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款官方打車軟件上線
http://www.infzm.com/content/936018月20日，北京市首批官方打車軟件正式上線運行，共涉及易達、移步、搖搖、嘀嘀4家打車軟件。按照交通委要求，官方打車軟件可收取至少5元的電召費，但絕不允許有加價行為。
目前，公眾可以通過北京出租汽車聯合電召服務網站和各大手機應用電子市場下載使用手機叫車軟件。
北京出租汽車聯合電召服務網站信息顯示，上述4款打車軟件的名稱均以91606開頭，目前只提供安卓版本下載，Iphone版本尚在開發測試中，每款打車軟件都已經有認證司機，其中司機數量最多的「91606易達打車」已有認證司機26000多名。
據《京華時報》報導，北京交委介紹，這4款手機叫車軟件與出租汽車調度中心綁定服務聯合交互調派車輛。乘客通過手機軟件下單後，司機可以通過車載電召終端和司機客戶端手機電召軟件兩種方式進行應答搶單，如3分鐘內沒有駕駛員應答搶單，統一電召平台會將該訂單廣播到行業手機電召服務平台。
按照要求，官方打車軟件可收取至少5元的電召費用，但不允許有加價的行為存在。
此前，據南方週末網報導，2012年以來，「搖搖招車」、「快的打車」、「嘀嘀打車」等手機打車軟件逐漸興起，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市民「打車難」問題，不過，近來多地紛紛出台政策「嚴打」打車軟件。
7月1日，北京市交委公佈《北京市出租汽車手機電召服務管理實施細則》，並正式實施。該細則中提到，目前成熟的打車軟件可通過備案方式「轉正」成為官方打車軟件，並且可按照電召標準收費，即時打車收5元，提前4小時打車收6元。另外，官方打車軟件不得嵌入商業廣告，也不許加價。
據《北京青年報》報導，一位出租車司機表示，他已經安裝了96106叫車軟件，但是高峰期，出租車基本上不會出現空車的情況，因此也沒有必要通過叫車軟件「搶活」。此外，訂單的起點不順路以及需要打電話聯繫乘客會花費不少的電話費，也是這位司機考慮的因素。
而另一位出租車司機則表示，叫車軟件還是提前4小時以上的預約服務成功率更高一些。
據報導，目前，出租公司要求司機必須安裝4款打車軟件中的一款以上，但最初有個「每月必須通過叫車軟件接活兩次」的規定，如今司機們也不再提這事兒了。
而據《新京報》報導，一位擁有大量客戶端用戶的叫車軟件負責人說，今年5月後，他們多次與大型出租車公司談合作，但對方開出的要求讓他們難以招架。「利益分成上有要求，而且在收費環節還要求我們派工作人員進行，對於軟件企業難有這樣的人力。」
該負責人表示，手機叫車軟件以後如何與出租車司機分成也是一大難題。「調度費漲到5元、6元後，叫車軟件可能分成2元錢，但還沒有官方認可的說法。」
據透露，最近出租車漲價後，「打車難」得到緩解，但電話、軟件叫車量卻持續下滑，一天約在4萬單左右，全市近6.7萬輛出租車，車均接單量很少。
據相關部門透露，目前公佈的只是首批叫車軟件，仍有部分軟件還在調整，接下來將陸續有企業獲得運營許可。
北京叫車軟件收編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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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守出租車行業價格和數量的管制壁壘，才是官方收編叫車軟件的真正目的◎ 本刊記者 任重遠 實習記者 歐陽銀華 文依靠技術創新跨越政府管制的壁壘，看起來並不那麼容易。 2013年8月20日， 北 京市出租汽車統一電召平台96106首批手機叫車軟件上線試運行，嘀嘀打車、搖搖招車、易達打車、移步叫車等四家軟件，率先進入官方平台。 這類以自由加價為核心功能的手機軟件，能將乘客的叫車需求推送給附近出租車司機，自2012年在中國出現後即迅速流行，成為解決老百姓“打車難”一大利器的同時，也對現有出租車價格管制政策造成衝擊，在被交通管理部門隔空喊話幾個月後，面臨被招安的命運。 進入官方平台的四家軟件都取消了加價功能，為防止乘客通過語音叫車隱蔽加價，語音叫車功能也被取消。乘客則必須按照北京市交通委的統一標準，支付和電話叫車相同的固定電召服務費，即時打車5元、提前4小時打車6元。 官方統一平台的主要目的，在於嚴守出租車行業的價格和數量管制壁壘。 由市場需求促生的創新服務模式，在與管制的賽跑中艱難行進。 統一電召平台 北京市籌備統一出租車電召平台已有時日。2013年6月1日， 《北京市出租汽車電召服務管理試行辦法》試行，96106 統一出租車召車平台同日正式上線。 此前，北京市共有五家出租調度中心，分別是奇華、金銀建、中環天暢、亞太安訊和交科視訊。除交科視訊調度中心尚未推出叫車電話外，其餘四家都有各自的叫車電話。96106叫車電話原為奇華出租車調度中心所有，該中心前身為奇華通訊有限公司與北京市出租汽車管理局共同籌建的“北京出租汽車調度中心” ，曾用號碼961001。 有業內人士認為，長期以來占據北京電召服務最多份額、市場口碑最好的金銀建的96103，以微弱差距競標失敗，或與前者有官方背景有關。 7月1日， 《北京市出租汽車手機電召服務管理實施細則》試行，明確叫車軟件接入96106統一電召平台須經北京市交通委備案和許可。軟件名稱應與平台名稱相對一致，在原產品名稱前加冠“96106” ，除統一規定的電召費外，不得提供加價功能或未經許可嵌入廣告。 此前，乘客使用叫車軟件可以自由加價，一般從0元到50元不等，有的軟件不設上限。加價部分完全由司機享有，叫車軟件對司機和乘客免費提供服務。 8月20日首批接入平台的四家軟件，嘀嘀打車和搖搖招車在行業內市場份額居前兩位，屬市場派代表。易達打車、移步叫車則分別與原96106、96103調 度平台存在合作關係。 這四家的軟件都按政府要求進行了修改升級。叫車軟件與出租汽車調度中心綁定服務後，將實現聯合交互調派車輛。乘客使用上述任一款手機叫車軟件下單後，如裝載該軟件的司機三分鐘內無人應答搶單，統一電召平台會將該訂 單廣播到行業手機電召服務平台。經平台認證後的出租車司機可以通過傳統的車載電召終端或上述任一手機電召軟件客戶端應答搶單。 按照北京市交通委的統一標準，乘客通過平台叫車，須支付固定的電召服務費，即時打車5元、提前4小時打車6元。目前尚無消息表明，打車軟件是否會從電召費中分一杯羹。過去北京出租車電召以電話叫車為主時，司機和平台大體對半分成。 北京市交通委稱，上述措施主要為提升平台效率和乘客即時叫車成功率，方便乘客和駕駛員。但據多位叫車軟件公司負責人透露，嚴守出租車行業管制壁壘，才是官方平台對接叫車軟件的真正目的。他們告訴財新記者，政府最關心的問題有兩個，一是取消加價功能，二是防止“黑車”利用叫車軟件攬活。 前者針對價格管制，後者涉及數量管制。 2013年5月，北京市交通委新聞發言人李曉松即向媒體明確表示，叫車軟件的無序加價意味著變相議價，違反了《北京市出租汽車管理條例》的規定，下一步政府將予制止。為控制“黑車”進入，電召平台還採用了行業和企業雙重認證模式，除在行業管理部門進行司機商業數據信息比較外，還要通過出租公司再次核實，以確保參與手機電召服務的車輛和駕駛員都具有行業服務資格。使用軟件的乘客也要輸入自己的姓名、性別和手機號碼，以建立司機、乘客的互評和信用體系，提高叫車成功率。 接近北京市交通委的人士告訴財新記者，其它叫車軟件有些也已在交通委備案，符合條件的，將陸續獲得許可、接入平台。至於始終無法或拒絕接入平台的叫車軟件，其命運暫未可知。北京市交通委將禁止出租車司機裝載非96106平台版本的軟件客戶端。 創新與管制賽跑 相比起統一電召平台的綜合調度優勢，不少乘客依然認為， “自由加價”模式的叫車軟件更有吸引力。畢竟“打車難”是一種結構性現象，在非高峰期，不加價即有司機願意過來，趕上堵車，五六塊錢的電召費則沒有什麼吸引力。通過價格調節，有利於促進交易。 事實上，已經升級到96106版的嘀嘀打車和搖搖招車等軟件，仍在經營“自由加價”版，供非北京地區用戶下載使用。叫車軟件“打車小秘”公關負 責人何軼謙向財新記者分析說，移動互聯網不限地區的自由下載，將令地方化的出租車價格管制遭遇“游擊戰” 。 實際上，只要乘客願意使用，北京的出租車司機既有動力，也很容易突破政府的限制，頂多再置備一部手機即可使用“自由加價”版，管制起來並不那麼容易。2013年5月，深圳也曾禁止司機使用叫車軟件，監管效果並不理想。 叫車軟件的存在為司機和乘客都提供了便利，反市場的管制政策不得民心。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湧認為，高昂的交易成本是現代經濟發展的瓶頸，叫車軟件本質上是一種創新性服務模式，通過網絡技術帶來交易成本的節約。對招車軟件中的加價幅度，可以在乘客自願原則下進行比例限制，而非一棒子打死。 如果簡單粗暴地予以禁止，實質上是阻止新行業的興起，阻止相關技術革新的動力，最終將堵塞經濟的生長點。 當新事物與現行的利益格局有衝突時，應鼓勵競爭。 北京的新政，除了管制政策與市場規律的矛盾，還涉及盈利模式問題。 市場化的叫車軟件大多提供免費服務，甚至對經常使用的司機提供手機充值、加油卡等補貼。其首要目標不是盈利，而是擴大用戶量，依靠對未來願景的信心“燒錢”經營。搖搖招車市場部負責人張琦告訴財新記者，業內普遍認為，基於叫車軟件在人們生活中的重要性，會成為移動互聯網領域的一個重要流量端口。軟件公司可以通過用戶的出行數據分析其消費偏好，將來出售信息或推送廣告等獲利。 北京市的電召統一平台則沒有按照這一思路構建。在向乘客收取電召費的同時，禁止叫車軟件未經許可嵌入廣告。 張琦等業內人士認為，上述管制並未完全堵死之前預計的盈利模式。但有知情人士向財新記者分析說，各家叫車軟件或在爭取電召費分成，只因當前正值敏感時期，尚不清楚交通委的態度，所以暫時保持謹慎，未公開表達自身訴求。對這些叫車軟件公司而言，之前的免費戰略主要為了擴大市場份額，進入官方統一平台後，收費標準已經統一，就不用擔心因此損失用戶。此外，政府的管制政策完全處於不確定狀態，今天可以禁止嵌入廣告，明天也可以禁止出售用戶數據，所以必須多方考慮盈利點。 此前幾家電話叫車平台最多略有盈利的歷史已表明，面對出租車領域堅固的行業壁壘，叫車軟件實現利潤突破仍需跨越重重障礙。技術創新與政府管制的賽跑，不過才剛剛開始。 |
北京「地王」密集爆發地：孫河是怎樣煉成的
http://www.eeo.com.cn/2013/0917/249910.shtml經濟觀察報 記者 胡芳潔 融創以超過7萬的樓面地價在北京拿下東三環農展館地塊，引起市場的一片唏噓。不過，北京中心城區類似農展館地塊這樣的土地，目前看來畢竟是偶然現象。接下來，哪個區域會繼續引領北京土地市場的巔峰？毫無疑問，應該是孫河區域。
孫河可能性
從去年9月份龍湖地產拿得孫河第一塊地開始，至今孫河共有5塊土地出讓，按時間順序，分別是龍湖1塊、泰禾1塊、首開2塊、中糧1塊。
這個區域根據規劃部門的劃分，稱之為孫河組團，位於朝陽區孫河鄉中部，南至機場南線，東至京順路，北至溫榆河西南濱河路，西至規劃路。該組團位於中央別墅區，隸屬於朝陽區，是中央別墅區中離城區最近的板塊。
龍湖拿的第一塊地，是價格最低的一塊，樓面地價約2萬元/平方米，隨後樓面地價一路攀升，泰禾、首開所拿地塊，樓面地價達到約2.9萬元/平方米、2.6萬元/平方米。今年7月，中糧所拿地塊，則將該區域樓面地價推至約5萬元/平方米。
據本報瞭解，就目前已經出讓的地塊中，中糧所拿地塊位置是最好的，因為該地塊位於孫河組團的核心位置，緊鄰組團中央的景觀水系。這也是導致中糧拿地價格如此高的原因之一。
經濟觀察報記者從北京市規劃委孫河組團控制性詳細規劃公示時獲得的資料和已入駐開發企業提供的資料綜合整理得出，孫河組團總用地面積約284公頃，總建築面積約140萬平方米，主要由11塊居住用地、3塊商業用地以及其他地塊組成（見上圖表）。
根據規劃圖可以看到，孫河組團類似一個圓形，正中央是一景觀水系，環繞這一景觀水系的是4塊住宅用地、3塊商業用地，這一核心區域只出讓了一塊住宅用地，即中糧所拿地塊；外環則環繞著另外7塊住宅用地，已經出讓了4塊。
到目前為止，還有6塊住宅用地、3塊商業用地沒有出讓。
核心區域尚未出讓的幾塊住宅用地，從規劃圖來看，面積比中糧地塊大，有的景觀位置也比中糧地塊好。如果接下來房地產市場不出現大的波動或調控，隨著位置更好的地塊推向市場，其出讓價格，有向中糧地塊看齊、甚至超過中糧地塊的可能性。
而這些地塊可能很快就會推向市場。儘管目前北京市土地儲備中心網站上待出讓的土地中，沒有孫河地塊，但一位參與孫河組團前期規劃設計的人士對本報表示，根據供地計劃，今年下半年還會推出兩塊住宅用地；明年則可能供應三塊商業用地和一塊住宅用地。
而另一位已入駐該區域的開發企業負責人則表示，據其目前所瞭解的信息，孫河組團地塊，會在明年底之前全部供應到市場。
方式
孫河組團方式從今年初泰禾拿地以後熱度漸升，在中糧拿地以後，一時達到沸點，儼然是今年北京土地出讓市場的一匹黑馬。值得注意的是，與個別稀缺地塊不同，孫河組團還有大量土地，可以在短期內就供應到市場，並且注定價格不菲，更何況，該組團位於五環外，並非位於中心城區。從這個角度來看，北京土地市場目前還沒有哪個區域可與之匹敵。
孫河組團，是如何煉成的？
其位於中央別墅區的位置，是一個重要原因。該區域是北京高端居住區的代表之一，是溫榆河綠色生態走廊內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適合做容積率高的產品，因此決定了其是北京稀缺的低容積率地塊。
目前，孫河組團出讓的土地，容積率都在1.1左右，適合做低密度高端住宅尤其是別墅產品。這一方面的稀缺性，是中心城區地塊無法企及的。
而北京市相關政府部門在該地塊的拆遷、規劃、劃分上，也為其成為高價地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朝陽區對孫河組團實行的開發策略是整體拆遷、規劃設計以後，才開始進行土地出讓，這使得該區域發展前景，在規劃階段就能更完整的展現在有入駐意向的企業面前，增加區域吸引力，並且早在土地開始出讓前，地鐵15號線孫河站就已經開通。「與以前邊拆遷邊建設不同，孫河板塊是北京唯一一個先整體規劃後開發的別墅板塊，不僅配有住宅，還有商業、酒店、學校等，隨著後期地塊的開發，孫河板塊發展潛力巨大。」泰禾集團總裁助理、品牌總監沈力男認為。
早在2009年，孫河組團就啟動了整體拆遷，根據當時的報導，2009年7月，孫河鄉騰退拆遷工作全面啟動，涉及14個村、兩萬五千名村民。
因為整體拆遷，政府面臨的資金壓力是巨大的。2012年初，北京市國土資源局朝陽分局回覆受理了一起孫河鄉被拆遷人反應被拆遷兩年後仍拿不到補償款的事件。
對於這起事件，北京市國土資源局朝陽分局在2012年2月的回覆中承認拆遷後補償資金沒有到位的問題：「孫河鄉已於2009年12月底至2010年年初對沈家墳、李縣墳部分企業進行了騰退，但補償資金一直未予支付，我局針對上述問題，要求土地儲備分中心加快融資進度，但受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銀行房地產貸款額度不斷緊縮，融資較為困難，目前土地儲備分中心正與各金融機構進行接洽，開拓融資渠道，爭取在2012年年內解決上述兩村的非住宅補償資金問題。」
即使資金壓力巨大、補償款無法到位，相關政府部門堅持進行整體拆遷、規劃，與此同時還以《朝陽區孫河組團規劃設計方案徵集》的方式進行了全球徵集。
據一位當時參與方案設計人士表示，當時共有5家設計聯合體的方案進入了最終評審，每一家設計聯合體，基本上是由一家開發商、一家國際設計公司、一家產業設計公司組成。據其透露的信息，以及當時的媒體報導綜合得出，當時進入最終評審的5家開發商包括萬科、龍湖、富力、綠地和正大置地。
該人士表示，當時其所在聯合體進入了最終評審，其所在團隊對孫河組團規劃、設計提出的觀點包括：一，不僅要有住宅，還要做好配套，包括規劃商業、酒店、會所等用地；二，整個孫河組團，要做成低密度的。實際上，這兩個方面都成為了現實。
孫河組團，還有一個特點是單個地塊面積都比較小，建築面積小，龍湖、泰禾、首開所拿地塊，建築面積都只有7萬平方米、6萬平方米、4萬平方米不等，而中糧所拿地塊，建築面積為8萬多平方米，但需要配建3.3萬平方米公租房，商品房建築面積只有不到5萬平方米。
有觀點認為，孫河組團單個地塊過小，對於高端住宅社區而言，不利於開發商進行開發、運作。而上述人士也表示，現在看來，這些地塊確實過小，當時進行規劃設計時，曾有人建議引入少數幾家大開發商進行整體開發，不過，這個建議最終沒有得到採納。一是考慮到路網的原因，需要對地塊進行分割，此外，北京為了避免土地面積過大、起價、成交總價過高，需要將土地分割成小塊出讓。
分割成小塊出讓，由於總價相對低，有能力參與競爭的企業增加，也進一步推動了樓面地價的高漲。「中央別墅區，是北京別墅區域中最好的一塊，考慮到區域的定位以及未來的發展，實際上由擅長做高端項目的企業來做，會更好。但是現在的情況是價高者得，可能會導致一些並不擅長做此類項目的企業拿到地，這樣下去，這個區域未來會不會做亂、品質良莠不齊？」上述人士表示。
這些擔憂不無道理。而通過整體運作、小塊出售的方式，地方政府實現了收益的最大化，卻是實在的效果。
北京“激進”治氣
| 2013-09-16 NC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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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厲的治理空氣汙染措施相對於大多數中國城市來說，可能難以複制。但在有較好基礎的首都，則是“早該如此”◎ 本刊記者 王玲 實習記者 張霞 文北京打響了新一階段的“空氣戰爭” 。 2013年9月12日， 全 球矚目的中國《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全文公佈。計劃要求，至2017年，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細顆粒物（PM2.5）濃度分別下降25%、20%、15%左右。 北京作為首都，被計劃單獨點名，至2017年，其細顆粒物（PM2.5）年均濃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 從全球實踐看，PM2.5實現60微克/ 立方米左右，空氣仍呈較嚴重的汙染狀態，與發達國家城市十幾微克 / 立方米相距遙遠，距中國自己第一階段達標指標35微克 / 立方米，也較遠。但對北京來說，這並非易事。 北京的“空氣戰爭”策略已然亮牌——9月2日，北京發佈最新的空氣治理計劃《北京市2013-2017年清潔空氣行動計劃重點任務分解》 （下稱《任務分解》 ） ，其五年治氣目標，與上述全國計劃完全一樣。 《任務分解》比全國計劃早10天推出，北京由此成為全國計劃框架下第一個推出五年治氣詳細步驟、措施的省份。 讓人眼前一亮的是，該規劃的四個部分、84條，幾乎將北京所有政府職能部門包括進來，所涉部門一把手的名字被列于任務之後，成為任務負責人。 環境界認為，北京的治氣措施特點鮮明，可謂充滿北京特色。如壓煤力度的加碼，北京五年後幾成無煤之城，這與中國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顯著不同；北京繼續關閉第二產業，1200家企業將退出，企業禁入目錄再次加長。 為緩減機動車汙染，一些飽受爭議的政策，在治氣重壓之下，也一一出爐。 《任務分解》正式提出 ：未來將在北京徵收道路擁堵費；從2014年起，新增汽車牌照配額縮減一半，未來將更加“一號難求” 。 不少空氣專家指出，北京實施在全國一馬當先的嚴厲政策，對其他城市治氣有重大借鑒作用，但經濟實力、城市定位和首都政治優勢等北京特點決定，其餘城市尤其二三線城市，幾乎無法複制北京路線。 也有專家認為，對於北京來說，這些治氣措施其實並不算“激進” ，因為北京走到了這個階段，有條件和基礎做這些事。甚至，這些事早就該做，現在這麼做，是回歸常識、回歸正常。 “北京咳” 重壓 北京環保部門一直宣稱， 從1998年至今，已經歷十多個階段的空氣治理，總體來說北京空氣比十多年前好了許多。但公衆並不買賬。 中國環境監測總站的消息顯示，2013年上半年，北京PM2.5的平均濃度為103微克/立方米，屬嚴重汙染水平。 剛剛過去的2013年上半年，霧霾空前嚴重。根據中國環境監測總站7月公佈的數據，僅一季度，北京的霧霾天數就達20-30天。今年1月，霧霾多次襲擊 北京，1月13日，北京更是發出其氣象史上第一個最高級別的霧霾預警信號。 就是傳統霧霾較少的夏天，竟也多次發生霧霾。今年5月和6月，北京市空氣達標天數也分別只有8天和9天。 “這次政策出台的很大一個驅動力是今年年初的霧霾。這個訴求，不僅是中央領導的訴求，也是老百姓的訴求。 ”環保部直屬的環境規劃院大氣環境部副研究員雷宇告訴財新記者。 連續的霧霾天氣使得“北京咳”（Beijing Cough）成了一個熱門詞。這個據說是外國人起名的“病” ，目前並無嚴格定義，更多體現的是在京外國人對北京空氣的無奈 ：到了北京就會患咳嗽，離開北京後咳嗽消失。 在部分國家出版的關於中國的旅遊指南中， “北京咳”已被收入。但對於這一稱呼，一些北京醫生非常不滿，認為是對北京的侮辱。 國內日益高漲的公衆呼籲，國際形象的倒逼，作為中央政府駐地的首都地位，在多重因素之下，北京在治理空氣汙染方面已無路可退。 2012年，北京出台《2012-2020年大氣汙染治理措施》 ，其措施之嚴，已是全國領先。北京環保部門隨後向社會提出“18年治氣”目標，即2030年空氣基本達標。在2013年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新聞發言人公開表示， “18年太長，希望縮短時間。 ”相比《2012-2020年大氣汙染治理措施》 ，此次的《任務分解》治理空氣的目標雖未加碼，但措施明顯加碼。 多位環境專家認為，措施實施兩三年後空氣質量如無明顯改善，北京可能會實施更嚴厲措施。 擁堵費爭議 機動車尾氣汙染是 PM2.5汙染的重要來源。北京市環保部門的一項研究認為，該市 PM2.5約22%源自機動車尾氣。 《任務分解》要求，交通部門儘快研究制定開征道路擁堵費政策。盡管有學者認為擁堵費是政府治理空氣的一次有益嘗試，有其現實合理性，且國際上已有先例，但反對之聲已甚囂塵上。 圍繞擁堵費的爭議焦點之一是，政府不給公衆其他選擇，就倉促出台收費政策。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的謝紹東教授認為，目前，北京市公交系統仍不夠完善，舒適程度也不夠，難以成為有車一族的出行替代方案，此時收擁堵費，條件並不成熟，只會增加人們的出行成本。 爭議焦點之二在於，收了擁堵費，是否真的有利於北京空氣質量改善。多位學者認為，北京的城市格局有問題，中心辦公，四周居住，工作、辦事路途距離過遠，所以開車成了剛需，收擁堵費也得開車。收費，公車不怕，有錢的不怕，有工作的還是必須要開。 國家環境保護城市空氣顆粒物汙染防治重點實驗室副主任、南開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馮銀廠向財新記者指出，北京的交通擁堵問題，不是車多，也不是路少的問題，是因為城市功能定位讓很多人和車，無謂地流動。所以，擁堵費無法治本。 雷宇認為，擁堵費這類政策的好壞，取決于整個過程和設計的相對公開、滿足大多數人利益，且把事情講清楚。 除了擁堵費， 《任務分解》要求控制北京機動車規模，到2017年底，全市機動車保有量在600萬輛以下。2014年1月1日以後，北京小汽車新增牌照配額將縮減近一半，即每月搖號發放僅1萬個左右。 同時，新規嚴格對外埠車輛管理，自2014年起，凡進入六環路內 ( 不含 ) 的外埠車輛必須辦理進京證。 油品方面，繼北京在全國率先執行“國四”和“京五”標準後，新規要求北京力爭2016年發佈實施第六階段車用燃油地方標準。 壓煤再加碼 PM2.5汙染的另一大來源是燃煤。北京市發改委相關負責人曾表示，北京地區燃煤排放對 PM2.5的貢獻值約為17%。 有受訪學者認為實際比重更高。 2012年出台的《2012-2020年大氣汙染治理措施》規定，到2020年，將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在1000萬噸以內。剛出爐的《任務分解》則將這個目標提前了三年，規定到2017年實現，要求煤炭占能源消費比重下降到10% 以下，優質能源消費比重提高到90%以上。 “煤削減後，肯定有別的能源代替，如天然氣，以滿足北京發展。 ”謝紹東表示， “但天然氣比煤炭貴，城市社會運行的成本會增加。不過，空氣質量會得到改善，汙染治理花的費用減少” 。 雷宇亦表示，京津冀區域削減煤炭的難度在於有多少天然氣可用，且用于發電的燃煤被削減後，需要外部調入更多的電，這方面需要全國能源統一調度，“可以想象北京能拿到的天然氣肯定比現在多很多。 ”中國以煤為主的能源形勢決定，不是所有的地區都有足夠的天然氣替代煤。雷宇對財新記者表示，北京作為首都的優勢“多少是存在的” 。 此外， 《任務分解》對PM2.5的另一大汙染源揚塵也做了較精細的規劃。 北京大學等單位發佈的一份研究顯示，揚塵對北京PM2.5的貢獻值約為18%。 新規提出對揚塵的控制，某種程度上，是對環境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雷宇認為，PM2.5汙染控制除了涉及技術，更多涉及管理問題。 對比國內外建築工地，雷宇稱，歐美國家對道路的施工，是小區域作業，分段操作，不像國內，是一長段都開工；有些西方國家，房子施工，會將屋頂的垃圾通過管子傾倒下來，而國內很多是直接從樓上扔下來。 清理工業汙染死角 工業汙染也是北京 PM2.5的重要來源，比例也約有20% 上下。關閉1200家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汙染企業，是本次新規的亮點之一。 北京常抱怨河北的工業汙染影響其大氣質量，但北京本身的工業汙染如何，或從最近環保部的暗查中可略知一二。 2013年7月底8月初，環保部暗查了北京29家企業， 其中22家存在環境汙染問題，主要是空氣汙染。 1200家企業是否能如期如數關閉？ 2012年，北京提出2015年前，調整、退出約1200家企業 ；如今這個期限被延後了一年，或透出關停企業的難度。 謝紹東認為鑒於強大的行政手段，退出1200家企業困難不大， “首鋼都搬了，這些企業還搬不了？”他說： “我估計1200這個數， 可能是經過精心思考，本身就應該淘汰的。像首鋼一樣，完成了歷史使命。 ”同時， 《任務分解》要求年內出台嚴于國家要求的高汙染行業調整、生產工藝和設備退出指導目錄。 根據新規，北京原則上禁止的項目包括 ：鋼鐵、水泥、焦炭、有色金屬冶煉、電解鋁、平板玻璃、電石、鐵合金、瀝青防水卷材等，不再建勞動密集型一般製造業項目。 環保部環境規劃院副院長兼總工程師王金南告訴財新記者，短期看，一些汙染企業的強制退出有一定的經濟影響，包括對就業的影響，但從節能減排以及環境效益角度出發，嚴重汙染的小企業退出可能是效益大於成本的。 河北壞空氣暫無解 北京84條，沒有一條涉及針對外來空氣汙染的具體措施。外來空氣汙染，據北京環保部門研究，占北京 PM2.5的25%；不僅如此，重汙染時，可能達70%以上。 一個壞的設想是，北京單兵作戰，縱五年內成功突圍，雖可保證大部分的好天氣，但在某些時候，外來的重汙染，仍將帶來嚴重的壞天氣。 專家指出，京津冀的特點與珠三角、長三角非常不同。後兩者內部各方齊頭並進，治氣方面均有實力發力，可以形成良性循環。但京津冀卻是北京一騎絕 塵，河北經濟較落後，偏偏，河北大氣汙染又十分嚴重。 河北無法複制北京治氣的很多經驗，壓煤、壓縮第二產業都是燒大錢的事，河北可能沒那麼多錢。 馮銀廠指出，北京作為政治中心，資源多，河北沒法比。 “北京每年能分配到100億立方米天然氣，河北全省才有14億立方米。北京天然氣可以用來發電，河北空氣汙染非常嚴重的一些城市，卻只能燒煤。北京為治汙，可以把首鋼搬到河北，但河北的汙染企業往哪搬？”河北的經濟結構與北京不同，第二產業是支柱產業。雷宇認為，汙染治理對河北第二產業的影響比北京大得多，所以中央需要制定區別性的政策。 “一方面，河北可能需要更多資金支持 ；另一方面，對河北控制汙染的要求不能完全和北京劃等號。 ”學者普遍認為，像發達國家在環保上給予發展中國家技術支持和經濟支持一樣，北京出技術、出些錢對河北進行生態補償是應該的，但得由更高層面協調出一種機制，落實區域聯防聯控，保障河北治理空氣的積極性。 本次《任務分解》未對聯防聯控進行詳解，只籠統要求自2014年起，在中央有關部門協調支持下，北京會同周邊省區市開展區域聯防聯控。 一個懸念是，上述嚴厲措施之下，五年之後北京能否如期實現目標？財新記者採訪發現，學者及民間 NGO 之間的看法，並不一致。 對於北京未來五年 PM2.5濃度下降25％的目標，環保組織綠色和平的一項分析認為，現有的政策下，這一目標“肯定無法完成” 。若要如期完成，該組 織測算，未來五年京津冀地區煤炭總量要削減8000萬 -9000萬噸，同時山西、內蒙古的煤炭消費年增速也得控制。 謝紹東較為樂觀，認為北京目標雖 大，但新政的措施力度更大， “我感覺（北京）做得到” 。雷宇指出，從歐美經驗看，政府真正意識到空氣問題的嚴重性，真正治理，空氣改善可以較快。 學者們的共識是，關鍵是看北京治氣政策能否不折不扣地落實，看政府是否真有決心做下去。 |
潛伏十年羅范牽線馮煒光投誠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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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傳出前民主黨中常委馮煒光將擔任特首辦新聞統籌專員後，消息震撼政界；不少人都認為馮煒光未能勝任該職位。本刊收到消息，馮煒光加入政府全由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一手促成，但旋即受到政府內「倒羅」的政務官派系狙擊，在未完成聘任程序前向傳媒放料，目的是令未夠班的馮煒光「見光死」。 民主黨中人爆料指，原屬匯點派系的馮煒光，由前行政長官特別顧問葉國華牽線，一直與內地關係千絲萬縷，早於○一年已安排被沒收回鄉證的黨友到上海考察，其公關公司又獲得多間來港上市的內地企業的公關合約，北望神州搵真銀，可惜加入民主黨多年仍苦無上位機會，終選擇向北京投誠。 羅范椒芬向本刊聲稱絕無替馮拉線，但坦言「可以俾佢試嚇」。馮則以短訊回覆記者，沒有否認加入政府之餘更大讚，「梁振英有心有抱負。」他又為加入政府做好準備，已辭任兩間公司董事，但持股量則保持不變，可謂又要權又要錢。 自傳出馮煒光即將加入梁班子後，本刊連日來追蹤馮煒光的動向，記者發現他外出時總是神情自若，且經常面露微笑，每日除了上班外，便到寓所附近跑步，似乎對於外間的批評毫不在意。與馮煒光稔熟的人士透露，自傳出他加入梁班子後，馮人前人後均不肯評論有關消息，但有傳他已和公司其他高層安排好業務交接工作，對於成功獲聘任似乎胸有成竹。 前匯點成招攬對象 「大家怎樣認識馮煒光？不就是承辦藝發局選舉多釘了選票，之前與黃毓民爆發肢體衝突，接受電視台訪問話不予置評係三個字，這樣的人都可以做IC（新聞統籌專員）嗎？」有政府新聞官說，自上週四有傳媒爆出馮煒光加入政府後，高官之間無不驚訝。連其前黨友民主黨主席劉慧卿亦寸爆馮煒光非新聞界出身，指他未能勝任此職。有建制派議員更向本刊私下透露，馮煒光若加入政府，勢必拖累梁振英民望。雖然有關馮煒光的新聞多屬負面，但有資深民主黨員爆料指，招攬馮煒光並向梁振英引薦的，正是現任行會成員、特首選舉時擔任梁振英競選辦公室主任的羅范椒芬。「其實很多溫和民主派人士都收過羅范的電話，她總是以阿媽的口吻，語重心長地說泛民上位之路狹窄，加入梁班子做官會有更好的前途。」這名曾收過羅范椒芬邀請的民主黨成員拆解，羅范是梁班子的大內總管已是公開的秘密，由於梁振英上任後醜聞不斷，多名班子成員相繼落台及跳船，梁振英物色副局長及政治助理人選顯得非常困難，故早已向民主派打主意，況且若成功招攬民主派人士入局，對梁班子的認受性亦有幫助。「在眾多民主派之中，民主黨內親北京的匯點派系更是主要目標，現任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正是前匯點主席，馮煒光則是前匯點司庫。」該名民主黨員解釋，九四年港同盟與匯點合併而成民主黨，其中匯點派系一直主張與中央溝通。有傳羅范去年中已氹得馮煒光應徵副局長，但馮當時仍三心兩意，在取得正式任命前瞞著民主黨面試，梁營中人為迫使馮棄暗投明，故意向傳媒放風，結果馮煒光被迫選擇退黨，全心全意投誠梁振英，「梁營雖然成功迫使馮煒光加入，但這些手段卻嚇怕了不少有意入官場的民主派人士。」 認識梁振英三十年 事實上，有民主黨核心成員私下表示，對於馮煒光靠攏中央，加入梁營不表意外，原來馮煒光在黨內一直以中央與民主黨的橋樑自居，馮與梁振英更是認識了近三十年的「老朋友」。時光倒流至一九八六年，當時馮煒光已當選專上學生聯會會長，並透過學界直選，擔任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學界委員，多次與擔任諮委會秘書長的梁振英開會，直至一年後才離任，繼任者正是今日「佔領中環」的搞手之一戴耀廷。馮煒光同期加入了由現任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劉迺強創立的匯點，主張香港「民主回歸」大陸，九二年匯點因對彭定康提出的政改方案出現分歧，劉迺強與部分反對政改的會員脫離匯點，其餘匯點成員包括張炳良、楊森及馮煒光等，則於九四年與主張平反六四的港同盟合併為民主黨，時任匯點主席的張炳良當時已表明，匯點派肩負與中央溝通的角色。政治上馮煒光從來是民主派內的親北京分子，事業上馮與內地的關係原來亦千絲萬縷。八八年，馮煒光從港大畢業後，便考入蜆殼石油公司，被派至海南島工作近兩年，九二年加入跨國財經公關公司，參與策劃內地首家來港上市的青島啤酒H股發行工作，見識過內地企業的增長威力，馮煒光九六年創辦靈思公共關係有限公司，目標正是來港上市的內地巨企。 葉國華任泛民橋樑 「他很早已瞄準內地企業，但回歸前後民主黨與內地關係緊張，他以溫和民主派自居，在葉國華牽線下與內地官商界發展關係。」與馮煒光稔熟的民主派人士透露，有「國師」之稱的前特首特別顧問葉國華一直代表中央籠絡香港的民主派，與馮煒光可謂一拍即合，自董建華上場後，兩人關係可謂更進一步。早在二○○一年，馮煒光聲稱可安排一班民主黨黨友到上海考察交流，連當時已被沒收回鄉證的前立法會議員李華明也可以成行。「馮煒光話佢當時在復旦大學教書教授公關技巧，當年分兩次安排黨友去上海，更形容係破冰之旅，仲可以參觀上海證券交易所，甚至與當地官員食飯，但大家講明係非官方接觸。」有民主黨成員透露，該兩次交流馮煒光儼如團長，飯局中更有自稱是葉國華朋友的上海市官員出席，馮煒光親口承認與葉國華關係密切，上海之旅才得以成行，同年他獲委任為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 屢奪內地企業合約 此後，馮煒光創辦的靈思獲得多間內地企業及香港企業的公關或顧問合約，其中包括中國三江、株洲南車及中國光大集團等，本港的企業則包括新世界發展及新鴻基地產，馮煒光名下公司亦由一間發展至高峰時期的五間。不過馮的公關手法卻令不少財經記者啼笑皆非，例如一○年上市公司綠城中國召開業績記者會，馮煒光要求記者向管理層提問「加入公司後的感想」等指定問題，記者並無理睬，馮之後向記者發晦氣說：「我俾你哋玩死！你知唔知我仲同綠城講，我同香港傳媒好熟。」事業上了軌道的馮煒光，政治上卻不滿足於只擔任南區區議員，早於○七年底，馬力病逝遺下立法會空缺，馮煒光表明有意出戰補選，後來知道黨領導層屬意甘乃威，馮煒光知難而退。一一年底馮煒光捲土重來，欲透過超級區議會議席進身立法會，可惜同樣被黨內高層勸退。有民主黨成員透露，當時馮煒光已埋怨自己年過半百，沒可能無了期等下去，結果去年中便爆出他應徵副局長。「其實他入政府本來都無問題，問題是他瞞著黨友做，被踢爆又唔認，為加入政府居然走去撐國民教育，這些都令黨友非常失望。」本刊向羅范椒芬求證是否有引薦馮煒光，羅太聲稱絕無其事，但坦言「可以俾佢試嚇，好過（讓職位）懸空」，又指馮曾任職公關多年，應懂得與傳媒打交道。馮煒光則拒絕面談訪問，只是以短訊回覆記者，「倘若真的能為香港服務，我覺得很榮幸，梁振英有心有抱負，也是去年選舉三位候選人中最有能力的。」對於其金句「三個字：不予置評」熱爆全城，他則這樣回覆，「人總有說錯，而且為大家帶來歡樂，又無傷大雅，三個字，冇所謂。」 保留股份鋪後路 根據公司註冊處資料，馮煒光名下共有五間私人公司，主要從事公關及顧問工作，並分別於上月底至今月初，撤銷一間公司的註冊及辭任兩間公司的董事，但仍保留公司股權，其餘兩間公司則未見任何變化，明顯為他日重返公關界留後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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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幼兒奶粉進藥店北京首試點 5家藥店開設ATM賣奶粉
http://www.infzm.com/content/95461據《新京報》報導，從10月26日起，「奶粉進藥店」正式在北京啟動，市民可以通過設立在金象、永安堂等5家試點藥房的ATM機，「自助」購買嬰幼兒奶粉。
據報導，北京的金象、全新、嘉事堂、永安堂4家藥店的5個門店是首批設立奶粉自動售貨機的藥店，將銷售伊利、蒙牛、飛鶴、三元、聖元、雅士利、貝因美7個國產品牌，以及惠氏、雅培、多美滋、雀巢4個外資品牌的奶粉。
據瞭解，每罐奶粉都貼有一個帶有二維碼的專用標誌，由大寫的英文字母「G」和中間一金色奶瓶圖案組成，下方寫有「奶粉進藥店」字樣。消費者購買奶粉，可以刷銀行卡、支付寶等方式來支付，但不能使用醫保卡付款，藥店櫃檯也不接受現金支付。購買的奶粉有質量問題也可退換貨，但並不在藥店退，而是得到ATM運營商指定的退貨中心辦理退貨。
據南方週末網此前報導，今年6月，國家9部委出台關於加強嬰幼兒配方奶粉質量安全工作的意見，提出將參照藥品管理辦法嚴格管理嬰幼兒奶粉，並實行嬰幼兒配方乳粉專櫃專區銷售，試行藥店專櫃銷售。而在京試點藥店銷售奶粉或為《意見》實施邁出第一步。
據《京華時報》9月的報導，國際貿易學會副會長兼國際品牌管理中心主任許京表示，到2014年下半年，全國範圍內專櫃銷售奶粉的藥店將達到1萬家。
據許京介紹，早在兩年前，就有一些奶粉想進藥店。但奶粉企業與藥店的談判非常艱難，因為藥店是按照藥品的高毛利率來考核的，但是奶粉卻是以低毛利率為主的快速消費品，二者的矛盾不可調和。此次奶粉進藥店銷售，一方面出於國家政策導向，同時也是藥店的一種營銷手段。
據中國廣播網報導，許京介紹，未來全面試點的測試將會分為三個大的工作階段，首先就是系統和流程的測試，在這個階段裡面全面的測試奶粉廠家、物流、GSP、藥店、運營商、結算系統、可追溯系統的全面磨合和測試，從而最終完善整個安全規範的封閉供應鏈體系。第二階段就是建立營銷和客服體系，這個是全面測試項目整體的營銷能力和水平，探索奶粉進藥店項目的客戶服務需求和能力，最終建立完善適合藥店銷售奶粉的營銷客服體系。第三個階段是產品和區域市場的配備度，在有一定數量的店舖運營情況下，全面測試產品價格和區域市場的關係和需求逐步來建立起適合區域市場的產品和價格底細。
幾家目前進藥店的乳粉企業表示，他們給藥店銷售的奶粉在產品品質和出廠價格上是和其他渠道一樣的。三元食品奶粉事業部總經理吳松航說，北京宣佈進藥店是首選了11個品牌，這都是比較大的品牌，對於包括三元在內大廠家來說品質進不進藥店是一樣安全的。
而飛鶴乳品市場部陳慧表示，「從我們單純供貨說產品的品質來講，產品都是完全一樣的，因為飛鶴所有的工廠已經達到GMP的認證標準了，所以就已經達到製藥的生產環境了」，「我們給到經銷商供貨價和它銷售的價格目前也都是一樣的，但它終端去銷售的話，我們主要是給到它一個指導價格的參考價，在這個區間範圍之內他自己來定。」
「光北京就有十七八種，全國得有三十多種」 北京發明了多少種房子
http://www.infzm.com/content/95538從早期的房改房、外銷商品房、央產房、軍產房，到後來的經濟適用房、廉租房、兩限房，以及「京七條」創造的「自住型商品房」，至少有十七八種住房品種並存於北京普通商品房的體系之外。但這麼多創造發明，卻既沒有遏止房價高漲的走勢，也沒有改變普通人住房難的困境。
就在國家統計局宣佈北京房價再度領漲全國的第二天，2013年10月23日，北京市住建委出台了地方版的樓市調控新政「京七條」，意圖穩住房價。
新政最大的創意是製造了一種新的住房品種——「自住型商品房」。它比周邊的商品房便宜三成，所有符合限購資格的市民都可以購買；當然，已經在保障房那邊排著隊的家庭有優先權，並且5年內不能上市交易，賣的時候也得補上這一部分差價。
儘管2013年只剩下最後2個月，北京市政府依然雄心勃勃地表示要放出足夠建造2萬套「自住型商品房」的用地，相當於一般年景下北京新房總成交量的1/5；明年的計劃更為龐大，5萬套。
其實「自住型商品房」並不稀奇，北京的住房品種本來就琳瑯滿目——從早期的房改房、外銷商品房、央產房、軍產房，到後來的經濟適用房、廉租房、兩限房，一大批名目繁多的住房品種並存於普通商品房的體系之外。華遠地產董事長任志強早在2005年就做過統計調查，「光北京就有十七八種，全國得有三十多種」。
如今又添了「自住型商品房」這個新成員，試圖為一個新的群體解決住房問題。相較之前兩限房、經濟適用房的購房標準，其家庭資產審核門檻有所放鬆，更多人群被納入到低價購房體系之中。
叫什麼名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同樣面向中低收入或者不同夾心層的保障房、兩限房等推出經年，卻並沒有阻擋北京房價一騎絕塵地高漲，也沒在多大程度上解決這些群體住房難的問題。其癥結何在？為什麼還要創造出一種實質上並無新意的「自住型商品房」？
「不得不做點事情」
10月25日，北京樓市新政發佈後兩天，放出了兩個需要配建「自住型商品房」的地塊，一個在密雲縣，一個在門頭溝區，都屬於北京的遠郊區。
「逼出來的。」10月29日，當南方週末記者問及「京七條」的出台背景時，任志強迅速給出這四個字。
自從2012年6月份被限購政策壓抑許久的剛需爆發之後，北京的新房價格已經實現了連續16個月的同比上漲，最近6個月領漲全國，9月份依然是以高達20.6%的同比漲幅位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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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部分住房種類
外銷商品房：取得了外銷商品房預（銷）售許可證、可出售給國內外的企業，其他組織和個人的房。
內銷商品房：取得了商品房銷售許可證、可以出售給當地企事業單位和居民的房屋。2002年內外取消，統稱商品房。
房改房：城鎮職工按照成本價或者標準價購買的已建公有住房。
央產房：全稱為「中央在京單位已購公有住房」， 2007年央產房正式進入二手房交易市場。
軍產房：軍產房是指由軍隊管理、使用的房屋，其土地使用權和房屋所有權歸軍隊所有。
校產房：原產權屬於公辦學校的房產，不可買賣或經校方同意買賣的房子。
鄉產房：以鄉為單位集資建設的房產，沒有真正的房屋產權，包括在農民宅基地上建造的房產。
使用權公房：只擁有使用權的公有住房，又可分為自管公房、直管公房、託管公房。
經濟適用房：指政府提供優惠政策，限定建設標準、供應對象和銷售價格，向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出售的具有保障性質的政策性住房。
廉租房：政府以租金補貼或實物配租的方式，向符合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且住房困難的家庭提供社會保障性質的住房。
兩限房：限房價、限地價的「兩限」商品房。主要解決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難。
公租房：由政府或公共機構所有，用低於市場價或者承租者可以承受的價格，向新就業職工出租的房子。
私房：也稱私有住宅，私產住宅。它是由個人或家庭購買、建造的住宅。公有住房通過住宅消費市場出售給個人和家庭，也就轉為私有住宅。
安置房：政府進行城市道路建設和其他公共設施建設項目時，對被拆遷住戶進行安置所建的房屋。
小產權房：指在農民集體土地上建設的房屋，未繳納土地出讓金等費用，其產權證不是由國家房管部門頒發，而是由鄉政府或村委會頒發。
自住型商品房：主要供應給京籍、非京籍符合限購條件的家庭，房價較周邊房價低30%。
「壓力太大，他們不得不做點事情，最起碼要有一個政治表態。」一位接近北京住建委的業內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2013年年初，北京市承諾的房價控制目標是「新建商品住房價格與2012年價格相比保持穩定」，如果「穩定」等同於「不漲」，這個目標顯然已經很難完成。最近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北京住建委副主任王榮武坦承環比漲幅雖然低於同比，但也已經超過了6%。
一邊是熱度不減的房價，一邊是咄咄逼人的住建部年底考核問責，整個2013年，北京住建委倒是一直在動用行政干預等手段來控制房價。在前端，控制預售證的發放、價格定得太高的樓盤拿不到預售證，早已是業內公開的秘密；在後端，限制住一些地塊的拍賣最高價，讓開發商去競拍配建的限價房或保障房的面積，以控制土地溢價，進而調控未來的房價。
「自住型商品房」最終也是要通過土地競拍上的一些手段來實現。根據《關於加快中低價位自住型改善型商品住房建設的意見》，自住型商品住房用地，由房地產開發企業通過「限房價、競地價」等出讓方式公開競得。
10月25日，北京樓市新政發佈後兩天，放出了兩個需要配建「自住型商品房」的地塊，一個在密雲縣，一個在門頭溝區，都屬於北京的遠郊區。位於密雲縣的44萬平米的地塊給出的配建要求是「25000平方米的自住型商品住房，房屋銷售限價為10500元/平方米」，相當於該地塊不到6%的面積。
毫無疑問，建在該地塊上的「自住型商品房」最早也只能在一年後面市，即便有效，拉低的也是一年後的房價。鏈家地產市場研究部張旭認為，本次新的調控措施中，既帶有表態性質，也有增加市場引導能力的實質行動。但整體來看，更多的是穩定房價預期。比如，或許能引導一些急於購房又資金緊張的剛需階層放緩入市計劃。
難解供需矛盾
統計意義上的房價存在拉低的可能性。2013年的北京房價調控目標明確剔除了保障性住房的價格，而實質上歸屬於保障性住房名字中卻包含「商品房」的自住型商品房，很大可能將進入房價體系。
一年後，那些沒有保障房購買資格、買商品房又捉襟見肘的「夾心層」能否真正受惠於這個新的住房名目，一路向前的北京房價能否真正被拖住步伐，南方週末記者採訪的業內人士普遍表示悲觀。
高策地產董事長陶紅兵肯定了「京七條」為夾心層提供了一條可能的購房路徑，但他仍然認為這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北京住房供需失衡的狀況，也就不可能真正拉低房價，反而可能加劇改善型住房的供需失衡。高策地產是一家浸淫北京市場多年的一手房代理公司。
「北京的土地就那麼多，自住型商品房的供地增加了，普通商品房的供地就會更加緊張；而近幾年北京的戶均成交面積在逐年加大，這說明改善型住房的需求佔比在不斷上升。這就會帶來一種新的結構失衡和價格上漲。」他說。
即便是「自住型商品房」試圖覆蓋的中低收入購房者群體，其供需矛盾也很顯著。北京目前約有13萬戶家庭在輪候保障房，按照一般情況剛需佔比八成計算，每年約有8萬戶不享受保障資格的首次置業群體，遠遠超過北京計劃推出的每年5萬套「自住型商品房」數量。
興業證券分析師劉建剛根據北京新增常住人口測算出的住房需求約1500萬平米，但近3年北京平均新增住宅類用地997萬方，「供求矛盾是北京市房價持續上漲的根源」。
「如果自住型商品房的供地特點比照剛剛推出的兩塊地，那麼這項新政的效果將大打折扣。」前述接近北京住建委的業內人士表示，「即便是夾心層，恐怕也很難接受門頭溝和密雲這樣的遠郊住房；況且這兩塊地的配建比例只有5%左右，遠低於20%－40%的配建總計劃。」
統計意義上的房價反而存在拉低的可能性。2013年的北京房價調控目標明確剔除了保障性住房的價格，而實質上歸屬於保障性住房名字中卻包含「商品房」的自住型商品房，很大可能將進入房價體系。這是北京市政府所樂見的。
「政府把自己該做的事推給了市場」
保障房的建設規模逐年擴大，實實在在落地的房子卻總是搶破了頭。
夾心層最擔心的是，「自住型商品房」看起來跟前些年北京推出的兩限房類似，實質上可以視為一種變相的帶有保障屬性的住房產品，將來會不會僅僅是在建委系統中又多了一種房屋的權屬性質而已。
任志強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根據土地性質、建房名目、建設單位的不同等因素，北京前前後後出現過的房屋權屬名目至少十七八種。比如，「房改房」就有「97」、「93」之分，分別擁有97%和93%的產權；經濟適用房也分成新老兩大類，老的經濟適用房沒有上市交易限制；甚至「私房」也有三四種不同前綴的分類。
具化到產權證上時，這些名目減少了一些，但也有近十種不同的證件。地方建委分管的有商品房、經濟適用房、私房、房改房、廉租房、限價房、安置房等，還有不歸地方建委處理的央產房、軍產房。
寄望於保障性住房解決住房難題的人們，普遍的感受是「雷聲大雨點小」，保障房的建設規模逐年擴大，實實在在落地的房子卻總是搶破了頭，更不用提那些常年見諸報端的保障房尋租案例了。
在中原地產研究部看來，新出台的「自住型商品房」銷售價格比市場價低30%，即使5年後再上市上繳30%的增值收益，依然會比以市場價購買的普通商品房具有更高的收益率。如此同質的房源卻有兩套截然不同的操作體系，明顯的利益驅使極易造成權力尋租。之前經濟適用房與限價房管理過程中就頻現腐敗。
一位不願意具名的業內人士還特意指出，「京七條」事實上為部委、央企等建設福利房開了一個名正言順的口子。文件中有這樣一段話：鼓勵企事業單位和相關機構將自有用地用於自住型商品住房的開發建設，或者將尚未進入銷售環節的房地產開發項目轉化為自住型商品住房建設項目。「兩年之後，你會發現，這個看上去很美的自住型商品房很有可能就是一場沒有開始的結束。」
「採用這種土地出讓方式讓開發商配建自住型商品房，實質就是政府把自己該做的事推給了市場。」任志強指出，破解住房僵局，還是那句老話，「保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
（南方週末實習生王萍根據公開資料整理）
北京樓市，十年成疾
http://www.infzm.com/content/96244過去十年，北京每年新增常住人口以五十多萬的數量劇增，而土地供應卻遠遠跟不上需求。在保障房缺失的情況下，所有人都被逼進了商品房市場。地方政府一次次強力調控，卻擋不住狂飆的樓價。當年歸罪於溫州炒房團，如今究竟是誰之過？
2013年11月中旬，舉辦完婚禮17天後，王濤牽著大肚子妻子的手，走進南昌市民政局的離婚登記處。交完9塊錢工本費，拍完照蓋完章，他倆終於領到了盼望已久的離婚證。
這對夫婦在北京定居已經第六個年頭，如果不是為了弄出個首套購房資格，他們也不會千里迢迢地跑回老家離婚，光機票錢來回就花掉了2400塊。
不過這些折騰的高成本，比起王濤的購房成本就不值一提了。這對夫婦六十多平方米的愛巢位於東五環外，由於孩子即將出生，他們計劃換成一套80平方米的兩居。由於有過貸款記錄，第二次買房他們必須支付七成的首付。通過離婚讓沒有過購房記錄的妻子買房，是最簡便有效的降低首付及避稅的方法。
為買房而掙扎的王濤們，成為了2013年北京樓市狂飆的註腳。在經歷了連續三年的房地產調控之後，首都房價不僅沒有絲毫回落，反而在最近一年迎來了新一輪全面上漲的浪潮——從2012年初開始，北京房價已經連續上漲超過了20個月，僅在2013年9月的漲幅就高達20.6%，不少項目在2013年過去的日子內漲了七八成。
人們甚至對數字失去了感覺，房價、地價不斷刷新歷史紀錄，買者依舊如雲。融創董事長孫宏斌最近稱，其2013年9月份以每平方米樓麵價7.3萬元買下的北京農展館項目，售價最高將超過30萬元/平方米。
「房子賣到30萬一平方米，大家還覺得不貴，北京樓市已經到了這樣可怕的地步。」九龍倉商業總經理魏青山向南方週末記者這樣感嘆。
作為中國樓市政策的試驗場和風向標，也是樓市調控最嚴厲最全面的城市，北京樓市的走向對於中國樓市有著決定性影響。2013年10月23日，北京市住建委出台了地方版的樓市調控新政「京七條」，隨後，上海、廣州、深圳和武漢等城市相繼跟進，以北京樓市政策為標本，出台「一刀切」的收緊措施。
「中國房地產市場是因為北京得了肥胖症，全國都要跟著減肥，但事實上，有的城市才剛剛啟動城市化進程。」陽光100置業集團董事長、總裁易小迪這樣評價北京樓市的特殊意義。
「除非國務院搬走」
2001年7月，北京申奧成功後不久，第一個溫州炒房團抵達北京，這個團共134人，創下了過億元成交額。
2013年10月，在北京一個房地產論壇上，有記者問到任志強北京房價什麼時候才能降下來，任志強不假思索地說：「除非國務院搬走。」
北京堪稱全世界「城市病」的典型案例。這裡坐享了中央政府在政治、財政、教育、醫療等多方面的優惠政策，以此具有強大的吸附能力。萬科集團執行副總裁毛大慶曾測算，中國中學100強中，僅北京和上海就佔了60個名額，剩下的40個在其他幾百個城市間分配。
而相比為官僚、人情與僵化體制束縛的大多數二、三線城市，北京更是年輕一代中國夢的承載——官方數字顯示，北京市每年新增常住人口以五十多萬的數量增加，新增結婚家庭也達十多萬戶。
不僅是大學畢業生與北漂族，從山西煤老闆、溫州炒房團，乃至全中國的富豪、公務員階層，都紛紛聚集到北京六環內226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綽號「房姐」的陝西省神木縣農村商業銀行原副行長龔愛愛被查出在京擁有41套房產，山西一個縣的煤炭局局長甚至被查出在北京二環邊有35套房子。
譽翔安代理行合夥人趙敬川在2003年進入房地產業，成為了建外SOHO的一位樓盤銷售員。此前，他是一位夜店歌手，每個月還為1600塊的房貸發愁，但做樓盤銷售的第一年，他就掙了30萬——在2003年，他父母攢了一輩子也才攢了30萬積蓄。
他接的第一單來自山西煤老闆家族——一位農村婦女打扮、一嘴很濃醋味的大姐。這位大姐決定買三千多萬的房子，簽約那天趙敬川在售樓處等她，快到兩點半了，她還沒到，趙敬川於是給那位大姐打了個電話，大姐說，「我坐938公交車，馬上到站了。」
趙敬川不信買幾千萬房子的富豪是坐著北京公交車來的。他站在建外SOHOA座27層窗口看著公交車站，果然過了幾分鐘，938公交車到站，一個熟悉的身影下了公交車。這一幕深深地震撼了趙敬川。
活躍的投機客們是從這個時候開始讓市場惶恐不安。在北京，房價迅速地攀升尚未引起本地人的警覺，但精明的溫州人就已經開始行動了。2001年7月，北京申奧成功後不久，第一個溫州炒房團抵達北京，這個團共134人，創下了過億元成交額。
但有限的土地資源已經無法支撐如此巨大的購房需求。自2004年住房銷售面積攀上2200萬平方米大關後，8年來一直未有進一步突破。
與此同時，2012年的住房銷售額卻已是2004年的三倍多。儘管走上了「攤大餅」的不歸路，從四環、五環一路擴展到了六環，但新房和二手房疊加，每年的供應量也只有二十多萬套。萬科副總裁、北京萬科總經理毛大慶稱：「這還不到一年新增人口的幾分之一，更不要說四環內的中心城區供應量了。」
任志強稱，在2005年的北京市總體規劃中，北京市一度將通州確定為「中心城行政辦公、金融貿易等職能的補充配套區」，將北京市區內的政府機關搬遷到通州去，以此緩解中心城區的壓力。時任北京市市長王岐山主導了這個規劃。
但隨著王岐山上調中央，此後的規劃中對通州新城的定位，逐漸淡化了「北京新政務中心」的說法，政府機關搬遷通州的工作隨即擱淺。
北京樓市從四環、五環一路擴展到了六環，但新房和二手房疊加，每年的供應量也只有二十多萬套。 （CFP/圖）
運動式調控
「從1998年到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適用房總共才建有3.5億平方米，其中有2億平方米是在1999年竣工的，可見其後的保障房建設有多滯後。」
中房集團理事長孟曉蘇把保障房停滯的2001年視為北京房價的轉折點。他稱1998年房改時，國務院曾經提出了要建立以保障房和商品房並舉的住房供應體系。然而在其後的十年裡，地方政府主動忽視了保障房建設。
「從1998年到2010年以來，中國經濟適用房總共才建有3.5億平方米，其中有2億平方米是在1999年竣工的，可見其後的保障房建設有多滯後。在商品房大蛋糕的利益誘惑面前，政府完全忘記了自己應盡的責任。」孟曉蘇感嘆說。他是總理李克強的研究生同學。
此時的中國，正面臨第一代獨生子女潮——中國自1978年開始推行一胎化政策，即將或者已經步入婚姻殿堂的「80後」們正好是第一代獨生子女，他們的父親正是上個世紀60年代初出生高峰的那一代人。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研究稱，北京每年新增接近60萬人裡，20-39歲的人口占到62.8%，人口特別是年輕人向大城市集中帶來了很大的需求，雙方父母兩個家庭的財力支持，讓他們進入房地產市場的時間大幅提前，「我們可能面臨的是最後一個剛性需求比較強盛的時段。」
急於購置婚房的買家和匱乏的新房供應在最近兩年被證明是可燃的組合。在福利房黯然退出歷史舞台、中國經濟適用房淪為公務員後花園後，所有居民被逼進商品房市場。
2004年沿用至今的壟斷性的土地出讓制度，造成了土地供給的扭曲；2009年四萬億刺激政策導致隨後的信貸狂歡，讓居有其所和改善居住的正常願望，變質為由對未來的恐懼和對財富的貪婪交織而成的狂熱，更帶動了短期內需求的急速上漲。北京房價隨後在2004年及2009年急劇拉升，房價從抬頭到一飛衝天。
「開發商睡著睡著都笑醒了。」中國經理人聯盟秘書長陳云峰這樣評價那兩年的樓市暴漲。
在輿論的巨大壓力下，「有形的手」開始嘗試干涉市場了。此後的十年，北京樓市經歷了9次調控，民眾開始習慣了「越調越高」這一顛撲不破的程式：2003年開始，從猛烈調控到房價經歷過山車式的上漲週期一般在1年左右。
北京市房地產協會秘書長陳志稱，北京樓市十年的調控政策幾乎都是中央倒逼出來的，政策一調控，房價就漲了，「出政策之前幾乎沒有任何的評估，政策倉促出台後也沒有官員被問責，很多政策非常不人性化，比如二手房稅，逼著很多人去離婚了。」
一如最新的自住房政策——在國家統計局宣佈北京房價再度領漲全國的第二天，北京市住建委出台了地方版的樓市調控新政「京七條」，意圖穩住房價。頂著巨大壓力的北京市政府，把平抑房價的希望寄託於一種新的住房品種「自住型商品房」，同時他們對40000元/平方米以上的高價房預售許可審批實施配額管制，在「數字」上做低房價——幾乎又是一次掩耳盜鈴式的減肥術。
儘管2013年只剩下最後1個月，北京市政府依然雄心勃勃地表示要放出足夠建造2萬套「自住型商品房」的用地，相當於一般年景下北京新房總成交量的1/5；2014年的計劃更為龐大，5萬套——但他們把壓力依舊推給了市場，由開發商通過「限房價、競地價」的方式，配建自住型商品房。
「所謂自住房概念就是，政府的地價一分錢不能少掙，開發商利潤基本上沒有了，臨到賣的時候政府還要拿走老百姓所有的利潤。」任志強對南方週末記者稱。
11月21日，「京七條」發佈後的第一場土地招拍掛，又誕生了北京年內總價地王——恆大地產以51.35億元總價奪得北京朝陽區東壩南區地塊，該地塊要求配建1.69萬平方米「限價商品住房」和11.2萬平方米的自住型商品房。刨去配建面積粗略計算，該地塊樓麵價已超5萬元/平方米。九龍倉商業總經理魏青山認為，這個東五環外的項目未來售價要在7萬元/平方米才能有利潤，「太可怕了」。
但一位央企地產集團的高管認為，來北京拿地的很多公司醉翁之意不在酒，並非出於直接的商業目的，而更在意於戰略、品牌或其他方面獲得利益，這也在很大程度上推高了北京的地價和房價，「這並非一個純市場化的市場」。
中國式離婚
據北京民政局的數據，北京2013年前9個月離婚登記數量同比激增41%，達到39075對，已經超過了2012年全年的38197對。
在北京，夫妻倆有說有笑地去離婚的場面，已經讓侯曉華見怪不怪。
侯曉華是北京鏈家地產雙橋店的店長，從2012年開始，他經手的客戶裡面，因買房、賣房而去民政局假離婚的不在少數，幾乎佔據門店交易量的兩成以上。
2011年2月，被稱為「京十五條」的北京限購政策開始執行，旨在擠壓投資客為核心的新政在短期內令北京樓市成交量暴跌，令官方始料未及，緊貼著北京房地產調控脈搏的還有離婚率——過去兩年，北京離婚數量持續大幅攀升。
尤其在2013年3月，國務院表示將嚴格實施二手房交易20%差額稅政策後，北京的離婚數量達到創紀錄水平。據北京市民政局的數據，北京2013年前9個月離婚登記數量同比激增41%，達到39075對，已經超過了2012年全年的38197對；2012年離婚數量比2011年增加15.8%。
這甚至催生了一個新的職業——婚托。通過與外地人結婚、離婚，從而使得外地人獲得在京買房的資格。有媒體報導稱，一些婚姻登記中心在門口掛出「樓市有風險，離婚需謹慎」的警示牌，提醒人們為規避樓市政策而離婚是存在風險的。
北京婚姻家庭建設協會副會長李紫薇亦公開稱，從數據上來看，2013年的離婚情況很異常，與國家實施限購政策、2013年3月「新國五條」對房屋交易中徵收20%個人所得稅有關，一些家庭採取假離婚的方式獲得買房資格或避稅。
2013年11月之前，王濤也沒有想到自己會為了買房而假離婚，直到他偶爾路過侯曉華的鏈家雙橋店。出於習慣，他把視線投向房產中介的信息欄，他忽然看上了一套性價比很高的兩居。
2006年畢業來北京「北漂」的王濤，錯過了數次低點買房的機會。2008年底他看上了亞奧區域的一個項目潤澤悅溪的兩居，首付幾乎都付了，然而一念之差又放棄了。4年後，潤澤悅溪這套房子從70萬漲到了370萬，「如果當時買了，幾乎相當於中了一個大彩票」。
2010年4月，王濤在北京樓市調控前的高點，咬咬牙買下了東五環一個一居。首付的大部分錢來自父母或是借錢，幾乎是傾盡兩代人一生的積蓄與人情。
2013年，由於女朋友的「意外」懷孕，結婚、生子所有事情都推前了，一居室已經不夠用了，他開始處於焦灼和鬱悶中——房子在不斷漲價，他卻沒有資格買房了。
焦灼的王濤，不知道自己正在經歷北京樓市的再一次報復性增長。3月底，「新國五條」北京版細則落地，向二手房徵收差額20%重稅的條文，不僅引起輿論一片嘩然，更引發了搶房潮和離婚潮，房價依舊在加速上漲。
這次，王濤和侯曉華看了一次房，就決定買了。沒有買房資格？離婚！而王濤要買的房子房主，也為了換房離婚了，「這都是樓市政策逼的」。
（王濤為化名）
北京大柵欄新生記
http://thehousenews.com/finance/%E5%8C%97%E4%BA%AC%E5%A4%A7%E6%9F%B5%E6%AC%84%E6%96%B0%E7%94%9F%E8%A8%98/北京大柵欄是個永遠處於中間狀態的地方。這裡的商業街只屬於遊客，幾家老字號像標本一樣常年展出。此外，它還販售在陽朔和麗江也能買到的庸俗旅遊商品。很多人誤以為這條街是大柵欄的全部，其實它只是大柵欄近百條胡同之一，過去人們叫它廊坊四條。在廊坊四條代表的大柵欄一遍遍被摩肩接踵的遊客走過時，其他99條胡同完全不為所動，好像定格在過去的某個瞬間。
用城市規劃術語解釋，大柵欄指2002年被劃入《北京舊城二十五片歷史文化保護區保護規劃》中的保護區域，規劃中界定北至前門西大街、東至珠寶市街、南至珠市口大街、西至南新華街的1.26平方公里區域為大柵欄文保區。地理位置上，大柵欄離天安門不到1公里，是老北京的心臟；在更早的老北京城市版圖上，直到民國時期，大柵欄是小手工業者、小商人、外來移民安居樂業的百姓社區。即使是現在，這個社區依然負擔著北京最大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登記的居住人口超過四萬人。有些住戶在這裡的房子建築面積不足12平方米。只要花費600到800元人民幣，你就能租到一間12平方米的房間。
當場域建築的主持建築師梁井宇在北京市規劃委員會創造性地提出用一道噴泉水幕，而不是建一道圍牆，解決前門往南的月亮灣綠地美化包裝計劃後，北京西城區國資委轄下廣安控股集團的董事長申獻國注意到這位跨界建築師。2008年改造完成後的前門大街遭到廣泛批評，因這個地區的土地價格比北京其他地區平均高出五六倍不止，人們戲稱拆一建三的改造模式為「休克療法」。申獻國遭受巨大的改造壓力。2009年開始，梁井宇受邀成為大柵欄舊城保護改造策劃及規劃顧問，他認為亟需探索一種不同於白板式改造的新模式。2011年，廣安控股旗下的大柵欄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下稱大投公司）和場域建築聯合成立了開放式工作平台「大柵欄跨界工作室」，明文避免「單一主體實施全部區域改造」，希望組織起那些對大柵欄未來感興趣的人，摸索基於微循環改造的關鍵節點改造模式。大投公司的總經理助理賈蓉將辦公室搬到煤市街邊的一棟臨時裝修過的工棚中，並成為計劃的負責人。
跨界工作室希望嘗試軟性的更新，這種更新靠經營，而非物理更新。全長496米、貫通東琉璃廠和大柵欄西街的楊梅竹斜街成為首波改造的試驗場所。作為楊梅竹斜街上僅存的15％的原住民，王秀仁還記得1956年以前的楊梅竹斜街，「大小店舖110多家，大漆店、刻字店、書局、扇子舖、銀號都有，每一間舖面都不一樣，美著呢。」她記得老王家專給綢布名店瑞蚨祥做裁縫，而她家的濟安堂藥店人來人往，已經開了近400年。公私合營後，這條街店舖的營業狀況迅速衰落。為了留住根，她跟另一半用老屋開了一間書店，改名濟安齋，專賣文具。他們的顧客大多是附近炭兒小學的學生，這所小學現在被稱為「打工子弟小學」。半個世紀以來，原住民離開得越來越多，這條街蕭條落寞。她挺希望這次改造能為街道帶來一些層次不一樣的文化人。
在賈蓉看來，楊梅竹斜街非常適合嘗試靜態的文化商業：「它過去就有半商業半居住的特點，業態豐富，胡同肌理和院落也相對規整。」通過協議騰空和自願出租，他們掌握了一些零散的閒置空間。跨界工作室採用國際傳統舊城改造中慣用的思路，希望邀請藝術家、設計師和機構一起來使用這些空間。
在2011年，吸引有趣的機構和人進入大柵欄的想法，聽起來很不現實。但梁井宇找上了自己的朋友，時任北京國際設計周組委會副主任孫群和策展人陳伯康（Aric Chen），問他們是否願意在大柵欄的小空間裡做一些外圍展覽。雙方一拍即合，因為「一個有意思的場地肯定能夠吸引不同維度和不同角落的人來參加」。同年9月，來自世界各地的22個展覽和一系列的設計活動，加總成為一個名為「大柵欄新街景」的設計體驗計劃。自此，大柵欄成為北京國際設計周的明星場地，來自世界各地不同人士對它表現出來的濃厚興趣，也推動了跨界工作室的工作。
梁井宇並不希望大柵欄僅僅停留在一個不同於798的另類展場，他希望這些臨時用作展覽的小空間能夠變成種子，令「更多的人產生來這裡開店的興趣」。要做到這一點，越來越難以迴避的問題是如何準確描述和提煉大柵欄的新形象。在他看來，能回答這個問題的不二人選，就是日本設計師原研哉，「他的設計核心中貫穿著傳統精神，但又永遠面向未來。」坐在原研哉的東京辦公室裡，梁井宇直言大柵欄視覺上混沌的困惑，原研哉爽快地接下項目。他後來提供了一整套基於3D立體圖的整體視覺形象設計，並在設計中採用中國印紅元素。這舊城改造套地圖很快被運用於各種宣傳冊子，並植入到流動設備，甚至印在街區的井蓋上。
通過對深藏於胡同裡29家不依靠商圈存在、不同於星巴克和肯德基等連鎖商店，但又能準確吸引客戶的案例分析，跨界工作室將重點招商對象按優先程度分A、B、C類，例如A代表能獨立生存，又能帶動其他商業對象。他們照分類邀請商戶前來開店，並根據評分收取不同的租金。
前荷蘭文化參贊施鶴齡（Machtelt Schelling）的Ubi藝廊於2012年9月試營業，她是來這裡開店的第一個租戶。選擇楊梅竹斜街是因為喜歡這裡的建築，「鼓樓和南鑼鼓巷的商店很像，三里屯雖然高級一些，但很多店看上去依然差不多。」施鶴齡的藝廊專門展示歐洲、日韓和中國本土設計師的首飾和陶瓷作品。她認為那些能夠深入楊梅竹斜街的人，正是她希望尋找的、對文化藝術感興趣的顧客。施鶴齡特別對記者提起：「我聽說琉璃廠也是賣高級首飾的地方。」她覺得這是一個好兆頭。
標準營造的主持建築師張柯租下53號雜院，並完成了前期改造。在30平米的空間中，他造出五棟互相連接又保持獨立、面積在四平方米左右的木屋，中間居然還有一個天井，「關鍵是正好可以住兩戶，每戶兩間房，在公共的院子裡面可以把桌子擺在天井裡一起吃飯。」他最近打算在院子裡種一棵樹，「樹會帶來時間的痕跡。」張柯把這個項目取名叫微胡同，他曾經想把它用作一間以小時計費的旅館，最近又想做成一個供胡同街坊往來的非正式社交中心。在他看來，舊城改造中最大的風險是一個人手中掌握了太多土地，相反，只要尺度正確，不破壞到胡同肌理，哪怕你把「自己的一小塊翻蓋成最現代的」，也並不會影響到整體效果，就像正常的新陳代謝。不過，「本地的居民和政府對彼此都有一定的懷疑」，他一本正經地說，這個社交中心也許可以用來聊一聊大柵欄的未來。
現在，這條街上還有一間精品咖啡館「Soloist」、一間日本輕食餐館「鈴木食堂」。來年的農曆新年，還會有一間叫蘭花的精品酒店。三家店都在別處經營了不短的時間，已經形成了穩定的顧客群。吸引他們來此開店的原因有二：第一，這裡是
真正有生活氣息的北京胡同、老房子；第二，可以跟大投公司簽訂長期的租約（有些是10年）。Soloist的老闆馬凱民也曾經被前門大街和頤堤港的開發商邀請過，前者全新的四合院和後者高達每平方米270元人民幣的日租，令他最後選擇了相對陌生的楊梅竹斜街。也有人選擇在這裡辦公。英國導演Gareth Repton本來在香港有個叫Luma Lu的視覺藝術工作室，從事電影特效和後期製作。拍完紀錄片《大柵欄裡的老北京記憶》後，他決定留下。他把核心團隊帶到北京，並租下楊梅竹斜街中段一層小二樓的兩間房做北京Luma Lu。他在這裡完成了恐怖片《地獄之口》（Hellmouth）的後期，還進行攝影、電影拍攝和創作培訓。「為什麼
不呢？這個地方很有個性，」他說。
在離楊梅竹斜街一個拐彎的大外廊胡同5號，創意廣告諮詢公司Jellymon的新辦公室既傳統又現代。Jellymon的客戶包括UNIQLO、可口可樂、Nike、Reebok、上海手錶和綠色和平等，對創意總監琳琳（LinLin）來說，保持團隊和自己創造力的關鍵正是要找到一個這樣兼顧「含蓄、搞怪又有故事」的辦公室。這位住在三里屯外交公寓的女士將每天30分鐘的上班旅程，當作從「急躁得會做錯決定到有足夠空間去策劃瘋狂構想」的瑜伽放鬆之旅。「每當我騎上摩托出門，從東直門到五四大街，過長安街天安門，越往西走，隨著建築的變化，看到的車和人的狀態都不一樣了。有時候我覺得大柵欄反而更真實一點，而三里屯卻有點類似幻想出來的地方，它就像世界上任何一個城市的角落，」琳琳說。
大柵欄的未來會如何？現在還言之過早。今年4月，梁井宇結束了與大柵欄的合作，他拒絕對此解釋。在他看來，下一步的重要事項是社區建設。跨界工作室需要變成開放平台，聯合各界和社區力量持續推動，慢慢改變，「這比開幾個花哨的小店重要。」剛過去的3年改造，只是大柵欄躁動的第一步，「勾畫好的發展路線圖依然要不斷修正方向，」梁井宇說。
舊城改造
英國：文化遺產樂透基金
該基金成立於1994年，由國家樂透彩票（National Lottery）提供經費，資助文物保護、歷史遺蹟修復、博物館建設等地方計劃，培養專業人才，並讓人們認識到文化遺產的價值。其中包括了一些舊城改造的項目，例如東薩塞克斯郡（East Sussex）傳統街區重建項目，及格拉斯哥的布里蓋特魚市場（Briggait Building）計劃等。
古巴：旅遊稅收投入當地建設
夏灣拿舊城建築基本上是西班牙統治時代建造的，歷史原貌保留完好，但十分陳舊。夏灣拿城市歷史學家里亞爾（Eusebio Leal）設計出一個良性循環的機制，用旅遊收入投入舊城修復，並以舊城風貌吸引更多遊客。資金一部份來自政府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資助，另一部份則來自向舊城裡的商店經營者徵稅，並回饋到旅遊和文化的相關建設。
《專家篇》北京不花一毛錢 打造兩兆人民幣經濟 陶冬：小政府、大市場，就是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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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信亞洲區首席經濟學家陶冬指出，三中全會做成的改革決定，內容既全面又大膽，即使只有落實一半結論，中國未來五年也會面貌一新。 撰文‧周岐原 十二月中，當華東遭受大片霧霾籠罩、出現史無前例的空氣汙染，中國當局也正要召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二○一四年的政策目標做好準備。如同三中全會決議文的標題，「深化改革」這四個字，將成為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撥開經濟迷霧、領導中國的核心精神。 日前應《今周刊》之邀訪台的瑞士信貸亞洲區首席經濟學家陶冬，在發表專題演講時，提出「2Ｒ」的觀念，預言他對一四年中國經濟的觀察。 「中國經濟會面對reform（改革）、risk（風險）的重疊挑戰。」陶冬指出：「三中全會的核心觀念，就是小政府、大市場。」進一步向市場經濟靠攏，是習近平、李克強的改革企圖，也擘畫了中國下一步發展的遠大前景。但此舉勢必遭遇潛藏的種種考驗，因此，改革很可能顛簸難行。 看改革新貌 可能帶來轉型，可能刺激風險上升「改革可能帶來轉型，可能刺激風險上升，明年注定是很不一樣的一年。」一開始，陶冬就直言。他分析，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每次經濟取得突破，其實都仰賴結構性改革，讓生產力顯著提升。 例如，八○年代的農村改革，提出家戶承包生產責任制，帶動六年超高速經濟增長；九○年代，在深圳等地設置經濟特區，再次拉動ＧＤＰ（國內生產毛額）快速上揚。到了二○○一年中國加入ＷＴＯ（世界貿易組織），又讓外銷出口成為經濟引擎。因此，全方位、涉及幾乎所有生活領域的「三中」改革決議文，就是另一波改革的號角。 未來十年，中國的經濟面貌將因為這份決議文有哪些改變？陶冬觀察，至少有四大方面。首先，一四年三月的「兩會」後，中國即將推出財政改革，重新劃分中央與地方的稅收基礎，也將揭露房地產稅的施行細節。由於全中國房價今年普遍上漲，房地產稅的力道有多大，勢必成為影響房價的變數。 其次，陶冬預期存款利率市場化將逐步實施。過去的金融環境是，中國人民銀行會訂定存、貸款利率基準，銀行獲利等於得到保證；但利率一旦市場化，銀行放款就不再是穩賺不賠的生意；加上民營企業對進軍金融業務野心勃勃，未來金融業的競爭勢必遠大於以往。 第三，區隔城鄉的戶籍舊制，也將改弦易轍，讓人口流動更加自由。陶冬強調：「實施城鄉戶口一體化，對中國打造新的五億消費大軍至關重要。」 看單獨二胎 中國往消費導向挪移的重要措施第四，當中國正式實施「單獨二胎」（夫妻其中一人為獨生子女時，允許生育第二胎），意味著人口政策鬆綁。陶冬認為，生育限制的解除，對中國經濟影響尤其深遠。他預期，一旦單獨二胎政策上路，可能讓近年平均約一六○○萬的新生兒人口，再增加一五○萬人。 「假定每個孩子多花三千元人民幣，十年下來，因為這些小孩產生的乘數效應，將產生二兆人民幣的經濟效果，是○九年溫家寶總理四兆人民幣救市方案的一半！」陶冬強調，這個不須政府任何金錢補償的政策微調，是中國從投資導向往消費導向挪移的重要措施。 在這些改革陸續上路之後，陶冬認為，將帶來三大重點結果。首先，是中國經濟的成長速度，將比以往顯著下降。「一○％、甚至八％都將成為過去式。少了地方政府強力投資，ＧＤＰ增速甚至將變成五％或六％，但是經濟成長的品質將明顯改善，成長風險會明顯下降。」陶冬指出。 其次，地方政府的地位勢必下滑。陶冬分析，經濟成長的高低是上級考核官員政績的重點，過去地方政府將賣地當作主要收入來源，但這項指標以後地位會大大下降。陶冬預期，各省都將有一批主要城市被升為直轄市，因而「沒有廣州、深圳的廣東，經濟成長速度會大幅放緩。﹂當中央不斷收回權力，地方政府將逐步變成公共服務的提供者，而非ＧＤＰ製造者。 同時，當利率和證券監管措施逐步市場化，陶冬認為，人民幣國際化的進度也將提高，當中國國企不斷向外投資，未來五年，中國資金在全球都將成為不可忽視的重要角色。 看經濟成長 「李克強指數」顯示已觸底反彈展望明年中國經濟，陶冬認為，以工業用電量、鐵路貨運量、銀行中長期貸款組成的「李克強指數」顯示，經濟增長在今年中已經觸底反彈。 「地方投資雖然規模不大，但因為上千城市投入廢棄物處理設施和地鐵建設，使得地方投資自今年第三季起再次加速。」陶冬指出，房市交易熱度居高不下，也是中國經濟觸底反彈的因素之一，再加上出口形勢比幾個月前略微改善，中國經濟應該已進入一輪新的成長循環。 儘管基礎建設仍是帶動經濟的主要工具，陶冬認為，李克強政府對基礎設施的態度、理念，與溫家寶相比，兩者完全不同。「對溫總理而言，基礎建設是加速器，對李總理而言則是穩定器，經濟過熱就放緩腳步，降溫就加大建設力度。」因此，ＧＤＰ年成長率將在七．五％至八％間遊走，直到改革取得初步成果為止。 然而，中國經濟並非全無風險，陶冬預警，中國地方債問題，很可能成為震央。「地方債實在是太多了。」陶冬表示，地方債平均需要財政收入的八％才能償還，而且比率還在惡化中，因此不可對地方債問題掉以輕心。 陶冬憂心，由於一二年的政府投資，有許多項目都缺乏還款能力，當一五年進入還款高峰期，不排除一部分地方政府將會破產，進而觸發金融市場的恐慌。「這一輪改革呼聲，還沒將系統性風險真正降下來，這是我擔心的地方。」陶冬示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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