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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大城市病，不能依靠疏散人口

2016年2月23日，北京四惠橋晚高峰時段堵車嚴重。（視覺中國/圖）

陸銘、傅蔚岡從不同角度的研究都表明，人口不是城市的負擔，解決之道在於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增加公共服務的供給，而非減少需求。

交通擁堵，汙染嚴重，大城市病是不是該靠疏散人口來解決？

2016年5月29日下午，在“大國·城市”2015年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年報發布會上，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陸銘、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執行院長傅蔚岡都給出了否定的回答。

兩人不同角度的研究都表明，人口不是城市的負擔，解決之道在於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增加公共服務的供給，而非減少需求。

“城市是方便人們見面的地方，因為當面溝通的效率最高，也更充分。大量現代服務業以知識技能為核心投入品，這些產業需要人和人通過見面促進思想的交流信息的傳播，並且在這個過程中產生新的信息，然後帶動整個科技和思想的進步。”在陸銘看來，城市的聚集效應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從全世界範圍來看，整體趨勢也是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並且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

例如近年來日本總人口減少的背景下，東京都的人口不降反升，一個城市的人口占到了全國的十分之一，整個東京圈的人口超過三千萬，占全國的三分之一。這樣的人流量讓東京能夠建成覆蓋全市甚至跨城的鐵路網絡，公共交通方便高效了，開車的人也就少了，城市擁堵和汙染問題從而得到緩解。

“東京的地鐵出行在全球大城市里是最高的，地鐵出行占到整個居民出行的比例是86%，高峰期91%，上海如果未來需要建30多條地鐵線甚至有長途的大規模的地鐵，人多一點，只有更好，而不是更壞。”陸銘說。

他認為這反映出政府決策過程中的一個思維誤區，出現問題後總是先想到減少需求，而不是增加供給。城市病一出現就要疏散人口，外灘踩踏事件一出來，就決定停辦大型活動，其實供給側改革才是更好的解決方案。

在陸銘看來，人口疏散到郊區之後，每天早晚高峰時通勤人數的增加讓擁堵變得更加嚴重——除非疏散得更遠，讓人們只能選擇在附近就業和消費。但那樣一來，城市的聚集效應就沒法體現出來，無論經濟還是生活，都會變得不再充滿活力。上海未來如果要做全球城市，應該在中心城區加密的基礎上規劃郊區，聚集活力，並且以人為本，形成多元族群、多種技能、多樣文化的互補與包容氛圍。

不同於一些宜居城市的評選，陸銘認為最宜居的城市首先應在活力、便捷和環保這三個方面處於領先地位。否則無法解釋，為什麽那些所謂的宜居城市，人們偏偏不願意去，全世界範圍內，都朝大城市集中。

傅蔚岡的關註點更側重公平。他註意到對城市人口的控制帶來了非常多的社會問題，如就業歧視、流動人口的義務教育入學、社保的異地報銷與跨區域轉移，住宅和車輛的限購和限行等。

這種一國範圍內以省份為單位的政策分割隨處可見，增加了大量的制度成本。“上海的車牌是世界上最貴的車牌，但你如果開到杭州，高峰期有些路還是不能走，去北京可能連五環都進不去。經濟效率自然受到很大影響。”傅蔚岡說。

對比2009年美國區域經濟與人口分布，以及2010年中國省級經濟總量和常住人口分布後，傅蔚岡發現，雖然美國各州的GDP差距很大，但人均GDP在全國範圍內基本持平，最高和最低只有兩倍——經濟最發達的地區，聚集了最多的人口。相比之下，中國各省份的經濟總量相對更為平均，除以人口後差距卻變得很大，最高和最低能達到四倍。

“這是因為戶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動。過去我們的思路是，東部發達起來以後，國家把更多的錢投到西部，這樣才可以促進平衡發展。但如果我們放開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人均GDP上反而更容易實現平衡。“傅蔚岡說。

解決大城市病，不能依靠疏散人口

2016年2月23日，北京四惠橋晚高峰時段堵車嚴重。（視覺中國/圖）

陸銘、傅蔚岡從不同角度的研究都表明，人口不是城市的負擔，解決之道在於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增加公共服務的供給，而非減少需求。

交通擁堵，汙染嚴重，大城市病是不是該靠疏散人口來解決？

2016年5月29日下午，在“大國·城市”2015年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年報發布會上，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陸銘、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執行院長傅蔚岡都給出了否定的回答。

兩人不同角度的研究都表明，人口不是城市的負擔，解決之道在於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增加公共服務的供給，而非減少需求。

“城市是方便人們見面的地方，因為當面溝通的效率最高，也更充分。大量現代服務業以知識技能為核心投入品，這些產業需要人和人通過見面促進思想的交流信息的傳播，並且在這個過程中產生新的信息，然後帶動整個科技和思想的進步。”在陸銘看來，城市的聚集效應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從全世界範圍來看，整體趨勢也是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並且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

例如近年來日本總人口減少的背景下，東京都的人口不降反升，一個城市的人口占到了全國的十分之一，整個東京圈的人口超過三千萬，占全國的三分之一。這樣的人流量讓東京能夠建成覆蓋全市甚至跨城的鐵路網絡，公共交通方便高效了，開車的人也就少了，城市擁堵和汙染問題從而得到緩解。

“東京的地鐵出行在全球大城市里是最高的，地鐵出行占到整個居民出行的比例是86%，高峰期91%，上海如果未來需要建30多條地鐵線甚至有長途的大規模的地鐵，人多一點，只有更好，而不是更壞。”陸銘說。

他認為這反映出政府決策過程中的一個思維誤區，出現問題後總是先想到減少需求，而不是增加供給。城市病一出現就要疏散人口，外灘踩踏事件一出來，就決定停辦大型活動，其實供給側改革才是更好的解決方案。

在陸銘看來，人口疏散到郊區之後，每天早晚高峰時通勤人數的增加讓擁堵變得更加嚴重——除非疏散得更遠，讓人們只能選擇在附近就業和消費。但那樣一來，城市的聚集效應就沒法體現出來，無論經濟還是生活，都會變得不再充滿活力。上海未來如果要做全球城市，應該在中心城區加密的基礎上規劃郊區，聚集活力，並且以人為本，形成多元族群、多種技能、多樣文化的互補與包容氛圍。

不同於一些宜居城市的評選，陸銘認為最宜居的城市首先應在活力、便捷和環保這三個方面處於領先地位。否則無法解釋，為什麽那些所謂的宜居城市，人們偏偏不願意去，全世界範圍內，都朝大城市集中。

傅蔚岡的關註點更側重公平。他註意到對城市人口的控制帶來了非常多的社會問題，如就業歧視、流動人口的義務教育入學、社保的異地報銷與跨區域轉移，住宅和車輛的限購和限行等。

這種一國範圍內以省份為單位的政策分割隨處可見，增加了大量的制度成本。“上海的車牌是世界上最貴的車牌，但你如果開到杭州，高峰期有些路還是不能走，去北京可能連五環都進不去。經濟效率自然受到很大影響。”傅蔚岡說。

對比2009年美國區域經濟與人口分布，以及2010年中國省級經濟總量和常住人口分布後，傅蔚岡發現，雖然美國各州的GDP差距很大，但人均GDP在全國範圍內基本持平，最高和最低只有兩倍——經濟最發達的地區，聚集了最多的人口。相比之下，中國各省份的經濟總量相對更為平均，除以人口後差距卻變得很大，最高和最低能達到四倍。

“這是因為戶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動。過去我們的思路是，東部發達起來以後，國家把更多的錢投到西部，這樣才可以促進平衡發展。但如果我們放開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人均GDP上反而更容易實現平衡。“傅蔚岡說。

世紀末人口或回10億 中國經濟動能何在

曾幾何時，“人太多”是中國人最常見的抱怨，但現如今，中國正面臨著老齡化、勞動人口減少等人口結構帶來的諸多經濟與社會問題。

那麽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中國，到本世紀末，還有多少人口？基於對生育率（一對夫妻生育子女數量）判斷的不同，中性觀點認為還有10億，悲觀者甚至認為只有6億人。不管6億還是10億，此前在高速增長之際曾給中國發展帶來巨大紅利的中國人口，下降造成的人口危機已不遠。

人口問題作為一個典型的慢性問題，如果我們不想看到最困難、最悲觀的結局，現在開始補救，或許還來得及。

低生育率下的人口危機

中國人口危機快到來了嗎？在近日召開的2016夏季達沃斯論壇上，社科院人口學者鄭真真的發言引發了這場討論。她稱，本世紀末中國人口將減少到1980年的水平，也就是10億人。

然而，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的美國威斯康星大學人口和統計學者黃文政稱，到本世紀末，中國人口很難維持到10億水平，即使立即大力鼓勵生育，中國人口到2100年也難以超過8億，更大可能是低至6億。而且，人口萎縮不會到2100年就停止，在此之後將進一步快速萎縮，除非生育率恢複到更替水平（即2.2的生育率，統計顯示2015年生育率為1.25）。

北京大學人口學者李建新早在1997年就做過不同政策選擇下中國人口數量的預測。據他當年預測，如果實行生育政策晚調方案，中國人口在2100年的總量為9.52億人，中國在2016年初放開全面兩孩，接近李建新設定的晚調方案。

李建新對《第一財經日報》稱，當時假定的是，生育政策調整之後，總和生育率將回升到2，但從世界各國尤其是東亞的經驗來看，回升到這個水平幾乎不可能。因此，最終實際的人口數量將大大低於他當年的預測結果。

黃文政假設全面放開後的自然生育率比2010~2015年的實際生育率高出20%，然後再假設中國未來生育率以及人均預期壽命隨社會發展水平上升的變化，沿襲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路徑。在考慮到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及更進一步放開生育之後的堆積反彈，在不鼓勵生育的前提下，他預測中國到2100年的總人口為5.8億。

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人口統計學者王廣州認為，對人口數量做30年以上的中長期預測，更重要的是預警意義。這樣的預測應該註意兩點，首先最好是給出一個區間的概念，而不是高、中、低的概念。其次，這樣的預測只是一個趨勢判斷，而且是目前認識條件下的趨勢判斷，還有很多不確定因素。

資料顯示，鄭真真的預測與聯合國人口署的中方案一致，而中國人口減少到6億的預測則與聯合國人口署的低方案比較接近。2015年7月底，聯合國人口署發布《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預計中國人口到本世紀末將回落到10.04億。這是聯合國的中預測值，其低預測值是6.13億，高預測值則為15.55億。

人口預測的關鍵假設是對未來的總和生育率的設定。根據聯合國中預測方案，中國2010~2015年的總和生育率被假設為1.55，2015~2020年為1.59，2020~2030年為1.66，2045~2050年為1.74，2095~2100年為1.81。

李建新、王廣州認為，這組數據明顯高於中國的實際生育率水平。易富賢、黃文政則認為即使強力鼓勵生育也不可能將生育率提升到如此之高。

那麽中國現在的生育水平到底是多少呢？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在2010、2011、2012、2013年的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18、1.04、1.26、1.24。2015年，中國1%人口普查顯示，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25。

黃文政分析，聯合國在2010年報告中對2010~2015年中國生育率的低、中、高預測值分別為1.31、1.56、1.81，即使是其低預測值1.31，也比國家統計局2010~2013年數據最高值的1.26還要高。

人口學者何亞福認為，高估中國生育水平的不光是聯合國，中國相關管理部門和人口學界對人口形勢的估算和預測也一直傾向於保守。他分析，在控制人口數量的基本國策下，保守體現為寧願高估而不是低估生育水平。

經濟社會影響幾何

如果中國人口在2100年降至10億，這意味著不到百年時間內，中國人口將減少近三分之一。且人口變化是一個典型的慢性問題，在幾年甚至十幾年的時間段，幾乎看不到變化，但放在幾十年乃至百年區間來看則變化巨大。因此，人口政策最忌只看眼前，而是要從長計議，至少要前後各看百年以上。

黃文政提醒，中國人口正在接近峰值，而在峰值附近的一二十年，人口的上升和下降都會非常緩慢，這個特性更讓人們難以認識到之後是雪崩式的衰減。

如何才能撥開人口總量的迷霧，看到人口未來變化的洶湧暗濤？多名人口學者建議要聚焦於每年出生人口的變化。中國目前每年出生人口不到1700萬，在未來10年，中國處於生育旺盛期23~30歲的女性數量將萎縮40%以上，而中國生育率即便按1.5計算也只有更替水平2.2的68%。

在提到本世紀末的人口減少時，鄭真真還強調，有一個值得註意的現象，那就是減少的是年輕人、新出生的人。這意味著，未來人口總量減少的同時，結構並沒有優化，老齡化的挑戰更加嚴峻，這一觀點得到受訪人口學者的一致認同。

人口學者姚美雄判斷，中國未來人口將呈現嚴重少子化疊加快速老齡化、適婚人口性別比失衡的結構扭曲狀態，這將導致勞動力供應減少、消費和創新能力減弱、養老壓力加大、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等問題。

豐厚的人口紅利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過巨大動力。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的研究，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間，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貢獻率高達27%。

但隨著總和生育率的長期低迷和人口結構發生的扭曲，這一景況將不複存在。相反，人口正在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周天勇稱，人口增長率過快下滑及人口結構過快少子化和老年化是當前中國經濟下行重要的深層原因之一。

“人口增長率過快下滑，人口結構過快少子化、經濟主力人口規模（22到44歲）萎縮和老年化，這些因素形成了中國與其他國家中等收入陷阱不同的、特有的中等收入‘人口坑’陷阱，並使中國經濟產生排浪式下行波動。人口變化影響到勞動力供應、消費、投資等多方面，再加上人口遷移中的梗阻，共同導致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持續下行。”周天勇稱。

不過，此前權威人士在接受《人民日報》專訪時稱，我國勞動力總量逐年減少，產業結構在優化調整，即使經濟出現較大幅度下行，社會就業也能保持總體穩定。

本世紀末中國人口會比現在減少一半？

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中國，到本世紀末，還有多少人口？到底是10億還是6億，甚至更少？一場爭論正在人口學界展開。2100，看似遙遠的未來，卻在今天大勢已定。

2100年中國人口：10億還是6億？

社科院人口學者鄭真真近日在2016夏季達沃斯論壇的發言引發這場爭論。她在發言中表示，本世紀末中國人口將減少到1980年的水平，也就是10億人。

在接受第一財經的采訪時，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學者、《大國空巢》作者易富賢、人口和統計學者黃文政都表示，到本世紀末，中國人口不可能維持在10億的水平；即使立即全面放開並大力鼓勵生育，中國人口到2100年也難以超過8億，更大可能是低至6億甚至更少。而且，人口萎縮不會到2100年就停止，在此之後將進一步快速萎縮，除非生育率恢複到更替水平（即2.2的生育率，統計顯示2015年生育率為1.25）。

北京大學人口學者李建新早在1997年就做過不同政策選擇下中國人口數量的預測。根據他當年的預測，如果實行生育政策晚調方案，中國人口在2100年的總量為9.52億人。中國在2016年初放開全面兩孩，接近李建新設定的晚調方案。

李建新向第一財經表示，當時設定的是，生育政策調整之後，總和生育率將回升到2，但從世界各國尤其是東亞的經驗來看，回升到這個水平幾乎不可能。因此，他認為最終實際的人口數量將大大低於他當年的預測結果。

易富賢2015年在《大國空巢-圖文版》中預測，2016年中國實行全面二孩政策後，生育率只能從2015年的1.25上升到2017年的1.4，然後會沿著韓國和臺灣地區過去的老路繼續下降到2035年的1.1，假設此後的生育率能不斷回升到2056年的1.30，然後保持穩定到2100年。那麽2100年中國的總人口將只有5.6億。

黃文政假設全面放開後的自然生育率比2010-2015年的實際生育率高出20%，然後再假設中國未來生育率以及人均預期壽命隨社會發展水平上升的變化，遵循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路徑。在考慮到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以及2017年全面放開生育之後的堆積反彈，在不鼓勵生育的前提下，他預測中國到2100年的總人口為5.8億，到2150年則會進一步降到2.8億。

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人口統計學者王廣州認為，對人口數量做30年以上的中長期預測，更重要的是預警意義。這樣的預測應該註意兩點，第一最好是給出一個區間的概念，而不是高、中、低的概念。第二，這樣的預測只是一個趨勢判斷，而且是目前認識條件下的趨勢判斷，還有很多不確定因素。

生育率被嚴重高估

第一財經查詢資料顯示，鄭真真的預測與聯合國人口署的中方案一致，而中國人口減少到6億的預測則與聯合國人口署的低方案比較接近。

2015年7月底，聯合國人口署發布《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預計中國人口到本世紀末將回落到10.04億。這是聯合國的中預測值，其低預測值是6.13億，高預測值則為15.55億。

（摘自聯合國《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

黃文政認為，聯合國對中國人口的低預測值比較合理，而中預測值嚴重高估，更不要說高預測值了。

人口預測的關鍵假設是對未來的總和生育率的設定。根據聯合國中預測方案，中國2010-2015年的總和生育率被假設為1.55,2015到2020年為1.59,2020-2030年為1.66,2045-2050年為1.74,2095-2100為1.81。

李建新、王廣州認為，這組數據明顯高於中國的實際生育率水平。易富賢、黃文政則認為即使強力鼓勵生育也不可能將生育率提升到如此之高。

中國現在的生育水平到底是多少呢？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在2010、2011、2012、2013年的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18、1.04、1.26、1.24。2015年，中國1%人口普查顯示，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25。但是由於種種原因，這些官方統計數據並沒有被衛計委等相關部門充分采信。

黃文政分析，聯合國在2010年報告中對2010-2015年中國生育率的低、中、高預測值分別為1.31、1.56、1.81，即使是其低預測值1.31，也比中國國家統計局從2010-2013年數據的最高值的1.26還要高4%，比這4年的平均值要高11%。

人口學者梁建章、黃文政針對聯合國的該預測曾撰文《聯合國不應嚴重高估中國未來人口》稱，聯合國長期高估中國生育水平和人口增量。比如，在2000年聯合國預測中國2010年到2015年的總和生育率為1.9,2015年預測中又調低到1.55，但中國實際生育率水平僅為1.2左右。

易富賢也註意到這一問題。他表示，聯合國對中國的人口預測一直以來都不準確。比如聯合國2012年版《世界人口展望》預測2015年人口會達到14.0159億，但是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公報顯示2015年只有13.7462億，三年的預測就誤差了2697萬。

不光是預測，《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對當前人口數據的估算都出現較大誤差。比如，其對中國2015年的0-14歲占總人口比例的估算為17.2%，高於中國官方的16.5%，而對60歲和以上占人口比例的估算為15.2%，低於中國官方的16.1%。

人口學者何亞福認為，高估中國生育水平的不光是聯合國，中國相關管理部門和人口學界對人口形勢的估算和預測也一直傾向於保守。他分析，在控制人口數量的基本國策下，保守體現為寧願高估而不是低估生育水平。單獨二孩政策實施時對出生人口數量預測的巨大誤差就是一個明證。

本世紀末人口降到6億有多可怕

中國人口在2100年可能跌至6億， 這意味著不到百年時間內，中國人口將減少一半。對於這一判斷，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絕不可能。

黃文政認為這種反應是非常正常的，因為人口數量是指數變化的，而人們的直覺往往是線性的。用線性直覺去判斷指數變化的趨勢，自然會高估短期效應，低估長期效應，而且對長期效應的低估會遠勝於對短期效應的高估。

人口變化是一個典型的慢性問題，在幾年甚至十幾年的時間段，幾乎看不到變化，但放在幾十年乃至百年區間來看則是觸目驚心。因此，人口政策最忌只看眼前，而是要從長計議，至少要前後各看百年以上。

黃文政提醒，中國人口正在接近峰值，而在峰值附近的一二十年，人口的上升和下降都會非常緩慢，這個特性更讓人們難以認識到之後是雪崩式的衰減。

如何才能撥開人口總量的迷霧，看到人口未來變化的洶湧暗濤？多名人口學者建議要聚焦於每年出生人口的變化。中國目前每年出生人口不到1700萬，在未來10年，中國處於生育旺盛期23-30歲的女性數量將萎縮40%以上，而中國生育率即便按1.5計算也只有更替水平2.2的68%。

“這兩個因素疊加意味著在一代人左右的時間里，中國出生人口會降到700萬以下。再放寬一些也就800萬。即使到時生育率能夠提升到更替水平，出生人口不再下降並且每個人都活100歲，總人口也不過8億人。”黃文政說。

在提到本世紀末的人口減少時，鄭真真還強調，有一個值得註意的現象，那就是減少的是年輕人、新出生的人。這意味著，未來人口總量減少的同時，結構並沒有優化，老齡化的挑戰更加嚴峻。這一觀點得到受訪人口學者的一致認同。

根據易富賢的測算，中國20-64歲勞動力與65歲以上老人之比將從2015年的6.5下降到2030年的3.3、2050年的1.7、2100年的1.1，人口結構不斷老化，經濟活力持續下降，而這些反過來可能進一步抑制生育水平。

人口學者姚美雄判斷，中國未來人口將呈現嚴重少子化疊加快速老齡化、適婚人口性別比失衡的結構扭曲狀態，這將導致勞動力供應減少、消費和創新能力減弱、養老壓力加大、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等問題。

世紀末中國人口降破10億引熱議 "人少"是好是壞？

第一財經網上周刊發的報道《本世紀末中國人口會比現在少一半?》引發讀者熱議，僅在搜狐首頁就有上萬條評論。中國的人口多，過去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如果人口數量真的如個別預測那樣下降那麽多，會給中國帶來什麽樣的影響？

人口枯榮決定國家命運

長期研究宏觀經濟與人口關系、從業於對沖基金行業的學者黃文政發現，人口的規模和結構與創新創業乃至經濟持續發展關系密切。他認為，中國近幾十年的高速發展，得益於龐大的人口規模，特別是1960到1990年初出生的大量人口。人口眾多能促成細分、多樣化、競爭激烈的更大市場，也是龐大人才規模的基礎。

“中國高鐵就是憑借著世界第一的市場規模開發出了頂尖的技術;中國互聯網公司也憑借世界第一的市場規模走在了世界前列。但長期低生育率導致的人口快速老化和急劇萎縮將會嚴重削弱中國的優勢。”黃文政說。

人口枯榮往往決定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命運。有人口學者認為，東北地區目前在長期人口頹勢下出現的經濟停滯並不是一個偶然現象。

南京大學人口學者陳友華表示，從過去幾十年人口與經濟發展的互動關系看，中國人口正在從過去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變成一個重要的抑制因素。未來養老、適婚年齡人口性別比失衡等問題都是中國必須面對的挑戰。

認識人口新常態

第一財經記者采訪多位人口學者發現，對於中國人口在世紀末將會衰減這樣一個預判，人口學者基本認同，只是說到底衰減到什麽程度，還沒有統一定論。

陳友華認為，人口預測基於對生育率等因素的假設，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過去沒有一個學者預測準了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生育率的變化。人口預測的效應更重要的是警示作用，提醒我們提前應對，如果等到結果發生再去調整對策，那就太晚了。

山西省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中心主任譚克儉認為，預測人口數量需要註意的是，影響生育的因素很多，特別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影響力也不可小覷。但二胎是一個重要的點，就是說，生二胎可能有較大比例的人口，但生多胎的即使全面放開也不會很多。

“以這樣的思路，2100年的中國人口不會少到那個程度(註：即6億)。還有就是國家鼓勵生育政策的作用，如果力度大，對生育二胎也還是有作用的。”譚克儉說。

陳友華則提醒，要註意人口數量與結構之間不是獨立的因素，而是緊密聯系互相影響的。

“如果人口真的衰減到6億或者3億，並不是大家想象得那麽富裕祥和，到時候生育率水平會很低，人口出現嚴重的倒金字塔結構，老人很多，中青年人較少，孩子更少，經濟發展動力不足，養老壓力嚴重。”陳友華說。

人口與統計學者姚美雄也認為，人口數量的衰減不是同比例進行的，減少的更多是青少年人口，人口結構扭曲將更厲害。

就讀者評論中表達的對人口衰減的歡呼，姚美雄認為，這表明社會有一些人群中還存在舊的“人口是包袱，人多消耗資源多”的觀念，對人口結構扭曲及所產生的危害性認識不足。

“未來人類壽命會進一步延長，老年人口比例進一步增加，青壯年養老負擔進一步增加，他們就更不願意多生孩子，這就形成一個惡性循環，老年人比重會更高，社會將演變成又老又窮。”姚美雄說。

人口越少越好?

從針對該報道的評論發現，讀者對世紀末人口衰減最主要的態度是歡迎。典型觀點包括：中國人口太多了，人口少點是好事，人口多對地球資源消耗得快。人口降到3億才能發達國家水平。表示擔憂的觀點則認為，到時候中國人口減少，同時老齡化又很嚴重，養老壓力會比較突出。

對本世紀末人口衰減表示歡迎的不光是普通讀者，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周世儉在報道發出次日致電第一財經，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如果本世紀中國人口真能減少到6億，那是“國家幸甚，人民幸甚”。

他表示，看人口不要光看數量，也要看質量。一個大學畢業生的貢獻絕對高於一個農民工。一個農民工老了就幹不動了，但是技術人員和研究人員不同。他以自己舉例，目前雖然已經73歲，按年齡標準早就該退休，但是依然應邀到很多地方做演講和講座。

“老齡化確實是個問題，但是並沒有那麽嚴重。中國和美國國土面積差不多，但是美國只有三億多人。人口不光是勞動力，也是資源消耗者。依我看，中華大地如果能養活6億人是相當理想的了。”周世儉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者程恩富是控制人口數量觀點的代表者。他認為，中國應該實行先控後減的新人口策略，將人口逐漸減至適度規模，即5億左右，才能有效緩解我國社會主要經濟矛盾和巨大就業的壓力。

適度人口論1888年由英國經濟學家E.坎南在《初等政治經濟學》中提出。他認為"適度人口"是處於"最大收益點"的人口規模。這一理論得到不少西方人口學者的贊同。中國也有部分人口學者認同此觀點，上世紀八十年代有人提出中國的適度人口在6至7億。社科院學者李小平則提出中國適度人口在3億。

但是該理論的弱點在於適度人口數量難於精確計算，也不可能實現。以美國的里賓斯坦為代表的一些人口學者多次對適度人口的精確計算作了嘗試，都以失敗而告終。

譚克儉認為，適度人口只是一個概念，宏觀上人口與資源的適度有一個很大的彈性空間和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沒有規劃價值。局部的適度可能比較顯著，但也在隨著條件的變化而變化。

2016世界人口日：我們如何”投資於少女”?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今年的主題是“投資於少女”。為什麽會確立這樣一個主題?根據以往的經驗，當某一個群體被保護被特殊關註時，往往意味著這個群體處於弱勢，承受了很多傷害。那麽，我們的少女正在經歷什麽?

根據聯合國公開的說法，今年世界人口日定為“投資於少女”是因為在世界範圍內，少女們正面臨著比男性更大的挑戰。在許多國家，女孩到達青春期後，就被家庭和社區認為要結婚、懷孕和分娩。這樣的情況在少數民族、農村、貧窮家庭中尤為突出。生活在以上環境中的少女們面臨的挑戰和障礙通常更多，她們可能因此被剝奪了人權。

在中國大陸，也有不少的少女處在艱難的境地。盡管對一個農村少女來說，要求她很早就結婚生子的壓力並不像過去那麽巨大，但是她們要承擔另外的壓力。尤其是對於數千萬農村留守兒童中的少女們來說，在花季年齡，缺乏父母的監護，她們遭受性侵、被引誘被脅迫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有不少少女身心遭受巨大創傷。近來屢屢被報道的留守女童被性侵案暴露的只是冰山一角。

除此之外，由於存在對出生人口的性別選擇，中國出生人口的性別比已經失衡。不少女性胎兒在被測知性別後被扼殺在母腹當中，她們也因此永遠失去了成長為少女的機會。

根據西安交通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學者姜全保、李樹茁以及斯坦福大學人口與資源研究所教授費爾德曼等人的研究推算，整個20世紀(1900~2000)中國“失蹤女性”總量約在3559萬人。

“失蹤女性”(missing women)最早由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在上世紀90年代提出，被用來指代那些因人為幹預因素沒能來到這個世界或者因性別偏好較早死亡的女性人口。

根據阿馬蒂亞•森的估計，全世界約有1億多名女性因為人為性別選擇而失蹤。

這些現實讓人痛心。在中國人口已經高齡少子化的今天，社會應更清晰地看到，少女是關乎社會存亡的寶貴財富。因為她們不光是今天的消費者，明天的勞動者、納稅人，更重要的是，她們是未來的妻子和母親。她們的身心健全程度直接決定著未來的家庭是否幸福、孩子能否健康成長、社會能否平安進步。

多位人口學者預警，除了當前百姓生育意願低下之外，更值得警惕的是後備育齡婦女的急劇減少。根據預測，20歲到29歲生育活躍期育齡婦女，到2020年將比2015年減少25.8%，到2030年將比2015年減少40%。這種減少趨勢被人口學者稱作“斷崖式減少”。

無論科技如何進步，人類的繁衍都需要女性的介入。女性的減少，就如同種子的減少，未來的收成必受影響。從這個角度說，關註少女其實就是關註我們自身，投資於少女其實就是投資於人類的未來。

聯合國宣稱，每一個少女都有安全和成功地過渡到成年的權利，有權擁抱未來為她們準備的機會。當一個少女有權力、手段和信息來決定自己的生活，她更可能實現全部潛力，並成為改變她的家庭、社區和國家的積極力量。

我們可以為這些少女做些什麽呢?我們如何能夠針對實際的需要有效地投資於少女呢?“關愛女孩”的口號在中國喊了幾十年，但是我們看到對女性權益的保護依然有待提升。如何能夠讓所有的女孩，都能夠順利地出生成長而不是在母腹之中就被扼殺?如何能讓所有的女孩，無論是在城市還是在農村，都擁有一個安全健康的成長環境?這值得我們所有人，父母、家人、學校、社會組織、政府深思，並迅速采取行動。

端遊IP，手遊市場最後的人口紅利？

手遊矩陣 2016-07-12 18:31

時下不管是高舉高打還是悶聲發財的一線廠商，都開始尋求優質轉換率和長尾流量，另外以網易為領頭羊少數廠商擺脫對傳統分發渠道的依賴。而最為符合這些條件的產品類型，莫過於經典端遊IP改編的手遊。從最初的《神雕俠侶》、《神武》到2015年的《夢幻西遊》、《熱血傳奇》，端遊IP改編已被證明是當前手遊最快捷的崛起方式。

此前《熱血傳奇手機版》在2015年8月正式上架後，迅速成為2015年後半年的重要手遊作品，不少觀點認為它“很不手遊”，自然看衰其長線成績。但實際上直到2016年上半年，《熱血傳奇手機版》也一直平均保持在暢銷榜前5。因此在手遊生命周期較短的國內市場，數量不多但經常在暢銷榜前列霸榜的端遊IP改編產品，其背後的端遊人口紅利可謂功不可沒。

| 非典型的手遊用戶群體

若只以蘋果榜單來看，《熱血傳奇手機版》的表現非常像端遊的節日效應。其暢銷榜排位首次出現大幅下滑是在2016年春節期間，玩家在長假期間遠離了遊戲，將更多的時間投入到家人團聚、外出旅遊等——這是標準的端遊式長假流失。而在節後，開始慢慢回升並趨於穩定。同樣，穩坐暢銷榜第一名的《夢幻西遊》手遊也在大年初一掉到第二。

而實際上，手遊普遍在春節檔期的表現應該是與端遊截然相反。據DataEye《2015年春節手遊玩家行為分析報告》顯示，去年春節的玩家活躍指數在除夕以外，都有明顯上升。此外由於手遊碎片化和隨時隨地的特征，玩家的遊戲時間也有增長，反倒是《全民飛機大戰》等產品在此期間漲了不少排名。

▼《熱血傳奇手機版》最大的下滑是在春節期間，而這其實與手遊通常的運營節點相反：

因此從產品設計本身和用戶行為反饋來看，《熱血傳奇手機版》的付費用戶（或者說核心用戶）是偏端遊化的。甚至說為了迎合這部分用戶，遊戲在外觀和體驗上仍舊保持著《熱血傳奇》端遊的過時風格——甚至還刻意還原了卡頓感。另外從最近上線便大火的《問道》也不難看出，其營銷策略也集中在“經典重現”、召回老玩家這些方面。

| IP泛濫與市場井噴的後續效應

端遊IP進入紅利期，在於2016年以來手遊市場進入到一個比較穩定的階段，同時隨著“渠道為王”時代的過去，大廠開啟抱團聯動資源的新階段。在當前階段，手遊用戶總量增長已持續放緩近一年，巨頭壟斷了市場的大半份額，創業黑馬和資本投機的機會隨之減少。就連騰訊也意識到市場風向的變化，將IP戰略從自產自造轉變為合作承包。

有觀點認為，一款端遊IP改編的手遊，複刻程度和玩家的認同程度往往成正比——其實並非如此。熟悉動漫IP改編手遊的人都知道，玩家關註的是最直觀的美術畫面和人物形象，而玩法設計和系統架構並非重點。同樣端遊IP改編手遊也是如此，比如《夢幻西遊》手遊的自動掛機跑環，《熱血傳奇手機版》的3V3戰隊爭霸戰，《劍俠情緣手遊》玩家自發演化出來的BOSS金團等，都是當前一些熱門MMORPG的套路而非端遊老玩法。

據艾瑞數據報告顯示：端遊用戶以老玩家為主，即時制/回合制MMORPG和競技類遊戲最受歡迎，並且超過90%端遊用戶同時是手遊用戶。此外，大量已經流失的端遊用戶也對改編的手遊版抱有期待，屬於很容易挖掘到的潛在消費者。因此從暢銷榜來看，當前“端遊IP+開放式經濟系統+適度的推陳出新”這種模式，對於端遊手遊重疊性較高的玩家而言，吸量轉換和消費變現的效果也的確是最大的。

▼據統計，端遊IP改編手遊的熱度在2016Q1開始呈現白熱化趨勢：

| 最後的紅利

去年同期，手遊矩陣曾發表《還有多少億級端遊IP值得我們期待？》一文盤點多個擁有億級用戶數量的端遊IP，其中《冒險島》、《大話西遊》、《劍俠情緣》、《仙境傳說》、《問道》、《街頭籃球》等多個IP都先後推出手遊產品或正在研發中。

對於端遊IP而言，一般需要5到6年的積澱時間來醞釀玩家情懷。因此從2001年到2010年這十年間，在市場上具有號召力的端遊IP也只有《夢幻西遊》、《天龍八部》、《征途》、《劍俠情緣》等少數國產端遊IP，以及《熱血傳奇》、《奇跡》、《地下城與勇士》、《仙境傳說》等海外IP——加起來也就30個左右，對於上千億的中國遊戲市場而言非常有限。

其次從這些IP核心受眾群體來看，中青年群體占了最大比例，當今以95後為代表的青少年群體則占比不高。像《劍俠情緣手遊》的背景題材取自十多年前的單機版，核心框架傳承自《劍網一》和《劍俠世界》，自然讓當前年輕的《劍網三》玩家一時難以接受。故而騰訊在UP2016發布會上，聯合了除網易以外的端遊巨頭，將它們旗下的端遊IP納入承包合作的大戰略當中。另外，騰訊還積極與韓國廠商合作，將《穿越火線》、《劍靈》、《地下城與勇士》等IP拿下進而推出手遊版。

不同於動漫、網文、影視等行業，端遊IP造新血的周期遠遠不及它們，並且粉絲用戶的培養成本也更加高昂。騰訊的承包計劃，難以吸引更年輕一批用戶成為粉絲，以及同一個端遊IP出多款手遊等諸多現狀，無不證明端遊IP就像石油一般屬於不可再生資源。

——然而問題是，這些資源和紅利用盡之後，手遊市場又將迎來怎樣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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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廣常住人口增速放緩，超大城市誰走了誰還在？

原標題：北上廣常住人口增速放緩，超大城市人口疏解誰走了誰還在？

早上7點半，家住北京雙井的孫女士擠進了北京地鐵10號線，前往中關村上班，“人都被擠成了照片”。顧不得與陌生人嚴重擠壓的尷尬與苦惱，她很慶幸自己趕上了這班車。她不知道的是，即便如此，實際上，這條北京最繁忙的地鐵線路，在2015年全年減少了近1億人次的客流量。

截至2015年末，北京、上海、廣州常住人口總數達近6000萬人。但隨著這幾個城市相繼提出人口控制和疏解的政策，去年，北上廣等城市隱現“人口拐點”的信號。北上廣三地政府今年上半年陸續公布的常住人口數據顯示，北京出現核心區人口減少，上海出現人口負增長，廣州出現人口增速階段性放緩。

面對人口疏解，哪些人走了，哪些人會留下，超大城市的人口疏解如何才能找到平衡點?

北上廣人口拐點來臨?

據“新華視點”記者了解，北京市2015年末常住人口比2014年末增加18.9萬人，但增幅下降，與2014年相比少增加17.9萬人。同時，北京2015年末城六區常住人口占全市比重比2010年下降0.6個百分點。

上海市2015年末常住人口總數比2014年末減少10.41萬人。這是新世紀以來，上海市常住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降幅為0.4%。

廣州市2010年至2014年5年內，廣州的常住人口總共僅增長了30余萬人，總體看，“十二五”較“十一五”增速出現階段性放緩。

北上廣人口增長的變化是不是一個拐點?對此有觀點認為，中國超大城市人口自然增長率在下降。在上海，有專家根據小學入學人數、公共交通客運量等較為基礎的數據分析，印證了2015年上海人口自然增長率的確下降。對於“賬面人口”的變化，也有專家指出，其重要動力是政策的驅動，其中大城市嚴控、疏解人口成為主因。

據了解，在被疏解的對象當中，與超大城市定位不符的批發市場、中低端產業從業與就業者占比較大。在北京中關村疏解低端電子賣場的背景下，僅存的幾家賣場之一--“鼎好”大廈負責保潔的陳先生告訴記者：“我在這里工作5年了。剛開始，鼎好一期加二期保潔員工一共150人左右，現在已經不足100人。”

實際上，北上廣地方政府近一兩年都在大力推進人口疏解的工作，而基層官員的任務壓力陡增，在考核指標上甚至排在GDP之前。“市一級大會上，區級官員談起人口疏解指標都十分謹慎認真，不像說起GDP那樣‘談笑風生’。”一位政府官員告訴記者。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車偉認為，當一個城市經濟仍處於快速增長狀態，人口的增加就是必然的結果，做人口減法比做經濟加法確實要難。

記者在2016年北京地方兩會看到，核心城區都將人口疏解問題列入了政府工作報告。2015年北京某區曝光地下公寓大肆改建群租房新聞後，該區區委書記曾親自查辦處理。

“地方政府設立人口紅線，每年設置人口疏解指標，起碼從‘賬面’上給不堪人口壓力重負的超大城市，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方向，並以搬遷市場、拆除違建、清理群租房等城市管理形式積極推進。”暨南大學管理學院教授胡剛說。

北上廣不相信眼淚，被疏解者不願放棄機會

在地方政府強力推進人口疏解的同時，北上廣的巨大資源虹吸效應，仍然讓大量疏解目標人群不願輕易離開。

電視劇《北上廣不相信眼淚》曾經讓很多人看到在超大城市奮鬥打拼的艱辛，但實際上，為了能留在北上廣，很多外來人口努力在政策夾縫中尋找機會。

在北京，一直居高不下的房價、房租，證明了高中低各層面外來人口對於這個大城市的剛性向往。一位銀行業內人士對記者說，從銀行給房地產企業和購房者放貸的角度看，地產投資是人口流入流出的風向標，北京、上海地王頻出，恰恰印證了其強大的人口吸引力。

而在非核心功能疏解方面，根據北京市近期公布的人口疏解計劃，今年，故宮周邊、百榮世貿商城、永外城文化用品市場、南鑼鼓巷主街、簋街和東華門小吃街等區域都要啟動疏解。但在小店被疏解的同時，僅在北京東二環至東四環沿線，至少有十家大型購物餐飲場所數以萬計的中低端勞動崗位都是剛需。

記者日前在北京市東城區某危舊房改造後的新型社區看到，盡管小區里每套房子都價值數百萬元，但在樓房不起眼的入口下面，一條條長長的、坑窪不平的通道盡頭，是另外一種截然不同的生活。在僅1.5米寬的狹長走廊兩旁，每個出租屋門口都堆放著鞋子、水桶、垃圾袋甚至還有自行車等各種雜物。走廊的盡頭是公共洗手間，擠滿了忙著洗漱和方便的住戶。空氣中飄散著油煙、香煙和發黴的氣味，隔著墻也能清楚地聽到出租屋內電視機的嘈雜聲。據“二房東”介紹，這類地下出租屋內多住著從事餐飲行業的服務員和廚師以及其他外來務工人員。

今年4月北京市職業介紹服務中心發布的“2016年上半年北京市人力資源市場供求形勢分析”顯示，北京市上半年服務業用人缺口高達17.6萬人。而中國人力資源市場信息監測中心公布的數據也顯示，上海市今年一季度餐廳服務員、廚工的崗位缺口與求職人數比高達9：1。

在這種情況下，被疏解的人口只得一層層向外轉移。位於北京朝陽區與順義區交界處的孫河鄉，截至2014年底的戶籍人口2.2萬人，而流動人口達5.6萬人。記者多次在孫河鄉沙子營村調查，2016年，隨著產業調整、清理違法群租房等措施，該村外來人口從高峰時的1.6萬人減少至七八千人。離開的七八千人中，一部分返回了老家，還有數千人搬到了位置更遠的順義、昌平等地。

胡剛表示，外來人口集中居住在城鄉接合部，違建遍地，在傳統村莊外形成了外來人口聚居的“村外村”。

人口、資源與利益的平衡點在動態中不斷調整

除了北上廣面臨的虹吸效應與功能疏解之間糾結，大城市還面臨人戶分離帶來的戶籍人口機械遷入與“拖著不走”的問題。據了解，在城市核心城區，由於教育、醫療資源相對集中，不少人青睞將戶籍遷入，給城市人口管理帶來很多弊端，也與人口疏解的大方向相悖。

記者從北京市東城區、西城區拿到的統計數據顯示，兩區戶籍人口比常住人口多了約20萬人。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表示，人戶分離是北京人口疏解面臨的重要問題。而且在北京人戶分離的很多是高端人士，包括國外定居、調離北京、異地交流任職、經商人群等等，這些人“人不在戶籍還在”。

不管是哪一類城市常住人口，當下超大城市受限於資源與環境壓力出臺的人口疏解政策，都將繼續在實踐中尋找平衡點。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長尹德挺指出，人口疏解不能傷害城市自身活力，忽視對部分行業勞動力的剛性需求。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流動人口已成為北京黃金年齡段的就業主體，如在北京16-19歲、20-24歲、25-29歲的常住就業人口中，流動人口分別約占92%、70%和54%，部分行業對流動人口的剛需增強。

上海社科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周海旺表示，對於大城市的人口調控，更應該註重人口結構、素質和合理布局。

除了人口疏解問題本身，其帶來的整體城市功能規劃問題也需要一些新思路。在城市配套服務上，北京市政府提出，要註意批發市場疏解以後菜價、肉價的波動，不能說批發市場一走，菜價一下就上去了，要做好供應。

而對於大都市圈的整體規劃，目前工作在北京、上海，居住在燕郊、昆山等潮汐式工作生活帶來的交通、教育、醫療等問題，也需要統籌協調解決。張車偉認為，在人口調控中應重點解決中心城區人口過密問題，也要統籌都市圈的產業布局、經濟活動和公共服務，引導人口合理聚集。

這兩年受到高度關註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設也與此相關。據了解，通州預計還能承接大約40萬人口。未來，通州將吸納城市核心區的優質醫療、教育資源，全面建立起與北京城市副中心定位相匹配的三級醫療、教育服務體系。

北京計劃今年實現城六區常住人口由增轉降

北京市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上，北京市發改委主任盧彥表示，今年下半年北京將不折不扣完成非首都功能疏解和人口調控任務，努力實現城六區常住人口由增轉降的拐點。為此，東城、西城、朝陽、通州和昌平5個區將率先開展人口調控試點。

另外，當北京編制規劃時，燕郊等區域將被納入其中參與統一規劃，而與本市毗鄰的外埠縣市區則將在空間規劃上與北京對接。數據顯示，截止2015年末，北京常住人口已達2170.5萬。

城六區常住人口今年“由增轉降”

今年上半年，全市常住人口增長繼續放緩，增速和增量均低於上年同期。

在作《北京市201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上半年執行情況的報告》時，盧彥表示，盡管全市常住人口增量、增速較上年同期均有所降低，但總量仍持續增加，根據規律3季度常住人口仍會呈增長態勢。從布局看，上半年城六區人口減量占全年任務的比重較低，年底實現城六區人口由增轉降、完成全年的調控目標，任務十分艱巨。城六區外平原地區和山區人口增量超過往年水平，各區在積極承接中心城人口和產業疏解的同時，嚴控人口規模增長的任務較重。

為此，要努力實現城六區常住人口由增轉降的拐點。盧彥表示，下半年，將在東城、西城、朝陽、通州、昌平5個區分類開展人口調控改革試點。同時，出臺居住證和積分落戶政策，制定《北京市實有人口服務管理規定》，加快推進實有人口和常住人口信息平臺建設，加強人口動態監測。

再退出300家汙染企業90個市場

在非首都功能疏解方面，盧彥表示，下半年將研究制定城六區重點區域統籌疏解治理和產業提升的方案，以重點突破帶動區域集中連片疏解。加快制定出臺非首都功能疏解騰退空間管理和使用實施意見，以及聚焦重點承接平臺有序引導產業轉移的指導意見，細化促進產業疏解相關配套政策。

探索設立非首都功能疏解引導資金，健全疏解存量的倒逼機制和激勵機制，完成300家一般制造和汙染企業退出任務，調整退出商品交易市場90個，推動動物園、大紅門、天意等區域性批發市場疏解取得明顯進展，實現北京城市學院、北京建築大學和北京工商大學新校區年內再入駐部分學生，力爭友誼醫院順義院區開工建設。

北京城市副中心年內完成設計規劃

此外，今年還將完成北京城市副中心總體城市設計和重點地區詳細城市設計，抓緊編制北京城市副中心交通、地下綜合管廊建設、教育提升、醫療衛生服務等專項規劃。盡快完善行政辦公區規劃方案及建築設計方案，保障行政辦公區各項建設順利進行。

與此同時，推進六環西輔路等30條道路工程和運潮減河等4條河流重點廊道景觀提升工程，實現東南郊濕地恢複工程、通燕高速級京津公路綠化提升等項目開工，建設南水北調通州水廠及調水支線、廣渠路東延供水管線，加快建設7號線東延，開工建設八通線南延，大力推進軌道交通平谷線前期工作，建成廣渠路二期，加快推進觀音堂路、潞苑北大街等道路工程前期工作。

盧彥透露，為了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今年下半年，將探索統一編制本市與燕郊等區域的總體規劃及土地、城鄉等專項規劃，完善本市與毗鄰的外埠縣市區空間規劃的對接機制。

（綜合自新華社、北京晚報）

北上廣深人口流入減緩 原因何在

一線城市一直都是外來人口最青睞的地方。不過近年來，隨著京滬等超大城市嚴控“大城市病”、加快產業轉型等原因，一線城市的人口流入速度也明顯減緩。

人口流入變化

根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統計，過去5年，常住總人口增加最多的是北京，共增加了209.3萬，5年總增加了10.67%;上海5年共增加了113.37萬人，位居第二，不過增幅僅有4.9%，在四大一線城市位居末尾。深圳的總人口增加了102.1萬，增幅也達到了9.86%，僅次於北京;總量增加最少的是廣州，5年僅增加了80.3萬，是四個一線城市中唯一一個增量低於百萬的城市。

對比本世紀第一個十年，不難發現，近5年北上廣深的人口流入已經在明顯減緩。從2000年到2010年，北上廣深四個城市年均增量分別為60.4萬、62.8萬、27.6萬、33.5萬人。但是2010年到2015年，北上廣深年均增量分別為41.86萬、22.74萬、16.06萬、20.42萬人。近五年四大城市年均增量均大幅減少。

以廣州統計局發布的數據為例，2015年末，全市常住總人口為1350.11萬人。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總人口1270.08萬人相比，五年間共增加80.03萬人，增長6.3%，年平均增長率為1.23%，比前十年低了1.25個百分點。

近五年，四大一線城市人口的減緩，都有哪些原因呢?就實際情況來說，盡管四個一線城市都是人口超過千萬的超大城市，但情況各有不同，尤其是京滬兩個超一線城市人口已經超過2000萬，出現了人口過多、交通擁堵、生態環境等“大城市病”。為了從病根上破解這些問題，京滬相繼提出了人口控制和疏解的政策。

例如，近幾年北京積極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人口流入速度也在減緩。數據顯示，北京市2015年末常住人口比2014年末增加18.9萬人，但增幅下降，與2014年相比少增加17.9萬人。

上海市2015年末常住人口總數比2014年末減少10.41萬人。這是本世紀以來，上海市常住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降幅為0.4%。其中，外來常住人口981.65萬人，同比下降1.5%。相比2014年996.42萬的外來常住人口，2015年上海外來常住人口減少近15萬。

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人口研究所所長、部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郁鴻勝此前對本報分析，2015年減少的15萬上海外來常住人口以外來務工人員居多，此次外來常住人口的減少與房地產本身並無直接關系，主要是與上海的產業結構調整有關。

廣深人口流入還有多大空間

廣州、深圳雖然人口也屬於人口超過千萬的超大城市，但與北京和上海有較大差距。例如，廣深的人口加起來與上海差不多。廣深的所面臨的“大城市病”遠沒有京滬那麽嚴重，因此這兩個城市在人口疏解和控制方面也沒有京滬那麽嚴格，在落戶方面也比京滬容易不少。

實際上，廣州未來的人口還有很大的增量空間。今年2月中國政府網公布了《國務院關於廣州市城市總體規劃的批複》，批複提出，到2020年，廣州市域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萬人以內。也就是說，5年內廣州還有450萬的增量空間，這一數字是過去五年增量(80.03萬)的5倍多。

過去5年，廣州人口流入放緩，主要還是跟近幾年廣州自身產業發展轉型緩慢、新興產業發展薄弱有關。

在這個被資本和科技所主宰的社會，一個城市要有絕對的話語權，必須在兩大產業上有突破，即金融和高科技產業，或至少在某一個產業傲視群雄。

正是因為在這兩大產業上都不占優，以傳統產業為主的廣州一線城市的地位近幾年也受到了不小挑戰。不過，這兩年來，廣州產業轉型升級的步伐也在不斷加快，尤其是廣州正利用傳統商貿的優勢，在現代商貿轉型。再加上廣州最為““親民”的房價。如果加上合理的政策配套，那麽廣州有望成為外來人才創業和落戶的好去處。

深圳的情況又與京滬、 廣州有所不同。深圳的產業轉型升級堪稱典範，目前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高附加值產業、未來型產業的布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已經體現出了強大的作用。

反映在人口增量上，深圳近五年的人口數據增量分別是10.95萬、8萬、8.15萬、15萬、60萬。值得註意的是，2015年股市和樓市熱之下，深圳的人口增加了60萬之多。

盡管，目前深圳仍是四大一線城市中人口總量最少的城市，但是深圳目前面臨的人口壓力也不小。尤其是在土地發展空間方面的壓力。由於當年設立經濟特區時規定一個特區附帶管理一個縣(珠海帶鬥門、深圳帶寶安、廈門帶海滄)，因此深圳的總面積只有1900多平方公里，相比北上廣以及杭州、南京等城市，深圳的土地面積少得可憐。去年，深圳全市建成區面積已達900平方公里，剩下的主要是山體等生態控制區，可供開發的土地已所剩無幾。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曲建說，預計未來十年，深圳還將有幾百萬人口流入。深圳要有接納幾百萬人口的能力，首先要解決工作和居住宿問題，最直接的就是空間問題。

面臨用地窘境，地王頻出的深圳，未來5年將繼續填海工程。按照2016年6月出臺的《深圳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五年行動計劃(2016~2020年)》，深圳將再填海50平方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