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一個關鍵字來概括2016年中國金融監管，那就是“嚴”。為了守住“不爆發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這條底線，2016年各監管機構輪番上陣不斷加碼金融監管。
這背後的邏輯是實體經濟不斷下行，資金卻“脫實向虛”助長了金融的一派繁榮。但這虛假繁榮的背後蘊藏著巨大的風險。2016年，我國的股市、匯市、債市、樓市都相繼發生了劇烈的震蕩，“抑制資產泡沫”、“防範金融風險”成為貫穿金融監管的主旋律。
監管持續加碼
回顧2016年，金融去杠桿成為貫穿監管的主旋律。一行三會相繼登場，密集推出了一系列新規，加碼金融監管。
首先，央行打響加速金融監管體系改革的“第一槍”，也為接下來各監管機構加強監管提供了基本的政策框架。
2015年12月29日，央行宣布從2016年起將現有的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和合意貸款管理機制升級為“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以進一步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更加有效地防範系統性風險，發揮逆周期調節作用。
2016年2月26日，央行行長周小川在G20會議的記者會上表示，我國的金融監管體制在危機中也有一些不令人滿意的表現，特別是2015年中國金融市場出現的一些動蕩也促使我們反思金融監管體制需要做出調整，目前此問題還處在研究階段。其中一個因素是要考慮新的監管體制是否有利於宏觀審慎政策體系的有效運行和政策框架的執行。
在業內人士看來，MPA有利於防範金融風險，減少監管套利。當前利率市場化改革初步完成，存貸比也已取消，銀行利用信托、基金子公司、券商資管等通道經營資產業務較為盛行，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及合意貸款管理機制已難適應當前混業經營的新形勢。
央行表示，新引入的MPA體系更為全面、系統，重點考慮資本和杠桿情況、資產負債情況、流動性、定價行為、資產質量、外債風險、信貸政策執行等七大方面。這意味著升級為MPA後，從以往的關註狹義貸款轉向廣義信貸，將債券投資、股權及其他投資、買入返售資產等納入其中，有利於引導金融機構減少各類騰挪資產、規避信貸調控的做法，壓縮監管套利空間，降低融資成本。另一方面，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升級意味著市場期待的混業監管體系改革正在提速。未來央行協調監管職能將會得到加強，即將開啟全面混業經營的時代。
在此基礎上，2016年5月，為嚴控表外風險，證監會加碼基金子公司監管。先後下發了《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管理規定》、《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戶資產管理子公司風控指標指引》和《證券期貨經營機構落實資產管理業務“八條底線”禁止行為細則》，要求各類資管計劃大幅降杠桿且提高其設立門檻和監管力度。
2016年5月27日新三板分層方案正式落地，並於6月27日正式實施，分層標準更強調企業管理的規範性並且層級之間的流動也更加頻繁，金融監管日趨規範。
銀監會方面，2016年7月關於銀行理財業務監管新規正式出爐，相比2014年的意見稿，新規通過劃分理財類型(基礎類和綜合類)的形式提高了非標以及權益資產的準入門檻，一定程度上將影響理財資金入市和進行非標投資;加強監管，阻塞了部分業務通道;禁止分級產品和資金池業務的開展，同時明確要求商業銀行不能托管本行發行的理財產品。整體來看，新規監管的大方向還是金融去杠桿，通過限制投資範圍、限制通道、降低期限錯配等措施防範金融風險。
保監會方面繼續強化萬能險監管。2016年以來，為了規範萬能險業務發展，落實“保險姓保”的政策理念，保監會密集出臺了《關於規範中短存續期人身保險產品有關事項的通知》、《關於進一步完善人身保險精算制度有關事項的通知》和《關於強化人身保險產品監管工作的通知》等多項規定，對萬能險的規模、經營管理等進行了限制和規範。並且針對互聯網保險領域萬能險產品存在銷售誤導、結算利率惡性競爭等問題，先後叫停了前海人壽、恒大人壽等6家公司的互聯網渠道保險業務。
為了進一步實現“去杠桿、防風險”的意圖，臨近年末，央行的宏觀審慎監管框架再升級。2016年12月19日晚，央行宣布2017年一季度開始，正式將表外理財納入MPA考核。
央行相關負責人在答記者問中解釋了這一決定的初衷：當前未納入MPA的表外理財業務增長較快，部分銀行的業務還潛藏著一些風險。一是表外理財底層資產的投向主要包括類信貸、債券等資產，與表內廣義信貸無太大差異，同樣發揮著信用擴張作用，如果增長過快會積累宏觀風險，不利於“去杠桿”要求的體現與落實。二是目前表外理財雖名為“表外”，但資金來源一定程度上存在剛性兌付，出現風險時銀行往往不得不表內化解決，未真正實現風險隔離。因此，為了更加全面準確地衡量風險，引導金融機構更為審慎經營，需要加強對表外理財業務的宏觀審慎評估。
去杠桿的背後邏輯
種種跡象表明，2016年我國金融監管在不斷從嚴。齊魯資管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認為，當下金融監管趨向嚴厲的邏輯是經濟下行中金融的虛假繁榮，不僅無助於實體經濟的止跌，而且會帶來更大的金融泡沫，誘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各種數據表明，實體經濟面臨著危機。根據中國社科院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的研究，截至2015年底，我國債務總額為168.48萬億元，全社會杠桿率為249%。其中，非金融企業部門的問題最為突出，其債務率高達131%。2016年上半年信用風險集中爆發，前8個月就有接近250億元的債券發生實質性違約，其中七成來自央企子公司和地方國有企業。東方資產上個月發布的《2016：中國金融不良資產市場調查報告》顯示，2016年前三季度銀行不良貸款率1.76%，仍在攀升，預計全年不良貸款率在2%~3%。
但與實體經濟的蕭條不同的是，我國的金融業卻在快速地繁榮壯大。有機構發布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金融業增加值占GDP之比為8.5%，2016年上半年這一數字則上升至9.2%。而2007年之前，中國金融業增加值的GDP占比在5%左右，2008年後逐步走升。英國、美國的相關數據則分別為8%和7%左右，日本和歐盟低於5%。
周小川在2016年3月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16”上曾經指出，從博弈論的角度來看，金融業和實體經濟的關系可以是雙贏，也可以是零和博弈，也可以是雙輸，金融業不發展，無法提供普遍服務，至少實體經濟會受限制。此前，他也強調，中國要防止金融市場泡沫。中國應該均衡其各項政策，以滿足各種目標。
李迅雷認為，中國在第三產業GDP占比遠低於西方發達國家的情況下，金融業卻拔地而起，這就是畸形發展了。
2016年，我國的股市、匯市、債市、樓市都相繼發生了劇烈的震蕩，5月9日，權威人士在《人民日報》撰文稱，“要避免把市場的這種‘超調’行為簡單理解成只是投機帶來的短期波動，而要從整個金融市場的內在脆弱性上找原因。”
文章指出，其中，高杠桿是“原罪”，是金融高風險的源頭，在高杠桿背景下，匯市、股市、債市、樓市、銀行信貸風險等都會上升，處理不好，小事會變成大事。
權威人士還強調，當前，最重要的是按照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積極穩妥推進去杠桿。在利用貨幣擴張刺激經濟增長邊際效應持續遞減的情況下，要徹底拋棄試圖通過寬松貨幣加碼來加快經濟增長、做大分母降杠桿的幻想。對各類金融市場存在的風險隱患，金融監管部門要密切配合，摸清情況，做好預案。
央行在2016年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多次提及要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在三季度的報告中則再次強調“抑制資產泡沫”和“防範金融風險”。這也成為了貫穿2016年金融監管的主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