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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繁榮帶來了一切，唯獨沒有帶來足夠就業

在短短15年的時間里，技術革命為我們帶來了谷歌搜索、Facebook好友、iPhone應用、Twitter“咆哮”，以及亞馬遜網站上無所不包的商品。

唯獨沒有帶來大量就業。

截至去年年底，Facebook和谷歌Alphabet合計雇傭員工74,505人，比微軟少了1/3，盡管兩者的合計市值是微軟的兩倍。2012年，Instagram被谷歌出價10億美元收購，當時，這項照片共享服務還只有13名員工。

在美國企業將硬件生產轉移到境外以後，計算機和芯片部門的招聘便大幅縮水。新興科技巨頭所需的員工相對較少。科技初創企業不像以前那樣大量湧現了。生產率和工資增長放緩。隨著中低收入的常規性人力工作被機器取代，收入不平等現象也日益加劇。

科技繁榮了，但沒有美國工人的份

計算機和電子公司的就業繼上世紀90年代出現攀升以來，至今已下滑40%以上，少數科技部門的就業出現增長，但幅度較小。

這一結果與上一代政治領袖、科技企業家和經濟學家的預測相去甚遠。2000年，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在他的最後一份國情咨文中表示：“美國將領導世界走向共同和平與繁榮，走向科學和技術的最前沿。”他的經濟團隊宣稱，“迅猛的技術變革”是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之一。

人們對科技繁榮的美好期許和實際結果形成巨大落差，這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全美民怨沸騰。在今年的美國大選中，政治局外人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之所以能異軍突起，與此不無關系。

相比於中國進口所帶來的影響，以及美聯儲等政府機構經濟指導不力所引發的民憤，科技引發的失望顯得更加微妙。通過這些令人驚嘆的新機器和創造它們的企業，美國人原本指望獲得更大的經濟收益，結果等來的卻是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拉大。

“這一代人看不到父母輩和祖父母輩所經歷的那種進步，這讓他們感到越來越沮喪，”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埃里克·布萊約夫森(Erik Brynjolfsson)說，他的研究工作記錄了技術對貧富收入差距的拉大作用。“這種挫折效應溢出到了政治舞臺。”

1997年，《時代》雜誌將計算機芯片制造商英特爾公司CEO安德魯·格羅夫(Andrew S. Grove)評選為年度人物(格羅夫已於2016年3月去世)。1999年當選的是亞馬遜公司CEO傑夫·貝索斯(Jeff Bezos)。當時，各企業為應對千年蟲，斥資數十億美元將計算機重新編程，樂觀的投資者給尚未開始盈利的網絡初創企業賦予了巨額估值。

結果2000年年初，網絡泡沫破滅，2001年，經濟陷入衰退，全球化趨勢進一步深化，使技術經濟迎來轉折點，它對美國經濟的影響也由此轉向。

美國科技公司加快改組，將供應網絡轉移到中國和亞洲其他地區——那些充滿增長潛力和廉價勞動力的地方。硬件制造商將生產集中到海外，繼而將產品供應美國和外國的計算機制造商。

據美國勞工部統計，上世紀90年代以後，美國計算機和電子公司的總就業人數從2001年的187萬減少到了2016年的103萬。同一時期，半導體廠商的就業人數減半，降至35.9萬人。

20世紀90年代，美光科技公司(Micron Technology)成了科技產業超越矽谷小圈子的成功典範。美光公司位於愛達荷州博伊西市，由愛達荷農民和商人創辦，其中包括已故億萬富豪J.R.辛普勞(J.R.Simplot)。麥當勞公司大部分的冷凍薯條都由他提供，辛普勞的皮卡車牌照號還是“MR SPUD”(土豆先生)。

從1994年到2000年間，美光員工人數翻了兩番，達到18,800人，增長主要來自美國地區。80年代，該公司還與日本打官司，以限制芯片進口，保護其在美國的大本營。

如今，美光已經成了科技公司將就業出口到其他國家的範例。截至2013年(最近一次公布的數據)，美光在美國雇有11,300名工人，少於2000年的14,000人。美國以外的員工人數則從4,800人飆升到了19,600人，主要是在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

證券申報文件顯示，同一時期，美光公司美國區員工的百分比從74%下降到了37%。該公司於2014年停止披露這一數據。美光發言人稱，美國以外地區的增長很多都來自收購。

“我們旨在替換資源，以支持不斷增長的客戶群，其中既包括在中國利用低廉勞動力成本的跨國公司，也包括中國本土制造商，”2004年，時任美光銷售主管的邁克·薩德勒(Mike Sadler)告訴分析師。此人現任美光戰略總監。

半導體行業協會稱，半導體仍是美國的重要產業，是美國第三大出口項目，僅次於汽車和飛機。

越是科技巨星，越不擅長創造就業

首次公開募股(IPO)可以促進企業增長，有助於催生更多職位，但如今，舉行IPO的企業寥寥無幾。若將2000年網絡泡沫破裂前五年上市的公司算作一個整體，那麽，他們雇傭的員工比後來上市的所有企業的員工總和都要多。

蘋果公司就遵循了類似的軌跡。在蘋果職業生涯的早期，在創建另一家計算機制造商NeXT之後，聯合創始人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就將重振美國制造業作為一項使命。布倫特·施拉登(Brent Schlender)與人合著了一本喬布斯傳記，他說，在一家蘋果工廠里，從生產線上下來的Macintosh電腦“就像假日酒店出爐烤面包圈一樣快”。

2011年喬布斯去世之時，蘋果公司幾乎所有產品的生產都在美國以外，主要是在亞洲。蘋果於2004年停止在美國生產產品，一直到2013年，美國本土的生產活動才得以重啟，蘋果開始在得克薩斯州奧斯汀生產Mac Pro電腦。

蘋果表示，它在美國雇用了約8萬名員工，占公司員工總數的2/3。在美國區員工中，約半數從事零售工作。

蘋果發言人表示，該公司正在“一些新興行業創造就業機會，就比如App經濟中(即為iPhone開發的應用)”，並通過采購美國制造的組件和材料，成為“美國制造業的主要貢獻者之一”。

喬布斯傳記作家施拉登說，2001年iPod投產時，在美國境外組裝iPod完全說得過去。“組件很難制作，把它們組裝起來是一項勞動密集型的工作，因為所有東西都很小，他說，“你必須手動將它們拼接起來。”

計算機硬件生產的外流趨勢很快蔓延開來。IBM誕生於紐約州的恩迪科特，並在那里建立了第一家工廠，當初正是它使計算機變成了一項大生意。

然而，從2001年到2015年，在恩迪科特所在的布魯姆縣，其周邊地區的計算機和電子制造業就業人數減少了約2/3，只剩下3055個職位。紐約州勞工部分析師克里斯蒂安·哈里斯(Christian Harris)說，很多被裁員的工人都被倉儲和運輸公司招去，而那里的工資只有科技制造業的一半。

美國科技產業工人從經濟餡餅中分到的份額變小了。據美國商務部統計，截至2014年，計算機和電子零部件制造的員工報酬相當於該行業產值的49%，遠低於1999年的79%。

雖然軟件出版等行業創造了一些新的科技就業，但這方面的增長小於科技制造業就業的流失。

自2002年以來，科技初創企業的數量開始減少，波及就業創造。在2014年的一項研究中，經濟學家哈維爾·米蘭達(Javier Miranda)、約翰·哈爾蒂萬格(John Haltiwanger)和伊恩·哈撒韋(Ian Hathaway)表示，科技初創企業貢獻的新增就業從1992年的64,000增長到了2001年的113,000。但自2011年下降到79,000以來，這一數字就一蹶不振。馬里蘭大學經濟學教授約翰·哈爾蒂萬格說，全球競爭和美國國內監管收緊都是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

另一個問題是，上市可以讓科技公司的早期員工獲得豐厚回報，並促進公司增長，進而催生更多的工作，但如今，選擇上市的科技公司變少了。

佛羅里達大學沃林頓商學院教授傑伊·里特(Jay Ritter)稱，2001年到2015年間，共有548家科技相關企業舉行IPO。相比之下，從1990年到2000年，這樣的企業共有1853家。

最新一代的熱門科技初創企業吸引了大量的風險資本融資，並被賦予巨額估值，其中Uber獨占鰲頭，截至今年6月份，該公司估值已上升到680億美元。

源源不斷的財富使得矽谷欣欣向榮，但卻成了經濟兩極分化的典型，如今，這一趨勢已經波及全美。

2014年，Facebook斥資190億美元收購WhatsApp時，該消息服務在全球擁有超過4.5億用戶，創始人揚·庫姆(Jan Koum)一舉成為億萬富豪，身家達到幾十億美元。在收購當時，WhatsApp只有55名員工。

經濟學家將這種現象稱為“技能偏向型的技術變革”。增長的戰利品落入了極少部分人手中，這些人有技能、運氣好，且在新技術利用上近水樓臺。

當前，美國股市市值排行前五的科技公司分別為蘋果、Alphabet、微軟、Facebook和甲骨文，市值共計1.8萬億美元，比2000年的五巨頭高出80%。

其雇員人數則比當年少了22%，截至去年年底，當前五巨頭共雇傭員工434,505人，而2000年時，思科系統公司、英特爾、IBM、甲骨文和微軟總共雇傭了556,523人。

自動化的威脅

2014年12月，在位於加州特雷西的亞馬遜倉庫中，機器人正在幫助執行訂單。亞馬遜美國約有三分之一的倉庫使用機器人。

亞馬遜美國約有三分之一的倉庫使用機器人，這些小型機器人共計4.5萬臺，負責自動化的訂單處理。這些機器人形似裝有輪子的面包箱，可以舉起裝滿商品的模塊化貨架，把它們運送到分揀員跟前。

亞馬遜發言人稱，自2012年初開始使用機器人以來，該公司已經新增員工約20萬名。亞馬遜在全球範圍內雇有26.8萬名員工。

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布萊約夫森說，目前的機器人還不夠靈巧，不能識別不同尺寸的包裹、選擇正確的包裹，並將它們安全裝箱。這些是倉儲工作中的基本技能。如今，研究人員正試圖讓這部分工作也實現自動化。

未來幾十年，機器很可能取代各種新型的常規工作。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從1991年到2001年，秘書人數減少了約35%。紡織服裝工人數量下降了37%。

長期以來，面對自動化帶來的裁員，那些擁有科學學士學位的人似乎都高枕無憂，因為他們的認知體系對計算機來說頗為複雜。另外，受教育程度較低、提供個人服務的相關從業人員，比如家庭保健助理或按摩師，似乎也很安全。

但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大衛·德明(David Deming)估計，2000年至2012年間，程序員、圖書管理員和工程師等領域的就業也開始遭到侵蝕。咨詢公司麥肯錫公司估計，未來幾年，由於已有技術(如亞馬遜的機器人)的普及，價值高達2萬億美元的人類經濟活動將被自動化。

位於加利福尼亞州山景城的Knightscope公司出產守夜機器人。目前投入執勤任務的約有三十多臺，巡邏地點包括商場和企業園區，比如微軟的山景城和薩克拉門托國王隊的新場館。每個機器人每小時租金7美元。

“機器人不會抱怨，”Knightscope聯合創始人兼營銷和銷售副總裁斯泰西·斯蒂芬斯(Stacy Stephens)說。“你不用給它們繳納養老金。也無所謂工傷賠償。”他說。

捷信集團董事梅愷威：消費金融可以帶動中國經濟繁榮

在近日舉行的2016中國消費金融論壇上，捷信集團董事會董事梅愷威(Mel Carvill)表示，消費金融可以帶動中國經濟繁榮。“人們普遍認識到消費者信貸是帶來美國經濟日益增多和繁榮的原因，我想這個概念還會在中國重演”。

針對“信貸增長的頻繁債務水平會上升”這個問題，梅愷威表示，這是忽視了經濟分析，現實中企業不會產生這種經濟性的災難。

梅愷威比較關註市場創新，他認為創新可以為消費者提供更多的選擇，大多數的創新依賴於基礎過程創新，加上一些新的渠道，還有政府的友好專業政策。“我們在中國看到了完全一樣的事情，中國的領導層目前正在關註創新以及國家的活力，現在正在這個方面做出努力。”

盡管一直來美國消費金融的基本功能保持不變，但是交易方法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覺得這個部分在中國也會發生，梅愷威稱。

如何看待綜合評估系統自動化?梅愷威稱，這可以大大降低成本。美國的風險防控發生了變革，綜合評估系統自動化並沒有讓成本升高，總的運營成本比六十年代的時候下降了近6個百分點，到了現在是55%。

“關於供應方面，隨著新的科技創新，包括新的自動化風險建模技術，貸款人能夠更好地區分可靠的借款人，”梅愷威稱，這個社會群體獲得了信貸，而且反映了公共政策的變化以及信貸作用的態度。

“消費信貸積累的數據是非常重要的，無論是消費金融公司還是他們的借款，而且政策制定者需要了解這些信息，分析宏觀經濟，增強對消費信貸的理解，加強金融的穩定性。”

梅愷威認為，在過去的六十五年當中美國發生的三大趨勢：產品越來越多、更加容易獲取，增加對消費者的責任以及對消費者進行信貸的教育。金融教育非常重要，美國政府和相關利益者建立了金融教育計劃項目，也將金融保護和監管改革進行互補以加強金融獲取的政策。中國也在做這樣的工作，但是還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在資金的問題方面，梅愷威認為，不同的市場當中資本市場提供了大部分資金，如果中國經濟要像美國一樣成長的話需要發展中國的資本市場，能夠為金融市場的債務提供一個深入和流動性的市場是非常關鍵的。

【展望2017】戳破“虛假繁榮” 金融監管必須加碼

如果用一個關鍵字來概括2016年中國金融監管，那就是“嚴”。為了守住“不爆發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這條底線，2016年各監管機構輪番上陣不斷加碼金融監管。

這背後的邏輯是實體經濟不斷下行，資金卻“脫實向虛”助長了金融的一派繁榮。但這虛假繁榮的背後蘊藏著巨大的風險。2016年，我國的股市、匯市、債市、樓市都相繼發生了劇烈的震蕩，“抑制資產泡沫”、“防範金融風險”成為貫穿金融監管的主旋律。

監管持續加碼

回顧2016年，金融去杠桿成為貫穿監管的主旋律。一行三會相繼登場，密集推出了一系列新規，加碼金融監管。

首先，央行打響加速金融監管體系改革的“第一槍”，也為接下來各監管機構加強監管提供了基本的政策框架。

2015年12月29日，央行宣布從2016年起將現有的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和合意貸款管理機制升級為“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以進一步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更加有效地防範系統性風險，發揮逆周期調節作用。

2016年2月26日，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會議的記者會上表示，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在危機中也有一些不令人滿意的表現，特別是2015年中國金融市場出現的一些動蕩也促使我們反思金融監管體制需要做出調整，目前此問題還處在研究階段。其中一個因素是要考慮新的監管體制是否有利於宏觀審慎政策體系的有效運行和政策框架的執行。

在業內人士看來，MPA有利於防範金融風險，減少監管套利。當前利率市場化改革初步完成，存貸比也已取消，銀行利用信托、基金子公司、券商資管等通道經營資產業務較為盛行，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及合意貸款管理機制已難適應當前混業經營的新形勢。

央行表示，新引入的MPA體系更為全面、系統，重點考慮資本和杠桿情況、資產負債情況、流動性、定價行為、資產質量、外債風險、信貸政策執行等七大方面。這意味著升級為MPA後，從以往的關註狹義貸款轉向廣義信貸，將債券投資、股權及其他投資、買入返售資產等納入其中，有利於引導金融機構減少各類騰挪資產、規避信貸調控的做法，壓縮監管套利空間，降低融資成本。另一方面，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升級意味著市場期待的混業監管體系改革正在提速。未來央行協調監管職能將會得到加強，即將開啟全面混業經營的時代。

在此基礎上，2016年5月，為嚴控表外風險，證監會加碼基金子公司監管。先後下發了《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管理規定》、《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戶資產管理子公司風控指標指引》和《證券期貨經營機構落實資產管理業務“八條底線”禁止行為細則》，要求各類資管計劃大幅降杠桿且提高其設立門檻和監管力度。

2016年5月27日新三板分層方案正式落地，並於6月27日正式實施，分層標準更強調企業管理的規範性並且層級之間的流動也更加頻繁，金融監管日趨規範。

銀監會方面，2016年7月關於銀行理財業務監管新規正式出爐，相比2014年的意見稿，新規通過劃分理財類型(基礎類和綜合類)的形式提高了非標以及權益資產的準入門檻，一定程度上將影響理財資金入市和進行非標投資;加強監管，阻塞了部分業務通道;禁止分級產品和資金池業務的開展，同時明確要求商業銀行不能托管本行發行的理財產品。整體來看，新規監管的大方向還是金融去杠桿，通過限制投資範圍、限制通道、降低期限錯配等措施防範金融風險。

保監會方面繼續強化萬能險監管。2016年以來，為了規範萬能險業務發展，落實“保險姓保”的政策理念，保監會密集出臺了《關於規範中短存續期人身保險產品有關事項的通知》、《關於進一步完善人身保險精算制度有關事項的通知》和《關於強化人身保險產品監管工作的通知》等多項規定，對萬能險的規模、經營管理等進行了限制和規範。並且針對互聯網保險領域萬能險產品存在銷售誤導、結算利率惡性競爭等問題，先後叫停了前海人壽、恒大人壽等6家公司的互聯網渠道保險業務。

為了進一步實現“去杠桿、防風險”的意圖，臨近年末，央行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再升級。2016年12月19日晚，央行宣布2017年一季度開始，正式將表外理財納入MPA考核。

央行相關負責人在答記者問中解釋了這一決定的初衷：當前未納入MPA的表外理財業務增長較快，部分銀行的業務還潛藏著一些風險。一是表外理財底層資產的投向主要包括類信貸、債券等資產，與表內廣義信貸無太大差異，同樣發揮著信用擴張作用，如果增長過快會積累宏觀風險，不利於“去杠桿”要求的體現與落實。二是目前表外理財雖名為“表外”，但資金來源一定程度上存在剛性兌付，出現風險時銀行往往不得不表內化解決，未真正實現風險隔離。因此，為了更加全面準確地衡量風險，引導金融機構更為審慎經營，需要加強對表外理財業務的宏觀審慎評估。

去杠桿的背後邏輯

種種跡象表明，2016年我國金融監管在不斷從嚴。齊魯資管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認為，當下金融監管趨向嚴厲的邏輯是經濟下行中金融的虛假繁榮，不僅無助於實體經濟的止跌，而且會帶來更大的金融泡沫，誘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各種數據表明，實體經濟面臨著危機。根據中國社科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的研究，截至2015年底，我國債務總額為168.48萬億元，全社會杠桿率為249%。其中，非金融企業部門的問題最為突出，其債務率高達131%。2016年上半年信用風險集中爆發，前8個月就有接近250億元的債券發生實質性違約，其中七成來自央企子公司和地方國有企業。東方資產上個月發布的《2016：中國金融不良資產市場調查報告》顯示，2016年前三季度銀行不良貸款率1.76%，仍在攀升，預計全年不良貸款率在2%~3%。

但與實體經濟的蕭條不同的是，我國的金融業卻在快速地繁榮壯大。有機構發布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之比為8.5%，2016年上半年這一數字則上升至9.2%。而2007年之前，中國金融業增加值的GDP占比在5%左右，2008年後逐步走升。英國、美國的相關數據則分別為8%和7%左右，日本和歐盟低於5%。

周小川在2016年3月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6”上曾經指出，從博弈論的角度來看，金融業和實體經濟的關系可以是雙贏，也可以是零和博弈，也可以是雙輸，金融業不發展，無法提供普遍服務，至少實體經濟會受限制。此前，他也強調，中國要防止金融市場泡沫。中國應該均衡其各項政策，以滿足各種目標。

李迅雷認為，中國在第三產業GDP占比遠低於西方發達國家的情況下，金融業卻拔地而起，這就是畸形發展了。

2016年，我國的股市、匯市、債市、樓市都相繼發生了劇烈的震蕩，5月9日，權威人士在《人民日報》撰文稱，“要避免把市場的這種‘超調’行為簡單理解成只是投機帶來的短期波動，而要從整個金融市場的內在脆弱性上找原因。”

文章指出，其中，高杠桿是“原罪”，是金融高風險的源頭，在高杠桿背景下，匯市、股市、債市、樓市、銀行信貸風險等都會上升，處理不好，小事會變成大事。

權威人士還強調，當前，最重要的是按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積極穩妥推進去杠桿。在利用貨幣擴張刺激經濟增長邊際效應持續遞減的情況下，要徹底拋棄試圖通過寬松貨幣加碼來加快經濟增長、做大分母降杠桿的幻想。對各類金融市場存在的風險隱患，金融監管部門要密切配合，摸清情況，做好預案。

央行在2016年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多次提及要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在三季度的報告中則再次強調“抑制資產泡沫”和“防範金融風險”。這也成為了貫穿2016年金融監管的主線。

習近平：將“一帶一路”建成和平、繁榮、開放、創新和文明之路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14日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並發表主旨演講。習近平說，4年來，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支持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聯合國大會、聯合國安理會等重要決議也納入“一帶一路”建設內容。“一帶一路”建設逐漸從理念轉化為行動，從願景轉變為現實，建設成果豐碩。

習近平說，古絲綢之路綿亙萬里，延續千年，積澱了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核心的絲路精神。這是人類文明的寶貴遺產。古絲綢之路見證了陸上“使者相望於道，商旅不絕於途”的盛況，也見證了海上“舶交海中，不知其數”的繁華。在這條大動脈上，資金、技術、人員等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商品、資源、成果等實現共享。阿拉木圖、撒馬爾罕、長安等重鎮和蘇爾港、廣州等良港興旺發達，羅馬、安息、貴霜等古國欣欣向榮，中國漢唐迎來盛世。古絲綢之路創造了地區大發展大繁榮。

習近平說，“一帶一路”建設不是另起爐竈、推倒重來，而是實現戰略對接、優勢互補。我們同有關國家協調政策，包括俄羅斯提出的歐亞經濟聯盟、東盟提出的互聯互通總體規劃、哈薩克斯坦提出的“光明之路”、土耳其提出的“中間走廊”、蒙古提出的“發展之路”、越南提出的“兩廊一圈”、英國提出的“英格蘭北方經濟中心”、波蘭提出的“琥珀之路”等。中國同老撾、柬埔寨、緬甸、匈牙利等國的規劃對接工作也全面展開。中國同4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合作協議，同30多個國家開展機制化產能合作。本次論壇期間，我們還將簽署一批對接合作協議和行動計劃，同6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共同發出推進“一帶一路”貿易暢通合作倡議。各方通過政策對接，實現了“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

習近平對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提出以下五點意見：第一，我們要將“一帶一路”建成和平之路。古絲綢之路，和時興，戰時衰。“一帶一路”建設離不開和平安寧的環境。我們要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打造對話不對抗、結伴不結盟的夥伴關系。各國應該尊重彼此主權、尊嚴、領土完整，尊重彼此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

古絲綢之路沿線地區曾經是“流淌著牛奶與蜂蜜的地方”，如今很多地方卻成了沖突動蕩和危機挑戰的代名詞。這種狀況不能再持續下去。我們要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營造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要著力化解熱點，堅持政治解決;要著力斡旋調解，堅持公道正義;要著力推進反恐，標本兼治，消除貧困落後和社會不公。

第二，我們要將“一帶一路”建成繁榮之路。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總鑰匙。推進“一帶一路”建設，要聚焦發展這個根本性問題，釋放各國發展潛力，實現經濟大融合、發展大聯動、成果大共享。

產業是經濟之本。我們要深入開展產業合作，推動各國產業發展規劃相互兼容、相互促進，抓好大項目建設，加強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抓住新工業革命的發展新機遇，培育新業態，保持經濟增長活力。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血液。血脈通，增長才有力。我們要建立穩定、可持續、風險可控的金融保障體系，創新投資和融資模式，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建設多元化融資體系和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普惠金融，完善金融服務網絡。

設施聯通是合作發展的基礎。我們要著力推動陸上、海上、天上、網上四位一體的聯通，聚焦關鍵通道、關鍵城市、關鍵項目，聯結陸上公路、鐵路道路網絡和海上港口網絡。我們已經確立“一帶一路”建設六大經濟走廊框架，要紮紮實實向前推進。要抓住新一輪能源結構調整和能源技術變革趨勢，建設全球能源互聯網，實現綠色低碳發展。要完善跨區域物流網建設。我們也要促進政策、規則、標準三位一體的聯通，為互聯互通提供機制保障。

第三，我們要將“一帶一路”建成開放之路。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導致落後。對一個國家而言，開放如同破繭成蝶，雖會經歷一時陣痛，但將換來新生。“一帶一路”建設要以開放為導向，解決經濟增長和平衡問題。

我們要打造開放型合作平臺，維護和發展開放型世界經濟，共同創造有利於開放發展的環境，推動構建公正、合理、透明的國際經貿投資規則體系，促進生產要素有序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我們歡迎各國結合自身國情，積極發展開放型經濟，參與全球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攜手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

貿易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我們要有“向外看”的胸懷，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推動自由貿易區建設，促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當然，我們也要著力解決發展失衡、治理困境、數字鴻溝、分配差距等問題，建設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經濟全球化。

第四，我們要將“一帶一路”建成創新之路。創新是推動發展的重要力量。“一帶一路”建設本身就是一個創舉，搞好“一帶一路”建設也要向創新要動力。

我們要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加強在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納米技術、量子計算機等前沿領域合作，推動大數據、雲計算、智慧城市建設，連接成21世紀的數字絲綢之路。我們要促進科技同產業、科技同金融深度融合，優化創新環境，集聚創新資源。我們要為互聯網時代的各國青年打造創業空間、創業工廠，成就未來一代的青春夢想。

我們要踐行綠色發展的新理念，倡導綠色、低碳、循環、可持續的生產生活方式，加強生態環保合作，建設生態文明，共同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

第五，我們要將“一帶一路”建成文明之路。“一帶一路”建設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推動各國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我們要建立多層次人文合作機制，搭建更多合作平臺，開辟更多合作渠道。要推動教育合作，擴大互派留學生規模，提升合作辦學水平。要發揮智庫作用，建設好智庫聯盟和合作網絡。在文化、體育、衛生領域，要創新合作模式，推動務實項目。要用好歷史文化遺產，聯合打造具有絲綢之路特色的旅遊產品和遺產保護。我們要加強各國議會、政黨、民間組織往來，密切婦女、青年、殘疾人等群體交流，促進包容發展。我們也要加強國際反腐合作，讓“一帶一路”成為廉潔之路。

英首相發表競選宣言：英國將更強盛、更公平、更繁榮

當地時間18日，英國現任首相特蕾莎·梅召開媒體發布會，正式公布其所領導的保守黨針對6月8日大選的競選宣言。

梅表示，未來5年英國將面臨巨大的挑戰。脫歐將決定英國在世界上的地位、英國的經濟安全以及其未來的繁榮。因此，英國現在前所未有地需要一個強勁而穩定的政府來獲得對國家和人民最為有利的脫歐協議;英國前所未有地需要強大和穩定的領導來為努力工作的家庭通過脫歐爭取最大的機遇;英國前所未有地需要一個清晰的計劃。“通過這個計劃，我們將為我們所有人建立一個更強盛、更公平、更繁榮的英國。”

承諾

保守黨的競選宣言由五大部分組成：1.有利於每一個人的強盛經濟;2.在變化的世界中強大而團結的國家;3.任人唯賢;4.老齡化社會;5.數碼時代的繁榮和安全。

保守黨的承諾包括：

為國家醫療服務(NHS)增加80億英鎊預算，要求海外員工和學生為享受NHS服務付費;

2020年之前增加對學校撥款40億英鎊;

支出更多於研發;

建造公路、鐵路、機場以及商業所需的寬帶;

上市公司必須公布高管薪資與普通員工薪資比例;

2020年之前將公司稅降至17%;

改革商業稅，增加重新評估頻率;

簡化稅收系統;

富有的退休者將承受社會照管成本;

將終止退休金的三重鎖定;(三重鎖定為英國政府2011年引入的政策，保證養老金隨物價、收益上漲或者2.5%三者中最高者上漲);

廢除免費的小學午餐，轉而提供免費早餐;

廢除保守黨在2015年競選宣言中不提高國家保險和收入稅的承諾，但承諾不提高增值稅;

將凈移民數降至10萬人，公司要雇傭外籍員工需額外付費;

封頂能源收費。

脫歐

對於脫歐，梅再次強調不會“半留半退”，但將與歐盟建立“深入和特殊”的關系。而英國將會因新的貿易關系而屹立於世界。

當被問及保守黨若能在此次大選中取得更大的優勢是否意味著“軟脫歐”更有可能，她回答稱，對“軟”“硬”脫歐之爭不感興趣，她只想得到對英國最有利的協議。

梅承諾，將秉持真誠的合作精神與歐盟進行談判。她認為有必要在兩年內與歐盟就未來關系達成協議，英國向歐盟交大筆會費的日子將結束。英國將在進行脫歐談判的同時進行貿易談判，英國將尋求與歐盟達成數額合適的“脫歐費用單”。

梅說，她依然相信如果達成不好的脫歐協議，還不如達不成協議。如果我們在脫歐問題上失敗，將帶來可怕後果。

移民

記者提問道，是否考慮過削減移民的影響?梅回答道，政府想要削減移民，是因為移民過多令低收入人群受到最大損害，工資降低，公共服務承壓。梅表示將減少和控制來自歐盟的移民，將保留熟練勞動力。

對於英國的自身狀況，梅表示：”不公平是我們國家靈魂的傷疤，我將在任何發現它的地方與之戰鬥。”梅列舉了一系列“戰鬥方式”，比如提高國家最低工資、恰當的權利和保護、封頂能源價格、提供更多的可負擔住房、強化經濟以提供世界級的公共服務、投資於技術並建設國家醫療服務(NHS)、為學校提供資金，以及設置支付社會看顧的計劃。

梅表示，要讓英國人民可以通過努力和才華獲得機會，不管他們來自哪里。

經濟

談及經濟，梅引用今日公布的數據，指出國家就業率提高。她承諾英國將成為企業成長的最佳選地。

梅預計，英國將在下個十年中期達到預算平衡;將簡化英國稅制，將不會提高增值稅，將堅持2020年下調企業稅至17%的計劃。

對於飽受爭議的取消養老金三重保護計劃，梅表示，此政策制定時退休者正處境堪憂，而如今年輕一代更需擔憂。養老金將繼續上漲，雖然取消了三重保護，但仍有雙重保護，養老金會隨收入和通脹中較高者上調。

而此次記者會中梅也一再被與英國上一任女首相撒切爾相提並論。《每日郵報》記者提問：“你將你自己視作撒切爾主義者嗎?”梅答道：“撒切爾是保守黨人，我是保守黨人，這是保守黨的競選宣言。”

慶匯租賃ABS違約背後 表象繁榮下的風險暴露

瘋狂發展的表象繁榮下，風險就像一顆“不定時炸彈”，隨時有引爆的可能。狂飆突進的資產證券化（ABS）業務亦未能例外。

近日，慶匯租賃旗下的一只ABS產品利息違約，管理人恒泰證券將其與鴻元石化一道起訴，要求被告鴻元石化、慶匯租賃合計支付約5.3億。

“ABS的發展初期，所有人都在摸索，包括監管規定也相對較少。隨著行業的快速發展，一方面監管在加碼，同時信用風險也在慢慢集聚。”北京一位ABS人士表示。

融資租賃ABS違約

日前，寶德股份（300023.SZ）公告，控股子公司慶匯租賃有限公司(簡稱“慶匯租賃”)收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送達的《應訴通知書》([ 2018) 京民初6號]、民事傳票、《民事裁定書》[(2018)京民初6號]等訴訟材料。恒泰證券起訴鴻元石化、慶匯租賃，恒泰證券要求被告鴻元石化、慶匯租賃合計支付約5.3億。

在此次資產證券化合作中，慶匯租賃是原始權益人，基礎資產為租金請求權和其他權益及其附屬擔保權益。恒泰證券以基礎資產產生的現金流作為償付支持，發行資產支持證券，並將募集所得資金支付給慶匯租賃。

2015年12月23日，恒泰證券與慶匯租賃簽訂了《慶匯租賃一期資產支持專項計劃資產買賣協議》(以下簡稱“《資產買賣協議》”)，約定慶匯租賃以人民幣5億元的價格向恒泰證券出售並轉讓基礎資產，即慶匯租賃根據《融資租賃合同(回租)》對鴻元石化享有的租金請求權和其他權利以及其附屬擔保權益等。

2017年12月15日，恒泰證券收到鴻元石化郵寄的《告知函》，告知鴻元石化被核查出重大問題，已經停產予以整改。並且，鴻元石化對外存在巨額欠款，並被多家金融機構采取法律程序催收欠款。恒泰證券對鴻元石化的債權安全受到了重大影響。

恒泰證券認為，根據鴻元石化、恒泰證券、慶匯租賃三方之間的《資產證券化合作協議》 ，鴻元石化及慶匯租賃均構成違約。

某上市券商資產證券化人士分析，融資租賃進行ABS時，租賃資產通常是先把好的資產拿出，由於發行多期ABS，會有資產下沈的情況。當主體資質不是很強時，就需要謹慎看待此類項目。

在此之前，違約的苗頭便開始顯現。2017年12月22日，中誠信證評發布的《中誠信證評關於下調“慶匯租賃一期資產支持專項計劃”優先級資產支持證券的信用等級的公告》，由於單一承租人鹹陽鴻元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實際控制人風險、業務停產整改及公司相關債務人申請訴前財產保全，慶匯租賃一期ABS優先級本息按時足額兌付不能得到有效保障，優先級信用等級下調至B。

“在實際ABS的操作中，一些中介機構的風控往往不夠到位；即便評級機構資質較高，但是也不是完全的保證，因為資產資質也存在著下滑的可能性。” 該上市券商資產證券化人士分析稱。

“ABS顧問律師和機構法審人員更要保持專業、獨立和審慎，這是職責，也是保護。”某資產證券化律師也坦言，參與ABS的所有中介結構都應當警惕違約風險，在發行過程中是否盡到了審慎義務將會成為判斷是否承擔賠償責任的依據。

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前已經完成兌付的594只銀行間ABS中，提前兌付、當期兌付和逾期兌付的比例分別約為37%、49%和14%。

信用風險暴露

基金業協會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資產支持專項計劃總發行規模達16135.20億元，市場存量突破2億元，同比增長133.56%。高速增長下的信用風險也在迅速積累。

華創證券分析師周冠南在研報中指出，通常情況下，租賃資產單筆數額較大，資產集中程度較高。ABS的提前和逾期支付情況受承租人還款情況影響較大。當市場利率變動，使得承租人融資成本下降或出現承租人搬遷等變故時，就較為容易發生提前還款的情況。

“當發生違約風險是，一種可能是租賃物不那麽值錢或者處理過程具有一定難度。在融資租賃ABS 中，不完全依賴於對方的主體信用，而是以一定憑證作為抓手。”上述北京ABS人士在私下交流中表示。

近年來，資產證券化市場發展迅猛，信用風險管理壓力與需求增大，管理人主動管理資產支持證券信用風險意識不足、投資者認識和權益保護不到位等問題不時出現。事實上，監管機構對於ABS信用風險的高度重視在近期的監管文件中亦有所體現。

2018年3月22日，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和中證機構間報價系統股份有限公司發布《資產支持證券存續期信用風險管理指引（試行）（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存續期信用風險管理指引》），指引重點對信用風險監測與分類、信用風險排查與預警及信用風險化解與處置提出了具體的管理方式和要求。

某券商信用分析人士指出，2018年金融監管仍然會以金融去杠桿、脫虛向實、強監管為主線，部分發債主體的融資可能會受到比較大的負面沖擊。

“目前我們很難看到金融監管政策以及貨幣政策的放松，銀行資產負債表擴張要放緩，整個信用債市場也將繼續的收縮，市場的流動性處於一種比較緊平衡的狀態。”

譬如，第一財經了解到，標普全球評級日前宣布，將一家商貿物流中心開發企業的長期主體信用評級由“B”下調至“B-”，展望為負面；同時將未到期的優先無抵押債券的長期債項評級由“B-”下調至“CCC+”。

下調評級的原因在於，標普預計該公司的銷售業績仍保持疲弱，導致其經營性現金流在未來12個月內持續為負。未來12個月內將迎來大規模債務到期與融資環境面臨收緊，均是下調評級的重要原因。

“風險風險的幾個原因，可能出現在一是非標轉標過程中，會存在一定的摩擦成本，前後銜接便會出現一些問題，對於非標占比比較高的企業的影響會比較大。信貸渠道主要是信貸規模的有限性的，由於當前的債市壓力比較大，國企提潤銀行授信這個額度加大，擠占了一部分民營以及中小企業的信貸資源。”上述券商信用分析人士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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