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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寞退市的百丽,全盘套现的邓耀和盛百椒,或许什么错都没有,就错在太老?资源深厚的高瓴资本、鼎晖投资等私有化机构的介入,为零售业开启了“财团+企业”探索转型的新路径。传统零售加数字化的尝试,能否让一度成为累赘的零售店铺转换为百丽的流量入口?
作者:张伟靖
来源:新财富plus(ID:xcfplus)
十年,百丽国际(01880.HK)在资本市场绕了一圈,回到起点。
2017年7月17日,百丽国际私有化方案获98%股东通过,将以531.35亿港元的估值从港交所退市,接近其2007年上市首日市值523亿港元;而与2013年2月的巅峰期相比,其市值缩水超过接近六成。出场的辉煌与落寞的黯然相对比,难免让人唏嘘。
但从目前的运营状况来看,百丽旗下鞋类品牌仍然占据国内大商场的半壁江山,自有品牌百丽、他她、思加图、森达、百思图、天美意等,加上代理的Bata、Clarks、HushPuppie、Mephisto等品牌市场认可度仍在;百丽经销代理的耐克、阿迪达斯以及彪马、匡威等运动、服饰品牌也仍处于市场上升期。
百丽私有化前的最后一份年报显示,2016年度,尽管公司鞋类零售网点减少了700家,但运动、服饰类自营零售网点增加了543家,整体仍保持稳定,2017年2月28日,百丽国际自营零售网点总数为20841家。
作为一家传统零售时代发展起来的品牌运营商,百丽已经构建起了相对完整的多品牌多业务品类的管理拓展结构,而且目前看来,尽管各项财务指标不好看,但公司在经营管理上并不存在重大失误。或许一切正如马化腾所说“什么错都没有,就错在太老了”。
百丽财务数据不断下滑的几年间,正是中国零售业务翻天覆地的几年。新兴的电子商务经历了超高速增长,趋于平稳上升,转身变为传统产业。马云再提新零售概念,在其引领下,实体店又成为电商巨头争夺的主战场。但是新零售下的实体店已不再是简单的售货中心,而是用户社交体验中心。
而百丽或许是低估了科技发展对消费习惯改变的力量,或许是苦于“船大难掉头”,错失了移动互联引领的消费升级浪潮,成为旧零售的代表,面临节节退守的命运。
传统零售时代无懈可击的样板
百丽品牌最初创立于香港,早期凭借内地廉价的生产成本,将产品大量销往东南亚市场。上世纪90年代,香港设计师、实业家邓耀将百丽引入内地,针对内地市场重新包装定位,并与盛百椒合作,开始建立品牌生产销售渠道。
百丽早期的成功,源于其在生产、设计和管理上的领先模式。1997年,百丽一改过去的混批和散批模式,建立特许经销体系,在较短的时间整合了更丰富的市场资源,快速扩大品牌市场占有率;同时,百丽通过选拨营销主管担任生产主管和设计主管,把市场敏感的信息转化为产品驱动力,以零售导向模式在内地市场站稳脚跟。
2002年,为了避免被经销商绑架,百丽再开行业先河,由邓耀、盛百椒家族联合百丽各经销商,共同成立百丽投资,由百丽投资担当百丽集团独家经销商,这样公司顺利地从经销商手中接过渠道控制大权。2004年,百丽集团又收购百丽投资全部资产,集团完成了品牌、生产、设计、零售的垂直一体化布局,率先在内地鞋业界实行以生产企业为龙头、以各大商场及区域经销商为依托,纵向整合产、供、销联合一条龙的“直线连锁经营模式”,快速占领商业通道。
2007年百丽在港交所上市后,除了快速开店覆盖渠道,横向整合的并购更是频频。3.8亿元收购Fila、6亿元收购Millies、16亿元收购森达……加上天美意等品牌,百丽形成了超级品牌矩阵:百丽、斯加图、真美诗、他她等,代理品牌包括Bata、CAT、Clarks……,基本实现了对用户的全年龄、全价位覆盖。
以“渠道带动品牌、多品牌巩固渠道”为指引方针,百丽展开多品牌、多开分店的战略布局,“凡是女人路过的地方都要有百丽店铺”,因为女性消费者的随机性非常大,店面的覆盖率对推动她们的消费行为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消费者在百货商场挑来挑去,最后发现买的都是百丽家族的产品。这样,百丽一度凭借品牌与渠道上的绝对优势,在中国女鞋市场无人能敌,甚至可以说把握了商场女鞋的定价权。
据国家统计局中国行业企业信息中心统计,2013年度以销售额计,国内女皮鞋市场排名前10名中,有6个品牌属于百丽集团,它们分别是百丽(第一),天美意(第二)、他她(第三),思加图(第四),百思图(第五)和森达(第九)。
目前来看,百丽当初采用的“提供极多款式、引进大量品牌、小批生产以及频密补货”与现在流行的快时尚非常类似,极具市场前瞻性。
2012年是个分水岭
转变自2012年开始显露端倪。
尽管当年百丽营收依然保持同比增长13.5%,但净利润仅微增2.3%,而这个时点之前,公司的净利润增长都保持在20%以上的增速(2008年除外)。更为危险的信号是,到2012年下半年,百丽单店平均销售额与业绩均出现明显下滑。2012年之后,公司营收增速继续一路下滑,2016年财报显示,其营收仅增长了2.2%,但净利润同比下降18.09%。
事实上,2011到2014年间,内地女鞋整体供大于求,店面增长52%,但市场仅增了13%。
女鞋市场的整体不景气掩盖了单家公司的问题,当年,传统女鞋品牌均不约而同地遭遇“滑铁卢”,与千百度、达芙妮、星期六等同业竞争者相比,百丽还属于最为乐观的一家。因此,2012年百丽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仍在提升中,直到2013年达到最高位后,才步入下行轨道(图1)。
图1:百丽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自2014年开始下跌
这一切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女鞋品牌通过迅速开店扩大销售网络的粗犷式扩张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其实自2012年起,百丽已经意识到了过度依赖鞋类业务的风险,开始加速增添市场在不断扩大的运动服饰店铺,放慢鞋类店铺的开店速度(图2)。
图2:2012年起,百丽加速增添运动服饰店铺,放缓鞋类店铺扩张
近年来,百丽不断拓展新兴的运动服饰销售业务,降低鞋类业务的比重(图3)。2014年,其鞋类业务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为57.6%,到了2015年时就下滑至51.7%,而这一数字在2016年仅有45.5%,当年鞋类业务收入同比下降10%至189.6亿元,而运动服饰业务则增长15.4%至227.47亿元。然而,运动服饰销售业务的提升并不足以弥补鞋类业务的下滑,更不可能逆转传统的零售模式基因导致的整个公司的颓势。
图3:运动服饰销售业务的兴起,无法逆转传统零售模式基因导致的整体颓势
同样是在2012年,淘宝商城正式更名为“天猫”,宣告又一个时代的开启——在线零售全面普及,线下销售面临被挤压(图4)。随着电商渠道的普及与整个移动互联生态的健全,跨境电商迅速兴起,海淘也变得极为轻松,与过去不同,用户在互联网上浏览、收藏自己喜欢的商品,在官网或者跨境电商那里下单、支付,等着收货即可,额外付出的无非就是一到两周的物流时间成本。
而女鞋一直在各跨境电商销售品类排名中遥遥领先,百丽产品中高端的市场定位与海淘客户吻合度更高,其竞争对手不再仅仅是本土品牌。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百丽集团曾经最为核心的竞争力与最牢固的护城河——百货渠道被彻底摧毁,这一渠道所占份额在迅速下滑中(图4)。
图4:百丽线下女鞋销售自2014年开始下降
百丽的优势渠道就这样被电子商务打残了,如果说公司反应不够灵敏的话也不够公道。百丽是较早大力介入电商的国内零售品牌,2009年就创建了自己的电商平台淘秀网;2011年7月,又投资设立鞋类B2C平台优购网,将淘秀网的资源全面移植至优购网中,同时在天猫等电商平台上也早有布局。
但长久以来,因为过于强大的线下渠道,公司对电子商务的认识与定位始终存在偏差,百丽2012年度财报中这样定位:“作为品牌商全渠道战略的组成部分,向线上渠道的自然延伸。在天猫等开放平台,开设旗下多个品牌旗舰店,以适合该等渠道消费人群的差异化产品组合、差异化定价策略,不断培养和扩大目标消费者群体。”
在某种程度上,百丽仅仅将电商作为清理过季款的渠道,消费者自然不买账。这种情况下,电商不仅不能成为营销主渠道,对建立网上品牌形象反而有负面影响,更是几乎从未采用过目前最具传播影响力的社交营销。至今,百丽集团80%销售和90%利润来自百货公司。虽然有两万多家线下自营零售网点,但因没有新零售思维,完全不知用户是谁,其营销仍然停留在前互联网时代。与目前的社交营销下的爆款品牌相比,差距越来越大。
公司创始人邓耀、盛百椒两人被外界称为“最佳拍档”,两人曾不止一次公开露面。但值得注意的是,年过八旬的邓耀已经不再参与公司运营;百丽国际的实际掌舵者盛百椒现年66岁,他曾在业绩说明会上公开表示自己不会使用电脑,面对2015年业绩首次出现下滑,盛百椒说“我都65岁了,还能折腾多久呢”——这可能是公司从千亿市值蓝筹股走向低价私有化的根本所在。
在最新的年报中,公司管理层的反省最为清晰地说明了百丽集团的衰落原因:“随着消费者成熟度快速提升、零售渠道格局不断变化,本集团过去行之有效的经营模式受到重大挑战,很多传统的成功要素逐渐变成劣势。除了渠道战略调整不够到位,新型营销方式有所缺失之外,在核心鞋类业务中,也出现了品牌形象老化、产品更新周期过长、设计感不足、性价比较低等诸多问题。”
私有化之后,转型新零售?
根据公告,百丽国际收购要约方由高瓴资本牵头,鼎晖投资及百丽国际管理层组成的智者创业参投。私有化一旦完成,百丽国际将从港交所摘牌变为私人公司,其中,高瓴资本对百丽国际的控股比例将为56.81%,鼎晖投资通过SCBL持有12.06%的股份,百丽国际股东管理层所组成的智者创业将持有31.13%的股份。
伴随此次私有化的完成,原百丽董事长邓耀和CEO盛百椒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邓耀家族通过MCIL持有百丽国际20.76%股份,盛百椒通过星堡环球、萃富创制持有百丽国际5.98%股份。以6.03港元/股的要约价格来计算,邓、盛家族将合计套现130.93亿港元。
私有化之后的百丽将走向何方?百丽在公告中表示,高瓴资本和鼎晖投资计划向其投入财务和运营资源,合作探索尝试新的零售模式,实践一系列转型及创新举措,并在技术、物流及人才方面投放大量资源。另外,百丽的首席执行官盛百椒也表示,百丽将把传统零售和数字经济进行融合。
能否以客户为中心,自产品、品牌、渠道等多方面入手,实现新型零售模式转型,从根本上重塑消费者触点和客户关系,是百丽集团的首要任务。
未来百丽的第一大股东高瓴资本在互联网领域的资源颇为深厚,曾成功投资滴滴出行、美团、蔚来汽车、摩拜单车等新兴科技企业。分析人士认为,新进股东会从电商、大数据方面入手,在前端销售和后端供应端发力,帮助百丽更快速地了解市场及消费者需求,使订货、库存等问题的处理变得更加灵活。
此次百丽的私有化也为零售业开启了“财团+企业”探索转型的新路径。过去几年,资本大都停留在金融及互联网等新兴行业,不少传统零售行业都经历了寒冬期,包括百丽在内的大巨头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衰退。如今,资本牵手实业,对百丽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传统零售加数字化的尝试,或许能让一度成为累赘的庞大数量的零售店铺转换为百丽新零售模式的流量入口。如果实验成功,未来的百丽将成为行业内同行的转型样本。
互聯網創業皆是九死一生。
來源|歪思妙想(ID:wddtalk)
文|
頂著“中國首位00後CEO”的頭銜,李昕澤在褒貶不一中迅速走紅,不過一日內旋即陷入抄襲風波,又將這位匪夷所思的創始人及其創業公司再次推上風口浪尖。是刻意炒作下的嘩眾取寵還是群體發聲的“模範”代表,是無知無畏還是勇氣可嘉,則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但有一點應該明確,在當下創業環境對創業門檻呈現出寬容一面的同時,還有一個底線和原則應該是不縱容它。就像周鴻祎所說,媒體的過分追捧或者聚焦負面,都有可能對00後這一新的創業群體造成某種誤導,甚至是重蹈90後第一波創業風潮的覆轍。
當然,就目前來看,李昕澤只是00後的個例,甚至更像一場媒體鼓動的鬧劇,其實還不足以推動對應群體創業的潮流。但這件事難免令人聯想到80後、90後當年集體創業的過往,不論是經驗還是教訓,他們的發展脈絡都值得我們重新梳理和解析,尤其是李昕澤的誕生,更具有深遠意義。
年輕一代的創業者們,正在變得越來越不靠譜
相似年齡、不同時代,80、90和00後的創業過程和結果,呈現出各自迥異的特征,不過有些悲哀的是,就目前來看,一代不如一代是一個明顯的退後過程,這其中不僅僅是受經驗和成熟度的影響。
首先聚焦於80後,把時間倒回這部分群體的初創時期,可以大致歸於新世紀前10年,他們當時的年齡大多數在20-30歲之間。在稚嫩與成熟轉變的時間里,經歷了互聯網顛覆各個行業的變革時期,受大潮流的驅動得以借勢而上,很快便脫穎而出、小有成就。
根據2012年《福布斯》中文版推出的“中國30位30歲以下創業者”名單,電商、網文和遊戲領域是80後創業者取得財富的集結地。對比美國同齡創業人獨立創業的情形,明顯不少成功的年輕創業者,都借助或者依賴了其他的平臺,比如曹青、戴躍鋒、劉鵬飛、呂長城等阿里系,甚至黃愷也是通過開淘寶店、售賣三國殺卡牌才獲得了第一筆金。
馬雲、陳天橋等互聯網第一批引領潮流的人,在各自行業攪弄風雲之時,為大部分80後創業者提供了共贏的機遇,換句話說,運氣和眼光在80後創業群體的成長路徑中占了很大一部分要素。
不過這種追隨者的位置,某種程度上決定了80後創業者並沒有延續70後的創業趨勢,至今也沒能改變上一代人對互聯網經濟的主導地位,尤其是在某些互聯網科技創新領域,尚未出現批量的新一代創始人沖擊現有行業大佬的地位,張一鳴、陳歐算是少數比較成功的80後創業明顯,但其中,陳歐光環之下的爭議正日益被放大,未來前景難料,這並不是個例。
而2006年曾公開亮相的第一波80後創業者,比如泡泡網和汽車之家CEO李想、主攻社交平臺與服務的康盛創想CEO戴誌康、視音頻娛樂網站MyseeCEO高燃、時代美兆CEO茅侃侃等人,除了李想還相對活躍,其他創業人基本上已經消失在公眾視野,泯然於眾人。
這意味著,過早的歷練和夭折不一定有幾率培養出新時代的商業青年領袖。
這一特征在前幾年的90後創業風潮中更為明顯。通過營銷炒作提升知名度,自詡90後代表釋放狂妄張揚的個性,在一段時間內賺足眼球後便幾近全軍覆沒,這場“盛宴”無論是過程還是結果,都像是投機者的狂歡。
時至今日,再來看那些短暫存活或是目前仍舊半生不死的創業公司,很明顯90後的標簽在一眾投資人的操控下,給創業群體帶來了泡沫般的鮮花和掌聲,致使其相信僅憑自我就可以急速顛覆市場格局。
這種自我膨脹的心理是過度營銷後的認知扭曲,雖然一度使他們成為新晉的創業男神女神,但隨著神奇百貨、泡否、一起唱等相繼倒下,超級課程表、禮物說舉步維艱,都直接宣告了90後第一波創業潮從生機勃勃走向了死亡之地。
當然,這一批90後創業群體的個性營銷給外界留下了極度不佳的負面印象,但不可否認,他們並沒有徹底倒下。90後創業潮在未來必然還會再次上演,我們只需等待他們變得成熟起來,積累好足夠的力量後,發起新一輪的商業領袖排位戰。
如果說第一波90後群體創業靠營銷,那麽李昕澤在沒有創新性產品或商業模式的前提下,構建起一個300人之多的公司,可能更多的是靠我們難以解讀的忽悠,甚至是這種極為自負的性格特征,或許是吸引同齡人的優勢所在。這位00後創業者做了一個不太好的開頭。
但是李昕澤畢竟是00後的個例,他們這群人還沒有大範圍掀起創業潮流,因而單憑一人表現並不足以苛責整個群體,畢竟在他們這個年紀,最該做的應該是讀書而不是創業,過分關註創業會誤導他們,因為不是每個少年都一定是天才。
不過從這三代新青年的創業特征和截至目前的表現,足以讓我們觀察到一個不太好的特征:一代又一代的創業者們,正變得越來越不靠譜。這真是一個超級悲劇的發現。
三代創業者的特點:80後保守、90後張揚而00後狂妄
代際沖突在思維意識和文化取向上尤為突出,而這種區別恰恰是不同時代變遷烙印在創業群體的印記,以致於在外部作用下,他們各自的群體特征在創業過程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其中80後務實、90後彰顯個性和00後無知無畏,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一代代創業人完全不同的創業經歷和結果。
對80後的界定離不開國家經濟形勢劇變的大背景,通常他們被稱為最累的一代也是由此。因為這群人生於改革開放的80年代,成長於經濟體制改革的90年代,成家立業於房價飆升、經濟動蕩的00、10年代,這種時代變革所帶來的生活重擔,毫無疑問都強加在所有的80後身上。
更為悲催的還有,當80後集中成長到30歲左右的創業黃金期時,還趕上了難得一遇的金融危機,長期惡劣的經濟環境到現在也未能改善。
總而言之,這種從成長到成年所積累的壓力,使他們普遍形成務實、尋求穩定的性格作風,從而導致創業動力遠沒有上一代強烈,自然也就無法企及馬雲、陳天橋創業時的高度。
90後卻與之相反,他們成長於互聯網普及和顛覆行業的時期,在切近生活的方方面面,感受著社交、文化和娛樂方式從舊到新的改變,這無疑會極大沖擊叛逆期少年的心理防線,無論是垮掉的一代還是張揚的一代,皆是時代印記的多重體現。
在創業面前,90後表現得急功近利且盲目自信,而網紅明星的崛起令他們看到了捷徑,就此蜂擁而進、炒作營銷,妄圖通過套路化運作,以個人的熱度帶動初創公司融資和再擴大。而且在這波創業潮中可以明顯看出,90後創業的性格缺陷不僅在於自負,還在於輿論引導下理性認知的喪失,他們忘記用戶所看李晰澤重的不是熱度,而是需求。
如今00後李昕澤創業所表達出的理念,也是這種性格的更極端展現,尤其是彰顯的無知或刻意的狂妄,只會令人困惑於創業一代不如一代的現狀。
關於這個問題,其實也應該從多維角度來看,畢竟這只是初露端倪的潛在問題。一方面,輿論走向通常從現在時的角度思考問題,80後如今普遍在30歲的成熟階段,他們幾經創業風潮已經熟知商業運作,2014年在各個行業嶄露頭角的成功,已經抵消了最初創業時的魯莽印象。
但90後只是經過了第一波創業失敗,加上急於彰顯的群體個性本身就帶有一定爭議,當創業潮死亡時,這部分人自然就成了過度擔責的一方,委實挫傷外界對90後創業的印象,這中間未免摻雜著某種偏見。
另一方面,商業競爭、資本運作或是媒體渲染的環境,對每代人創業帶來的影響不容忽視,這決定了外界力量也要為普遍的創業困境承擔責任,不能只歸咎於創業者的自身缺陷。
巨頭是阻礙,媒體是假象,00後將重走90後老路?
每個時代的創業者其實都因互聯網商業的千絲萬縷,而具備代代相傳的特性。正如美國矽谷80後企業家的崛起,得益於上一代互聯網創業者轉為天使投資人的資本與眼界,而我國近期80後創業者或者企業中樞力量漸趨成功,也得益於上一代大公司和巨頭的滋養。
不過這種相互作用顯然是相對的,尤其是曾經巨頭壓制下的創業環境,使得大批創業公司提早夭折,也激得很多創業者怨聲載道。雖然現在BAT對內部創業的態度相對寬容,但不可置否,當年單純的創業觀念早已產生演變,創業者們普遍認同賣身巨頭是創業的最佳歸宿,這中觀念如同一座座大山,阻擋翻越之人的再創新動力。
在《福布斯》雜誌連續三年發布的30位30歲以下創業者名單中,可以發現,80後創業公司達到一定規模及影響力之後,往往被70後巨頭企業收購,雖然其中少不了競爭環境的作用,但客觀上,還是讓一批本來有可能登陸資本市場的80後優秀創業企業過早地消失了。
慶幸的是,近幾年風口湧動中,確實已經塑造了一部分80後成功創業者,在被上一代巨頭霸占的互聯網中開始站穩腳跟,更重要的是開始嘗試與巨頭以競爭者的角色對話。
當然,互聯網巨頭把持創業者命運,一定程度上是商業規律使然。但相比較80後的真正成長,90後第一波創業潮背後的媒體對他們的過分渲染和配合營銷,卻讓這一群體在享受完聚光燈之後吃盡苦頭。
一則,90後觸目所及的互聯網媒體,每天充斥著大量的“成功”文化資訊,反複、過度地聚焦於創業潮中的極少幸運兒,令不明就里的90後及00後產生互聯網行業欣欣向榮、遍地是金的誤解。
然而倒下的90%初創企業,他們的教訓才更應該是新晉創業者所關註的,事實上這種對失敗諱莫如深的行為傾向,反而說明互聯網經濟形勢不甚明朗。媒體片面渲染,再加上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口號鼓動,急於湧入創業潮就成了90後們的普遍選擇。
二則,互聯網營銷歷經多次浪潮洗禮,日漸成熟的同時,也漸趨越過了過猶不及的限度,尤其是在媒體和資本的共同操控下,激發了90後創業者尋求個性釋放的心理需求。一旦享受了光環加身和備受追捧的利益,自然很難將重心放在產品或服務本身,不得不說,這一過程中,投資人和幕後推手一定程度上都給90後創業人群埋下了隱患,雖不至於是主導因素,但煽風點火還是有的。
當這部分初創企業倒在商業的真實面目中,投資方即使稍有損失也能賺得個聲譽,媒體則毫不留情地落井下石,只剩下第一波90後創業者聲名狼藉。
而如今,當90後為此嘗盡苦果之後,這一趨勢終於也盯上了00後們,李晰澤是第一個,但絕對不會是最後一個。
我們都要知道,互聯網創業皆是九死一生,努力是創業者的基本前提,無論80、90還是李昕澤這個00後創業代表,都不能否定他們追逐時代潮流的勇氣和為此所做的所有努力。在越發被媒體引導、資本鼓吹的創業環境下,作為一名創業者,應該保持相應的理智,不讓自己成為互聯網創業史上的匆匆過客。
魯冠球是中國第一代民營企業家,被譽為“商界常青樹” 。
創業家訊 10月25日消息,據新浪財經等多家媒體報道,中國第一代民營企業家、萬向集團董事長魯冠球今日上午逝世,享年72歲。
資料顯示,魯冠球1945年出生於浙江,浙江蕭山首富,現任萬向集團董事長。1969年創辦萬向集團前身——寧圍公社農機修配廠。他把當時的一個生產農業機械的小作坊,發展成為了中國第一個為美國通用汽車公司提供零部件的OEM。
1969年7月,他帶領6名農民,集資4000元,創辦寧圍公社農機廠。1990年1月成為中國鄉鎮企業家協會副會長。1985年被《半月談》評為全國十大新聞人物。1994年,集團核心企業萬向錢潮股份公司上市。
1991年萬向產值已經過億,當年5月,魯冠球成為美國《時代周刊》封面人物,轟動一時。2013年,魯冠球登上中國富豪榜,以235億身價排名第十四名。曾擔任中國鄉鎮企業協會會長,浙江省企業聯合會、企業家協會會長。是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和第九屆全國人大代表。
魯冠球及其家族以650億元時隔九年重回《2015胡潤百富榜》,位列第十。2016年胡潤百富榜發布,魯冠球以550億元財富位列第18名。2017年胡潤百富榜,魯冠球家族以491億元財富,位列第37位。
以下為魯冠球生前口述,原刊載於《中國企業家》2007年9月,采訪並整理:劉濤。
1961年,我在蕭山縣城做鍛工已經3年,學徒期滿,工資從最初的14塊錢加到了36塊5。這個錢拿了兩個多月,我就被精簡了,現在叫下崗。由於自然災害,農村里吃樹皮,吃草根。城市里精簡工人2000多萬。那些最先被精簡的對象,一是工作年份短的,二是從農村來的。於是我回到了家鄉――距蕭山縣不到2公里的金一村童家塘。
那時,我想得很清楚,不種地。別人說我是農民,其實我沒種過地。我覺得農民吃不飽,穿不暖,所以一心就想做工人。我籌了110塊錢開始為村里修自行車。那時農村自行車少,生意很淡。後來看到家家吃大麥、小麥都要剝外面的殼,我就聯合幾個人搞了一個糧食加工廠。雖然我們是農村加工服務社的社員,但個體經濟那時很不好搞,我們的工廠要用電,但沒人給接。這里剛接上,那里又被拔掉。六年里,我們廠換了七個地方。糧食加工做不好,我又去修自行車,修車做不下去,我去給農民做爆米花用的設備。
以前這里躲,那里躲,還可以偷偷做。1967年“文革”一來,全都封掉了。我們廠戴上了“紅帽子”,掛上了公社大隊農機修配廠的牌子,資產全部上交。當時我所有的家底一共是1150塊錢。盤點好,連同賬本、印章全部交給大隊。不能申辯,否則批評你搞資本主義。但歸公後,我們做的東西比以前更多了,開始為錢塘江工程管理局服務,生產鐵路上小軌道的零部件。這樣一幹又是三年。1969年的一天,鄰居夏老伯告訴我中央發了一份文件,說每個大隊可以搞一個人民公社農機修配廠。夏老伯在蕭山縣城工作,對我說,你不如到縣里來做這個。我馬上打了報告,加入人民公社。工廠從金一村搬到了蕭山縣,名字改成寧圍公社農機修理廠。這時我已經有了4000多塊錢。
在那樣的年代搞企業,最難的有兩件事。一是什麽東西都缺,資源極度匱乏。搬到蕭山縣城後,我們開始為城里的汽車廠生產零部件,為農民生產鐮刀、鋤頭。但工具奇缺,電焊條、鋸條、鉆頭都很難買到,原材料也非常難找。鋼材有的是到走街串巷收廢品的貨郎擔家里去買;有的是經縣里批準,到廢品收購站批發幾百斤廢鋼,我們叫“廢鐵堆里選寶貝”。煤到杭州貨車站附近去撿從車上灑下來的煤塊、煤渣,叫“挑二煤”。但正因為是短缺經濟,只要你生產出來,什麽東西都有人要,不是質量好與差的問題,是有和沒有的問題。
第二件難事是我們這種企業要到處求人,而且受人歧視。那時候,鄉鎮企業叫五毒俱全。被說成搞資本主義,是不正之風的風源。有的人瞧不起你,有的人是怕你,不敢和你接觸。這樣你怎麽辦事?你想進政府的門,進不去。你想到北京辦事,買機票要開省級證明。坐火車想買臥鋪票,根本不可能。還有一次,我帶20多個人到蘭州參加汽車零件交易會。路上因為座位和另一幫人爭執起來。乘警來了,把我叫了去。上來就問我是不是黨員。我說不是。他說,不是黨員,就是壞人。我一直被扣到蘭州。
那時,最快樂的事情就是把產品賣出去,有收入。我們廠年年有效益,我一個月工資拿53塊,工人男的一個月30多塊,女的28塊。吃得飽,穿得暖。但造反派說我們不是政治掛帥,是獎金掛帥,利潤掛帥;是埋頭生產,不擡頭看路,搞資本主義。他們摘了工廠的牌子,我隨時要被拉去批鬥。政府里分兩派,一派支持我們,一派不支持。但不管有沒有人支持,受不受批判,我都好好幹。生產一天都沒有停過,工人的工資一個月也沒有欠發過。因為效益好,漸漸地,進我們廠來工作成了難事,必須是困難戶,或者是軍屬,政治成分好,有關系才行。
1983年,中央下發了3個文件。1號文件說農村土地可以承包,但企業不能承包。到3號文件的時候,企業也可以承包了。當時我們縣里開大會,縣委書記剛念完文件,我馬上站起來說我要承包,要承包權。在蕭山縣,我是第一個。我記得,縣里召開承包大會那天,我把家中地窖里存放多年的老酒拿了出來,請所有人喝。我是真的高興啊!我寫報告,提出“還權於民,還利於民”,省里的領導、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的主任都批了。1984年我入了黨,縣委組織部長還專門來主持了宣誓儀式。以前我寫過三四次入黨申請書,不被批準。現在,我們因為有利潤、有效益,成了正面典型。
改革開放,好的東西湧了進來,國內競爭國際化了。在計劃經濟時代,國營企業是經濟主體,我們僅僅是在計劃經濟的夾縫中求生存。就像道德是彌補法律的不足一樣,我們個體企業就是補充計劃經濟做不到的地方。所以,我們的生存壓力更大。我曾經把一批不合格產品送進廢品站,工人工資因此欠發6個月。但要想提高質量,關鍵是要轉變人的觀念。後來發現,觀念轉變了,手里還是拿不出來好產品,因為技術、設備跟不上。怎麽辦?我們的辦法是走出去,請進來。走出去,是最好的學習。工廠里天天講課、開會沒有用。1978年,我們的產品就開始出口了,後來進一步做到賣一批產品出去,引一批標準進來,派一批人員出去,學一批技術回來。我們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創品牌,從省優、部優到國優。今年,我們被評為中國世界名牌。
後來,我們摘了“紅帽子”,開始搞股份制。當時,南方鄉鎮企業多,市場一放開,很多企業跟不上,陷入困境。銀行不再承認政府打的批條,一些企業借不到錢,虧損越來越大。政府財政收入下滑,這就逼著思想解放,或者對企業進行改制,或者賣掉。有的企業是虧著賣的,我們是溢價賣的,給了政府很大的回報。改革開放以後,企業里就是靠資本說話,有多少資本就有多少話語權。有控股權就有決定權,我們拿到了自主權。但思想、政策也是一步一步解放的。我參加過黨的十三大、十四大,政策文件從最初的搞計劃經濟體制到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後來是雙軌並存,現在是市場經濟為主了。我記得,當時的田紀雲副總理說過一句話,鄉鎮企業是市場經濟的先導者,因為它本身就是市場經濟的探索者、摸索者。
但即使是改革開放以後,對個體經濟的歧視依然存在。1989年,我們搞股份制,申請上市。這是全國的第一批,我們是全國10家模範化股份制的試點,還在中南海里開了大會。後來因為發生政治風波,停掉了。1991年上市再次啟動,省里把我們推了上去。當時上市歸人民銀行管,一位副行長在他的辦公室里對我說,你是個體企業,我們搞股份制是支持國營企業。他的權力大,這樣一句話,我們上市的事又擱下了。當時,中央對我們企業非常了解。1984年,《人民日報》刊登了《萬向:鄉土奇葩》,但我們還是被否決了。後來,上市歸證監會管了,政策變成以國有企業為主,民營經濟為輔,我們成為鄉鎮企業上市的第一家。
我想,對民營企業,對商人的歧視幾百年前就有,現在依然有,一萬年以後還是如此,只是多與少的問題。我自己看過,經歷過。所以,什麽時候你都不要妄想,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什麽身份。路不要多跨一步,話不要多講一句,老老實實做自己的事。我們爭不過別人,鬥不過別人,但是幹,誰也幹不過我們。
上市的時候,我的兒子魯偉鼎被任命為總裁。當時我就在考慮事業繼承的問題。我考慮的首先不是家族不家族,但是在能夠勝任的同等條件下,我肯定要選兒子,選我最信得過的人,把道德風險降到最低。但如果他接不了擔子,我選他,我就會倒黴。讓繼任者把企業搞好,首先是對自己負責,對企業負責,其次是對社會負責。只對社會負責,不對自己負責,那是空話、假話,但你只對自己負責,不對別人負責,你遲早會下來。
1994年,我們上市的同時成立了萬向美國公司,為我們2000年以後在海外的一些收購奠定了基礎。我覺得收購一定是強弱聯合,過去國有企業搞強強聯合是聯不起來的。但最初,我們在海外和在國內一樣,也是受歧視。外國人不願和中國人做生意,不願到中國公司來工作。倪頻(萬向美國公司總經理,魯冠球的女婿)到人家廠里,對方不允許你進,不接待。但我們就是一點一點幹。先把產品賣給低檔次的維修市場,後來賣給同行,現在開始賣給通用、福特一些主流汽車廠。我們在資金非常困難的時候,收購美國一家高爾夫球場。買了以後,球場搬不走,錢短期內收不回來,但別人覺得,哦,你是來這里搞事業的,不是賺了錢就走。來打球的人都是老板、白領,時間長了,萬向有了自己的名頭。倪頻再去人家工廠的時候,對方升起了中國的國旗,有高層出來接待我們。海外收購,是倪頻在操作。我考慮最多的是,他需要一兩個億,我拿不拿得出來。如果失敗了,我有沒有承受能力。
我們自己也有很多失敗的例子,自己都消化了。農村有句話說,你只看到和尚吃饅頭,沒看到他受戒。苦都只能往肚子里咽,訴苦有用嗎?得不到幫助,可能還會被人歧視。所以,吃虧自己知道,好了大家分享。還是那句話,事情不是講的,真的也講不清楚,一定要做出來給人家看。我把它總結為:思路決定出路,作為決定地位;時間檢驗行為,一切都是人為。
2000年以後,萬向開始多元化。搞企業的,總是哪個方面好賺錢,大家就都想去搞。如果專門搞一樣,怎麽能做大呢?但關鍵是看什麽是大趨勢和你有多少能力。以前,暴利行業我們不做,千家萬戶能做的我們不做,國家壟斷的我們不做。現在我們的投資向三個方向轉變:從有限的產業進入無限的產業;從重視對物的投入到重視對人的投入;從重視有形的投入到重視無形的投入。
從有限到無限是指,我們要進入無限循環的市場。過去我做輪胎、汽車零部件,市場容易飽和,但老百姓每天要吃、要喝的東西是無限循環的。再比如資本市場,今天股票熱,明天債券熱,也不會有盡頭。對人的投入方面,員工的任何小事都是大事。你不關心工人,工人為什麽為你工作?我們最近剛決定,今年員工的工資要比去年增長25.89%,明年再漲25.89%,到2009年要比2006年總額翻一番。要做到“兩袋投入”,鈔票往員工的口袋里投,知識往員工的腦袋里投。無形投入,最主要的是指品牌的建設。質量好的產品能賣20塊,有品牌的產品能賣40塊。無形的東西是可以無限地發展的,做到無形就做到無限。
萬向沒有什麽“五年規劃”。形勢好一點,大環境好一點,我的步子就快一點。大環境差一點,我的步子就小一點。我長期的要求就是萬向不倒,持久地生存就是強者。對於未來,我最關心的是,中國能像胡錦濤總書記說的,如何做到思想更解放,改革更深化,對外更開放,做到以人為本。越開放、越解放,中國人民的生活就會越好,國家會越富強,世界地位會越高。
新飛已經走到了重整的這一步,希望新飛可以重整順利,說不定還有東山再起的那一天,希望這一天不要太遠。
來源 | 江瀚視野觀察
文 | 江瀚
說起中國的冰箱產業,相信很多人都會記憶猶新,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時候,如果誰家能夠買得起一臺家用冰箱這絕對是家里的大事,冰箱作為家庭大件在家中的作用至關重要,當時人們評出了一個冰箱產業的四朵金花“海爾、容聲、新飛、美菱”,這四大冰箱巨頭曾經一度壟斷了中國的冰箱市場,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最成功的產業成果,然而二十多年的時間過去,如今的四大冰箱巨頭過的怎麽樣了?
最近,一份濟南日報的報道稱新飛電器的重整說明流出市場,這份聲明由河南新飛制冷器具有限公司、河南新飛電器有限公司、河南新飛家電有限公司聯合發布。重整說明中稱,截至2017年10月31日,以上3家公司面臨市場競爭和下滑,在過去幾年出現持續虧損。所以,雖然外方股東給予大量的資金和支持,還是無法徹底挽回公司面臨市場的挑戰。迫於資金鏈壓力,公司目前惟有停止生產活動。以上3家公司已於2017年10月30日向河南新鄉中級人民法院遞交重整申請,在人民法院監督下依法進行重整。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曾經的冰箱巨頭新飛到底怎麽了?
一
新飛的榮光與衰落
對於大多數經歷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人來說,一句傳唱南北的廣告詞大家一定都不陌生,這就是“新飛廣告做得好,不如新飛冰箱好“這句廣告詞體現了新飛作為一家冰箱生產企業的一種自信。
在中原大地的河南省新鄉市,有著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廠,這就是成立於1964年的新鄉市無線電設備廠,這個工廠作為一家軍工企業其主要生產的是配套生產軍用通訊設備,改革開放的春風吹過之後,無線電設備廠頻臨破產,最終全廠決定開始制造冰箱,並且取名新飛,這就是未來新飛冰箱的前身。在1989年,國內的家電企業經歷了一輪小寒春,當時的新飛卻搶先研發出惡中國第一臺大冷凍室冰箱,從而在冰箱市場中脫穎而出。
1990年,和當年的海爾很像,新飛當眾砸毀了1400臺不合格冰箱,開始全面加強品質管理,僅僅兩年不到的時間,1992年品質優良的新飛冰箱就成為國禮被國家領導人帶出國外,成為中國家電制造業的一張國際名片。於是4年的時間不到,到了1996年,新飛就大批量推出了雙綠色無氟冰箱,成功拿下了中國冰箱品牌的前三強,市場份額直逼20%,也就是這個時間大名鼎鼎的中國冰箱產業四朵金花出爐,新飛與海爾、容聲、美菱一起成為中國冰箱企業的代表。之後的十年可謂是新飛輝煌的十年,1996-2005年的十年時間里,新飛冰箱長期位居全國前三,2005年的時候市場銷量高達300萬臺。
當年的中國以買得起新飛冰箱為榮,在農村有些姑娘嫁老公的標準就是家里有沒有新飛冰箱,當時的新飛工人也可謂是搶手職業,每次新飛發工資當地菜場都漲價,公司福利好到員工因為吃不完要求領導不要再發了,在當年的新鄉能穿上新飛的工服絕對比西裝革履更有面子。
然而,有句話叫做花無百日紅,在新飛最好的時候,2002年新飛電器同新加坡企業豐隆集團實現合資,2005年新飛電器國有股份再次轉讓,39%的所有股份進入外資手中,新加坡豐隆電器的股權上升到了90%,全面接手新飛電器的經營管理權。和大多數人預計的不同,引入國外投資者的新飛不僅沒能實現改變中國企業過於“鄉土”的企業形象,對標西門子的目的,反而,新飛這幾年急轉直下,關閉了空調線、新飛九廠、小冰箱線,2011年新飛出現了業績的第一次整體下滑,之後就一發不可收拾,據中怡康市場監測數據顯示,2017年前9個月,新飛冰箱市場零售量、零售額分別為2.83%、1.7%,已被擠出行業前十強。
二
新飛到底怎麽了?
中國企業就像一個新娘一樣,新娘嫁了洋老公,有的時候是婚姻幸福家庭美滿,但有的時候卻是水土不服矛盾頻發,新飛很可惜沒成為前者反而成為了後者。成立於1963年的新加坡豐隆集團是新加坡最為有名的房地產和酒店企業,其旗下擁有11家上市公司,豐隆擁有110家國際酒店,遍布亞洲、大洋洲、歐洲和美國。但是,和明顯這樣的一家房地產巨頭其實並不具備豐富的家電企業管理經驗。
然而,新加坡方面卻也不太認可中方員工,控制新飛之後新加坡方面最喜歡幹的事情就是空降管理人員,幾年時間不到,新飛的中層管理人員從改組前的不到100人增加到了三百多人,最頻繁的時候每個月都有人事任免,這些空降的管理人員對於新飛的情況和市場的實際狀況其實了解有限。管理人員過多再加上又是空降導致的結果就是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再加上管理人員很少去車間、去生產線,直接的結果就是員工完全不認識這些領導,只能夠依靠衣服的領子顏色來辨別(據說在新飛普通員工是黑領,領導是花領)。
與此同時,員工的福利水平也在快速下降,1999年的時候新飛的工人工資是一千多元,是當時新鄉本地平均工資500元的兩倍以上,但是之後工資水平快速上漲的時候,新飛的員工工資還沒漲,一線員工的福利津貼越來越少,十年沒有漲工資成為一個常態,於是矛盾累積到2012年的時候新飛出現了大罷工,2012年10月9日,河南新飛電器總部及下屬企業數千名職工聚集在總部大門口,開始維權罷工,並拉出橫幅:“漲工資,要生存,以理性救新飛”。10月10日新飛電器總部門口出現又一橫幅:“三無人”連國慶、張偉添滾出新飛。當時,有員工列出了一組數字:新飛安裝溫控表的車間淡季工資890元左右,旺季1200元左右。這遠低於新鄉市職工平均收入水平的2160元,而有媒體報道新飛的新加坡管理層的工資水平是普通員工平均水平的23倍以上,引發了員工極大的不滿。
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在新飛一系列問題的同時,市場卻在飛速的發展之中,作為行業領軍的海爾、西門子、美的等企業紛紛抓住消費升級的大潮改進產品,提升品質,吸引消費者的時候,新飛卻少有改進,由於工資水平競爭力有限,根據中國新聞報的報道,新飛的研發部門形同虛設”,核心技術人員流失嚴重。四五百人的技術研發人員走了一大半,其中九成進入了競爭對手企業。而研發人員流失直接導致新飛產品“落伍”,最終新飛只能不斷地從大中型城市退出,只能轉戰三四線城市等一些較小的市場。
最終,新飛還是走到了停產重整的這一步,也許對於新飛來說可能也是不得已的舉動,重整離破產其實近在咫尺,對於現在的新飛來說找一個好的買家可能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借用曾經帶領新飛起飛的新飛靈魂領袖劉炳銀生前的一句話:新飛有兩個上帝,一個是顧客,一個是員工。新飛就是員工的家。
新飛的成功到衰落給了我們巨大的啟示,對於一家企業來說,有幾個核心的關鍵點值得關註:
一是企業的管理層一定要認真理解市場,從戰略層面敏銳判斷出市場的走勢和未來趨勢,及時調整生產,只有這樣才能夠在瞬息萬變的市場中獲得生存的機會。
二是企業管理層一定要始終顧及員工的利益。對於企業來說,員工的情況將直接影響企業的好壞,當年著名的企業家亨利福特就反複強調,給員工加薪絕不是增加企業成本,而是推動企業向好發展的重要舉措,只可惜新飛的新加坡方面管理者始終沒能理解這個原理,當企業不把員工當作自己人來看的時候,必然會導致企業管理的日益混亂,企業難以留住真正的人才,企業的生產快速下滑。
三是引入外資絕不是靈丹妙藥。中國企業其實長期存在一個崇洋媚外的思維方式,覺得外國的東西都是好東西,誠然中國的制造業在某些領域和國際先進水平還有差距,但是中國企業必須要認清中國的狀況,盲目引入外資對於企業的發展其實並不一定都是好的,這一點需要企業認真關註。
新飛已經走到了重整的這一步,希望新飛可以重整順利,說不定還有東山再起的那一天,希望這一天不要太遠。
近期“中興禁令事件”如一記重拳打在了中國制造最痛的部位。從產業角度,“中興禁令事件”給了我們明確警告——不掌握核心技術就會被別人卡住脖子。
我們不得不反思,為什麽中國的芯片技術沒有完全發展起來?問題出在哪里?又該從哪些方面著手改善?帶著這些疑問,創業家&i黑馬昨日采訪了“00年代”海歸芯片技術創業者、展訊創始人, 武嶽峰資本創始合夥人武平。
十幾年前,中國曾經在芯片領域有過一次突破,其中就以展訊為代表。武平是第一代海歸創業者的標誌性人物,他白手起家,在2G打敗了歐美的半導體廠商,在3G領域建立了中國芯片的話語權,締造了中國3G第一股。然而,由於失去公司控制權,武平於2010年離職,並在翌年創辦武嶽峰資本。
作為中國第一代芯片創業者,武平如何看待當下的中國芯片產業的困境和出路。
(展訊創始人, 武嶽峰資本創始合夥人武平)
以下為武平口述,經創業家&i黑馬編輯:
“被卡住脖子”
今天來講,外國人最能在集成電路上卡住中國的脖子,因為其是所有現代工業的核心技術, 而不論是傳統制造業、農業、礦產、石油、大型機械……目前中國都有比較好的基礎, 只有集成電路, 中國的落後程度最大。中國是全世界集成電路最大的需求方,超過了60%,但集成電路的國產化率非常低。
目前,中國在集成電路的四個主要環節上:材料方面全面落後、制造上也落後了一到兩代,設計方面(即產品)在高端差距較大,我們唯一能趕上接近的就是封裝領域,但它的技術含量最低。如果中國沒有控制集成電路的關鍵鏈條,就容易被別人卡住脖子。
“中興事件”從產業角度來說,再一次給了我們非常明確的警告——我們仍未解決核心技術問題。
在中國早期創業潮、虛擬經濟大發展之前,大批海歸留學生和國內一些企業都做了芯片。我們投入了很多,在操作系統、核心器件、芯片等領域都有所突破,但是後來很多都放棄大的投入。我們的集成電路代工廠在2000年附近有一個快速發展期,但國家卻沒有持續加大投資,直到2015年後才又加大投資。這暴露出我們在投資領域的短處。
不管是從政策角度、投資方向還是對產業領軍人物的關註方面,中國一度都缺少對芯片行業堅決支持的認知。雖然風險資本、國有資本也關註過芯片行業,但具體的積極性和務實發展意識更加重要。
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將集成電路列入實體經濟發展首要目標。從產業角度來看,國家目前非常重視芯片產業,也意識到了芯片產業存在核心技術落後的問題。
在我看來,如果想讓一個產業活泛起來,應該給於一個全面的支持環境,比如資本市場就應該給一些特殊渠道,產業政策要特殊扶持。
過去幾年,中國誕生了大量技術推進虛擬經濟,但在實體經濟領域,核心技術卻存在著斷層。我們應該加大這方面的投入,並提供一些快速通道,也就是核心科技的發展高速公路。
“政府支持必不可少”
半導體是一個支柱型產業,其歷來就不是完全市場化產業。美國,歐洲,亞洲都具有政府強力介入的印記。這也是美國作為市場經濟最強的國家,卻由政府扶持發展集成電路和將其作為貿易保護產業背後的邏輯。韓國三星也是靠國家持續加大投資(可以說是不計成本的投資)才發展起來的。然而,中國在半導體、集成電路等領域卻過早地放開了市場化競爭。
回過頭來看,華為現在發展的這麽好,少不了當年深圳市政府的力挺。如果不是政府給華為那麽多的貸款,“華為的冬天”可能會很長。如果華為的領導人沒有強烈的國家意識,華為也做不出核心技術。如果大家都選擇去做又快又容易做、門檻不高的產業,就算做的再熱鬧,還是沒有底氣。
政府也扶持成功過一些企業,如京東方、華為等。在企業發展強勢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同時給它強有力的支持。華為、京東方的成功既受益於國家政策,也是在特定的環境下,企業利用自身優勢在地方政府的慧眼之下得到了發展。否則,它們走不到今天。
過去銀行貸款大都給了房地產等可以質押的企業,但高科技企業有什麽可質押的東西呢?高科技靠的是人,頭腦,智慧產權,不可能把這些抵押在銀行吧。
我們做芯片還是要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否則做不起來。因為芯片行業已經走到了另一個階段。
目前,國外的芯片行業已經到了大整合的階段,留給初創企業的機會越來越少。大公司正在進行高度整合,大的金融機構都在參與。中國的芯片產業現在是一個“混合體”:一方面產業沒有發展起來,有大量初創企業(約1500家創業企業);另一方面我們也有一些中小量級、相對成熟的企業; 同時個別企業也進入了整合階段。因此,政府一定要出臺一些政策來促進產業整合發展。
企業發展需要政策環境,產業環境,人才環境,也要借助資本的力量。
芯片行業的特殊性要求創業者要長期投入,但投資人要的是快速退出。這個矛盾的存在有合理性,但也有不合理的地方。
當年美國風險投資賺的第一桶金都是從集成電路領域挖到的,但中國不是。
今天雖然美國VC投資機構都不投半導體了,但是美國大的投資機構(PE、並購基金)如銀湖資本、KKR等還是會大量投資半導體。這是因為投資階段不一樣,半導體仍然值得產業投資。現在國外芯片產業已經到了利用資本力量做大的環節。
相比之下,中國的投資人普遍關註泡沫經濟。如果我們國家在集成電路等核心技術方面,在金融政策、資本運作、產業政策等方面做一些傾斜的話,資本市場就不會只看短期回報了。
“正處在關口”
從發展現狀來說,中國的芯片行業仍有追趕的機會。在很多領域我們都有所突破,只是沒有完全發展起來,現在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現在芯片產業正處在一個關口,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時期。沒有芯片,服務器不能升級、智能駕駛跑不動、飛機飛不起來、互聯網無法高速……互聯網經濟都會沒戲唱,希望政府、企業家、投資家能認識到這個危機,關註這個行業。
當年我們選擇回國做芯片,也是因為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我們才敢回來。我們是第一批海歸的半導體人,死了一批人,也活下來了一批人。我們這批人都是憑著一點匹夫之勇往前沖,收獲了很多經驗教訓。
我想告訴現在做芯片的創業者們兩點:
一、從國家政策角度來講,現在芯片(集成電路)領域處於一個最好的發展時期,要積極投入、全力參與;
二、目前中國已經有大量的願意投資高科技的基金,要比境外投資機構更適合中國發展國情,大家吸取當年的經驗教訓,在公司頂層設計方面,一定要註重長期持續合理的發展。
希望國家接下來能給芯片行業更多實質性的扶持,因為在集成電路領域創業非常艱苦,前期投入很高,投資周期一般都以五年十年為單位。國家要以愛惜的心態呵護它的成長,同時對於解決了國家難題的產業英雄要予以保護。
現在芯片行業的環境不再是當年的“沙漠”了,只有特殊品種才能存活。現在是一片肥沃土地,到處是小苗生長,但還需要“水份”滋養。有了“水份”之後,一下就成長起廣袤森林。
一大早從北京到南京,再在當天返回北京,對南京九芯電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吾立峰來說,這樣的奔波即將結束——等這家公司在南京江北新區的辦公室今年年底裝修完成,就可以正式入駐,開始當地的研發和技術服務。
吾立峰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隨著臺積電(TSMC)12寸晶圓廠在江北新區的落地,不管是技術還是規模都開始出現集聚效應,正吸引大量的各種半導體公司逐漸形成集成電路的產業生態。九芯科技落戶於江北新區,“可以隨時和客戶串門聊兩句,即時相互反饋,在工具使用中有問題也能快速解決,對雙方來說都是好事”。
看中江北新區未來芯片產業集聚的不只有吾立峰。
南京江北新區研創園全景圖
作為國內芯片設計領域的龍頭,於2013年被清華紫光集團收購的展訊通信有限公司(現為“紫光展銳”)也在江北新區設立了子公司,總投資約50億元人民幣,主要承擔以CPU、5G、移動智能終端系統及軟件為核心內容的研發工作,計劃5年內人員規模逐步達到1000人以上,實現總銷售額約30億元。紫光展銳南京公司負責人表示,南京是國內首批5G試點城市,這也是其落戶江北新區的重要原因。
目前整個江北新區已經吸引了集成電路企業約200家,包括臺積電、紫光存儲、安謀科技(ARM)、新思科技(Synopsys)、中感微、華大九天、晶門科技等國內外龍頭和引領性企業。從芯片設計到晶圓制造,再到芯片封裝、成品測試和終端制造,上下遊的企業正在加速集聚。僅在去年,就新增各類集成電路企業100余家,國內排名前10位的集成電路設計企業已有半數在新區集聚,全產業鏈逐漸形成。
毋庸置疑,產業集聚是打造“芯片之城”的重要前提,而要讓新區持續吸引人才並且留住人才,還需要醫療、教育等全方面配套設施的完善。作為對資本、人才和技術都有極高要求的高科技產業,芯片產業尤其依賴人才。除了和當地高校一起培育基礎人才,吸引資深的芯片技術“移民”則是更快捷的方式。那些已經或即將在新區安頓的第一代移民們,懷揣夢想卻也面臨著現實的挑戰。
人氣升溫
劉雨(化名)是江北新區一家芯片企業的科研人員。他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自己團隊里的多數同事都是從上海的公司離職來到南京的。由於更低的生活成本,一些年輕人果斷在江北新區買了房,決定在當地安家。還有一些在南京雨花臺區工作的同行,也在考慮把家遷到江北。
“一些在昆山外企工作的技術人員,也來找我幫忙推介,看能不能回到南京來工作。”劉雨說,回流南京並選擇到江北新區的人才正在快速增加,“以前在園區的食堂吃飯,飯點左右去都有飯吃,現在晚幾分鐘到的話可能就沒飯吃了,發展特別快。”
江北新區研創園企業服務部部長葉玲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隨著入駐新區的企業迅速增加,載體的建設進度已經跟不上了。他們正在想辦法把周邊的民用科研載體租下來,供給不斷入駐的創新企業。而從去年下半年開始,越來越多的海外歸國的高端人才也開始關註江北新區。
博流智能科技創始人兼CEO宋永華就是來自全球領先半導體廠商、矽谷公司Marvell的創業者。
2016年,已經通過內部創業組建了研發團隊的宋永華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並在江北新區設立了研發及運營總部,同時在上海張江、美國矽谷和中國臺灣的新竹設立了研發中心。
宋永華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選擇在江北新區設立研發總部既因為自己本身就是南京人,對南京有感情,也因為看到江北新區作為江蘇唯一國家級開發新區,將是集成電路的產業集聚地,對公司未來的發展有利。另外,江北新區管理團隊的開放務實態度,也給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吾立峰是通過國家“千人計劃”從美國回到國內的高端研發人才。作為本土最大的電子設計自動化(EDA)工具提供商——華大九天的全資子公司,南京九芯電子科技有限公司主要承擔各種先進EDA工具的開發工作。
EDA工具平臺是集成電路行業的基石。目前我國在關鍵芯片從設計到制造過程中嚴重依賴國外EDA技術,急需提升完善自主知識產權的芯片設計全流程EDA工具系統。
電子設計自動化(EDA)機房
吾立峰說,雖然整體上仍與國際水平存在較大差距,但經過多年的努力他們已經建成了數模混合設計EDA工具全流程平臺和面板設計EDA工具全流程平臺,填補了國內在這一領域的空白。此外,多個特色點工具如Spice電路仿真、SOC先進時序及時鐘的優化、海量電路版圖分析工具等等,已經具有國際領先水平,在國內集成電路企業得到大量的使用並進入國際市場。
由於EDA的技術標準需要在市場的應用中不斷提升,因此和企業保持密切技術互動十分重要。用吾立峰的話來說,在江北新區建立公司,就是為了和當地及所輻射區域的客戶離得最近,在第一時間了解客戶的困難及需求,因而可以提供高效的技術服務。
正因如此,對於國內的市場和集成電路設計與制造企業來說,本土EDA企業凸顯出了優勢。和壟斷了80%以上全球市場的美國三大巨頭相比,九芯科技可以針對企業實現更貼近需求的定制化服務,並且把中國客戶放在高優先級上,與用戶磨合探討最合理的解決方案,而不是一刀切。
對於中國企業而言,本土EDA有其獨特的競爭力。另外,當地政府給予有力的政策支持及南京的優秀高校院所人才,對於企業而言也頗具吸引力。“國家示範性微電子學院的建設在南京高校尤為活躍,也為我們建設合理人才梯隊提供了助力。”吾立峰說。
上海靈動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也是最早一批入駐江北新區的企業。該公司是少數推出國產32位微控制單元(MCU)芯片的本土企業之一,也是國內首次實現MCU產品定制化的企業。
靈動集成電路南京有限公司研發總監蔣醒元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除了隨著臺積電入駐而形成的產業集聚,公司還看中江蘇應用MCU的市場基礎。和上海的公司把重點放在芯片設計本身不同,南京的公司更多將面對應用商。
“現在上海公司40多人,南京公司30多人,預計3年左右,南京公司會擴展到100人,成為研發中心。”蔣醒元說。為了幫助企業招聘人才,江北新區政府給予人才每人每月800元左右的補助。在靈動南京公司去年招聘的人才中,90%來自於南京當地的高校。
作為中國高校分布密集的城市之一,南京擁有豐富的人才資源,東南大學、南京大學、南京郵電大學、南京理工大學等院校均開設有微電子相關的專業。為了給入駐江北新區的企業和人才提供盡可能專業、系統的服務,當地還專門成立了全國首個涵蓋人才、技術、資金、市場等全方位產業要素的集成電路公共服務平臺——南京集成電路產業服務中心(ICisC)。吸取已有園區的經驗,該中心設立了集成電路人才培養與服務平臺、技術創新服務平臺、公共技術服務平臺、系統應用平臺四大特色平臺,目標就是把握產業發展的痛點,整合海內外的創新資源,為客戶提供精準且專業的服務,幫助入駐企業加速成果轉化。
“政府在政策、配套環境和土地等方面提供服務,而具體與企業對接,深入了解每個企業的需求提供精準服務,就需要由我們的專業團隊來做。”南京集成電路產業服務中心綜合管理部總監呂會軍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這兩年在招聘的時候,收到了越來越多在上海工作的人才簡歷。隨著當地政府扶持力度的加大,不少優秀的芯片人才開始想回到南京工作和生活。再加上產業集聚的優勢,回來這個選擇對他們的職業生涯發展也有好處。
不過,劉雨也坦言,今年在幫公司做校園招聘時發現,在安徽和江蘇上學或出生的人才比較喜歡來南京,而那些來自浙江或西部城市的人才則仍然更傾向於上海。和北京、上海和深圳相比,後來者江北新區需要正視問題,全面發力。
雙城記和人才缺口
和吾立峰往返於北京和南京兩地一樣,已在上海安了家的蔣醒元也頻繁地奔波於上海和南京之間。對於劉雨來說,雙城記也將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繼續,因為他們的家人都還在上海。
“小孩都在上海上學。再加上新區這邊教育、醫療還沒有完善,上海很多人才可能無法安心過來,畢竟舉家換一座城市還是挺難的。”劉雨說,因此,公司接下來的人員擴充都將以本地招聘為主。
宋永華表示,在矽谷和新竹的團隊成員會定期來江北新區與南京的團隊交流,幫助他們快速成長。在適當的條件下,公司也會引進海外人才。但目前來看,住房、待遇、交通和整體環境都還面臨挑戰。
在葉玲看來,要填補“芯片之城”的人才缺口,一方面要有積極的措施吸引外來的高端人才,另一方面還要抓緊培育當地人才,充分利用南京當地的人才優勢。
2018年伊始,南京市陸續出臺了市委1號文件《關於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創新名城的若幹政策措施》和《市政府關於進一步加強人才安居工作的實施意見》,提出十大政策措施,打造綜合性科學中心和科技產業創新中心;最近兩年來,江北新區出臺的《促進創新創業十條政策措施》、靈雀計劃和“創業江北”人才十策,也分別針對研發機構、知識產權促進、創新型中小企業以及年輕人才等多方面給予了支持。其中,研發機構和總部落戶新區,最高可獲3000萬元支持;單個創新初創企業最高可獲得3000萬元的綜合融資;符合條件的頂尖人才團隊最高可獲得1億元的綜合支持,高層次創業人才則最高可獲250萬元的資金支持,青年大學生還可實現在新區“零門檻”“零成本”就業創業。
據葉玲說,研創園提供了約500套人才公寓,目前基本飽和。劉雨就以每月1000多元的租金住著一室一廳,而他的大部分同事也都住在人才公寓中。
東南大學國家專用集成電路系統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教授楊軍表示,計劃把實驗室的老師和學生都搬到江北新區,就近和園區的企業進行互動。
針對目前江北新區產業發展的人才現狀,當地政府依托南京集成電路產業服務中心給出了三大舉措,一是加快引進國內外優質培訓機構和師資,市場化運作,創新人才培養機制,提供職業化教育課程;二是通過共建國家示範微電子學院(南京)人才培養聯盟、江蘇工程應用人才培養聯盟,打造產學研融合、協同育人交流平臺;三是圍繞企業人才需求提供招聘及培訓服務,降低企業培訓成本,提高企業招聘效率。呂會軍說,占地7000平方的ICisC人才培訓中心將於7月份投入使用,預計5年培養5000人以上的集成電路專業人才,為區域的產業發展提供充足的人才供給。
紫光展銳南京分公司的負責人表示,在2016年落戶江北新區時,就在人才引進和生活配套上遇到了困難。隨著當地人才政策、生活配套等整體環境的提升,一年多以來,公司已經吸引了近百名集成電路相關人才的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