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國新辦就“十三五”脫貧攻堅工作有關情況舉行發布會。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永富在發布會上說，到2020年，要做到7000多萬貧困人口全部如期脫貧，不留鍋底。

劉永富介紹，從1994年到2000年，實行了八七扶貧攻堅計劃，用八年時間解決7000萬人的貧困問題，當時沒有完全脫貧，剩了3000多萬。2001年到2010年實施第一個農村扶貧開發十年綱要，提高了貧困標準以後是9400萬貧困人口，最後剩了2600萬。

劉永福表示，貧困人口脫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目標，“這一次7000多萬貧困人口，我們要做到全部如期脫貧，不留鍋底，最後如果通過扶貧的措施不能全部脫貧，也要通過低保的措施兜底。”

脫貧攻堅的政治優勢

打贏脫貧攻堅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的任務。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14年我國農村貧困人口為7017萬。到2020年全部脫貧，也就為著每年要有1170萬人脫貧。

對於這次扶貧，劉永富說，黨的領導是脫貧攻堅最大的政治優勢。

11月27日至28日，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召開，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均出席參加。這被稱為史上最高規格的扶貧工作會議，也是五中全會以來，召開的第一個中央工作會議。

會議決定，要按照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具體情況，實施“五個一批”工程。為此還要層層簽訂脫貧攻堅責任書、立下軍令狀，建立年度脫貧攻堅報告和督察制度，加強督察問責，把脫貧攻堅實績作為選拔任用幹部的重要依據。

劉永富介紹，現在完善貧困的考核機制非常重要，主要是兩個方面：

第一，對中西部向中央簽署了脫貧攻堅責任書的22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黨委政府的考核辦法，這是中央對省區市的考核辦法。這個辦法目前正在制定中，主要是要考核減貧成效，貧困人口脫貧了多少，貧困人口收入增加了多少，貧困縣“摘帽”了多少，主要是減貧成效。二是工作的紮實程度，比如現在搞建檔立卡，精準識別，識別的精準度怎麽樣，貧困群眾和貧困地區以及不是貧困人口的群眾對扶貧幫扶措施的認可，還有扶貧資金項目使用管理的成效。

第二，對貧困縣的黨政領導班子和領導幹部，經濟社會發展的考核。有些生態脆弱的需要保護的縣就要取消GDP的考核，其他的貧困縣的考核要減少GDP的權重，60%以上的考核分數是脫貧的成效，這個辦法中央已經有了一個指導意見，目前22個省份里面已經有10個省份出臺了具體的辦法。

脫貧攻堅的真金白銀

在上述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提到，“十三五”期間將對1000萬左右貧困人口開展易地扶貧搬遷。

劉永富表示，要在五年之內搬1000萬人，工作量可想而知，所以中央下大決心要投資6000億左右。

他舉例說，世界上200多個國家和地區，超過1000萬人的國家和地區只有87個，相當於搬一個國家的人口。以前已經搬遷了600多萬人，現在還要搬1000萬人，即使在中國搞搬遷比較有經驗，像三峽庫區移民幹了十幾年，也就搬遷了120多萬人。這120多萬人里面真正涉及農民的也只有50、60萬人，還有的是城鎮人口，城鎮人口有的是整縣城搬遷，拿了不少錢，做了不少的工作。

國務院扶貧辦政策法規司司長、新聞發言人蘇國霞稱，“易地扶貧搬遷”這句話的含金量是五年6000個億，通過政府創新融資機制，在涉農投入里面應該是力度最大的。劉永富補充，攻堅扶貧的事情落實下來至少1萬億以上，要完成這項任務的話恐怕會達到數萬億。

那麽扶貧的資金來源有哪些呢?劉永富說，有三個方面。

一是財政。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明確要求，政府財政的投入的力度要和脫貧攻堅的力度相匹配。現在中央財政專項投入只有400多個億，明年中央各級財政會較大幅度的增加財政的專項投入。還有綜合扶貧有幾千個億，也要向脫貧攻堅傾斜。

二是金融資金。金融機構提供扶貧小額信貸，如果一個建檔立卡貧困戶為脫貧發展生產，要是有好的項目經過論證以後，本人可以申請5萬以下三年以內的貸款，免擔保、免抵押，扶貧資金體系縣級建立風險擔保基金的政策。如果50%的貧困戶要貸款的話，就是1500萬戶，5萬塊錢就是7500個億

三是社會扶貧政策。現在富人越來越多，可以在慈善公益方面做工作。比如有幾個比較貧困的省，在扶貧日期間搞活動，大家主動自願捐助，有的省就籌集到幾億甚至十幾億的資金。

2020年後緩解相對貧困

2020年是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時間節點，農村貧困人口脫貧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標誌性指標。那麽以後是否還會存在貧困問題呢?

劉永富說，到了2020年，我們解決了國家目前的絕對貧困人口。2020年以後不是說中國就沒有貧困人口了，那時候的貧困人口和現在的貧困人口又不是完全一樣的貧困，是相對貧困的人口。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貧困問題會長期存在，即使是世界上發達的國家，也不能說自己沒有貧困人口。

聯合國2030年後發展議程，提出的目標是全球要在2030年之前解決目前存在的極端貧困人口，中國是在2020年解決極端貧困人口，早10年。我國第一位的任務是幫助這7000多萬貧困人口脫貧，2020年以後的問題現在就抓緊研究。比如相對貧困，解決絕對貧困向緩解相對貧困轉變，比如2020年以後城鎮化進一步提高，現在主要是解決農村的，再把解決城鄉貧困問題統籌起來。

昨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分組審議《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草案時，多名人大常委會委員建議，此次修法，應妥善處理社會撫養費和計劃生育行政處罰問題，以使相關法規與中國目前高齡少子的現狀相適應。

《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草案保留了原《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第41條和第42條關於社會撫養費和行政處罰的規定。這被解讀為將繼續保留社會撫養費。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王明雯昨日表示，在這次修法中應妥善處理社會撫養費和計劃生育行政處罰的問題。

“一直以來，社會撫養費的爭議非常大。我國人口目前面臨嚴峻的形勢，十三五規劃建議說得很清楚，目前我國人口結構明顯是高齡少子的特征，適齡人口的生育意願明顯降低。與此同時，老齡化趨勢很明顯，在這個時候，我個人認為，關於社會撫養費的問題到了必須調整的時候了。”王明雯說。

社會撫養費於2002年自原《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實施後開始征收。據不完全統計，每年征收的規模達數百億元。

全面兩孩政策宣布之後，社會撫養費的下一步引起很大關註和爭議。有觀點認為，雖然放開了全面兩孩，但是依然存在生育管制，要控制三孩及以上超生，社會撫養費作為一個控制手段有必要繼續。而更多人口學者、法律學者和經濟學者們認為，當前中國已經進入高齡少子的人口新常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連續二十多年低於世代更替水平。目前的生育意願比較低下，從單獨兩孩遇冷就可以看到中國人口面臨的嚴峻挑戰。再加上目前社會撫養費95%以上的征收對象是兩孩家庭，兩孩一旦符合政策了，社會撫養費征收就失去了其絕大部分征收對象，因此有必要對這一政策進行徹底改變。

2014年11月，國務院法制辦曾經面向社會公開征求對《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條例（送審稿）》的意見。後來此事沒有了下文。據知情者稱，這是因為當時考慮到生育政策將很快進行較大調整，所以將其擱置了。

另據一位參與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委員表示，即使社會撫養費保留，也將在下一步對其征收程序、標準以及使用情況等，進行較大的修改調整。

2013年9月，國家審計署曾經公布對9個省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情況的審計結果，表明在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標準確定、撥付使用等方面存在大量違規行為。

昨天，山東省政府法制辦公室公布《山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草案)》(以下簡稱《草案》)，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草案》中亮點頗多，其中比較寬松的再婚群體再生育規定和增加生育假60天尤為引人註目。至於民眾熱議的社會撫養費，《草案》規定對超生者要按基數三倍的標準征收社會撫養費。

山東是全國第一個公布《草案》征求社會意見的省份。從條款來看，其中特別的亮點是對再婚群體的寬松規定。

隨著離婚率提高，再婚家庭數量增多，再婚群體的再生育權利日益受到關註。目前再婚群體的生育政策由各省分頭制定，因此松緊不一。據第一財經了解，目前不少省份將再生育權與撫養權掛鉤，也就是說，往往是擁有撫養權的一方沒辦法再生育一個子女，這就容易出現離婚雙方為了再生育權而不願意要孩子撫養權的現象。而在有些省份，只計算孩子總數，就出現了再婚夫妻在以前的婚姻中各有一個孩子，被視作有了兩個孩子，因而無法生育共同的孩子。

此次公布的《草案》明確規定了三種情況的再婚家庭可以再生育一個孩子：

再婚夫妻一方已生育兩個子女，另一方未生育或者生育一個子女，再婚後無共同生育子女的;再婚夫妻一方已生育一個子女，另一方未生育，再婚後共同生育一個子女的;再婚夫妻各生育一個子女，均隨前婚配偶，再婚後共同生育一個子女的。在再婚微信群里，不少其他省份的再婚人群對上述規定評價表示，“規定很有人性化。”

除此之外，《草案》中關於增加生育假60天的規定也是一個亮點。根據剛剛修正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晚婚晚育假取消，同時對合法生育的人群給予延長生育假的獎勵。具體延長多久則由各省自己規定。昨天公布的《廣東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確定，合法生育人群延長生育假30天。這樣看來，至少山東目前的《草案》延長生育假長度是廣東的兩倍。

在《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前，曾有人口學者建議，為了解除再生育人群的後顧之憂，應將一孩、二孩的生育假統一延長到半年。

對於民眾最為關註的社會撫養費，《草案》規定，在可以合法生育的子女數上，每多生育一個子女，依照規定基數的三倍征收社會撫養費。而對於有配偶者與他人生育子女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生育子女的，每生育一個子女，依照規定基數的三倍征收社會撫養費。

《草案》還規定，對違法超生的國家工作人員和其他人員，由其所在單位或組織給予處分或處理。

值得一提的是，在《草案》第一條，刪去了原《山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中關於“控制人口數量”相關內容。

1月16日，伊朗核協議開始執行，對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所有國際和單邊制裁基本解除。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兼歐盟委員會副主席費多利卡•莫蓋里尼表示：“今天，在達成這一歷史性協議6天之後，國際原子能機構宣布，伊朗已經履行了自己在全面協議中的應負的責任……從今天起，根據全面核協議，與伊朗核計劃有關的所有國際和單方對伊制裁都將解除。”

莫蓋里尼指出，“六方”（聯合國安理會五常和德國）與伊朗“將在全面核協議的框架內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開展合作”。同時，“聯合國安理會認同全面核協議的決議，將從今以後與核不擴散協議一起，成為與伊朗核行動有關的、統一的國際法基礎。”

取消了哪些制裁

在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天野之彌宣布伊朗已經履行了責任後不久，歐盟和美國就分別宣布，將全部或部分解除對德黑蘭的制裁。美國國務卿克里表示：“我們抵達了履約日。”他表示這一天標誌著“從紙面上一系列雄心勃勃的承諾向真實進展的轉變”，這“讓世界變得更安全。”

具體而言，被美國政府取消的制裁內容包括：

金融和銀行相關的制裁，包括與伊朗中央銀行的交易；對承銷服務、保險和再保險的制裁；對伊朗石油、天然氣和石油化工領域的制裁；對於伊朗航運商、造船商和港口運營者的經商的制裁；對與伊朗的黃金和其他貴金屬貿易的制裁；對石墨、金屬原料、金屬半成品如鋁、鋼、煤炭，以及工業加工軟件貿易的制裁——當這些商品不被用於核研究時；對伊朗汽車產業的制裁；對以上每個領域相關服務業的制裁；對個人的制裁——美國政府取消了由400名個人、公司和實體組成、與伊朗和計劃有關的制裁黑名單。

盡管在許多情況下，美國企業仍被禁止與伊朗直接交易，但3個具體領域的直接貿易得到了允許：

美國企業被允許對伊朗的艦隊出口商業飛機和備件，只要不被用於核協議中禁止的軍事運輸或活動；設立在海外的，由美國所有或管理的企業得到了與伊朗交易的整體許可；伊朗生產商將被允許對美國出口地毯和食品——包括開心果和魚子醬。

伊朗核問題始末

在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周六是一周中的第一個工作日。從這天起，隨著伊朗受到的制裁成為歷史，德黑蘭終於過上了正常的生活。畢竟，對解除制裁的緊張期待曾彌漫在德黑蘭的街頭——從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開始，德黑蘭實際上一直生活在對解除制裁的期待之中。

事實上，關於伊朗核問題的談判早在2004年就已經開始，當時西方國家指責伊朗發展“秘密核武器計劃”。從2006年開始，國際社會“六方”加入了與伊朗的談判。從2006年-2010年，美國和歐盟對伊朗實施了不同程度的制裁。

2015年6月14日，關於伊朗核計劃的共同全面行動計劃在維也納達成。按照該計劃，伊朗將不再生產鈈武器，在15年的時間內擁有不超過300千克濃縮度3.67%的鈾，重新裝備核項目，並履行其必須的和平目標；制裁將在最短時間內解除。其中由聯合國安理會實施的武器禁運，將維持5年時間，禁止對伊朗供應彈道導彈技術將持續8年，且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專家將在25年內監督核項目。如果伊朗違反協議中的條件，制裁可能會被重新考慮。6月20日，該計劃得到了聯合國安理會的支持。

在奧巴馬政府看來，這一協定將在至少一代人的時間里限制伊朗生產原子彈的能力。在采取所有約定步驟之後，伊朗生產1顆原子彈需要的時間幾乎增加了3倍之多。不過，這一協議也曾在美伊兩國國內產生了劇烈的批評，包括共和黨的總統侯選人，以及美國的兩大地區盟友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沙以兩國和美國的共和黨人都認為，伊朗不可信，而且還會想辦法秘密繼續核武器的研發。

而如今，伴隨著制裁的解除，伊朗經濟的複蘇已經是必然。伊朗和美國官員表示，最近數月，來自歐洲、亞洲和各地的商務代表團都在與伊朗進行談判，試圖在這個擁有8000萬人口，長期因制裁隔絕於世界經濟的市場中找到新的商機。

盡管個別有遠見的人口學者已經提前預警，但就在幾年前，人口負增長似乎還是一個遙不可及的事。然而，隨著更多人口數據的曝光和解讀，人們驀然發現，人口負增長已在眼前。

根據人口學者的估算，最早可能在2021年中國人口就將進入負增長。這就是5年之後的事了。

人口負增長，通俗地說，就是死亡人口超過出生人口，總人口數量開始出現凈減少。

總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是衡量生育水平常用的指標之一。它指的是平均每個婦女在育齡期生育的孩子數。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跌到世代更替水平以下，此後一路降低，目前已經低至1.4（部分人口學者認為是1.3或者1.2）的低點。

對於一個總和生育率低於“2.1世代更替水平”——每位女性一生平均生2.1個孩子，出生的人數與死亡的人數大致相當——的地區來說，人口負增長是必然的。區別只是人口負增長到來得有多快。

人口學者黃文政曾經計算過，相對於2.2的更替水平，1.4的總和生育率意味著每隔一代人（25~30年）出生人數將萎縮36%，兩代人就萎縮60%。這是個可怕的速度。

要判斷人口負增長在哪一年到來，說起來並不複雜。根據總和生育率和育齡婦女數量，可以計算出每年出生人口的大致數量，而死亡人口一般相對穩定，找到死亡人口與出生人口相等的點就可以確定人口峰值和負增長開始的時間點。

當然也不會那麽簡單，因為要考慮一些變量。比如總和生育率，這是一個變動的量，政策變化等都會對它產生一定影響。比如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之後，可能會對總和生育率產生一定的影響。具體影響有多大，不同的學者測算的結果也不盡相同。又比如死亡人口，也要考慮到預期壽命的增加等各種因素。

但不管怎樣，要確定人口負增長的點並不是不可能。目前對於中國人口負增長的判斷有四五個版本之多。

一是聯合國《世界人口前景2010年修訂本》，判斷中國人口峰值在13.96億人，人口負增長出現在2027年。

第二個是國家衛計委認可的版本，人口峰值在14.5億人，人口負增長出現在2030年。

第三個版本是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人口學者王廣州估算的，人口峰值不超過14.2億人，人口負增長出現在2028年左右。

第四個版本是人口學者梁建章和黃文政做出。他們認為，中國人口峰值不超過14.2億人，人口負增長可能在2021到2025年之間出現。

第五個版本是人口學者姚美雄，他判斷人口負增長可能在2023年就出現，至於人口峰值，他認為由於全面兩孩政策放開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尚無法判斷，所以難以判斷人口峰值有多高。但是，即使為了增加出生人口而現在就開始大力鼓勵生育二孩，人口峰值也肯定不會超過14.8億人。

中國最大的危機是伴隨著人口負增長的人口結構扭曲，高齡少子化和性別失衡。過去三四十年，不僅中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一路走低，中國人的生育意願也非常低迷，0~14歲少兒人口正在持續減少。

這意味著，未來中國的勞動力尤其是青壯年勞動力供應將大大減少，養老保險的繳納者將嚴重不足，從生產到消費、從就業到養老，都會面臨很大的挑戰。

全國人大代表、貴州省財政廳廳長李岷3月6日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指出，預算報告草案體現了政府在中短期“穩增長”和中長期“調結構”之間的精準平衡。

對於貴州的財政安排，李岷強調，貴州財政部門要堅守住發展和生態兩條底線，打贏扶貧攻堅戰，嚴格執行政府債務限額管理政策，防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李岷表示，過去一年，由於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全國財政收入增幅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回落，收支平衡難度加大，但是中央和地方各項財政政策有效落實，財政運行基本平穩。中央財政取得的成績實屬不易，也具有負重前行、迎難而上的決心。

在回應貴州扶貧攻堅工作的問題時，李岷強調，光靠財政補貼，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貧困人口問題，還要提高其自身“造血”能力。貴州創新提出了五大扶貧方式以提高貧困人口自身的“造血能力”。

一是就業扶貧，加強對職業技能培訓，提高就業能力，增加貧困戶勞動力就業機會；二是教育扶貧，為每一戶貧困戶培養一名大、中專職業學生；三是產業扶貧，讓有勞動能力的貧困戶通過勞動致富；四是資產收益扶貧，研究推廣“三變”經驗，增加貧困農戶的資產性收益；五是易地扶貧搬遷，把“一方水土養不活一方人”的貧困人群搬入城市或集鎮，融入城鎮發展。

李岷指出，打贏扶貧攻堅戰，貴州還要深化農村產權改革，明確貧困農民依法分享國家支農和扶貧資金，享有集體資產、資源、資金收益權。大力發展有特色山地農業支撐的農民經濟組織，用法律和政策規定支農資金和扶貧資金折股量化到貧困農戶。對農村鰥寡孤獨傷殘等特殊人群納入政府低保政策兜底。

“到2020年，貴州省623萬貧困人口將如期實現脫貧，同全省一道實現與全國同步全面小康目標。”李岷說。

李岷介紹，貴州經濟總量小，基礎薄弱，歷史欠賬多，扶貧任務重。貴州要創新和完善財政宏觀調控，堅持守住發展和生態兩條底線。加強財源建設，提高財政收入中稅收收入和可用財力兩個比重，促進財政與經濟良性互動。還要進一步整合環境保護治理方面的專項資金，強化稅費對資源節約與環境保護的激勵約束，支持守住守山青、天藍、水清、地潔四條生態底線。

李岷說，貴州會集中資源和力量支持實施大扶貧和大數據戰略行動，為產業發展、生態建設、民生保障、改革開放、平臺支撐、基礎設施、等重大工程提供財力保障，增強持續增長動力。

李岷告訴記者，貴州還要守住不發生以縣為單位財政風險的底線，進一步增強風險防控意識和能力，確保財政經濟穩定運行。嚴格執行政府債務限額管理政策，建立健全規範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妥善處理存量債務，完善政府債務預算管理，抓好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工作，有效防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