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一封新蛋網前高管的來信：新蛋網毀於台灣幫派文化

曾幾何時，新蛋網亦曾是電商業的代表之一。當然，這已經是浮光掠影般的過往了。

在京東商城擴充至3萬人的今天，在新蛋前高管創辦易迅網成功賣掉投入騰訊懷抱的今天，昔日輝煌的新蛋網中國卻陷入賣地養家、即將退出中國的傳聞中。

這似乎又是一個外企敗走中國典型案例。不過，事實可能並非僅此而已。我認識的一位新蛋網前高管，在這個時間點，向我投遞了一封郵件。在他看來，台灣的幫派文化才是新蛋網中國乃至整個新蛋網潰敗的原因。因為各位懂得的原因，我略去了這位前高管的姓名。

不贅言。原文附上：(文中小標題由編者添加)

幫派文化

直至今日，在離開新蛋網一段時間後，我仍舊經常回憶那段經歷，這是一段非常奇葩和令人難忘的經歷。

先從加入新蛋網說起，似乎，只要加入新蛋網，就要選擇一個幫派，不選對幫派，你在新蛋網便無法立足，而在新蛋網的一段時間，我就見到了種種幫派排擠。

比如，當初顧建興就是被排擠走的。2011年，顧建興離職後，由池勇信暫代顧建興的職位，大約到了2012年的3月，與美國新蛋執委會(新蛋網管理中國的最高機構)關係更好的總經理助理周昭武一躍成為總裁後，池勇信就被排擠了，從COO被漸漸剝離權力，最後只剩下市場部管理權，直至在2012年底被調離中國區。

只信任台灣人

除了幫派文化文化，新蛋網最大的問題便是只相信台灣人，而不相信中國本土的高管和員工。

大家可以看看，除了顧建興外，歷任新蛋網的高管就沒有中國本土的。

中國本土的員工上升很難。在周昭武接任中國後，新蛋網又派來了很多台灣籍的高管接管很多新蛋網關鍵業務部門。

事實上，新蛋網一直有很強的排外精神。新蛋網雖然發家於美國，但它的創始人是台灣人，做起來之後，新蛋就把美國的白人高管都趕走了，高管團隊都換成了台灣人。

你看，媒體還曾經報導過，新蛋網甚至在美國遭到工會抗議，指責只僱傭亞裔高管，而不為美國人提供就業機會。

台灣高管真心不懂電商啊

因為幫派文化，又因為只信任台灣人，所以，很多高管對電商的不瞭解程度都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

比如，現任的總裁周昭武其實是HR出身的，而且找了一批做HR的人來中國區擔任關鍵職位。當時這些台灣人入職新蛋後，需要由中國本土的員工花幾週時間培訓他們什麼是百度、什麼是淘寶。

除了執委會以外，美國新蛋還以一種「作戰報告會」的方式來管理中國新蛋。就是定期要每個中國新蛋部門主管把行業情況、競爭分析、應對策略做成PPT，然後通過電話視頻會議，讓美國執委會的來點評這個「作戰報告」。這種隔空喊話的管理方式，讓中國新蛋員工疲於應付寫報告，而不瞭解中國市場的美國執委會又拿著陳年的經驗來指責中國員工做得不好。

比如執委會中的Jacksonzhou，現退休居住在加拿大，也出身台灣聯強(一家電子企業)，對電商完全不懂，用以前B2B的經驗來指揮中國新蛋的B2C業務。

舉兩個奇葩的例子吧。

2012年4月份的時候，中國新蛋網例行「作戰報告會」。高管們跟Jacksonzhou開電話會議。當時，新蛋網進了一批無線路由器，雖然賣得價格低，但銷量仍然不好，後來大家分析的結論是，主要因為京東賣的同一款路由器比新蛋便宜了4塊錢，而根據計算京東是可能虧錢的。Jacksonzhou立刻提了一個招，他說：「我們去京東上下1億個訂單，買這個路由器，那麼京東就能虧4億，(京東)說不定就倒了。」當時，在場的高管們都冷汗直流。

還有一個例子是，之前新蛋在西南某地有一個倉庫，因為發貨量太小，倉庫基本處於閒置狀態。2012年三季度的又一次「作戰報告會」。新蛋物流的建議是換一個面積小一點的倉庫即可，以節約成本。誰知道Jacksonzhou通過越洋電話來了一句：「換什麼換?為什麼不利用空餘的倉庫去開夜總會或者卡拉OK廳呢?。」

這個讓新蛋員工叫苦不迭的「作戰報告」，每次都是通宵達旦的開會(因為執委會在美國，要配合執委會的時差)。

更有意思的是，2012年3月，新蛋開放平台開始跟國美在線洽談合作，邀請國美入駐新蛋開放平台，國美在線當時也很主動配合，答應給新蛋1%的分成+一些廣告投放。結果我們滿懷激動的等執委會同意，結果結果美國執委會那邊卻反問：「國美重要麼?為什麼要和國美合作?國美是不是要藉機吞併新蛋?為什麼不和百思買合作?」真是完全不懂中國啊。結果，洽談案一拖再拖。

到2012年10月，台灣人急於想開放平台賺錢了，又求助國美在線，說分成降到0.6%都行，後來還是由於新蛋內部分歧沒能合作上。我離開的時候，國美和新蛋的案子就不了了之。

台灣的高管們似乎也並沒有想辦法對抗京東。每週二早上的週會開場，周昭武的論調都是這個————別急，京東是燒風投的錢嘛，他們的商業模式不健康的。等風投的錢燒完了，京東遲早要倒閉的，新蛋就還有機會。

溝通成本太高

和其他外企一樣，溝通成本非常高，時間週期長。

比如，很多重大的決策，新蛋都要向美國執委會請示，或者向在美國總部調來的高管請示。除了時間外，溝通費勁還是如上面所說的，主要是新蛋的美國和中國的最高管理層都不懂電商，也不熟悉中國。

比如，新蛋中國要申請一個促銷活動，調低價格，但外來高管的思路就難以理解，因為美國那邊的價格與稅是分開計算的，而中國的價格是包含稅的。往往反應不過來，要算半天，最後決定要促銷，可能黃花菜都涼了。

再比如，我們和芒果網談合作，合同都簽了，但新蛋的外來高管就難以理解，新蛋這樣賣數碼產品的電商網站為啥要賣機票?這種事情太多了。

大老闆的心思也不在新蛋中國

新蛋的大老闆FredChang心思也不在中國了，特別是不在新蛋中國了。

因為經濟不好，新蛋美國的業務也不怎麼好，估計他無暇顧及中國這邊。從去年開始，新蛋中國就開始尋求出售和融資。我印象最深的是，每過一段時間，公司就會掛出橫幅，大意都是：「歡迎XX投資」或「歡迎XX公司」。新蛋最終也沒有賣出去和拿到融資。

所以，新蛋的危機其實是既定的了，最終是否退出中國、怎樣收拾這個攤子就只能走著看了。

PS：俺刊登這封信，不等同於俺全然同意文中的觀點。俺也不是一個新蛋「黑客」，只是俺覺得，假如文中所述都是真的，那麼新蛋真的要好好反思一下羅，其他的外企們或者中國電商公司們也要好好看看，自己有木有這樣的問題。

日本動漫產業崛起基因：「酷」文化！

上世紀80年代起，動漫文化產業就成為日本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其高峰時甚至佔日本GDP比重的10%。在經濟上走過「逝去的10年」後，日本政府開始謀劃新的經濟增長點，而動漫文化產業再次成為重要的寄託對象。剖析日本近年來提出的「酷日本」戰略規劃，可以洞察到日本整合自身現有優勢的發展思路。

如今，「酷日本」已成為坊間流行詞。今年2月，日本一項網調顯示，「酷日本」的社會認知度超過四成。安倍內閣上台後不久，即連續召開「酷日本推進會議」，為酷日本戰略佈局。《走俏世界的酷日本》一書作者，日本數字好萊塢大學校長杉山知之直言不諱地說，安倍力推酷日本，其終極目標就是引領日本邁向文化大國之路。

酷日本分三階段實施

其實，早在民主黨執政時代，酷日本就已提升為國策。日本經產省於2010年6月專門設立了「酷日本室」。簡而言之，日本政府要做的，就是為動漫等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內容產業加大馬力，讓酷日本「走出去」。

日本經濟產業省媒介內容課的橫倉干人介紹，「酷日本」戰略主要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向海外傳達日本的魅力，包括動漫、時尚、飲食文化等內容;第二階段是讓本國企業通過在海外開發動漫、時尚等關聯產業的商品而獲利;第三階段則是吸引更多的海外遊客來日本觀光消費。「我們會幫助企業探討海外盜版問題的對策，也會搭建招商平台，讓更多本國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通過『酷日本』戰略尋找到商機。」橫倉干人說。

這不免令人生疑：日本動漫遊戲早已走出國門，培育了一茬又一茬日本動漫迷。時至今日，政府為何又來「新瓶裝舊酒」呢?

酷日本並不等同「日本酷」。動漫電玩、新潮時尚、流行音樂、電影美食，可謂日本酷，已風行海外多年。但這些酷元素不能自動形成合力，發揮連鎖效應。而所謂酷日本戰略，就是國家高舉大旗，走至前台，如同韓流那樣，將既有創意資源整合到麾下，打造國家軟實力的堅強支柱。

2002年，美國《外交政策》雜誌刊載了一篇題為《日本國民酷總值》的長文。作者道格拉斯·麥格雷模仿國民生產總值(GNP)，提出國民酷總值(GNC，gross national cool)的概念。麥格雷眼光敏銳地指出，日本雖經濟頹靡，國力滑坡，但作為軟實力的國民酷總值不可小覷。麥格雷的文章，當時未能點醒日本人，卻為十年後酷日本的高調出台埋下伏筆。

值得一提的是，同在2002年，「東京國際動漫展」呱呱墜地。歷經近十年苦心經營，在酷日本戰略初露端倪的2010年，東京國際動漫展僅兩天公開日就吸引了13萬海內外遊客，可謂盛況空前。

動漫遊戲電影形成產業鏈

酷日本涵蓋雖廣，其核心競爭力非動漫莫屬。而據日本帝國數據銀行公司統計，日本主要動畫製作商92%集中在東京。如今，漫畫、動畫、遊戲、電影已如串串燒般形成產業鏈，彼此橫向連貫，文化產業基地化集約化難以避免。

漫畫連載斬獲人氣，改編成動畫，才算登堂入室。動畫不僅可以輸出海外，還能催生龐大的衍生產品市場，製作成遊戲，改編為電影，從而拉動整個產業鏈。《日本國民酷總值》出台的一個背景，就是《口袋妖怪》系列電影在美國創下的票房奇蹟。據統計，《口袋妖怪》系列電影僅前三部，就在全世界45個國家放映，票房收入近4億美元。如果將各類衍生商品統計在內，《口袋妖怪》在全世界的市場規模高達300億美元以上，超過《星球大戰》和《哈利·波特》。

日本動漫在海外影響雖巨，近些年銷售業績卻一直走下坡路。據日本動畫協會統計，日本動畫2005年的海外業績為313億日元，到了2011年則降至177億日元。日本政府推出的酷日本戰略，就是準備大力扶助動漫產業開拓海外市場，政府準備著力於動漫的「當地化」，即在外文版製作、海外宣傳等方面投入資金。根據日本經濟產業省創新產業課提供的數據，2011年6月30日-7月3日在巴黎舉辦的「JAPAN EXPO」活動，4日間創下了20萬人的來場紀錄。

在「酷日本」戰略「走出去」的背景下，不少日本企業已將目標瞄準了海外市場並紛紛試水。日本最大的動漫音樂公司Lantis便是其中之一，其製作的動漫音樂活動「ANISONALLIANCE」將於這個夏天來到上海。不過，Lantis公司社長井上俊次對外表示，目前動漫音樂產業還不算國家行政上扶助的對象，很多日本公司在海外都是獨自苦戰，「我們期待政府能始終如一地站在全體角度上，給予我們最合適的幫助。」

東京電視台以製作和播映動漫著稱，擁有各大電視台中唯一的動漫部。這家電視台也是將日本動漫銷往海外的重要推手。東京電視台動漫部部長川崎由紀夫在談及日本動漫海外戰略時認為，政府應該在培養動漫人才上投入更多。

「酷」自何處來?

中國人對日本動漫產業最關心的問題莫過於：是什麼靈丹妙藥，讓日本動漫如此興盛?

其答案說複雜也複雜，說簡單也簡單。數字好萊塢大學校長杉山知之在回答記者採訪時指出兩個關鍵要素：一是寬鬆的創作空間。日本政府對動漫創作放任自流，從不橫加干涉。二是日本有著培育漫畫人才的深厚土壤，為動漫產業提供了大量後備軍。日本中小學注重美育，大多數學生都能畫上幾筆。加上自小看漫畫和動漫長大，耳濡目染，自然而然拿起鉛筆模仿。在這樣的環境中，那些具有天賦的漫畫人才就很難「漏網」了。

日本人認為，漫畫從根本而言，屬於藝術創作。漫畫不僅在題材上天馬行空，有的作品思想深刻，不亞於小說。職業漫畫家在日本的社會地位極高。加之漫畫發行量大，版稅收入也很可觀。相對而言，漫畫界比動畫界的日子要好過些。有電視節目估算，《海賊王》作者尾田榮一郎年收入高達31億日元。當然，這屬特例中的特例。

談及人才問題，東京電視台動漫部部長川崎由紀夫結合與中國聯合製作動漫的經驗指出，中國和日本的動漫市場構成完全不同。中國沒有龐大的漫畫市場。動漫創作人員缺乏漫畫功底，在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設計上的長篇掌控能力較弱。而日本的長篇動畫，動輒好幾百集，播映上十年，這種優勢他國短時間內難以企及。

企業顯然以動漫形象的悠久歷史為榮。藤子Pro株式會社的筱田芳彥表示像哆啦A夢這樣，漫畫出版43年，動畫播放35年來仍然持續保持人氣。「公司每年還會製作關於哆啦A夢的電影，今年是第34部作品，5月份已經累計突破了1億觀眾。現在動畫節目視聽率的前十位，全部都是有著10年以上『高齡』的長壽系列作品。」

效仿韓流成功經驗

很多國家都將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定位為國家戰略。其中，韓國比較成功，由韓流整合大眾文化資源，形塑韓國文化形象，三星電子等韓國產品緊隨其後，層層遞進。毋庸諱言，酷日本的出台有豔羨韓流的成分。

不過，日本文化創意界與政府向來井水不犯河水。政府對文創產業少有扶持，文化人對政府插手天生反感，兩者缺乏良性互動經驗。日本著名現代藝術家村上隆就曾批評酷日本是在浪費稅金。對酷日本樂觀其成的業界人士，也都異口同聲地說「往日不可追，寄希望於未來」。

近些年，日本文化娛樂界趨於內向。日本國產電影呈現前所未有的繁榮。流行音樂界則以草食宅男文化為背景，類似AKB48的少女組合不斷克隆湧現。具有國際號召力的實力人物仍是些老面孔。NHK媒體研究部主任研究員山田賢一閒談時，對日、韓三國文化產業政策做了個比較。他說：「內容和市場，好比文化產業的兩隻車輪。日本政府以前對內容和市場都不太過問，現在才剛剛起步。韓國政府對韓流大力扶持，但政府不管內容，只管市場。」

華爾街實習生痛訴花街「過勞死」加班文化

再高的薪水，在年輕的生命面前都是浮云。長期以來已成「明規則」華爾街的實習加班風氣在一起「過勞死」事件中走上了風口浪尖。

8月15日上週四，一名21歲的美銀美林實習生Moritz Erhadt在倫敦的租屋猝死。同公寓的另一實習生稱，Erhadt曾兩週八個通宵加班，還有媒體報導稱，這次他是在連續熬夜加班三晚後倒下的。

以疲勞作戰著稱的華爾街實習工作長期以來已經成為普遍現象，而Erhadt這次不幸暴露了一個新問題。

businessinsider記者Steven Perlberg認為，因為金融危機爆發後，銀行的人手減少，工作量增加，也許實習的環境已經惡化。

只要在商科學生中做下調查，就會發現，投行的實習生經歷實在不堪回首。

通常按比例計算夏季實習生年收入4.5萬英鎊，月均2700英鎊。可每週平均工作時長至少要100小時。

一位去年夏季在紐約某投行實習的消息人士（以下簡稱A）透露，他每週七天都精疲力竭，

如果你有一大堆鬼差事要干，可能就得從晚上幹到第二天早上五六點。我覺得自己從來沒有晚上10點或者11點以前下班過。

到了週六或週日，A運氣好可以下午5點離開，但最後一算下來

我想那個夏天我只休息了兩天。

有些晚上你是不會離開的，可能回家洗個澡就又來了。但你是不會去睡的。

在倫敦銀行圈裡，有一種說法叫「魔法兜圈」（Magic Roundabout），指的是出租車先帶你回家，你回去洗澡的時候，車就等在外面，等你料理完了再迅速帶你返回辦公室。

Erhadt有沒有坐著車來幾次這樣的「魔法兜圈」，我們不得而知。但這個問題引起了實習生權益組織Intern Aware關注。

Intern Aware的創始人Ben Lyons表示，需要改變銀行的人力資源流程，減少實習生需工作的小時數，清晰表明工作時長。

上述向Perlberg訴說實習經歷的A承認自己的情況比較特殊，因為上司特別喜歡指使人，但他實習的那家銀行的確暗示過，這種實習項目有強制的性質：

他們沒有明說你要每週工作100-120小時，可在應聘過程中暗示了。他們問：「你準備長時間工作嗎？」

美銀內部的消息人士透露，實習生加入公司後會配有「導師」和「夥伴」，由人力資源部監督。

但美銀的發言人拒絕對這些政策置評。

A則透露，除了偶爾有一次與一位人力資源的代表聊過評估他的總體感受

根本沒有做什麼事真正保證你身體健康，也沒有一個接一個喝什麼5小時能量補充液。

不同城市有不同的App文化，你踩準點沒？

中國有著13億人口、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一個省就相當於歐洲一個國家的幅員面積和人口，分佈著大大小小600多個城市，並且被劃分為多個等級：

一線城市可以領略都市魅力，

二線城市可以開拓視野，

三線城市有些小城文化，

四線城市有些別樣風情。

一般人是不會走遍這四類城市的，如果你有幸走過，你就會發現中國城市並非千城一面，市井處隱藏的是中國城市的多元化。

城市的多元化可以通過手機App的使用習慣來辨識。北上廣深人的手機裡必備一款導航軟件，而小城人則只將智能手機當成一款遊戲機;一二線城市的人喜歡沒事發發微信微博，三四線城市的人則不喜歡將時間浪費在移動設備上，認為這遠不如一個電話約出來聚餐來得酣暢;手機的商業用途在大城市被更廣泛地使用，而在小城市卻被主要用於聽歌視頻等娛樂方面。

關於不同城市的人使用手機還有很多不同。西班牙社會學家安帕羅·拉森曾說：「在不同的城市裡，手機賦予了靜止時間和過渡空間新的含義。」本期，我們以城市為本，通過收集不同城市青年在手機App方面的使用和消費，檢視當代中國人的生活面貌，並嘗試梳理出一些各個層面的未來趨勢。

本次《城市青年手機App使用研究》共徵集到來自全國1-4線城市，1,973名18-32歲的80、90後青年網友的意見。

 

社交、消費類App成為一線城市新寵

每個城市都有著它獨特的氣息，它滲透進我們的毛孔，貫穿進我們的身體，在我們的身上也不知不覺有了城市的App文化。

調查顯示，一線城市人群對於App的熱情遠高於二三四線城市。並且，在商品生活消費、社交通信、體育旅行、效率方面的App使用高於其他城市。其中，社交通信類App在一線城市使用率為53.8%，高出三四線城市十個百分點。任何事物的流行都有它的社會基礎，微信微博得以在一線城市流行也不例外。

在這裡，「忙碌」已經成為了代名詞。

我們有高工資，但是依然不夠花;

我們有車，但卻沒有地方開;

我們也有朋友，但卻沒有時間聚。

因此，微博、微信、QQ這些社交通信類App紛紛充斥進我們的手機裡，我們通過這些社交通信工具獲得同學的生活現狀，我們通過它們與熟人保持時不時地聯繫，我們通過它們與客戶、領導維繫進而促進關係。這類App也無疑例外地朝著讓內容發佈與更新更加簡單、讓交流更加方便、讓界面操作更加簡明發展。

 

而這些也足以見證，城市已經淪陷進「快時尚」的漩渦。一線城市當然是時尚的。北上廣深是中國人心頭的硃砂，時時攻破著中國人的心靈、大腦和胃。即便一線城市正在衰落，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北上廣深依然是當今時尚的主流。

作為國際大都市，國內外各大品牌店已經開遍中國一線城市。在這裡，我們穿著牌子、吃著牌子、坐著牌子、用著牌子，牌子代表著對生活的期望。

調查顯示,在一線城市生活著的人們:

9.1%使用美食佳飲類App、

10.2%使用旅行類App、

17.3%使用生活方式類App，

當然更有15.6%使用財務管理類App。

我們不能將小白領每天把GUCCI、哈根達斯、普吉島掛在嘴邊當成一種物質虛榮，因為這確實是一種生活，而且是一種很勵志的生活，儘管離現實還有段距離。「北京，我來啦!」北漂的男男女女們這樣喊道，這句話深層次裡更表達著對這種勵志生活的嚮往。

「當我走在這裡的每一條街道，我的心似乎從來不能平靜。我在這裡歡笑，我在這裡哭泣，我在這裡活著，也在這兒死去……」在一線城市，蜂擁而入的人群中不乏全國各地的面孔，而且其中的外來人口越來越多，城市規模不斷擴大。調查顯示, 導航類App在一線城市的使用率為27.8%，而在二線城市的使用率是22.6%，在三線城市是20.4%，在四線城市是19.6%。

中國的一線城市也是世界著名的「堵」城。生活在一線城市的人說，北京是首堵，上海是上路就堵，廣州是廣泛的堵，深圳是深深的堵。中國首堵的上班族說：不要問我們在哪兒，我們不在上班，就在去上班的路上。正是如此，大家被上下班割裂開的碎片時間漸漸被手機填滿。兩個小時的交通工具上，是我們主要的娛樂時間。有的人聽音樂、有的人看電子書、有的人看新聞、有的人刷微博微信聯繫好友。不是我們不願意聚，一是沒有時間，二是真的離得太遠了。

娛樂至上的三四線城市

在傳統的觀點裡，三四線城市是相對保守的、不太開放的;但是，互聯與移動互聯改變了這一現狀。研究表明，移動互聯網正在逐漸向三四線城市蔓延，移動互聯網為不同的人提供了瞭解世界的平台，減少了不同地域、不同階層人信息獲取的鴻溝。

其實，在三四線城市同樣擁有一個城市的標配，比如廣場、電影院、超市，比如耐克、青啤、肯德基，比如手機App。無論我們身處哪裡，我們也許在不同的城市，但是我們擁有同一個互聯網。

調查顯示，圖書、影音、遊戲、音樂這些在一線城市流行的App在三四線城市也仍然倍受青年們青睞。而且，三四線城市更加熱衷於娛樂休閒類App，對商品消費、社交類App則略顯不足。相對封閉的社會環境和保守的生活習慣，使三四線城市的消費更加務實。如果非要穿上香奈兒、阿曼尼出去，那就顯得太另類了。我們在三四線城市，也不太追求餐廳的檔次，能夠有好的口碑就行。至於微信微博，我們也用，但能夠聯繫地範圍真的很有限。畢竟我們有更多的時間可以見面再聊，畢竟大家都知道擁有「背景」和「關係」在三四線城市才是關鍵，而這些絕不可能僅僅靠微信、微博來維繫。

 

調查顯示，三四線城市相比於一線城市擁有更高的幸福指數，但是三四線城市的青年人同樣擁有一個標籤就是「迷茫」。一個小時就能環城一圈、上班時間相對穩定、休閒的時間也多起來。可是你甘願過這樣的日子嗎?甘願從今天就看到了十年、甚至二十年以後的你嗎?我想，真正願意這樣生活的人少之又少，畢竟中國是一個有夢想的國家，每個人心中一個「中國夢」。

相比於一二線城市，遊戲類App在三四線城市裡擁有更高的使用率，45.3%的三線城市青年使用遊戲類App，44.1%的四線城市青年使用遊戲類App。而在安卓市場裡，App遊戲也脫離其他類型的App成為單獨的一個類別。從憤怒的小鳥到水果忍者，再到神廟逃亡，再到保衛蘿蔔，沒有那麼高的操作要求，不需要佔用那麼多的時間，簡單而又能跟社會同步。因此，這類遊戲成為打發時間、輕休閒最好的選擇。

另外，三四線城市青年也更偏愛大眾的、廣泛的、傳統的品牌形式。如果說一線城市的青年喜歡嘗嘗鮮，那麼三四線城市更願意將大眾榜單作為時尚流行的風向標。調查顯示，一線城市的青年更愛新浪微博、人人和豆瓣，而三四線城市則更愛騰訊微博、QQ空間和百度貼吧.

健康醫療教育：被忽視的App領地

除了以上提到的App，我們發現還有很多App正在被中國青年廣泛地忽視。健康、醫療和教育這三類App僅分別擁有3.7%、2.3%和6.3%的使用率。而據美國皮尤調查顯示，19%的美國智能手機用戶在他們的手機中安裝了至少一個與健康有關的App。其中，運動、飲食、體重類應用佔據了健康類App列表的頂部。

據統計，在我國健康產業僅佔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4%-5%，低於許多發展中國家。而目前中國個人資產在600萬元以上的高淨值人群達到270萬人，其中旅遊、養生保健、子女教育是他們最關注的三項服務內容。隨著移動互聯網的迅速發展，國內用戶也逐漸開始使用一些運動、醫療類的App，例如nike+、好大夫在線等，隨時關心自己的身體健康越來越多地被城市人所重視。

另外，80後已經為人父母，他們既熱愛網絡又捨得給孩子投入，似乎兒童教育類App是最有市場潛力的了，然而事實並不那麼樂觀。多家從事教育類App開發的人士表示，教育類App與遊戲等熱門App相比，盈利還有很大的距離。一方面人們對這類App的認知還很有限，另一方面教育類App的市場同質化情況特別嚴重。因此，在教育類App的市場完善方面，仍需要開發者、教育工作者、市場推廣人員多方的努力，來塑造差異化、成熟的產品。

貝索斯的秘密：亞馬遜的角鬥士文化

這個系列的前一篇文章中講到，貝索斯是一個要求非常苛刻，對待員工也比較粗暴的CEO。一些人認為，貝索斯缺乏換位思考的能力，把員工當做一種可消耗的資源，看不到他們的貢獻。在本篇中，你還可以看到亞馬遜對待員工有多麼「摳門」，連員工入職時領到的一個背包在離職時都必須交還公司，原因是：「我們避免把錢花在對顧客不重要的東西上。」

你可能會覺得奇怪：一家對待員工如此苛刻的公司，怎麼能招募到優秀的人才呢？也許讀完本篇，你就會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另外，你還可以看到前文提到的「潤滑劑事件」有了怎樣的後續發展。

亞馬遜的「角鬥士文化」

在亞馬遜，你基本上拿不到什麼津貼，績效獎金也不會多得出乎你的意料，但該公司現在已經比20世紀90年代慷慨多了。在那個時候，貝索斯甚至不願意發給員工公交卡，因為他不想讓員工找到匆匆走出辦公室，以便趕上當天末班車的任何理由。

亞馬遜的員工現在有公交卡了，可以免費乘坐西雅圖的公交車。把自己的車停在「南湖聯盟」（South Lake Union）區的亞馬遜辦公樓裡，費用是每月220美元，公司可以報銷180美元。在亞馬遜會議室裡，把沒有抽屜的平板桌並排拼在一起就成了會議桌。自動售貨機的東西要用信用卡買，在公司食堂吃東西也沒有補貼。新員工入職時會領到一個背包，裡面有一個電源適配器，一個筆記本電腦基座，以及一些新人培訓材料。當員工辭職的時候，公司會要求他們返還所有配發的東西，包括那個背包。因為「亞馬遜的14個領導原則」中說：

「我們避免把錢花在對顧客不重要的東西上。不花冤枉錢可以培養我們解決問題、自力更生的能力，還會激發我們的創造力。在員工數量、預算規模，和固定費用方面，我們能省就省。」

「亞馬遜的14個領導原則」是該公司的核心價值觀，亞馬遜對其極為重視，經常在公司裡討論它，並且把它灌輸給新員工。

在50人以上的部門裡，經理需要經常「優化」自己的下屬，也就是說，他們必須解僱那些表現最差的下屬。所以，亞馬遜的很多員工永遠都生活在恐懼中，連那些在考核中獲得好評的員工，有時候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些員工認為，亞馬遜的企業文化是「角鬥士文化」。很多人在這裡待不到兩年就會離開。「亞馬遜很奇怪：它是一家努力要當超級大企業的創業公司，同時又是一家努力保持創業公司特色的大企業。」珍妮-迪波說。她2011年時在亞馬遜當了5個月的營銷經理，發現上級不能很快接受利用社交媒體做宣傳的想法，而且在亞馬遜每天要工作很長時間，不利於她照顧家人，所以她選擇了離開。「亞馬遜的環境很不友好，」她說。

即便離開亞馬遜，過程也不是那麼容易。如果你跳槽到競爭對手公司那裡做類似的工作，亞馬遜就會給你發郵件，威脅要採取法律行動。2010時，從亞馬遜跳槽到EBay的費薩爾-麥斯歐德就遭受過這種威脅，後來還是EBay出面私下解決了此事。

亞馬遜無懼員工流失

可以在亞馬遜如魚得水的人，往往很善於應對接連不斷的摩擦和衝突，並在對抗性的氛圍中獲得成長。貝索斯把人們尋求共識的自然衝動稱為「社會凝聚力」，他對這種東西深惡痛絕。貝索斯希望手下的人能以數據為依據，充滿激情地爭論出一個結果來。這一點也被他納入到了「亞馬遜的14個領導原則」中：

「要有骨氣，敢於表達不同意見，要有責任心」

如果領導者不讚成某個決定，那他就有義務不失恭敬地挑戰這個決定，提出自己的質疑，即使他覺得這樣做會很尷尬，或者是費力不討好。領導者要有信念，要堅毅頑強。他們不應該因「社會凝聚力」而妥協讓步。但是，當事情最終確定下來之後，他們就要全力以赴地採取行動。

有些人喜歡這種對抗性的文化，他們似乎只有在這種文化中才能有效地開展工作。所以不少管理者在離開亞馬遜一段時間後，又回到了這家公司。「每個人都知道在亞馬遜工作有多難，但還是有人選擇了留在那裡。」在亞馬遜零售業務部門工作過5年的費薩爾-麥斯歐德說。「你不斷學習，創新的步伐讓人覺得驚心動魄。你不管做什麼競爭都很激烈。」

員工流失似乎並未給亞馬遜造成損失。因為該公司的股價在穩步上升，借助著這種吸引力，亞馬遜在招募人才方面沒有遇到什麼困難。在今年7月發佈的第二季度盈利報告中，亞馬遜稱員工人數已增至9.7萬名，含全職和兼職員工，較去年增長了40％。亞馬遜給新員工開出的基本工資屬於行業平均工資，簽約獎金在兩年內發放完畢，RSU（也就是國內說的「乾股」，公司贈送給你股票，個人不需要任何資金投入）則分四年發放。谷歌和微軟公司的RSU是均勻地逐年發放的，亞馬遜則的RSU則會在四年內逐漸遞增地發放：員工通常在第一年年底拿到5％，第二年年底拿到15％，然後在後兩年裡，每6個月可以領到20％。亞馬遜採取這種做法來鞭策員工繼續勤奮地工作。

「潤滑劑事件」的後續

貝索斯不會出席亞馬遜的一些日常例會。他把更多的時間花在公司的新業務上，比如AWS云計算服務，尤其是 Kindle和Kindle Fire（高管們開玩笑說，在Kindle樓裡，不經過CEO的批准，員工連屁都不能放），但是，貝索斯總是可以把他的存在感刷遍公司的每個角落。

比如，在2010年的潤滑劑事件發生後，貝索斯就開始親自關心公司的電郵營銷活動。他認真監督了過濾消息，判定哪些郵件可以發送給顧客的工作，並且嘗試以新的角度去看待營銷郵件業務。到2011年底，他覺得自己找到了一個很不錯的新思路。

貝索斯很喜歡看新聞電郵，例如每天發送網上各種文化軼事的veryshortlist.com，以及《連線》聯合創始人凱文-凱利寫的技術性技巧和產品評測新聞Cool Tools。這兩個新聞電郵都有短小精悍、文筆好、信息豐富的特點。貝索斯覺得，亞馬遜或許可以每週發送一封精心設計的電郵，它應該是短小精悍的數字雜誌，而不是平庸乏味的、由算法生成的營銷信。於是他責成營銷副總裁舒爾考慮一下這個思路。

從2011年底到2012年初，舒爾的研究小組向貝索斯提交了多種營銷郵件版本。其中一個打明星牌，另一個介紹產品的趣史。但這個項目沒有取得任何進展，因為在測試的時候，顧客的反饋不太好，一些參與了這個項目的人還記得當時的窘境。在一次會議上，貝索斯查查看了一些版本的樣品 在場的每個人都在沉默中等待著。「這個東西有問題，」貝索斯說，「它已經把我搞煩了。」他喜歡的那個版本側重於推薦突然變得火爆的產品，比如《V字仇殺隊》的面具和格萊美獲獎歌手阿黛爾的CD。「但是頭條需要更亮眼一些。」他說對研究小組說，負責文案的人就在其中。「有些文案寫得很糟糕。如果你是寫博客的，你就會挨餓了。」

最後，他的注意力轉到了舒爾身上。在亞馬遜的整個歷史上，市場營銷副總裁都是一個很容易中槍的靶子。

「為什麼我連接3個月都沒有看到任何進展？ 」

「這個，我總得找到編輯來做樣品啊。」

「動作太慢了。你真的關心這件事嗎？ 「

「是啊，我們挺在乎的。」

「那就去掉設計的部分，它看上去太複雜。而且這件事還要加快進度！」

貝索斯制定了亞馬遜的經營原則，讓這個公司在利潤率低，外界不看好的情況下挺過了二十年。從某種意義上說，整個亞馬遜就是圍繞著他的大腦建立和發展起來的。貝索斯的大腦好比是一台放大器，可以把他的聰明才智和進取心傳播到儘可能大的半徑範圍中。亞馬遜北美零售高級副總裁維爾克說，「貝索斯一邊實幹，一邊學習，他從我們每個人有專長的人身上學習，並把精華吸納到他自己的大腦裡去。現在大家都希望儘可能地像貝索斯那樣思考。」

寧財神：文化產品經理的二次元產品觀

他在《非誠勿擾》裡曾提到，自己在沒老婆看著的時候，一下午花了70萬元。哪裡是財神，分明是散財童子。

「那70萬你到底買了啥?」

「佛珠和藏印。」這是他自認為成體系收藏中的一種。在寧財神上海的家裡，200平米的地下室全被用來放他的這些寶貝。

他幹過的行當也和他的收藏一樣龐雜。學金融出身的寧財神，炒過期貨，寫過網文;開過廣告公司，辦過文學網站;當過影視編劇，幹過話劇策劃。2006年擔任《武林外傳》編劇令他聲名鵲起。今年，他又擔任了《龍門鏢局》的編劇、監製，以及《非誠勿擾》的點評嘉賓。

作為一個出生於1975年的准大叔，他對世界仍然充滿好奇心。

因為寫東西想搜維多利亞時期的生活方式，搜出個賣銀壺的淘寶頁面，他就把淘寶每個銀壺賣家都搜一個遍。結果收集了十幾套古董銀器。

「傾一國之力做點漂亮首飾很容易，但這就是普通人家用的，代表了當時中產階級生活的品質。這才是真正的文明，平民的文明。它不是純手工的，是開模的，這裡就有一切現代文明的可能性。」

「再看我們清代那些設計，基本和老百姓沒什麼關係。你看到每一個很漂亮的壺，工匠一生做不了幾個，你感覺不到可複製、可規模化的東西。」

寧財神在努力尋找的，正是這樣一種可複製的藝術生產方式，這就是他的商業模式。

怎樣才能做個好編劇?

「其實這是個偽概念。對90後、城鄉結合部那些對未來生活有美好嚮往的小女孩來說，最好的編劇是郭敬明不是劉恆。你先把受眾想清楚，本質上它是個商品。脫離用戶來講好壞沒有任何意義。」

把劇集當作一個產品，那麼第一步就是要定義自己的目標客戶。

寧財神躺在自家沙發上和我說話。對面的書櫃只有寥寥幾本書，最惹眼的是《銀魂》和《火影忍者》的手辦。

他想取悅的用戶，不是天涯的「大多數」，也不是豆瓣的「文藝黨」，而是「二次元*」。

「我永遠不會招豆瓣喜歡。招豆瓣喜歡的都窮死了，我不想受窮。」在寧財神看來，真正的豆瓣青年既不看《龍門》，也不看《甄嬛》，他們可能得看《唐頓莊園》，還要能看懂其中每一個點。

最初的陣地天涯論壇他現在也很少看了。「天涯代表了那一個中國。那些聲音我認為都是假聲音，無論是對文藝作品的消費力還是對於公眾事件的傳播力，對媒體的影響力，他們都是在失語的狀態。」

產品推出1.0版本後，尋找到目標客戶的意見是最重要的事情。

寧財神最關注的評論來自微博和以動漫內容為主的彈幕視頻網站bilibili。

在《龍門鏢局》首播時，寧財神常常一連十幾個小時的刷微博看評論。好評略過，關鍵看差評，每一條差評他都點開對方的ID，分析是否是自己的目標人群。

在bilibili上，寧財神驚喜地發現自己埋下的那些「梗」都被「二次元」愛好者們通過彈幕一一指出。

在這個網站上，他只蒐集從晚上片子上線到第二天早上十點半的那些評論，剩下的則被視為無效數據。

「這個時間段都是海外黨。有一定知識量，心態相對平和，很多其實也都沒什麼錢，但是看過更廣闊的世界，生活有更多的可能性，看過大量二次元作品，受過大量敘事節奏和信息量的訓練。」寧財神這樣定義自己的目標受眾。

這個定義看起來頗為傲慢，似乎又入到「高貴冷豔」那一流去了。寧財神不知道如今是「得屌絲者得天下」嗎?

《紙牌屋》的成功讓電視劇從業者看到了用大數據來做一部劇的無限可能性。但在一個碎片化的時代，從金字塔底做起，所需的大數據量的積累、分析，殊為不易。

更多時候，創作者都是在想像自己的受眾。那麼，三次元的婆婆媽媽和二次元的動漫迷，到底哪個才是最需要尊重的電視劇受眾?寧財神曾和朋友整夜爭論。

「所有文藝產品的傳播都是金字塔形的，我討好的是塔尖上的人。」寧財神對自己的觀點堅信不疑。

在寧財神看來，他所瞄準的「二次元」受眾，雖然在收入上不是塔尖，但是在文化輻射力上站在了塔尖的位置。正是這些人製造了近些年的各種流行詞彙。當他們對一件事情感興趣的時候，他們會用各種各樣匪夷所思的方式影響周圍的人，而且是點對點的。在事件沒有娛樂性的時候，那些所謂的「意見領袖」是製造不出娛樂性的。但「二次元」可以大批量的自生產娛樂性。

「我很納悶大家怎麼沒意識到這點。」寧財神說。《武林外傳》在央視首播時，收視率奇差險些被停播。但正是因為帶有一定的「二次元」特徵，吸引了這些人，通過自傳播，才有了二輪、三輪收視持續走高。

歸根結底，寧財神在乎的不是「二次元」，而是大眾傳播。

「能描述下你抓住的塔尖嗎?」

「能描述也不能告訴你啊。第一它未必準確，第二確實是商業機密。」寧財神狡黠地說。

他蹲到電腦椅上，得意地展示自己剪輯的日語版《龍門鏢局》預告片。

「如果審查允許，這個最接近我的趣味。」

「那……很多人可能看不懂吧?」看著屏幕裡「基情四射」的劇情，以及最後致辭「那些年，被我挨個掰彎的摯友」，我有點懵。

「你看你又在預設那些假的用戶。這個版本在沒有大號推的情況下，是所有預告片裡轉發量評論數最高的，將近10萬條。」

「二次元就是全世界。它比你想像得更有影響力和持久力。因為二次元代表著好奇心、探索邊界的願望和相對溫和的價值觀。這樣的人肯定能影響生活裡周圍的人，他們在生活裡負責推薦作品，因為他看片量大。」

這些「二次元」同時也最殘酷。他們隨時吐槽，更慘是槽都懶得吐，轉身就走。

要抓住這些觀眾，寧財神摸到的訣竅是「大信息量」。但「大信息量」，會在一定程度上阻礙觀影。對於《龍門鏢局》首輪電視播放收視率的不甚理想，寧財神樂觀估計二、三輪播放收視會高於一輪。

「到二三輪觀看的時候你就會放鬆下來，看到和喜劇有關、和人物有關的東西。美劇《拔苗助長》就是這樣，它在Netflix上的討論熱度始終都沒降過，每次看都能發現新的東西。」

「與敵同眠」

與其說觀眾是「上帝」，寧財神認為觀眾更像是敵人。創作就是從頭到尾的作戰過程，他稱其為「與敵同眠」。「我在試圖控制你的情緒，你在試圖反擊不被我控制。我想讓你哭讓你笑，但你可能會覺得『這有什麼啊我都見過』。」

《龍門鏢局》失掉了這種平衡，劇集表現不穩定，寧財神覺得主要是自己編劇的問題。首次擔當監製的他被製片、營銷各種事務佔去了太多精力。

製片的難度首先在於《龍門鏢局》的景由片方自己搭建，而沒有選擇橫店。

「橫店是我覺得最不適合拍戲的地方。於正的戲場景都美輪美奐，但是很難相信人會在裡面生活。沒有細節，生活感的缺失導致每一個環節都不可信。」

自己搭景比橫店拍攝多花了1700萬元的費用，這便有了《龍門鏢局》裡驚呆小夥伴的植入廣告來填補虧空。有媒體根據這些植入廣告推測《龍門鏢局》的吸金能力，寧財神說廣告簽的快，真沒賺什麼錢。

他更願意談他與「二次元」世界的互動創作。這是產品升級2.0的過程，寧財神希望能做出一個品牌來，這意味著中國最接近歐美劇集的產品已經呼之慾出。

通過對網絡意見收集，寧財神重寫了《龍門鏢局》10集以上的戲份，馬上就要啟程去麗江補拍。

補拍是因為對作品不滿意。比如有的劇情太水、喜劇份量不夠、或爭議較大的人物、劇情。

但是寧財神也有一定要堅持的東西。比如舞台感、遊戲感，這就是他喜歡的趣味。

「新版是平行時空的概念，特別像遊戲。這是第一部大規模的大數據量互動後的產品，你會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在網絡時代，這樣的實驗我覺得很有意義。」

《龍門鏢局》的二輪播映早已賣出去了，這樣的補拍並不能帶來收入。儘管主創們都不拿錢，還是要有數百萬的支出。

「如果要長期發展，必須把爛肉挖掉。我想把《龍門鏢局》做成一個品牌，投入三到五年來做它的各種可能性。就算我不寫了，也還是一個品牌。這就要求口碑儘可能好。」

要做一個電視劇品牌，寧財神最關注的不是電視台的收視率，而是網絡持續的點擊量、搜索量曲線，關注大家是趁熱看完、罵完就走了，還是會介紹其他人來看，不斷有新的觀影人群。補拍雖然在一定時間段看是吃力不討好，但以品牌為目的，卻是划算的。

「《龍門鏢局》有些遺憾，逼著我做了前所未有的嘗試。無論對品牌、對我個人還是對行業，都是個好事。這就逼著你品質不行的時候就要改，電視台會發現你花精力去改的話就是會更好，那以後電視劇發二輪就會有一個門檻。」寧財神說。

文化產品經理的堅持

我和寧財神坐在路邊等人，街對面保利劇院的外牆廣告不厭其煩地重播著《龍門鏢局》的宣傳片，秋風獵獵。在所有關於《龍門鏢局》的惡評中，最令寧財神憤憤然的一篇來自《新京報》的社會評論版。

「娛樂版怎麼說都行，普通觀眾罵再難聽都沒關係，但《新京報》社會評論版竟然說我『說教太多』。作為一個曾經有責任感的媒體，對於常識在不上網人群中的普及可能給社會進步帶來的好處，不但無視而且牴觸。我怎麼可能不生氣。」

主題先行，通過電視劇傳達「常識」，是《龍門鏢局》最受爭議，也是寧財神堅決不改的地方。

這些「常識」包括程序正義、網絡暴力、反對刑訊逼供、媒體人的自律等等。用寧財神的話說就是「文明時代的常識」。

但《龍門鏢局》夾帶的「公知」常識，遠不如《武林外傳》的生活常識那樣讓觀眾容易接受。

「現在一提常識大家就說公知又出來擺姿態了。或者你自己看很多書，會覺得這種道理我早就知道了，幹嘛要聽你說啊，還會有受辱感。但事實上這些就是文明社會需要的常識。常識的路比我們想像的漫長，我對自己洗腦後遺症的恥辱感都無處不在。」

「你也犯常識錯誤?」

「比如我去做《非誠勿擾》，覺得一個女嘉賓和那個男嘉賓很相配，各方面條件都合適，但她沒選他，我就質疑她動機了。雖然她也有可能動機不純，但愛情本來就是化學，不是社會學也不是經濟學，沒感覺就是沒感覺，我不能用我的審美去套她的。這是惡劣的『拉郎配』思想。幾千年了，我這種人還有這種媒婆觀點。這就是藥不能停。」為了這個常識錯誤，寧財神在新一期節目罕見地說了很長一段話，誠懇地和女嘉賓道了歉。

擔任《非誠勿擾》嘉賓讓寧財神在街上被認出來的概率迅速攀升。但他卻認為過去大家只是不知道寧財神長什麼樣子，自己的知名度沒提升多少，「從(微博)粉絲量變化就知道了。」

某種意義上，寧財神是在用微博感知大眾的。

面對二次元微博裡折射的三次元世界，寫喜劇的寧財神有時會感到絕望。

「有人一直虛構著一個還存在著儒家的道德社會，大家都還用這個標準要求他人，但其實我們早已不是長幼有序的社會，儒家早就已經崩盤。」

「你從互聯網中看到的世界怎樣的?」

「破碎的。有好有壞，相對均等吧。」

70後的寧財神看到了文革的尾巴，看到了改革開放，看到了嚴打。經過那段「吃得飽飯但吃不上肉」的日子，他說自己現在都會有物資匱乏恐懼症，本能的去超市就想屯東西。

「這些對你有什麼影響?」

「獨立，自給自足，對很多人、很多事沒有期待，保持距離，但有希望社會改良的願望。所以我們是最後一代理想主義者。」

寧財神在微博上說，決定給《龍門鏢局》裡的年掌櫃改個名字，以示敬意。

中國文化中譯英 左丁山

東西方文化差異 井底望天

土豆網總裁楊偉東：土豆要成為青春文化品牌

《創業家》&I黑馬：優酷土豆合併之後，兩個網站的發展方向產生了怎樣的分化?

楊偉東：(優酷土豆)合併一年多了，兩個公司原來就有一些重複的地方，需要解決消化，合併(的工作)不可能一個月、兩個月(就實現了)。這中間肯定有痛苦，但也有好處。土豆和優酷放在一起，在一個集團裡，土豆才可以做差異化。如果合併之前土豆做差異化，很容易變成一個小眾網站。今天的互聯網人口是15—45歲，再過五年到50歲，再五年到55了，你必須服務這些人。所以，優酷必須要全、穩，不能耍太多的東西。優酷是全人類的，土豆是年輕人的。

《創業家》&i黑馬：土豆具體在做什麼?

楊偉東：現在很多人，都把「花了多少錢買了版權」引以為傲，其實他們是把自己當媒介了。在一定程度上說，甚至像江南春的分眾一樣，我有一個東西，你的廣告拿過來放，我收錢。土豆發展的關鍵，不再是媒介，也不是媒體，而是內容。我用藝人，我做節目，我拍電影，出小說……對於我來講只有內容的概念。有了內容，有了用戶，我們還要做品牌，土豆不是土豆網，土豆是一個青春文化品牌。

《創業家》&I黑馬：青春文化品牌?

楊偉東：說白了就是年輕人的品牌。永遠有年輕人來，有年輕人走。你會發現中國的年輕人的消費很高，粉絲經濟的爆發遠遠比韓國、歐美大得多。所以，我的第一人群跟優酷不一樣，土豆的主流覆蓋人群是20—35歲之間的人。青年文化品牌意味著跨界也好，改變也好，我覺得有很多想像力。原來青春文化跟視頻網站沒有關聯，但今天土豆發生的變化是可以想像的。

我覺得人不要變成金錢的奴隸，一定玩起來。最後等你老了，玩不動的時候，你會覺得你玩過。你擁有互聯網的品牌，你擁有很多年輕人粉絲，這個很棒。土豆品牌定位是青春有趣。有趣是我一直強調的。我也會要求自己的人生過得有趣，所以也希望土豆變得有趣。

《創業家》&I黑馬：年輕人口味的變化真的太快了，土豆打算怎樣緊緊抓住他們呢?

楊偉東：我以前做了九年市場，做市場的好處是會市場洞察。所有的東西是通過市場傳遞到用戶。所以你要翻譯產品語言、內容語言，要知道消費者會被哪句話打動。

所以，第一、需要瞭解年輕人;第二、需要知道產品好在什麼地方，要提煉。你的產品賣點能講二十個，每個都是發自內心的好，但我不能溝通二十個消費者，我最後砍成五個。什麼都想做，什麼都做不成。

《創業家》&I黑馬：現在無論是電視台和視頻網站都在做自制內容，你怎麼看?

楊偉東：網絡自制的黃金時代就要開始了，電視已經是黃金時代了。現在台網力量對比還不到1：1的階段，但必須要走出這一步。湖南衛視在幾年以前勇敢地選擇了走原創自制的道路，安徽衛視堅定地選擇了版權。幾年以前安徽衛視電主打電視劇，今天安徽衛視還是電視劇，有黃金大劇廣告價值上來，沒有，收視率就下來了，就那樣了。(i黑馬註：呵呵，堅持原創的湖南衛視的《爸爸去哪兒》多火啊)

我覺得原創品牌和內容的時代快到了。年輕人的物質消費滿足了，一定追求精神消費。以動漫為例，他可以買日本動漫，但這畢竟是老外的東西，他們還是希望看本土的東西，感覺跟自己更有親切感。為什麼我不借助土豆這個既能挖掘數據，還能接觸用戶的網絡平台，來誕生內容和品牌呢?為什麼我還一直把自己定位成視頻網站，甚至傻乎乎的買別人的東西在這裡播，還覺得挺高興?

SENSE隨筆131204地下經濟與山寨文化 掌門天地

SENSE隨筆131204
地下經濟與山寨文化
執筆人：Kan

〈地下經濟〉
有人類的地方就有交易活動。 社會的演進從漁獵採集型態到農業，再到工商業；交易貫穿各時期而無處不在。 不管是以物易物， 或是用金錢做媒介，無論是否合法，交易都令雙方得到了好處。 只要有需求，人們就會創造供給來滿足它。 反之，只要有供給，商人都會想盡辦法創造需求來促進營銷。 這是古今恆常的道理。***

香港大多數人或創業開店，依法規營商及繳稅；或在辦公室上班，擁有一份穩定的收入，每年繳入息稅。 這種我們視為正常的經濟制度其實反而是異常的。 全世界有一大半人口投身於非正規的經濟體系，從事「地下經濟」的營生。
《地下經濟》作者Neuwirth美其名為debrouillards，這個法語的意思是 “充滿創造力的經濟模式”，簡稱「D體系」。「D體系」是流傳於非洲法語系國家與中南美地區的俚語，指的是地區盛行的：未向政府登記、沒被納入管理、以現金支付，且不繳稅的生產與交易活動，以及其所形成的經濟體系。***
經濟學文獻上與此相近的用詞，包括了非正式Informal、未納入管理Unregulated或無組織Unorganized之體系，或簡稱其為 黑市Black Market、地下經濟Underground Economy或 影子經濟Shadow Economy，並將同時兼有地下經濟及正式體系的經濟，稱為雙元經濟體Dual Economy。

根據書中引用的估計數據，全世界地下經濟約有十萬億美元的規模，是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 地下經濟普遍存在於未開發國家、發展中地區、先進國家的發展初期，甚至先進國家的落後地區。 由於體系具有不繳稅及不受政府規範的特質，故多予人以落後髒亂、破壞市容與公共秩序之不良印象，且易讓人將之與黃、賭、毒或走私軍火等犯罪活動聯想起來。

但是此體系亦發揮許多正面的功能：它為不計其數的社會底層人士提供了就業機會，因而活絡了整體經濟。 人們在「地下體系」中鮮少接受政府協助，他們努力奮鬥，展現旺盛的生命力。 其中某些人終至事業有成，升級轉型進入「正式體系」。 由D體系演化為雙元經濟，再進化為現代化經濟體系，是全球所有已開發國家皆曾經歷的發展路程。***

〈山寨文化〉
1979年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讓中國成為了世界工廠， 同時亦成為聞名遐邇的世界山寨。 山寨産品防不勝防地混雜在各種衣物、皮革、手機的貴價品牌當中。
在山寨手機大本營的廣州大沙頭二手貿易中心， 人們可以隨便買到幾十款不同型號、幾可亂真的最新款手機，有些甚至附上產品防偽標誌。 這些手機外表非常漂亮，螢幕顯示與正品一樣清晰，所有功能都能運作，看起來就像原廠的完美複製品，但價格只是正品的五分之一，如果大量購買還能再打折扣。
成千上萬帶著滿袋人民幣現金的非洲顧客穿梭在這個雜亂無章的市埸中， 運著一箱箱被膠袋層層包裹的手機回國，進貨成本加上機票運費， 也最少能賺取一至兩倍的利潤。
除了偶爾應西方政府或品牌公司的要求施加取締， 中國政府基本上對盜版製造商採取不干涉的態度。 工廠和展示廳通常會在假日營業，因為執法公務員大多不用上班。 盜版商亦總是「剛巧」在員警突襲臨檢前關店。即使店鋪掉以輕心被突襲，老闆亦從不會在當局抵逹時出現被抓，最多只是仿冒品被沒收而矣，幾天後盜版商改頭換臉用個新店名在新地點再次開張。

如果想生意做長久，仿冒品的公司會繳一丁點稅， 向政府申報合法部分的收入以掩飾其盜版生意。 這些公司都有僱用員工，參予提振經濟及促進消費，因此政府也不想進行嚴厲打擊。 硬要所有店舖都賣正貨或根據實際經營數據交稅，許多商店根本不能賺錢或者存活。
有些合法商店賣的也可能是假貨， 很多高質仿冒品好到就連原本設計或生產的人都無法分辨。 其實這些超A級仿冒品通常由那些與品牌廠商簽約的工廠製造：他們白天生產品牌商品，晚上和周末則製造仿冒品。***

事實上，盜版活動未必一定損害版權持有人的利益。
「商業軟體聯盟」是一個監控非法軟件的工業團體，該聯盟估計2008年全球盜版軟件導致軟件公司損失了530億美元， 當年全球有百分之四十一的電腦上安裝的軟件是非法的。 聯盟的統計數字其實過度誇大了軟件公司的損失，他們假設每一個盜版的使用都代表軟件公司損失了一個正版銷售， 亦即是假設沒有盜版出現，所有使用者都會出錢購買正品。 但事實上大部分受歡迎的軟件都非常昂貴，大多數盜版使用者（尤其是學生，即未來社會和IT界的棟樑）根本無法負擔，這意味著該損失估計並不可靠。***

不少有能力負擔正版的人亦會使用盜版，這的確造成了軟件公司的銷售損失，但盜版對軟件公司的影響未必全是負面的。 對軟件公司來說，建立市場和使用者基礎是件有價值的事，正如 蓋茲 說的：「只要他們能偷走，我倒是希望他們能偷我們的。」 因為盜版有市場即意味著有更多人使用微軟的產品，某程度上幫助了微軟宣傳及擴大市場佔有率， 即使暫時在銷售環節沒有收入，但建立了強大的使用者基礎，能加強市場對產品的信任和依賴， 對未來的銷售肯定有莫大好處。 正如很多人在學生時期會使用盜版軟件，但畢業後能負擔正版時，都會盡量轉用正版，而他們的公司當然亦會為僱員購買正版。

歷史顯示，仿冒行為是驅動藝術和文化成長的重要力量。*** 歐洲在中世紀前，書籍與文學只是貴族的奢侈品，十六世紀初，盜版小販將流行文學帶入鄉村。 十八世紀時賣盜版書籍的小販生意比合法書店更好，以致書商一方面振臂疾呼要求政府加以取締，另一方面卻在幕後供應貨源。 這使教會得到靈感，僱用流動攤販售賣聖經和分發傳單，成為當時傳播福音最有效的方式。

此外，盜版亦幫助不少文學家如Elizabethan和 Shakespeare的作品死而復生。這些作品初時只在少數貴族間流傳， 原著甚至因為刪減內容或改編成圓滿結局而被嚴重破壞。 在十八世紀前，大多數的莎士比亞作品不但不曾以單行本發表，也不曾在舞臺上演出過。 1734年，在合法發行人對抗盜版商的一場出版戰爭中，莎士比亞的作品一夕之間在倫敦各地都能以極便宜的價格買到， 這使瀕臨停版的名劇突然流行了起來。

除文學外，一些亟需創新的高度競爭行業也從盜版活動中得益。 例如時裝是個淘汰速度極高的行業，今天人們爭相購買的新設計作品，明天一定會被剽竊。 仿冒加快了淘汰過程，因為物以罕為貴，任何東西一旦變得普遍，就注定無法停留在時尚的尖端。 如形隨形的仿冒品迫使設計師持續創新，激發了新風格，這點正是服裝行業成功的必備要素。****

在《罪惡之城娥摩拉Gomorrah》片中，Roberto Saviano指出：「如果伸展臺上的模特兒是唯一穿得起高級時裝的人，流行業就無法賺錢。」 盜版就是將原本只會於上層社會流行的品牌， 注入下層社會民眾的潛意識中；它是免費的品牌廣告，使奢侈品成為大眾夢想的主流。
根據一份中國的消費者行為研究報告，人在市場里會考慮仿冒品，只因有了多項選擇；當他們有足夠的金錢時，還是會購買正版商品的。***

以上資料出自
《地下經濟：透析全球網路拍賣、攤販文化、山寨仿冒、水貨走私、盜版猖獗的金錢帝國 The Stealth of Nations: The global Rise of the Informal Economy》
作者：Robert Neuwirth 譯者：林豐智/張維書/王淑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