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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大城市病，不能依靠疏散人口

2016年2月23日，北京四惠橋晚高峰時段堵車嚴重。（視覺中國/圖）

陸銘、傅蔚岡從不同角度的研究都表明，人口不是城市的負擔，解決之道在於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增加公共服務的供給，而非減少需求。

交通擁堵，汙染嚴重，大城市病是不是該靠疏散人口來解決？

2016年5月29日下午，在“大國·城市”2015年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年報發布會上，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陸銘、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執行院長傅蔚岡都給出了否定的回答。

兩人不同角度的研究都表明，人口不是城市的負擔，解決之道在於提高城市的管理水平，增加公共服務的供給，而非減少需求。

“城市是方便人們見面的地方，因為當面溝通的效率最高，也更充分。大量現代服務業以知識技能為核心投入品，這些產業需要人和人通過見面促進思想的交流信息的傳播，並且在這個過程中產生新的信息，然後帶動整個科技和思想的進步。”在陸銘看來，城市的聚集效應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從全世界範圍來看，整體趨勢也是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並且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

例如近年來日本總人口減少的背景下，東京都的人口不降反升，一個城市的人口占到了全國的十分之一，整個東京圈的人口超過三千萬，占全國的三分之一。這樣的人流量讓東京能夠建成覆蓋全市甚至跨城的鐵路網絡，公共交通方便高效了，開車的人也就少了，城市擁堵和汙染問題從而得到緩解。

“東京的地鐵出行在全球大城市里是最高的，地鐵出行占到整個居民出行的比例是86%，高峰期91%，上海如果未來需要建30多條地鐵線甚至有長途的大規模的地鐵，人多一點，只有更好，而不是更壞。”陸銘說。

他認為這反映出政府決策過程中的一個思維誤區，出現問題後總是先想到減少需求，而不是增加供給。城市病一出現就要疏散人口，外灘踩踏事件一出來，就決定停辦大型活動，其實供給側改革才是更好的解決方案。

在陸銘看來，人口疏散到郊區之後，每天早晚高峰時通勤人數的增加讓擁堵變得更加嚴重——除非疏散得更遠，讓人們只能選擇在附近就業和消費。但那樣一來，城市的聚集效應就沒法體現出來，無論經濟還是生活，都會變得不再充滿活力。上海未來如果要做全球城市，應該在中心城區加密的基礎上規劃郊區，聚集活力，並且以人為本，形成多元族群、多種技能、多樣文化的互補與包容氛圍。

不同於一些宜居城市的評選，陸銘認為最宜居的城市首先應在活力、便捷和環保這三個方面處於領先地位。否則無法解釋，為什麽那些所謂的宜居城市，人們偏偏不願意去，全世界範圍內，都朝大城市集中。

傅蔚岡的關註點更側重公平。他註意到對城市人口的控制帶來了非常多的社會問題，如就業歧視、流動人口的義務教育入學、社保的異地報銷與跨區域轉移，住宅和車輛的限購和限行等。

這種一國範圍內以省份為單位的政策分割隨處可見，增加了大量的制度成本。“上海的車牌是世界上最貴的車牌，但你如果開到杭州，高峰期有些路還是不能走，去北京可能連五環都進不去。經濟效率自然受到很大影響。”傅蔚岡說。

對比2009年美國區域經濟與人口分布，以及2010年中國省級經濟總量和常住人口分布後，傅蔚岡發現，雖然美國各州的GDP差距很大，但人均GDP在全國範圍內基本持平，最高和最低只有兩倍——經濟最發達的地區，聚集了最多的人口。相比之下，中國各省份的經濟總量相對更為平均，除以人口後差距卻變得很大，最高和最低能達到四倍。

“這是因為戶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動。過去我們的思路是，東部發達起來以後，國家把更多的錢投到西部，這樣才可以促進平衡發展。但如果我們放開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人均GDP上反而更容易實現平衡。“傅蔚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