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作者：孫海琳 朱曉明（宏源證券）

2013年，習近平主席接見外賓時這樣介紹身邊一位助手：這是劉鶴，他對我非常重要。

劉鶴何許人也？

劉鶴，1952年出生。60年代就讀於北京101中學，期間結識習近平。1969-1970年在吉林插隊。1970-1973年參加了中國王牌38軍。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先後獲得獲學士、管理碩士學位。1978-1987年，在中國人民大學學習、任教。1987-1988年，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做研究工作；1992-1993年，在美國Seton Hall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畢業；1994-1995年，在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獲MPA學位。2001年開始先後擔任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副主任和國家信息中心常務副主任。2003年起先後擔任中財辦副主任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2012年起擔任十八屆中央委員，2013年3月起，任中財辦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

習主席喜歡講“創新”，這是劉鶴所推崇的熊彼特理論最重要觀點；“頂層設計”這個名詞最早來自信息產業，是時任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副主任的劉鶴將其引入了“十二五”規劃綱要，“頂層設計”代表著改革已開始突破“摸著石頭過河”的舊模式……

在國家計委工作期間，劉鶴主持制定了11個國家產業政策，其中5個由國務院正式對外頒布。他參與了“八五”、“九五”和“十五”計劃，還參與“十二五”規劃編制，同時還是十六屆三中、五中、六中全會和十七大、十七屆四中、五中全會文件重要執筆人，當然，還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重要執筆人。

隨著“黨對經濟的領導”逐漸加強，我們更需關註黨口智囊團對經濟政策的影響。作為中財辦主任、發改委副主任，劉鶴曾參與多項國家改革方略設計，被外界認為是中國經濟政策的核心智囊。鑒於其身份的敏感性，近年來劉鶴在各個場合很少表態發言，多是仔細傾聽不同的觀點，但一個人的理念或許不會輕易改變，我們整理了劉鶴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論文、演講和訪談，摘錄其思想要點，提醒投資者高度關註。

每個人的性格都可能是多面的，在講究中庸和辯證法的中國尤其如此，但為了讀者有個較清晰的認知，我們將劉鶴的理念做如下概括：

劉鶴是一個改革派，自90年代以來一直敦促執行市場化改革，在經濟理念上更偏向熊彼特，強調創新和企業家精神，強調對產權和投資的保護，關註新經濟、信息產業和現代服務業；

但同時，劉鶴也是一個實用主義者，近年來其思想越來越開放包容，他認為市場是使經濟有效運轉的重要機制，但他並不是這種機制的盲目信奉者，他深諳中國國情，懂得改革需要內外合力倒逼，高度重視轉型過程中可能引發的就業和社會問題，註重制度設計和安排，務實推動漸進式改革。

他是典型的市場派，重視企業家精神，註重價格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他也是堅定的改革者，認為中國的改革模式是利益倒逼的漸進式改革；對於城市化，他認為是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的驅動力量，強調城市化、國際化和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是經濟發展的趨勢選擇，強調推動信息化發展，註重人力資本積累，提倡通過提高增長質量和擴大就業增加中等收入者比重。

應對金融危機：應該樹立底線思維，做好長期準備，強調外部危機通過出口和資訊渠道對中國經濟兩大循環的沖擊。反對拉美式的民粹主義做法，重視財政紀律，註重將短期的政策和長期轉變發展方式的目標怎樣通過改革的舉措和制度性的安排更緊密地結合起來。

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認識：由重視經濟增長轉向重視經濟發展，由更多強調改進供給效率轉向轉變總需求結構、轉變供給結構和轉變要素投入。劉鶴註意區分過去強調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十七大後提出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劉鶴指出轉變增長方式就是提高效率，這涉及羅默(Paul Romer)的新增長理論，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增長的知識含量，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更多是改進供給效率。而十七大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主要包括三個內涵，第一要轉變總需求結構，要從出口、投資拉動經濟增長，轉向消費、出口、投資協調拉動增長。第二是轉變供給結構，從依靠第二產業拉動增長，轉向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特別是服務業要發揮更大的作用。第三，就是轉變要素投入，從數量擴張轉向依靠知識、科技、管理等全面提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是經濟層面，如果消費不擴大，民生不改善，社會建設不跟進，整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不能落實。同時，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改革是不可能的。

對改革的認識：從90年代起就敦促執行市場化改革，但也認識到改革的客觀困難，認為外部壓力和內部動力相統一是事物成功的關鍵，如果沒有壓力，中國的事情認識再好也做不成，內部本身的動力常常需要外部壓力來激活。因此，對改革既認識到需要倒逼，同時又認識到只能務實的漸進式改革，強調改革的頂層設計，強調經濟、社會、政治體制改革穩步協調推進。

支持發展的方向？創新（熊彼特式創新），新經濟，信息產業，現代服務業（與現代技術相結合的服務業，可能就包括B2B，也包括B2C，既包括生產型的服務業，也包括消費型的服務業。）

有兩點需要提請讀者註意：其一，我們相信劉鶴會繼續對中國經濟政策的制定、經濟改革的推進發揮重要作用，但黨終究是走集體決策程序，不應過分誇大單個人的作用，並且，劉鶴的影響可能僅限於財經層面，一些涉及到政治、法制、國家治理等其它層面的制度改革如國企改革等可能已超出劉鶴的影響範圍；其二，盡管我們力求原汁原味的總結展示劉鶴的觀點，受時間精力和能力所限，我們對劉鶴的解讀可能會不夠深入、客觀和全面，我們在每節前面均註明了所參考的資料，方便讀者按圖索驥直接品讀原文。

正文：

一、應對金融危機：倒逼改革，擴內需調結構，保持貿易開放和匯率穩定。

首先我們關註的是經濟遭遇危機時劉鶴的態度是什麽：

金融危機爆發後，劉鶴曾在多個場合就此表態，指出要重視外部經濟變化對國內的影響，但同時認為外部經濟環境的影響不至於讓中國內部經濟政策做出巨大調整。

劉鶴2008年在《中國金融》發文指出，當前中國需要高度關註四個問題：第一個問題，由於美國經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其他的經濟體，包括亞洲的經濟體真正可以做到獨善其身嗎？第二個需要註意的問題就是我們該怎樣定義目前全球出現的通脹，如何認識中國通脹的問題，一個國家能夠單獨應對全球性的通脹嗎？第三個問題，我們總是說結構調整，希望中國降低儲蓄率，提高消費率，但在結構轉換的過程中，有可能出現新的失業的問題。我們的金融制度以及其他的制度究竟該怎樣安排？第四個問題，目前雖然全球金融市場面對暫時的流動性不足的問題，但是終究我們將面臨一次全球流動性的大量過剩，各個國家究竟該怎樣應對。

在財經2008年年會上劉鶴表示，由於中國市場和國際的同步性在逐步提高，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應該對國際經濟的變化做出反應，但他也認為，從總的格局來說，外部經濟環境的影響不至於讓中國內部經濟政策做出巨大調整。

（一）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傳導渠道

劉鶴在談及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時講到，國際金融危機是通過股市的本能、中國經濟敏感部位的收縮傳導到整體經濟的。造成沿海經濟減速更直接的原因似乎有兩個，一是中國經濟增長方式一直存在不可持續性的長期結構性原因，特別是原油價格沖頂使高度依賴進口石油的沿海經濟體的承受力到了極限。二是中國宏觀調控政策（勞動合同法實施，人民幣升值，貨幣政策收緊）碰頭減速了經濟增長步伐。

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兩個渠道傳導的。一是國際貿易渠道，近20 年中國經濟的繁榮和衰退都是從海運港口開始的；第二個渠道是資訊渠道，然後是信心崩潰，國際虛擬經濟危機很快傳導到實體經濟，美國的金融危機也很快席卷發達國家，並向全球擴散。出口和資訊兩個渠道擴散著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影響，使經濟長期賴以增長的兩個循環都受到很大阻礙。第一個循環是高儲蓄—高投資—高出口順差到收益分配和國內就業及消費之間形成的循環，另一個循環是住房需求拉動的房地產開發產業鏈條和以地租分配為主要內容的地方政府財政收入及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的循環。在兩個循環中，前者影響後者，因為住房終端需求受前者影響更大。兩個循環受阻，使經濟增長下滑、國內財政收入和企業利潤下降、失業率上升，這反過來又使高度依賴股市的中等收入者們的財富性收入受到影響，從而引起消費增長速度趨平。中國經濟兩個基本循環圈受阻的情況表明，這場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的沖擊，本質上是對中國過度外向的經濟增長方式的全面沖擊，最嚴重的問題是失業，特別是近2000 萬在勞動密集型出口產業就業的農民工的失業。（資料：《國際金融危機與中國政策應對》，2009年）

（二）應對金融危機的政策：倒逼改革，擴內需調結構，保持貿易開放和匯率穩定。

1．中國：“三大政策思考”，長期判斷十分重要，重視需求與儲蓄的調整，按照價值導向和問題導向深化改革

1）“三大政策思考”：

首先，樹立底線思維方法，對危機可能出現的最壞場景做出預案。

目前有兩個場景必須預防：一是危機升溫而產生的巨大外部震蕩；二是危機迫使一些國家轉嫁災難而走向變換形態的戰爭。雖然這兩個場景在近期出現都是小概率事件，但必須防患於未然。

其次，把握我國戰略機遇期內涵的重大變化，謀求中國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

最後，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課題的務實超前研究。

2）利用外部危機倒逼改革，擴內需，調結構，保持開放貿易環境和穩定匯率。

對於金融危機的對策和態度，劉鶴認為，這場金融危機積累的破壞性能量很大，其發展態勢仍未見底，因此要做好最壞和延續時間較長的思想準備，力爭最好的結果。與此同時，認為短期亂局中的長期判斷十分重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沒有變化；金融在現代經濟中的核心地位沒有變化，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重要地位沒有變化；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化；全球化進程雖然曲折，但其深入發展的趨勢不可逆。要充分利用危機形成的倒逼機制，在擴大內需的同時，加快結構性調整和改革。維持開放的貿易環境和相對穩定的大國匯率，繼續擴大進出口，提高制造業國際競爭力。著手制定和實施鋼鐵、汽車、紡織和裝備制造產業的調整振興規劃，既著眼於解決企業當前存在的困難，又致力於產業的長遠發展，通過提高產業集中度和資源配置效率，推進企業兼並重組，淘汰落後產能，發展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生產力。擴大內需是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根本舉措，增加投資和刺激消費結合起來，把克服當前困難和促進長遠發展結合起來，把拉動經濟增長和改善民生結合起來，對於應對危機將逐步起到關鍵性作用。

3）重視需求與儲蓄的調整，按照價值導向和問題導向深化改革

《沒有畫上句號的增長奇跡》（2011）中，國際市場狹小、初級產品價格上升、國內成本優勢變化、資源環境壓力加大，這些新的長期趨勢說明，傳統的粗放增長方式已經難以為繼，要求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準確界定未來的動態比較優勢，更重視熊彼特增長模式和羅默增長模式的研究，充分發揮知識和人力資本作用，創造條件在國際分工體系中扮演新的合適角色。我的基本看法是，在未來我們要做好兩件大事：（1）中國要加快調整儲蓄和消費的關系，逐步成為內生性的需求大國，為全球提供巨大市場。（2）要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加快技術進步和提高投資效率，提升服務業的比重，使產業結構和資源可獲得能力相匹配。在新的環境下，中國要反思趕超型的工業化路徑，努力走出一條主要依靠國內市場需求拉動、積累人力資本和形成創新能力的路徑，同時用和平方式與資源供給國家形成互惠互利的戰略分工。

2012年《中國發展成功的原因及未來發展的趨勢》中提到，在工業化、城市化和國際化繼續發展的過程中，市場化進程將繼續加快。未來的改革應當按照價值導向和問題導向相結合的原則進行深化。所謂價值導向，就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價值觀念，堅持產權保護，堅持鼓勵競爭，堅持公平和效率的統一，堅持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所謂問題導向，就是要有針對性地和有先後順序地解決一些突出的體制矛盾和問題，特別是財稅、價格、金融體制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在改革經濟體制的同時，也必須加快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努力創新社會治理方式；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有序擴大公民政治參與，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從而使經濟轉型順利推進。

2．拉美教訓：克服危機應避免民粹主義；阿根廷、智利的模式可以學習

在對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中，劉鶴指出，危機爆發後，決策者總是面臨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經濟問題政治意識形態化的三大挑戰，市場力量不斷挑戰令人難以信服的政府政策，這使得危機形勢更為糟糕。

同時，劉鶴認為阿根廷和智利經濟發展出現好轉的原因主要在於：

第一,放棄貨幣局制度，建立和完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形成機制,使匯率反映市場供求的實際變化；

第二，嚴肅財政紀律，力爭使財政經常項目的盈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1.3％的水平，政府擴大財政赤字的要求將受到各方面制度的有力制約；

第三，進一步強化對產權和投資的保護，鼓勵企業家的投資和創新。

（三）需要重視的問題

在《國際金融危機與中國政策應對》（2009）中，劉鶴認為，金融危機有兩個問題需要引起重視。第一，雖然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但是恢複市場的信心尚需時間；第二，短期的政策和長期轉變發展方式的目標怎樣通過改革的舉措和制度性的安排更緊密地結合起來，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怎樣調整，國家福利制度怎樣安排，城市化進程怎樣推進，中等收入者階層怎樣擴大，產權和勞動者的權益怎樣得到保護，金融制度怎樣進行創新等一系列重大制度性設計。需要註意的三個同時存在的現象：一是銀行從惜貸到超量放貸現象，擴張的信貸註入大企業和政府性大項目，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局面尚未緩解；二是財政惜稅現象。由於稅收急劇減少，支出的壓力全面加大，政府赤字的規模占GDP 的比重也有所提高。面對各方面要求減稅的壓力，財政和稅務部門出現了明顯的惜稅心態。在房地產界，普遍的呼籲是售房抵扣個人所得稅將有可能挽救房地產市場。在汽車和股市上，也有抵扣的強烈要求，對這些財稅部門采取了比較慎重的態度。三是消費者的“惜現”現象有一定顯現，特別是對耐用消費品的消費支出明顯減少。在出現這三種行為的同時，社會各界特別是投資界還出現了“持幣待政”現象。由於諸多政策快速出臺，人們都在等待下一個政策，因此推遲了投資決策的時間。

劉鶴還提示宏觀經濟可能出現的波動，滯脹並存的局面很可能出現在經濟剛出現複蘇的拐點，在全球網絡交易和大宗商品金融化的時代，從初級產品通縮到價格飛漲可能僅在瞬間。這場金融危機存在出現一波三折的潛在風險，一旦如此，金融危機經歷的時間會比想象的還要長久，對此亦高度警覺和防範。

二、市場派：重視價格機制的資源配置作用、重視創新和企業家精神

劉鶴是個典型的市場派的學者，在其早期的觀點中，已經表露的非常明顯，例如，1998年《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動力源何在》一文中指出，價格機制對資源配置已經起到了基礎性作用。在強調市場經濟的同時，他還多次提及企業家精神，重視熊彼特意義上的創新。

（一）推進市場經濟改革

劉鶴認為中國經濟崛起應歸功於充分汲取“文革”教訓，堅持推進市場經濟的改革，堅持推行對外開放，正確發揮政府應有作用、堅持中國特色的改革路徑。“有些學者根據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做法，把中國經濟成功歸納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模式的成功，我個人認為，這種看法可能不太符合實際，也容易產生誤導。”

在談到網絡經濟、信息產業發展時，劉鶴提到，“真正的驅動力量是私人企業家和市場機制”。“雖然我們在改革初期對計劃和市場的關系進行了廣泛的辯論，但實際上改革的成功試點恰恰遵循了市場經濟最基本的規律。這在中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國有企業改革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這主要包括界定和保護相對的產權、承認和激勵人的物質利益動機、由市場主體根據價格信號決定生產什麽和生產多少。在越來越多的產業推動公平競爭，實現所有制結構的多元化。”

（二）創新和企業家精神

在強調市場經濟的同時，他還多次提及企業家精神，曾在2000年的在中國資本市場發育十周年上海會議的講演中提到，風險投資家具有識別功能、融資功能，同時能夠構造股權結構和進行好的制度安排，把關聯的戰略合作者有機地組織起來，以實現利益共享、共做貢獻、規避風險，防止出現公司治理結構經常出現的CEO道德風險和CEO的認知風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就是大經濟學家熊彼特含義上的企業家”。劉鶴在《關於改革頂層設計總體規劃和重點內容》中指出，“中國正發生著巨大的結構性市場需求變化，只有企業家才能發現和捕捉真正的市場機會，通過產學研一體化的創新機制使技術成果產業化”（註：科研體制改革的方向）。

劉鶴在2006年時曾指出，隨著中國經濟增長，經濟規模擴大，人們明顯感覺到來自資源、環境、人口、生態等各個方面的壓力，特別是土地、淡水、石油資源的緊缺越來越成為發展的制約。在這個背景下，要求全面提高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特別是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通過這些創新使生產活動和資源條件更好地適應。

劉鶴認為，目前中國需要完善的是鼓勵企業家進行生產型創新，而不是尋租型創新的制度環境。國家需要通過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以保護知識產權，這樣才能使研發的活動得到激勵。在研發初期，國家公共政策要發揮應有的作用，以降低企業的研發成本和風險。

（三）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在看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上，劉鶴認為“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互補的。在經濟發展的不同水平和商業周期的不同階段，兩者的互補形勢有很大的區別。”“至於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的事情，就不應該再由政府下硬性的指標。”“我個人認為不應該把計劃與市場對立起來，不應該把政府行為和市場機制對立起來，兩者在現代經濟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市場主體的自發性沖動和政府對改革自覺性引導相結合，是以往改革成功的關鍵因素。”

第一，識別功能。他們能夠敏感地發現新技術的潛在價值，準確嗅覺市場機會所在，把技術信號轉化為經濟信號。

第二，融資功能。對於風險投資人來說，重要性並不在於提供資金，而在於進行風險融資。

第三，構造股權結構和進行好的制度安排，把關聯的戰略合作者有機地組織起來，以實現利益共享、共做貢獻、規避風險，防止出現公司治理結構經常出現的CEO道德風險和CEO的認知風險。

對於風險投資，劉鶴有自己獨特的見解：首先，風險投資無風險。因為風險投資家在投資以前，已經對市場風險、技術的實現以及股東的合作進行了充分論證，在他真正進行投資時，風險已經很小，這個領域需要知曉市場；其次，具有組織能力和專業人才的人，這些人就是風險投資家，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就是大經濟學家熊彼特含義上的企業家；第三，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機構是誰、有多大名聲，而在於誰在做。因此，在這個領域，好的名聲是永遠找不開的鈔票，壞的信用是永遠掙不脫的枷鎖。

三、改革：利益倒逼的漸進式改革

劉鶴是個堅定務實的改革者，兼具改革派的突破思維和實用主義者的務實圓融。

關於改革問題，劉鶴曾直言“中國的改革從來都是由現實發展問題提出的，歷次改革都有非常鮮明的問題導向性質。”對中國歷年改革的認知上，相比原來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模式，劉鶴主張統籌協調多方面改革，實行“改革總體規劃”和“頂層設計”，進行“漸進式改革”。

劉鶴強調，經濟體制改革推動著社會管理體制改革，經濟社會結構所發生的深刻變化又對上層建築特別是政府職能轉變和政治參與方式的變革提出迫切要求。國際社會稱之為“中國的漸進改革模式”實際上是一個“從局部到全局、從微觀到宏觀、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到政治”的“利益倒逼改革路徑”。市場主體的自發性沖動和政府對改革自覺性引導相結合，是以往改革成功的關鍵因素。

劉鶴所主筆的中國“十二五”規劃《建議》指出，中國改革處於攻堅階段，不加快改革就無法實現可持續發展，在改革內容上則突出強調了兩點：第一，改革的路徑要進行總體規劃和頂層設計；第二，要圍繞轉變發展方式的難題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性進展。

劉鶴認為，從經濟總需求結構調整的角度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要增強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提高投資效率，減少凈出口；從社會結構轉型的角度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要提高城市人口比重，提高中等收入者比例和人力資本質量，使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轉向更多依靠內需驅動、創新驅動軌道。《建議》從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特別是改革壟斷行業和發展非公經濟）、轉變政府職能（特別是建立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深化財稅改革（特別是建立事權與財權相統一的財政體制和推進資源稅、增值稅擴大範圍，所得稅等改革）、深化金融改革（特別是發展中小金融、資本市場深化、逆周期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匯率改革）、健全市場體系、加快要素價格改革（特別是保護知識產權、建立信用體制和煤、電、油、氣、水等價格改革）以及加快社會領域改革（社保、教育、醫療、住房等）等幾方面提出了明確的改革任務，同時提出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特別是增加透明度、擴大公共參與和維護法治權威等）的要求。

對於中國“十二五”《建議》中提出的頂層設計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他圍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出了的幾個重點任務：

（1）圍繞擴大就業和完善創業環境所要推動的改革（民營經濟、產業結構調整相關）。以立法形式放寬市場準入，完善發展環境，使其與國有經濟享受同等的公平待遇。要建立正式的融資渠道，加快中小商業銀行的發展，特別是采用股份制方式對農村信用社進行全面改造，使之成為縣域商業貸款的主體，發揮其配置儲蓄資源的重要作用。要繼續深化資本市場特別是創業板風險投資市場的改革，使小型企業的創新行為獲得金融資源支持。要加大政府在財政、稅收方面的支持力度，完善市場競爭環境，加強權益保護，加快信用評價機構的發展和社會誠信體系建設，創造有利於小企業發展的政策環境。與此相對應，要清醒認識到深化國企改革的重要性，準確界定國有企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應當發揮的作用，進一步鼓勵競爭，反對壟斷，使不同規模企業和不同所有制企業平等獲得發展機會。

（2）圍繞城市化和人口轉移所推進的改革（基建、保障房、社會保障體系）。明確政府與市場及不同層級政府之間的分工。中央政府將更註重基本政策和制度建設，地方政府更多承擔廉租房建設和公租房建設的責任。要努力滿足轉移的農村富余勞動力和中低收入者的居住需求，但不盲目追求提高產權房比重。第二，規範土地使用、住房消費信貸條件，引導形成滿足多元化需求的商品房供給體系。第三，開展試點，在建立個人住房信息系統、征收對象和標準、稅收歸屬和使用等方面積累經驗，研究開征房地產稅，以此減少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並獲得擴大公共服務的稅源。第四，控制貨幣供應總量，引導社會預期，嚴格管理投機需求，避免資產價格大幅波動。

（3）圍繞加快服務業發展、提升制造業水平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而推進的改革（產業結構調整）。對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強調了兩點：第一，堅持市場需求的導向作用，強化企業技術創新的主體地位。第二，保護知識產權。（附錄二：《關於改革的總體規劃、頂層設計和重點內容》，2011年）

在看待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上，1998年其提出“三個趨勢即城市化、市場化和國際化所創造的客觀需求和供給潛力，無疑是中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基本動力源。”劉鶴認為，城市化、市場化和國際化這三大趨勢，為中國經濟實現高速增長提供機會，積聚著潛能。城市化提供著高速增長的空間，市場化使填補這一空間的效率更高，而國際化則使上述兩個過程按現代標準運作。機會和潛能主要在於：第一，需求體系的結構性變動，包括基礎結構充實的巨大需求，新支柱產業特別是住宅業發展帶動的需求；專業化操作和國際化分工而引起的結構調整需求；新興產業崛起特別是金融、保險及其它市場服務業發展引起的需求及隨人均收入正常提高而產生的其它結構性需求變化；第二，供給體系的新組合，由於產權受到保護，個人財產要保值增值，億萬人將成為直接投資者。市場取向的改革，則使居民進一步提高儲蓄傾向，使投資獲得充實的供給來源；第三，新的激勵機制的形成，促成了資源要素的更有效率的配置，從而為經濟增長註入了活力和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動力源何在》，1998年）

2008年經濟危機發生後，世界經濟格局發生巨大變化。2010年劉鶴在中國經濟年會上指出，擴大內需是中國經濟發展長期的支點，應穩步推進城市化。

四、城市化：產業結構調整、經濟增長的驅動力量

在關於城市化問題上，劉鶴在早期的產業結構調整中就提及了城市化： 1993年，在《城市化、國際化與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未來20年中國經濟發展基調的判斷》一文中指出，“中國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演變將沿著城市化、國際化和產業結構高度化三個主流趨勢前進。”中國經濟當時要求的城市化是，從成本費用及其社會兩個分析角度出發，有計劃地塑造大中小並舉，以中小為主的城市群體網絡，引導形成專業化分工的城市功能系統，使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及其派生的非農業產業群，由農村逐步轉移到城市。

在後來的公開言論中也不斷提及城市化的重要性：1998年他在關於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源中指出，城市化趨勢是中國社會經濟結構變化最主要的物理特征，是解決中國農民、農業和農村問題的根本出路，這是由比較利益驅動的大趨勢，是不可逆轉的。

同時他也認為，今後20年城市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很可能是小城市為吸納更多的人口進城而實現城市規模經濟的調整和競爭過程，10萬－20萬人口的上千個小城市會逐步形成氣候，與大中城市形成互補的城市網絡，這必然將派生出來巨額的投資需求並相應對三次產業構成發生影響。關於城市化發展出路這一觀點，今天仍然是這樣的思路。

2000年在《中國經濟增長和結構調整》中曾指出，經濟結構的第二個明顯的矛盾，是城鄉人口的比例失調和極低的城市化率。今後世界經濟的希望在於美國的高技術和中國的城市化。

一直到現在，劉鶴仍在強調城市化的重要性。“中國宏觀經濟政策面臨的現實課題，是穩定擴大內需、防止資產泡沫和抑制產能過剩。穩步推進城市化則可能獲得解決這三個難題的更大回旋余地。”

“（1）從需求角度，城市化的推進將創造巨大的投資和消費需求。（住房、基建投資；消費品、耐用消費品和教育、醫療等方面的需求）

（2）從供給角度看，城市化所帶來的投資需求將有利於消化過剩的產能（將對產業結構的調整起到重要導向作用，基礎設施、制造業、營銷網及其他服務業的發展將獲得更加明確的生產方向。）

（3）從金融體系的資金狀況來看，為了應對金融危機，2009年投放的大量流動性需要有效消化。”（附錄一：《增長點與關註點》，2010年）

在2012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指出，城市化趨勢仍將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特征。

而城市化應該選擇什麽樣的模式呢？劉鶴認為，從最宏觀的意義上說，中國只有兩類城市。一類是有能力創造凈需求的城市，一類是增加凈供給的城市。“十二五”時期中國城市化的一個重要政策導向，就是要更多培育有能力創造最終凈需求從而接納農業轉移勞動人口的城市。

長期以來，中國的城市化模式有大城市為主和小城鎮為主的兩派之爭，雙方理由都很充分，爭執不下，在實際政策執行中導致不少困惑，後來幹脆出現了“宜大則大、宜小則小”的折中說法。劉鶴則主張綜合“大城市派”和“小城市派”兩者的長處，把大中小城市網絡化，通過基礎設施一體化實現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為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合理分工，避免城市過大或過小的弊端。

發展城市群的政策導向和建設網絡化城市(City Networking)的發展模式可能最適合當前中國的國情。“網絡城市”是通過輕軌、地鐵、其他公共交通和通訊系統，把不同區域內的大城市和中小城鎮整合起來，在合理的運輸半徑內(如中西部地區在“十一五”規劃期間所創造的“一小時經濟圈”和OECD國家提出的網絡城市構想)實現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以此實現特大城市的規模效益。在這個模式下，大城市將更多提供市場和就業機會，而周邊處於合理運輸半徑並被納入城市網絡的中小城鎮側重提高產業專業化分工職能，並為農村轉移人口提供住房和教育、醫療等公共產品。（《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不采用殺富濟貧再分配》，2012年）

五、產業結構調整：城市化、國際化和產業結構的高度化

劉鶴認為，城市化、國際化和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是我國經濟發展進一步實現小康水平並向中等收入國家邁進的內生性需要,也是國家產業政策和長期規劃的聚合點。劉鶴思想中關於產業結構調整主要來源於三個方面：

早期研究方向為產業結構和產業政策的調整，主要集中在三大產業之間的關系。這一觀點主要是其擔任國家計委領導期間形成的。

新經濟的發展，主要是信息產業、知識經濟的興起，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日益重大。這一觀點主要是其工作於國家信息化辦公室期間形成的。

借鑒國際經驗調整產業結構，這一觀點主要是其工作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期間形成。

（一）國家計委期間：三大產業之間的關系

劉鶴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產業結構調整、產業機構產業政策的制定中。在產業結構調整方式方面其認為“總的方向上，市場機制應在結構調整中發揮主導作用；同時，要加強產業政策及其配套的投融資機制建設”。對於90年代產業機構應該調整的領域，他提到應該擴大出口，逐步放開進口，抑制投機性產業的盲目擴張，對資本密集的幾個支柱產業實行鼓勵發展的政策，繼續充實社會資本，加快基礎產業的發展。

對於未來產業結構調整的大方向，其在《城市化、國際化和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未來中國20年經濟基調的判斷》一文中指出應該發展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我國產業結構高度化指，利用開放貿易和投資帶來的新技術，盡可能利用國際合作的形式在關鍵幾個產業特別是設備制造業加以吸納轉換，盡早形成開發和生產實力，全面提高我國產業結構的素質。

與上述含義相呼應，我國產業結構的高度化還包括這樣一些宏觀側面：初級產業占國民經濟總份額的進一步下降，制造業中支柱產業的擴張及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同時應該看到，高度化現象與城市化現象存有沖突。在我國, 兩個不同歷史階段的任務被推入同一日程之內。在較高收入和成本水平上推進城市化(特別是土地成本和基礎設施費用) 需要巨額投入, 而支柱產業高度化的,初期同樣投資巨大。兩者相互競爭資源現象必將加重, 這最終會反映在國際收支的壓力和我國經濟國際化的要求上。以城市化為主要線索和依據, 在逐步推進城市化的過程中, 引導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國際化, 是比較正確的選擇。（《城市化、國際化和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未來中國20年經濟基調的判斷》）

對於新趨勢下未來二十年產業政策的主要類型和形式應有如下幾個方面：

（1）指導性的產業政策綱領。主要內容是在準確分析和把握經濟發展、體制等環境、背景的基礎上, 勾畫需求結構、產業結構、產業組織、產業技術、產業布局變動的長期性大趨勢: 展示主要產業的市場、技術、產業規模的發展前景; 政府對各個產業發展規模、速度的基本態度; 產業政策的基礎框架和政策方向。

（2）特定產業和領域的基本法，而產業基本法主要適用於具有這樣幾個特點的產業: 公共性較強、具有自然壟斷性質、屬於國民經濟命脈的產業以及國民經濟的基礎性產業。

（3）特定產業振興條例。主要是針對在一定時期, 從國民經濟發展的整體需要, 或從對外貿易以及從社會目標考慮需要對特定產業進行幹預和扶植的產業。此類產業政策的表現形式似應以國務院法規的形式公布, 其範圍要盡可能縮小, 期限也要明確。

（4）產業優先序列。這是指在一定期限內, 政府對各個產業、產品發展優先順序的一種意圖。

（5）規模經濟和技術標準。這是指政府按照各個產業的經濟技術規律, 在規模經濟顯著的產業和產品領域, 制定最低規模經濟標準, 規定企業進入的起點規模, 從而跨過小規模—競爭—兼並和合並——大規模的漫長過程, 促進規模經濟的實現, 降低成本。

（6）特定地域的產業政策。這是對特定地域的產業發展和經濟發展進行統籌考慮, 並由中央政府采取措施進行扶植、鼓勵以及限制的產業布局政策, 是根據綱領性產業政策中產業布局政策的原則, 把產業發展和地域經濟發展結合起來的具體政策。（《體制轉變中的中國經濟發展及其政策變化走向》、《城市化、國際化和產業結構的高度化—未來中國20年經濟基調的判斷》）

這一時期主要觀點是，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和趨勢必然是第三產業比重上升，第一、二產業比重下降，產業結構的調整應發揮市場機制。

（二）國家信息化辦公室期間：關註新產業發展

產業結構調整的趨勢是提高第三產業的比重,逐步降低一、二產業的比重，而在新經濟時代，信息產業歸屬於第三產業，是知識經濟的主體,其發展將直接驅動經濟增長,同時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

劉鶴曾指出，“中國信息產業的發展可能要走出第三條道路來，即通過啟動信息服務業來拉動國內的信息產業結構調整，並不斷提高供給體系的技術水平。”

如何實現這一點？

（1）在各地建立的信息港和政府網絡平臺上，加強信息資源的開展和公開化，使其滿足信息社會需求；

（2）擴大的信息用戶與網絡範圍相結合，推進電子商務，從而建立信息資源開發走上良性循環的商業模式；

（3）拉動國內以漢化為基礎的軟件業的發展，達到規模後形成自主的標準；

（4）以標準為啟動器，重組國內硬件產業。（《正面迎接知識經濟的挑戰》，2000年）

這個時期的關註點主要在信息產業上，認為信息產業是經濟增長的新出路。並且，信息產業的發展能夠繼續帶動產業結構的調整，同時也能夠為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打下基礎。

（三）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期間：國際視野

這個時期的觀點更多的受到了西方國家的經驗影響，在2006年的《拉美經濟的主要挑戰和經驗教訓》其指出，拉美經濟發展的經驗之一是努力改善產業結構，克服“荷蘭病”。由於拉美國家產業構成比較單一，初級產品出口是其經濟增長的主要支柱。初級產品出口的盈利取決於國際貿易條件，一旦國際貿易條件改善，國內經濟會出現短暫繁榮，而貿易條件一旦惡化，經濟立即進入衰退。無論是經濟的繁榮與衰退，所能吸納和排斥的都是一部分勞動力，而大量勞動力被排斥在產業結構之外。為了克服這種產業結構單一的“荷蘭病”現象，這些國家開始重視加快服務業的發展，促進技術含量高、又具有勞動密集型性質的中小企業發展，這項政策成為拉美國家解決貧困問題的另一個關鍵。

拉美國家這種經驗實際上是其早期的產業結構調整政策的主張，再加之全球視野，將國際貿易也容納到產業結構調整中。中國的產業調整不僅僅要關註國內三大產業的結構調整，而且要從全球市場、國際貿易的角度看待產業結構調整。

六、信息產業：經濟增長點所在

關於信息產業發展方面，其主要觀點集中在擔任國家信息工作辦公室主任期間，多次強調信息產業發展的重要性，服務業重點發展的是新經濟（信息產業）。

劉鶴認為信息產業可能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點所在，針對新經濟的環境特征，劉鶴對比美國發現，中國的情況與美國不同，在市場制度、風險投資機制、知識產權保護、國家創新體制等方面都有極大的差距，中國的企業在國際市場的地位和角色上與美國相比也有較大的落差。因此，這些條件決定了中國不可能完全效仿美國的道路發展新經濟。

中國發展新經濟時，要註意關註幾個點：

（1）中國正在逐步形成一個人口規模將近達到兩億的龐大的中產階級消費者。

（2）龐大的傳統產業的生產能力和地理優勢正逐步地與新技術相結合，外國投資者也向這個領域不斷的流動，這使中國有可能成為亞太地區或者整個世界經濟的新的制造業生產基地。

（3）人才資本技術儲備相對於其它發展中國家來說更為雄厚，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技術儲備正在與國際化的慣例對接，同時，海外的留學人員也開始回流。

（4）經濟體制轉制的速度開始加快，有利於新經濟發展的體制正逐步形成。

初始條件決定著不同國家的路徑選擇，或者說路徑依賴，中國在接受和發展新經濟的過程中（此處特指互聯網經濟），與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存在極不相同的初始條件，決定中國的中國發展新經濟的主要路徑或者特征：一是建立標準方面中國很可能走出新的道路；二是在面向市場方面，中國新經濟發展將不再主要是出口導向，而是與國內經濟結構的調整高度對接，在第十個五年計劃期間，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調是結構調整；三是在新經濟與傳統經濟相結合、相互滲透的方面，政府和民間將有廣泛的合作與互動，政府的作用並不僅是計劃經濟的影響，而是長期的文化。（附錄三：《把發展新經濟與改革的目標統一起來----中國發展新經濟的路徑依賴和現實挑戰》，2001年）

實際上將其總結發現其認為推動信息化發展的動力在於：城市化、市場取向的改革、國際化、產業結構加快調整。

在2012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中提到，中國的市場化過程將繼續，未來的改革也將加快,在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過程當中，我們認為信息滲透、擴散和應用將對中國發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推動中國加快轉型。劉鶴表示,由於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智能技術的發展，海量數據信息處理能力的提高，很多用傳統手段難以解決的矛盾和問題有可能通過技術壟斷尋找到新的解決方案，但是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信息化也提出了很多需要認真研究的新課題。（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2年講話）

七、現代服務業：分清政府和市場關系

確實需要真正按照十二五規劃的要求，努力開拓服務業發展，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新局面。要創造環境自主發展，創新模式引領發展，激勵人才優質發展。

劉鶴在2012年3月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研討會上發表演講，認為“要深刻認識加快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發展的重大戰略意義”。首先，現代服務業是指服務業與現代技術相結合，既包括生產型的服務業，也包括消費型的服務業。第二，社會結構，特別是人口結構正在發生的深刻的變化引起的需要。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斷提高，是未來我國服務業發展最主要的動力。第三是我們制造業分工深化所創造的巨大的需求。目前我國制造業的規模已經很大，大而全的現象比較嚴重，產業集中度低，專業化分工水平沒有到位。隨著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制造業的集中分工深化成為不可避免的一個大趨勢。

劉鶴指出，在服務業當中又提出傳統服務業和現代服務業的區別。究竟怎麽認識呢？我個人的理解是，服務業如果和現代技術相結合都可以稱之為現代服務業。在現代服務業中，可能就包括B2B，也包括B2C，既包括生產型的服務業，也包括消費型的服務業。總的來看，我們也認為服務業它的範疇屬於實體經濟的範疇。

劉鶴也指出了當前要把握的現代服務業的關鍵問題：

第一，要創造環境，自主發展。要分清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政府應該創造比較好的法制環境、競爭環境和市場環境，健全服務業發展要素保障條件，探索有利於服務業發展的金融、稅收、價格制度和統計體系；與此同時，市場應根據需求變化，按照法制要求，遵循市場規律，積極理性的參與競爭。

第二，創新模式引領發展。註重創造性的行為和盈利模式，理解和發展企業和群眾的需要，有針對性的負責任的做好群體化、個性化、階層化的服務，使得滿足需求、提供服務和創造利潤統一起來。

第三，激勵人才優質發展。劉鶴指出，要註重創造一種利益兼容的新機制，激發認得創造力，吸引優秀企業家；同時也要註重提高服務質量，增強誠信意識和精品意識，切實滿足產業結構升級的需要。

八、教育與人力資本：重視人力資本積累和知識經濟

無論是推動信息化產業的發展，還是推動城市化的進程，這兩個議題都離不開同一個要素：人力資本。

劉鶴在2001年的深圳“全球腦庫新經濟研討會”上提到了我國人力資本的局限性：在新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最為重要的生產要素是人力資本。通過人力資本實現創新，是新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中國的人力資本盡管相對豐富，有一個致命的弊端就是由於傳統的教育體制，專業分割得非常厲害。工程師的知識集中在非常狹窄的科技領域，由於這種職業的偏好，使得他們更有興趣做一些體現技術水平高的工程項目，而對主流經濟存在的特點以及對主流經濟進行體制改革的要求似乎不重視，也不理解，這就導致了技術與市場需要兩層皮的現象。在這種特殊的背景下，非常需要產生一批具有親和特征的企業家。這些企業家對市場理解，對技術也理解，把兩者的行為可以對接起來，而企業家必須產生於好的公司治理結構的基礎之上，目前我們的治理結構無論從理論、政策和實踐來說，都處於初級的發展階段。因此，人力資本的局限性和治理結構的不完善，是新經濟發展的另外的一個重要制約。另一方面，中國正發生著巨大的結構性市場需求變化，只有企業家才能發現和捕捉真正的市場機會，通過產學研一體化的創新機制使技術成果產業化。

從國外的經驗看，2006年《拉美經濟的主要挑戰和經驗教訓》中，其提及：貧困人口有增無減，貧困現象被不斷再生產出來是經濟發展的挑戰之一，解決方法之一是狠抓人力資本形成，切實提高公共教育的質量。而在《對歐盟區域發展政策的幾點印象》中，看中歐盟“投資於人，認為人力資本和勞動力市場的完善起決定作用，同期有23%的資金投資於教育、培訓和發揚企業家精神”。

因此，劉鶴指出，在新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最為重要的生產要素是人力資本。通過人力資本實現創新，是新經濟發展的關鍵因素。在城市化進程中，也要註重教育資源的平等，主意農村勞動資源的人力資本的積累。

九、收入分配：非“殺富濟貧”式

對於收入分配問題，劉鶴認為，“在提高增長質量和擴大就業中增加居民收入和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而不采用極端的再分配方式‘殺富濟貧’，是十二五規劃《建議》在分配問題上重要的政策導向。提高政府用於改善民生的公共服務支出比重，既有利於增長，也有利於公平分配。”劉鶴進一步解釋，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是經濟發展的基本內涵。如果沒有經濟增長，就沒有就業機會，也就沒有收入分配的物質條件，因此談不上發展；反過來說，如果缺乏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出現兩極分化加速現象，將會使經濟增長失去動力，使社會大局失去穩定，因此不可能發展。怎樣處理好這對關系，使中國避免陷入中等國家收入陷阱，是《建議》需要格外審慎處理的問題。

同時，拉美國家以及國際金融危機後的美國、意大利等國的經驗表明，分配政策和社會福利制度設計都必須有經濟可持續的增長來支撐，都不能僅為短期的選舉政治目標服務。（《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不采用殺富濟貧再分配》）。

在這，要做到以下三點：

第一，強調就業。特別強調發展小企業和微型企業來創造就業，創造各種制度環境改善就業條件；

第二，強調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

第三，強調教育。勞動者能不能增加收入，最終取決於是否具備市場適應能力。（2010，改革必須有頂層設計不能走民粹主義道路，《財經》）

在收入分配改善結果上他認為，在“十二五”時期實現提高“兩個比重”的目標是可能的，沿海和內地、城市和農村存在收入分配差距收縮的客觀條件。海和內地的分配差距在於沿海地區率先納入全球經濟分工體系帶來的紅利，在全球化形勢逆轉後，生產要素已加快向中西部地區轉移，這可能逐步縮小兩者收入差別。

十、思想理論：熊彼特、Romer

在公開的場合發表觀點時，劉鶴很少提到經濟學家，但有兩位例外，那就是熊彼特和Romer，此外，劉鶴也曾咨詢過諾貝爾獎得主斯賓塞（Spence），也提到過馬克思。在談及創新和企業家精神時，劉鶴多次提到熊彼特；在談及經濟發展的動力時，曾經多次引用Romer的關於新經濟增長理論。

金融危機後，全球需求市場相對低迷，去杠桿化的過程還在深化，消費者的支出行為更為審慎，資源環境的約束強化，傳統的商業擴張模式已經難以具有生命力。劉鶴認為現在特別需要提倡創新商業模式，而創新商業模式的關鍵是在理解消費者潛在的需求，理解生產要素和供給條件變化，理解全球經濟支撐新環境的基礎之上，通過創新新的供給方式啟動需求。劉鶴認為，從理論上來看，重視熊彼特理論和薩伊定律，對企業走出低迷的商業環境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中國目前還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巨大的國內市場潛能還沒有充分釋放，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的步伐還在繼續加快，因此，只要真正重視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新的商業模式就能獲得巨大的發展動力。另外，也要重視商業界提出的“長尾”理論。過去人們比較重視20%的人的消費，當經濟周期處於不同階段的時候，將“長尾巴”80%的人的潛在需求轉變為現實需求，對於做好企業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總之，要符合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薄利多銷，探索新的商業模式。在2012年中國經濟年會上，劉鶴再次強調：在這個時刻，可能我們有必要再了解和學習一下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認識：由重視經濟增長轉向重視經濟發展，由更多強調改進供給效率轉向轉變總需求結構、轉變供給結構和轉變要素投入。劉鶴註意區分過去強調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十七大後提出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劉鶴指出轉變增長方式就是提高效率，這涉及羅默(Paul Romer)的新增長理論，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增長的知識含量，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更多是改進供給效率。而十七大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主要包括三個內涵，第一要轉變總需求結構，要從出口、投資拉動經濟增長，轉向消費、出口、投資協調拉動增長。第二是轉變供給結構，從依靠第二產業拉動增長，轉向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特別是服務業要發揮更大的作用。第三，就是轉變要素投入，從數量擴張轉向依靠知識、科技、管理等全面提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是經濟層面，如果消費不擴大，民生不改善，社會建設不跟進，整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不能落實。同時，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改革是不可能的。（本文來自：宏源證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