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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澳領導人共商“亞洲安全” 七年來首會劍指中國

本周末澳大利亞舉行的G20峰會間隙，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三國的最高元首將進行七年來首次會晤，《華爾街日報》報道預計，美國將敦促兩位盟友加強軍事與安全合作，以此抑制亞洲地緣政治形勢日趨緊張。這次涉及“亞洲安全”的會晤有激起中國敵對的風險。

該報道認為，上述美、日、澳會晤形勢微妙：一方面，中國會因為自身崛起被視為亞洲的挑戰而憤怒；另一方面，美國和日本最近都在北京APEC峰會期間著力修複對華關系，而由於與中國的經濟關系越來越重要，澳大利亞也在尋求增強對華關系。

該報道援引安全局勢的分析師觀點稱，上述三國領導人會晤的談話內容可能意義不大，更大的意義在於重新確認三方聯盟，並且口氣不會那麽堅決，以免引起中國註意。曾任國防高官的資深分析師Hugh White認為：

“這三個大國認為中國給地區現有秩序帶來越來越大的挑戰，不管他們怎麽說，這（次會晤）當然是直接回應。”公開會晤“對他們而言是很有暗示性的行動。”

亞洲地緣局勢一直是美、日、澳三國對華關系的敏感問題。去年10月，美日澳三國外長在巴厘島APEC部長級會議間隙舉行會議，發表涉及中國東海和南海的聯合聲明，聲明表示“反對任何有可能改變東海現狀的強制性、單方面行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此後回應稱，美、日、澳彼此是盟友關系，但這不應成為介入領土主權爭議的借口，否則只會使問題更加複雜化，損害各方利益。

本月13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參議院外交防衛委員會上表示，中日兩國本月7日發表的四點共識不具法律約束力，只是總結了日中之間取得一致的內容，不帶有國際承諾。圍繞釣魚島問題，岸田重申，日本政府在釣魚島問題上關於不存在領土問題的立場沒有變。

本周北京APEC峰會期間，美國總統奧巴馬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會談，達成從簽證、氣候變化到《信息技術協定》的多項共識，同意兩國在太平洋地區的軍事活動方面將加強溝通和合作。同在此次峰會期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上任以來首次與習近平會晤，中日緊張關系有望緩和。雖然仍同美國保持密切的軍事與政治合作，但澳大利亞同樣在設法增進對華關系。本周末G20峰會後，澳大利亞有望與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議。

《華爾街日報》上述報道稱，一些官員表示，奧巴馬將敦促安倍晉三與澳大利亞總理艾伯特更密切地合作，形成穩定的地區影響力。同時，奧巴馬還將在澳大利亞的G20峰會期間發表演講。面對一些亞洲國家質疑美國能否真正以亞洲為軸心、進而鞏固其在亞太地區的影響，上述官員稱，奧巴馬G20期間的講話將設法平息這類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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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研發組織首會北京 中國謀求主導

從3G、4G到5G，中國正在從通信技術跟隨者成為引領者。

6月1日，第一屆全球5G 大會(The 1st Global 5G Event)落下帷幕，這次由中歐美日韓5G推進組織首次跨區域合作召開的大會，第一站選擇在北京舉行。

選擇在中國召開首次會議，在一些業內人士看來具有里程碑意義——既是中國通信技術實力的展現，也意味著中國在積極謀求5G領域的話語權。

“在國際電信聯盟(ITU)、第三代合作夥伴計劃(3GPP)等國際組織、國際標準組織框架下，形成全球統一的5G國際標準”成為大會上中歐美日韓五大5G研發力量凝聚的共識。中方過去一直是該理念積極倡導者。

根據ITU時間表，到2017年，ITU將完成5G標準候選技術征集。“目前，統一標準化制定方面還存在困難，但最終標準會統一，”中興通訊相關負責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在這個領域是後來者，但中國從政府到企業都在積極參與規則的制定。”

對通信標準的爭奪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廠商專利技術寫入標準後，將成為全球共同使用的技術，不僅可能改變技術廠商在全球競爭中進行專利防守和進攻的能力，控制大量標準和必要專利的廠商，也可獲得授權收入，而未寫入標準的競爭性技術，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研發投入打了水漂。

中國有優勢

技術領先性、技術標準的演進軌跡、全球產業化可行性，將影響到未來5G標準制定及各國無線連接相關產業的發展軌跡。

“一個國家要想在5G時代領先，需要先進技術的積累、行業領先的公司和足夠的市場。中國廠商在5G技術領域已進行大量儲備，此外中國在市場方面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用戶規模其他國家難以匹敵，為中國加快進入5G時代奠定了基礎。”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研究員向記者表示。

全球通信發展史上，中國移動通信網絡設備曾經全靠進口，2G時期，中國在設備制造上獲得一定份額，但在通信標準競爭方面仍然落後3G時期，中國另起爐竈發展了TD-SCDMA標準，但其全球產業化卻並未成功4G時期，中國在3GPP框架下成為TD-LTE標準倡導和獲益者，GTI陣營實力逐步和LTE FDD陣營並駕齊驅。

從3G到4G，全球通信國際標準實現三變二，到5G時期，“形成全球統一的5G國際標準”的理念將標準體系推向二變一。由於3GPP主導了TD-LTE、LTE FDD標準，而中國廠商此前提出的“5G是對4G的持續改良而非革命”理念獲得全球主要5G推進組織認可，基於3GPP平臺實現4G+向5G的改良，事實上將有利於當前4G標準主導者。

由於TD-LTE、LTE FDD是4G兩大國際標準，3GPP、ITU是4G標準化的核心標準組織和國際組織，對“全球統一5G國際標準”的堅持，事實上鞏固了4G標準主要貢獻方在5G的地位。基於“5G是對4G的持續改良而非革命”，則進一步鞏固了現4G標準貢獻者在未來5G標準中的權重。

當前，TD-LTE是中國用戶最多的4G制式。和3G時期TD-SCDMA標準全球只有中國移動使用不同，4G時期的TD-LTE因為擁有同行者而成為事實上的國際標準，GTI(TD-LTE全球發展倡議)和FDD陣營在全球組網數量上有差距，不過憑借中國TD-LTE用戶規模，在影響力上直追FDD陣營。

業界已公認，在5G技術研發上，中國和歐洲是主角。第一屆全球5G 大會上，中國再次宣布將劃出200M頻段進行實驗，頻譜問題是制約5G發展重要瓶頸，中興通訊CTO向際鷹認為，中國的行動在全球5G研發組織中再次釋放了積極信號。

目前，ITU針對5G標準候選技術的征集正在進行，全球對於公認的5G技術也逐漸凝聚了更多共識。在今年巴塞羅那全球通信展上，中興通訊憑借Pre5G技術Massive MIMO獲得業界公認含金量較高的CTO選擇獎，將這一5G關鍵技術應用於對4G網絡的演進，也意味著從4G開始持續技術演進步入5G的理念獲得普遍認同。

國際電信聯盟(ITU)定義了5G的三類典型應用場景，分別是增強型移動寬帶eMBB、大連接物聯網mMTC和超可靠低時延通信uRLLC。上述三種典型應用場景對終端上網峰值速率、單位面積終端鏈接數量、高可靠低時延通信均提出了相應技術指標，從而滿足增強虛擬現實、視頻直播、海量物聯網設備接入、遠程醫療、自動駕駛等5G時代的典型應用。

大唐電信在ITU擔任5G評估組主席，並在3GPP標準化組織擔任多項重要職務。第一屆全球5G 大會上，大唐電信也展示了PDMA、車聯網等技術。其中，PDMA是一種非正交多址接入技術，1G到4G分別采用了FDMA、TDMA、CDMA和OFDMA的正交多址接入。

在大規模天線、非正交多址接入、超密集組網、低時延高可靠4個方向上，大唐電信相關人士告訴本報記者，作為我國IMT-2020(5G)推進組核心成員該公司取得了技術突破。

5G並非單人遊戲

工信部部長苗圩5月31日在大會致辭中建議，5G發展需要深化務實合作。

“各國的條件不同，優勢各異，我們需要取長補短，求同存異，合作共進，我們要繼續在政府、產業組織和企業建立更加廣泛和深入交流合作的渠道，加強各有關國家和地區在科研項目、5G推進組織的對等開放。”苗圩說。

去年9月，中國和歐洲就5G簽訂重要夥伴關系協議，共同致力於5G技術全球標準化。“據說，中歐目前在識別無線電頻帶方面加強合作。”一位接近IMT-2020(5G)推進組的5G研究者對記者表示。

2015年初，歐洲電信設備商愛立信同中國信息通訊研究院(CAICT)簽訂了合作諒解備忘錄，雙方表示將聯合開展5G研究和開發，涵蓋無線接入技術、核心網架構及5G應用場景等關鍵領域，針對電信和各種垂直行業融合、轉型、應用以及生態體系等開展合作、學習及信息共享，並共同推動3GPP和ITU組織的5G標準化和頻譜開發。

此外，2014年，華為與歐盟及產業界各方共同推動成立了歐盟5G公私合作聯盟(5GPPP)，當前，5GPPP是歐盟重點投入的5G旗艦研究項目群，華為在5GPPP歐洲技術平臺委員會中獲得了一個董事會席位。

“我們期待著國際合作，合作可以給我們提供一致前進的方向，”，歐盟5GPPP的一名負責人伯納德·巴拉尼(Bernard Barani)表示，“我們覺得5G和之前幾代通信技術大有不同，我們會看到不同的商業模式、不同垂直行業的要求，這要求我們統觀全局、統籌發展，也會有新的利益相關方加入進來，比如說醫療行業、能源行業，這會給我們帶來非常複雜的挑戰。”

不僅歐盟正在開始加強和不同利益相關方合作，中國也鼓勵不同垂直應用行業企業在5G研發時期參與其中。工業互聯網產業聯盟、WWRF、沃爾沃、富士康等都出現在了這次的全球5G 大會上。

“幾乎每個區域都可以看到5G的試驗，我想這些試驗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有助於我們開發5G的標準，但是，很重要的一點是這些試驗應該是通過開放和合作的方式來進行的。”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長曹淑敏表示。

“全球的一個頻段確實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最高效的一種推進5G發展的方式。”日本5GMF秘書長Kohei Satoh表示。美洲5G Americas主席克里斯·皮爾森(Chris Pearson)則表示，協作可以發生在每一個層面，“可以是社會的層面、政府的層面，還可以是私營公司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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