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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邊緣人在改變世界

社會邊緣人殺童釀悲劇 毒品地雷早該拆了

為什麽成功的總是“邊緣人”？

經緯創投 2016-05-27 12:59

黑馬說：邊緣人最大的好處就是對什麽他都不信以為真，不認為本來就應該那樣，什麽東西他都會保留一個質疑的、側目而視的姿態。——作家嚴歌苓

有一種人，他們站在群體中，卻不屬於任何群體。他們往往有著與眾不同的思考，往往有著難以定義的個人色彩，往往被視為“格格不入的邊緣人”。

他們看起來總是奇怪的，因為缺乏“被標簽化”的特質，他們看起來離公認的成功人士所有需要的充分條件非常遙遠。然而吊詭的是，許多看起來不怎麽樣的邊緣人，恰恰最終顛覆了世界，比如你們都很愛的喬布斯……

“邊緣人”這一概念最早由德國心理學家庫爾特·勒溫提出，指的是對所處的社會群體參與度不完全的人，在“內部人”看來，他們特立獨行，讓人難以捉摸，邊緣人在各個方面都脫離主流社會群體方式的人。他們因為難容於世，故而生活往往容易惹來非議；因為少人理解，故而內心仿徨不安。

在矽谷，如今車庫里誕生創業公司是一件再平常不過的事情了。然而，在1976 年，所有人包括創業者自己，都看不起在車庫里創辦的公司。

如今的美國，印度工程師已經非常常見了。但時間往回推，他們也曾有過無法融入的窘境。谷歌現任CEO皮查伊現在是全球薪酬最高的高管之一，他今年2月拿到谷歌發出公司有史以來價值最高的股票獎勵——1.99億美元的受限股(按當日市值計算)。皮查伊出生於印度，且家境貧困，據說他剛去美國念書的時候，甚至連書包都買不起。

這樣的名單，我們還能非常容易地拉得更長：Adobe的CEO山塔努·納拉延/思科首席技術官帕德馬錫·沃里奧/德意誌銀行聯席CEO安舒·賈恩/百事可樂公司CEO英德拉·努伊……

Paul Graham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提到這麽一個現象，許多創始人因為自己是“邊緣人”而無比的苦惱：

很多創業者，已經有了一家真正公司該有的東西，比如設計不錯而且性能優良的產品，你會覺得，他們本應更加自信才對，事實卻不是這樣。我見過很多創業者，他們創造了能夠改變世界的產品，但卻為「我沒有漂亮的商務名片、我的辦公場地看上去很low」這類的瑣事而焦慮。而這個過程，很多創業者也都經歷過。

我們想說的是，不要被看似正確的集體認識所束縛：偉大的人不是生下來就偉大的，而是在成長過程中顯示其偉大的；偉大的藝術品不必追隨潮流，他本身就能引領潮流。

許多時候，偉大總是來自於邊緣人物，他們所代表的不屈意誌與行動，恰恰是誕生新事物的起點。那麽為什麽成功的總是這些邊緣人？

“邊緣人”的視角

好的想法往往是邊緣人想出來的，因為他們從來不在任何一個既定的“圈子”內。所以當視角由外向內投射，往往能照見內部精英看不見的地方。邊緣人總是不停尋找前進的縫隙，因此他們有勇氣break things，對於行業動向有更加敏銳的感知。

《廣告狂人》的男主角唐 · 德雷柏，脫胎於現實人物 喬治 · 路易斯——美國歷史上最有天分的廣告藝術家。1931年，Lois出生於希臘移民家庭，從小因為長相和語言問題被其他小孩取笑，因為那個時期WASP（安格魯撒克遜裔美國新教徒）是美國的主流，抗爭與融入是邊緣人Lois一生都在追求的東西。

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傳統的解說式廣告一度在美國市場占據統治地位。當時有一大批歐洲現代派人士移民美國，帶來很多先進觀點，Lois率先察覺到他們的可貴之處，所以在廣告中加入大量新鮮、人性化的宣傳詞，從而做出了許多深入人心的廣告。

這個“廣告界的莽夫”、“麥迪遜大道上的瘋子”在25年的創作中，完成了13224個作品。他挑出其中的260個創意，寫出了“大眾傳播學的《聖經》”——《廣告的藝術》。作家海勒評價說：“他的創意總是出其不意，充滿了叛逆，但反而更能打動消費者心理。”

對於擁有安全感的內部人，他們有著既深且重的枷鎖，他們在意內部的認同，在意同行的審視，在意的東西如此之多，以至於他會選擇大家都熟悉的方式工作，試圖去討好所有人。但大家都滿意，並不能自然而然地等同於傑出，甚至有時候意味著平庸。

“邊緣人”的冒險

邊緣人另一個成功的原因他們“一無所有”，所以不會患得患失：反正沒有什麽可失去的，那不如去拼，去冒險，大不了清零重來；而內部人士則會被名利所累，他們無法接受衣冠楚楚的精英範兒零落成泥。

被譽為亞洲劇場導演之翹楚的賴聲川，是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的戲劇博士，當他從美國回到臺灣時，面對的是因為戒嚴政策而荒蕪如沙漠的文化市場，相聲藝術銷聲匿跡，民眾根本不知劇場為何物。他在一所剛成立一年的藝術大學里任教，卻連教材也沒有，臺灣本土也沒有戲劇作品可供分析。除了一身戲劇才能，他一無所有。這樣的窘境里，賴聲川在自己的家里成立了“表演工作坊”，他做導演編劇，妻子是制作、行政，帶著沒有接受過相聲訓練的演員，創作出《那一夜我們說相聲》，戲劇藝術在臺灣活了。

賴聲川是相聲藝術的門外漢，臺灣曾是戲劇的荒漠，他作為一個邊緣人行走在邊緣之上，盡管一無所有，但拼一拼，就有了後來的《桃花源》、《寶島一村》、《如夢之夢》……

昔日的成功、他人的贊賞，某種程度上來看不是蜜糖，而是脫不下來的紅舞鞋。對待生命不妨大膽冒險一點, 因為好歹你要失去它。如果這世界上真有奇跡，那只是努力的另一個名字。生命中最難的階段不是沒有人懂你，而是你不懂你自己。

“邊緣人”的弱小與抗爭

作為一個行業的邊緣人，能夠獲得的資源和幫助是十分有限的，很多時候恨不得一個人掰成兩個使，但這並非一件完全的壞事。因為這樣你就有機會事必躬親，學習每個環節，從而提升自己。也只有你可以清楚知道要如何實現自己的想法，與其讓別人搞砸了你的事，不如自己親力親為。

而內部精英則會逐漸進入管理層，他們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分配工作任務上，為下屬提供幫助，監督他們更好地完成工作。但是做好工作的能力不是人人都有，如果遇到了比較糟心的員工，管理層的精英們還要為之彌補過失，疲於應對，最後的結果很可能並非精英們希望見到的。

戴爾·齊胡利曾經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玻璃藝術家，但是他已經有二十多年沒有吹過玻璃，因為這些事情會有助手替他做。但助手不是他，藝術創作也不能由別人代為實現，所以他已經很久沒有值得稱道的藝術作品問世。

精英們漸漸遠離了原本擅長的事情，也沒有時間去思考和創造。

邊緣人的成功很難用什麽定義來框住，因為他們身上最大的標簽就是沒有標簽。即使你覺得自己符合邊緣人的某些特質，也不能保證你一定會成功。Paul Graham針對邊緣人給出了一些“不成熟的小建議”。

關註新事物和被忽視的東西

精英成為精英，因為他們深知自己擅長什麽，所以尤其專註和用力。這也意味著他們忽視了專業以外的事情。要避免以卵擊石的悲劇，邊緣人應該尋找這些精英們忽視的事情，還有新生事物，趁內部人還未回過神來，迅速成為專家。很多內部人覺得不行，或者不重要的地方，就是邊緣人成功的機緣所在。因為你解決了精英都做不到的事情。

模仿“精英們”好的地方

我們崇拜那些已經成功了的精英，自然而然想要模仿他們，想知道他們每天工作幾小時，是喜歡晨跑還是夜跑，工作的時候會不會罵臟話……若是奉喬布斯為教主，就學著他在公司里武斷專行？若是羨慕Richard Branson締造的維珍帝國，就學他玩世不恭？

盡管模仿是一種快速進步的學習方式，但是真的沒有必要連缺點也學啊。精英並非聖哲，他們身上有的是原裝的缺點，成名後養成的惡習。因為家大業大，所以才能無所謂。但是邊緣人不行，這些缺點會導致事業在剛起步時就傾覆。故而模仿精英們好的地方就行了，沒比要學缺點。

Try it！

嘗試做點什麽，是邊緣人最大的力量。這種試探是出於好奇心，是你自己決定要做些什麽。從興趣和愛好出發做事情，就不會有“我在完成工作”這種消極的心情，拖延癥也奇跡般地治愈了。

Paul Graham說，“像許多20多歲的年輕人一樣，我曾經把時間浪費在‘我該做些什麽’的焦慮上，但實際上我應該少花點時間去猶豫和焦慮，而是應該多去嘗試一些真正有意義的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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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邊緣”與“邊緣人”

中國留學生代購調查：效仿跟風入行 遊走在法律邊緣

留學生代購在近年來呈現出方興未艾之勢，無論是留學歐洲、北美、澳大利亞，還是留學亞洲，代購已經成為中國留學生中非常普遍的現象。

代購就是代理購買，留學生代購一般指留學生在國外為國內人員代理購買商品，並將商品運回國內，最後將商品交給消費者的行為。

在淘寶網上搜索“留學生代購”，網頁會迅速顯示出上百條留學生代購信息。代購的地區包括韓國、日本、意大利、澳大利亞、美國等多個國家；代購的商品種類有化妝品、服飾、奢侈品、奶粉等。

除了淘寶等電商平臺上有著非常多的留學生代購平臺，微信朋友圈、微商是留學生代購的另一個集中地。留學生在微信朋友圈里做代購，一般會實時地更新商品信息，通過將商品圖片、商品相關信息發布朋友圈，將信息傳輸給朋友圈里的潛在顧客。

現讀大學本科三年級、在意大利聖心天主教大學交流的劉曉敏(化名)介紹，在意大利的留學生中很多人在做代購，她也是其中的一個。“我是我們這批同學中第一個做代購的，主要做包包等奢侈品代購。同學見我賺了一些零花錢，也都做起代購來了，她們主要做化妝品代購。”劉曉敏說。和劉曉敏一起到意大利交流的中國留學生中，差不多10個留學生就有3到4個人做代購。因為地處米蘭這樣的時尚之都，所以代購的商品以奢侈品和化妝品為主。在做代購的留學生中，絕大多數是女生。

代購緣由呈現出相似性 金錢、人際、體驗成首選

這麽多留學生做代購，原因不外乎追求利潤、增加個人的生活體驗和擴寬人際圈。

現留學於德國，主要做德國鋼筆代購的劉則銘(化名)介紹，之所以選擇做代購，主要原因是代購能夠比較輕松地賺取可觀的收入。“我現在靠代購來養活自己，也掙了不少的錢。”劉則銘說。他不願意透露靠代購獲得多少收入，但他表示畢業後很可能會專門做德國代購。劉曉敏保守地介紹道，她通過做代購每個月平均能夠獲得2500元的利潤，這對於一個留學生來說，是一筆賺起來比較輕松的額外收入。

除了能夠在代購中獲得一筆不菲的零花錢，能夠認識不同圈子的人、擴寬交際圈也是留學生代購的一大動力。劉曉敏說：“我在代購過程中認識了很多人，很多都是我朋友的朋友，我的朋友也會在他們微信里幫我宣傳，他們的朋友通過找我代購，很多也成為了我的朋友。這些人有金融行業的、事業單位的，也有教師、個體經營者，我覺得做代購是認識新朋友的一個很好的平臺。”

還有一部分人主要為了豐富自己的生活體驗而做代購。“我做代購主要是為了體驗一下代購的生活方式，賺錢不是我最主要的目的，但也是可觀的收獲。”現在意大利留學並從事代購的王雪(化名)說。

效仿跟風做代購 遊走在法律邊緣

很多留學生做代購，是出於對他人代購行為的效仿和跟風。

王雪介紹到，自己做代購主要是因為身邊很多人也在做代購。“身邊的同學都靠代購賺了不少的零花錢，代購操作起來也比較方便，所以我也加入了他們的隊伍。”王雪說。

在韓國留學的李小慧(化名)身邊也有很多中國留學生做代購。“身邊很多同學做代購都是因為受到其他人代購的影響。一開始他們就是給身邊的親戚朋友帶一點國外的物品，也不涉及到交易，僅僅是將物品幫忙從國外帶回來。後來就會幫朋友的朋友帶物品，這時候就會收一點‘小費’了，接著規模慢慢做大。因為不了解法律，所以即使有什麽行為和法律不符自己也蒙在鼓里。”李小慧說。

通過聲稱“自用”而蒙混過關，或者將過海關的程序完全外包給他人，使留學生的代購行為往往遊走在法律邊緣。一種為人們普遍采用的方式就是拆掉商品包裝，消除“商品”痕跡，形成“自用”效果。劉曉敏介紹到，她主要代購意大利的箱包等商品，常常會委托在意大利旅遊的朋友、來探望自己孩子的同學家長將商品帶回國內。為了方便攜帶和順利過海關，她會將商品的外包裝拆掉，這樣放到行李箱就能夠作為“自用物品”過關了。

另一種常見的方式就是將代購物品的郵寄外包給專門的快遞公司。“我們在論壇上認識了一家專門做國際快遞和清關的公司，我們將商品交給快遞公司，他們讓商品過海關並順利交到消費者手上。”王雪說。“為了減少繳稅的可能性，我們一般會將商品單件郵寄，商品價值盡量控制在5000元以內，這樣就不用繳稅了。”

【第一領導力專欄】透過邊緣視野看創新

塞爾維亞的行為藝術家亞伯拉維克(Marina Abramovic)一向以驚世駭俗的創意揚名。她曾在紐約當代藝術館中靜坐736個小時;曾讓觀眾選擇各種材料感觸她的身體，包括上了膛的手槍。亞伯拉維克的教學方法也頗具行為藝術特征。

她會在學生面前放上1000頁空白的紙張，讓學生自由發揮記錄下創意，然後把好的放在桌子一邊，壞的扔到桌子下的廢紙簍里。課後，她首先關註的卻是那些被扔進廢紙簍的創意，因為它們往往是學生敢想卻不敢去做的突變創意。這一教學實驗也表明，被邊緣化的思想經常暗含主流無法企及的新視角和創意思維。

今年在上海參加的一次創新論壇上，一位主題發言人系統展現了一個互聯網能源管理企業的遠景：他們可以利用互聯網和區塊鏈加密技術精準計算出客戶的能源消耗量，可以對分布於世界任何角落的能源系統實施有效管理。他們跨越式進步的下一個目標就是為全球各家各戶提供能源管理平臺。

筆者在現場對一位編輯評論說，這位發言人已經被想象的成功摧毀，因為如果真的如他所想，那麽軍事沖突完全可以被能源控制替代，能源效率的邏輯又怎能置於國家安全的邏輯之上?專註於工程奇跡的工程師往往無法透過社會和政治的邊緣視野看到解決方案的荒謬性。

在靜止不晃動的視力檢查表前，專註凝視就可以獲得視力測評的結果。在目標無異議的市場中，專註產品與營銷就容易促成小米過去的奇跡。但在動蕩的環境中，企業必須具備“邊緣視野”(Peripheral Visioning)。

上世紀50年代，心理學家布倫瑞克(Egon Brunswik)用眼睛的“透視鏡”原理比喻人們處理信息和選擇決策的過程。人的眼晶體瞳孔具備聚光和捕捉邊緣視線的兩種功能(同時運用桿細胞和錐細胞)。換言之，專註是暫時聚光，利用邊緣視野調整下一個聚光點是持續的活動。布倫瑞克認為，人的心理感知過程也如此。喪失邊緣視野的決策註定容易落入“專註的陷阱”。

蘇默克(Paul Schoemaker)把上述心理學的邊緣視野概念運用到商業策略中，建議商業領袖要有“視差”能力(Parallax)，即同時從不同的角度觀察一個目標，並看到它們之間的差別和價值。

五年前，對一群專註於降低成本的太陽能板生產商，筆者曾經建議嘗試用工程和生活美學的兩個角度看待太陽能板的未來：“今天，你們擔心因為不便宜，用戶不買。能否想象，未來你們廣告的潛臺詞是‘因為貴，所以我能消費!’如果太陽能板成為一種炫耀消費，它就能跨過現在的成本壕溝。”

10月30日，馬斯克收購的太陽城公司在洛杉磯的環球影城“首映”了豪華版太陽能板，通過此舉或許可以發現，工程解決不了的性價比，透過美學的邊緣視野，可能不再是問題。

再以喪葬業為例，筆者和北歐一家設計公司討論，既然生日可以每年慶祝，離別為何不能?我們還沒有找到每年慶祝離別的方式，但卻通過邊緣視野發現，決定喪葬花費的是一個家庭的年長女性。以她們的眼光看產品和服務，設計公司有了許多新方案。

同樣的“視差能力”也可以運用到國有企業的改革創新中。在上海的一次幹部培訓中，筆者與參會人員討論發現，如果人工智能大發展，工業4.0形成全社會的生產與消費的集成，共享經濟深入人心，那麽就沒有比國有體制更合適的制度來實現“按需分配”。人工智能生產將能夠滿足社會的基本需要，而未來集中的社會矛盾存在於人工智能創造的剩余價值歸屬問題。相比於私營企業，國有企業的性質更適合解決“人工智能的剩余價值歸屬問題”。這樣一來，國有企業存在老問題，透過邊緣視野觀察後將展現出無可替代的新價值。

沒有視差能力的人會怎樣感知世界?一位好事的英國人發現，從深山老林中出來的馬來部落首領第一次參觀現代化的新加坡。首領不為高樓大廈和車水馬龍的街道所動，最關心的是街頭香蕉商販用的推車，認為一個推車能運那麽多香蕉，太厲害了。達爾(George Day)和蘇默克用這個實例說明，沒有合適的認知框架，再強烈的反差信號也不能入這位部落首領的法眼。

依據前人的研究，我們得到邊緣視野的運用框架。它可以用“4V”來代表。

如果組織能力低、環境穩定，那麽企業還是安分守己地專註於價值客戶和增值產品(Valuable)。如果能力低、環境動蕩，這樣的企業最脆弱(Vulnerable)，最需要投資於開拓邊緣視野。如果能力高、環境穩定，企業可以用自己的“視差能力“把創新轉為組織下意識的習性(Visceral)。假如能力高，環境動蕩，邊緣視野則可以讓企業保持高度警覺而不失重心(Vigilant)。

對於處於動蕩環境中，同時具備較高視差能力的企業，它們需要看到不確定性的價值。“我們不知道我們不知道什麽!(unknown unknown)”，這種“奈特不確定性” (knight uncertainty)對低能力的企業是詛咒，對具有高度邊緣視野的組織則是福音。在後者看來，識別問題的能力遠遠比解決問題的能力有價值。

1929年12月，通用汽車公司的年報上有這樣一段說明：我們投資福科(Fokker)航空的原因在於它是此領域的新秀。目前，沒有人可以預測航空交通的未來。不過，通過該投資，我們能提高識別交通行業未來問題的知識和能力。福科航空就是後來的波音公司，全球航空制造業的主力軍。

英特爾前總裁格羅夫(Andy Grove)認為，全球產業正邁入裂變的拐點。若要實現充滿希望的未來，我們不能只關註過去的成功，必須學會通過邊緣視野透視創新的可能性。

(作者為加拿大萊橋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複旦大學管理學院EMBA特聘教授，他最近致力於研究創新領導力)

現場直擊|蘋果上海七寶開店 向城市邊緣滲透

12月10日，蘋果在上海七寶開出第7家零售店。這也是2016年以來蘋果在大中華區開出的第17家零售店，至此大中華區零售店數量增加到45家。上海也成為亞太地區擁有蘋果店最多的城市。

早上8點多，還未開門的蘋果七寶零售店門口就已經排起長龍，據記者目測，排隊人數至少有500人。到了10點正式開門營業後，半小時內有近千人入店。進店顧客大部分都是年輕人，但是也有坐在手推車里的嬰兒和趕時髦的老年顧客。

特地從徐家匯趕過來的小劉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此前在市中心開店的時候根本擠不進去，這里人相對已經比較少了。”他的同伴小王說，他是收到蘋果公司郵件通知七寶開新店，所以過來看看。而另一位果粉小張說，他是通過蘋果的App得知新店開張的。他開玩笑說：“今年是2017年，蘋果推出iPhone 7，今天又是在七寶，看來‘7’是蘋果今年的幸運數字。”

與蘋果通常選擇在市區核心地段開店的傳統不同，七寶地處上海西部閔行區，與青浦相鄰，為何選擇在這里開出最新門店，蘋果零售業務中國東區總監Christian Ronneberg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七寶靠近虹橋機場和虹橋火車站，有很多外籍人口和國際學校。我們非常高興能夠參與這里的持續增長和發展。”

不過Ronneberg未透露明年蘋果在華新增零售店的目標。今年年初庫克曾表示，2016年蘋果在中國的零售店將擴充到40家。從目前45家的規模來看，蘋果的新店數量已經超過目標。

Gartner分析師盛陵海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蘋果在這一線城市的市場占有率已經相當高了，他們缺的是二三線城市的市場。七寶算是新的住宅區，附近有萬科等樓盤，新上海人很多。”今年1月，蘋果在二三線城市新開業的門店包括沈陽、廈門、南京和青島等地。

從七寶開店來看，蘋果的線下渠道進一步下沈了。截至目前，蘋果在二三線城市以及農村地區的銷售渠道主要是線上。根據12月1日京東研究院公布的數據，今年1月至7月，農村網購智能手機排名中，蘋果位列第一，其次是華為和小米。

今年以來，蘋果在中國的開店速度明顯加快了。蘋果希望增加實體店零售渠道的原因之一，在於很難搞定中國的運營商。三大運營商大幅削減購機補貼後，此前過度依賴運營商的手機廠商都面臨渠道危機。有的廠商選擇擴大電商渠道，而蘋果希望通過建直營店來解決。網上有分析稱，蘋果要想把目前零售渠道的銷售比例從20%提高到50%，這意味著至少要再新建400多家店。

值得註意的一個趨勢是，中國科技品牌也紛紛效仿蘋果，增加了線下實體零售店的布局，以提升品牌形象，為消費者提供更加優質和個性化的購物體驗。華為目前已經在中國設立了超過500家零售店。而五年前，華為手機業務還不動聲色。華為消費業務部執行副總裁趙科林(Colin Giles)認為，手機制造商無法忽視實體店，中國消費者渴望獲得優質的購物體驗。

目前蘋果在中國的市場份額排在華為、Oppo、Vivo和三星之後。凱度消費者指數中國區總經理虞堅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蘋果零售店擴展可以幫助蘋果進一步提升品牌形象，在競爭日益激烈的中國智能手機市場獲得新的消費者。”根據凱度消費者指數提供的數據，蘋果iPhone 7在中國上市三個月以來，成為第二暢銷手機，占智能手機銷量的3.8%，這帶動iOS智能手機份額回升至17.1%。

互聯網醫院：“邊緣革命”這一年

從12月8日微醫創始人廖傑遠正式宣布盈利，到12月10日好大夫銀川互聯網醫院的正式落地，最近，互聯網醫院再成行業“熱詞”：它的商業模式似乎正變得逐漸清晰，挑戰者的陸續加入也正帶來“鯰魚效應”，這會讓此前一直對移動醫療抱有遲疑態度的醫療資本再次動心嗎?

即將過去的這一年，可謂互聯網醫院元年：根據第一財經的不完全統計，截至今年11月，全國互聯網醫院的數量已經超過了40家，其中超過30家互聯網醫院是在今年誕生。

“把寶貴的時間留給需要我的人”

不同級別的醫生，在互聯網醫院往往有著不同的訴求。

“我希望可以幫助到更多迫切需要我的病人，但現在在傳統醫院，醫生和患者相互之間渠道並不通暢。病人常常不知道哪個醫生是適合自己的，很多專家也難以碰到真正在疾病上需要自己的病人。”複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副院長馬昕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對於馬昕而言，互聯網醫院現階段最大的價值在於，身為一個骨科專家，互聯網醫院可以幫助他和患者更好地實現“精準預約”。

“過去我沒辦法決定誰來看病，但是現在我會在看完所有掛號病人之後在多拿出一些時間來，給我認為最需要我、我最能幫助他的病人。”馬昕一邊說著，一邊打開了手機APP給記者演示，一些迫切希望馬昕給自己看病的病人出現在了“預約管理”一欄，而他可以根據病人的病情、描述來發現自己認為最急迫需要進行治療的病人。

“因為目前分級診療還沒有推進到位，所以很多大專家還在門診看著很多不該他看的小病，如果每次可以在門診多看十個特定病情的患者，對於醫生的科研、醫術提高都會很重要。我們常常碰到完全可以在基層解決問題的病人一定要在三甲醫院去掛300元的專家號，這其實是一種醫療資源的浪費，我也想把寶貴的時間留給需要我的人。”馬昕說。

盡快給病人解決疾病、找到符合自己所帶領的專家團隊的患者、為臨床和科研做準備，這是作為骨科專家而言，馬昕所總結的參與互聯網醫院的價值。

據他透露，在華山醫院，去年參與互聯網醫院服務的醫生還不太多，但今年預計已經有了1/3的醫生在參與這種醫療活動，並且這一人數還在不斷增加，在這其中，年輕醫生是主要群體。

“對於很多小醫生而言，長期在大教授的團隊里其實施展的空間也會有限，體制內畢竟還是會有一些等級的壁壘，但是在互聯網上他卻可以做一個弄潮兒，可以通過自己的勞動獲得名譽和收入上的回報。”馬昕說。

他坦言，自己絲毫不擔心這種新興的醫療模式對傳統體制醫院的“挑戰”，他也不願意扼制醫生去參與互聯網醫院的行為，“人才是醫院賴以生存的生產力，對於三甲醫院而言，現在壓力太大、病人太多，應該被分流，我們也希望減壓，讓三甲醫院可以回歸本質：解決疑難雜癥、做好臨床科研以及醫務人員的培訓。”

跨越“牌照”

對於互聯網醫院而言，一直都是理想豐滿，現實骨感。去年，國家衛計委新聞發言人宋樹立在公開場合表示，除醫療機構提供的遠程醫療外，其他涉及醫學診治的工作不允許在互聯網上展開。這條規定一方面戒嚴了互聯網醫療的開展許可，另一方面意味著，“互聯網醫院”這張牌照成為了移動醫療公司能否在切中醫療核心業務的情況下生存的生死牌。

現在看來，能否滿足地方政府以及衛計委的醫療需求，成為互聯網醫療公司能否拿到牌照的關鍵。

以好大夫與銀川市人民政府共建的銀川智慧互聯網醫院正式落地為例，對於銀川而言，作為一個西部城市，高端醫療資源一直比較缺乏，而好大夫的“任務”則是將東部優質的醫療資源通過互聯網醫院輸送到銀川及周邊地區。事實上，回顧這一年來互聯網醫院的相繼落地，地方政府對於地區高端醫療的需求一直都是最主要的動力。

好大夫創始人王航對記者坦言，此次銀川智慧互聯網醫院的落地成功最關鍵的因素在於此前銀川市政府通過的“一個辦法，兩個制度”：即《互聯網醫院促進辦法(試行)》、《銀川互聯網醫院管理工作制度(試行)》以及《銀川互聯網醫療機構監督管理制度(試行)》，其中明確了政府各部門指責以及銀川市審批局負責醫生多點執業備案。。在政策的推動下，好大夫線上已有的13.6萬多醫生群體可以在銀川互聯網醫院進行多點執業的備案，從而“合法”行醫，在目前，已經註冊在案的互聯網醫院醫生群體達到一萬人左右，其中82%的群體來自大型三甲醫院。

“對於我們而言，目前仍然是嚴格鎖定線上，不做線下的重複投資。”王航表示，但他也坦言，盡管目前好大夫每天產生的交互量可達20萬次，但目前多以免費義診為主，實現收費的只有5%，目前還處於投入期。

第一財經記者通過梳理發現，在目前40余家互聯網醫院的合作模式中，以微醫、阿里健康、好大夫等為代表的互聯網醫療企業與醫療機構、地方政府作為聯合發起方成為互聯網醫院的主流模式。東軟熙康、智業互聯為代表的IT服務商參與建設了約1/3，成為互聯網醫院的第二陣營。此外還有醫藥類企業、政府、醫療機構等自主建設的互聯網醫院。

進軍“核心”

在醫療領域的外圍兜兜轉轉了幾年，創業者們終於決定從“周邊”向“核心”進軍，做出這一舉動的核心還是為了商業化。

以布局較早的微醫集團為例，一年來，烏鎮互聯網醫院的總收入為8億元，在所有收入中，健康險占比60%。

拓展到其他互聯網醫院，營收模式也大都圍繞著醫、藥、健康險展開。

“輕問診、掛號一定都不是互聯網醫療的核心，要完成互聯網醫院的商業化，還是要完成它商業價值的核心點：藥能開出，病能治好。”王航表示，與微醫不同，好大夫計劃采取的是輕資產的線上模式，業務的核心重點也還是撬動在線醫生的資源。

據他透露，目前好大夫所擁有的付費患者中，67%來自於醫生所處城市以外的地區，病人的複診需求是最有可能實現直接盈利的業務。

國家衛生計生委發布的數據顯示，目前國內一年約有70多億人次的門診量，其中將近60%是複診，而也有業內專家表示，2/3以上的複診可以通過在線完成，互聯網醫院的市場空間不容小覷。

“病人每過一個月就要去北上廣或者省會城市的醫院複診，這對他們來說很麻煩而且花銷不少，但是如果我們把國家級大醫院的醫生以及他們的診療方案通過互聯網傳送到各地，就可以產生價值。”王航表示。

而在另一方面，醫藥也成為了另一個實現變現的可能途徑。事實上，包括輝瑞、賽諾菲、諾華、阿斯利康在內的跨國藥企就一直寄希望於這些互聯網醫療機構的年輕醫生資源，用以做醫生教育。相比較外資企業單打獨鬥布局，這些已經初具規模的互聯網醫療公司顯然更有誘惑。在今年初，阿斯利康就與春雨醫生簽訂過此類合作，用以布局基層醫生的產品教育。

【第一領導力專欄】入世15年 中國企業該重視開創“邊緣市場”了

全球化面臨巨變，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統計數字露出端倪。TPP和TTIP(環太平洋和環大西洋貿易組織)的暫時失敗不會改變歐美各國要重組全球貿易框架的長期企圖。何必等到最後一秒鐘?

從2017年開始，中國企業必須調整綁定歐美主流貿易市場的思路，必須研習世界經濟的邊緣機遇。全球化巨變的地緣政治因素超過企業能夠控制的能力。對依賴主流市場的企業，不確定性會很要命。在邊緣市場的準備則有救命的價值。

成立20年後，WTO正淪為一個沒有執行權威的象征機構。

2015年，繼哈薩克斯坦入會後，WTO成員數上升到162個，願意申請，基本上都能成為成員之一。可是，前10個貿易國占總貿易的51%，形成主流市場。2015年是WTO成立以來全球貿易額最高的一年(約19萬億美元)，也是貿易沖突申訴最高的一年——500起貿易沖突仲裁案。

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簽字儀式

重要的是，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活動占成員貿易總量的41%。其中，中國在2004~2014年間對外貿易額增長了約3倍，超過美國和德國，成為最大的出口國。至此，在過去的那些莊家眼里，經濟與政治影響的對應關系失衡了。於是，他們將千方百計地尋求再均衡，TPP和TTIP只是開場戲。

現在我們討論的全球化以1948年成立的GATT(WTO前身)為標識。世界貿易組織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政治秩序的經濟體現，當時，相對於亞非拉國家，歐美各國有經濟體系、技術、產品和跨國公司模式的勢能優勢。同時，歐美政府有能力和意願在全球各地區為這一系列勢能優勢提供軍事保障。經過一甲子的變化，特別是中國經濟勢力崛起，上述勢能優勢早已消退，原來那些歐美政府軍事與政治保障的意願也在發生轉折變化。攻擊全球化已經成為歐美各國政治人物采集政治資本的捷徑。

放在這個背景下分析英國脫歐，TPP和TTIP，歐盟離析，日本、印度和中國在非洲的競爭，美洲聯盟複蘇等等，我們看到各國都有離異的動機，盡管起因各不相同。當莊家和主客都東張西望找出口的時候，舊遊戲體系還怎麽維系?中國企業可以懷舊地討論兩位數增長的好時光，但絕不能做滿手攢著失效籌碼的呆客。

接下去的10年，各國政客的心思主要在改變規則以利己。不遵守(現在的)規則將成為國際競爭的常態。與其夢想回到由大莊家主持的盛典遊戲，不如努力理解變化格局帶來的新現實。

對於中國企業，這個新現實有以下特征需要關註：

1)憑產品質量和價格競爭贏市場的天真時代過去了。匯率、關稅、行政法規、技術封鎖，任何一招都能秒殺質量與價格的優勢。

2)競爭對手默契組織半政治性質的聯盟，制造對中國企業的排他壁壘。

3)地緣政治的風險不能用貿易合同去化解。

4)國際貿易和投資的經驗不能簡單複制，當地人脈和情報更重要。

5)每一年要更新市場進入策略，也要事先備好撤退策略。

6)為對付變天，企業應該開拓過去忽視的邊緣市場機會。

中東、拉美、非洲和欠發達歐洲國家都是值得重視的邊緣市場。與歐美發達市場相比，它們從制度法規到技術人才均屬於相對落後之列。但從市場類型和發展路徑看，它們的差異性恰好可以對沖中國企業面臨的風險。我們對歐美市場從制度、技術、人才和供應鏈關系的強依賴已經構成潛在危機。邊緣市場不會提供短期高利潤回報，但可以用來防範單一模式和高依賴度背後的“滅絕成本”。

從當地政治環境友善和穩定程度以及對中國的國家戰略地位這兩個維度衡量，中國企業有四個開拓邊緣市場的策略選擇：1.屯墾;2.歸化;3.雜交;4.遊牧。

以中東為例，“遊牧”策略重點是短期承諾和簡單交易。如果美國的伊朗政策穩定，以敘利亞為熱點的戰爭將走向談判前的微沖突。戰爭之後是建設。中東地區的基建和日常生活用品將成為新市場。但是，宗教沖突的熱點只會降低，不會消失。在低烈度沖突的區域，中國企業就需要學會像遊牧部落一樣，居無定所，隨環境變化而改變供貨策略。快速進出，現金交易，找代理人，它們是“遊牧”策略的特征。選擇“遊牧”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當地地緣環境友善度低。在對中國國家戰略意義不顯著時，企業不會受到國家勢力的重點保護。

“雜交”策略是指用合資合作形式，制造“當地企業”的門面效果，降低當地社會排斥心理。例如，它可以是由中國企業投資的當地註冊登記的公司。以非洲為例，從地緣政治友善程度和對中國國家戰略重要性兩個角度考慮，加納、肯尼亞、南非、納米比亞、阿爾及利亞、尼日利亞都是可以開發的市場。相對而言，這些國家政治制度有基本規則，經濟發展需求和對周邊國家市場的輻射度比較高。它們也是在中國“一帶一路”國家策略的覆蓋範圍內。同理，中亞地區的五個斯坦國也比較適用“雜交”策略。

在拉美地區，“歸化”策略更加適用，即全心全意變成當地企業。例如巴西、秘魯、阿根廷的政治環境動蕩，外來經濟勢力容易成為政治攻擊的靶子。這些地區商業文化自主和獨特性較強。因此，中國企業可以從法律形式和經營文化上本土化和當地化，讓投資在那兒的企業具有文化親緣關系，卻不互相隸屬。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保障供應鏈中關鍵資源的來源。

中歐和東歐的匈牙利、捷克、波蘭等國則可以嘗試長期耕耘的“屯墾”策略。一方面，這些地區正處於“歐盟化”階段，但經濟發展有落差，所以有潛力。另一方面，它們處於“一帶一路”的關鍵交會區域，是中國戰略關註點。企業可以依賴國家勢力。“屯墾”策略不求短期的快速回報，但卻重視在當地經濟結構中經營影響力，並形成向西歐和南歐發展的地區總部。

“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值加入WTO十五周年之際，中國企業需要想象不可能，準備對付不該發生的事。

(作者為加拿大萊橋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複旦大學管理學院EMBA特聘教授，他最近致力於研究創新領導力)

【評論】公寓泡沫過重 已在洗牌邊緣

正在風頭上的公寓行業，用2～3年時間走完了連鎖酒店業幾乎耗費10年才走完的路，然而大量資本湧入後，問題接踵而來。

公寓業者們為爭奪一間房源，可以溢價30%，造成成本和租金高企;鉆尚未有明確規定的行業空子、打“擦邊球”拿物業的案例數不勝數;用一個項目去撬動各類貸款，再次進入“虛高”循環;傳統酒店業者的伺機而入也加劇了競爭，導致入住率明顯下滑。上述問題累加的負面效應下， 2017年，公寓行業極有可能遭遇大洗牌。

我們先來看看虛高的成本和租金。這幾年華平等資本方高調投資公寓行業，魔方、青客等獲得不菲融資。隨後，一些金融機構開始為租客設計貸款產品，租客不用“押一付三”，而是由金融機構向公寓一次性付清費用，然後租客再分期付款。這對於公寓而言相當於一下子獲得巨大資金流。如果一棟公寓有200個租客，月租金約4000元，該公寓可以一次性收入近千萬元。

或許因為錢來得太容易，讓公寓業者們開始肆意揮霍。更有公寓僅一場活動辦下來就耗資近千萬元，最關鍵的是，業者們開始為爭奪房源“燒錢”，短期內推高了房源獲得成本。

筆者了解的一個案例，一間正常租金6000元的房子，因為上海一家公寓企業看中了，於是給房東報價7000元一間。房東自然很開心，可連合同還沒有來得及簽好，一家來自北京的公寓競爭者出現了，二話不說就報價8000元一間，房東簡直看傻眼，最後當然價高者得。隨後公寓房間裝修投入，通常在5萬元左右一間，“財大氣粗”的業者會將房內尚可使用的家具舍棄，全部換新品，此舉再次推高了成本。

當然，這一切揮霍最終買單的是消費者。

於是，原本3000元月租費的公寓，因為虛高成本的助推月租金漲到5000元，甚至月租過萬元的所謂高端公寓也比比皆是，房租的漲幅大大超過了工薪族能承受的範圍。

再來說說酒店業者的競爭問題。

近年隨著房價和入住率的雙降，經濟型連鎖酒店業進入緩慢發展期，尤其是面臨一些物業到期轉型、投資回報期從3年拉長到5年以上等問題時，眾多酒店業者開始轉向公寓。如家正式推出了三條品牌產品線——逗號公寓、青巢公寓、逗號之家，定位為針對不同人群的集中式公寓;華住成立了城家公寓;鉑濤也以“窩趣”進軍公寓業。

酒店業者的湧入進一步加劇了公寓行業的競爭，尤其是在選址方面，讓優質物業越來越稀缺。更大的問題是，酒店運營方式和公寓完全不同。

不少酒店業者其實是想將原本因種種因素卡殼的一些酒店項目“變臉”盤活，改造成公寓後，可以獲得長租客人，客源穩定，且公寓租客不需要太多服務，人房比也和酒店不同，有利於酒店大量降低人工成本。但酒店業者容易忽視的是，適合做酒店的選址不一定適合做公寓;酒店的服務優勢在公寓業界並不能體現，公寓需要的高黏性社交平臺建設也是酒店業者未必能玩轉的。

已有部分公寓業者反映，競爭加劇後，不少公寓的入住率已經明顯下降。而拿不到好項目的業者只能退而求其次地去拿一些分散式公寓房源，然而這些項目的入住率更低。此外，值得註意的是，現在令很多公寓業者暗自竊喜的“擦邊球”手法，未來可能會帶來刺骨的痛。

公寓業態相對特殊、崛起迅速，而與之對應的行業規定、管理政策還沒有跟上來，尤其在物業改造和開業證照等方面存在不少灰色空間。公寓並不需要像正規酒店那樣必須持有特種行業許可證才能開業，意味著很多相關手續和流程都可以打“擦邊球”，這也推動了大量中小型公寓業者在近兩年急速擴張。

目前住建部和商務部等都在聽取意見和制定相關規則，一旦針對公寓行業的細則規定出臺，那麽過往的“擦邊球”都不能再打，而最可怕的應該是資金鏈問題。

當下不乏公寓業者隨意推出一個號稱高端、個性化的項目，以此撬動各種貸款，再投入其他擴張計劃中。但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金融機構一次性付清的資金實際上是透支了公寓業者一年的“流水”，其中有房東的利潤要扣除，有金融機構的利息需償還，還有公寓業者從VC處獲得的投資需要給出相應回報。行業泡沫過多，一旦資金鏈斷裂，後果不堪設想，屆時公寓行業大洗牌將在所難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