稅款並面臨國稅局的起訴。

“這些詐騙人員會提供一個美國姓名和號碼，告訴電話那頭的美國人他們欠國稅局4000至1萬美元不等的金額。”帕拉姆維爾稱，詐騙人員還利用威脅的方式恐嚇受害人，稱如果他們掛斷電話，警方將會在30分鐘內對他們的住處進行搜查。

“你必須支付欠下的稅費，不然你就會失去工作、錢和你的房子！”在這類的威脅中，部分受害人被迫根據指令到就近的塔吉特（Target）商場或沃爾瑪超市購買現金卡並進行充值，隨後將款項匯入到一個美國銀行賬戶。

印度警方並未公布具體涉案金額以及是否有其他國家的受害人，但辛格表示，詐騙中心已運營了一年多，預計已騙取了數十億盧比。警方懷疑，此案主謀可能在美國有同謀幫助處理款項。

此案的告破歸功於臥底警察。“此前我們就派遣了一名警察在詐騙中心進行調查。最好的地方就在於他們的確錄下了他們行騙時所打的電話。所以我們已經掌握了851個存有電話錄音的硬盤，並將著手調查這些錄音。”帕拉姆維爾稱。

截至上周四，美國當局尚未與印度警方進行接觸，但預計將盡快聯手調查。

外包中心轉移

作為全球的外包中心，印度人憑借良好的英語水平和廉價的勞動力成為了不少國際公司和部門的呼叫中心。從列車時刻表到推銷手機，呼叫中心的業務範圍五花八門。

但近年來，由於美式英語在菲律賓等國越來越普及和流行，這些呼叫中心的重心漸漸從印度轉移到了菲律賓以及中國等地。

此前的相關行業報告與菲律賓官方數據顯示，菲律賓已經超越印度，成為占據全球外包市場份額最大的國家以及全球的電話熱線服務業中心。

在制造業不景氣的當下，服務外包產業成為了中國開放型經濟體系中頗具活力的組成部分。據官方介紹，中國服務外包企業承接的離岸服務外包執行額已占到全球服務外包市場份額的近30%。

此前仲量聯行發布的相關報告稱，盡管印度、菲律賓等成熟的離岸市場持續吸引到最多的投資和工作機會，但是越來越多的公司正在考慮將業務回遷至離本國更近的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