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車展上,眾多車企紛紛拿出激進的賣車計劃,他們認為中國汽車市場仍將保持強勁增長。在中國各主要城市紛紛限牌、霧霾久久不去的背景下,這個願望能實現嗎?
兩千餘家參展廠商,1134台展車,23萬平方米展出面積,118台全球首發車。2014北京車展儼然已成為全球車企不可缺席的展示場。
眾車企們對北京車展如此捧場,主要得益於中國連續五年成為全球最大的汽車產銷市場。在車展上,車企們拿出的2014年銷售計劃高得令人咋舌。但在現場,人們對為車展站台的「都教授」和車模們的熱情,要遠勝於看車。
在中國各個主要城市陸續宣佈限牌之後,加上霧霾久久不去,中國汽車市場能夠繼續維持高增長嗎?
2014年北京車展的主題是「汽車讓未來更美好」,但是從2014年4月20日媒體日開始,就不是那麼美好。
約從早上7點40分開始,大大小小的車輛就被堵在北京新國際展覽中心周邊的公路上動彈不得。為了能趕上最早從9點開始的發布會,人們陸續下車步行。輔路和人行道上,提著公文包、扛著器材包的人們,速度比汽車快多了。
在通往車展的入口,一位電視台的記者被人搭訕,「5000塊,把你的車展媒體證賣給我,可以嗎?」想想還要完成發稿任務,這位記者拒絕了,事後被他的同事調侃。
車展一證難求,是因為在車展正式開始之前,網上流傳一份將會出現在車展的明星名單,包括蘇菲·瑪索、貝克漢姆、金秀賢、李敏鎬、林志穎等。粉絲們聞風而至,更多人是靠著在展館外轉悠的「黃牛」刷參展商證、媒體證,甚至搭梯子進入展館內。
4月20日上午11點30分,W2館,現代汽車發佈會,因飾演韓劇《來自星星的你》的男主角「都教授」而在中國大陸走紅的韓國明星金秀賢,原定將抵達現場。
W2展館提前一個多小時關閉了入口,有保安舉牌提示,「因館內觀眾眾多,暫停入場,請到其他展館參觀」。
「我的手機差點就被搶走了!」現代汽車的展台,需要憑手機短信才能簽到入場,入口被粉絲層層包圍,一位媒體記者舉著自己的手機喊著「我有短信,讓我進去」,馬上從周邊同時伸出幾雙手來要奪她的手機。
待她收回手機擠到入口之後,又有人開始哀求她轉發短信到自己手機上。入場五分鐘後,這位記者覺得現場太危險,決定離開。事後發現這是一個明智的決定。
由於現場人太多,達不到安全級別,公安指揮部門要求取消金秀賢的發布活動。下午,「都教授」忽然出現在現代展台,不過,只是簡單地和周圍觀眾打了個招呼,3分鐘後他便離開,讓聞風而至的粉絲們又撲了個空。
中午,在展館W區和E區中間的露天通道中,擺著很多個印著韓國明星、有著「長腿歐巴」外號的李敏鎬的易拉寶。南方週末記者聽到一位女粉絲一邊跺腳一邊和她的朋友通電話,「都教授來不了,我都想哭了。看車?我才不想看什麼車呢!」
「雖然我的名字叫伊原保守,但我相信我所規劃的中國戰略絕對不會『保守』。」2014年4月20日上午9點30分,豐田汽車副社長伊原保守說。
2013年豐田在中國的銷量為92萬輛,2014年提出突破110萬輛、進而逐步實現年銷量200萬輛。豐田的目標是在中國市場力爭實現日系品牌第一、各大品牌中市場佔有率第三。
伊原保守認為,目前全球汽車年產銷量約8800萬輛,中國佔到2200萬輛。他預計未來全球汽車產量將達到1億輛,在新增的每年1200萬輛產銷量中,將有800萬輛來自中國。
同樣樂觀的還有通用汽車。通用汽車預計2014年中國汽車市場銷量將同比增長8%左右,從2013年的2220萬輛提升至約2400萬輛。到2020年中國車市年銷量將在3300萬至3500萬輛之間,大約為屆時美國車市的兩倍。
通用汽車總裁丹·阿曼(Dan Ammann)與通用汽車全球執行副總裁兼通用汽車中國總裁錢惠康(Matt Tsien)宣佈了公司在中國市場的投資與發展計劃。2014至2017年期間,通用汽車在華合資企業將計劃投資約120億美元,以加快產能擴張以及新產品開發。
參與這場擴張競賽的還有大眾。4月19日,大眾汽車集團董事會主席文德恩宣佈,至2018年大眾汽車將在華投資182億歐元;大眾汽車在華經銷商數量將從目前的近2400家增至3600多家,擴大50%。
中國汽車市場為何會繼續保持高增長?錢惠康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中國消費者生活水平還在提高,還有很多潛在客戶未來會購車。據通用中國統計,通用汽車在中國的銷量中,約70%是第一次購買,30%是置換和重複購買,將來這個比例會倒過來。
在汽車評級機構J·D·Power於2014年4月19日舉行的頒獎活動中,其全球總裁Finbarr O'Neill認為,中國汽車市場在2014年會有11%的增長,其中輕型車將達到2430萬輛,乘用車為1890萬輛,同比增長13%。
他認為中國汽車市場增長的動力在於:中國內地經濟在不斷發展,包括二三線城市,人們口袋裡的錢也越來越多,過去一些買不起車的地方,現在也有這樣的消費能力。另外,中國汽車市場的滲透率較低。
中國公安部公佈的數據顯示,2013年中國汽車保有量為1.37億輛。
如果中國汽車市場的發展真如上述車企和機構所預期的那樣繼續以每年2000萬輛以上的數字增長,難以想像中國的交通、環境狀況將會怎樣。目前,已經有北京、上海、廣州、貴陽、杭州等城市對汽車實施限購,以控制城市汽車保有量。
但汽車產銷量的增長還在繼續。據中汽協的統計數據,2014年1-3月,中國市場上乘用車共銷售486.95萬輛,同比增長10.09%,增幅略低於上年同期。同期外資品牌的增速基本都高於這個平均數,豐田增長了23.4%,福特增速更是高達45%。
「特斯拉已經在中國交付電動汽車?」通用汽車總裁丹·阿曼居然對此消息表示驚訝。通用汽車一直對電動汽車保持謹慎態度。
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電氣化或電動汽車在產能中所佔的比例會有多少,歸根到底由消費者的需求決定。電動汽車還和整個監管的政策和環境相關;與基礎設施的覆蓋程度,包括充電設施的完善等也有關。
豐田汽車在中國則將繼續他們既有的混合動力汽車路線。在此前的博鰲論壇上,豐田中國執行副總經理董長征曾表示,自己也不知道混合動力向純電動過渡要多長,就好像不知道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要多久一樣。
大眾、寶馬、戴姆勒等德國車企則將更多注意力轉向電動汽車。寶馬純電動汽車i3和插電式混合動力跑車i8在北京車展上亮相。除了和比亞迪合作推出的騰勢電動汽車,奔馳還推出了第三代Smart電動汽車。
2014年,大眾汽車旗下的保時捷PanameraSE-Hybrid混合動力車型已經在中國上市,大眾汽車up!電動車和Golf電動車也將在年內先後上市,2015年,大眾汽車集團將發佈奧迪A3e-tron和Golf GTE兩款創新的插電式混合動力新車型。
中國自主品牌汽車也在試著擠入這個行列。比亞迪總裁王傳福在這次北京車展上表示,未來比亞迪將全面實施「542」戰略,「5」代表百公里加速5秒以內,「4」代表全面極速電四驅,「2」代表百公里油耗2升以內。
自從比亞迪混合動力車「秦」上市之後,人們對於比亞迪汽車取名不無調侃。這次王傳福索性一次性公佈了比亞迪的產品計劃——2015年將在上海車展推出新能源汽車「漢」,2016年的北京車展將推「明」。
王傳福在這次發佈會上拿「電子錶」和「機械表」類比,機械表時代大家都在比誰的表走得更準,電子錶時代可以以很低成本實現準確,電動車把機械時代的不可能變成可能。
不過,儘管比亞迪E6和「秦」終於在2014年初分別在北京和上海進入當地政府新能源車補貼目錄,但是電動車是否能成為顛覆性產品還有待檢驗。
新一輪人口調控之戰正在北京這個特大城市打響。除了2011年就開始的「以業控人」、「以房管人」、「以證管人」,今年北京各區幼升小又突襲式提高了門檻,將數以萬計的非京籍適齡兒童擋在北京校門外。是孩子太多還是學校太少?特大城市該有多少人口?
「我要上學!」在炎炎夏日的知了聲中,孩子們的口號顯得稚嫩而無力。2014年6月21日的北京正義路市政府門前,三百多位非北京戶籍家長攜孩子聚集,為孩子們爭取在北京幼(兒園)升小(學)的機會。
最近一個多月來,此類場景已經在北京各區數次上演。
非京籍家長因教育公平問題為子女維權,以前也曾發生過,還有家長將教育部門或地方政府告上法庭,但基本都是因「小升初」、「異地高考」等問題。大面積的「幼升小」維權是第一次,它的起因是北京市的幾個城區今年突然提高了非京籍孩子幼升小的入學門檻。
家長們從教委和學校方面瞭解獲知,今年各區提高幼升小門檻,背後的主導者是市政府和各區政府,目的是疏散外地人。豐台區一位教委系統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確認了這一說法,「教委沒有動力做這個事,主要是政府在控制外來人口」。
「人口調控」四字一度在2012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中消失,代之以「人口服務管理」。
但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之後,北京開始高調提控制人口。
2013年底的北京市委十一屆三次全會上,市長、市委書記都表示,要堅決控制人口無序過快增長,要切實把北京常住人口增速降下來。2014年年初的北京市十四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將加強人口規模調控列入年度主要任務之一。
這樣的背景下,今年北京各區幼升小突襲式提高了門檻,將數以萬計的非京籍適齡兒童擋在北京校門外。在孩子們的身後,是大人——已經打算離開的學生家長胡斌說,「趕走一個小孩,至少能趕走兩個大人」。
不過,用調控隨遷子女入學資格的手段來控制外來人口,在北京人口控制史上這是第一次。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周漢華認為,「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居住在通州區的胡斌為了小孩上學,春節時就按照往年北京的要求,把「五證」都準備齊了,「各種證和證明材料二十多個,各複印了三份就花了一百多元,跟原件壘一起有20釐米厚。」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五證」是指父母或監護人的在京暫住證、在通州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在京務工就業證明、戶口所在地鄉鎮政府(或街道辦事處)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全家戶口簿等證明證件。據《2013年北京義務教育階段入學工作方案》,需要在通州接受義務教育的非京籍適齡學童,在登記學齡人口信息後,持在京借讀證明及「五證」到居住地就近的小學聯繫借讀。三十多歲,夫婦倆來京工作十多年,在海淀區上班,公司幫其繳納正規社保。五一節放假,他們全家出去郊遊,晚上回家上網胡斌看到一則4月30日的《通州區非本市戶籍適齡兒童接受義務教育證明證件材料審核程序和標準》,其中要求非京籍幼升小兒童的家長「在我區務工就業」。
「當時有點詫異,也沒太當回事。」胡斌回憶說,但等到5月12日去街道辦事大廳去為孩子上學交審核材料時,「一下子就傻了」。保安讓社保跨區的家長「別排隊了」,胡斌連門都沒進去。
原來,今年通州區在「五證」細則中要求家長鬚在通州繳納最近一年的社保。這一條卡住了許多隨遷子女上學的機會——通州是北京著名的「睡城」,大部分居住在通州的外地人都在別的城區上班,社保一般都由僱主在工作地繳納。
另一條卡住眾多家長的門檻是居住證明,許多居住在小產權房等違建出租房屋內的外來家庭無法辦理暫住證。
除了通州,今年北京市各區都提高了非京籍兒童幼升小門檻,如豐台區要求父母一方在豐台務工,朝陽區要求家長雙方都在本區繳納社保,東城區甚至要求父母雙方都在東城務工並住在東城,昌平區則規定暫住證辦理日期必須在2013年之前。
要通過審核,胡斌有兩個選擇,一是捨棄已繳納十年累計金額數十萬元的海淀區社保賬戶,在通州找一家代理公司臨時掛靠,並補繳一筆社保。或者到海淀區想辦法開具一年以上的居住證明。
事實上,在朝陽和通州等區的政策出來後一個月內,真有家長為了孩子上學而捨棄社保,變換居住地,甚至「打飛的」回老家離婚——以繞開「夫妻雙方都在本區務工」的規定。
但家長們很快發現,5月1日之後臨時辦理的暫住證、補繳社保、離婚證明統統無效:暫住證上的來京時間要從辦理之日算起;社保記錄要與地稅完稅證明對應;臨時離婚也「白離了」。
一開始胡斌還寬慰自己別急,按照往年的情形,適齡非京籍兒童幼升小即使資格有問題,孩子的信息也會登記入教委的系統裡,到最後材料想辦法補齊,總會給安排一家或好或差的學校入學。但如今他已經絕望了,因為早過了5月31日的最後報名期限,而孩子的信息還沒錄入系統,「網上登記不上,去交材料人家不收」。
即使「五證」審核順利通過,也並不意味著拿到「非京籍適齡兒童借讀證」的非京籍家長就吃了定心丸。
6月中旬,海淀區四季青鄉田村中心小學和西山小學片區的180位拿到借讀證的非京籍幼升小兒童家長,被召集起來簽署一份「自願將孩子轉入尚麗外國語學院」的協議。田村小學和西山小學是離家不遠的公立學校,尚麗外國語學院則是遠在五環之外、收費昂貴且交通不便的私立學校。
家長們被告知,由於兩所公立小學一年級已招滿,他們的孩子必須轉入尚麗,後者將按公立學校收費標準招收這180名孩子,否則孩子連尚麗也上不了。
據悉,目前已有178位家長在上述協議上籤了字,「畢竟胳膊擰不過大腿。」一位家長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北京市教委規定,6月1日到開學這段時間內,入學兒童有特殊情況還可以補審。但據南方週末記者瞭解,通州、朝陽等區的大多數街道鄉鎮目前已經不接收材料,這意味著相當多兒童已經被擋在了首都的公立學校校門外。
2003-2013年北京市小學數量以及2003-2013年北京市小學招生人數和專任教師人數圖 (曾子穎/圖)
民辦學校通州區紅星小學的一位老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今年該校還沒有招到一名有學籍的幼升小兒童,沒學籍的倒是來了好幾百,而去年該校招了230多個學籍學生。「今年一下卡死了,『五證』不合格不讓收,我們一個人招不上來,」他說,「6年之後我們就成黑學校了。」
辦學資格還沒有批下來的民辦打工子弟學校海淀永豐實驗學校,今年幼升小生源興旺。該校一位領導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從6月15日開始招生,5天時間已經招收了近40名學生,當然全是沒有借讀證的五證審核不合格孩子,「往年這時候家長們也就來看看學校,沒什麼人報名。」他說,該校幾百名學生都沒有學籍。
人口學研究者、攜程網創始人梁建章近期在財新網上撰文指出,所謂入托難上學難,實際也是資源配置不當的後果。2012年北京小學入學人數只有14.2萬,不到維持人口更替正常數的一半,而小學在校人數只有72萬,只有正常水平的40%。換句話說,孩子沒有太多。「孩子如此之少,上學為何還這麼難?根源是對教育資源的投入嚴重不足。」
南方週末記者查詢北京市教委的網站發現,過去10年來,北京的小學學校數量和專任教師數量一直在減少。從有數據的2003年至今,北京的小學數量從1652所減至1093所,縮減了三分之一;小學教師數量減少的相對不多,從4.98萬人到4.87萬人。而這十年間,北京小學生入學數量翻了一倍,從8.23萬到16.58萬。
三分之一的小學主要是在2010年之前撤並的。自2003年到2010年,北京小學生的增長還不快,從8.2萬人到10萬人左右。2010年開始,人口加速湧入,北京才開始暫停撤並小學——但這四年間入學兒童數量足足增長了近6萬人。
不過,以往非京籍學生高考、中考或小升初被「卡」,重要原因可能在於教育資源緊張,但今年幼升小的突然收緊,這並非主因。
事實上,今年通州、朝陽的很多公立學校小學一年級招生規模比往年持平或減少。一位通州的教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今年通州公辦學校平均也就招收了往年學生數的三分之二,其中一所原計劃招20個班,實際只招了12個班,「但沒招滿也不敢收,違反規定」。
今年幼升小「五證」細則的制定者是各區政府,審核權也在政府。這種人口調控方式加劇了小學教育資源的結構失衡。
南方週末記者見到的一份文件顯示,朝陽區政府要求,「五證」細則要求的各項資質均須經過嚴格審核,由各街道和鄉鎮人社局、工商分局、房屋管理局、街道流動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辦公室、公安分局、區教委和街道辦事處或鄉政府分工把關審核。
這種嚴格要求,引發了多次衝突,也引發社會輿論的關注。
政府也曾放寬條件。5月30日,通州區教委曾貼出一紙《通州區民辦小學招生工作介紹》,擬從6月3日起,通州14所民辦學校共招收1640名學生,其中規定民辦學校按北京市教委的規定執行「五證」標準即可,「審核由民辦學校自行完成,不許各委辦局聯審」。
但這份被非京籍家長視為救命稻草的民辦小學招生通知,卻沒有被實施。多位家長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事後學校告訴他們,並沒有得到可以自行招生的通知。甚至有學生家長頭一天晚上得到鄉幹部的保證和民辦學校校長的首肯,第二天早上又被告知不可以辦理。
「我並沒有要求孩子進公立學校,我多交點錢只要求孩子在身邊上學就知足了。」一位家長說。
2014年6月14日,北京,由於今年「幼升小」審核手續空前苛刻,為取得為數不多的報名資格,眾多非京籍家長提前兩天在學校門口排起長隊。 (CFP/圖)
依靠行政手段進行控制,就可以遏制人口嗎?
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突破2114萬,遠超2005年制定的到2020年實際居住人口控制在1800萬人左右的人口規劃目標。
北京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卻是控制人口的措施最多、力度最強的近幾年。
近年來北京市控制人口的舉措包括遷出大企業與批發市場,「以業控人」,以及從2011年開始實施的限購住房、私家車搖號等。但這些門檻加上高房價、生活壓力和不宜居,卻並沒有阻擋北京人口增長的腳步。
從1998年至2006年8年間,北京市常住人口增加了358萬人,而從2007年至2013年7年間,增加了533萬人。
「中國國情裡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城市的等級化,等級越高可利用的行政資源越多,公共服務條件越好,因此就業的機會也就越多,所以人們願意到大城市來,願意尋求就業和發展機會。」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中心主任李鐵認為。
比如,北京集中了全國最好的大學,而且北京500公里半徑以內沒有富競爭力的城市,東北、西北以及黃河以北的人畢業後的工作首選地就是北京。
梁建章近日在「北京該不該控制人口」一文中用數據表明,如果做橫向比較,北京的人口密度、土地和水資源承載的壓力都遠小於國內和國際上的大城市。他指出,北京之所以在交通、醫療、教育等方面面臨壓力,原因有二,一是北京周邊沒有形成與之配套的衛星城和城市帶;二是城市規劃和管理水平太低。
事實上,2005年《國務院關於北京城市總體規劃的批覆》中提出2020年北京市實際居住人口控制在1800萬人左右的目標,建設用地規模控制在1650平方公里。
「這份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也是中國國情的產物。」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一位學者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修編規劃時,該院曾提出,北京將不會成為華盛頓、堪培拉那樣的小型政治文化中心,而會成為與巴黎、東京、首爾類似的超大型城市。他們推算到2020年北京人口將達到2400萬,並據此提交了未來北京的土地、交通、能源等配套設施規劃方案。
北京市城市規劃院的意見則恰恰相反,認為中央的政策是嚴格控制大城市,北京人口必將被控制在1600萬內。
兩方都堅持己見,談判的結果是按1800萬人上報國務院,但按照支持2000萬人口的需要來安排各項設施和用地。
實際上,2010年北京就已經超過了1800萬人口。
在周漢華看來,北京今天人滿為患,很多時候是「人為添堵」。比如北京有著全國大城市中最便宜的公用事業價格,北京的地鐵全線統一票價2元,公共汽車每人次0.4元,遠低於上海、廣州等特大城市。北京的水價5年沒有上調過,而上一次調價僅上調了0.1元每立方米。
與人口問題相關的城市政策,往往因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施政模式而陷入左右手互搏。比如北京在2011年對住房和私家車進行限購之前,曾經在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來臨時,配套「四萬億」出台了一系列刺激外地人來北京購房的政策,如調低首付比例和貸款利率,催生了大量來京置業的房叔、房姐。同期還出台了小排量車減購置稅的刺激購車政策。
不過,北京作為首都,在人口控制方面確實也有其難言之苦。一位學者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北京每年新增戶籍人口10萬人,北京市僅能控制1萬人,另外9萬由中央部委控制。
周漢華認為,北京市政府控制人口的根本動力,來自為其財政減負。
由於我國實行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地方教育、交通、醫療等民生支出,很大程度上由地方政府負擔。常住人口越多,財政所需補貼的公共支出也就越多。2012年北京市級財政支出為2849.9億元,78%用於民生領域。2010年北京市轄區人均財政支出為18892元,分別是其外來人口主要輸出地河北、山東和河南市轄區人均財政支出的3.34倍、3.75倍和3.93倍。
不管這場人口控制的原因如何,目前看來,壁壘沒有半點鬆動的跡象。
6月16日,北京市又宣佈取消小學初中自主招生權,全面啟用小學和初中入學服務系統,嚴格信息採集和學籍管理,「通過實行嚴格的計劃管控,取消學校自主招生權」。
南方週末記者未能通過公開電話聯繫上北京市、朝陽區、通州區教委及政府。
而已經陷入絕望的非京籍家長則在各自選擇,有人留下傷心的打油詩後變賣家產捨棄事業回到原籍,有人明知道沒有贏的希望,也準備起訴政府違反憲法和教育法,「為了明年、後年入學的孩子們」。
胡斌這一個月都跟公司請了事假,成天在通州新華大街區教委門前轉悠,也沒有明確目的。十多年前大學畢業剛來北京時,計算機專業畢業生交3萬元就能辦北京戶口,他沒好意思跟父母要錢,如今非常後悔。
他和妻子見證了通州和北京十多年的巨變,如今卻因為孩子上學馬上要離開北京了。夫婦倆從沒跟孩子提過這事,只是描繪老家的美好,「肯德基、麥當勞都有」,但孩子前幾天突然問了一句,「爸爸,你社保的問題解決了嗎?」
說起這些時,2003年SARS時曾衝進佑安醫院做志願者的胡斌,眼裡噙著淚花。
(應採訪對象要求,胡斌為化名)
新一輪人口調控之戰正在北京這個特大城市打響。除了2011年就開始的「以業控人」、「以房管人」、「以證管人」,今年北京各區幼升小又突襲式提高了門檻,將數以萬計的非京籍適齡兒童擋在北京校門外。是孩子太多還是學校太少?特大城市該有多少人口?
「我要上學!」在炎炎夏日的知了聲中,孩子們的口號顯得稚嫩而無力。2014年6月21日的北京正義路市政府門前,三百多位非北京戶籍家長攜孩子聚集,為孩子們爭取在北京幼(兒園)升小(學)的機會。
最近一個多月來,此類場景已經在北京各區數次上演。
非京籍家長因教育公平問題為子女維權,以前也曾發生過,還有家長將教育部門或地方政府告上法庭,但基本都是因「小升初」、「異地高考」等問題。大面積的「幼升小」維權是第一次,它的起因是北京市的幾個城區今年突然提高了非京籍孩子幼升小的入學門檻。
家長們從教委和學校方面瞭解獲知,今年各區提高幼升小門檻,背後的主導者是市政府和各區政府,目的是疏散外地人。豐台區一位教委系統人士向南方週末記者確認了這一說法,「教委沒有動力做這個事,主要是政府在控制外來人口」。
「人口調控」四字一度在2012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中消失,代之以「人口服務管理」。
但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之後,北京開始高調提控制人口。
2013年底的北京市委十一屆三次全會上,市長、市委書記都表示,要堅決控制人口無序過快增長,要切實把北京常住人口增速降下來。2014年年初的北京市十四屆人大二次會議上,《北京市政府工作報告》首次將加強人口規模調控列入年度主要任務之一。
這樣的背景下,今年北京各區幼升小突襲式提高了門檻,將數以萬計的非京籍適齡兒童擋在北京校門外。在孩子們的身後,是大人——已經打算離開的學生家長胡斌說,「趕走一個小孩,至少能趕走兩個大人」。
不過,用調控隨遷子女入學資格的手段來控制外來人口,在北京人口控制史上這是第一次。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周漢華認為,「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居住在通州區的胡斌為了小孩上學,春節時就按照往年北京的要求,把「五證」都準備齊了,「各種證和證明材料二十多個,各複印了三份就花了一百多元,跟原件壘一起有20釐米厚。」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五證」是指父母或監護人的在京暫住證、在通州實際住所居住證明、在京務工就業證明、戶口所在地鄉鎮政府(或街道辦事處)出具的在當地沒有監護條件的證明、全家戶口簿等證明證件。據《2013年北京義務教育階段入學工作方案》,需要在通州接受義務教育的非京籍適齡學童,在登記學齡人口信息後,持在京借讀證明及「五證」到居住地就近的小學聯繫借讀。三十多歲,夫婦倆來京工作十多年,在海淀區上班,公司幫其繳納正規社保。五一節放假,他們全家出去郊遊,晚上回家上網胡斌看到一則4月30日的《通州區非本市戶籍適齡兒童接受義務教育證明證件材料審核程序和標準》,其中要求非京籍幼升小兒童的家長「在我區務工就業」。
「當時有點詫異,也沒太當回事。」胡斌回憶說,但等到5月12日去街道辦事大廳去為孩子上學交審核材料時,「一下子就傻了」。保安讓社保跨區的家長「別排隊了」,胡斌連門都沒進去。
原來,今年通州區在「五證」細則中要求家長鬚在通州繳納最近一年的社保。這一條卡住了許多隨遷子女上學的機會——通州是北京著名的「睡城」,大部分居住在通州的外地人都在別的城區上班,社保一般都由僱主在工作地繳納。
另一條卡住眾多家長的門檻是居住證明,許多居住在小產權房等違建出租房屋內的外來家庭無法辦理暫住證。
除了通州,今年北京市各區都提高了非京籍兒童幼升小門檻,如豐台區要求父母一方在豐台務工,朝陽區要求家長雙方都在本區繳納社保,東城區甚至要求父母雙方都在東城務工並住在東城,昌平區則規定暫住證辦理日期必須在2013年之前。
要通過審核,胡斌有兩個選擇,一是捨棄已繳納十年累計金額數十萬元的海淀區社保賬戶,在通州找一家代理公司臨時掛靠,並補繳一筆社保。或者到海淀區想辦法開具一年以上的居住證明。
事實上,在朝陽和通州等區的政策出來後一個月內,真有家長為了孩子上學而捨棄社保,變換居住地,甚至「打飛的」回老家離婚——以繞開「夫妻雙方都在本區務工」的規定。
但家長們很快發現,5月1日之後臨時辦理的暫住證、補繳社保、離婚證明統統無效:暫住證上的來京時間要從辦理之日算起;社保記錄要與地稅完稅證明對應;臨時離婚也「白離了」。
一開始胡斌還寬慰自己別急,按照往年的情形,適齡非京籍兒童幼升小即使資格有問題,孩子的信息也會登記入教委的系統裡,到最後材料想辦法補齊,總會給安排一家或好或差的學校入學。但如今他已經絕望了,因為早過了5月31日的最後報名期限,而孩子的信息還沒錄入系統,「網上登記不上,去交材料人家不收」。
即使「五證」審核順利通過,也並不意味著拿到「非京籍適齡兒童借讀證」的非京籍家長就吃了定心丸。
6月中旬,海淀區四季青鄉田村中心小學和西山小學片區的180位拿到借讀證的非京籍幼升小兒童家長,被召集起來簽署一份「自願將孩子轉入尚麗外國語學院」的協議。田村小學和西山小學是離家不遠的公立學校,尚麗外國語學院則是遠在五環之外、收費昂貴且交通不便的私立學校。
家長們被告知,由於兩所公立小學一年級已招滿,他們的孩子必須轉入尚麗,後者將按公立學校收費標準招收這180名孩子,否則孩子連尚麗也上不了。
據悉,目前已有178位家長在上述協議上籤了字,「畢竟胳膊擰不過大腿。」一位家長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北京市教委規定,6月1日到開學這段時間內,入學兒童有特殊情況還可以補審。但據南方週末記者瞭解,通州、朝陽等區的大多數街道鄉鎮目前已經不接收材料,這意味著相當多兒童已經被擋在了首都的公立學校校門外。
2003-2013年北京市小學數量以及2003-2013年北京市小學招生人數和專任教師人數圖 (曾子穎/圖)
民辦學校通州區紅星小學的一位老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今年該校還沒有招到一名有學籍的幼升小兒童,沒學籍的倒是來了好幾百,而去年該校招了230多個學籍學生。「今年一下卡死了,『五證』不合格不讓收,我們一個人招不上來,」他說,「6年之後我們就成黑學校了。」
辦學資格還沒有批下來的民辦打工子弟學校海淀永豐實驗學校,今年幼升小生源興旺。該校一位領導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從6月15日開始招生,5天時間已經招收了近40名學生,當然全是沒有借讀證的五證審核不合格孩子,「往年這時候家長們也就來看看學校,沒什麼人報名。」他說,該校幾百名學生都沒有學籍。
人口學研究者、攜程網創始人梁建章近期在財新網上撰文指出,所謂入托難上學難,實際也是資源配置不當的後果。2012年北京小學入學人數只有14.2萬,不到維持人口更替正常數的一半,而小學在校人數只有72萬,只有正常水平的40%。換句話說,孩子沒有太多。「孩子如此之少,上學為何還這麼難?根源是對教育資源的投入嚴重不足。」
南方週末記者查詢北京市教委的網站發現,過去10年來,北京的小學學校數量和專任教師數量一直在減少。從有數據的2003年至今,北京的小學數量從1652所減至1093所,縮減了三分之一;小學教師數量減少的相對不多,從4.98萬人到4.87萬人。而這十年間,北京小學生入學數量翻了一倍,從8.23萬到16.58萬。
三分之一的小學主要是在2010年之前撤並的。自2003年到2010年,北京小學生的增長還不快,從8.2萬人到10萬人左右。2010年開始,人口加速湧入,北京才開始暫停撤並小學——但這四年間入學兒童數量足足增長了近6萬人。
不過,以往非京籍學生高考、中考或小升初被「卡」,重要原因可能在於教育資源緊張,但今年幼升小的突然收緊,這並非主因。
事實上,今年通州、朝陽的很多公立學校小學一年級招生規模比往年持平或減少。一位通州的教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今年通州公辦學校平均也就招收了往年學生數的三分之二,其中一所原計劃招20個班,實際只招了12個班,「但沒招滿也不敢收,違反規定」。
今年幼升小「五證」細則的制定者是各區政府,審核權也在政府。這種人口調控方式加劇了小學教育資源的結構失衡。
南方週末記者見到的一份文件顯示,朝陽區政府要求,「五證」細則要求的各項資質均須經過嚴格審核,由各街道和鄉鎮人社局、工商分局、房屋管理局、街道流動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辦公室、公安分局、區教委和街道辦事處或鄉政府分工把關審核。
這種嚴格要求,引發了多次衝突,也引發社會輿論的關注。
政府也曾放寬條件。5月30日,通州區教委曾貼出一紙《通州區民辦小學招生工作介紹》,擬從6月3日起,通州14所民辦學校共招收1640名學生,其中規定民辦學校按北京市教委的規定執行「五證」標準即可,「審核由民辦學校自行完成,不許各委辦局聯審」。
但這份被非京籍家長視為救命稻草的民辦小學招生通知,卻沒有被實施。多位家長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事後學校告訴他們,並沒有得到可以自行招生的通知。甚至有學生家長頭一天晚上得到鄉幹部的保證和民辦學校校長的首肯,第二天早上又被告知不可以辦理。
「我並沒有要求孩子進公立學校,我多交點錢只要求孩子在身邊上學就知足了。」一位家長說。
2014年6月14日,北京,由於今年「幼升小」審核手續空前苛刻,為取得為數不多的報名資格,眾多非京籍家長提前兩天在學校門口排起長隊。 (CFP/圖)
依靠行政手段進行控制,就可以遏制人口嗎?
截至2013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突破2114萬,遠超2005年制定的到2020年實際居住人口控制在1800萬人左右的人口規劃目標。
北京人口增長最快的時期,卻是控制人口的措施最多、力度最強的近幾年。
近年來北京市控制人口的舉措包括遷出大企業與批發市場,「以業控人」,以及從2011年開始實施的限購住房、私家車搖號等。但這些門檻加上高房價、生活壓力和不宜居,卻並沒有阻擋北京人口增長的腳步。
從1998年至2006年8年間,北京市常住人口增加了358萬人,而從2007年至2013年7年間,增加了533萬人。
「中國國情裡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城市的等級化,等級越高可利用的行政資源越多,公共服務條件越好,因此就業的機會也就越多,所以人們願意到大城市來,願意尋求就業和發展機會。」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中心主任李鐵認為。
比如,北京集中了全國最好的大學,而且北京500公里半徑以內沒有富競爭力的城市,東北、西北以及黃河以北的人畢業後的工作首選地就是北京。
梁建章近日在「北京該不該控制人口」一文中用數據表明,如果做橫向比較,北京的人口密度、土地和水資源承載的壓力都遠小於國內和國際上的大城市。他指出,北京之所以在交通、醫療、教育等方面面臨壓力,原因有二,一是北京周邊沒有形成與之配套的衛星城和城市帶;二是城市規劃和管理水平太低。
事實上,2005年《國務院關於北京城市總體規劃的批覆》中提出2020年北京市實際居住人口控制在1800萬人左右的目標,建設用地規模控制在1650平方公里。
「這份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也是中國國情的產物。」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一位學者向南方週末記者透露。修編規劃時,該院曾提出,北京將不會成為華盛頓、堪培拉那樣的小型政治文化中心,而會成為與巴黎、東京、首爾類似的超大型城市。他們推算到2020年北京人口將達到2400萬,並據此提交了未來北京的土地、交通、能源等配套設施規劃方案。
北京市城市規劃院的意見則恰恰相反,認為中央的政策是嚴格控制大城市,北京人口必將被控制在1600萬內。
兩方都堅持己見,談判的結果是按1800萬人上報國務院,但按照支持2000萬人口的需要來安排各項設施和用地。
實際上,2010年北京就已經超過了1800萬人口。
在周漢華看來,北京今天人滿為患,很多時候是「人為添堵」。比如北京有著全國大城市中最便宜的公用事業價格,北京的地鐵全線統一票價2元,公共汽車每人次0.4元,遠低於上海、廣州等特大城市。北京的水價5年沒有上調過,而上一次調價僅上調了0.1元每立方米。
與人口問題相關的城市政策,往往因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施政模式而陷入左右手互搏。比如北京在2011年對住房和私家車進行限購之前,曾經在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來臨時,配套「四萬億」出台了一系列刺激外地人來北京購房的政策,如調低首付比例和貸款利率,催生了大量來京置業的房叔、房姐。同期還出台了小排量車減購置稅的刺激購車政策。
不過,北京作為首都,在人口控制方面確實也有其難言之苦。一位學者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北京每年新增戶籍人口10萬人,北京市僅能控制1萬人,另外9萬由中央部委控制。
周漢華認為,北京市政府控制人口的根本動力,來自為其財政減負。
由於我國實行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地方教育、交通、醫療等民生支出,很大程度上由地方政府負擔。常住人口越多,財政所需補貼的公共支出也就越多。2012年北京市級財政支出為2849.9億元,78%用於民生領域。2010年北京市轄區人均財政支出為18892元,分別是其外來人口主要輸出地河北、山東和河南市轄區人均財政支出的3.34倍、3.75倍和3.93倍。
不管這場人口控制的原因如何,目前看來,壁壘沒有半點鬆動的跡象。
6月16日,北京市又宣佈取消小學初中自主招生權,全面啟用小學和初中入學服務系統,嚴格信息採集和學籍管理,「通過實行嚴格的計劃管控,取消學校自主招生權」。
南方週末記者未能通過公開電話聯繫上北京市、朝陽區、通州區教委及政府。
而已經陷入絕望的非京籍家長則在各自選擇,有人留下傷心的打油詩後變賣家產捨棄事業回到原籍,有人明知道沒有贏的希望,也準備起訴政府違反憲法和教育法,「為了明年、後年入學的孩子們」。
胡斌這一個月都跟公司請了事假,成天在通州新華大街區教委門前轉悠,也沒有明確目的。十多年前大學畢業剛來北京時,計算機專業畢業生交3萬元就能辦北京戶口,他沒好意思跟父母要錢,如今非常後悔。
他和妻子見證了通州和北京十多年的巨變,如今卻因為孩子上學馬上要離開北京了。夫婦倆從沒跟孩子提過這事,只是描繪老家的美好,「肯德基、麥當勞都有」,但孩子前幾天突然問了一句,「爸爸,你社保的問題解決了嗎?」
說起這些時,2003年SARS時曾衝進佑安醫院做志願者的胡斌,眼裡噙著淚花。
(應採訪對象要求,胡斌為化名)
據京華時報官方微博消息,北京市軌道交通指揮中心介紹,按2013年不完全統計,考慮軌道交通建設財務費用和日常運營維護費用,北京地鐵每乘客人次成本在7.9元左右。在目前單一票價2元情況下,運營企業每運送一名乘客,虧損為5.9元每人。
對此,北京市軌道交通指揮中心建議,針對北京公交地鐵調價,將現有的基礎票制由單一票制改為計程票制。其表示,北京市軌道交通運營里程已達465公里,乘客在路網中的乘車距離從最短的400米到最長的88公里相差220倍,但所付票款相同,沒有體現出「多乘坐,多付費」的公平性原則。
對於計程票制的起步價格,北京軌道交通指揮中心建議,考慮軌道交通以吸引中長途乘客為主功能定位,起步價不宜設置過低,對於起步里程和加價里程的對應價格,應按照遞遠遞減的原則,也就是運價率隨著乘坐里程的延長而降低。
此外,針對北京公交地鐵調價,應形成週期性浮動性的價格調節機制。北京軌道交通指揮中心建議,政府價格主管部門每3-5年按照當年線網規模和物價水平研究票價是否調整變動。或者在批覆基礎票價的同時,給予運營企業一定範圍的價格浮動自主權,使運營企業可採用營銷手段,設置動態價格或發行優惠票種等以吸引或均衡客流。
1971年,北京地鐵開始運營,憑證件買票,票價1角,一直持續到1987年底,一線及環線兩線地鐵票分別調價為2角,但若連續乘坐兩條線其票價則3角。之後二十年,北京地鐵票價緩步上漲,直到2007年,北京地鐵票價正式實行「一票制」,無論乘車距離長短和換乘次數,票價統一為2元。當時定價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緩解大量小汽車出行產生的交通擁堵,但這也為日後公共交通大額虧損,市民乘車環境越來越差埋下伏筆。
北京地鐵運營有限公司7月8日表示,2007年至2013年,政府共計補貼該公司各類財政資金221億元,主要用於彌補線路基本運營虧損、設備設施更新改造支出。其中2013年財政補貼基本運營虧損26億元,更新改造支出近20億元。
據《新京報》消息,今年年初,北京市交通委新聞發言人馬伯夷透露,經測算,每張2元通票背後,都有近2元政府財政補貼。交通專家徐康明認為,持續的大幅度的財政補貼對於城市交通發展並沒有可持續性。
另一方面,北京地鐵客流過大已成一大難道,安全隱患不容小覷。2013年3月,其客運量首次突破1000萬人次。
今年3月,北京市發展改革委和北京市交通委聯合開展「我為公共交通價格改革建言獻策」活動,就公共交通票價問題向市民徵求意見。這被廣泛解讀為調價勢在必行,「2元時代」或將一去不復返。
「不同的調整力度導致的結果也有差異。」中國道路運輸協會副會長王麗梅認為,北京公交調價面臨兩難,調整幅度小,其發揮的作用就不明顯,但調整幅度大也難以讓公眾接受,中等步伐比較合適。她指出,票制調整要有依有據,設置一個季度或者半年的調價窗口期,然後對調價效果進行評估,有必要的話要進行微調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