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之間的激烈競爭是中國經濟快速崛起的主要動力。城市之間的競爭已經不再是簡單的規模競爭,而蘊含著一系列新的變化。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通過對22個重點一二線城市2016年經濟數據的統計梳理發現,2016年,已有12個城市的GDP突破萬億大關;在前十名城市中,深圳緊追廣州,重慶緊追天津;成都在劃入簡陽之後,GDP總量超過了武漢。
需要說明的是,由於部分重點城市的數據尚未發布,因此在這里只統計GDP總量前15名城市及部分重點城市的情況;此外,部分城市的數據是來自於地方兩會公布的預計數,與最後統計部門公布的核定數會有一定的誤差。
12城進入GDP萬億俱樂部
南京市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南京全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0503.02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8.0%,這也是南京GDP首次突破萬億大關。
這一成績的取得,也意味著江蘇區域經濟格局的重要改變。此間的一大背景是,在改革開放後,靠近上海的蘇南地區憑借外向型產業的發展,經濟也隨之高速發展。整個江蘇的經濟發展程度按照離上海的遠近而明顯變化。離上海的最近的蘇南蘇錫常地區經濟發展最好,蘇中(南通、揚州、泰州等)次之,蘇北相對比較落後。
多年來,蘇南的蘇州和無錫GDP總量分列江蘇一、二位,作為第二經濟大省的省會,地理位置更靠近安徽的副省級城市南京由於外向型城市較低,只能屈居第三,被坊間戲稱為“蘇小三”。
不過,近年來這一格局發生了明顯變化,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外貿出口受阻,以外向型經濟為主的蘇南地區經濟發展放緩。另一方面,在經濟進入到轉型升級階段,尤其是三產比重超過二產,成為經濟主導之後,南京作為省會所擁有的科教文衛等方面的優勢日益凸顯。
南京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6年南京三大產業在GDP所占比重分別為2.4%、39.2%、58.4%,服務業已連續十年總量規模超過第二產業成為全市第一大支柱產業。2016年南京實現服務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0.2%,比全市經濟增長水平高出2.2個百分點,高出全省服務業增長水平1個百分點,高出全國服務業增長水平2.4個百分點。
江蘇省社科院區域現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員王樹華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省會城市的科教文化資源雄厚,各種高端生產要素在省會城市的聚集度比較高。在經濟轉型升級的過程中,產業、價值鏈由低端向中高端邁進的過程中,一些高端要素資源必須要配套,在這個過程中,省會城市比非省會城市往往更有優勢
在南京加入GDP萬億俱樂部的同時,來自第三經濟大省山東的青島GDP也突破了萬億大關。青島市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初步核算,2016年全市經濟總量突破萬億,實現生產總值(GDP)10011.29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增長7.9%。
青島進入萬億俱樂部對山東意義重大。在此之前,作為第三經濟大省,山東竟然沒有一個城市進入到萬億俱樂部行列。作為山東半島的核心城市,青島的強大對半島地區乃至全省意義重大,青島強則半島強,半島強則山東強。因此此次青島加入GDP萬億俱樂部,影響深遠。
在南京、青島之前,全國已有10個城市躋身“萬億俱樂部”。其中,2006年、2008年、2010年,上海、北京、廣州相繼“入萬億”,2011年,“萬億俱樂部”湧入四位成員:深圳、天津、蘇州、重慶。中西部的武漢、成都則在2014年攜手進入。2015年杭州躋身其中。
包括南京、青島在內,目前的12個GDP萬億俱樂部城市中,包括了京滬津渝四大直轄市,廣州、成都、武漢、杭州、南京這5個副省級省會城市,深圳、青島這兩個計劃單列市(同時也是副省級城市),只有蘇州是唯一的普通地級市。從區域分布來看,東部9個,中部1個(武漢),西部2個(重慶和成都)。
這12個城市之後,下一個即將叩響萬億大關的城市是誰?長沙無疑最為接近。數據顯示,2016年長沙實現GDP9323.7億元,名義增速達到了9.56%,經濟總量首次超過無錫,上升至全國第13位。按照目前的態勢,2017年將有望首次突破萬億大關。值得註意的是,2006年長沙的經濟總量僅位居全國所有城市第28位,但十年後上升至第15位,長沙近年來的經濟高速增長可見一斑。
廣深爭三、津渝爭五
一二線大城市對周圍經濟的帶動作用十分關鍵。在經濟總量前十名的城市中,上海和北京這兩個超一線城市遙遙領先。競爭比較激烈的是後面的城市,尤其是深圳進一步逼近了廣州,重慶快追上了天津,而成都則在吞並了簡陽之後超越了武漢上升至全國第八。
需要說明的是,目前各地統計部門發布的經濟增速均為GDP實際增速,是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後,以不變價格計算的增速,而名義增速則包含了價格的變動。價格變動是無處不在的,不光關系到各地GDP總量的大小,也與每個人的實際收入息息相關,用名義增速來觀察各地的經濟表現更為直觀。
這其中,連續20多年位居第三的廣州,在近幾年其第三城地位不斷受到追趕著者的挑戰。在2010年廣州亞運會前後,由於天津經濟高速增長,天津一度被外界認為極有希望趕超廣州,成為經濟總量第三城。
不過,近幾年,隨著天津經濟增速的放緩,與廣州之間的差距重新拉大,追趕者變成了廣州的同省兄弟城市深圳。憑借高新技術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等領域的高速發展,深圳在近幾年不斷縮小同廣州的差距。
數據顯示,2016年深圳的名義增速達到了11.37%,比廣州高出了3個百分點。在總量方面,2015年,廣州比深圳高出597億元。2016年,這一領先優勢縮水至118億元!深圳與廣州的差距僅為毫厘之間。
當然,深圳的緊追除了自身高新技術產業、金融業等快速發展以外,統計方法的調整也是一大原因。深圳是2016年7月5日,國家統計局宣布中國正式根據新的國際標準實施研發支出核算方法改革後國內唯一一個試點城市。試算結果顯示,實施研發支出核算方法改革後,2015年深圳市可計入GDP核算的R&D(研發支出)為498.80億元。
南方民間智庫副主席、廣東省體改會副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計入研發支出對深圳經濟總量的拉動作用非常大,因為深圳的研發支出是國內城市中最高的。在深圳試點之後,研發支出核算方法改革也會在全國推廣開來,到時候廣州的GDP也會有所增加。但相比深圳,廣州的R&D要少很多。
在廣深之後,位居第五的天津和第六的重慶之間也差距很小。2006年開始天津成了一顆“耀眼的明星”。在一系列大項目、大投資下,天津的經濟2007年開始馬力全開,經濟高速增長,甚至一度有趕超廣州,成為第三城的態勢。不過近兩三年,在能源重化工業下行的情況下,重化工業比重較高的天津經濟增速明顯放緩,不僅逐漸被廣深拉開較大差距,而且與身後的重慶的領先優勢也逐漸縮小。
與天津相比,重慶的工業經濟仍然保持高速增長的態勢,重慶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6年重慶全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10.3%,從企業效益看,2016年1-11月,全市規模以上工業主營業務收入20810.08億元,增長11.4%,實現利潤總額1332.85億元,增長14.5%。
數據顯示,去年重慶名義增速比天津高了3.6個百分點。在GDP總量方面,2015年天津比重慶高出818億元,但一年後的2016年,這一優勢縮水至326億元。若延續這種態勢,則2017年重慶有望超越天津,上升至全國第五。
在前十名中,原本位居第九的成都在2016年超過武漢上升至全國第八。數據顯示,2015年,武漢GDP總量比成都高100多億元,到2016年,成都反超武漢258億元。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是,2016年,原屬資陽所轄的縣級市簡陽,劃入成都。數據顯示,2015年簡陽的GDP達到了401.4元,若扣除這一因素,武漢經濟增長仍快於成都。
2016年部分重點一二線城市經濟年報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統計,其中GDP單位均為億元)
2月7日,據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 消息,2016年12月23日,北京警方依法對涉嫌存在組織賣淫嫖娼違法犯罪活動的保利俱樂部、藍黛俱樂部、麗海名媛俱樂部進行查處,並對相關涉案人員采取強制措施。
經工作,警方以涉嫌組織賣淫罪、協助組織賣淫罪對涉案人員向檢察機關提請逮捕。2017年1月26日,檢查機關審查後,依法對犯罪嫌疑人77人批準逮捕。目前,警方正在開展捕後審查工作,並將依法推進案件訴訟程序。
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是一個城市財力的主要組成部分。城市公共預算收入的多寡,決定著這個城市在城市建設、民生支出、契稅優惠等方面的投入,是一個城市競爭力的重要指標。
2016年,主要城市的錢袋子收入如何?第一財經記者通過對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最高的20個城市的統計梳理發現,2016年已有14個城市的地方一般預算收入超過了千億大關,其中上海以6406億元高居榜首;在前10名中,最大的變化就是杭州趕超了廣州;經濟總量第3的廣州,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僅位居第8位。
14城過千億,京滬遙遙領先
在各大城市中,上海和北京這兩大直轄市的地方一般預算收入超過了5000億大關,在全國各個城市中遙遙領先。
其中,上海以6406.13億元高居榜首。上海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6年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6406.13億元,比上年增長16.1%。其中,增值稅2460.44億元,增長10.4%;企業所得稅1336.89億元,增長21.1%;個人所得稅593.08億元,增長21.6%;契稅345.83億元,增長27.6%。GDP總量第二的北京則以5081.3億元的收入排名第二。總體來看,上海和北京高度發達的第三產業和總部經濟,也讓其他城市難以望其項背。
京滬之後,排名第三的深圳則與京滬有著較大的差距,不到上海的一半,與北京也相差了將近2000億元。不過深圳在2015年超過直轄市天津上升為第三之後,2016年進一步鞏固了領先優勢,比天津高出了400多億元。
這也是深圳地方級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首次突破3000億大關。深圳市財政委的數據顯示,從2010年突破1000億元到2014年突破2000億元用了四年時間,再到2016年突破3000億元僅用兩年時間。收入增速自2014年以來連續三年位居全國前列。據初步統計,深圳以全國萬分之二的國土面積、不到千分之一的人口,貢獻了全國近5%和全省31%的收入份額,對全國地方級和全省收入增長的貢獻分別達8.2%和39.4%。
其中,第三產業稅收占比突破七成。數據顯示,深圳新興產業稅收快速增長,2016年1~11月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四大未來產業稅收實現1631.4億元,增長21.9%,其中互聯網產業和文化創意產業分別增長33.1%和41%,成為稅收快速增長的重要動力。
深圳之後,是兩大直轄市天津和重慶,這兩個城市都處在2000億的梯隊。從第6名的蘇州開始,往後依次為杭州、廣州、武漢、成都、南京、寧波、青島,到第14名的鄭州,均屬於1000億的梯隊。
這其中,鄭州是最新一個結緣一般預算收入“千億俱樂部”的成員。鄭州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6年鄭州地方財政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完成1011.2億元,比上年增長14.3%,比全省(8%)高出4.3個百分點,比上年提高1.2個百分點。這也是鄭州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首次突破千億大關。
在鄭州之後,下一個進入收入“千億俱樂部”的城市是誰?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鄭州之後的無錫最為接近,2016年的收入達到875億元,不過按照目前的增長態勢,要進入到“千億俱樂部”尚需不少時間。
此外,廈門從去年的21位,上升至今年的17位。盡管廈門的GDP總量在全國排在50名開外,在福建也僅列第3,在15個副省級城市中一直處於墊底,但在地方一般預算收入方面,廈門不僅在福建省內排名第1,而且在全國位居第17位,超過了GDP規模遠大於自己的沈陽、大連、濟南等城市。
杭州超過廣州,廣州僅列第八
除了廈門,2016年城市財政收入排名中還有一個較大的變化是,原先位居第9的杭州超過了廣州和武漢,上升至第7。而GDP總量第3的廣州,財政收入卻僅位居全國第8,成為前10名中,經濟總量與財政收入位次最不相符的城市。
杭州財稅的高速增長,主要得益於近年來該市以電子商務為代表的信息經濟的帶動。杭州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其2016年的信息經濟實現增加值2688.00億元,增長22.8%,占GDP的24.3%,同比提高1.3個百分點,對GDP增長貢獻率超過50%。電子商務、移動互聯網、數字內容、軟件與信息服務、雲計算與大數據等五大產業增速超過平均水平,為45.2%、45.1%、35.0%、28.8%和28.2%,其中電子商務產業已連續6年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長,繼續位居中國“電商百佳城市”首位。
在信息經濟帶動下,2016年杭州財政總收入、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分別為2558.41億元、1402.38億元,增長14.0%和13.2%。
反觀廣州,2016年全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393.85億元,增長5.2%。其中稅收收入1062.27億元,增長5.5%。增長態勢遠遠不如杭州。
不光是杭州,連身後的武漢也將目標瞄準了廣州。武漢市財政局的信息顯示,2016年武漢市地方一般預算收入1322.1億元,在全國副省級城市中排第四(前三位分別是深圳、杭州、廣州)。2017年,武漢市財政局將圍繞財政收入增長8%的目標,緊盯標桿城市,努力拼搏趕超,力爭地方財政收入規模躋身副省級城市前三名,切實發揮財政資金和政策的引導作用,大力促進全市經濟發展。
由於口徑問題,廣州與北京、上海、天津、重慶這四大直轄市及深圳這樣的計劃單列市之間並不具備可比性。直轄市作為一個省域經濟體,其財政收入除了上繳中央財政外,“剩下的都歸自己”。深圳、廈門這樣的計劃單列市,在財政收入方面直接與中央分成,不上繳所在省。(當然後來計劃單列市都向所在省上繳一小部分財政收入)。因此廣州的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不如四大直轄市和深圳屬於情理之中。
但如今,廣州不僅距離這些城市十分遙遠,也不如同類型城市的蘇州和杭州,甚至還面臨被武漢超過的可能,經濟總量“第三城”的廣州為何在財政收入方面如此囊中羞澀?
南方民間智庫副主席、廣東省體改會副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分析,廣州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如此之少,最大的原因在於,與浙江、江蘇等地相比,廣東的區域差距太大了,粵東西北經濟發展與珠三角存在巨大鴻溝。多年來,廣東21個地級市中,有12個地級市的人均GDP低於全國平均水平,有多個地市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在稅收方面,廣東產生稅收的主要就是在珠三角,尤其是廣深兩大一線城市占據了主要部分。
要平衡東西北與珠三角的發展,就需要通過大量的省級財政轉移支付來扶持東西比的發展,來源主要就是在珠三角地區,但因深圳是計劃單列市,不上繳所在省財政。所以加大轉移支付的資金來源中,廣州作為老大哥自然責無旁貸。
數據顯示,多年來廣州每產生1元財稅收入,大概有0.75元貢獻給中央和省內,自己只留下0.25元。也就是說,廣州本身產生的財政收入不少,但能用於自身的民生支出、經濟發展的財政收入就太少了。
“廣州需要扶持的,是一個比全國平均水平還要低很多的東西北地區,這需要大量的省級財政轉移支付來支持。還有一個因素是不用上交省財政的計劃單列市深圳,壓力非常大。”彭澎說。
另一方面,廣州自身的產業結構也可能是導致財政收入增長緩慢的一個原因。作為千年商都,廣州有大量的專業批發市場,這些專業批發市場的發展目前正面臨的較大的瓶頸,尤其是電商的發展,也帶來了較大的沖擊。
彭澎說,這些專業批發市場的稅收可能不多,但帶來的物流、人流、資金流,對廣州的產業和經濟發展以及城市的輻射力也有很大的拉動作用。若這些市場能夠進行現代化的改造、轉型提升,未來也有產業轉型升級的空間。
表 2016年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前20強
隨著各地兩會陸續召開新公布的GDP數據不斷引起外界解讀與關註。1月10日、23日,南京、青島兩市分別宣布,2016年GDP突破萬億元人民幣。至此,進入中國GDP“萬億俱樂部”的城市增至12個。
盡管“不唯GDP論英雄”,但這些GDP體量巨大的城市,依然有著獨特的價值。在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發展質量與速度都很重要的當下,這些城市取得的成績和作出的探索可謂可喜又可貴。
“萬億俱樂部”日益壯大
“萬億俱樂部”在中國的出現,可以上溯到11年前。
2006年,上海成為中國最早突破GDP萬億門檻的城市。很快,2008年,北京跨過門檻;2010年,廣州加入這一行列;2011年,深圳、重慶、蘇州和天津4個城市一道完成突破;2014年,中西部兩個重要城市——武漢和成都也突破萬億;2015年,杭州迎頭趕上;2016年,青島和南京躋身“萬億俱樂部”。
12個城市中,上海和北京分別在2012年和2014年實現GDP突破2萬億元。數據顯示,2016年,上海GDP為27466.15億元,北京為24899億元。但增速方面,重慶市在12城市中領跑,2016年的GDP增速達10.7%;同一年,杭州以9.5%的增速緊隨其後,深圳和天津位列第三,增速均為9%。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長沙和無錫兩城市的GDP均超過9000億元,距萬億僅一步之遙,且增速都很快,分別在9%和8%以上。分析人士認為,二者有望在不久的將來進入“萬億俱樂部”。
每個城市都有亮點
對“萬億俱樂部”城市稍作分析會發現,城市定位非常關鍵,既影響其發展戰略,也影響其經濟結構。
以新近加入其中的青島為例,2011年,國務院批複《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發展規劃》,這是中國第一個以海洋經濟為主體的發展戰略。作為中國沿海重要中心城市、國際性港口城市,青島依托自身區域優勢,大力發展藍色經濟。據統計,去年青島市藍色經濟占GDP的比重超過1/4。
另外11個“萬億俱樂部”成員中,“北上廣”是國家三大綜合性門戶城市,深圳則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一直以來,它們都走在國家經濟發展的前沿。上海市長久以來領跑中國城市GDP,2013年,上海自由貿易區正式掛牌成立,上海成為國家經濟發展改革的試驗田。
而重慶、成都、天津、武漢、南京這5座城市,則被國務院列入國家中心城市的行列。其中,成都和重慶位於“一帶一路”的重要位置,借助戰略地位和中西部開發,整體發展較快;天津緊挨北京,是環渤海地區的經濟中心,區域協同發展、廣泛吸引人才是其經濟發展的著力點;武漢與南京是長江經濟帶上的重要城市,武漢作為中部地區重要樞紐,擁有新中國老工業基地的基礎,同時具備光電產業等優勢產業領域,南京坐擁國家級江北新區以及新增的高淳、麒麟、白馬3家省級高新區。
除此之外,另外兩個“萬億俱樂部”成員蘇州與杭州都是“長三角”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
追求量更追求質
2月15日,美國彭博新聞社發表題為《中國GDP萬億俱樂部擴大,彰顯經濟變化》的文章,對南京、青島加入“萬億俱樂部”作出這樣的分析:“這兩座城市都受益於國家推動經濟重心從重汙染行業轉向服務業和消費。”
和這兩座城市一樣,中國經濟發展的轉型升級同樣受到廣泛關註。中國各城市的GDP既追求量的累積,又追求質的提升。
例如在北京,高端產業發展態勢良好,金融、信息、科技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明顯,去年服務業占地區GDP的比重超過80%;在重慶,去年汽車、電子制造業產值分別增長12%、17%,戰略性新興制造業產值超過2700億元、增長50%以上,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48.6%;在天津,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占生產總值比重超過3.1%,先進制造業實力進一步壯大,工業總產值超過3萬億元。
目前國內早教行業普遍面臨三大問題:一、教育質量良莠不齊;二、價格不菲;三、提供教育的地點分布不均。
i黑馬訊 3月9日消息 今日,寶寶樹宣布與國際玩具巨頭美泰達成戰略合作,共同開發兒童早期學習與發展生態系統。
寶寶樹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王懷南指出,目前國內早教行業普遍面臨三大問題:一、教育質量良莠不齊;二、價格不菲;三、提供教育的地點分布不均,讓很多中國家庭疲於奔命也難以堅持。這個剛需被滿足的程度是非常不夠的,寶寶樹有自己的流量、平臺,品牌以及可以作為早教道具的工具,兩家公司的合作是寶寶樹向著培養更優秀的下一代的企業願景邁出的關鍵一步。
他指出,歷經十年發展,寶寶樹已經進入了第二個發展階段——打造一個以年輕家庭消費升級為核心的會員俱樂部。“進入第二階段有三層含義,一是要打造不同於阿里巴巴、京東一樣千人一面的電商,二是關註早教、三是在大健康領域發力。”
此外,在談到雙方合作時王懷南強調,未來早期教育更加優秀的三大因素在寶寶樹與美泰雙方合作後都將具備:第一、有最大的流量入口,寶寶樹紮根互聯網十年,覆蓋了最多的中國家庭,能夠將世界最優秀的理念推廣開來;第二、有優質的內容和課程,美泰領先世界的兒童發展測評體系及培養發展體系能夠讓更多中國家庭感受到科學育兒的強大力量;第三、最優秀的團隊,被譽為“中國早教之父”的金寶貝中國創始人夏宏禹已經加入寶寶樹教育事業。
作為此次高峰論壇的另一個主角,美泰首席戰略發展官Sid Mathur在接受采訪時稱,對美泰來說,雙方的合作能達到兩點是真正的成功,第一、通過與寶寶樹的深入合作為中國的父母提供更多的服務與解決辦法;第二、除了與平臺、產品、服務方面的的合作,真正價值的實現是中國父母在孩子五歲的年齡段,真正能夠通過美泰提供的玩樂來創造兒童這一概念。
“一直以來,美泰始終以‘玩創妙趣童年’為使命,不斷通過有目的的玩樂推動兒童的學習和發展。”美泰亞太區董事總經理Peter Broegger先生表示。“美泰與寶寶樹合作是兒童早教領域的一個里程碑,雙方將攜手服務於廣大的中國家庭,讓中國的孩子們在玩樂中茁壯成長。”
今年開始步入25周年的雅居樂集團(03383.HK)似乎找到了新感覺。該集團15日發布的2016年業績報告顯示,集團實現營業額與毛利分別為人民幣466.79億元和人民幣123.66億元,較上年分別增加8.5%及14.4%。凈利潤為人民幣30.50億元,較上年增加32.5%,業績增長保持良好態勢。
以及為慶祝本集團成立25周年,公司董事會建議特別派發股息每股普通股 25.港仙,及股東派發股息每股普通股20港仙,以答謝股東的長期支持。
主營業務穩步增長的同時,雅居樂於2016年開啟多元化布局,業務架構也由原先“以地產為重”的業務架構,調整為“以地產為主,雅生活、環保、建設多元業務並行”的運營模式。這一布局為其後續業績增長打通渠道,預計五到六年時間,新增四大產業的業績貢獻占比提升到集團營收的50%。
雅居樂集團董事局主席陳卓林於業績發布會上透露:集團旗下之地產業務將憑借平均每年30%的增速,實現3年突破年銷售1000億,進軍全國千億軍團陣營。
雅居樂集團主席兼總裁陳卓林(中)及管理層出席2016年業績發布會
毛利率觸底回升
2016年,雅居樂旗下實現物業發展確認收入為人民幣447.52億元,較上年增加8%;而物業管理及物業投資業務的收入亦分別較上年增加31.4%及95.5%。
確認收入的增加,使得集團營業額及毛利分別為人民幣466.79億元和人民幣123.66億元,較上年分別增加8.5%及14.4%。凈利潤為人民幣30.50億元,較上年增加32.5%。公司股東應占核心利潤為人民幣27.44 億元,較2015年增加13.0%。
雅居樂過去兩年狠抓內部管理取得初步成效。該公司相關負責人表示,過去一個財年,在保持合理利潤的前提下,多管齊下,透過以銷定產及動態調整節奏,成功降低庫存,令下半年的利潤率較上半年顯著上升。集團的毛利率由 2016 年上半年的 20%上升至下半年的32.5%,全年平均為 26.5%,該公司預計,未來隨著公司產品溢價能力的提升以及成本控制的有效落地,毛利率將維持在行業中上水平。
2016年,雅居樂市場表現良好,全年實現預售合同銷售金額為人民幣528.2億元,較上年增長19%;預售建築面積為530萬平方米,較上年增長5%;預售均價為每平方米人民幣9962元,較上年增長14%。
該集團全年在售項目69個,且在各市場持續保持領跑地位,具體為在中山及廣州分別創下逾100億元及約80億元的預售佳績,而預售均價分別上升41.3%及 35.7%;海南清水灣持續成為中國最受歡迎的旅遊房地產之一,取得以近人民幣90億元的預售佳績及維持理想的利潤率;華東區域錄得穩定的銷售增長,預售金額逾人民幣110億元。
公司稱,2017年將秉承穩健增長的原則,計劃新增9個全新項目入市,全年實現銷售額600億,較上年增幅約30%,並計劃在2019年前後實現1000億的突破。
為配合地產業績的平穩增長,雅居樂於2016年加大土地儲備力度,先後在北京、常州、佛山、廣州、海南、惠州、蘇州、武漢、鄭州、中山、珠海及美國南舊金山增添預計權益總建築面積共232萬平方米的土地,對應土地金額為人民幣192億元。
截至2016年12月31日,該集團在46個城市及地區,擁有預計總建築面積約3260萬平方米的土地儲備,分布於華南區域、華東區域、西部區域、華中區域、海南及雲南省區、東北區域、華北區域、馬來西亞吉隆坡及美國南舊金山,相關樓面平均地價為每平方米人民幣1501元,該價格在市場上擁有較強的競爭力。
陳卓林表示:雅居樂將持續全面提升整體的管理及執行力,進一步精簡決策流程、降低行政開支及提升效率,為長遠的穩健發展奠下穩固根基。
財務趨於穩健
作為以穩健見長的華南房企代表,雅居樂對於財務管理頗為重視。2016年,該公司通過加強現金流的管理,加快銷售款項回籠,加強資金及預算管理,優化成本及開支管理,並通過多個境內及境外渠道的資本運作,實現優化財務結構降低財務成本的目標。
其間,雅居樂已悉數贖回2017年到期6.5億美元8.875%的優先票據。並先後發行了利率在4%~6%的多筆期限在3至5年的境內公司債券,合計融資88億人民幣;以及於 2021 年到期人民幣10億元5%至6%的物業管理費資產擔保證券,並獲授67.07億港元為期3年的銀團貸款及獲授7.8億港元為期3年的銀行貸款。
與此同時,為了減低以美元及港元計的外幣債款匯率變動而所產生的風險,公司不但降低了外幣借款占比,且分別訂立了16.05億美元及 44.50 億港元的封頂遠期合約。截至 2016年12月31日,該集團就這些合同錄得衍生金融工具的公允值收益為人民幣5.62億元作為財務費用的抵減。同時,該集團訂立的封頂遠期合約金額已覆蓋了約 80%以美元及港元計價的外幣負債。
多項資本工具的綜合運用之下,雅居樂集團融資成本顯著下降,融資結構更為合理。截至2016年12月31日,集團的凈負債比率為49.1%,較上年同期顯著下降14.9個百分點。年內共融資近100億元,融資成本為約6.1%。集團全年實際借貸利率為7.6%,較上年同期的8.5%下降約1個百分點。
截至2016年12月31日,雅居樂擁有賬面現金及銀行存款總額為人民幣223.11億元、未動用的借貸額度為人民幣24.00億元,現金余額創歷史新高。
多元布局成亮點
2016年,雅居樂積極拓展現有業務,並致力開拓其他商機,為長遠的發展打下穩健基礎。年內,雅居樂地產改名為雅居樂集團,將原先“以地產為重”的業務架構,調整為“以地產業務為主,多元業務發展的“1+N”運營模式。
此前,陳卓林向媒體表示,公司強調穩中做大,雅居樂未來的三年的計劃中,地產依然是重心,並在不斷完善土地儲備的同時,多個產業並駕齊驅,並且不會為了多元化而多元化,而是在發展地產業務的基礎上,有策略地進入與地產行業相關性極強的業務,比如地產、雅生活、環保、建設等領域。
在物業管理方面,雅居樂持續拓展“雅生活”的業務及提升“雅管家”互聯網平臺的服務,並與不同範疇的夥伴合作,為業戶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務。2016年12月31日,合約管理總面積為5756萬平方米。全年實現物業管理收入為人民幣10.69 億元,較2015年的人民幣8.13億元增加31.4%。
2016年雅居樂旗下酒店營運收入為人民幣6.7億元,與2015 年的人民幣6.74億元相若。酒店營運收入主要是來自上海雅居樂萬豪酒店、海南雅居樂萊佛士酒店、惠州白鷺湖雅居樂喜來登度假酒店及成都雅居樂豪生大酒店。同時,該集團的物業投資收入為人民幣1.89億元,較2015年的人民幣0.96億元增加95.5%,該增幅主要受益於年內租金價格及出租率上升。
在環保業務方面,目前主要業務包括危險廢棄物處理、生活垃圾處理、餐廚垃圾處理、汙泥處理、土壤環境修複、水環境修複,汙水處理以及自來水生產等。環保集團截至2016年底,已於6大區域收購或新設立環保企業共9家,已擁有危廢處理資質超70萬噸/年,自來水供水量及汙水處理量約8萬噸/天。陳卓林表示,未來3年,希望地產之外的其他業務可占集團營收的30%,未來5-6年可進一步提升至50%。
會上,陳卓林總結:“展望2017年,預計中國整體經濟發展保持平穩,雅居樂將繼續以穩健發展為宗旨,采取多元化發展的策略,推動旗下各業務板塊穩步發展,包括在促進物業發展規模和利潤平穩上升的同時,加快物業管理、酒店營運、物業投資及環保等業務板塊的發展步伐及競爭力,建立新的利潤增長點,同時必須以客為本,進一步優化產品及服務質素。
每經記者 左越 每經編輯 吳永久
3月24日晚間,廣發證券(000776)披露了2016年業績,公司2016年實現凈利潤80.3億元,與2015年相比下降幅度為39.17%。
火山財富(微信號:huoshan5188)註意到,廣發證券憑借2015年132億元的凈利潤邁入凈利潤“百億俱樂部”。
營收、凈利降幅均近40%
根據年報數據,廣發證券2016年實現營業收入、凈利潤分別為207.12億元、80.3億元,與2015年相比分別減少了38.07%、39.17%。上市公司2016年末的資產總額則為3598億元,同比下降了14.15%。
從主營業務來看,2016年里財富管理業務仍然為廣發證券的主營業務收入貢獻著最大部分比重。
而交易及機構客戶服務業務的營業收入則比2015年下降了64.04%,此項業務主要包括股票銷售及交易業務、固定收益銷售及交易業務、櫃臺市場銷售及交易業務、投資研究業務及資產托管業務。在這當中,廣發證券也在年報中提到,受股票二級市場因素影響,股票交易業務收入下降較大。
值得註意的是,投資銀行業務和投資管理業務的營業收入與2015年相比都有不同程度提升,尤其是投資銀行業務的營收增速超過了30%。
華夏人壽大比例增持
從廣發證券年報披露的前10大股東名單中可以看出,“華夏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萬能保險產品”從2016年3季報中的第10位上升到了第五位,持股比例也從0.67%提升到了2.99%。
此外,根據年報披露出的“可供出售金融資產”項中則透露出證金公司專戶的投資情況。2015年廣發證券先後出資103.1億元、35.53億元投資該專戶,共計138.63億元。該專戶由證金公司進行統一運作與投資管理,由廣發證券與其他投資該專戶的證券公司按投資比例分擔投資風險和分享投資收益。
本期末,本公司根據證金公司提供的資產報告確定該專戶投資賬面價值為130.11億元。
縣域經濟的發展程度是一個地方經濟活力的重要體現。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目前我國已有不少縣域經濟總量突破千億大關,堪比地級城市。
第一財經記者統計發現,截至2016年,已有21個縣(縣級市)的GDP突破了千億大關,在數量上比去年增加了2個,分布在江蘇、山東、浙江、福建、湖南、內蒙古六個省份,大多數位於沿海地區。分省份看,江蘇最多,共有8個之多,山東緊隨其後,共有5個,經濟第一大省廣東則無縣入圍。
“蘇南四小龍”領跑
蘇南地區有4個縣的GDP超過了2000億元,分別為昆山、江陰、張家港和常熟,堪稱是“蘇南四小龍”。這4個縣級市中,江陰屬於無錫,昆山、張家港和常熟均屬於蘇州。正是得益於強大的縣域經濟,作為普通地級市的蘇州,多年來經濟總量一直高居我國各大城市前列。
改革開放之後,靠近上海的蘇南地區憑借外向型產業的發展,經濟也隨之高速發展,其中,領頭羊昆山是臺商投資集中區,曾以“筆記本電腦之城”聞名,高峰時期全球新上市的筆記本電腦每三臺就有一臺產自昆山。
早在2014年,昆山市就完成地區生產總值3001億元,成為全國首個GDP超過3000億元的縣級市。作為一個縣級市,其經濟總量曾一度逼近副省級城市廈門。不過由於近年來進入經濟轉型期,昆山的追趕步伐才有所放緩。
在“蘇南四小虎”之後,位居第五的是福建的晉江市。從1994年開始,晉江連續23年領跑福建縣域經濟。發達的鞋服產業是晉江引領八閩的重要法寶,僅制鞋中心陳埭一鎮就有大大小小3000多家制鞋企業,晉江制鞋軍團曾一度占據央視五套的廣告黃金時段。
從整體分布上看,在21個千億縣中,有17個縣分布在沿海地區,占了絕大多數。其中,江蘇一省就占據了8個之多,山東緊隨其後,有5個入圍。浙江有3個,福建1個。
值得註意的是,第一經濟大省廣東沒有一個縣的GDP超過千億大關。
廣東省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分析,廣東經濟要素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區,不過十幾年來珠三角最發達的縣如順德、南海、三水、增城等紛紛改為區,因此現在廣東縣域經濟能進入全國百強縣的也只有一兩個。
在縣改區之前,順德和南海都曾與昆山、江陰並駕齊驅,領跑中國百強縣,此外增城和三水目前的GDP也都突破了千億大關。
不過,強縣改區的案例並不是廣東獨有,近幾年如江蘇的武進、吳江和浙江的蕭山、紹興也都先後改為撤縣設區,但為何這兩個省份仍有多縣超過千億大關,而廣東卻數量鮮少?最根本的原因還是跟廣東區域發展失衡有關,粵東西北與珠三角之間的差距實在太大。
數據顯示,2016年,在廣東21個地級市中,人均GDP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占了13個,多個地市只有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
此外,廣東的東莞和中山都是下不設區縣,而直接由市管鎮,這些鎮域經濟實力雄厚。比如東莞有8個鎮超過300億大關;虎門、長安、東城經濟總量超過400億元;南城、厚街、塘廈、常平、松山湖屬於GDP300億元俱樂部。
湖南領銜中西部
在21個千億縣中,有4個來自中西部地區。其中,湖南長沙市就獨占了3個,分別位居第七的長沙縣、第八的瀏陽市以及第十五的寧鄉縣。
其中,寧鄉縣的撤縣設市剛剛獲批。日前,經國務院批準,同意撤銷寧鄉縣,設立縣級寧鄉市,以原寧鄉縣的行政區域為寧鄉市的行政區域,由湖南省直轄,長沙市代管。
長沙的縣域經濟為何“獨步”中西部?這與其工業的快速發展緊密相關。長沙市統計局的報告顯示,其2016年工業規模持續壯大,長沙各縣域分別擁有一個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借助園區平臺,主導產業逐步形成,成為支撐工業發展四大支柱,2016年全市縣域實現規模工業增加值1985.55億元,比上年增長12.3%,高於全市增幅4.5個百分點。
該報告指出,縣域作為全市投資和消費的窪地,內需保持較快增長,投資和消費增幅均高於全市平均水平,拉動作用明顯。2016年,全市縣域完成固定資產投資3152.50億元,比上年增長15.9%,高於全市平均水平2個百分點。
不僅如此,從發展勢頭來看,長沙三縣的名義增速也都超過了9%,遠高於沿海地區的大多數縣市。主要原因在於,由於近幾年外貿出口受阻,原先以外向型經濟為主的蘇南、浙江、山東的強縣經濟增速放緩,已進入到了轉型升級和結構調整階段。
加上近年來隨著土地、勞動力等成本上升,珠三角、長三角的很多產業陸續轉移到中西部。比如蘇南地區的不少筆記本電腦產能轉移到重慶、成都等地,珠三角的不少產業也轉移到湖南、江西等地。例如主營業務是視窗防護玻璃的藍思科技,最早成立於深圳,但其2006年開始在瀏陽建廠、2009年投產。老板周群飛也成了當之無愧的“全球手機玻璃女王”。
在中西部,另一個突破千億大關的縣,是內蒙古鄂爾多斯的準格爾旗。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全旗地區生產總值達到1143.2億元,增長7.1%,名義增速為3.3%。
得益於煤炭能源工業的發展,準格爾的經濟總量不斷壯大。數據顯示,其2016年煤炭行業全年累計實現工業產值901.34億元,同比增長7.8%,占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的83.2%。
依靠能源而興的強縣還有不少。2012年,陜西榆林市的神木縣生產總值突破千億元大關,實現生產總值1003.89億元,成為陜西省乃至西北五省區第一個年GDP突破千億元的縣。不過2013年以來,神木的GDP從千億高位跌落。不過隨著煤炭能源價格的回升,2016年,神木縣的經濟一舉扭轉了連續三年總量下降的局面,實現了較高基數上的穩定增長,繼續保持全省領頭羊地位。全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904.8億元,未來仍有望重返千億縣行列。
日前,經國務院批準,民政部下發了《關於同意陜西省撤銷神木縣設立縣級神木市的批複》,同意撤銷神木縣,設立縣級神木市,以原神木縣的行政區域為神木市的行政區域。神木市由陜西省直轄,榆林市代管。
表:2016年中國GDP千億縣
《中英聯合聲明》保障我城五十年不變,但回歸二十年都未夠,香港地已經面目全非,唯獨沙田馬場地可以「獨善其身」,去年與政府簽立新契,獲批租五十年,讓權貴在會所內翩翩起舞度過2047。本刊對照新舊兩份地契,發現新的地契中,增加了一項條款,規定如日後政府收地,除部分工程費,還要賠償馬會沙田會所的市場價值(the market value of the Members' Club),勢必令收地程序變得更繁複,更有機會令賠償金額大增,以六十六億起跳,儼如一道馬會平安符。新地契更繼續「鬆章」,一方面令馬會以往的違契商業活動「合法化」,同時令會所不需向公眾開放,繼續會員尊享。記者發現,負責審批這份「不平等契約」的行政會議,成員當中超過三分之二,是胸口掛着馬牌的馬會會員,「自己人批自己人」。最弔詭是,當中五名行會成員更在批核期間,獲馬會晉升為遴選會員。植根香港過百年的馬會,早已滲透香港的權力核心。港英時期有個講法:「Hong Kong is run by the Jockey Club, the Hongkong & Shanghai Bank, and the Governor, in that order.」滙豐已漸漸褪色,馬會卻繼續掌控香港。然而「馬照跑、舞照跳」的背後,卻賠上了寶貴的土地資源。 與候任特首「七七七」林鄭月娥緊密「connect」的香港賽馬會,去年突然獲政府批出長達五十年的沙田馬場地契,成功跨越2047。當時議員、記者紛紛去土地註冊處查閱新契約,可惜遍尋不果。直至立法會議員朱凱廸在立法會上質問政府,才發現原來該幅土地的地段號碼,已經由「沙田市地段13號」,改為「沙田市地段590號」。明明就是同一塊地,續約時更改地段號碼,做法並不尋常。原來魔鬼就在細節,這次變更揭示了這是非一般的續租,地契已悄悄由「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改為「特殊用途契約」,除了租期大幅延長外,對照兩份地契,新契儼如一份「不平等條約」,以保障馬會、權貴利益。 明益馬會三大筍位筍位一:政府收地或賠66億 馬會過去的舊地契寫明,政府有權以公共需求為由,向馬會收回沙田馬場用地,只需預早十二個月通知,並就馬會已支付的平整土地(site formation)費用及建築費用,作出一定比例的賠償。工程費有數得計,政府即使要收地,亦容易預算。不過,已簽立的新地契竟增加了一項條款,可能令收地成本大大增加。該條款規定,除部分工程費,政府還要賠償馬會沙田會所的市場價值(the market value of the Members' Club)。法政匯思成員、大律師譚俊傑指出,新契約描述了會所可進行的其他業務,所以該條款所指的「市場價值」很可能除了會所的建築物造價,更會包括其業務和品牌價值。由於該條款的詮釋存在灰色地帶,政府收地的過程將變得複雜,總賠償金額亦可能大幅上升。中大經濟學系副教授莊太量認為,馬會會所並非上市商業機構,難以進行估值,實際賠償額很視乎政府與馬會如何討價還價。他認為,若會所業務最終無法持續,政府的賠償額可以會員會費作基本估算。馬會全費會員有近一萬五千人,本刊以現時每人四十五萬元入會費推算,政府單單向全費會員的入會費作全額賠償,涉及的金額已超過六十六億元。 筍位二:馬會名正言順搵銀 沙田馬場的新契,更為馬會打開搵真銀的方便之門。過往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是政府以象徵式租金批出,土地用途受一定限制,承租者不可以搞商業活動賺錢,只能為會員提供會所服務,並開放部分設施給公眾使用。沙田馬場於七七年簽訂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亦限制馬會只可進行賽馬活動,另外可根據馬會的組織大綱(Memorandum of Association)提供會所服務。雖然後來有加入表演和展覽等娛樂用途條款,但馬會進行這些活動前,須先問准地政。不過,一三年的審計報告揭發,沙田會所一直有向非會員提供收費的宴會服務,五年辦過約九十場婚宴,涉嫌違反批地條件。翻查當年的網頁記錄,發現馬會甚至將宴會安排、收費等資料放上網頁,明目張膽違契。六年前在沙田馬場會所舉辦婚禮的廖太表示,自己及親友都不是會員,不知原來在馬場擺酒有問題:「當日同老公去婚紗展行吓,揀吓喺邊度擺酒,見到馬會有個攤位,個職員行埋嚟推銷,我哋覺得平時去唔到馬場會所,原來都可以喺嗰度擺酒,幾特別喎,當時擺咗十幾圍,用咗十六萬左右。」本刊向民政事務局及地政總署查詢,但兩部門均未有正面回應,當局曾否就馬會違規向非會員提供婚宴服務執法。現時的地契卻為馬會的這類商業活動「合法化」。新契表明,沙田馬會會所可進行包括商業、零售、餐飲、社交及其他康樂活動等業務。馬會只需補足會所所佔面積(佔整體的0.8%)的地價,即約六億七千萬元,會所地皮每呎約二百三十元,就可名正言順在會所搵銀。立法會議員朱凱廸擔心,沙田馬場個案或會成為其他私人會所與政府討論續租時的先例:「之後啲哥爾夫球場,係咪都可以求其收十億、八億,批五十年俾佢呢?班有錢佬唔介意俾錢o架:我哋之前冇俾錢,唔好意思,而家俾番;但關鍵係地一定要繼續用。」 筍位三:權貴會員獨享設施 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策早已為人詬病,馬會、哥爾夫球會等團體只要付出極低的價錢,就可長期佔用大面積公地,但其私人會所往往只招待少數「尊貴會員」,普羅市民望門止步,變相用公帑資助權貴享樂。故此,時任民政局局長曾德成處理續約時,曾要求包括馬會在內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承租人,進一步開放設施予外界團體使用。民政局後來表明,續約後將加入「開放體育設施每月最少五十小時」等條款,並會與各承租人制定「開放設施計劃」。馬會當時亦曾提交其「開放計劃」,不過打算開放的設施數量及時數,相當「縮骨」。馬會計劃每月開放二百五十五小時,包括彭福公園、籃球場、壁球場、足球場等;當中按照舊契規定開放的彭福公園已佔二百零二個小時,即只須滿足餘下的五十三小時就過骨,而開放程度遠低於其他開放計劃。如今馬會及政府巧妙地把馬場由私人遊樂場地契換成特殊用途契,馬會大條道理不搞「開放設施計劃」,意味着市民使用沙田馬場會所設施的機會又再落空。 手段第一步:鬼祟諮詢蒙混過區會 港英政府早年以免租或象徵式租金批出土地,鼓勵私人團體在土地上發展體育會,以補當時公眾體育設施不足的問題,被統稱為「私人遊樂場地契約」。二○一一至一二年間,七十三份私人遊樂場地契約中,有五十五份會到期,當中包括總面積近七十萬平方米的沙田馬場連會所及彭福公園地皮。民政局於是逐一會見承租者,處理續約安排,現時仍有六十七個場地繼續以私人遊樂場地契約形式營運,但沙田馬場卻例外,成功與政府透過一連串手段,改以「特殊用途契約」續約。本刊翻查多份政府文件,發現政府一五年開始轉口風,首先鬼祟地向區議會「軟銷」沙田馬場五十年契的計劃。當年四月,民政局向沙田區議會呈交一份「擬擴闊沙田馬場外沿城門河的單車徑行人路」文件,首次提到當局「與馬會商討沙田馬場用地以及用作馬廐的毗連土地契約事宜」,並計劃「批出為期五十年的土地契約」。地政總署人員在相關會議上,指出該地契屬「特殊用途類別」,但沒有提及它原屬私人遊樂場地契,更沒有解釋為何突然改變地契性質。續約五十年、修改地契此等大事,竟然潛藏於一份擴闊單車徑的文件之內。沙田區議員容溟舟當時已經質疑「為何續期年限比一般的十五年長」,並指應批出較短的年期,以便「每次續約時要求馬會回饋沙田區」。在會議後五日,在今時今日數碼時代,政府竟以傳真方式向沙田區議員發出諮詢文件,而不是電郵,並要求議員在兩星期內交回意見。諮詢文件顯示,政府已計劃將馬場用地重新命名為「沙田市地段590號」。該文件提到,新契約的「批租條款基本上與原有的批地條款相若」,另加上一些新的設施改善條款,包括擴闊單車徑和行人路、彭福公園「須維持指定的每週最少開放時間」等,卻隻字不提會所容許商業用途、新增政府收地賠償條款等多項重要改變,連區議員都被蒙在鼓裡,一般市民更無法在區議會網頁找到該諮詢文件。民政局一個月後確認,政府同意批出為期五十年的特殊用途契約予馬會,並指:「批地建議將按既定程序進行,包括地區諮詢工作。」局方在一六年更表示:「當局在諮詢期內並沒有收到反對意見。」原來政府將「擴闊單車徑文件」放上網供公眾查閱、傳真幾頁文件給區議員,就已經完成「諮詢」,其後將那些「小恩小惠」寫入新地契,馬會再以六億多元補地價,便獨享會所地皮。 第二步:馬會行會圍威喂 最後,政府批出特殊用途契約,只要行政會議在「黑箱」內拍板批准即可,不必作公眾諮詢。弔詭的是,行會成員大多都是馬會會員,潛在極大的利益衝突,審批過程的公正性惹人質疑。本刊翻查馬會及行會的資料發現,一五至一六年六月批五十年地契期間,前後合共三十五名行會成員中,超過三分之二,即廿四人為馬會會員,包括時任政務司司長、候任特首林鄭月娥。其中十名成員甚至是馬會大董或遴選會員,當中陳家強、譚志源、高永文、陳智思和葉國謙均於一四至一六年間獲升格為遴選會員,可謂小圈子對小圈子。行會新聞秘書回覆本刊查詢指:「按行政會議的保密制原則和做法,我們不會就任何有關行政會議的議程和討論作評論。」未有透露行會成員討論馬場換契時有否避席。政府跟馬會交手,恍如二班馬鬥超班馬,馬會大董中不是律師就是會計師等精英,如主席葉錫安在孖士打律師行出身,由助理律師做到主席兼首席合夥人,擅長打複雜的商業糾紛訴訟案。副主席周永健曾任香港律師會會長,據悉他任內都積極為會員爭取福利,而且眼光獨到,曾為律師會購入多個物業,其後樓價勁升,帶挈律師會進賬,而周太胡慕芳同樣是律師,九三年起任和黃執董,一直深得李嘉誠器重,有「長和一姐」之稱,過去和黃多項海外併購,她均充當法律大旗手。一般公務員非馬會班底對手。也許有人會反駁:馬會一年交二百億稅、捐三十幾億做慈善,獲「特別關照」是理所當然。但試問香港有幾多機構像馬會一樣,可以「合法壟斷」賭業,每年做庄家賺過千億元?其涉及龐大利益的業務,只是掌控於少數特權人士之手,不受監管,賺錢起故宮或扶助貧苦大眾,都是馬會閉門說了算。香港人不能接受「有奶便是娘」,任由這種特權繼續擴張。 塊地邊個用?市民無say 無論是「私人遊樂場契約」或是「特殊用途契約」,都是政府以「私人協約方式」批出。這種特殊的批地方式,需要「具備充分理據證明符合政府的政策」,以及「切合經濟、社會和社區需要的特殊情況」,過程中不涉及公開競投或公眾諮詢,行會擁有最終審批權。朱凱廸指,香港的土地批租制度,由港英時期開始一直都極之封閉,市民無話語權,無論土地最終歸誰所有,或是其地契註明的用途如何改變,市民往往在發生後才知道:「例如我個會所要由而家十萬呎,變成二十萬呎,只係要改Master Layout Plan(總綱發展藍圖),再俾地政總署批。公眾唔會知道。」即使今次沙田馬場一事有潛在利益衝突,在行政上市民亦無法反對這個續約決定:「制度真係密不透風到一個地步,佢話係咁就係咁,解釋都唔使。但有啲人可能已經袋晒錢入袋,有啲人權力亦到手,但我哋只可以喺出面望住嘆氣。」朱凱廸認為,香港的土地批租制度長遠必須改變,不能讓政府一直以地主姿態決定一切。 撰文:關冠麒、吳婉英攝影:林金展、胡智堅[email protected] |
上月底,滴滴宣布完成新一輪融資,融資規模55億美元,投資者來自交通銀行、招商銀行、軟銀、銀湖資本(Silver Lake)。其中只有銀湖資本屬於新進入,其他三家都曾投資過滴滴。至此,滴滴的估值超過500億美元。
這意味著滴滴將躋身估值500億美元以上初創公司梯隊,目前行業熟知的全球估值最高的初創公司Uber、螞蟻金服兩家都超過600億美元。
盡管Uber和滴滴已經在中國市場上合並,Uber獲得了滴滴近18%的股份,成為滴滴最大的股東,不過在海外市場,雙方仍激烈角逐,希望贏得更多市場份額。
雖然滴滴和Uber都面臨不斷燒錢、與監管者協商等挑戰,但投資者大多寄希望於滴滴和Uber最先把無人駕駛車隊帶到用戶的生活中。
雖然谷歌和特斯拉的無人駕駛技術非常領先,但卡內基-梅隆大學計算機學院主任Tom Mitchell對筆者表示,最先實現無人駕駛的公司會是滴滴或Uber,它們擁有靈活調配車輛的技術,而且離用戶更近,再先進的技術一定要和用戶連接才能發揮作用。
目前,Uber已經擁有十幾輛汽車組成的自動駕駛汽車車隊,正在亞利桑那等地進行上路測試。另外Uber也在匹茲堡市和卡內基-梅隆大學合作,研發無人車。在過去很短的一段時期內,Uber曾在卡內基-梅隆大學挖走了40多位無人駕駛研究人員和科學家。
滴滴創始人兼CEO程維也在去年10月宣布了滴滴的無人駕駛汽車項目正在開發中,公司上個月剛在美國加州Mountain View成立了人工智能實驗室,Mountain View也是谷歌的總部。
此外,滴滴還請來包括Uber前自動駕駛安全專家Charlie Miller等數十名無人駕駛工程師。據筆者了解,程維多次與英特爾中國實驗室前主管、馭勢科技創始人吳甘沙見面,商討合作。馭勢科技正在給無人駕駛汽車開發道路掃描系統。
目前滴滴已經有超過100名投資人,其中包括騰訊、阿里、中投和老虎基金等。
滴滴在海外市場的策略是收購或與當地的打車平臺合作,比如在新加坡,滴滴就和打車軟件Grab合作,在印度滴滴和Ola合作,在美國則是選擇和Lyft合作。
雖然滴滴、Uber兩家公司都快速崛起,但是兩個老板的風格差異也很大。程維在公眾場合總是非常低調,筆者在獲悉滴滴獲55億美元融資後,曾向程維求證,但他拒絕回應,而且也拒絕對滴滴躍升成為亞洲最大的初創公司以及是否會趕超Uber進行表態。
相比之下,Uber創始人兼CEO Travis Kalanick就高調很多,他被稱為“科技界的搖滾明星”。兩個月前甚至因為在Uber車上與司機爭吵被拍下了視頻,嚴重損害了企業形象。而且Uber近期人事震動不斷,性侵官司纏身,多名重要高管離職。
禍不單行。眼下Uber正被谷歌旗下的自動駕駛部門Waymo公司告上法庭。Waymo指控稱,Uber收購了自動駕駛卡車公司Otto,而這家公司的創始人正是谷歌過去從事自動駕駛汽車研發的員工。Waymo已經向法庭申請禁止令,要求Uber停止使用相關盜竊的技術開發自己的無人車。
Uber能否安然渡過難關,決定了公司是否能繼續走上坡路。盡管Uber的投資人高盛和沙特公共投資基金仍然力挺Kalanick,但是Kalanick的領導力正在動搖,這或許將會成為Uber未來最大的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