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虹紀委書記實名舉報董事長涉嫌濫用職權造成國資重大損失

長虹紀委書記實名舉報董事長涉嫌濫用職權造成國資重大損失

一財網 一財網綜合 2015-07-28 12:07:00

昨晚，長虹集團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楊學軍采取公開報案方式，實名舉報董事長趙勇涉嫌嚴重濫用職權、造成國有資產重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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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東國資改革繼續推進 外高橋啟動整體上市

上海浦東國資改革繼續推進 外高橋啟動整體上市

一財網 胥會雲 2015-08-14 08:13:00

上海國資改革再現新動向。上市公司外高橋股份(600638.SH)13日晚間發布多份公告，涉及與控股股東上海外高橋(集團)有限公司(下稱“外高橋集團”)的資產整合及人員整合，由此，外高橋集團整體上市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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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國資委

中國龐大的國有資產該如何管理，長久以來存在著針鋒相對的兩條路線圖。國企改革頂層設計方案的正式出臺，讓這一問題重新成為萬眾焦點。國資委何去何從，則是其中核心所在。

201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正式出臺。

這份文件是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重啟國企改革之後，關於國企改革“1+N”頂層設計中的“1”——一份統領性的國企改革路線圖。其配套的“N”——關於國資管理體制、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央企分類和重組等文件，還將陸續出臺。

長達8章、30節、1萬多字的指導意見中，最引人關註的焦點之一是，以國資委為核心的國資管理體制將何去何從。

“婆婆”與“老板”之變

指導意見專辟一章述及如何“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其中國資委雙重職能的調整與弱化，備受關註。

中國的國有資產有兩套管理體制，其中金融與文化類企業國有資產由財政部履行出資人職責，實業類國有資產則由2003年成立的國資委履行出資人職責。

指導意見將改革範圍從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的“國有資本”，縮小到了“國有企業”，暗指改革暫不會波及金融與文化類國資，而限於國資委系統。“因為國資的牽涉面太廣了，不好提，不同意見和觀點比較多。”一位接近國資委的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兩套國資管理體制大相徑庭。財政部主要通過匯金公司來管理金融國資，其體制接近於新加坡淡馬錫模式；而國資委則用“管人管事管資產”的方式直接監管國企，如中央級國資委直接監管112家央企，地方國企則由地方國資委監管。

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國資改革做出“管資本”和“成立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的部署後，不少人解讀是實業類國資將複制匯金模式，而國資委淡出。不過，國資委似乎並不這樣認為。

各界對國資委系統的主要質疑，集中在其既當國企的“老板”（出資人）又當“婆婆”（監管者）的角色沖突，和其行政化的管理風格。

本次指導意見專辟一章（1400余字）述及如何“完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其中，國資委雙重職能的調整與弱化，備受關註。

指導意見以“管資本為主”為基調，做了推進國有資產監管機構職能轉變、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等四項改革部署。

其中對於國資委的“婆婆”（監管者）職能，指導意見要求，“將依法應由企業自主經營決策的事項歸位於企業”，“將配合承擔的公共管理職能歸位於相關政府部門和單位”，“改變行政化管理方式”。

換句話說，國資委不再對國企用行政化方式過多監管。其他部委的公共管理職能也不再通過國資委這個“統一出口”行使。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李曙光對文件的解讀是，國資委將回歸真正的出資人身份，其監管職能將分配給紀檢、反貪、食品安全等部門。

在“老板”（出資人職責）角色上，指導意見明確，將由獲得國資委授權的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對國有資本履行出資人職責，對所出資企業行使股東職責。同時，“開展政府直接授權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履行出資人職責的試點”。

也就是說，在國資委與國企之間加入一級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作為出資人代表，承擔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責任。今後國資委不再直接對所監管企業履行出資人職責。

由於指導意見只是一份綱要性文件，還有諸多細節需等待後續文件的出臺才能見分曉，比如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究竟如何設立，其與國資委和財政部等部委之間的關系如何安排，上述“直接授權”的試點範圍劃定等，目前均未可知。

兩條路線圖

財政部方案將法定的國資委三項出資人職責一一分解轉移，監管者職能也大大弱化。

指導意見出臺後，國資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國公開撰文指出，“管資本為主”的國資監管體制總體上不是淡馬錫模式，也不是三層框架。“政企不分、政資不分”的淡馬錫模式不適合中國國情。改建或組建的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並不是新增一個中間管理層級，而只是一個國有資本運作平臺企業，這些公司依然是由國資監管機構（國資委）直接監管，所以還是兩層架構。

他還認為，出資人代表職能與監管職能內在統一、不可分割，“出資人代表天然擁有監管職能”。為了切實保護股東的正當權益，股東絕對不能僅僅是收益分配權，必須同時有監管權，特別是重大投資決策、經營決策、產權變動等的監管。

而對於指導意見中的“政府直接授權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履行出資人職責的試點”，他認為這是針對目前由財政部作為出資人的“文化領域”等，“把這些領域的企業從黨政部門脫離出來，有利於實現政企分開，同時又納入了統一的國資監管體系。”

彭建國的觀點實際上不無所指，其背景是關於國資改革的兩條路線之爭。

與他的觀點針鋒相對，另一路線圖可以表述為：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應該走淡馬錫模式，實行政府（出資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國有企業三層管理框架；出資人代表職能與監管職能也就是“老板”與“婆婆”職能必須分開；出資人職責直接授權的試點，針對的是國資委管理的實業國資。

這兩條路線之爭存在已久，從未平息，也讓國資改革一度膠著不前，多年來難有大突破。

變化發生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新一輪國企改革由此啟幕，並對國資管理體制提出“管資本”和“成立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

一位知情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由於前任主任蔣潔敏被查，國資委並沒有深度參與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的起草，因此造成上述關於國資改革的內容“對國資委很不利”。

此後，發改委、財政部、國資委等分別牽頭國資改革具體方案設計。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剛結束，財政部企業司司長率團考察了新加坡淡馬錫、以色列財政部國有企業局，事後形成的報告認為，“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部門必須加快轉變職能，由現行‘管人、管事、管資產’的多重身份轉變為專業監管者”。

報告的改革方案中，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的主要人事權歸屬中組部；國資預算權由財政部負責；政策及發展戰略由發改委和工信部制定；財政部、發改委等公共管理部門研究制定各投資運營公司的經營目標、考核辦法等。國有資本存量管理、動態調整規劃、收益收繳和支出管理、財務管理及防範內部人控制等方面的政策法規，由財政部門會同有關部門研究制定。

而國資委的職能，僅是按照“一企一策”原則對國有投資運營公司進行監督。

換句話說，上述方案將法定的國資委三項出資人職責——“資產收益、參與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出資人權利”一一分解轉移，監管者職能也大大弱化。

不僅財政部這麽想，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李偉和中央財辦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鶴擔綱撰寫的“383改革方案”中也提出，國資改革要參照淡馬錫資產管理公司模式，建立和完善出資人制度。

在中國，最接近淡馬錫模式的是金融國資的“匯金模式”。

與國資委同一年成立的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代表國家行使對重點金融企業的出資人權責，掌控了金融資產的半壁江山。匯金模式采用“財政部（出資人）-匯金-國有金融企業”三層架構，是“管資本”的典範。

曾任匯金公司董事長的現任財政部長樓繼偉2013年對“匯金模式”的歸納是，根據國家授權，遵循市場化方式，積極履行國家註資改制平臺和國有金融資產出資人代表兩大職責，“只做股東，不做婆婆，沒有任何行政審批色彩”。

十八屆三中全會後，市場一度盛傳匯金模式為藍本的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會大行其道。

國資委將何去何從，外界也猜測四起。2014年6月，《財經》雜誌刊發題為“遲暮國資委”的封面報道，指出“時至今日，國資委的存在，恰恰是下一個十年國資改革的天然障礙”。

國資委的反擊

在國資委方面看來，若財政部又管財政又管企業，是政企不分。而財政部方面則認為，國資委式管理是政企不分。

成立11年，擁有近30個司局、300多個處室的國資委顯然不願成為歷史。2014年下半年，相對沈默的國資委展開了反擊。

2014年7月，國資委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在其所監管的中央企業開展“四項改革”試點。按照自己所理解的“管資本”的涵義，國資委部署以國家開發投資公司（以下簡稱“國投”）、中糧集團為平臺，開展改組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試點。

國投與中糧是兩種不同的投資運營模式。

成立於1995年的國投是國資委旗下的國有投資控股公司，下設1個投資部、11個全資子公司和12個控股子公司；擁有三級以上全資和控股投資企業184家，其中7家控股上市公司。類似的投資控股平臺公司還有1999年成立的誠通集團。

而中糧是國資委旗下的一級控股集團公司，致力於打造農產品、食品行業的“全產業鏈”巨頭。

“國資委實際上是在給決策層提供參考選項。它的意思是，要搞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已有現成的模板。”一位國資改革專家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如果想搞淡馬錫那樣的跨行業產權投資平臺，也有國投和誠通模式。如果不想大改，中糧這樣的一級控股集團公司就是現成的模板。”

但這兩種模式中，國資委都還是出資人代表和主要監管者。

在此之前，國資委原副主任邵寧2014年4月17日在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召開的“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座談會”發言時指出，不宜否定國資委“管人管事管資產”一體化的原則，“匯金的職能非常有限，如果認為匯金是體制樣板的話，就意味著要回到多頭管理、無人負責的狀態”。

而對於本次國資管理改革的“兩層”變“三層”架構，邵寧指出，其在1980年代末的“國資局時代”早已出現過，但效果不佳。

邵寧介紹，當時在上海、深圳、武漢等地都設置了國有資本經營管理機構，對下面的國企行使出資人權利，對上面的市國資委負責。但這一架構在實際運行中很不順利，矛盾和摩擦不斷，企業意見非常大，最後不得已又變回了兩層結構。

需要指出的是，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當年的國有資本經營管理機構是類行政機構，而非市場化企業。

有意思的是，在國資委方面看來，若財政部又管財政又管企業，是政企不分。國資委作為特設機構行使出資人職責，在橫向上完成了政企分開。而財政部方面則認為，國資委式管理是政企不分，只有通過財政部門授權匯金公司這樣的出資人代表，才能實現縱向的政企分開。

以新加坡為師

“國資委成立之初就是想學淡馬錫，後來發現完全的淡馬錫模式套不住各類企業情況，管不過來。”

雖然如今國資委極力反對新加坡淡馬錫模式，但在歷史的長鏡頭中，國資委體制本身就是中國學習新加坡模式的結果。

經過20世紀中後期的私有化浪潮，全球大多數國家的國有企業都已變成大陸法系中的“公法人”。和作為“私法人”的私人商業企業對應，它具有經營範圍受限制、不以營利為目的、具有壟斷性地位等特點。

但在少數國家還存在兩類以私法人形式運作的國企，一類是英聯邦國家的“黃金股”模式，即國家在上市企業中持有股權，但不行使投票權，也不參與分紅；另一類即是新加坡、俄羅斯和一些海灣國家，國企由國有資本出資建立，聘請職業經理人管理，進入競爭性領域從事營利性活動，向全民分紅。

中國的國企存在於“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從概念上似乎提供的是公共產品，但又以普通商業公司（私法人）方式註冊，進入競爭性領域從事營利性活動。

因此在1990年代中期，國企改革的設計者們選擇了最具接近性的新加坡模式。

1980年代後期，承包制因為內部人控制問題已難以為繼，1993年吳敬璉等所著《大中型企業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一書提出全新的視角，將當時按部門和級別來劃分的國企按壟斷行業、大型企業集團、機構投資者和全能銀行四個序列進行資產重組，成立頂層控股公司，相互交叉持股。頂層控股公司之下是直接從事經營的國企，之上是行使出資人職責的公有資本經營委員會，後者對人大負責。

與此同時，建立股權可以公開轉讓的公共資本市場。

這個方案把當時的“市場派”和“產權派”的分歧巧妙地結合起來，想一舉解決兩個難題：一是承包制下無法測量的代理人績效，可以通過資本市場上的股價得以公允體現；二是通過在政府和企業之間搭建一個隔離層，解決政企不分、政府幹預企業微觀經營的問題。

由於國情和政體原因，上述設計方案在落實時，公有資本經營委員會變成了國務院下設的“特設機構”國資委——其前身是財政部下設負責產權登記和確認的國資管理局。

早在1999年，時任國家經貿委主任的李榮融參觀了淡馬錫控股有限公司。在後來接受鳳凰衛視訪問時，李榮融回憶，淡馬錫集團負責人的一句“國有企業無一虧損”讓他始終無法釋懷。

4年後成立的國資委與淡馬錫相比，身份明顯不同。前者是政府特設機構，而後者是企業，最高權力機構是董事會。國資委企業改革局原副局長賈小梁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國資委成立之初就是想學淡馬錫，後來發現“完全的淡馬錫模式套不住各類企業情況，管不過來”。

尷尬國資委

回望過往十多年的國資管理體制，當年的頂層設計方案的兩大理想目標，事實上均打了折扣。

按照2003年4月25日國務院印發的“三定（即定機構、定編制、定職能）”方案，國資委集中監管中央所屬企業（不含金融類企業）的資產，行使出資人職責，不得直接幹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不錯位、不缺位、不越位”，是國資委成立時給自己的定位。

但這個定位，實際上並沒有做到。通過梳理國資委頒布的數百個法規，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鄧峰認為，“這些年國資委對市場和企業的控制和幹預，是非常全面、系統和任性的，大大超出了出資人職責。”

國資委通過一系列法規，對產權轉讓和資產重組的交易程序、合同對價、資產評估等都加以嚴格控制；對國企對外投資、債券發行、申請股票發行、子企業境外註冊並上市等都須經國資委批準。

李曙光在某大型國企當獨董時曾發現，在一個資產規模過千億的公司里，價值30萬的公司要撤銷、解散，都必須經過國資委審批，“作為出資人，國資委有時管得太細，下一步必須建立權力清單”。

而對企業內部事務，國資委的幹預甚至細致到職工教育培訓經費、女職工工作、企業財務信息化等。這些幹預有時會影響國企的公司治理，比如國資委曾未經股東會同意就強令央企退出非主業投資，直接限制其經營範圍，劃撥相關資產，而這些公司很多都是上市企業。

按企業國有資產法，國資委肩負兩重使命，一是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二是防止國資流失，使國有資產保值增值。但實踐中，這兩大目標很多時候是矛盾的。鄧峰認為，此時作為一個機構，國資委天然地會傾向於“可以控制的、容易證明的”目標，即防止國資流失，因此它會無視“不得幹預企業經營活動”的明文法規。

事實上，國資委一度非常想引入淡馬錫政企分開的制度。寶鋼等7家央企也試行了外部董事制度以及決策權（董事會）和經營權（總經理）的分離。但在實踐中，央企董事會的獨立性，至今仍是頂層設計的難點。

回望過往十多年的國資管理體制，當年的頂層設計方案的兩大理想目標，事實上均打了折扣。

其一是寄望於資本市場解決代理人績效難題，但股市後來直接和間接公有股的比例占到60%-70%，結構扭曲規則失效。

“我們本來設想在一個市場的汪洋大海中，‘公有之魚’將學會遊泳，實際上卻變成了一頭鯨魚在一個淺水的池塘里，反而它左右著市場。”鄧峰說。

其二是希望這套體制能解決“政企不分”的痼疾，但這正是國資委至今一直受到的質疑。

開鑫貸：國資系的雙刃劍該如何用好？

導讀：具有天然優勢的國資系P2P平臺，從2011年醞釀到2014年涉水，逐漸形成了行業的一個重要分支，憑借資源廣、管理規範、風控完善等基礎，獲得了投資人的認可，但自身機制與共同面臨的行業問題也在制約著國資系的發展。作為國內首家國資系P2P網貸平臺，開鑫貸是如何利用國資系這把雙刃劍的？

開鑫貸總經理 周治翰

2011年，對周治翰來說是具有轉折性意義的一年。如果沒有調入開鑫貸，他的人生或許是另一個軌跡。

這一年12月，國家開發銀行（下稱國開行）召開了一次中小企業融資專題會議。周治翰回憶，“當時，與會總行局和分行領導都根據自己所做的業務進行了很多準備。結果一開場，總行領導卻問大家了解P2P嗎？大家都沒想到會討論這個問題。”

但也是這個問題成了開鑫貸創立的原點。

在2011年，P2P的概念並沒有被普遍接受，模式也只局限於個人對個人的借貸。而當時小微企業融資貴、融資難的同時，老百姓手上有錢。開行想做的其實是以互聯網的方式把小微企業融資需求和老百姓的理財需求對接起來。

最早提出這一想法時，周治翰形容，很多人都覺得“腦洞大開”。來開鑫貸之前，他在國開行工作了10年，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負責的是中小企業的業務，他解釋，國開行提倡“用批發性方式解決零售問題”，做中小企業業務也是和地方擔保公司、小貸公司、統貸平臺等合作，開鑫貸的合作機構就是在此基礎上衍生而來的。

當時，國開行給開鑫貸的投資是490萬元，據說這是開行有史以來最小的一筆投資，但是經歷的程序和上十億、上百億的大項目一樣，都是經過總行投委會審批，在這個前前後後的方案設計過程中，總行局級以上領導來了不下十多次，經過了一個複雜的流程。

2012年，籌備組耗費了半年多的時間去找合作銀行。“2012年的時候，這是一個新興的事物，很多大行都把我們拒絕了，江蘇銀行是我們地方法人機構，而且經省金融辦協調，最後江蘇銀行幫我們做了支付結算渠道。”

同年底，開鑫貸網站正式上線運營，引入首批30余家江蘇省監管評級A級以上的小額貸款公司作為合作擔保機構。2013年，網站上線不足一年，交易額突破27億。2015年7月，成交金額累計突破100億元。

如今回憶，周覺得開鑫貸成為國內首家國資系P2P網貸平臺，有自己的先發基礎。“國開行是政策性銀行，當時提出要引導社會資金支持實體經濟，降低小微企業融資成本，強調引導作用；其次，國開行與小微金融機構是合作而非競爭性的關系，便於與小貸等開展業務協同；第三，國開行以機構業務為主，不設零售業務網點，可以利用互聯網作為面向普通人群的渠道。”

風控和資產是競爭核心

雖然國資P2P有“爹”可拼，但是它們也並不能跳過風控這個環節，某種程度上，由於國資背景其財務制度設置將更為嚴苛。

開鑫貸實行線上線下兩次審核，並引入第三方擔保，增加借款人的信用級別，保障借出人的資金安全。二次審核引入江蘇全省的小額貸款公司提供擔保，擔保采用屬地原則，即由借入人屬地小貸公司進行貸款調查和提供擔保。

周介紹，該業務僅限於省內200家信用評級在A級以上的小貸公司開展。江蘇小貸公司全部聯網運行。金農公司在數據集成的基礎上，開發了供各級金融辦使用的監管系統，以便實時查詢管理區域內小貸公司業務數據，實現動態化管理。

去年開始，開鑫貸的產品線已經搭建完整，除了小貸公司，與保險公司合作的保單質押類產品，與銀行合作的銀行承兌匯票質押類產品，與國企、上市公司合作的商業承兌匯票質押類產品等幾大產品線也初步完善。從規模來看，他介紹，現在小貸領域大概占一半，供應鏈領域占一半左右，保險領域已經做了一個多億。

“國資系最大的優勢在於公信力強，有品牌背書。投資理財一般有三個指標，收益、安全和流動性。國資系P2P平臺傳遞安全理念，風險小，收益就會低一些，這也意味著比民營平臺有更低的融資成本，將會吸引更優質資產。”眾信金融首席運營官譚陽曾表示。

的確如此，對於“國資系”平臺來說，公信背書、資金實力以及獨家的可用資源是它們的優勢，同時它可以靠內部來消化一些客戶，挖掘一些資產，作為有保底的初始規模。

和其他國資系平臺相比，周治翰提到開鑫貸的優勢：第一個它的銀行背景帶來了兩個好處。一是本身風控比較嚴格，我們現在依然是堅持著銀行級的風險控制方法。二是對於產品創新方面做得更多一些。這種創新不是說有多少品種，關鍵在於如何貼近用款客戶的需要。

他舉例，比如保單質押產品，實際保險公司本身和銀行合作也蠻多的，但是我們在合作過程中，一是質押率可以做得比較高，銀行70%，我們最多做到90%多，質押率高變現效率就比較高。二是放款速度，用戶提交申請以後，兩三天就可以拿到資金。但是對於傳統的金融機構來說，最少得一個多星期。三是我們的期限也比較長，最長可以做到三年，一般的銀行來說是半年左右。

“一方面不放松風控，但是又把銀行的一些弊端給回避掉，方便、快捷地提供定制化解決方案，滿足比較靈活的需求。”周說。

國資系是把雙刃劍

雖然國資背景帶來許多資源，在2000多家的P2P平臺中，大多數國資平臺的交易規模、收益水平等並不突出。

網貸之家3月數據顯示，在其統計的19家國資系平臺中，當月成交量為6.78億元，遠低於銀行系、上市公司系、風投系及民營系平臺的規模。當月投資人數1.64萬，在幾類平臺中也屬最低。

在周治翰看來，國資系平臺從2014年以後才開始大量出現，成立時間普遍不長。相對來說，對資產風控比較謹慎，不接受外邊的資產，所以在資產的供應量上也不會急速擴張。自己體系內就有幾千幾萬的員工，不缺投資人。“像我們觀察到的有一些平臺也做了有三十多個億了，也不錯了，就按照這種發展速度來說不算慢。”

但是在譚陽看來，某種意義上，國資系的背景是把雙刃劍。“人才是體制機制制約最直接的一點。對於互聯網行業而言，股權激勵已經非常普遍，但對國資系而言，推進比較難。”

而且，相對於民營P2P網貸平臺18%~20%的平均年化收益率，國資系不超過10%左右。在獲客成本高、競爭激烈的背景下，對於員工之外的投資人而言，收益率低也削弱了國資系的吸引力。

周治翰解釋，影響平臺經營的因素不僅僅是出資的背景，也要看掌握的資源、機制、理念及人才。“做互聯網金融平臺，大家一直討論獲客、用戶、資金怎麽來，其實現在看來最重要的還是能不能獲得風險相對比較低、收益率又比較高的資產。在這種情況下，比拼的是金融管理的能力。在這個基礎上，再把客戶體驗做好。”

版權聲明：本文作者崔婧，i黑馬原創。如需轉載請聯系微信號zzyyanan授權，未經授權，轉載必究。

大連友誼易主 武漢國資控股註入互聯網金融資產

大連友誼易主 武漢國資控股註入互聯網金融資產

一財網 周芳 2015-11-20 16:39:00

重組預案顯示，大連友誼收購的資產定位於企業融資及相關服務的提供商，其核心業務是為有融資或潛在融資需求的企業，包括大量中小微企業提供與融資相關的全產品線服務，主營業務包括擔保業務板塊、授信業務板塊、征信業務板塊和互聯網金融業務板塊。

國資委：中遠集團與中海集團進行合並重組

國資委：中遠集團與中海集團進行合並重組

國資委網站 2015-12-11 17:17:00

經報國務院批準，中國遠洋運輸(集團)總公司與中國海運(集團)總公司實施重組。

國資委新主任肖亞慶首次亮相 曾操盤收購力拓的“拂曉突襲”

國資委新主任肖亞慶首次亮相 曾操盤收購力拓的“拂曉突襲”

一財網 重華 2016-02-03 19:53:00

與其說是履新，不如說是回歸。因為在國務院任職前，肖亞慶的職業生涯和國資國企系統密不可分。作為曾經的中國鋁業公司總經理、黨組書記兼中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肖亞慶一手執掌了一家世界500強企業。甚至在國務院工作期間，也曾輔助處理過大量國資國企領域的協調問題。

央行專家建議養老費率降一半 不足部分國資補

央行專家建議養老費率降一半 不足部分國資補

一財網 郭晉暉 2016-02-28 19:47:00

在過去的幾年中，國家財政每年對養老保險的轉移支付都在3000億以上，其中90%來自中央財政。隨著經濟進入新常態，各級財政都降到了個位數增長，對養老保險的投入也顯得有些力不從心。

國資委稱央企債券風險總體可控 將中國鐵物交誠通托管處置資產

在央企之一的中國鐵物因經營困難在銀行間債券市場進行特別風險提示，並按有關方面要求暫停了168億元債券交易後，國資委近期已組織對106家中央企業發行的各類債券進行全面摸底，對即將到期的債券逐筆進行風險排查所監管央企債券進行了全面排查。

調查統計發現，國資委表示，截至2016年3月末，共有82家中央企業發行債券余額4.05萬億，其中：中期票據占37.4%；超短期融資券占20%；企業債占14.2%；公司債占12.2%；短期融資券占5.7%。

從排查情況看，2014年以來，有1家中央企業（中鋼集團）及3戶中央企業所屬子企業（兵器裝備集團所屬天威集團、國機集團所屬中國二重、中煤集團所屬山西華昱）先後發生債券違約，涉及債券金額84億元，占中央企業整體發行債券規模的0.2%。國資委認真督導企業通過深化改革、強化管理、資源整合、減員增效、債務重組等措施，化解風險，走出困境，逐步實現健康發展，目前違約風險均已得到較好處置或正在妥善解決。

經風險排查，國資委稱，目前，中國鐵物及2戶中央企業所屬子企業尚存在債務風險問題。對此，國資委高度重視，決定中國鐵物交由資產管理平臺公司（誠通集團）實施托管，企業正在積極加快資產處置，盤活優質資源，盡全力化解債券風險。此外，相關中央企業多渠道多方式籌措資金，涉及2戶子企業的到期債券已經兌付。

從排查結果看，國資委稱，中央企業雖然面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持續走低等不利因素，但目前整體生產經營穩中向好，各項改革調整和提質增效工作正在穩步推進，財務和資金狀況良好，主要運行指標持續改進，企業整體財務結構穩健，債務風險總體可控。

國資委表示，將進一步完善中央企業債務風險動態監測和預警機制，指導各中央企業健全內控體系，合理安排長短期債券比重，統籌平衡資金余額和融資規模，優化融資結構，加強債券管理和債務風險管控，加快資金周轉，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對存在債務風險問題的企業，國資委將進行定向指導，督促企業主動應對，按照市場化、法治化原則，采取多種措施積極化解風險，確保企業健康發展。

漢金所是“偽國資”? 武漢金控發“紅頭文件”否認

日前，有消息稱漢信互聯網金融服務(武漢)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漢金所”)的實際控制人為自然人，這家武漢最大的國資背景P2P平臺被指“存在利用假國資背景虛假宣傳”的嫌疑。16日下午，武漢金融控股集團下發文件(武金控字【2016】19號)證明漢金所的國資背景身份。

文件顯示，漢金所是由武漢信用投資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武信投資集團”)開展互聯網金融探索，聯合專業團隊設立的專業子公司，武信投資集團持有漢金所70%的股份。而武信投資集團系由武漢金融控股集團全資子公司武漢信用風險管理有限公司(下稱“武信管理公司”)開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設立的股權多元化主體。武信管理公司為武信投資集團的第一大股東，是國有控股公司，亦是武漢金融控股集團合並報表範圍內的重要子公司。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註意到，上述消息對“漢金所”的國資身份提出質疑的依據主要是全國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下稱“公示系統”)。公示系統顯示，漢金所股東為深圳市同豐資產管理有限公司和武信投資集團。前者股東為曾慶群和李曉夏。而武信投資集團在系統上登記的股東則是武漢高潤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下稱“高潤投資”)—和長江金控武漢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下稱“長江金控”)。長江金控武漢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是梅忠偉、劉波、楊祥綱、劉洋和胡溟5名自然成成立的公司。武漢高潤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的兩家股東公司均為個人出資企業。

本報記者登錄公示系統發現，工商公示信息一欄中確實顯示武信投資集團的股東(發起人)為高潤投資和長江金控。但在企業公示信息一欄查閱“2014年度報告”卻顯示，武信投資集團的股東(發起人)共7個，分別為武漢君怡實業投資有限公司、武漢合旭控股有限公司、武漢高潤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武漢信用風險管理有限公司、深圳源貝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湖北首豐投資(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和長江金控武漢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其中，控股股東為武信管理公司，持股比例為25%。

這一信息與大連友誼(000679.SZ)於去年底發布的《大連友誼(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預案》公告是一致的。據大連友誼公告，武信投資集團占股漢金所70%，而武信投資集團的控股股東是武信管理公司，實際控制人是武漢金融控股集團，最終控制人是武漢市國資委。公告還指出，武信投資集團的資產重組上市需經過武漢市國資委、湖北省國資委的批準。

武漢金融控股集團下發的上述官方文件指出，外界對漢金所的國資背景質疑實為誤讀。漢金所自設立以來，註冊用戶近6萬人，累計交易額約7億元人民幣，已成為華中地區互聯網金融領域的重要力量，亦是公司金融板塊的重要組成部分。

據漢金所CEO曾慶群透露，在“偽國資”質疑出現之前，平臺日註冊量在800~900人，日交易額在400~500萬元。但受“偽國資”質疑的影響，近日交易額下滑到20~30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