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資委高官：國企要力爭把80%份額放在資本市場

國務院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季曉南強調，要善於運用資本的力量，不管怎樣改、合並多少家，都要用資本市場，國企要力爭把80%的份額放在資本市場。

“要通過資本市場把國企做大做強，把改革推進得更加深入。”季曉南說。

季曉南在2日接受《上海證券報》專訪時表示，混合所有制改革正在力推，但國企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要從單純的管理國企轉向如何讓國企更善於用好資本市場。

由國務院副總理馬凱牽頭的國務院國企改革領導小組，自去年11月成立之後，就規劃了國企改革的“1+N”頂層設計文件。

上證報報道稱，即將出臺的“1+N”頂層設計方案，專為國企高管投資失誤造成的國有資產流失設定了“紅線”，將首次推出“造成國有資產重大流失的，要追究企業負責人刑事責任”等條款。

事實上，國務院相關部門也在探討如何運用資本市場，實現國企管理好企業的資本。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等機構昨日召開研討會，討論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組建改組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和國有資本投資公司。

各地也在積極備戰國有資本混合所有制改革，並將其作為改革的重要著力點。

華爾街見聞網站昨日發文，31省區市的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無一例外地提及了“國有企業改革”，其中13省市明確今年將著力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

不過，按照上證報的報道，截至目前，似乎沒人完全清楚其在國企系統中的定位與作用。季曉南認為：

未來，國企要更好地運用證券市場，尤其是下一步轉向管資本，國資委就應更好地運用資本市場。

季曉南稱，在推進國資機構從管資產變為管資本的過程中，國資委也要進行相應的職能調整：

國資委職能至少在兩大方面進行調整，一是對企業充分授權，目前已拓展至40%，之前國資委有管得過多過細的問題；第二個就是積極適應從管國企到管國有資本的轉變。

而在國資機構轉變為管資本的過程當中，將如何對其進行考核呢？季曉南表示：

如考核，從國外來看，很多公司是以市值來考核的。首任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多年前就提出，如果我們央企都實現整體上市了，可以用市值來考核。但是當時條件不具備就沒能行得通。

如今，以市值來考核的條件仍不具備。很多資產未全部進入上市公司，且中國的資本市場流動性不足。如果未來條件具備，不排除引入市值作為央企考核指標。

此外，他還表示，現在不鼓勵央企通過買賣股票實現保值增值：

如果是充分競爭領域的國企，未來也可以參與股票買賣，只要嚴格執行風險內控制度就沒問題，當然還需要制度的進一步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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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資委批準南北車合並：擬簡稱“中國中車”

中國最大的兩家軌道交通裝備制造商——中國北車和中國南車發布最新公告，宣布合並已獲國資委批準。

據介紹，合並後新公司中文名稱擬更改為“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簡稱為“中國中車”。業內人士表示，南北車合並，有利於減少惡性競爭，加強技術研發，增強國際競爭力，推動中國高鐵“走出去”。

早在12月31日，中國南車就發布公告，正式宣布與中國北車合並。技術上采取中國南車吸收合並中國北車的方式，合並後新公司將采用新的公司名稱，合並後新公司將采用新組織機構代碼、股票簡稱和代碼。

公告顯示，就合並後新公司的名稱，合並雙方初步擬定中文名稱：中國中車股份有限公司；中文簡稱：中國中車；英文名稱：CRRCCorporation Limited；英文簡稱：CRRC 。

華爾街見聞曾援引財經介紹稱，鐵總最初對於國資委力推的南北車合並計劃並不贊同，因為這會破壞國內市場的競爭局面。

然而，兩家公司在海外的惡性競爭已經演變到了一個兩敗俱傷的局面，兩個例子就能夠說明：

2011年1月土耳其機車項目招標，南北車互相壓價，中國北車以幾乎沒有利潤的價格投標，但最終訂單被一家韓國公司搶走。

2013年1月，南北車前往南美阿根廷，參加其電動車組采購招標。在中國北車已經率先中標的情況下，中國南車給出了一個每輛車127萬美元的報價——當時其他公司平均報價為每輛車200萬美元。按中國北車人士的說法，這個價格也是沒法掙錢的。

南北車表示，合並旨在發揮協同效應，通過整合兩家公司各具優勢的銷售和市場資源、產品開發和技術研發能力，共同打造一家大型綜合性產業集團，全面提升競爭優勢，推動中國高端裝備制造進一步走向世界和加速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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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改投筆——黨國為莊，國資為標，社保做市值 唐史主任司馬遷

金融國資難入國賬

高達數千億元的國有金融資本經營收入，始終未能明確納入中央政府預算之中，背後是金融國資的「所有人困境」。

「高達數千億元的金融國資收益，在預算裡幾乎完全看不到。」吳君亮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多年來他一直致力於推動政府預算公開。

但變化正在出現。他辦公桌上擺著的一份最新的預算報告，由財政部編制、近400頁，是新預算法實施後公佈的第一份「國家賬本」。

這份日趨透明的政府「全口徑預算」中，依然籠罩著一些「迷霧」。2015年，中央政府預算報告中的「2014年全國國有資本經營收入執行情況表」之下，國有金融資本等項目依然沒有明確體現，僅有一項預算金額才3億元的「金融企業利潤收入（地方部分）」。

但此項下方多了一行說明，稱2015年中央金融企業的國有資本經營，將首度被納入政府收支預算。

不過100億元的預算收支金額，仍與現實中的金融國資體量差額巨大。

根據上市銀行公告等公開數據所做的初步統計顯示，僅中央匯金公司所持有的工農中建及光大銀行股權，在2008年至2013年期間累計分紅便高達4823億元人民幣，而財政部所持有的所有上市銀行股權累計分紅也達2559億元人民幣。

國資賬本中的計算難題

國賬中缺失的不僅僅是國有金融資本，早在2013年兩會期間，吳君亮便撰文指出，當年國家預算收入裡總計為970億元的「國有資本經營收入」中，包括金融、房地產及郵政、軍工在內的8大行業的收入為零，或者說成了「迷失的數據」——並未在政府預算報告中得以體現。

面對國資賬本預算中的重重迷霧，財政部財科所國有經濟研究室主任文宗瑜向南方週末記者解釋，身為中央政府大管家的財政部並非不想把它們納入政府預算，而是在具體操作中存在著一些技術性難題。

「比如中國郵政現在還承擔著某些政策性職能，同時在經營中處於虧損狀態，而我們現在提交人大審議的國資經營收入，只是有國有資本經營收益的企業，虧損企業自然沒有國資經營收益預算。」文宗瑜表示，在未納入國資經營預算的行業中，這種由於政策性職能未剝離而帶來經營虧損的企業佔相當比例，未來只能通過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逐漸理清。

另一部分如房地產企業等，由於它們大多是屬於112家國資委直屬央企的下屬子公司，因此在預算徵收時被併入了相關央企的報表，「比如中石油、華潤都有房地產業務，但在預算徵收時都合併到母公司報表中了。」文宗瑜強調。

文宗瑜的這一解釋，也得到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院院長王雍君的佐證，「承擔著政策性的公共服務功能的企業，自身盈利能力薄弱，如果再向國庫繳納利潤，會減少自我投資的能力。並非不需要納入國資預算，但在企業收益與社會貢獻之間的計算和管理難度，確實使問題複雜化了。」

「政府與其控制的國有金融機構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超過其他任何行業，」王雍君說，「進而金融國有資本納入預算的困難也超過其他行業。」

不過，也有意見認為，事情也許並不那麼複雜，只是，中國國有金融機構面臨的一個困局，是它們仍然受到政府直接或者間接的干預。例如金融危機以後4萬億的刺激政策，直接導致金融機構的呆壞賬。因此很難判斷損失是因為經營不善，還是因為執行了政策任務。在這種情況下，把國有金融機構直接納入預算，邏輯上有問題。「所以未來的改革方向，應該是實現國有金融機構的商業化運作，免除它們的政策性功能。」世界銀行全球金融與市場局首席金融專家王君表示。

金融國資獨有難題

在與其他「政策性國資」面臨著共同的計算難題的同時，體量龐大的金融國資還面臨著另一個獨有的難題，那就是雙重交叉的「國資所有人」。

當下金融國資的「國有股東」有兩個，財政部和中央匯金公司（下稱匯金），其中由財政部直接持有的國資股權比例並不高。

根據今年的全國預算草案，從2015年起，中央國有資本中將納入金融企業收入，預算100億元，它的範圍是「財政部直接持股的部分金融企業」。

2013年上市公司年報中顯示，財政部從直接持股的工行、農行和交行所獲得的分紅為571億元，也就是說，即將納入央企國資預算的收入不到財政部股利、股息收入的20%。

然而，財政部收入在整個金融國資收入中仍是「小頭」，同年匯金從五家上市銀行（工行、農行、中行、建行、光大）獲得的分紅是1362億。僅從五大行的分紅來看，匯金所得是財政部的2.4倍，而財政部上交國資預算的又不足其所得的五分之一。

在2007年的國資管理體制改革中，被納入中國投資責任有限公司（下稱中投）的匯金，其分紅所獲的金融國資收益，並未被納入財政部所制定的國資經營預算內。

不過，現行國資管理體系中這一體量龐大的預算外金融國資，並未游離於中央政府的管理視線之外，而是形成了與現行國資管理體系並存的「金融國資」管理模式。

中國「金融國資」形態的出現，可以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以「撥改貸」為標誌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傳統計劃經濟模式下由國家撥款的基建項目和國企投資，分別由此後陸續成立的建行、工行等國有銀行貸款解決。

但在多年計劃經濟的管理模式下，早期的國有銀行體系實際上變成了從中央到地方的財政「出納」，並因此而形成大規模的銀行壞賬，部分銀行與金融機構甚至處於技術破產邊緣。

在這一背景下，21世紀初，中國開始對國有商業銀行實施股份制改造，加快處理不良資產、充實資本金並創造條件上市。中央政府經過反覆論證，提出了一個世界金融史上前所未見的以外匯儲備註資再造國有銀行的政策思路。

在相關的救助方案設計中，以「特殊目的載體」（SPV）角色出現的匯金，通過向央行借入外匯儲備並注資中行、建行等國有重點金融企業，在推動國有銀行改制上市的過程中，成為了獲中央授權的「國有出資人代表」。

這一過程中，財政部所持有的國有銀行權益，除了工商銀行保留50%（計入特別賬戶）之外，全部被用於沖銷壞賬，由此形成了匯金控股四大國有銀行的特殊結構。

在金融體制改革的同時，以國資委成立為標誌的國資管理體系改革也於2003年啟動：在國資委整合國企資產的過程中，一方面由於過去多年銀行與國企責權不分而帶來大量壞賬的教訓；另一方面也由於央行外匯儲備並非國有資產而是央行負債的現實，新成立的國資管理體系將國資金融資產和實體資產做了劃分，並明確國資委只管理國資「實體企業」部分。

從此時開始，中國的國資管理體系中便形成了國資委管實體企業，匯金管金融企業的「雙軌制」——原本作為外匯注資過渡性載體的匯金，也因此而變成了國有銀行們的實質性控股股東。

外儲注資的「所有人困境」

1998年國內銀行資本金總額5151億元，而到2007年末，中央金融企業國有資本總額已達1.2萬億元，管理資產總額超過40萬億元。這一輪金融國資改革的成效可見一斑。

然而，這一巨額的國有金融資本及其收益，卻面臨著一個法理上的「所有人困境」：按照《中國人民銀行法》規定，國家外匯管理局對外匯儲備負有投資管理和保值增值的職能。而資本金全部來自外匯儲備的匯金，依法只能向外管局負責。

如果匯金所管理的金融國資要劃歸財政部主管，要麼修改法律，要麼財政部自籌資金還清央行負債並「贖買」匯金股權。

這一「所有人困境」成為了2007年新一輪金融體制改革的爭議焦點，並直接影響到了金融體制改革後的金融國資管理模式。

在2007年之後所建立起來的金融管理體系中，以國家「主權財富基金」形態創建的中投，成為了匯金的母公司。而中投的註冊資本，則來自財政部以其所發行的1.55萬億元人民幣特別國債向央行購入的2000億美元外匯。

在中投所獲的2000億美元註冊資金中，三分之一用於置換匯金前期借用的外儲出資；三分之一注資國開行與農行，剩餘三分之一則投入海外投資業務。

此時已經管理著近70%國有金融資產的匯金，由此再度將國開行等政策性金融機構納入麾下，成為了國有金融企業們名副其實的控股股東。

財政部在通過特別國債置換了匯金對金融機構的外儲注資後，終於恢復了其「金融國資出資人」的合理角色。

在此前一直力主設立「金融國資委」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李曙光看來，當時已經初具金融國資委的管理結構，而且在多年管理實踐中完成了從管資產到管資本這一重要角色蛻變的匯金公司，本應就此納入財政部管轄，並明確其「金融國資管理者」的身份。

但現實並非如此，與中投的設立初衷有關。

據南方週末記者在此前報導中獲悉的資料顯示，2007年中央政府創建中投的初衷，遠非僅為解決「金融國資」的所有者身份，而是為了另一個迫在眉睫的貨幣政策難題：在連續多年大幅貿易順差下所積累的巨額外匯儲備，已經成為央行難以承擔的管理重負。

這一背景下，財政部以特別國債購買央行外匯，並注資成立主權財富投資機構中投的舉措，可謂「一石二鳥」之舉：一方面以人民幣長期國債「置換」央行外儲以緩解市場流動性管理的壓力；另一方面則通過中投的多元化投資嘗試，為外匯儲備尋找更多的投資保值途徑。

但在這一「資產互換」式的政策設計中，由於央行依然是財政部特別國債最大的「債主」，此前因外儲注資帶來的金融國資「所有人缺位」現象並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理論上，央行依然是這1.55萬億元資產的「債主」，身為「欠債方」的財政部有義務在未來10至15年內，將這筆「欠款」連本帶息還給央行。

因此在新的金融國資管理體系中，財政部這個「借錢注資」做成的金融國資股東，索性將匯金納入中投的外儲投資管理體系：財政部將金融機構收益通過中投向央行「還本付息」；央行外匯管理部門則將匯金股權收益視為其龐大外儲的「國內投資收益」，承擔銀行法的監管要求。

王君表示，從股權關係來看，匯金其實是財政部的孫子公司，因為中投擁有匯金100%的股權，而財政部又是中投的全資控股股東。在這樣的格局下，財政部和匯金同時持有某一家國有控股銀行的股份，等於祖孫兩輩擁有同樣的孩子，其中的職能交叉與衝突顯而易見。

爭議金融國資委

在2013年匯金成立十週年之際，中投在其年報中表示，探索並創立了市場化國有資產管理模式的「匯金模式」，已經成為中國金融體制改革創新的重要實踐成果。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這也意味著中央政府層面對現行「金融國資」管理體制——匯金模式的肯定。但一場延續多年關於國資管理體制的爭論，遠未落下帷幕。

發端於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期間，此後伴隨著中央政府換屆而五年召開一次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無論在金融體制改革還是國資管理改革方面，均有著特殊的「制度設計」功能。

正是在2007年第三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期間，金融體制改革和國資管理體制改革兩條改革主線發生了碰撞：圍繞著「誰來掌管金融國資」這一主題，市場和政府各方在金融國資委的設立問題上爭議激烈，令原本預定於2006年底召開的會議不得不一再延期至2007年初。

作為國家財政的大管家，當時的財政部提出應參照國資委管理模式，設立由財政部金融司所管轄的金融國資委，對國有金融企業「管人管事管資產」。

但財政部的這一政策建議遭到作為金融監管當局的一行三會反對，據財新網引述央行人士觀點認為，當時已成立五年的匯金公司不但與國資委一樣扮演著金融國資「出資人代表」的角色，而且其市場化的運作方式比起行政化的國資委管理模式，也更加符合高效和公平的市場化原則。

在學術界內，支持建立金融國資委的李曙光等人，更關心的是在市場制度設計中如何保障「國資經營者」和「市場監管者」的角色分離。

「無論是金融國資委，還是國資委，都應該只管經營而不能介入市場監管。」李曙光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這種「裁判下場踢足球」的角色混亂，是導致今天市場管理機制混亂的關鍵原因之一。

與此同時，對於長期未能獲得國資管理授權的財政部門，在面對複雜的預算內外資金管理和央地財政博弈關係中，能否有效行使對金融國資的出資人管理職能，也有著諸多不同的看法。

重重爭議之下，設立金融國資委的動議被擱置，直到2012年的第四次金融工作會議期間，金融國資管理體制的改革方案也依然懸而未決。

就在這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後，身為金融國資管理者的樓繼偉卸任中投董事長，進入新一屆中央政府擔任財政部長，由此為包括金融國資在內的整個國資管理體制改革開啟了更大的想像空間。

自此，財政部推出了新預算法修訂後的首部「全口徑政府預算報告」，啟動了規模空前的地方債置換計劃；同時也在包括金融國資在內的國企資產產權登記、國資經營預算編制以及央企海外資產調查等多個領域展開工作。

隨著2015年國務院國企改革領導小組的成立，市場各方人士推測新一輪國資管理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方案即將出台。參與了此輪國資體制改革方案設計的文宗瑜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在現階段的國資改革中，當務之急是要把已經納入國資預算的壟斷企業，如石油石化、電力電信和航空鐵路等「個頭大」的資產摸清家底，並真正納入國資經營預算。

相比之下，已經在匯金模式下逐漸形成市場化管理機制的金融國資定位，「估計今、明兩年還提不上議事日程」。

目前可以觀察到的，是財政部門正在加緊進行國有金融企業的產權及股權登記，並明確提出應當建立有效的退出機制。

「我覺得到今天為止，我們在金融國資的管理關係上還是亂。」李曙光向南方週末記者表示，無論是國資經營與市場監管的關係，還是出資人與管理人的責權劃分，沒有完全理清楚，「期盼看到對國有資產管理體製出現真正的頂層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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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察報 馮慶艷 劉暢 2015-05-09 09:52:00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卓元透露，目前有關成立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等的國企改革方案，已幾乎征得了各方意見，應該很快就會出臺了，央企分類方案也快出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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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經網 王銀超 2015-05-07 16:24:00

作為母親，張明傑缺席了陪伴女兒長大成人的時光，這曾經一度招致女兒的憤恨。但她把多出來的時間和精力，傾註在自己的職業上並取得了成功。在涉嫌違法違紀被帶走調查以前，她官至正處級，對於在基層打拼的公務員而言，這個成績殊為不易。

國資改革答疑解惑：到底哪家強？

本帖最後由 jiaweny 於 2015-6-5 19:17 編輯 國資改革答疑解惑：到底哪家強？ 作者：瑉池 港股那點事 前日，重慶國資改革的最新動作出來：重慶水務控股股東重慶市水務資產經營有限公司將以持有的重慶水務36.60%股份、二股東蘇渝實業將以持有的全部13.44%股份及部分現金，共同對水務資產的全資子公司重慶德潤環境有限公司進行增資。值得註意的是，如果增資完成，德潤環境將共持有重慶水務50.04%股份，成為控股股東。德潤環境是否還將引入更多股東成為外界關註的焦點。而將上市公司控股權交給混合所有制企業，這也成為重慶大刀闊斧國資改革的重要進程。這也讓A股重慶水務股價多日漲停的原因浮出水面。 大家都知道，“國企改革”已成為資本市場上百試不爽的“黃金法寶”。從南北兩車合並，到中糧集團手下的重組，再到最近的區域性的國企改革方案出爐，每一次國有資本的大動作都意味著股市的翻紅，國企也註定是這場牛市不可或缺的主角。但在國企改革的熱潮中，重慶的國企卻顯得特別低調，比如重慶水務，雖然默默的拉了幾天漲停，但卻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事實上，就地方國資改來說，相對其他區域的國企改革，重慶國資改的力度、廣度都相當大。如果你是一個有心人，或許你會發現，研究重慶國資改會讓你有意外的收獲。 如果你還沒開始研究，那麽別急，接下來我將就國企改革大邏輯、重慶國資改的NB之處以及港股相關標的簡單梳理三方面為您答疑解惑。 答疑解惑一：國企改革大邏輯 1、為什麽要國企改革？ 簡單來說3點： 首先，提高國企的低效率。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經營效益對比來看，國企的效率整體低於民營企業、外資港澳臺企業。而且近期國企的利潤同比大幅下降，與其他類型企業的差距更為明顯。 1.png (36.27 KB, 下載次數: 0) 下載附件 前天 19:08 上傳 其次，當前的經濟形勢下，國企改革刻不容緩。從最新數據跟蹤看，經濟增長仍有可能進一步下滑。國企在這樣的經濟環境下經營日益困難，迫切需要改革。 2.png (29.49 KB, 下載次數: 0) 下載附件 前天 19:08 上傳 最後一點，與新政府上任有關。習李政府上臺後努力推動系列改革，國企改革是其中重要的一個部分。前任領導人雖然也熱衷改革，但是阻力較大，進展緩慢。本屆政府通過反腐，樹立威望，集中權力，有能力推動改革。 2、國企改革怎麽改？ 從2個方面去理解： 第一：正確處理政府與企業的關系。處理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主要體現為以下兩點：將國資委的管理企業轉為設立國資運營中心或國有投資公司管理資本為主，提高國企收益上繳比例。 第二：如何處理企業與市場的關系。處理企業與市場的關系則包括打破行業壟斷，發展混合所有制破除國有股權比重過高局面，提高經營層面的市場化程度如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股權激勵等。 以上兩點內容參考國聯證券的研究。不知道各位看了後會不會覺得清楚了，大概搞懂了國家為什麽要進行國企改革，以及大的方向又在哪里。其實，這就好比一大家子做生意，本來就能力不高又碰上世道不好，家道中落，當然這沒有辦法，因為以前大家長管得緊、手下兄弟又十分懶散，現在開始大家長放開手中權力讓手下的兄弟有更多自主權，同時讓他們自己去外面做生意，充分發揮各自主觀能動性，賺的越多得的越多，如此，只有效率越來越高，財富才越來越多。 3.png (40.37 KB, 下載次數: 0) 下載附件 前天 19:08 上傳 答疑解惑二：重慶國資改的NB之處 接著上面的段子，一大家子下面各位兄弟開始去外面闖了，當然是有能力的多賺沒能力的少賺。其實，對於國資改革來說也是如此，各省市各區域因為各種原因，有的地方就做的好有的地方就不行，而其中，重慶便是其中30多個弟兄（省份）當中能力出眾者之一。 可能你不信，且聽我慢慢道來： 1、重慶過去的歷史：一個不缺改革的城市 97年重慶成為直轄市，不過那時的重慶有點慘，當年的GDP也不過1509.75億元，位列全國17位。直到01年黃奇帆從長江下遊來到重慶，隨行的還有日後被爭相模仿的“重慶模式”。至此國企改革便與重慶聯系在了一起。 其一：成立重慶渝富資產經營管理公司 提到重慶的國企改革，不得不提到的是渝富，它全稱重慶渝富資產經營管理公司，2004年成立，歸口重慶市國資委管理，是黃奇帆一手打造的重慶市的地方金控集團。而這家重慶國資委的全資子公司，只負責兩件事。 第一、替其他國企“擦屁股”,降低“兩個不良率”。以銀行不良貸款打包打折的形式從銀行回購多家國有企業債務權，期間以少量財政資金註入，與國開行合作搭橋貸款先支付回購不良貸款的錢，再解包出售給各債務企業，企業有錢就同樣打折贖回，企業沒錢就實行債轉股，最後用解包出售的錢還國開行的貸款。這樣一來，銀行不良貸款率和企業不良資產率都下降了，一箭雙雕，兩頭輕松。 第二、替其他公司融資。渝富是重慶市商行銀行、安誠保險的第一大股東，西南證券的第二大股東，成功投資三峽擔保、銀海租賃等金融類企業，這些不但使得渝富成為具有中國匯金公司性質的地方金融控股企業，也為各平臺公司融資提供專業支撐和大開方便之門。 4.png (38.56 KB, 下載次數: 0) 下載附件 前天 19:08 上傳 其二：黃市長手下的“八大投” “八大投”手中擁有大量的政府土地儲備，通過“八大投”向銀行貸款，將原來政府直接舉債為主的投資方式，轉變為由投資集團向社會融資，通過市場“放大效應”，很好的承擔起了融資平臺的責任。重慶國有資產從原來的3000億到現今的有1.8萬億的規模，絕大部分都可以歸功於“八大投”所搭建的國有資產品臺。 2、黃奇帆當政，政績顯著 作為我國中西部唯一直轄市的重慶，不沿邊、不靠海，大城市、大農村並存，大山區、大庫區一體，發展經濟其實存在很多制約條件，但是黃奇帆在治理經濟方面確是奇才，黃奇帆49歲之前在上海期間成績就非常顯著，而自從2001年10月起入駐重慶，任副市長至市長的11余年，黃奇帆市長主抓經濟，多年兼任重慶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黨委書記期間，盤活國有資產，重慶的經濟更是層層上臺階，經濟增速連續多年位列第一 5.png (230.4 KB, 下載次數: 0) 下載附件 前天 19:08 上傳 2014年重慶經濟增速第一，15年一季度依然第一。 3、重慶國資改的目標、亮點和效果 目標：計劃用3—5年時間，通過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優化國資布局結構、完善國資管理體制等改革措施，推進國有企業活力和競爭力進一步提高。改革主要目標：2/3左右國有企業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企業。適宜上市的企業和資產力爭全部上市，80%以上的競爭類國有企業國有資本實現證券化。培育3~5家具有全國競爭力和影響力的國有資本投資公司、運營公司，打造10家左右中國500強產業集團。 亮點：這樣的目標相對其他省份和地區其實是力度非常大的，這也表明了重慶改革的雄心和壯誌。 各省市證券化率目標 6.png (29.66 KB, 下載次數: 0) 下載附件 前天 19:08 上傳 發展混合所有制是這輪國企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主要是通過資本市場完成：國有控股企業整體上市之後，在二級市場買賣股權實現所有制多元化。通過資本市場完成的好處是能夠合理為國有資產定價，防止國有資產賤賣，造成國家損失。混合所有制相對於其他的國企改革方式來說是最立竿見影的，最利於資本市場炒作的。重慶目前的證券化率也就40%左右，要達到80%的目標還有非常大的空間。 效果：重慶國資委披露了重慶國資的成績單。2014年，重慶市屬國有重點企業實現利潤總額297億元，同比增長27.6%，高於全國省級監管企業平均水平19.8個百分點。去年重慶市屬國有重點企業共上繳稅費224億元，同比增長13%。重慶全市國企共完成重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810億元。 當然重慶國資改革的其他措施也備受矚目，比如密集出讓中小國有企業股權：最近半年里，至少有10余家中小企業的國有股權被放到了當地聯交所的拍賣平臺上。此次參與股權轉讓的企業由重慶市屬國企參股或控股，有些還是國有獨資。在公開的最新財報中，凈利潤一欄多為負數，有些甚至還有數億元的負債，而從所屬行業看，這批企業多為“市場競爭類”——雖然都有著或多或少的國企“血統”，但它們並不像那些手持牌照或坐擁資源的國企生下來就含著金鑰匙。因此，出售這些國有股權對重慶國資來說是大大的減輕了負擔。 答疑解惑三：港股相關標的 目前重慶國資總資產約2萬億，全國排名第四，但上市公司總市值較小，距離資產證券化率目標差距較大，因此存在不錯的投資機會。 重慶國資旗下的“8大投”的企業很多集中在A股，就港股來說有下面幾個標的： 長安民生物流（1292.HK） 慶鈴汽車（1122.HK） 重慶鋼鐵（1053.HK） 重慶農商行（3618.HK） 重慶銀行（1963.HK） 重慶機電（2722.HK） 以上標的僅是列明港股里面的“重慶國資”概念股，本人並未對其有深入了解分析。 利益聲明：本文內容和意見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作者的信息來源於公開渠道，並經過合理推斷。作者持有上述部分公司股票。作者提供的信息和分析僅供投資者參考,據此入市，風險自擔！ 格隆匯聲明:文章系格隆匯會員個人文章，代表其特定立場和看法，不代表格隆匯觀點。格隆匯作為免費、開放、共享的海外投資研究交流平臺，並未持有任何關聯公司股票。轉載本文，請務必註明來源“港股那點事”及作者。

它是國企改革的救星，還是國資流失的漏鬥？員工持股忐忑歸來

1990年代，員工持股作為國企改制的一條道路被引入中國，但此後二十余年間，它因引發國資流失而屢次攪起全社會大爭論，並屢次被叫停，近十年來一直陷於停滯。

現在，伴隨著新一輪國企改革的重啟，員工持股重獲允許，但決策層與監管者對此都小心翼翼，目前取得突破的，僅限於已上市國企。

停滯了10年之久的國企員工持股計劃，有望重啟。

2015年5月25日，國務院國資委發布《2015年度指導監督地方國資工作計劃》，其中特別提出，今年將指導地方國資委研究制定混合所有制企業實施員工持股試點的管理辦法，規範開展員工持股試點工作。

員工持股計劃（ESOP）又稱職工持股計劃，由美國律師和銀行家路易斯·凱爾索於1956年受《共產黨宣言》的啟發而發明。1990年代，員工持股作為國企改制的一條道路被引入中國，此後十多年間，它因為引發國資流失、利益輸送、黑箱操作等問題而備受爭議、屢次被叫停，到2006年因為魯能集團那樁觸目驚心的國資流失大案引發高層震怒隨後事實上中止多年。

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里，明確“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形成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利益共同體”。

“這可以說是天大的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根本性解決勞動和資本矛盾問題的有效方法。”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認為。

但一年半以來，實踐中並未出現國企員工持股的典型案例，國資委牽頭的國有企業員工持股政策也還沒有出臺。

“社會上對國企混改的預期太樂觀了，事實上推進沒有那麽順利。”主營股權激勵咨詢業務的上海榮正投資咨詢有限公司董事長鄭培敏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國資委企業改革局郭子麗處長2014年9月表示，對於員工持股這樣的關鍵問題，還需要從中央的層面出臺文件，對員工持股的導向、操作和管理等進行系統全面的界定和闡述，預計2015年正式出臺指導意見。

“（員工持股）我們也還在等中央定調，中央定了之後我們照辦。”北京市國資委一位人士近期告訴南方周末。

6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確定了國資改革的兩大方向性原則——堅持黨的領導和防止國資流失。

南方周末采訪的多位相關人士均認為，鑒於上述紅線，“增量改革”將成為國企員工持股改革的底線，即員工持股只能在新增利潤的基礎上實施，而不能打存量資產的主意。

“確保存量國有資產不流失，促進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是國企員工持股改革的政策紅線。”鄭培敏認為。

這無疑加大了非上市國企員工持股計劃的實施難度。

難以複制的“第一單”

上港集團的員工持股對其他國企可能並不具可複制性，因為上港集團早年是整體上市，上海國資委直接控股，上市公司與股東之間“沒有閣樓”（即母公司）。

目前取得突破的，僅限於已上市國有企業。

因為其股票在二級市場價格公開透明，又受證監會、小股東和媒體的多重監督，可以有效遏制暗箱操作，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上市公司產權清晰、治理規範，就好比蓋房子的土地已經三通一平，是熟地，能直接施工。”鄭培敏說，因此部分上市公司在證券監管法規允許範圍內，開始了探索。

十八屆三中全會後，國有控股公司員工持股的第一個吃螃蟹者，是上海國資旗下的上港集團（600018）。此外，蘭生股份（600826）、海格通信（002465）等國企也發布了將實施員工持股計劃的公告。

2014年11月，上港集團推出員工持股計劃，擬以4.33元/股，向總部及下屬相關單位16082名員工（約占公司員工總人數的72%）非公開發行不超過4.2億股（約占總股本的2%），募資總額不超過18.19億元。股票鎖定期為3年，認購份額的款項來源於薪酬及其他合法方式的自籌資金。

上港集團副總裁丁向明告訴南方周末，該員工持股計劃已於5月初獲得證監會的正式批複，目前正順利實施，“之所以這麽順利，是因為前期方案充分考慮了政策要求，我們的嘗試和探索完全沒有逾越現有法規”。

在國資委對員工持股的指導意見還未公布的背景下，上港集團的方案在敏感環節均采用盡量安全的做法。

比如，認股價是按當時平均股價的90%（其對價是3年鎖定期）計算；股票來源是非公開定向增發，不涉及現有股東權益的讓渡，符合國資委增量改革的精神；增發部分僅占總股本的2%，遠低於證監會10%的規定；資金來源必須是員工自籌，而非企業資金或資產抵押融資，避免國資流失嫌疑；72%的認購率是兩輪征詢後的自願認購結果，符合證監會不搞強制攤派的規定；委托市場化保險機構長江養老作為4.2億股員工股票的管理機構和運營主體，職工股“同進同出”，避免了內幕交易的嫌疑。

丁向明承認，上港集團的員工持股對其他國企可能並不具可複制性，因為上港集團早年是整體上市，上海國資委直接控股，上市公司與股東之間“沒有閣樓”（即母公司）。而大部分上市國企當年是由母公司把優質資產註入上市公司，按現行法規，母公司員工不得參與子公司員工持股。換句話說，若上市公司單獨搞員工持股，勢必繞不開其與母公司和兄弟公司的員工利益分配不公的問題。

此外，上港集團啟動改制時的股價提供了絕佳的時間窗口。“如果到現在股價漲到10元了，那可能認購意願不足，風險就高了。”丁向明說。

初試戛然而止

靠員工持股給職工發福利的通道，被一系列政策事實上堵死。

決策層對員工持股改革的極度謹慎，源於歷史上的教訓太深刻。中國曾數次放開甚至鼓勵國企高管、員工持股計劃，但卻又幾次緊急叫停，其原因都是改革導致了國有資產流失。

全員職工持股興起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發達國家國有企業私有化浪潮中，世界銀行曾做過調查，當時的世界500強中有85%以上的企業實行了員工持股計劃，95%以上實行了經營者持股計劃。

但經過各國的實踐，2000年之後，世界銀行不再鼓勵搞職工持股，原因是其導致了企業決策短期化，“長期中，職工很少考慮公司的長遠利益，當長遠利益與短期利益發生沖突時，內部員工往往力量大於外部的力量，導致決策短期化。”原國務院國資委企業改革局副局長賈小梁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

而在中國，決策層對員工持股的態度也經歷了反複與糾結。

1992年企業股份制改革啟動後，很多國企都設立了職工持股會。

據賈小梁回憶，1994年7月1日，公司法正式實施，次年國務院相關部委在上海起草公司法的五個配套法規，其中有一個是《關於職工持股的管理辦法》，“但這個文件報到國務院分管領導那里沒批複。”同一時期，落實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12個配套文件中，也有關於職工持股的，結果“也沒批”。“主要是擔心這會變成平均主義大鍋飯。”

也有研究人士認為，當時國企改革的首要任務是結構調整，對低效的國企實行關停並轉，淘汰落後產能，“這種情況下搞職工持股，就阻礙了結構調整”。

但這一時期中央並沒有明文禁止職工持股，各地也有一些摸索，比如向員工發行內部員工股並納入新股發行額度，可在配售6個月後上市。由於中國股票一級、二級市場間存在著巨大價差，內部員工股與一般流通股“同股不同權”，內部員工股往往在上市後拋售，不少人因此而大發橫財。

直到1998年，國務院下令凡是上市公司實施職工持股的，必須全部清退。

這一紙禁令的導火線就是著名的“康賽配股事件”。1996年8月，湖北省黃石市服裝廠康賽集團在上交所成功上市，事後被查出其以向官員送內部職工股的手段進行上市公關。康賽事件牽連三位部級幹部和一批地方官員被查處。

同在1998年，證監會發布《關於停止發行公司職工股的通知》，規定股份有限公司公開發行股票一律不再發行公司職工股。2002年，證監會又發布規定，不再認可職工持股會作為上市公司發起人或股東。

但是，如果持股職工作為自然人股東單列，又面臨公司法、證券法中非上市公司股東數量不能超過200個的限制。

靠員工持股給職工發福利的通道，因而被這些政策事實上堵死。

成為國資流失的漏鬥

到2006年，職工持股演變成國有資產流失的典型案例——魯能改制得以曝光，問題的嚴重性引起震動。

2003年國資委成立前後，一些企業包括科研院所又搞起了職工持股。

但國資委很快發現，許多地方的改制尤其產權轉讓不規範，出現了內部職工股超比例、超範圍發放現象。而其中很多職工股並非由職工自己出資購買，而是用企業的錢，或者向銀行抵押企業資產獲得貸款。換句話說，當時很多員工持股計劃的股權來源是國資股東讓渡出的權益。而購股的資金來源，也是用企業的錢。

還有的企業借員工持股之名，行管理層收購（MBO）之實，受到郎鹹平等知名人士的質疑，引發一場社會大討論。

“當時有一家企業我印象很深，內部職工持股最低200萬股，最高4700萬股，這樣的改制如果不規範，上市之後大量的億萬、千萬富翁都會在央企中出現。”一位前國資委人士回憶說，“這種做法是典型的權貴市場經濟，有些國企的員工持股，是領導持大股，中層持中股，基層員工持小股或沒有股，是按權力大小、職位高低來分配的。與西方國家有本質區別，西方拿出來獎勵給職工的股份，從始至終都是按勞分配，沒聽說獎勵給職工和經營者，最後職工和經營者就變成出資人或老板的。”

該人士認為，那一輪國企的員工持股改革之所以出現這些亂象，原因是產權不清晰、沒有明確投資主體，再加上有些部門管理不到位，企業領導自導自演，只強調薪酬的市場化，規避崗位的市場化，讓職工和經營者以小錢博大錢，最後導致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

而當時關於員工持股的相關政策，也並不明朗，且時松時緊。

2004年賈小梁在國資委分管企業上市工作時，曾碰到一家山東地方國企赴香港上市，其中涉及職工持股。“我希望保護優秀企業家，當時政策又不明確。”於是賈要求該企業規範所有材料，提交持股人個人資產證明等。該企業的老總當時很不滿意，認為國資委用行政手段卡企業正常上市，賈小梁回答，“我不願看到第二個褚時健”。

2008年奧運會結束閉幕式前一天，賈小梁在西安機場偶遇該企業老板，這位著名企業家反複地感謝他，“當年幸虧您嚴格要求我規範上市，準備那些材料，後來中紀委來查了我兩年沒查出問題。”

為了堵上改革的漏洞，2004年國資委制定了《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2006年制定了《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試行辦法》，規範改制程序，首先改制方案要經過出資人和債權人同意，要經過資產評估，要對經營者業績進行審計，最後要股權確認，如果是國有企業，還要經過職代會討論。

“這都是‘開正門，關後門’”，賈小梁說。

到2006年，職工持股演變成國有資產流失的典型案例——魯能改制得以曝光，問題的嚴重性引起震動。

魯能集團最早利用1992年每度電提2分錢作為獎勵基金結余，留給企業集資辦電，這筆基金剛開始由工會代持，後來成立多經公司，再後來就變成信托。

2000年時，有內參送到國務院，反映魯能集團的職工持股搞得好，但時任領導產生懷疑。“職工持股兩個億怎麽可能呢？批示去調查。”賈小梁回憶說，“結果根本查不出來，封鎖得非常死。”。

到了2006年《財經》雜誌發表封面文章《誰的魯能？》，揭露魯能集團職工持股的760億元資產被權貴資本曲線鯨吞。

“文章出來後，國資委和中紀委、審計署去聯合調查，兩次調查複核材料，結論是報道完全屬實。”賈小梁說。

“這是員工持股歷史上最重要的標誌性事件。‘魯能’事件曝光後，壟斷性、資源型國企的主業周圍、寄生著一批打著‘員工持股’‘職工福利’的三產，跑冒滴漏國有資產、攫取無風險套利財富，這引起了中央的重視。”鄭培敏對南方周末評論說。

如何重啟改革

“對於大企業來說至少十年內，最好的國有企業治理結構是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和內部人持股三分天下，其中民營資本和內部人持股處於相對控股地位，三方互相制衡共同決策。”

魯能事件引起高層震怒，隨後國資委於2008年出臺了《關於規範電力系統職工投資發電企業的意見》和《關於規範國有企業職工持股、投資的意見》（139號文）。

139號文規定，凡“母（公司員工）持子（公司股權）”，關聯企業（基金）持股，購股資金來源於企業借款、墊付款項等形式的職工持股，都必須清退。

時任國資委企業改革局副局長周放生是139號文的主要起草者之一，他認為過去搞員工持股的主要問題有兩方面，一是搞人人平均持股，變成了一種新大鍋飯；二是由管理層主導改制時，內部人通過評估作價上的手腳搞利益輸送。

這些問題後來在國資委的相關文件中都在“不斷堵漏洞”，而139號文把過去十幾年改制的經驗和教訓都做了總結。“這是最近一個文件，把許多制度漏洞都堵上了。”周放生對南方周末說，“改革是個探索的過程。”

事實上，在員工持股改革探索的過程中，理論上的爭論一直不絕於耳。反對者認為，國企資產乃全民資產，怎麽能由少數人（國企員工）所持有？而支持重啟改革者的觀點是，如果混合所有制允許外資或民營資本分享國企改革發展的紅利，為企業發展做出貢獻的職工為何不能呢？

2012年8月，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社科院金融所成立10周年大會上總結說，“職工持股受了挫折，被擱置了很多年，在改革過程中，有時候一跌跟頭就不容易爬起來，即所謂‘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問題主要出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待上市公司的內部職工持股計劃試點過程中出現了舞弊和醜聞，主要是冒充內部職工的名義持有企業股份，等IPO之後即拋售，獲取高額收益。”

周小川認為，職工持股計劃過去所出現的錯誤是一些初級錯誤，而當前外部條件已經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可以形成比較好的設計，減少失誤和出問題的可能性。他建議，在具體的交易方式上，職工持股可以讓職工用工資、獎金來購買股票，“即必須通過真金白銀的現金來購買，而不是像過去那樣采取分配的形式”；另一種交易方式是按嚴格會計準則計算的股票期權。

但直至目前，雖然重啟改革已經確定，但國資委尚未發布關於員工持股的指導意見，外界只能從國資委官員的表態中管窺政策邊界。

國資委企業改革局郭子麗處長2014年9月曾在“員工持股與股權激勵高峰論壇”上對員工持股的適用範圍、股權來源、出資方式等做了說明。她表示，適合引入員工持股的國企應該從事一般性競爭業務，而非從事自然壟斷、行政壟斷業務的企業，或具有國家特許經營資質企業以及其他非競爭性企業；持股人員原則上應該限定本企業的職工，以防止利益輸送；出資方式應堅持以合法現金出資；股權來源一般采取增資擴股，不宜通過轉讓存量的股權；持股比例上，全員持股並不是可推廣和鼓勵的方式，這是有歷史教訓的，總體來看向關鍵崗位、科技骨幹人員傾斜，適當拉開差距。

周放生也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鼓勵的員工持股，並不是指全員持股，而是指管理層、技術骨幹和業務骨幹多持股，普通員工少持股，“我接觸了大量的案例，據我的經驗看，對於大企業來說至少十年內，最好的國有企業治理結構是國有資本、民營資本和內部人持股三分天下，其中民營資本和內部人持股處於相對控股地位，三方互相制衡共同決策”。

浦東國資國企改革首批試點啟動 上市公司成轉型主力

浦東國資國企改革首批試點啟動 上市公司成轉型主力

一財網 胥會雲 2015-06-11 21:16:00

在長期發展後，浦東的國資國企也面臨轉型的挑戰。主要問題有三：國資國企布局不夠合理、功能開發類企業同質化主體較多、競爭類企業市場化程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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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資委要求央企三年內虧損減少50%

7月8日，據《經濟參考報》消息，為貫徹穩增長和促改革要求，國資委繼前期部署中央企業開展增收節支工作後，近日印發《關於中央企業開展虧損企業專項治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央企力爭用3年左右時間使虧損企業虧損額減少50%，虧損面顯著下降。

國家財政部最新數據顯示，今年1-5月，中央企業實現營業總收入為106631.1億元，同比下降7.4%，實現利潤6831.6億元，同比下降5%。

據悉，央企半數資產集中在能源、基礎原材料領域，效益下滑幅度較大，雖然經濟效益降幅持續收窄，但實現上半年目標仍存在較大缺口。

投融資情況不樂觀和宏觀數據不景氣也為央企經營困難蒙上陰影。今年前5個月央企累計完成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4.3%，降幅比去年擴大0.6個百分點；融資成本快速增長，1-5月累計利息支出2474億元，同比增長9.6%。多家研究機構預計，二季度GDP同比增速將會繼續回落。

據悉，央企經營困難已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薪酬。6月2日，國資委下發《關於進一步做好中央企業增收節支工作有關事項的通知》，其中規定：嚴格落實工資總額和效益掛鉤機制，企業工資總額增幅不得超過效益增幅，效益下降的企業工資總額必須下降。

據南方周末網早前報道，針對中央企業負責人薪酬改革方案於1月正式實施，改革後央企負責人薪酬由基本年薪、績效年薪、任期激勵收入三部分構成，其薪酬水平將不超過央企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7到8倍，最高降幅可達百萬。

對此，中石化稱對管理層進行降薪，但不觸及一線員工。而神華集團則承認，今年按工資總額10%下調員工收入，以渡經營難關。此前也傳出建行已開始實施全體員工5321降薪計劃，即：高管降薪50%，中層幹部降薪30%，處長降薪20%，員工降薪10%。

對此，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李錦對中國新聞網表示，對央企而言，這次央企降薪直接原因是經營上暫時的困難，過去，央企人的收入與業績關聯性差，甚至無關聯，這種情況在今後會越來越少。薪酬多少，必須看業績好壞：不能“旱澇保收”，更不能“窮廟富方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