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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靠工業出口吃飯的歐洲經濟大國，卻放棄核電走上綠能之路，誰說沒有核電，就無法發展經濟？

台灣日照比德國多、風力比德國強，他們能，我們為何不行？

《今周刊》深入6座城市，探討德國電力大革命，為台灣發現一條新的能源之路。

製作人‧楊紹華 撰文‧楊卓翰 攝影‧吳東岳五月的德國，春光明媚，我們飛抵柏林機場後，開著車往黑森林的方向前進，在萊茵河附近的公路休息站停下來，放眼望去，田園景致就像是台灣的嘉南平原一樣開闊、綠意盎然。

唯一不同的是，德國家家戶戶屋頂上都架著太陽能板。就在休息站的旁邊，方圓不到十公里的地方，立滿了超過一百座風力發電機。無處不在的太陽能板與風力發電機，提供這個工業大國源源不絕的用電。

白色的風力發電機、綠色的田園及藍色的天空，共織成德國獨特的景致。一路上，我們的攝影師從一開始興奮地按著快門，很快變成「又一大片？拍過啦！」因為在 德國，綠能的發電設施實在太多，我們不得不讚歎：「德國是怎麼做到的？」一場二十五年的革命，促成德國廢核德國是綠能最發達的國家，光是太陽能發電每小時 就有二二○億瓦，供給全國超過一半的用電量，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做得到。德國更預計在二○二二年關閉所有的核電廠，經濟照樣可以成長，德國人從此不用再擔 心核災，世世代代可以享受乾淨的能源。

在德國，我們看到一種揚棄核電的自然生活方式，但德國並非一夕之間就廢核。事實上，他們從民間開始發起了一場電力大革命，讓傳統獨占的能源市場改頭換面，變成人人都能自由發電賣電，更讓綠能生活變成德國的新價值。

這一切，竟從一個平凡的德國媽媽開始。而她只問了自己一個問題：「既然核電這麼可怕，我家可以不要用核能，只用像風力、太陽能這樣乾淨、無汙染、又安全的電力嗎？」這個問題，在德國掀起了一場綠能革命。

她的名字叫烏蘇拉‧史拉黛克(Ursula Sladek)。二十五年前，她只是一名五個孩子的家庭主婦，住在黑森林一座優美平靜的小城舒納 (Schonau)，準備當小學老師。今天，她是國際家喻戶曉的綠能先驅者、環保諾貝爾獎「高曼獎」(Goldman Prize)得獎人，並與歐巴馬會面，討論美國的綠能政策。

一位家庭主婦的奔走，促成電力革命她和她創辦的EWS公司 (Elektrizitatswerke Schonau，舒納電力公司)被德國人稱做「電力叛軍」，因為她挺身對抗傳統電力大公司，成立德國第一家百分之百綠能發電公司，啟動了這場革命。而她的 武器，只有一個問題：「我能否不要核電，只用綠能？」也是她，讓這個問題的答案從不可能，變成可能。

在德國無速限的高速公路上開著低硫柴油車，《今周刊》採訪團隊來到德國南方的舒納，拜會掀起這場綠能革命的媽媽。當看到附近山頭上排滿一座座風力發電機時，我們知道該下交流道了。

埋藏在風力發電機的山脈之中，我們來到電力革命的發起地舒納。經過一棟棟架著太陽能板的住家，我們一眼就認出烏蘇拉的電力公司。太陽能板在這個小小的舒納 鎮成了最尋常的設施，但舒納電力公司建築完全是為了獲得最大光能功效而設計的。以身作則，是烏蘇拉的原則，也是她能成功的關鍵。

不過烏蘇拉本人完全不像是擁核電力公司恨得牙癢癢的叛軍首腦。身為五個孩子的母親，她穿著樸素，舉止優雅。她自己則完全沒有想過會成為一家擁有十三萬客戶的全國性綠電公司執行長，甚至成為德國綠能的代言人。

就像大部分的德國人，在蘇聯車諾比核災之前，烏蘇拉從沒思考過「電從哪裡來」這個問題。一九七○年代起，德國經濟發展迅速，核電廠也大幅增加。與台灣台電 獨大的情況類似，德國四家大電力公司掌握全國幾乎所有的供電及電網，全力開發核能，而人民也都懷抱「安全核能是德國的未來」的美夢。

三千公里外的車諾比，激發民間反核這個美夢在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凌晨一點二十三分被炸碎。距離舒納東方三千公里遠的車諾比反應爐蓋頂，被失控的爆炸給轟開，大量輻射雲很快就籠罩包括德國全境，舒納也難以倖免。

「政府下令禁止販賣牛奶，小孩沒有牛奶了！而且我們在自家後院種的蔬果也全部不能吃，我們不知道要給小孩吃什麼……」烏蘇拉回憶，那是她生平第一次為孩子感到恐懼。這個恐懼深深地烙印在廣大德國人心中，一股強大的反核勢力開始從民間爆發。

「我們被政府的謊言背叛了，我們必須表達憤怒。」烏蘇拉決定和另外九名家長組成「舒納反核家長聯盟」，帶著丈夫麥可(Michael Sladek)和五個小孩，一起加入這個全國性的反核運動。住在舒納這座平靜小城，烏蘇拉卻說：「平靜不是無條件接受一切，而是消除所有不平等。」這股全 國性的反核力量至今仍可以在德國看到，古斯塔夫．羅沙就是當時的反核勢力「餘黨」。二十多年來，每一個星期一，不論晴雨，他都會在各地舉辦反核集會，集會 規模從最多的一千多人，到現在只剩下二十幾人。「我告訴自己，如果哪一次集會少於二十人，我就不幹了。」二十幾年來，古斯塔夫身邊沒有少於二十人過。

由下而上的「草根精神」，正是德國綠能發展得以如此成功的基石。「德國的社群民意既強也明顯，」德國國際能源基金會(ＦＥＳ)政策分析師妮納．奈茲 (Nina Netzer)說。「德國能源轉換是一種由下而上的推動，民意首先形成一個一個社群；一張選票不重要，但是一群一群的選票就值得政客注意了。」但在車諾比 核災後，政府的態度仍然相當消極。烏蘇拉也感受到身邊的人漸漸對抗議遊行事件痲痹了；「我知道我們得採取有建設性的行動。」否則，烏蘇拉身邊的人就會漸漸 像古斯塔夫的支持者一樣離去。

「既然政府不肯，我自己能用再生能源發電嗎？」烏蘇拉開始問這個問題。答案和現在的台灣一樣：不可能。因為四十年來，德國大電力公司ＫＷＲ(日後透過購併 成為德國四大能源財團之一)掌控著舒納區電網及供電權。烏蘇拉嘗試說服ＫＷＲ重啟因核電而廢棄的六個河川水力發電廠—— 發電量足夠讓舒納一千戶居民使用，但遭到大公司冷漠地拒絕。

「這些大公司只在乎自己的利益，完全不為人民著想。」看著明明可用的再生能源，又想到財團醜陋的嘴臉，憤怒的烏蘇拉決定槓上ＫＷＲ：她要自己用綠能發電。

二千三百位居民，催生全綠能小鎮完全不懂法律和商業的家庭主婦，要怎麼挑戰大財團？烏蘇拉不是單獨一人，經過數年的運動，舒納二千三百位居民全與她站在同 一陣線，決心要把核電趕出這座城鎮。居民中一位律師發現，舒納區的輸電網路是公共財，ＫＷＲ只是握有特許營運權，電網產權仍是舒納市政府。只要拿到電網供 電權，烏蘇拉就有辦法讓綠電上網，實現綠能家園。

烏蘇拉看到了希望。她與丈夫集結市民，並在一九九一年成立市民的電力公司ＥＷＳ，舒納一千戶市民全都是股東。她更發動德國一項地方自治法︽市民連署︾，要求市政府拒絕ＫＷＲ的合約，並命令ＫＷＲ將電網營運權轉賣給ＥＷＳ。

但ＥＷＳ只是有權買下舒納區的電網營運權，不代表他們有錢買下。作為最後的報復，ＫＷＲ開出了八六○萬馬克的天價，比第三方評估的公允價格多出一倍以上。ＫＷＲ以為烏蘇拉等人會因此打退堂鼓。

沒想到，這竟成為烏蘇拉轟動全國的原因：他們小看了烏蘇拉的決心。

為了籌錢，ＥＷＳ找到一家廣告公司願意免費幫他們做廣告，在電視上播出一支全國性的募款廣告。廣告裡，一名小男孩站在核電廠前，述說舒納的困境。鏡頭拉近，小男孩眼中的核電廠倒影變成了車諾比反應爐的廢墟。

一個小鎮的勝利，解放德國電力市場這支廣告打動了全國人民，堅持使用綠能的小蝦米對上血盆大口傳統核電公司的故事馬上轟動德國。第一個月，烏蘇拉這群﹁叛 軍﹂就募到了一百萬馬克。「的確，我們可以說是叛軍，但是我們並不是作亂。我們遵循法律，制定規矩，一步步慢慢來。當你要扳倒的是傳統舊觀念，作亂絕對不 是好辦法。」在長達五年的角力下，ＥＷＳ終於籌得公允價格的三六○萬馬克，並在一九九八年買下電網營運權，實現了烏蘇拉「捨棄核電」的夢想。而烏蘇拉的成 功「叛亂」，煽起了全國對於乾淨能源的渴望，更讓他們看到一條綠色活路。

烏蘇拉在法律上的勝利，讓採先例原則的德國，許多地方的電力市場開始動搖。一九九九年，德國率先歐盟，通過︽電力市場自由法︾，全國所有電力公司和民眾皆可自由使用電網賣電、購電，沒有任何限制。後人再也不用像烏蘇拉般在法庭上鬥法。

「你一定要走第一步，然後其他人才會跟隨。」烏蘇拉說。她成了德國綠能的先驅者，因為她讓「反核」二字不再是遊行和抗議口號，而用綠能取代了核能的未來。

現年三十八歲的朗尼梅爾(Ronny Meyer)，就是受到烏蘇拉的啟發投入再生能源產業。他現在是德國離岸風力產業峰會發起人。

在綠能產業自行創業的朗尼說：「在一開始會投入再生能源產業的人，腦袋多少有點像烏蘇拉那樣的叛軍性格，我就是其中之一。」「那時我想，管它賺不賺錢，我 想要在綠能創業，我就是不要德國有核能，我就是要綠能。」朗尼舉辦的年度風力產業峰會，在德國北方布萊梅的高級飯店，共有二百多家離岸風力發電廠商參加。

民間先驅的疾呼，換來國會殿堂的支持即使號召到這麼多家廠商響應，革命卻還沒有結束。就算電力市場已經自由化，民間對綠能意識越來越高，德國還是沒有足夠 的綠能供給。因為根本沒有人相信再生能源是一塊能夠獲利的市場。太陽能、綠能這類再生能源的開發成本太高、獲利風險太大。沒有利潤，就沒有市場；沒有市 場，就算民眾喊破喉嚨，也享受不到乾淨的綠能。

在傳統如核能、火力發電等已經在市場卡位幾十年的產業排擠下，再生能源要如何推動？從黑森林發出的綠能呼聲，一路延燒到了柏林的國會議事堂。在這裡，另一位綠能先驅者正為了這個問題傷透腦筋；第二波革命，正在這裡醞釀。

「當有了民意，實現它就是我們的責任。而我們的責任就是，從零開始打造一個不存在的產業和市場。」說這話的，是綠黨議員漢斯．尤瑟夫．費爾(Hans- Josif Fell)，他就是德國的「再生能源之父」。「人們不會一起床就決定：今天我來拯救地球吧，我來投入所有資產到綠能吧！怎麼讓大家動起來？很簡單，你得先 讓這個產業獲利。」費爾的解方也很簡單，他起草了一套僅有十七條條文的法案——︽再生能源法案︾(ＥＥＧ)。這套法案於二○○○年在國會跨黨派全數通過， 被譽為世界各國引進再生能源法案中最成功的一套，從此扭轉了德國的能源市場；而且，不多花政府一分公帑。

︽再生能源法︾中最關鍵的一項，就是讓風力及太陽能這類再生能源發電時，保證電網用高於傳統火力及核能發電的價格，優先購買綠色電力，這被稱作「饋網電 價」(Feed-in Tariff, FTF)，而且回購時間最長二十年，電網對再生能源的發電不可拒絕，必須優先購買。這個機制解決了投資者的風險問題，可以確保其投入的資金能夠回收。

而且，費爾的︽再生能源法︾寫得非常簡單，讓一般人都看得懂，就是為了降低投入門檻。「大型發電業絕對是無核家園的障礙，你怎麼讓獨占電網的電力公司歡迎 競爭者加入？政府必須努力讓小型發電者，像是你跟我，都可以進入市場。」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可以看到德國家家戶戶都裝設太陽能板：不但可以發電自給，還能賣 電賺錢。「讓全民參與，就是︽再生能源法︾最根本的目的。」費爾指出。

政策的支持，讓再生能源產業大爆發為了讓再生能源更進一步發展，費爾與其他綠黨議員還不斷推動配套措施的立法。過去二十年裡，光是德國國會聯邦法就通過了 十二條相關法案，這還不包含各式各樣的發展鼓勵條例。「重點是，政府不用補貼。超出一般電價的回購額，業者會加在電價裡，讓電力消費者共同負擔。」言下之 意，電費一定會漲？費爾點點頭。

如此一來，再生能源的隨價徵收，不是會造成消費者的負擔嗎？特別是在再生能源昂貴的常識之下，消費者怎麼會願意多花錢？

「其實，沒有貴很多！」費爾拿出德國環保部長嘉布瑞爾的報告指出，︽再生能源法︾實施之後十一年，德國家庭每月平均為︽再生能源法︾多負擔二．八歐元(約 合一○三元台幣)，等於家庭因再生能源每年電費負擔平均增加一千二百元台幣。而這個再生能源的補貼支出，也會隨著技術成熟逐年減少，最後完全脫離補貼，回 歸市場機制。「像最近的太陽能回購價，就大幅刪減，因為我們太陽能發電實在太多了！」商業化的結果，綠能商品也有競爭力費爾最後提醒：「再生能源的代價， 始終只占一小部分。這個代價是我們在能源轉換中一定得付，而且願意付的。」消費者主動要求購買較貴的綠電，聽起來的確很不尋常。在德國自由化的電力市場 裡，一切的價格都必須競爭，較貴的再生能源真的可以吸引到消費者嗎？離開柏林，在德國第三大城慕尼黑，我們找到答案。

慕尼黑電力公司（ＳＷＭ)，就像烏蘇拉的舒納電力公司，原本是家綠能電力小公司。在︽再生能源法︾通過後，ＳＷＭ得以在全德國超過三百家新生的綠能供電商協助下擴張，逐漸變成慕尼黑電力公司龍頭；如今在慕尼黑電力市場占有九五％市場。

ＳＷＭ策略長佛特(Christian Vogt)解釋，他們不是獨占電力商，在已經自由化的電力市場，「我們和一般產業一樣，必須透過商品競爭力來增加市占率。」「我們的商品競爭力，就是綠 能。」若和傳統擁有核能的電力公司相比，六成為綠能、四成為火力發電的ＳＷＭ，其實一度的電價高出約二分歐元(約○．八元台幣)，但是他們有一個崇高的目 標：ＳＷＭ準備在二○二五年將慕尼黑這座有二百萬人的大城市，打造成全球第一座百分之百再生能源供電的都會城中。

這個目標，獲得全市市民的肯定，九五％的市占率就是證明。「老實講，本來以為我們賠定了，我們以為利潤和環保是無法並行的兩條路，」佛特說：「但是我們錯 了，消費者為了綠能，真的願意掏腰包。」與慕尼黑的市民交談，我們的確找不到有人對電價有意見；反之，往全綠能大步邁進的慕尼黑讓他們深感驕傲。「我當然 選擇ＳＷＭ，我身邊的人也都是。比起ＢＭＷ汽車發跡的城市，當全球第一座綠能大城更棒，不是嗎？」一名慕尼黑居民說。

擁抱綠能的結果，

最終受惠者仍是人民

最終的選擇權，仍然回到人民身上。ＢＭＷ博物館就位於慕尼黑，不過，卻有越來越多市民選擇不買車。反之，滿街的腳踏車取代了慕尼黑市民應該引以為傲的豪華轎車。

住在慕尼黑近郊的約翰(Jochen Ziegler)一家就是一例：一家四口沒有一輛車，只有四輛腳踏車。並不是約翰負擔不起，「比起什麼油電混合車，不開車不是最節能嗎？」約翰說。

這股擁抱綠能、以綠能為傲的風氣，經過先驅者的奮鬥，已經在一般人心中茁壯。二十五年的電力革命，從人民的一個簡單問題而起，繞了一圈，最後仍回到人民自己的選擇。

約翰去年起終止和ＳＷＭ的電力合約，換了另一家綠能電力公司。不是因為不認同ＳＷＭ的目標，而是另一家公司的綠能標章更多。當他把電費帳單拿出來時，我們露出會心的一笑：帳單上公司名稱印著ＥＷＳ三個字─就是烏蘇拉的電力叛軍公司。

「你得知道，這家公司是德國第一家……」約翰興奮地向記者解釋烏蘇拉為綠能發動的革命史，但我的思緒回到了她本人說的一段話。

福島核災後，烏蘇拉接待了許多日本來的參訪團，想了解德國綠能發展的過程。其中一位日本官員，在聽完她的解說後落下了眼淚。這位日本官員甚是難過，因為他當下多麼希望二十五年前烏蘇拉的故事是發生在日本，也許，這樣就能避過一場可怕的災害……。

二十六年前的一場蘇聯核災，德國記取了教訓；一年前的日本核災，台灣又學到了什麼經驗？

廢棄核電廠變成遊樂園

核子冷卻爐中傳出孩童的歡笑聲，德國把廢棄核電廠改建成遊樂場，也表達出德國人對核電的態度：「滾吧！」

我家就是發電廠

綠能是德國的全民運動，太陽能發電讓許多家庭自給自足，還能發電賺錢。

20年內，德國通過了12條聯邦法案，台灣只通過一條，且沒有配套措施1991 能源計畫白皮書 強調能源市場機制，並制定嚴格的能源安全與環保政策，使前東德數個核能電廠陸續關閉1991 電力輸送法修正案 允許再生能源供電商並聯電網1994 聯邦永續環境保護法條 確立再生能源1998 廢核法案 跨黨派與能源部簽署合約，立法關閉17座核電廠，計畫在2022年除核家園，並計畫2010年12%、2020年20%、2050年50%的再生能源發電 目標。 2020年的目標已在2011年達成。

1999 太陽能發電補助法 計畫增加10萬座太陽能發電設施1999 再生能源市場開拓法 Market Incentive Program (MIP) 1999 環保能源稅法 對傳統能源如石化、核能用電等能源課以較高的稅2000 再生能源法 保證「優先購買」再生能源、以高於市價最高90%價格購回再生能源之電源、電網供應商有義務為發電商「立即」擴增電網2002 聯邦廢核法 再次立法規定核電廠32年的運轉時限，最遲將於2025年關閉2003 支持再生能源措施法案 調高再生能源貸款限額等2004 再生能源法修正法案 再次提高太陽能貸款補助，並開放5萬歐元的全額補助2004 環保能源稅修正法案 再次調高對傳統能源的課稅2009 再生能源法修正法案 將已成熟的太陽能及風力發電回購價調低註1：德國另計畫在2050年前通過《能源產業促進法案》、《再生能源發展及市場整合法案》、《德國混合發電設施法 案》、《再生能源發熱設施法案》、《加速電網擴張法案》、《德國核子能源法案修正案》、《市鎮生質能源發展法案》、建立能源及氣候變遷基金。

註2：台灣在2002年訂定《環境基本法》，確立非核家園的目標，但直到2009年才訂定《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確立保證電價回購，允許再生能源電網並聯的具體方案。

電價上漲是傳統成本惹的禍，再生能源負擔越來越便宜一個德國家庭(消費3500度電)平均一個月的電費帳單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平均民生家庭電費(月/歐元) 46.99 52.48 56.63 62.93 65.97 再生能源推升比重（％） 31 24 15 11 7 傳統成本推升比重（％） 69 76 85 89 93 資料來源：德國聯邦環境與核安部

早前大家樂推出五十元燒鵝飯餐， 食客「驚為天人」，帶挈燒鵝名店鏞記的外賣生意急升兩成。香港的燒鵝名揚海外，富貴版代表包括鏞記、深井裕記及陳記，較平民化的有海港酒家及太興燒味等， 價錢相差逾八成。但原來，這些明星燒鵝全部來自同一個鵝場，就是位於佛山高明的海達高新科技孵化養殖基地。

養殖場老闆是東莞人鄧熾強（人稱鄧強），旗下十個鵝場，每日供應六千隻冰鮮黑鬃鵝，一半運來香港，年產量超過一百廿萬隻，堪稱中國鵝王。農村出身的鄧強，巧用農民的智慧，在養殖場內自建一套生態系統，兼養淡水魚和鱷魚，物盡其用賺到盡，每年營業額超過十三億。

「嗱嗱嗱嗱嗱，等我帶你去佛山高明睇吓鵝住嘅五星級酒店！嗰度有山有水，鵝棚起喺個湖上面，棚頂仲有層隔熱膜，日日有米食，你話係係咪住得真係好過癮呢？我講緊啲鵝呀！唔係講你呀！」陪同記者前往鵝場的海達香港職員鄧應民興奮道，有時緊張起來略帶口吃。

上週四，記者與鄧應民及天鴻燒鵝老闆余志雄，由尖沙咀坐船出發，四小時後抵達佛山高明碼頭，海達老闆鄧強已於碼頭外等候。五十三歲的鄧強身材魁梧，皮膚黝 黑，身穿白色長褲配淺紫Polo恤，腳踏涼鞋，外形較真實年齡年輕，走路時腰板挺直，甚有「老細格」。一行人先到鄧強開設的食肆「鵝王館」吃午餐，再到鵝 場參觀。

海達的十個養殖場散落於佛山高明的山間，佔地超過八千畝，約五百三十三萬平方米，面積加起來足足有七百六十個足球場大，飼養數十萬隻黑鬃鵝（簡稱黑鵝）。 與用來製成滷水鵝的廣西獅頭鵝相比，黑鬃鵝的頸、身、腳都較短，只有翅膀較長。由於油脂比例較獅頭鵝少，燒好後不會太油膩，故香港市面上賣的燒鵝大部分是 黑鬃鵝。

五星級鵝場

鄧強駕車帶記者一行人到其中五個鵝場參觀。原本以為會在草地上目睹「萬鵝奔騰」的壯觀場面，怎知所有鵝都住在鵝棚裡。原來，海達與附近千多戶農民簽訂合 約，由海達提供幼鵝，讓農民先行飼養。這個階段，幼鵝可於草原及湖上自由活動，進食青草，長至四十至五十日後，便將鵝交回海達，放進鵝棚內飼養。「咁做可 避免黑鵝因過分活動而令肉質變韌，我哋用黑龍江等東北地方運來嘅去殼大米餵飼，佢哋呢段時間最長肉，亦會加添一層油脂，令燒鵝厚肉得來帶着油香。」鄧強一 馬當先，走在前面。每個鵝棚飼養約數萬隻黑鵝，甫一踏進鵝棚，便見一片「鵝海」，在鵝棚中央的行人通道行走，受驚的黑鵝紛紛向兩邊躲避，「哦哦哦」的叫聲 震耳欲聾。鵝棚沒有腥臭味，只有少許動物騷味及大米飼料的味。這裡的黑鵝養了九十日至一百日後，便可屠宰出售。鄧強邁進鵝欄中，利落地捉住一條鵝頸，將鵝 提高，展示如何分辨好鵝：「摸一摸鵝翼下面，如果摸到兩邊都有實淨嘅肌肉，證明肉質靚，係靚鵝。」鄧強身旁圍着數十隻鵝，聽說鵝會咬人，不怕嗎？「要養超 過一年嘅老鵝先會咬人o架！俄羅斯以前打仗仲用老鵝當哨兵，啲老鵝仲惡過狗！」鄧強笑着解釋。

迷你生態系統賺到盡

除了鵝，海達亦有養雞、鴨及鵪鶉，但名氣卻不及養鵝。佛山高明一帶山多，海達於山頭蓄水，成為湖泊，亦是魚塘，再將鵝棚建於魚塘上。鵝棚底部以竹條拼成， 令黑鵝排出的糞便，於竹條的空隙中流進魚塘內。鄧強於塘內飼養淡水魚非洲虱。 除了鵝糞，鵝血都不放過，「劏完鵝有好多鵝紅，全部排出去魚塘俾魚食。啲魚好鍾意食o架！」職員鄧應民指手畫腳地笑說。黑鵝一身是寶，燒鵝用的鵝殼已去除 內臟，鵝雜可轉賣予餐廳，鵝王館便有一味煎鵝肝，是不少老饕的至愛。另外，每日約六千隻鵝的鵝毛，亦會轉賣予工廠生產羽絨，以每隻鵝的鵝毛賣九元人民幣 計，單日進賬已達五萬四千元人民幣，一個月下來，進賬高達一百六十二萬元。鵝毛雖輕，但不容小覷。屠宰期間，部分黑鵝不合規格，棄之可惜，鄧強卻有辦法物 盡其用。一○年，他申請到飼養鱷魚的牌照，在鵝場附近設立鱷魚養殖場，由越南買入一萬條幼鱷。「唔合格嘅次等鵝就斬開一件件餵鱷魚，啲鱷魚養夠三年就可以 拎去賣，當然，養夠十年就最靚啦。」鄧強站在圍牆邊，望着塘中搶食鵝肉的鱷魚，滿意地笑道：「鱷魚肉可以醫哮喘，好多人要，每日可以賣出三百幾條！」鄧強 指，鱷魚肉每斤賣約四十元人民幣，每條鱷魚重達三百斤，換言之，每日單是賣鱷魚，又可進賬三百六十萬。鄧強充分發揮農民智慧，將黑鵝、魚塘、鱷魚飼養場連 成一個生態系統，省下清潔費之餘，更開拓財路多賺一筆。

稱霸香港市場

鄧強八七年已開始於東莞養鵝，「以前淨係養鵝，再將鵝交俾人劏，但如果你養咗二萬隻，人哋嗰個月淨係要一萬隻，剩低嗰一萬隻點算呀？淨係食你啲米都食窮你 啦，係咪呀？」鄧應民解釋道，為更好控制出產量，海達決定在東莞自設屠宰加工場。至二千年，東莞加速工業化，農業被逼遷。由於鵝場的鵝苗來自黑鬃鵝的家鄉 佛山高明，○二年，鄧強索性將鵝場遷往當地。因緣際遇，令他認識了在附近投資雞場的前新光酒樓集團董事長羅景雲。在羅的介紹下，海達成為新光酒樓、稻香集 團、太興燒味集團等的長期供應商，鵝場規模日益擴展。不過，○四年禽流感襲港，海達生意大受打擊，對港的供應一度停頓。但塞翁失馬，海達卻是在禽流感後第 一個因符合檢疫要求，而獲批恢復運作的內地供應商，此役可謂「擦亮招牌」，吸引香港燒鵝名店鏞記及深井裕記，向海達拿貨。別以為鵝愈大愈好，原來體型較細 的黑鵝肉質較嫩，「鏞記要嘅鵝最細，得四斤幾五斤，海港要五斤半，六斤幾七斤嗰啲通常得街市燒臘檔要，佢哋斬件賣，貪大鵝肉多。」鄧應民說。記者找到深井 裕記老闆吳娟華（人稱華姐），原來她派了員工長駐佛山，每日到海達揀選頭手鵝，即是第一批被捉入屠房宰的鵝，「因為黑鵝見同伴被捉後，會受驚過度不願進 食，影響肉質，所以頭手鵝的肉質較好。」華姐解釋，她每隔兩星期便親自往鵝場視察，「力不到不為財嘛，我哋禽流感之後開始幫襯海達，佢哋夠老實，又溝通得 好，就唔打算再轉供應商喇。」華姐表示。

建築工變鵝王

現時海達每日供港的黑鵝達三千隻，另有三千隻輸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夏季是淡季，冰鮮黑鵝鵝殼每斤批發價約港幣二十至廿一元，「去年冬至過節賣到三十一 蚊斤呀，個個搶住要。」鄧應民透露。以每隻鵝約五至六斤重，售價約一百二十元計，海達每日賣鵝的營業額超過七十萬，年營業額超過二億六千萬。海達生意做得 如火如荼，五十三歲的鄧強卻打算三年後退休。「個仔今年大學畢業，佢喺澳洲讀工商管理，我俾三年時間佢，學習跟呢盤生意，佢唔做我就賣晒啲場出去，反正大 把人想要。我想退休去旅行環遊世界。」鄧強笑着大聲說道。「而家時代唔同喇，啲人太富足，我呢個人係環境逼出嚟o架，細個好窮，人窮就要諗計。」鄧強指自 己出身於農村，自小於家中幫手養雞、鵝、鴨，十五歲輟學外闖，跟表哥做建築工。直到廿八歲，有感做建築日曬雨淋，且要四處漂泊，於是在東莞飼養家禽，種植 果樹。由一個只有數百隻家禽的小農場，發展至今日營業額以億計的海達。吃飯期間，鄧強自爆八十年代曾嘗試偷渡來香港，鄧強邊食邊指着游水來港、由細玩到大 的同村兄弟鄧應民笑說：「我游水游得快過佢（鄧應民），跑又跑得快過佢，點知嗰時娶咗個肥老婆，最後都去唔到。如果嗰時過咗去，乜嘢都會唔同晒！」鄧強突 然有感而發，指現時的年輕人「唔捱得」，很難像他們那一代可以「幹一番事業」。一旁的鄧應民接口道：「而家啲人太聰明，諗太多嘢。」鄧強即抬起頭說：「食 得太多奶粉喇。」眾人大笑。

金磚四國之首─中國，經濟成長率本季三年來首次跌落到八％以下，是出了什麼問題？

過去驚人的高成長真的告一段落了嗎？

《今周刊》從內蒙古的第一大城包頭，追蹤中國潛藏在亮麗數字下的經濟真相。

撰文‧劉俞青、楊卓翰

「小姐，我有個朋友信用很好，你錢給他，月息五分，不到二年就回本，要不要一起賺？」一下飛機往飯店的路上，操著普通話的出租車司機，已經忍不住開口邀乘客加入高利貸的行列。

這裡是包頭，內蒙古的第一大城，被譽為中國的「稀土之鄉」，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稀土儲量就在包頭。你可以想像，這是全世界「淘金」最瘋狂的地點，包括巴西淡水河谷等國際公司一家家進駐，各種連鎖商店一家家展開，城市建設的速度飛快。

就如同中國本身，包頭看似處處充滿機會，滿足了各種投資題材的想像。但在遍地鈔票的假象裡，中國經濟已悄悄變質。《今周刊》採訪團隊跟著中國錢流一路西進，來到內蒙古的包頭。在這裡，中國異象正在醞釀。

真相一：地方高速投資

養成高利貸需求

在地處偏遠的包頭，快速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投資，但沒幾家銀行的包頭卻不缺資金。為什麼？因為距離二小時的車程外，就是中國地下錢莊最大本營鄂爾多斯。在人口只有大台北三分之一的包頭市，地下錢莊就有四百多家。

一出機場，發財機會就彌漫在空氣中。

這裡有整齊乾淨的街景，處處公園綠地的生活環境，看似美好；當地房產管理局的官員也仍舒服地坐在辦公室裡，吹著冷氣，告訴記者：「這裡的經濟溫和健康」。 然而，他沒說的是，快速的資金流入，自然也釀成地方商人對資金野蠻的貪婪習性，隨之而來的，就是高利貸的「要命錢」。

就在上個月初，包頭一位事業遍及餐飲、土地開發的鼎太置業老闆魏剛，被發現在附近一家酒店裡上吊自殺；經當地公安清查，發現這位表面光鮮的負責人，實際上欠了地下錢莊超過七億元人民幣的債務，最後不得已走上自縊一途。

地下錢莊逼死創業家的案例，在內蒙古一帶不是新聞。去年十月，鄂爾多斯也有一位地產商——中富地產王福金，同樣也是因為積欠地下錢莊將近三億元人民幣，最後選擇自殺身亡。

中國現在這些「跑路老闆」所體會到的絕望，在十年前高盛證券提出﹁和金磚四國一起作夢﹂這篇報告時，絕對沒有預料到。

這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如高盛預料的一樣猛烈成長，從二○○一年到○八年，每年實質經濟成長率平均超過一○％。這樣高速的成長，令許多人跌破眼鏡。但高速成長，是用什麼代價換來的？

真相二：資金緊縮

民間借貸利率高達台灣五十倍答案就是中國經濟過熱的後遺症：過度投資、高房價與高通膨，因為金融風暴後，全球經濟趨緩，開始逐一顯露。

○五年開始，中國央行就為了對付過度膨脹的資金，開始了長期的宏觀調控，一方面在市場上打擊房地產，另一方面則不斷升息，降低金融的流動性。銀行體系的資 金越來越少、利率越來越高，在全球金融業都在低利環境下掙扎的當下，中國的存款基準利率仍有三．五％，貸款利率更有六％以上。

宏觀調控的結果，就是讓銀行享盡高利差，企業借錢苦哈哈。銀行體系的資金緊俏，讓原本就受困於銀行體系進駐有限的內蒙，顯得更加捉襟見肘，要從正統的銀行體系貸出錢來，成為一件「很難的事」。當然，就給了地下金融最好的機會。

根據內蒙古大學教授范治光的估計，至前年底，鄂爾多斯正統銀行體系的貸款餘額只有一千三百億元人民幣，但同年內蒙的ＧＤＰ是二千六百億元人民幣，貸款僅有 ＧＤＰ的五成；但一般城市發展，貸款餘額應該是ＧＤＰ的一三○％。換句話說，這中間約二千億元人民幣的「民間資金缺口」，就是滋養地下金融最肥沃的土壤。

真相三：資金成本失衡

影子銀行貸款餘額占ＧＤＰ五％以當地目前「民間借貸」的市場行情看來，最好時月息高達八分，等於是台灣目前市場利率將近五十倍之高，令人咋舌。在鄂爾多斯一帶，高利貸幾乎成為全民運動，家家戶戶都把資金壓在高利貸業者身上。

地下錢莊早已像野火一樣迅速燎原，悄悄給地方經濟埋下地雷，一旦引爆，連鎖效應像連環炮一樣向四面八方射出。在經濟迅速擴展時，這樣浮濫的地下金融提供助力；但在經濟放緩時，這筆沒人能還的負債，要的不只是人命，還有全中國經濟的命。

因為資金緊縮，所導致的「地下型」金融風暴，已經不僅限於內蒙一帶，甚至已從內地向沿海城市迅速蔓延；近日連浙江一帶，民間借貸風氣都風起雲湧。由於初期獲利豐厚，甚至連銀行體系都有人跳下來當起仲介。

現在全國登記立案的地方融資公司總貸款餘額就超過十兆元人民幣，占總ＧＤＰ的四分之一；而高利貸等影子銀行的規模更難以估計，每年資金流量可能達ＧＤＰ的五％強。這恐怕將是中國經濟最大、也最深層的「長崎原爆」。

面對金融危機，中國央行自然不可能坐以待斃。中國央行在六月八日、七月六日連續降息，是金融風暴以後首次大動作連續降息。除了透露中國經濟放緩的事實，央 行更深一層的用意，是將資金從銀行逼出轉而流向資本市場，並縮小銀行的利差，迫使銀行讓利；另一方面，中國也必須讓利率市場化，引導資金成本回歸正常。

「如果不這麼做，那中國經濟很有可能會完蛋！」耶魯大學曼沙拉馬尼（Vikram Mansharamani）博士在接受《今周刊》採訪時憂慮地說。曼沙拉馬尼在他的著作《繁衰經濟學》（Boombustology）中，提出了經濟泡沫 破滅的規律及模式。而中國的金融市場，正準確地朝他的第一個模式走去。

曼沙拉馬尼指出，中國泡沫正在破滅，而第一個跡象，就是像在包頭上演的資金成本失去平衡：「過去五年來，中國金融機構的房貸借款總額成長了大約六成，而中 國的房價成長則是同樣幅度。當我看到資金成本不斷攀升，但該資金購買的資產價格同幅度攀升時，這就是泡沫跡象。」「更可怕的是，中國民間企業已經不在乎他 們的資金成本了。他們運用各種管道，用極高的成本借來資金，投資在已經過度發展的房地產業。我在中國看到許多景象，讓我回想到美國拉斯維加斯在次貸風暴前 夕的模樣──空無一人的鬼城。」

真相四：消費引擎熄火

今年來大陸內需股全盤皆輸除了資金價格失衡，曼沙拉馬尼這一席話，也點出中國經濟的另一個盲點，這是中國經濟泡沫化的第二個跡象：過度信心。

過去金磚四國裡最引人遐想的，就屬那十三億人口的中國消費市場。而中國近年來也決心開始轉型，不再延續過去成功的出口模式，而轉型成內需導向的經濟體。

「中國為黯淡的全球經濟描繪了一個得來不易的美好未來，中國現在成了推動世界經濟的大引擎。」然而，「中國轉型已經出現問題，但我們仍可以聽到『趁現在抄底』、『只看二季太短視』等聲音。華爾街還是不死心！」其實，中國的高成長內需神話，已經出現裂縫。

從股市這個經濟領先指標來看，今年以來大陸內需股可說是全盤皆輸。

全球最大珠寶零售商周大福珠寶集團上半年股價重挫七成，公司將原因指向「中國富人不再消費」；中國最大運動鞋品牌李寧及嬰兒用品好孩子雙雙發出獲利警報， 李寧上半年的股價更遭腰斬，從一股十港幣跌至四．五港幣。在內需指標中，目前僅有食品類股因為國際農糧的大幅反彈而有較好表現。

而衡量需求最重要的指標：用電量、煤價，以及消費者物價指數，也都出現弱化趨勢。今年夏天炎熱，但中國六月的用電量增幅卻意外出現下降，這個增速是○五年 至今除了金融風暴期間外最低的。不只如此，供給全國七成煤的秦皇島煤價已連跌十周，秦皇島堆積如山的煤賣不出去，下滑時間與港口存煤量都已超越○八年。

「這些都是中國內需短期成長減緩最好的證明。」曼沙拉馬尼認為，長期來看，中國的消費市場的確會持續增長，但是成長幅度不會像大家預期的那樣具有爆發性。「中國急著想讓消費力量起來，所以有許多政策性刺激，例如加薪、家電補助等。」但其實，內需的火力一直燒不起來。

真相五：稅負過重

政府財政收入占ＧＤＰ比重過高以中國有名的「電器下鄉」為例，過去幾年的確提高了需求。然而在政策退場之後，家電銷售額馬上「熄火」，今年第一季的中國冰 箱整體銷售量馬上下滑了三五％。「這種依賴政策的內需非常脆弱，而加薪的效果也很有限。」中國的消費力量為什麼如此疲弱？原因，就在於最後一個泡沫跡象： 政府活動占經濟比重過重。

就在企業籌資困難、出口放緩、內需不濟，企業不斷敲響獲利警報時，中國有一種行業在此時還比預期收入多上一成，那就是「中國財政部」。中國財政收入占 ＧＤＰ比重，一路從二○○○年的一三％，成長到去年的二二％，而且，這還未算進央企（國營事業）的收入貢獻。算進央企貢獻國庫金額，專家預估國家收入占 ＧＤＰ比重可能超過四五％，比起社會福利完善的德國與法國還高。

也難怪，《富比世》雜誌（Forbes）○九年調查的全球「賦稅痛苦指數」，人均所得全球排名連前一百名都擠不進去的中國，企業及個人所負擔的稅負，卻是全球第二沉重。

而這就是中國高經濟成長率之下，內需仍然無法奮起的原因。在那年年一○％的漂亮成長數字下，其實央企和稅收的成長排擠掉了民企與個人收入，最後所有的增長仍然回到了政府口袋。中國去年的經濟成長率是八．一％，但財政部稅收卻「超額」成長了二二．八％。

「在中國，ＧＤＰ不是結果，ＧＤＰ是中國政府的目標。你一定要達到目標，所以地方官員才會把剛啟用七年的橋炸掉重造，因為這樣才有投資！」曼沙拉馬尼指出中國高成長的矛盾：有六成的ＧＤＰ成長是來自投資，僅有不到三成的成長來自於內需，而投資正是來自政府的大舉建設。

中國緩成長

金磚四國一起陪葬

「所以，如果中國的消費無法大幅成長，未來十年，我認為平均經濟成長率很可能只有四％。」曼沙拉馬尼下了結論，這個預測和高盛當年預測中國在二○四○年後 才會降到三．五％，提早了將近三十年。「我會這麼說，是因為經濟成長率大部分來自投資，但是我們現在已經看到過度投資的跡象了。也許明年、後年還能撐得下 去，但是這樣的財政擴張還能持續多久？ 」「現在中國的投資是放緩，但它很有可能在未來變成負成長！民間消費當然會繼續成長，像是食品、蛋白質食物等，在長期都是看多。但是投資縮水是無法被消費 給替代的，而這個結構性的問題過去十年完全沒有改善，就算現在開始，也要十年以上才能改變。」曼沙拉馬尼指出，投資縮水，伴隨而來的將是工業生產的減少， 這對全世界的工業原物料就是很大的衝擊。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中國對原物料的需求大量減緩。在歐美經濟疲軟的情況下，中國需求減緩，就等於仰賴原物料出口的新興市場國家減緩。」言下之意，仰賴中國 進口石油的俄羅斯，及出口鐵礦的巴西，都會變成直接受災戶。「當ＢＲＩＣ裡的Ｂ（巴西）、Ｒ（俄羅斯）都會因為Ｃ（中國）而放緩，以中國為首、牽動全球經 濟的金磚四國自然也很危險。這可以說是現在全球經濟最大的危機！」面對中國的危機，曼沙拉馬尼坦承：「沒有特效藥。」因為過去十年中國的快速成長，就是因 為打了太多腎上腺素刺激經濟，才造成過去十年的超水準成長；今天中國經濟放緩，只是「恢復正常」。面對未來，現在中國民間已經掀起了一股中央減稅的期待。

而這也許正是中國最需要的：不再「藏富於國庫」，而將財富還給人民，消費能力才能真正成長。中國這十年來能在金磚四國中引領風騷，並驅動巴西、俄羅斯，甚至東協等國的經濟，就像是從高利貸中借了巨額貸款，終有一天要還。

身為下屆世足賽與奧運的主辦國，巴西舉國應是一片大興土木的蓬勃景象；身為金磚國，巴西經濟成長更讓人有七％或是五％的預期，結果今年第一季，巴西ＧＤＰ僅成長○．八％！

當過度倚賴原物料出口、匯率重挫等缺陷一一浮現，不禁要忖思，這個資源大國離衰退還有多遠？

撰文‧周岐原

當礦坑裡傳出一聲鳥鳴，那是金絲雀警告：「有瓦斯，快逃命！」在巴西，金絲雀剛剛發出第八次鳴叫。

七月十一日，巴西央行宣布降息○．五％，這是巴西連續第八次降息，市場公認，政府連出重拳是為了閃避衰退、穩住成長。「金磚」、「下屆世足賽及奧運主辦 國」、「資源大國」，這些都是巴西享有的光環，但這個剛剛超越英國、成為全球第六大經濟體的國家，為何轉眼淪落至成長引擎失速的窘境？︽今周刊︾記者直擊 巴西舊都里約熱內盧，試圖解開這個謎團。

七月的一個清晨，里約天氣微涼，記者爬上五層樓高的馬拉卡納球場（Maracana Stadium），這個一度能容納十八萬球迷站立的全球最大足球場，如今正在為二○一四年即將舉辦的世界盃進行整修，四周工程機具轟隆作響，砂石車不斷出 入。此時在我耳邊，唯一能聽清楚的字眼是「超支」！

真相一：建設延宕

世足賽工程進度告急

說話的是Alex，他在球場附近社區住了二十年，是個職業駕駛兼狂熱足球迷。儘管Alex熱切期待在此舉辦的世足賽冠軍戰，但此時更占據他腦海的是財政問 題。「當初政府說整修要花七億里拉（Real，一美元約為二里拉），現在用了九億里拉還沒完工！」Alex指著牆上以葡萄牙文書寫的「七億」說。他雙肩一 聳、神情顯得無奈：「最後的總開銷絕對超過十億里拉，但遊客不會在意數字，代價還是由納稅人承受。」一四年世足賽和一六年奧運，被外界一致認定是巴西提振 經濟的「仙丹」；但是，舉辦大型比賽必須先有合適場地，我們從馬拉卡納球場工程發現令人意外的真相：巴西的建設進度遠遠落後！

巴西體育部低調承認，截至今年上半年為止，世界盃配套設施完工比率僅五％；從球場、機場到鐵路，近半數新建工程連動土儀式都還沒辦！問題是，距離開幕式已 不到兩年！這讓國際足總（ＦＩＦＡ）祕書長瓦爾克（Jerome Valcke）大罵主辦的巴西當局「動也不動！」這個驚人的對比是項警訊：如果世足賽和奧運吸金效益真如此驚人，我們更應擔心巴西無法如期舉行賽事的風 險。

除了工程嚴重耽誤的遠慮，巴西更有近憂：經濟成長放緩。去年巴西ＧＤＰ（國內生產毛額）年增率僅二．七％，今年首季更僅有○．八％，是唯一連一％成長都無 法達成的金磚國家。其實過去二十年，巴西ＧＤＰ年增率平均只有三．一三％；也就是說，看似踩煞車的經濟成長率才是巴西的「正常值」，動輒五％、七％的表現 反而是特例。

成長速度變慢，並不是一樁壞事。但是連帶讓匯率走跌，就使得巴西經濟陷入難以轉圜的困境。

真相二：物價飛漲

速食套餐是台灣的三倍價

近一年來，里拉兌美元匯率從一．五五重挫至二．○，今年第一季外資流入金額，則比去年同期銳減近五成。如果在台灣出現類似的匯率貶幅，相當於讓台幣兌美元從三十元貶值到三十九元！

兩年之內，巴西ＧＤＰ從七％增速降至幾乎零成長。對外資而言，最理想的策略莫過於拋出里拉、換回美元，等待經濟回穩後重返，這就形成里拉貶值的動能；但匯 率越下跌，產生的通膨等副作用，又會讓疲弱的經濟承受更大壓力，迫使央行降息救經濟，三者形成惡性循環。國內經濟一片陰霾也讓巴西股市欲振乏力，今年三 月，巴西股市指數原本還有六萬九千點，目前已跌到五萬三千點，跌幅超過二○％。

「股匯雙跌的時候當然不能馬上投資啊！別人資金在撤退，除非你有很強烈的因素看好當地，不然接起來很危險。」針對里拉綿綿不絕的貶勢，外匯投資專家李其展 分析，他補充：「匯率貶值趨勢一旦成形，要停下來並不容易。」談到物價，手握著方向盤的Alex比我們更有切身感受，Alex苦笑說：「油很貴……，奇 怪，我們明明產很多油！」當車子因紅燈停下，我望向路邊的加油站，告示牌上的無鉛汽油標價寫著每公升二．六九里拉（約一．四美元），這個價格大概比台灣高 二成。作為物價基準的油價都居高不下，當地人承受的物價壓力可想而知。

記者在里約街頭各處走訪，發現這裡物價絲毫不在中國大都市之下，堪稱十分具有「開發中國家特色」。例如在當地知名速食店「Bob's Burger」，點一份含薯條、牛肉漢堡和汽水的套餐要價約二十四里拉，換算成新台幣約為三六○元，足可在國內速食店點三份餐！時髦的電子用品也是如此， 剛上市的Wi-Fi版六十四ＧＢ新iPad售價相當於一千美元，三星的S III更接近一二○○美元，都比台灣貴上四至五成。

真相三：出口衰退

中國降溫導致原物料需求萎縮任何進口到巴西的產品，都會被課徵極重關稅，令終端售價偏高，這是巴西強烈保護主義的政策特色；但真正導致巴西經濟成長由盛轉衰的原因，其實是出口。

近年和巴西關係最密切的是中國。從鐵礦砂到橡膠，積極投資、擴張消費的中國吸納了大量巴西原物料。今年六月底，兩國剛剛完成總額達三百億美元的貨幣互換協 議，可見中巴關係的緊密。但是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已經宣示，今年ＧＤＰ成長率目標降至七．五％，「大買家」的訂單明顯減少，這下輪到巴西頭疼了。

因為去年巴西的出口結構裡，光是白糖、咖啡、鐵礦砂、原油、大豆和肉類，就占出口總額的四七％，但將時間倒轉回○六年，上述六種原物料只占出口總額二 八％；若以金額計算，六年間這些原物料的出口金額大增逾三○○％。這意味著巴西自滿於資源大國地位，一味靠出口原物料帶動經濟，當順手球打得太久、不思改 革產業結構，一下子遇到逆風，最先受傷的自然是它。

當地經濟學家法比歐（Fabio Silvera）就對巴西前景憂心忡忡，他直言：「中國成長放緩對原物料下跌是個決定性因素，今年黃豆、咖啡、糖和肉品的價格跌幅平均將達一○％。幸好全 球政府仍在寬鬆貨幣，否則情況會更糟。」前總統卡多佐的形容更為傳神，他批評前任政府施政貧乏，簡直是「不知世界已經改用引擎，還在拿風浪板划動經濟。」

真相四：產業失衡

過度倚賴原物料導致衰退加速巴西之所以陷入「後天失調」的經濟困境，有經濟學家提出解讀。︽國敗論︾（暫譯，Why Nations Fail: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作者在書中分析，擁有豐富天然資源的國家，發展往往會特別仰賴這些資源，如果沒有平衡產業發展的健全體制，不僅無法走向富足，經濟反而可 能逐漸停滯、甚至走向衰敗，他們將這個轉折稱為「資源的詛咒」。

在足球賽中，球員首次犯規會被罰記一張黃牌，再次犯規者，就會換得紅牌退場的處罰。如果巴西的發展是由一根根經濟支柱撐起，那麼世足賽、經濟發展和產業結 構這三位「球員」，各自都已經拿到一張黃牌，下次再犯就得離開球場，而且不得替補球員。拿過五次世足賽冠軍的巴西，或許該想想下一步該怎麼踢球。

跌多於漲—— 六大原物料中有四項大幅走跌，僅大豆與牛肉免於跌勢

這裡，是鴻海集團總裁郭台銘，反擊三星電子的最新大本營。

八月十日，《商業周刊》採訪團隊，來到距離日本大阪市十分鐘車程的堺市，這裡有著一座全世界最先進，造價最昂貴達四十八億 美元（約合新台幣一千四百五十億元），連三星也比不上，世界上唯一一座液晶面板十代廠（SDP，Sakai Display Product，簡稱堺工廠）。

堺市的人口僅有八十四萬人，比郭台銘擁有的全球一百二十萬名員工還少。夏普把全球最大的面板廠，設 於堺市北方臨海區，占地一百二十七公頃的堺工廠，是友達在中科的八‧五代廠的二‧一倍。

這一天，天空晴朗無雲，預告日本未來十天假期的好天氣，五點半下班時間一到，堺工廠的員工魚貫走出大門，臉上毫無放假前的喜悅放鬆感，當記者前往詢問工廠被收購一事，所有人噤聲不語。

一個月前，郭台銘將個人新台幣二百五十二億元資金匯給了夏普，正式取得這座最先進面板廠的三七‧六一％股權，郭台銘也將此工廠更名為「Sakai International Corp.」，獨立為一家公司。

夏普急找人接燙手山芋郭董撿便宜，價買下三成多股權

鴻海的員工已經悄悄進駐堺工廠，當地計程車司機都知道，每天一早八點多，會有一群台灣人從車站坐車到夏普，「他們有的住在 大阪的週租型公寓，有的住在堺市的飯店。」一位司機透露，就算是週末，鴻海的人員還持續進到夏普上班。

堺工廠，曾經是夏普高世代面板技術的驕傲，五年前造價新台幣一千四百五十億元，為何現在郭台銘能夠僅以新台幣二百五十二億元，將近六分之一的價格，買下三成多的股權？

因為，堺工廠，現在已經成為夏普營運最大的一顆毒瘤。

根據夏普最新財測數字顯示，光是液晶面板部門，二○一二會計年度就得面對營業虧損一千零五十億日圓（約合新台幣四百億元）的虧損。

一位面板業人士透露，夏普其實早在去年底就開出一億美元的公司債，遍尋全球面板廠入股，但是所有面板廠都看到這個大洞而婉拒，原因是，「堺工廠是最大的包袱。」

郭台銘為了打敗三星，不僅大膽自掏腰包，質押三十七萬張股票拿下堺工廠三七‧六一％股權。還在股東會上發下豪語，「以夏普的技術基礎，加上鴻海的實力，不出兩年，我們絕對會是世界第一。」

「有人對堺工廠評價說，『夏普做了錯誤的投資』、『堺工廠是一個惡性腫瘤，應該切除』，但 我不這麼認為。」郭台銘在今年五月，接受《日經BP》專訪時更表明，「我的期望是，兩年以內超過盈虧平衡點，第三年實現盈利，第四至五年實現股票上市。」

八月五日，當鴻海宣布將與夏普重新議價時，郭台銘公開表示，堺工廠將在二○一四年回台上市，對照三個月前的說法，郭台銘要讓堺工廠上市籌資的計畫，顯然已經大幅提前二至三年。

因為，若細算堺工廠這本帳，讓人怵目驚心。堺工廠每年攤提達新台幣二百九十億元（編按：以 五年折舊計算），而且根據夏普新公布的財測，二○一二年液晶面板部門預計營業虧損約新台幣四百億元，很大一部分的虧損是來自 於堺工廠。

未來，若堺工廠持續虧損下去，影響集團股價，郭台銘也得不斷認列投資虧損，質押股票的壓力，也會越來越大。

郭台銘到底看上堺工廠哪一點，《商業周刊》親自走訪位於大阪府第二大城：堺，一解疑問。

解密一：堺工廠廠區上下游群聚大阪政府力挺，開專屬公路運面板

走到堺工廠的廠區，左手邊會先看到生產面板上游材料玻璃的康寧，康寧的對面是彩色濾光片廠大日本印刷與凸版印刷，隔壁則是SDP辦公大樓，後面則有夏普的太陽能事業部與關西電廠合作開發太陽能發電，夏普的能源研究所也位於此。

走出廠區，一旁緊鄰生產光學檢測設備的旭興產株式會社，面板模組做好隨即運到車程十分鐘的堺港，即可送往日本龜山等地組裝，直接在日本銷售。

參觀過的人形容，工廠裡幾乎是全自動，人力需求極少，製作一片十代面板至少經過三百道製程。前段製程裡，為免損傷幾乎都用機器手臂，在無塵室會看到，機器手臂舉起面積有兩張桌球大小，薄如信用卡的玻璃依序移動到下個製程。

從堺工廠五樓參觀走道往下看無塵室，一台台三公尺高，如網球場大小的蝕刻機器，整整齊齊排列，約有兩百公尺長，再送往檢驗，確認每片分布至少有一百萬個電晶體的面板完美無瑕後才放行。

這裡擁有全球最頂尖的面板生產技術，鮮少對外開放。僅在二○○九年十月量產時，對少數媒體開放參觀。

夏普是日本發展液晶技術的先驅，全球第一座六代廠、八代廠，都出自夏普之手。

二○○七年底是LCD產業豐收年，夏普旗下的一座六代廠與八代廠早已經不夠用。夏普當時的社長（現任會長）片山幹雄決定再次領先業界興建十代廠，主攻六十至八十吋液晶電視。

選中「堺」，是因為其距離大阪僅十分鐘車程，一旁又有堺港可運輸面板，距離機場僅有三十分鐘，路海空都方便。

大阪政府不僅要原本的地主新日本製鐵讓出土地，還在堺市北方為夏普填海造地，開了一條高架道路連接到堺港，專門讓夏普運送面板，現在開車經過兩旁依舊是製鐵廠。

大阪政府大肆徵文為新園區命名，自豪於大阪人工匠技術「匠町」這個命名勝出，今天，夏普十代廠的地址就是匠町一番地（匠町一號）。

解密二：高層無法掌握市場動向零件商抱怨，產品規畫只做三個月

然而，堺工廠一量產，就從天之驕子變成了賠錢貨。

二○○九年，日本數位電視換機潮一過，銷量在兩年內對砍了一半以上，由三千萬台掉到一千萬台，這讓四五％營收來自日本的夏普高層傻眼。

從一九九○年代，就擔任夏普半導體技術諮詢顧問的大阪大學榮譽教授濱口智尋無奈的說，「夏普的高層根本無法預測未來需求。」

一位與夏普做了十多年生意的日本零組件供應商形容，和夏普做生意非常頭痛，他說，其他客人可以拿出半個月到一年的產品規畫討論，按進度走，唯有夏普只知道三個月後的產品規格，再長一點就說不出來，「根本沒有人可以拍板定案。」

他說，「夏普面板的客戶就是夏普，」有八成的面板都賣給自己品牌，再加上主力市場在日本，對於外界的狀況一點都不了解。

缺乏產品出海口，在堺市，從大學教授到計程車司機都知道，堺工廠的產能利用率只有兩、三成，注定賠錢。

一位計程車司機告訴我，「日本企業根本已經失去競爭力，被『買收（日語指購併）』是當然。」他說，被台灣人買走總比被中國人買走好，中國人只會把技術都搬走，然後結束日本的公司。

解密三：鴻海人馬進駐主導產能利用率，已從三成提升到六成

郭台銘入主堺工廠，指派鴻海內部負責日本廠商遊戲機及筆記型電腦的CCPBG（Consumer and Computer Products Business Group）業務部總經理林忠正，擔任堺工廠的鴻海負責人。

鴻海員工全年無休，不達目的，絕不終止的精神，也逐漸出現在堺市。現在，正值日本夏季長假，晚上十一點多，日 本堺市商務飯店大廳，有一位鴻海主管，手上拿著從台灣帶來的佳德鳳梨酥，要送給日本供應商。他對日本供應商說，「無論如何 一定要降價，」「我主管給的壓力很大，請多多幫忙，」然而，這一位日本供應商堅持不收下台灣來的名產，也不願答應降價的要求，兩個人就在飯店的大廳，這樣 站著僵持半個多小時。

一位飯店櫃檯員工表示，過去很少見到台灣人，但是最近「多很多」。一位鴻海人透露：「以後會有更多台灣人過來。」

郭台銘的算盤是希望利用鴻海垂直整合能力，壓低六十吋電視價格，創造需求。

現在堺工廠的稼動率（產能利用率）已經從三月的三○％，提升到五○％到六○％左右，離郭台銘預定年底達到獲利的產能利用率八○％還有點距離。

研究機構奧維諮詢平板產業事業部副總經理李秋緯計算，以面板成本占整機成本的七成來計算，郭董將六十吋電視賣新台幣四萬元，算是有小賺新台幣兩千多元。

郭台銘最難的挑戰還不只是財務問題，而是企業文化的差異。

長期供應夏普零件的供應商表示，「我們常不知道誰是決策者。」夏普內部有過多重疊的組織以及複雜的黨派之分，光是決定要不要用零組件，都可以拖到要出貨三個月前才商定。

位於堺工廠辦公大樓裡，原本寫著「Sharp Display Product」 早已卸下「Sharp」字樣，改成「Sakai（堺）」，員工名片左上角由紅色的Sharp字樣改印上藍色的「SDP」， 正式宣告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入主全球唯一一座十代線廠。

郭台銘能快速換掉夏普十代廠名字，換掉員工名片上的字樣，但是能否以同樣速度換掉夏普人的保守心態，才是最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