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主席季曉南強調,要善於運用資本的力量,不管怎樣改、合並多少家,都要用資本市場,國企要力爭把80%的份額放在資本市場。
“要通過資本市場把國企做大做強,把改革推進得更加深入。”季曉南說。
季曉南在2日接受《上海證券報》專訪時表示,混合所有制改革正在力推,但國企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要從單純的管理國企轉向如何讓國企更善於用好資本市場。
由國務院副總理馬凱牽頭的國務院國企改革領導小組,自去年11月成立之後,就規劃了國企改革的“1+N”頂層設計文件。
上證報報道稱,即將出臺的“1+N”頂層設計方案,專為國企高管投資失誤造成的國有資產流失設定了“紅線”,將首次推出“造成國有資產重大流失的,要追究企業負責人刑事責任”等條款。
事實上,國務院相關部門也在探討如何運用資本市場,實現國企管理好企業的資本。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等機構昨日召開研討會,討論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體制,組建改組國有資本運營公司和國有資本投資公司。
各地也在積極備戰國有資本混合所有制改革,並將其作為改革的重要著力點。
華爾街見聞網站昨日發文,31省區市的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無一例外地提及了“國有企業改革”,其中13省市明確今年將著力組建“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
不過,按照上證報的報道,截至目前,似乎沒人完全清楚其在國企系統中的定位與作用。季曉南認為:
未來,國企要更好地運用證券市場,尤其是下一步轉向管資本,國資委就應更好地運用資本市場。
季曉南稱,在推進國資機構從管資產變為管資本的過程中,國資委也要進行相應的職能調整:
國資委職能至少在兩大方面進行調整,一是對企業充分授權,目前已拓展至40%,之前國資委有管得過多過細的問題;第二個就是積極適應從管國企到管國有資本的轉變。
而在國資機構轉變為管資本的過程當中,將如何對其進行考核呢?季曉南表示:
如考核,從國外來看,很多公司是以市值來考核的。首任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多年前就提出,如果我們央企都實現整體上市了,可以用市值來考核。但是當時條件不具備就沒能行得通。
如今,以市值來考核的條件仍不具備。很多資產未全部進入上市公司,且中國的資本市場流動性不足。如果未來條件具備,不排除引入市值作為央企考核指標。
此外,他還表示,現在不鼓勵央企通過買賣股票實現保值增值:
如果是充分競爭領域的國企,未來也可以參與股票買賣,只要嚴格執行風險內控制度就沒問題,當然還需要制度的進一步放開。
(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中國經濟數據真實性長期以來備受關註,今日,全國政協委員、國家審計署原副審計長董大勝表示,過去幾年中國經濟數據造假嚴重,這種情況在去年得到了遏制,但造假仍然存在。
據央廣網,董大勝在今天的小組會議上引述一位地方官員的話稱:“過去幾年搞得有些太高了,現在一下降下來就會出現斷崖式的下降,我們要逐年消化。”
董大勝稱,和前幾年相比,去年的經濟數據相對真實一點,更加接近經濟增長的實際情況。
他表示:“過去幾年,有些地方的形式主義和浮誇主義是比較嚴重的,很多數字有水分。通過去年的群眾路線教育活動以及中央的巡視檢查、審計署的審計,經濟指標不真實的情況得到了控制。”
他指出,中國造假的經濟數據包括GDP增速、財政收入、信貸數據、進出口數據等。有些地方財政虛收虛增、有些地方收過頭稅的,也有些地方買稅。
去年,中國GDP增速下滑至7.4%,創24年來新低。但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位居世界第二位,經濟總量超過歐盟所有國家的總和、是日本的二倍、印度的五倍。
中國的貿易數據一直存在一定水分。華爾街見聞網站此前提到,截至去年1月,中國方面的出口數據和外國方面從中國進口的數據出現了很大的偏差,這或許意味著中國的貿易數據存在虛假成分。
2013年開始,中國貿易數據就時常被籠罩在造假的陰影中。政府對數據造假、虛假貿易的嚴打,已經開始起到效果。今年上半年,中國貿易數據出現了很大波動,甚至有出口負增長的情況出現。
一年過去了,嚴打之後,中國大陸和香港的貿易數據不吻合的情況仍然存在。此前,一些出口商用虛假發票來逃避買入外匯的限制,造成了許多虛假貿易,從而導致中國貿易數據虛高。
今年6月,內地和香港方面的數據仍然有偏差,在中國對香港出口這一項數據上,內地數據是香港的1.31倍。這就造成了64億美元的偏差。
這樣的偏差也為許多統計制造了困難,比如,全球需求變化對於中國經濟究竟有何影響,不同的數據衡量出的結果不同,難以得到真實的答案。
渣打銀行大中華區研究主管王誌浩表示,“(貿易數據)仍然有些神秘,從比例來看,用虛假發票詐騙的現象仍然存在。”
(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印尼國家發展規劃部部長索菲安29日在東京與日本官方長官菅義偉舉行會談,就該國的高速鐵路計劃稱“我們想接受中國的提案”。對此,菅義偉回應稱“最終未能選擇日本提供的方案,非常遺憾”。
同時他還表示“對(原計劃采用日本的方案)突然改變方針,並最終決定接受中國的方案這一事難以理解,只能說對此深表遺憾”。
據報道,索菲安解釋稱:“我們一度認為有必要對日中雙方的方案重新加以研究。但中國方面提出了新的方案,能在無需印尼政府財政負擔及債務擔保的情況下開展建設。”
菅義偉強調:“我們確信日方提出了具有可行性的最佳方案。”他提及印尼日前開始研究以時速200至250公里的“中速鐵路”替代高鐵計劃並做出公平競標的呼籲,指出“方針的突然改變令人費解”。
菅義偉進一步表示:“大型基建計劃在切實可行的基礎上得到透明且公平地實施非常重要。期待(印尼方面)能做出改善。”
索菲安此次是作為印尼總統佐科的特使訪問日本的。
當地時間2015年12月17日,俄羅斯莫斯科,俄羅斯總統普京年度記者發布會在莫斯科世界貿易中心舉行。 (CFP/圖)
歐洲的醫學專家最近發現了一種存在於俄羅斯高官之中的新型步態,他們把它稱為“槍手步態”。
在2015年12月14日出版的《英國醫學雜誌》(BMJ)上,葡萄牙神經病學專家魯伊•阿勞若(Rui Araújo)及同事報道了他們的發現。最初,他們在網絡視頻中看到俄羅斯總統普京走路時右臂擺動較小,這引起了他們的註意,因為這種狀況在醫學上常常是帕金森癥的早期癥狀。
直到看到一份克格勃的訓練指南,這些醫學專家才認為他們找到了另一種解釋。那份訓練指南中有這樣的語句:“在走動的時候,絕對必要的是讓武器貼著前胸或處於右手之中。向前走應該以一側身體來完成,通常是左側,朝著運動的方向扭動。”
專家們隨後在除了普京之外的更多俄羅斯高官身上發現了相似的步態。他們包括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兩名國防部高官和一名軍隊的高級將領。
“我們感到有另外一種——也許是更具說服力的解釋,即來自軍隊或情報機構的訓練所造成的行為適應。”他們在論文中寫道,“訓練中他們被教導走路時將手放在前胸附近,這樣一旦面對敵人,就可以快速掏槍。”
研究者們也找到了一些其他行為適應的案例,比如接受過武器訓練的美國西部牛仔,也常常表現出較少的手臂擺動。
“這種情況應該在對單邊臂膀擺動減少做診斷時區別對待。”研究者們總結道。
對於當前的俄羅斯而言,西方制裁造成的艱難歲月已經結束。俄羅斯高官表示,非但不擔心制裁的影響,甚至巴不得讓制裁持續得更久一些。
自2014年3月起,由於俄烏沖突、以及隨後的克里米亞並入俄羅斯,美國、歐盟、澳大利亞、日本和加拿大對俄羅斯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從針對俄羅斯個人、公司的制裁措施,發展到限制俄羅斯銀行融資、以及針對國家銀行、石油和國防工業的制裁。作為回應,俄羅斯也對歐盟、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挪威采取了禁止水果、蔬菜、牛奶、肉制品進口的反制裁措施。
西方制裁俄羅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近日,克里姆林宮辦公廳主任謝爾蓋·伊萬諾夫在接受俄羅斯媒體采訪時表示:“我個人希望,針對我們的制裁可以持續更長的時間,而不是盡快取消。這是我的個人觀點。”事實上,西方的制裁反而促進了俄羅斯某些領域的生產發展,“我們一直在強調經濟的多元化……要知道,有這麽一句諺語‘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句話在這里正巧適用。”
伊萬諾夫表示:“今天,俄羅斯預算收入的2/3都來自於非石油天然氣領域。這完完全全是另一種(發展的)質量”。比如,俄羅斯化工行業的年均增長率就高達30%-35%,外國投資者也有介入,“聽著,完全有理由為此自豪。而所有這一切,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制裁。”
當然,制裁造成的損失不容否認,但最難熬的時光已經過去。伊萬諾夫表示:“制裁的確對我們造成了相當嚴重的損失。但我認為,最糟糕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受益於中央銀行的合理政策, 通脹率有所降低,黃金儲備增加,儲備基金和國民福利基金也沒有縮減。”
對於歐盟而言,對俄制裁也是一柄雙刃劍。在伊萬諾夫看來,歐盟國家已經意識到,制裁並沒有產生效果,俄羅斯也並沒有因此孤立。因為歐洲和北美並不是整個世界,“客氣地說,歐盟國家內部的經濟形勢也並不耀眼。禁止對俄羅斯供應傳統出口商品的政策至今已是第三年,而這只會越來越多地傷害他們自己的企業,而不是我們。”
“所以他們也理解了:俄羅斯輕松地熬過了制裁,顯示出了經濟的穩定性、活力和適應性。而制裁對我們造成的損失變得越來越小,因此制裁並沒有奏效。”伊萬諾夫認為。據他預計,針對俄羅斯的制裁不會在今年年底之前解除,“我的個人觀點是:今年不會取消。”
歷史上的制裁:經濟損失+政治變革
作為一種地緣政治手段,國際制裁對於俄羅斯而言並不陌生。2014年12月4日,在針對“克里米亞之春”的公開演講中,俄總統普京就曾明確表示:“我相信,如果(克里米亞並入俄羅斯)這一切都沒有發生,(西方)還是會想出這樣那樣的方法來遏制俄羅斯的發展,去影響俄羅斯、去實現自己的利益。”歷史上,津巴布韋、南非、伊拉克、緬甸、古巴、南斯拉夫、朝鮮、伊朗、敘利亞、委內瑞拉和俄羅斯都曾經受過不同程度的國際制裁。事實上,國際制裁的措施大同小異,但制裁效果除了經濟損失之外,往往也伴隨著政治體制變化的壓力。
伊拉克
自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出兵科威特後,聯合國安理會就采取了針對該國的全面制裁決議。決議禁止各國從伊拉克進口包括石油在內的任何產品,並禁止各國對伊拉克供應除人道主義援助之外的商品。直到1995年聯合國發起“石油換食品”計劃,才允許伊拉克返回國際石油市場,但附加條件是:石油銷售的收入只能用於采購食品和藥品。
1990~1999年,伊拉克的人類發展指數從全球55位直降至125位;人均壽命也有所下降;伊拉克的GDP從1990年的約250億美元到1992年萎縮至50億美元以下;失業率達到50%。直到2003年英美軍隊進攻伊拉克、推翻薩達姆政權後,國際制裁才得以解除。
緬甸
歐盟針對緬甸的制裁最早從1990年開始,當時的緬甸處於軍人獨裁體制之下。自此之後,歐盟陸續出臺的制措施包括:武器禁運、拒絕經濟援助、禁止向緬甸官員和軍人發放簽證、凍結資產等;2003年,新的制裁措施又包括禁止自緬甸進口寶石、金屬、木材等;2009年,由於緬甸時任反對派領導人昂山素季被捕時間延長,歐盟再次加重了制裁。
歐盟國家針對緬甸的經濟制裁影響了超過800家緬甸企業。由於緬甸技術能力薄弱、缺乏發達的工業和國防,歐盟制裁嚴重影響了緬甸的軍事潛力。同時,這些制裁措施大幅降低了外商投資的興趣,也削弱了緬甸政權對反對派的控制力。
截至2010年,制裁導致緬甸的進口額從3億歐元下降至1.7億歐元。但與此同時,歐盟的制裁並沒有對緬甸的出口造成顯著的影響——因為從1990年到2008年,緬甸的主要貿易夥伴是中國、泰國、新加坡和韓國,這些國家占了緬甸出口額的76%。直到2012年4月23日,歐盟宣布除武器供應禁運外,停止對緬甸的貿易和經濟制裁。
南非
1977年11月,聯合國安理會對當時采取種族隔離政策的南非實施武器出口禁運。當時的安理會決議也承認,南非的軍事潛力對周邊鄰國造成了威脅。但這並沒有阻止南非繼續實現軍隊現代化,甚至實施了自建核武器的計劃,而制裁並沒有對此造成影響。1980年代,美歐對南非的金融制裁產生了更為明顯的效果:包括禁止從南非進口原材料和金幣,並限制同南非銀行和公司之間的金融交易。
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評估,聯合國制裁和武器禁運對南非造成的整體損失達到約10億美元。這些措施也直接促使南非政府最終取消了種族隔離政策。直到1994年,南非舉行首次不分種族的全國大選,納爾遜·曼德拉擔任南非共和國總統後,禁運和制裁才得以解除。
經過前期數次高官級別的磋商,二十國集團(下稱G20)貿易部長會議今天上午在上海開幕。
G20,這個誕生於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的全球宏觀政策協調機制,開始將重點從金融領域,轉向了貿易與投資。
本次會議主席、中國商務部部長高虎城在開幕致辭中表示,G20是開展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在促進世界經濟穩定和增長方面肩負重要使命。未來一天半的時間,各方將討論加強G20貿易投資機制建設、支持多邊貿易體制、促進全球貿易增長、促進全球投資政策的協調與合作、促進包容協調的全球價值鏈等議題。
“希望會議各方秉持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夥伴關系精神”,高虎城說,“努力就有關成果倡議和下一步具體行動達成廣泛共識,取得積極務實成果,為9月杭州峰會奠定堅實基礎。”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現場看到,高虎城及中國團就坐圓桌會議一側背靠背景板主席位置,兩邊分別是G20各國貿易部長代表團和國際組織代表團。
據了解,除了二十國集團成員,國際組織,還包括西班牙、新加坡、老撾、塞內加爾、哈薩克斯坦、埃及、新西蘭、荷蘭等嘉賓國,以及二十國集團工商界(B20)代表共500多人參會。中國團還包括中國常駐世貿組織代表團大使俞建華、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
全球貿易投資依然低迷
最新數據顯示,全球貿易下滑,跨國投資水平尚待恢複。
高虎城談及世界經濟指出,近年來,世界經濟逐步複蘇,但形勢依然複雜嚴峻。全球貿易低位徘徊,國際投資尚未恢複到金融危機前水平,世界經濟還沒有找到強勁可持續的增長動力。
他說,G20成員對外貿易額和經濟總量分別超過全球的80%和85%,在世界經濟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擔負著世界經濟增長引擎的重要職責。本次貿易部長會議是G20中國年的一場重要活動,對於G20成員全面推進貿易投資領域合作具有重要意義。
從數據來看,2015年,貿易額占全球近80%的G20出口額下降11.3%,進口額下降13%。金融危機之前,以貿易大國中國為例,進出口增速基本都是GDP增速的2倍以上。而在投資方面,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剛剛發布的報告稱,全球投資2015年增長了38%,但是也沒有達到投資總量超過金融危機之前的最高水平。同時,聯合國貿發會議還預測,今年全球投資增速還將下降10-15%。
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羅伯托﹒阿澤維多在前一天的全球貿易景氣指數發布會上表示,在經濟波動巨大,全球增長乏力的背景下,WTO預期,2016年,全球貿易還會再以非常低迷的速度增長,也就是低於3%的增速。我們認為,在金融危機之後全球低迷過程中,我們看到的貿易增長,是過去30年來最低的。
“在這個背景之下,中國作為今年G20的東道國,著眼於G20的貿易和投資議題,高部長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領導角色。” 阿澤維多說,“我非常期待在未來48小時的會議,我也相信G20相關的貿易部長能夠采取相關措施,進一步推進或促進貿易的發展,用貿易來促進增長。”
他希望最新發布的世界貿易景氣指數也能夠因此警示:限制貿易、反貿易言論對經濟的負面影響。
貿易投資是創造就業的引擎
在本次G20貿易部長會議之前,各方已經進行了數次貿易投資工作組會議。最近的一次是7月6日在上海召開的第三次會議。此前,主要是高官級別會議磋商,本次則進入部長級磋商。
但伴隨會議進展,一些最新事件引發了關註。世貿組織秘書處首席經濟學家庫普曼昨天就對第一財經記者指出,英國退歐的事件很迫切,會有一些貿易影響。歐盟和英國都要重新著手進行貿易談判,這些帶來了經濟的不確定性。現在,他看到一些反全球化的行動和言論,認為這不是好的跡象。而那些努力推行全球化政策的官員,可能也會在國內遭遇阻力。
加拿大駐世貿組織大使喬納森.弗里德,曾在今年5月在南京召開的G20貿易投資工作組第二次會議期間擔任聯席主席。彼時,他在南京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解釋說,貿易和投資對所有經濟體來說都是創造就業,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工具。
“我們(G20貿易投資工作組)的重點是討論成員國應采取哪些集體行動,協調國內政策和在有關國際組織中的立場,以促進投資,增加貿易量。這不僅對加拿大這樣的貿易大國和G20成員國有利,對全球各國都有益。”喬納森.弗里德說。
詹曉寧是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投資和企業司司長,他也在同期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金融危機期間,G20的首要任務是將協調宏觀貨幣政策,刺激世界經濟從衰退中走出。現在世界主要經濟體都采取了量化寬松政策,金融工具幾乎已經用盡。現在,貿易和投資對宏觀經濟的拉動作用開始重新受到關註,各國希望促進貿易投資回歸正常水平,以提振整體經濟發展。
此外,他指出,世界各國有大大小小的投資協定3000多個,過於碎片化,此次有望設計一個整體的框架,來解決政策不協調的問題。這也是眾望所歸。
其中,中國和美國長期分別為最大的跨境投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是政策協調,與最終達成一致的關鍵所在。
近年來,隨著金融危機的影響逐漸消退,G20關註重點已經逐步轉向增長戰略、經貿政策等中長期問題,亟待在新形勢下完成從危機應對向長效治理機制的戰略轉型。貿易投資議題,也從過去較少提及的全球經濟治理短板,上升到了戰略層面。
去年11月G20安塔利亞峰會上,經中方倡議,G20領導人達成重要共識,要求G20加強在貿易投資問題上的協調合作,指示貿易部長們定期舉行會議,並同意建立支持性工作組。
中國G20杭州峰會已經越來越近,各方對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及改革國際貨幣體系也已開展了許多討論。這些議題並非首次被討論,如2011年法國就曾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但被歐債危機所沖淡。目前上述議題取得實質進展的時機已經成熟。
當前全球經濟被不確定性所籠罩。美國經濟的強勁程度存在疑問,日本的經濟數據很不穩定,歐盟不僅面臨著仍然疲弱的經濟複蘇,還面臨著英國退歐問題。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增速急劇下滑,特別是中國的顯著風險,許多人擔心中國經濟下行程度將比預期更嚴重,從而導致資本流出,並加劇人民幣貶值壓力。這也凸顯了當前另一個不確定性的來源——匯率。從2014-2015年的歐元,到美聯儲宣布延遲加息後的美元,再到近期的英鎊,主要貨幣均出現了貶值,引發了對競爭性貶值的懷疑。
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將有助於增強世界經濟的穩定性,各方已經做出一系列努力,但是收效甚微。2008年金融危機後,許多旨在促進宏觀經濟協調的倡議陸續出臺,其中G20出臺了互評體系,基金組織也加強了其宏觀監督。但是實現G20在2009年達成共識的“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仍面臨困難,尤其是難以推動順差國實施促增長的政策以抵消逆差國調整所帶來的衰退影響,在歐元區尤其明顯。
近期匯率波動表明,僅提高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有效性是不夠的,還應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包括重新審視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發揮的作用。在日益多極的世界中,應建立起多元貨幣體系並擴大目前唯一的全球貨幣——特別提款權(SDR)的使用。
將SDR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將帶來意義深遠的益處。一方面,它可以使所有國家,而不僅僅是主要經濟體享受鑄幣稅收入,另一方面,基金組織可以通過創造SDR為其貸款項目融資,而不必再通過大量的談判來獲得成員國的資金支持。此外,還可以通過向儲備需求較大的發展中國家分配更多的SDR來支持其發展。
中國可以利用G20主席國的領導力推動國際貨幣體系的變革。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是最早對美元的地位提出質疑的人士之一,早在7年前他就提出了這一觀點。中國也在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2015年基金組織將人民幣納入SDR貨幣籃子,這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里程碑事件。除了推動基金組織在貸款項目中更多地使用SDR外,政府也可以發行SDR債券。此外,正如一些歐洲銀行使用歐洲貨幣單位(ECU)一樣,私人銀行也可以增加對SDR的使用。
中國G20杭州峰會為完善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和實施貨幣體系改革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契機。為了實現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平衡增長,絕對不能浪費這一機會。
作者簡介:
何塞·安東尼奧·奧坎波(Jose Antonio Ocampo)1952年出生於哥倫比亞,經濟學博士,社會經濟學家。曾任聯合國副秘書長、哥倫比亞前財政部長,現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原文標題“充分發揮中國G20主席國的潛力”。
在英國公投做出脫歐決定之後,英國曾經最堅定的留歐群體——倫敦金融城要如何面對這一讓他們黯然神傷的事實?與倫敦金融城日益關系緊密的中資金融機構又應如何掌控“脫歐”風險呢?
“接下來的優先選項包括,英國希望保持‘護照特權’,以及保持通向歐洲市場的最佳市場準入。”倫敦金融城政策和資源委員會主席包默凱(Mark Boleat)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實際上,在英國脫歐之後,英國新財政大臣哈蒙德在上任10天之內就出訪中國並在北京與中國高級別官員進行雙邊對話。作為少數參與了這次會議的英方高級官員之一,包默凱在近日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的專訪,他對記者表示,在會談中他感覺中方並沒有特別被脫歐這件事情困擾:“可能對此表達了驚訝,但是並沒有像之前我預想的那樣會有很大的影響。”
包默凱還透露,哈蒙德在會談中指出,英國仍樂於成為中國在金融領域的首選合作夥伴。
倫敦金融城政策和資源委員會主席包默凱(Mark Boleat)
希望更多中資金融機構赴英
據記者了解,在訪華期間,哈蒙德在中國銀行總行參加了中英金融服務圓桌會,與包括中國銀行總行行長田國立、中投公司副總裁居偉民等在內的中國政府企業代表商談中英兩國在金融服務領域的發展前景。
隨後他還同中國投資者進行了閉門晚宴,向中國投資者再次表明,英國將繼續保持經貿對外開放,其低稅率經濟政策具有極大競爭力。
在脫歐之後,英國政府從不同層級對中國釋放了兩方面信息:其一,試圖同中國簽訂一份自由貿易協定(FTA);其二,英國仍向中國的投資開放,並希望加強金融合作,實際上,在脫歐結果出爐後的一個工作日,包默凱就在忙於聆聽在倫敦的中資金融機構的意見。
多年以來一直見證中英金融合作的包默凱表示,此次哈蒙德訪華期間,“同中國商談的是,希望更多的中國金融機構可以來英國運作。”
此前,英國脫歐後,各界對於上海與倫敦股市互通的“滬倫通”或有所延遲抱有擔憂。此次包默凱則以此舉例,證明兩地交易所在脫歐公投後合作並未停止。他補充道:“當然中國金融市場開放仍是中國自己需要做出的決定。”
在被問及英國政府是否可以延續前屆政府同中國在商業上的一系列承諾時,包默凱表示:“英國前財政大臣奧斯本此前對中國做出的深層次的承諾,也可能同他個人的背景有關,他的母親曾在中國工作。不過,新財政大臣哈蒙德表示他樂於繼續維持同中國之前的關系,且英國仍願意成為中國在金融領域的首選合作夥伴。”
倫敦金融城內最大的金融遊說組織TheCityUK也於8日發表報告,為倫敦金融城勾勒脫歐之後的藍圖,提出倫敦應當在關註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國的同時,加速在中國和印度金融市場的推銷力度。目前倫敦已成功超越新加坡成為全球第二大離岸人民幣結算中心。
TheCityUK提出,倫敦金融城應該嘗試從不斷增長的行業,如消費、電子技術和生物技術等方面吸引發債,而中國企業則有很多這樣的國際債券發行的可能性,這也可以使上述企業在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變得更加容易。
難以消除不確定性
在討論“什麽是對於金融城而言最優的選擇”時,一向沈靜的包默凱也對記者說出了這樣忿忿不平的話:“我們當然想留在歐盟里面,可惜我們沒得到這個選項。”而接下來的次優選擇就包括保持“護照特權”,以及保持通向歐洲市場的最佳市場準入,他表示。
TheCityUK也指出,倫敦金融城最重要的是要保住“維持在單一市場護照特權的機制”。目前,英國財政部正在召集包括倫敦金融城、英國工商業聯合會等組織協商同一立場。
包默凱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也表示,目前各方都在衡量,尚無統一結果。
“如果不能持續這項權利,將對一些中資銀行造成影響。但對於那些在歐洲比如盧森堡等國已經有分支機構,有沒有這項權利對於它們來說都不是一個大問題。”他表示,“不過所有的大金融機構都必須為此調整業務結構。但我們在倫敦就是要確保不要喪失業務。”
包默凱也指出,不要期待一個不現實的願望清單,這也不是英國政府想要的。英國政府現在想知道的是,如果英國脫歐意味著喪失5%的投行工作,也許這可以。如果這意味著喪失30%的投行工作,這對稅收將產生什麽影響?
實際上,目前的這種衡量以及脫歐後果所產生的種種不確定性已經對英國市場造成損害。包默凱坦言,“目前當人們問我們跟歐盟是什麽關系的時候,這問題有點困難,因為我們沒法回答他們。”
根據英方統計數據,退歐公投後英國勞動力市場呈現直線下滑的趨勢。根據英國招聘與就業聯合會(REC)的一項最新調查,企業上月招聘的固定崗位數目出現2009年5月以來最大降幅。另外,REC發布的月報顯示,7月固定崗位起薪增幅為三年多來最低。
包默凱表示:“不確定性是有害的,我幾次向政府指出這一點。但似乎有一種看法是不確定性沒多大關系,因為現在還沒有什麽大機構離開。”
他也坦承:“直到英國同歐盟就脫歐事宜談妥之後才能擺脫此種不確定性,所以英國和不確定性恐怕要相守一陣子了。”
外交部8月16日發布消息,2016年8月15日至16日,中國與東盟國家在中國內蒙古滿洲里市舉行了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第13次高官會和第18次聯合工作組會。
本次會議在中國與東盟外長會之後、中國與東盟領導人會議之前舉行。與會各方就全面有效落實《宣言》以及“南海行為準則”磋商等議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取得了積極成果。
各方表示將以《中國和東盟國家外長關於全面有效落實<宣言>聯合聲明》為指導,繼續全面有效落實《宣言》,重申堅持通過談判協商和平解決爭議,堅持通過地區規則框架管控分歧,深化海上務實合作,推進“準則”磋商,維護南海的和平與穩定。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國與東盟國家應對海上緊急事態外交高官熱線平臺指導方針”和“中國與東盟國家關於在南海適用《海上意外相遇規則》的聯合聲明”兩份成果文件,決定將此作為成果提交9月初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發表。各方還就如何加強海上合作機制建設及在不受幹擾的情況下實現“準則”磋商“四點願景”等交換了意見。
各方重申將妥處分歧,增進互信,排除幹擾,共同致力於將南海建設成為和平之海、友誼之海、合作之海。各方表示願以中國—東盟建立對話夥伴關系25周年紀念峰會為契機,深化中國—東盟合作,推動中國—東盟戰略夥伴關系邁上新臺階。
在高調宣布推遲有中資參與的180億英鎊欣克利角核電站建設項目後,英國新首相雷莎·梅派外交部政務次官阿洛克·沙馬低調訪華並向中方領導人遞交梅的親筆信。
據報道,英國首相府人士表示,由於這是私人信件,將不會公布內容,此舉動在於“向中方確保英國對於中英關系的承諾”。
8月15日,沙馬在同中國外交部部長會面時表示,“我此次來華傳遞的最重要信息是,英方高度重視英中合作,視中國為全球重要戰略夥伴。”他還表示,梅已專門致函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表示期待出席9月在中國杭州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峰會,英方支持中方成功舉辦峰會,期待加強與中方在經貿和全球性問題上的合作。
《第一財經日報》獲悉,除北京之外,此次沙馬還將訪問深圳和廣州,包括同當地專家就清潔能源問題進行討論,會見中國商界領袖以及討論中國遊客訪英國等議題。
與此同時,沙馬在公開講話和會見中沒有提及欣克利角核電站建設項目,不過有英國官員對英媒表示,有可能在訪華行程中討論到上述核電站項目。
《第一財經日報》近日密集采訪了從事中英和中歐貿易人士均表示,梅政府剛剛上任一個月,希望給她一點時間。
轉交親筆信
在京期間,沙馬拜會了中國外交部,並得到了中國外交部部長王毅以及外交部部長助理劉海星的會見。
沙馬是欣克利角核電站建設項目被暫停之後第一位訪華的英國外交部高官,也是英國外交部主管亞洲事務的官員。他此行希望能釋放兩層訊息:第一,中英關系強勁,並在不斷發展,雙方關系所產生的紅利惠及兩國民眾;其二,英國希望成為包括中國在內,對所有國際投資者都產生吸引力的國家,中英貿易已經達到了創紀錄的水平,中國對於英國企業而言,意味著巨大的貿易機會,英國希望英國企業能在此方面獲利。
王毅在北京應約會見沙馬時表示,中英關系近年來保持良好發展勢頭,習近平主席去年對英國的國事訪問推動雙邊關系進入新的歷史階段。王毅表示,中方願與英國新政府一道努力,堅持雙方確定的兩國關系大方向,進一步深化各領域務實合作,推動中英面向21世紀全球全面戰略夥伴關系繼續向前發展。中方歡迎梅首相9月來華出席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願同英方保持溝通協調,確保峰會取得圓滿成功。
王毅並贊賞沙馬在英新政府成立伊始就來華訪問,相信英方將繼續奉行積極、開放的對華政策,中英進一步加強合作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於世界和平、穩定和發展。
劉海星在會談中表示,新形勢下,中方願同英國新政府加深相互了解和政治互信,擴大雙方各領域、各層級交流與合作,推動兩國關系持續健康穩定發展。
沙馬此次還承擔著向中方領導人遞交梅親筆信的任務。對此,《衛報》評論稱,在中方對英方暫停欣克利角核電站項目表達不滿之後,梅派人訪華向中國領導人遞交親筆信,意在消除中方疑慮。
消除中法疑慮
在談到英國政府暫停欣克利角核電站項目的決定時,中國歐盟商會主席伍德克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梅政府剛剛上任,希望給梅政府多一點時間。
而中國英國商會會長畢欣在就此問題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也表示,此舉主要是梅希望向剛剛投了退歐票的英國民眾表態有關,而非指向中國:梅希望向民眾展現出,她同卡梅倫等精英階層是有所區分的。
通過此次沙馬的行前表態可以看出,英方對於中英貿易關系有著清醒認識。
沙馬指出,自2010年以來,英國對華出口飆升57%,且預計中國將在2020年成為英國第二大外資投資者。這些對於英國公司而言都意味著巨大的商業機會。
畢欣也贊同“中國不需要英國,而英國需要中國”的看法,不過她也對記者指出,很多在退歐中投贊成票的英國選民,對當代中國沒什麽了解。
在現實中,梅政府已經就此次突然的項目中斷行為進行了補救措施。除了向中方派遣高官並攜帶親筆信之外,梅政府也在下力氣安撫法國政府。
此前,多家外媒指出,英國新政府做出上述暫停決定,幕後推手是英國首相的幕僚長蒂莫西,原因是出於對中方參與所產生的安全問題的顧慮。9個月前,蒂莫西發過一篇《政府正在把國家安全賣給中國》的文章,他在文中質疑卡梅倫政府為追求經濟合作而低估國家安全問題。
英國政府人員出面駁斥了梅在此問題上做決策時會受到蒂莫西左右的可能性。 保守黨議員林德爾·格萊格(Ian Liddell-Grainger)的選區就包括欣克利角核電站項目所在地。他表示,“我百分之百肯定這個項目可以進行,且百分之百的肯定將按時在預算之內進行。”
他表示,“如果認識梅就知道,她是一個自己拿主意的強勢女人,當你向她發送問題,最終你得到的肯定是她本人的回答。”
工黨影子內閣的能源大臣嘉德納(Barry Gardiner)則表示,梅此舉十分糟糕,特別是在英國要開始進行退歐談判的時候,“這不是一個到處樹敵的時候,特別是跟法國人。”
目前,法國官員對於英國政府表示將在秋季做出最後裁決的決定表示可以理解。法國電力集團方面並表示,對於英國政府最終能夠批準這一項目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