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地表上的唯一，從表面到機芯都用異質材料打造，有個性不怕環境差，宇舶大中華區今年營收逆勢看增25％。

九月八日中午，台北市豪宅「帝寶」旁隱密的私人招待所裡，十位VIP一邊享用上等牛肉與海鮮，一邊傳看一片片小圓金屬，其中被稱為Magic Gold(魔力金)的合成金屬極其堅硬，只有鑽石能夠刮傷它，而全世界唯一擁有這個技術的，就是午宴主人——宇舶(Hublot)錶。

遠從瑞士飛來台灣的宇舶錶研發總監布特(Mathias Buttet)，小心翼翼打開一個木盒，裡面裝滿了各種全球獨家的特殊材料，例如用亞麻纖維混合黃金的新材質，花三年才開發出來，近期將用在新款女表的表面上，「就像每一個女人都是獨一無二。」布特說。

宇舶錶，這個全球最貴的手表品牌，與Swatch堪稱瑞士兩大傳奇。前者把鐘表定位為年輕時尚的配件，回擊日本石英表的襲擊;一九八0年才創立的宇舶錶，則靠重新定位戰場，顛覆高價腕表由百年老店獨占的規則。

行銷鬼才救起它異材質，不比誰最精準它的傳奇還包含：過去十年營收成長十八.二三倍，創近年高級表界紀錄。即便今年瑞士鐘表業因為中國買氣疲軟而衰退，它在大中華區卻將逆勢成長二五％以上。

要認識它，你得先知道，瑞士鐘表「行銷鬼才」——路易威登(LVMH)鐘表事業群總裁比佛(Jean－Claude Biver)。

二00四年，當比佛辭去歐米茄(Omega)總裁、入主宇舶錶時，這個曾經因為第一個把橡膠與貴金屬融合而名譟一時的品牌，已經沉寂二十多年，甚至一度瀕臨破產。

在當時，單只售價動輒百萬元起跳的高級腕表，競爭焦點都是各自獨家的百年機芯工藝，比誰最精準:產品外觀設計則多是一體成型、白色乾淨的表盤、整齊鑲嵌著鑽石。

但比佛選擇另闢戰場，把焦點放在外觀材質上，不走「Me too」策略，他檢視宇舶的優勢，找到曾經讓它一炮而紅的「融合」基因，也就是橡膠搭配貴金屬，並決心放大它的「異類」特質，要讓它成為最有個性的手表。

二00五年，他推出第一個顛覆傳統的手表系列，命名為「宇宙大爆炸」(Big Bang)，仿照窗舷的六角形外框，用上了防彈背心的特殊材質結合陶瓷，獲得鐘表業奧斯卡獎等級的日內瓦大賞，一炮而紅。

甚至，他拋棄傳統三個零組件密合為一體成型的表殼，改用六根螺絲、七十個零組件「三明治結構」堆疊，儘管組裝費時耗工，但七十個零件也給了它大玩「特殊材質」排列組合的空間。

比佛的兒子、現任宇舶錶大中華區總經理比佛(Loic Biver)接受本刊專訪時說，反傳統審美觀的做法，的確無法取悅所有人，尤其是喜愛金表的中國，兩年前才開始接受宇舶的前衛風格。

不讓精品穿制服捲菸紙、綠草都能放表面然而，它卻吸引了一群新富族。相較於上一代富人喜歡閃亮的勞力士金表，比佛說，『新富族』想要自己的精品，」，擁有法拉利跑車、不愛打領帶，休假喜歡開遊艇、駕重型機車的新貴，不怕跟別人不同。

宇舶嶄露頭角，吸引LVMH 集團在二00八年入主。

宇舶的成功很難複製嗎？

宇舶錶研發團隊的組成給了我們答案：該團隊的三十位組成成員當中，竟沒有一位是傳統製表師，成員來自物理、化學、力學、天文與工程等不同領域。當別人把它們缺乏百年傳承的製表工藝當作缺點時，他們卻將之轉為優勢，沒有任何包袱的嘗試。

他們可以花三年開發出魔力金」材料，或是把黃金與陶瓷融合在一起，又或是把球場上的綠草、捲菸紙、牛仔布……各種特殊材料應用在表面上，甚至成立碳纖維實 驗室，專門研究異質材料;就算不談技術門檻，其他鐘表品牌要模仿，形同把現在的製表師團隊解散，從頭再來，難度非常高。

宇舶把戰場重點，從機芯工藝，重新定義為材質後，又很快引進LVMH集團的資金，讓自己的異類個性，可以深植入骨子裡。

場景拉到瑞士尼翁，向日葵花田旁的一座黑色建築裡，這是宇舶錶的機芯與組裝工廠。

高級腕表銷售量小(宇舶去年責出約三萬只表)，難有經濟規模，因此品牌沒有幾十年的積累，不會投資大筆金額在固定資產、且每年都得折舊的工廠，但宇舶成名短短四年，就快速在二00九年投產，讓業界跌破眼鏡。

在自有機芯工廠裡，宇舶錶實現自己的夢想，把異質材料實驗，從表面延伸到一般人看不到的機芯上。目的是讓粉絲一看到自己手表內的機芯，就聯想這是和表框同為全球獨有材質所製，覺得超酷。

宇舶錶自此奠定競爭門檻。

不僅阿里巴巴集團創辦人馬雲是蒐藏者，足球之神馬拉度那更是雙手各戴一只宇舶錶，分別顯示當地和家鄉的時間。

源於瑞士百年鐘表歷史，卻不受限於大環境的遊戲規則，鮮明定位讓宇舶錶後來居上。

它的品牌故事讓所有人看到，勇敢做自己的能量可以很大，只要你能貫徹到骨子裡。

宇舶(LVHM集團旗下品牌)

成立：1980年

大中華區總經理:比佛(圖)

主要業務：高價複雜表

2015年成績單：營收估170億元，集團

鐘表品牌成長最快

特殊紀錄：創全球最貴手表紀錄，鑲嵌1,282顆鑽石，售價500萬美元(約合新台幣1.63億元)

全球處方藥銷售十大藥廠中，瑞士藥廠分占了第一、第三強，同為小國的台灣，要靠生技製藥打國際牌，瑞士經驗值得借鏡。

向來是瑞士「工匠精神」象徵的鐘表業，剛度過自金融海嘯以來，最嚴酷的一場寒冬。

根據瑞士鐘表聯合公會（Federation of the Swiss Watch Industry）統計，瑞士鐘表二○一五年前十一月的出口總額較前年同期共減少三．三％，是二○○九年以 來第一次衰退。

鐘表衰退，製藥成長差別在「是否不可取代」

瑞士的前五大出口產業，按金額依序為金屬與珠寶、製藥、機械、鐘表、化學。五大產業其中的四大產業，去年多受瑞士法郎與歐元脫鉤，幣值一度相對強勢而影響，出口額衰退或停滯，其中鐘表業又受中國景氣拖累，出口雪上加霜。

唯獨製藥業，能夠力抗瑞士法郎升值，持續迎來春燕。

以二〇一五年第三季為例，全瑞士的出口總額僅提升〇.五％，唯一成長的類別，便是化學製藥。去年不僅出口額增長，十月與十一月更是出口增長率第一名，成為帶動出口的火車頭。

「一百多年來，製藥業在瑞士經濟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瑞士股票指數（Swiss MarketIndex）中，製藥公司占有四〇％以上的市值，遠超過例如銀行等一眾產業。」代理眾多藥品、有一百五十年歷史的瑞士企業大昌華嘉（DKSH）總裁郁和利（Jorg wolle）對《商業周刊》表示。

製藥業在瑞士，甚至上演了「一間公司，勝過一個產業」的故事。

光是排名瑞士第二大藥廠羅氏，其年產值便高過全瑞士鐘表業年產值約一百億美元（約合新台幣三千四百億元）。瑞士鐘表、製藥的一消一長，背後的關鍵，在於主力產品是否具不可替代性。

先從鐘表業的消退看起。

二〇一五年，瑞士鐘表業金字招牌黯淡的主因，是全球景氣波動，特別是中國經濟成長放緩。

去年十月與十一月，瑞士鐘表出口至香港的總額，與前年同期相比，分別減少了三九％與二八％，出口至美國、德國的總額也紛紛衰退，「中國遊客減少到香港消費，也是瑞士鐘表出口衰退的主因之一。」富達瑞士基金經理人奇安德堤（Alberto Chiandetti）表示。

鐘表遭遇智慧手表僅能報時，同價位產品滯銷包括LVMH集團旗下的頂級瑞士品牌豪雅（TAGHeuer），歷峰集團旗下的IWC（萬國），到旗下高中低階品牌都有、瑞士最大的鐘表集團Swatch，去年銷售都遜於前年。

景氣波動與中國購買力減弱，只是短期原因，真正讓它籠罩長期隱憂的，是智慧穿戴裝置的崛起。

以去年十月與十一月為例，定價五百瑞士法郎、相當於新台幣約一萬五千元以下的鐘表，出口的單位量與去年同期相比，分別下滑了二〇％與一一％。這個價格區間，正是Apple watch與多數智慧手表、手環的價格帶。

智慧財產律師、科技評論媒體「有物報告」創辦人周欽華認為：「自從有智慧型手機以後，手表的銷售量就降下來了……。隨著物聯網這件事越來越重要，智慧裝置未來會更衝擊只能報時的手表。」

「被取代」，正是瑞士鐘表所面臨的困境。

過去，「報時」是手表難以被取代的功能。但從功能性手機、智慧型手機到穿戴裝置，近二十年來，人們取得「準確時間」的管道已多元而便利。

報時，早已不是手表的專利。人的手腕只有一個，當中產階級與年輕世代開始擁抱智慧裝置，自然會排擠手表的使用與購買。這點從瑞士鐘表定價低於新台幣一萬五千元以下品項出口衰退最嚴重可以看見。

同時，定價在三千瑞士法郎（約合新台幣九萬九個六百元）以上的高價表，同樣也面臨衰退。除了景氣，也因為戰後嬰兒潮和Y世代的消費習慣已改變。以瑞士表購買大國——中國為例，購買精品，已漸漸被旅行、追求差異化的生活風格給取代。

相較下，「不可替代」卻是瑞士製藥業目前最顯著的優勢。全球醫藥產業現在都站在浪頭上，因為人口老化、醫療保健意識抬頭，最有消費力的戰後嬰兒潮，步入熟齡退休潮等因素，讓製藥業整體受惠。不過，大環境因素無法解釋，為什麼瑞士製藥出口第一名的諾華、第二名的羅氏藥廠，成長的比歐美其他國家大藥廠來得快，排名持續躍升，成為全球處方藥銷售額一、三名？

藥廠攻最難的處方藥研發貴又費時，難被取代處方藥，代表須醫師開立處方籤，才可領取服用的藥物。

相對非處方藥，如一般的成藥、維他命等，前者須在研發上投注更多資源。

而諾華與羅氏主攻的，都是處方藥中，進入門檻更高、不可替代性更強的癌症藥物。

一九九〇年代至二〇〇〇年初期，當美國藥廠走基礎醫療藥物路線，透過對大眾的行銷與宣傳，創造出壯陽藥「威而鋼」、減肥藥「諾美婷」等「明星藥品」時，羅氏與諾華，則專注開發較難於短時間內獲得巨大收益的癌症藥物，使其營收與股價，在當時不如美國藥廠風光。

挑既難又遠的路走，持續專注研發癌症新藥，並購併相關藥廠，讓羅氏與諾華自二〇〇〇年中期以後，在癌症藥物的銷售上取得領先，分別位居全球第一、二名，也使其營收與股價後來居上。

「在瑞士生產製造從不便宜，這是為什麼這個國家不得不在一開始，就找出自己的競爭優勢，以和國外競爭者形成差異。」郁和利觀察。

瑞士因地小人少、資源匱乏，形成專攻高附加價值產品的製造業風格。在製藥上，同樣走高附加價值路線，一顆癌症標靶藥物，至少新台幣千元起跳，是平均一般藥物的數倍、甚至上百倍。

諾華在處方藥的營收，近年已超越美國的輝瑞，成為全球第一，且根據醫藥研調公司EvaluatcPharma預測，到二〇二〇年時，諾華仍將穩坐全球第一的寶座。

瑞士製藥業現今的成功，除了產品定位正確，更得歸因於堅實的基礎研究。

在基礎研究上，以人口比率來看，八百萬人口的瑞士是獲得最多諾貝爾獎的國家。自一九〇一年，有七位瑞士學者獲得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光羅氏藥廠設於全球各地的研究中心就出過三位諾貝爾醫學獎得主。

除此之外，羅氏與諾華，也是全球處方藥前十大藥廠中，研發經費占營收比重最高的兩間。二〇一三年，羅氏甚至是前十大中，唯一行銷費用占營收比重低於研發經費的企業。

而要有好的研究，自然要高薪吸引人才。

例如羅氏，雖然不是瑞士稅後淨利最高的公司，但其執行長施萬（Severin Schwan）卻是

全瑞士薪資最高的執行長，年薪一千三百四十萬法郎(約合新台幣四億四千萬元)，勝過全瑞士淨利最高的企業雀巢、全球機電巨擘ABB等。

諾華與羅氏挑進入門檻高的癌症藥物為主力，大環境又碰上戰後嬰兒潮進入癌症好發年齡(以台灣為例，平均定六十二歲)。這群人又是經濟實力最佳的世代，癌症新藥正好迎合他們的需求。

當瑞士鐘表業逐漸失去消費者「非要不可的理由」，專攻癌症用藥的瑞士兩大藥廠，卻讓人們非要不可。

台灣生技借鏡人才和資本得與國際接軌

台灣與瑞士同樣內需市場小，要發展生技製藥，必須靠出口打國際盃才行，該國的經驗，能給台灣哪些學習呢？近年在台灣大力推動生技產業發展的中研院院長翁啟惠認為，修改法規以爭取國際人才，且與國際藥廠和資本接軌，是重要關鍵。

首先是開放國際教授的合聘制度。

生技製藥是一個相當借重學術研究的產業，若想開發高附加價值的新藥，研發所扮演的角色更為重要。但台灣現行的教授聘用制度，卻不接受與他國合聘，減少了引入國際人才的機會。

「我們對國際人才都要求要百分之百占有。假設你在美國某個大學任教，我如果希望你掛四0％在台灣，美國可以，但台灣不行......。如果你要人才都要百分之百擁有，那他不一定要來你這單位嘛!」翁啟惠表示。

其次，則是透過國際藥廠和咨一本的力量，進入世界盃戰場。以諾華和羅氏為例，除了自主研發外，也都曾透過購併，取得關鍵的專利和產品，才有今日的成績。

藉由購併達到規模化，同時也能提高研發、生產、行銷的銀彈。例如羅氏，二0一四年光是研發支出.便投注八十九億瑞士法郎(約合新台幣二千九百四十三億元)，相當於全台生技業產值的近一五％，是高度資本密集的行業。

而一顆藥丸，要能打入全球近兩百個國家，每問醫療院所，甚至讓個別醫師願意採用，更是一筆可觀的行銷預算。以全球前十大藥廠為例，分別投入了占營收約四％到一八％不等的費用。

翁啟惠認為，台灣現在的新藥公司，多半尚未與國際市場接軌。但未來等產品推出後，如果想在國際上占有一席之地，免不了得參與購併、或接受入股，應做好準備，「假如(台灣藥廠)有相當具國際一性的產品出來，國際大藥廠一定會注意，到時候就會促成很多(投資)。」

瑞士鐘表業未能跟著趨勢的浪潮轉向，眼睜睜看著原有市場逐漸縮小，被新技術與新應用取代，正如同台灣多數科技業，目前面對網路、行動裝置和物聯網的典範轉移困境。

而台灣是否能學習瑞士，將製藥業推向國際舞台，或許就看我們能否學習他們，抓住廣大消費者「非我不可的需求」，讓自己在全球市場，無可替代。

各種成為強國的條件，瑞士「一應俱缺」；改變不了先天環境，瑞士人選擇改變自己。

因為沒有內耗的籌碼，所以讓瑞士人面對問題時追求共識；必要時，也願意做點犧牲，換取群體的最大利益。

瑞士人的驕傲在於，國家裡的每一個人，都是不可或缺的拼圖。

瑞士的富裕強盛，來自800萬成熟公民的付出。

在台灣，我們擁有2300萬片拼圖，就看你願不願意和身邊的人一起，拼了！

製作人·楊紹華 撰文·鄭閔聲 攝影·劉咸昌 研究員·陳前康他們，永遠避免用民粹面對國家問題「國家的未來就是我的事」，他們用這樣的理性腦袋，讓每次的政策制定與民粹絕緣，與台灣形成強烈對比。

在台灣，颱風假若只放半天，民眾電話立刻打爆市政府。

在瑞士，66.5%的民眾公投反對增加休假，擔心影響國家經濟。

在台灣，風景優美的觀光勝地，被無限度的開發弄得面目全非。

在瑞士，50.3%的民眾公投要求不得過度開發，確保觀光資源永續。

在台灣，以人口數量作為核廢料場選址依據，政府溝通少，抗爭不斷。

在瑞士，政府耐心溝通，居民理性接受，願意讓核廢料「在我家」。

在台灣，開放白領外勞政策爭執不休，討論無法聚焦。

在瑞士，把外來移民當成國家公民，74.1%民眾反對過度嚴格的移民限制。

瑞士，為什麼能贏？

這裡，人口只有800萬人，卻有四種官方語言；缺乏天然資源、三分之二國土還是山坡地…。

儘管先天不良，瑞士卻能揮別曾經的貧窮，走向富足，憑的，就是公民力。

日內瓦小學

在這間教室裡，只有一項原則:同一時間，只能有一個人說話這所學校不依賴鐘聲維持日常作息。上午十點整，導師梅諾蒂(Menotti)放下手中的馬克杯走出戶外，提醒正在運動場上嬉鬧的學生們：「該上課了」。三分鐘後，二十名十歲的孩子放慢了腳步，用排隊搭火車般的次序，魚貫走進三樓的教室。

這節課上的是法語，瑞士日內瓦州的官方語言。今天的進度，是動詞avoir(有)的不規則變化。梅諾蒂發下自己準備的教材並簡單講解後，就讓出了發言權;學生舉手、老師點名，讓孩子說出教材上的填空題答案。

四十五分鐘的上課時間，學生享有相當的自由，不須事先報告，就可以離開座位借文具，或到角落使用削鉛筆機。

教室裡，只有一項不能違背的規則：同一時間，只能有一個人說話。

「這是為了告訴孩子，每個人表達意見的權利，都應該受到尊重。」掩著嘴，壓低聲音，與我並肩坐在教室最後方的日內瓦州國民教育負責人盧懷勒(Joelle Leutwyler)這麼說。

這句注解，不只說明了瑞士人的教育理念，也透露了這個國家的競爭力源頭。

國家縮影，看這!

每個人都有表達意見權利，前提是尊重每個人都有充分的發言機會，也樂於主動表達意見，但交換意見的前提是彼此尊重。身為群體中的一分子，沒有誰比誰優越，所有人都該負起相應的責任，維持群體的秩序與穩定運作——小學生的法語課，就是整個瑞士社會的縮影。

台灣人對瑞士一直有股憧憬，因為這個國家的先天條件與台灣有太多相似：同樣小國寡民、缺乏天然資源、國土有一大部分是難以利用的高山……想找出路，台灣至少接近充滿希望的海洋，瑞士卻是內陸國。儘管先天不良，瑞士卻硬是殺出重圍，揮別曾經的貧窮，走向富足；除了物質條件外，瑞士人對心靈生活也感到滿足，根據聯合國調查，二0一五年全球最幸福國度，就是瑞士。《今周刊》今年一月委託波仕特線上市調調查也顯示，瑞士是最多台灣人(三六.二％)心目中的幸福國度。

瑞士究竟憑什麼？台灣人花過很多時間找解答。有人建議引進工匠精神，提升台灣產品的附加價值；有人說要學習瑞士對全球開放市場、吸納人才；有人發現瑞士的技職教育創造了優質人才，增加了企業競爭力……。如果要問瑞士人，這個國家站穩贏者圈的祕密是什麼，上面說的也許都是答案；但這些答案，就像是探出水面的冰山，在肉眼看不見的深處，被其他更加堅實的部分支撐著。

「瑞士能從貧窮走向富裕安定，成熟的公民意識，扮演了重要角色。」瑞士政治學者林德(Wolf Linder)這麼說。

什麼是「公民意識」？簡單來說，就是每一位成員明確了解自己既是獨立不可侵犯的自由個體，也是整體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權利享受自由的生活，也有責任為維護或改善整體現狀，做出貢獻。

瑞士人的一生，就是不斷學習、實踐如何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公民;這個國家，就像是一堂包羅萬象的公民課，藉由公民的集體努力，緩慢卻堅定地前進。這，才是台灣最該向瑞士學習的一堂課。

「這個國家曾經什麼都沒有，能走出今天的樣貌，關鍵就是多數人都能負起責任;而『責任』的範圍，包括了個人、家庭、社區以及國家。」瑞士聯邦國會議員福瑞納(Sebastian Frehner)這麼說：「所以，如果有人指責我『沒有做到自己的責任』，我會感到非常羞恥。」鏗鏘有力的，他詮釋了瑞士這個國家「贏的底蘊」：缺乏資源及強鄰環伺帶來的不安全感，讓瑞士人沒有選擇，只能互相依靠，進而產生了獨特的責任感與集體意識。在瑞士人的腦袋裡，「公共事務」不是硬邦邦的生冷名詞，而是融入每個人日常生活的關心和參與。

參與，這是負起「公民責任」的第一課。

國家最高殿堂

在這場選舉裡，最重要的價值是:管你來自哪裡，能為瑞士做事才重要

二0一五年十二月九

日清晨，瑞士首都伯恩(Bern)下了一場雨，接

近零度的低溫將空氣中

的水珠凝成薄霧，像是

為這座十四萬居民的小

城，罩上一塊白色的防塵布幕。

霧氣，罩住聯邦國會大廈的金色穹頂，偌大的聯邦廣場一片空寂，只有正門上方以四十五度朝外伸出的瑞士國旗，和幾名身穿雨衣佇立在旗下、仔細查驗訪客的警員，勾勒出幾分國家政治中心的意象。

通過嚴格的安檢程序走進國會大廈，看見的是與戶外截然不同的熱烈場面。這一天，是瑞士政界四年一度的盛事：聯邦議會選舉。瑞士國會上、下兩院，將共同選出七位聯邦委員會委員;這七個人，未來四年將領導聯邦行政機關，並輪流擔任瑞士總統。

在講究和諧共識的瑞士政治，現任聯邦委員除非捲入重大爭議，否則幾乎篤定連任；本屆是因一位聯邦委員退休，才必須選出新成員。但各主要政黨事前也已達成共識，由剛在國會大選中贏得最多席次的瑞士人民黨推薦繼任者;只是人民黨一口氣提名了來自德語區、法語區、義語區的三名候選人，讓這場間接選舉因不確定性而引入關注。

「這是一種宣誓意義，證明人民黨代表來自所有區域與文化的瑞士人民，不只是特定利益。」人民黨籍的福瑞納分析。

「共同體」的概念，是瑞士政治中最常被強調的價值。國會大廈穹頂內部，是由畫著各州「州旗」的哥德式彩繪玻璃，圍繞著中心的瑞士十字國徽；瑞士國徽上下，則是拉丁文的國家格言：人人為我，我為人人。

這句格言，因法國作家大仲馬的小說《三劍客》而知名。一八六八年，當瑞士阿爾卑斯山區遭洪水肆虐時，剛建國不久的瑞士聯邦政府，借用了這句話召喚人民團結意志，對災區提供援助。此後，「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成了瑞士精神象徵。

這裡的人民

「一邊享受葡萄酒、一邊參與政治」接近中午，逐漸升起的陽光緩緩揭開了薄霧，站在國會廣場另一端的咖啡館前，從事保險業的年輕男子法比歐點起一支香菸，遠眺著國會大廈。「我今天特地請了一天假，就是為了到最接近國會的地方觀察選舉。沒有什麼事，會比和幾個朋友一邊享受葡萄酒，一邊參與瑞士的民主制度更好了。」他說。

「那麼，你支持誰呢？」我問。

「我來自德語區，但我不在意誰當選。我在乎的是當選人進入政府後，能不能融入，並和其他人一起做些能幫助瑞士的事。」法比歐捺熄了香菸，轉身走回餐廳，他吐出的最後一口白色菸圈，輕巧地融進了殘留的霧氣裡。

經過三輪投票，來自法語區的候選人當選了。但對法比歐與許多瑞士人來說，單一的選舉結果，或許從來就不是重點。因為在這裡，「政府首長」只是代理人民處理政治事務;每當遇上重大難題，人民總有機會親力親為，用自己的腦袋，決定國家該走的路。

核廢料小鎮

把核廢料埋在你家

如果專業都說這裡最適合，我OK!

台灣許多公共工程興建過程中，常能看見「反××自救會」、「反××抗爭行動」等民間團體參與其中。政府與居民對「公共利益」的想像總是難以一致，再加上錯綜複雜的利益糾葛，讓衝突幾乎難以迴避。

但在瑞士，政府用最誠意的溝通與最透明的資訊，加上深植在民眾心中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觀念，讓最爭議的工程，也能以最理性的方式找到妥協。

從瑞士最大城蘇黎世搭乘火車，再轉公車，大約一個小時，就能抵達位在瑞士中部、人口約一千五百人的城鎮利尼根(Riniken)。雖然只移動四十公里，卻讓人感覺進入了另一個國家。四.七五平方公里大的利尼根，超過一半土地都還

是原始森林；柏油馬路

上經常接連幾分鐘都看

不見一輛車；市公所只

是一棟三層樓的小木

屋，卻已是放眼望去能看到的最高建築物。

這座平凡小鎮所在

的區域，過去幾年經

常登上瑞士全國性媒

體，因為它的地質結構穩定，經過瑞士國家放

射性廢棄物處置合作社

「Nagra」長期鑽探後，

成為最有可能被選為興

建核廢料最終處置場的地點之一。若聯邦政府拍板定案，並通過全國公投，此地二0五0年將開始放置核廢料。

根據。五年重新制定的《新核能法》(New Nuclear Energy Act)，聯邦能源辦公室從選址作業有初步結果開始，就必須向可能位址的周邊區域展開說明，並每年提供五十萬瑞士法郎(約新台幣一千六百萬元)的經費，給每一個可能的位址成立影響區域委員會。委員會每季定期集會，討論政府揭露的選址資訊、安全措施、可能環境影響等，並有權以決議形武，對政府計畫提出修正方案。

「當政府宣布這裡可能成為核廢料最終處置場時，許多人擔心房價下跌、抱怨為什麼不把核廢料存在核電廠底下就好。」利尼根市長、影響區域委員會副主席慕勒(Ueli Muller) 笑著說：「沒有人會覺得這是種榮譽，沒有那麼偉大。」政策公開透明 讓居民做出獨立判斷慕勒解釋，利尼根周邊的影響區域委員會，一共有九十七名成員，其中不少一開始抱持懷疑態度的代表，經過長達五年的溝通及資訊交流，逐漸能從理性的角度看待問題，「核廢料是瑞士製造出來的，瑞士人當然有責任好好處理。如果各種證據都指向這裡最適合，那我們願意接受。」他說。

「溝通及參與的用意，不是為了讓所有反對者接受政府的想法。這套機制最重要的精神，是從一開始就讓決策過程透明，並且提供所有客觀的資訊，讓可能被影響的居民，做出獨立的判斷。」聯邦能源辦公室專員昆提(Pascale Kunzi)說。

馬路旁的斜坡上，農民包曼(Baumann)正趁著下午溫暖的陽光修剪葡萄藤架。提到核廢料議題，他說：「當然有人害怕，還有人說如果確定要蓋核廢料儲置場，他就再也不買這裡出產的紅酒。」「所以你怕嗎？」我追問。

「我當然不願意有任何風險，但我知道面對這麼專業的問題，不能感情用事。如果政府能證明核廢料儲存的安全，我願意選擇信任，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難題，總得找出解決的方法。」他從口袋裡掏出鉗子，走回灑滿陽光的葡萄園。

少女峰上的爭辯

蓋纜車能舒緩交通量，但，如何不破壞環境……對於不可逆的決策，他們想了7年十二月中旬午後，海拔高度超過兩千公尺的伯恩州小夏戴克(Kleine Scheidegg)，戶外氣溫低於攝氏零度，但火車站周邊餐廳與酒吧擠滿了享受雪地陽光的旅客，一位難求。

這個位於半山腰的車站，除了是兩條開往瑞士觀光勝地少女峰鐵路的交會點外，也是滑雪中心，每年旅客人次超過百萬。遇上周末假日，總是擠滿了轉運人潮。在這裡，一場台灣絕不陌生的「發展與環境衝突」戲碼，已悄悄上演多時。

為舒緩交通量，當地政府自二00八年起展開研究，並於一三年提出興建兩座纜車、將滑雪客與少女峰觀光客分流的計畫。多數居民認為，纜車對觀光產業有正面效益，但一四年夏天舉行公投時，部分居民憂心纜車破壞環境、噪音干擾動物作息，一個名叫瓦爾基斯特(Wargistal)地區的投票結果未達三分之二同意門檻，整項計畫推遲超過一年，直到一五年十月再次公投通過後，才正式準備動工。

「我聽說這個計畫好多年了，但瑞士人對於不能回復的決策特別謹慎，會評估所有反對意見，寧可慢一點決定，也不想犯錯。」帶瑞士團經驗逾二十年的泰永旅行社董事長楊振發說。

對凡事講究效率的台灣，「寧可慢，也別犯錯」的原則似乎有些消極。但回想一二年立法院以「先求有再求好」為由，草率通過後患無窮的《證所稅》修法：一三年為因應洪仲丘事件火速修正的《軍事審判法》，也被法界人士認為極可能引發後遺症。瑞士人做決定前的審慎態度，確實值得台灣借鏡。

「瑞士人做決定，就像在雪地上行走，必須小心踩穩每一步，否則很容易跌倒。一件再怎麼正當的事，也不能沒有經過合適的程序就達成結論。」來自提契諾州(Ticino)的滑雪客羅貝托指著腳上的雪鞋解釋，「這也像是照顧一盆花，你必須持續澆水，並耐心期待它長出來的那一天。」「纜車非蓋不可，只是你必須尊重少數意見。這會花點時間，但我們願意等。」來自蘇黎世的波勒說。

評估利弊時，瑞士人看的，不只有短期影響。一二年春天，一場全國性公投，印證了瑞士人對於「不可逆」的決策，是多麼謹慎看待。

當經濟發展遇上環境保護難題，瑞士人只問一個問題：長遠來看，值得嗎？

這項公投，是由環保團體連署提案，要求聯邦立法限制度假別墅的數量。提案者認為，各州政府放任富人在滑雪勝地、溫泉景點大量興建平時無人居住的別墅，不僅浪費水電等公共成本，更將對瑞士引以為傲的自然環境造成難以回復的傷害。反對者則堅持，營造業提供當地許多就業機會與經濟成長，非度假區的居民，憑什麼把手伸到別人家後院來？

最後，這項正反意見兩極的公投案，由贊成限制的一方，以五0.六三％的些微差距勝出。伯恩州，恰好就是全瑞士滑雪場最密集的區域之一；這場與居民切身相關的公投，在當地引起了最激烈的辯論。

通往少女峰山腳下觀光小鎮因特拉肯(Interlaken)的火車上，退休老人理查為這場公投做出了注解：「這附近有山有湖，不管冬夏都適合度假，吸引不少有錢人置產。度假別墅確實能帶來觀光收入，但為了觀光收入而改變自然環境、蓋一堆只有耶誕節才亮燈的大房子，值得嗎？我不這麼認為。」「長期看來值得嗎？」這是公民做決定前關鍵的自問自答，不帶情緒，純粹基於得失間的效益權衡。

兒童年度路跑

所有的小孩要獨自跑完1.6公里，對自己負責，是融入圍體的第一步十二月中旬的周日上午，蘇黎世的天空是冬季罕見的深藍色，市中心的利馬特河兩岸，圍起禁止車輛通行的封鎖線，數百名不滿十三歲的青少年，在淨空的道路上賣力奔跑。在路旁圍觀的家長與群眾倚著鐵欄杆，臉朝賽道，愉悅地為每一位通過的選手打氣；越是拖著沉重腳步、面露難色的跑者，越能獲得熱烈掌聲。

這是蘇黎世傳統的年終分齡路跑活動，父母可以帶著不滿九歲的兒童，一同挑戰一.六公里的賽事;九歲以上的青少年，能選擇與全班同學一起完成路跑，或依年齡獨立參賽。

「這是蘇黎世的重要活動，除了慶祝新年之外，還有讓孩子獨立完成一件事的教育意義。」一位穿著反光背心的女性志工這麼解釋。

群體意識的基礎

來自每一個獨立的公民

瑞士社會強調群體意識，卻不代表瑞士人習慣「從眾」。在瑞士，獨立自主代表對「自己」負責;而對自己負責，當然是對群體負責的基礎。

「你要先弄清楚自己的想法，才能誠實準確地表達意見；你有自己的意見，才能參與討論。

我們樂見意見交流與價值衝突，只是一旦達成妥協，就會盡可能接受。」瑞士駐台商務辦事處前代表費爾(Jost Feer)說。

在瑞士，包括國會議員在內的許多政治人物，都是兼職工作。基督教民主黨聯邦議員普菲斯特(Gehard Pfister)，從政前是位高中教師，專長德語與哲學，從政後也持續教學。「課堂上，我不會迴避與學生討論公共議題，只是我會非常小心地排除意識形態，引導學生全面思考。思考，是關心的起點。」他說。

教堂裡的大合唱

來自波蘭、西藏、喀麥隆的移民學生唱著耶誕歌，瑞士社會鼓勵我們記得故鄉的根在日內瓦街頭聽見英語的機會，比其他地方高出許多。

這座城市是聯合國歐洲總部及眾多國際非政府組織總部所在地，在這裡生活的外國人比率逾四0％，是全瑞士的兩倍。

移民，是瑞士近幾年最棘手的公共議題。早在歐洲難民危機前，瑞士就憂心利用申根簽證越境就業的勞工，將造成「人口超載」。一四年二月，瑞士人民黨發動公投，要求政府控管歐盟移民總量。這項公投挑起了瑞士內部矛盾，鄉村支持這項訴求，前三大都市卻一致反對；湧入大量義大利移工的義語州壓倒性贊成，國際組織集中的法語區則強烈反彈。

最終，這項公投以五0.三％的些微多數通過，瑞士政府必須限期與歐盟協商移民數量。但同一年十一月，另一項由人民黨提出、主張將移民上限設為瑞土總人口0.二％的公投，就遭七四％民眾否決。

「移民問題非常困難，我們必須同時權衡國家的負荷量與需要經濟生產力，做出適當的決定，不能急躁或感情用事。」普菲斯特解釋。

瑞士不是沒有排外保守的聲音，0九年，瑞士曾公投禁止穆斯林興建清真寺尖塔，如今也拒絕移民無限量湧入。但這個已有五分之一外國人定居的國家，對於「移民」，仍有許多溫暖友善的作為。

正就讀日內瓦大學歷史系的馬修(Mathias Froelicher)，服兵役時，就選擇了一份他認為別具意義的工作；為移民學童加強法語能力。「這些人都是我們的一分子，我很榮幸能為他們盡一分力。」他說。

其實，馬修自己也有移民背景：「我的父親是義大利移民，但替我取了個非常德國的名字，我現在卻在法語區念書。我父親那邊的親戚分別住在不同州，見面聊天最方便的語言是英語。」在台灣，移民者常被稱為「新住民」，像是被貼上一塊分類標籤；但瑞士社會，不以先來後到區分族群。這種渾然天成的包容力，來自瑞士分歧的歷史，每一位瑞士公民，都曾是外來者；今日的外來者，當然也能成為完全合格的瑞士公民。

瑞士的國歌，用四種官方語言各自填了一份歌詞；連經常流通的瑞士法郎紙鈔，也分別印上來自法語、德語、義語區的藝術家肖像。而在耶誕節前一周，日內瓦州最重要的慶典，是在日內瓦市地標聖彼得大教堂舉行的耶誕合唱表演，在這裡，我們強烈地感受到一個強大公民社會的尊重與包容。

活動的主角，是由日內瓦州八所小學、一百多名學生組成的合唱團。

晚間七點，穿著白色上衣、年齡介於八到十二歲問的表演者，在管弦樂團的伴奏聲中，從教堂後方走向主祭台前、打上紫色燈光的舞台。每一位歌手的輪廓、膚色大不相同，沒有依高矮順序整齊排列的隊伍，身上也沒有華麗的統一服裝。

一個小時的表演當中，合唱團用四種不同語言，演唱了十首源自法國、德國、義大利、美國的耶誕歌曲。而每一首歌曲之間，主持人都安排兩位新移民學生，以母語發表耶誕賀辭，「我們想告訴移民學生，用母語說話是值得驕傲的；希望他們融入瑞士以外，還是記得故鄉的根。」盧懷勒說。

這晚，教堂裡的聽眾，被來自西班牙、荷蘭、波蘭、匈牙利、中國、西藏、布吉納法索、喀麥隆等國的耶誕祝福圍繞著；我和身旁每一位土生土長的瑞士人一樣，微笑聆聽著一段又一段完全無法理解的賀辭。有一瞬間，我的肩膀感覺一陣痠軟，像是有雙天使的翅膀短暫停留。

鏡頭轉回國內。一月十六日，是台灣人實踐公民權利的時刻，這一天，我們用手中的選票，決定了未來四年的總統與國會成員;許多人因此熱切期盼從一六年開始，新的領導人，能帶領台灣逐漸揮別過去的陰霾。

但至少，瑞士的故事告訴我們，所謂「公民責任」絕不只是定期投票而已;而應該將「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共同體概念，融入日常生活當中。農曆年前的台南震災，各界無私提供協助、災區周邊住戶為協助救災，即使面臨不便也毫無怨言，在在證明了台灣人的內心深處裡，同樣懷有濃濃的互助人情。

「如果百姓英明，就不用老是期待一個英明的領導人。」作家吳念真認為，「改變成直二的軌跡，永遠是由個人出發。

台灣，應該這麼做：把個人色彩減掉一點，為群體加分一點台灣不必像瑞士一樣，將大小事情交付公投，但至少該修正門檻過高的《公投法》，將政治人物難解的問題，交付眾人議決。政府也許不用把每件事情交給全民決定，但該在做決定前，坦率公開利弊得失。「無私奉獻」不必是生活信仰，但如果做抉擇時能考慮共同的未來，台灣也許不會有被染色的河川、被濫墾的山坡地、不該被吃下肚的黑心食品……。

你一定看過運動會上的二十人二十一腳遊戲，沒有誰能讓隊伍飛快抵達終點；你只能扶著夥伴的肩膀，朝共同目標前進。瑞士，就這麼走了一百多年；台灣，一定也辦得到。

(本單元將在TVBS新聞台五十五頻道《十點不一樣》播出，日期為二月十七至十九日，晚間十點首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