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中東之行 推進能源基建經貿

習近平中東之行 推進能源基建經貿

第一財經日報 王琳 2016-01-18 23:03:00

張明介紹，習近平主席此訪是今年中國外交的第一場重大行動，時逢中國同埃及建交60周年，也是同阿拉伯國家開啟外交關系60周年。

註冊制推遲 證監會將重點推進新三板建設

註冊制推遲 證監會將重點推進新三板建設

一財網 周宏達 2016-03-13 15:46:00

周六，新任證監會主席劉士余在記者會上表示，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將為推進註冊制改革提供重要基礎。市場人士認為，這表明建設新三板市場將是證監會近期的工作重點

【快訊】佳兆業：公司沒有申請破產 境外債務重組推進順利

5月6日，有媒體報道稱佳兆業(01638.HK)正在尋求通過美國破產法，來幫助完成在香港法院進行的債務重組。

對此，佳兆業當天下午17時做出了澄清說明，指出上述內容為不實報道，公司向美國方面提出的申請並非破產申請，只是為了確保香港高等法院批準的重組協議安排在美國生效。

佳兆業的澄清聲明如下：

今日，有相關媒體刊發我司於紐約“申請破產”的不實報道，我司作如下澄清：

一、我司境外債務重組協議安排已獲香港高等法院及開曼大法院接納，並將於2016年5月20日舉行債權人大會，就重組協議進行投票。我司預計將有超過90%的境外債權人支持該協議，並且預計香港高等法院及開曼大法院將批準該項計劃。

二、根據美國法典第11篇第15章“外國訴訟程序於美國認可的機制”的規定，我司在紐約提交了申請，以確保香港高等法院批準的重組協議安排在美國生效，以令所有債權人接受香港高等法院批準的重組協議的條款約束，同時，禁止極少數未接受重組協議且未受香港法院及開曼群島法院司法管轄的債權人在美國采取相關行動。該申請行為不屬於破產申請，相關媒體報道失實。

三、我司目前運營狀況正常，境外債務重組工作按計劃順利推進中。

洪泰基金盛希泰：簡單分層制，將把新三板推進“停屍房”

盛希泰 2016-05-09 10:15

黑馬說：近期有媒體報道，新三板將實行分層方案。洪泰基金創始人盛希泰對此撰文表達自己觀點，他認為如果這個報道屬實，那麽這一天不是因為新三板重獲新生，而是因為它被推進了停屍房。

文 | 盛希泰（洪泰基金創始人）

作為一個從事了證券行業20多年的老兵和一個跨界到早期創業投資的新兵，5月6日我看到了最不願意看到的一則消息：據《證券日報》報道，證監會已於5月4日通過了新三板分層方案，將於5月份實施。

如果這個報道最終被確認，那麽歷史會記住這一天——不是因為新三板重獲新生，而是因為它被推進了停屍房。我心痛的是，過去20年中國資本市場與互聯網創業無緣，新三板剛剛建立的中國創業與資本市場的連接將被切斷，創業時代洪流的出口也將被堵死。

為什麽要分層？核心問題是解決流動性。新三板最近一年確實陷入了流動性恐慌。盡管新三板上市數量增長很快，截止到5月6日已經有7033家，同比增長了近2倍，但新三板做市指數自2015年4月份的2673點的最高點一路往下，最近半年更是一直徘徊1200點左右。過去1年，每天交易額長期在2億元上下。整個2015年，有2895家公司無交易，占比超過50%。

新三板作為資本市場不外乎兩大基本功能，一個是搞錢，就是融資；第二，財富效應，創業者獲得財富激勵。沒有流動性，既不能搞錢，也不能財富增值，資本市場的核心功能沒了，這是核心問題。

但分層真的能解決流動性嗎？恐怕是治標不治本，如果只是分層，作為一個資本市場的其他幾個主要條件不改變——參與主體仍然是有限，仍然是做市商制度，仍然不能采取競價交易，那仍然解決不了問題。而匆忙開啟的分層可能引發的連串危機，恐怕很多人並沒有意識到。

兩極分化，95%公司將被宣布死刑

之前披露的方案中，新三板分為創新層和基礎層，有機會進入創新層的可能只有5%的企業。這意味著，95%的公司因為不能進入創新層而被宣判了死刑。流動性弱，如果不分層，大部分公司可能死，也可能活，持續發展一段時間說不定會轉好。一旦分層，等於告訴大家有5%是“好的”，而其余95%是“垃圾”。

從宏觀上說，如果一個資本市場95%的企業是垃圾，事實上已經徹底死亡了。而被評為“好”的5%也很有可能遭到爆炒，可能落入“暴漲暴跌”的模式。

納斯達克在第一次分層後也出現了兩極分化的現象，約有80%的公司被逐漸遺忘。但不可忽視的是，納斯達克的分層是建立在其良好發展的歷史基礎上，分層過程更是一個長期過程。在1971年成立11年後的1982年，納斯達克進行第一次分層，又過了24年進行第二次分層。時至今日，納斯達克最頂層的全球精選市場公司數量是其他兩層公司數的總和還要多，市值更是其25倍。

別人發展這麽長時間，積累足夠底氣後才做分層，我們是不是操之過急了？

5%公司變相獲得政府背書，重回主板邏輯

過去26年，中國資本市場之所以一直發展不起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普通老百姓”進入資本市場，二級市場一大跌就可能引發社會情緒。大家的一個潛意識是，中國資本市場的公司質量是有政府背書的，中國資本市場不能承受太高的風險。新三板市場里是創業公司，風險高、不確定性大，為了讓新三板區別開其他資本市場，獨立發展，政府設立了500萬的投資準入門檻，實際上是同時宣示了“不背書”。

不背書的另一面，是給了新三板獨立性發展的空間，意味著其與“快”、“不確定性”、“創新”聯系在一起。新三板將還原資本市場不確定性的、多元化的本來面目，接納新一代的互聯網創業者，與“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連接，催生偉大的創新型企業。

而現在說分層，實際上進入創新層就相當於政府背書，就淪落為給中小板一樣的假設，那新三板市場“獨立性”、“市場化”的初衷也就不複存在。

造假可能蔓延，退潮後將暴露裸泳的人

巨大的利益驅使下，或者說迫在眉睫的流動性兩極化威脅下，造假就可能蔓延。

《全國股轉系統掛牌公司分層方案（征求意見稿）》中提到了三條標準。其中，標準一“最近兩年，評價利潤不少於2000萬”、標準二“最近兩年，綜合營收增長不低於50%”的要求不太容易造假。而標準3的造假門檻相對較低，給了很多人操作的機會。

標準3內容可總結為：市值+股東權益+做市商家數

1.最近3個月日均市值不少於6億元；

2.最近一年年末股東權益不少於5000萬元；

3.做市商家數不少於6家。

在達到上述任一標準的基礎上，須滿足最近3個月內實際成交天數占可成交天數的比例不低於 50%，或者掛牌以來（包括掛牌同時）完成過融資的要求，並符合公司治理、公司運營規範性等共同標準。

舉例說，5月首個交易日，有多只三板做市個股出現“崖式”下跌，有的股票盤中最大跌幅超過30%，市場分析認為，前期沖擊創新層標準3可能導致了大幅下跌。這些大幅下跌的個股具有兩個特征：一，做市商不少於6家；二，市值均在6億以上，符合標準3中的條件。

而一旦人為操作進入創新層，勉強達到的條件勢必很快會喪失，往往發生斷崖式下跌。這正如退潮後，那些被暴露的裸泳者。

更大負面影響：第三次資本市場地震

過去一年，中國資本市場兩次政策性股災還在眼前。

2015年6月，突然的去杠桿化讓中國股市連續大幅下跌，並罕見地帶動全球股市恐慌；今年1月份，熔斷機制實施7天，就因兩次股市恐慌性下跌而宣布暫停。兩次股災，都是在核心層面上的重大政策推出過急，未充分、通盤考慮資本市場的宏觀氣候。分層制對市場流動性和心理的影響，與這兩次何其相似？

在市場信心羸弱、情緒微妙之際，如此重大政策的出臺很有可能引發第三次資本市場地震。只是這次不同的是，新三板如果進入僵死狀態，是與“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國策，以及正在如火如荼展開的創業時代潮流相悖的。

也許所有人都應自問：如果再發生第三次資本市場地震，我們各個層面還有什麽成熟能力嗎？

怎麽辦？

降低準入門檻到50萬元

挽救流動性危機，最應該采取的策略就是降低投資者準入門檻。我建議，500萬元降低到50萬元。

先看看500萬元門檻的設立初衷。因為新三板是註冊制，又沒有主板、創業板等中國資本市場對盈利的要求，其上市公司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很大。如果“普通老百姓”一窩蜂湧進去，很可能會出現暴漲暴跌，引發可能的社會問題。

但這個市必須設，這是歷史演進的必然，只有如此，中國才能把未來的阿里巴巴、騰訊留在中國。我去年底說過，中國的資本市場已經錯過了整整一代互聯網，這是中國資本市場的恥辱。在創業越來越成為決定未來國際經濟新秩序的當下，擁抱創業、擁抱新一代互聯網的使命就在新三板身上。

一方面，必須有一個風險和不確定性有足夠承受力的資本市場；一方面，中國投資者普遍散戶化、情緒化。所以，新三板設置了500萬元這個門檻，力圖促成新三板投資的機構化。

很多人，包括監管層會認為降低門檻會重蹈散戶化的覆轍。在我看來，500萬元降低到50萬元根本沒有那麽大的影響。能拿出50萬元投資一個高風險資本市場的人能用“普通老百姓”來定義嗎？

個人所得稅的標準是一個強力論據。從1980年開始實施個人所得稅以來，中國花了36年的時間，經歷4次大的調整，才到達3500元的起征點。很多人認為這個數字太低了，但他們並不知道中國真實情況——即使3500元的納稅起征點，擠入納稅線以上的人的數量也低的驚人。在2015年兩會上，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提到，中國只有2800萬人繳納個人所得稅，占人口總數的不到2%。

即使把範圍縮小到城市，2015年只有京、滬、浙、深四個省市城鎮居民收入超過4萬元。智聯招聘統計的主要城市2015白領人才薪酬顯示，最高的北京和上海月薪也未超過9000元。上市公司被公認薪酬最高，但2015年，收入最高的北京地區上市公司員工拿到的平均年薪也只有17萬元。

在這樣的現實面前，還能說拿出50萬現金的人是普通老百姓嗎？沒有100萬身家敢拿50萬來炒股嗎？如果這些百萬富翁是中國普通老百姓，中國早就超過美國了。對於這些投資者而言，難道不能為自己的投資決策負責，還需要政府來背書和安撫？

事實上，500萬門檻多少已經事實上破產。市場出現了專門針對新三板開戶的墊資公司，2萬塊錢服務費就能搞定。同樣的500萬，在賬戶上趴2個月就挪出去再開戶，這種事情並不少見。這種情況下再強調500萬門檻，不是掩耳盜鈴嗎？事實上，證監會已經開始清查新三板非合格投資者。

如果把門檻降低到50萬，會大大減少墊資的機會。而且，要把50萬門檻坐實，比如可以規定投資者賬戶上要保證市值+現金不少於50萬。

第二，盡快推出競價交易

競價交易比做市商制度更高效是一個基本事實。新三板之所以采取做市商制度，而不是競價交易，是因為參與者太少，流動性低，以及在信息披露、股權分散度等方面的不成熟。

如果降到50萬門檻，參與者可能擴大100倍，競價交易就有了前提。同時，如果監管層在信息披露制度和引導股權分散度方面加大力度，競價交易快速實現並非不可能。

第三，允許公募基金參與

公募基金不允許進入的原因，同樣也是因為其涉及到普通個人投資者。事實上，公募基金布局新三板的動力很大，據不完全統計，共有57家基金公司以直接發行專戶理財或成立資管公司發行資管產品的形式，合計發行了300只投資新三板的資管計劃，其中223只產品公布了規模，合計規模達到214.29億元。

有消息說，有18家公募基金參與了新三板分層內測，但願這是一個公募基金正式參與新三板投資的前兆。事實上，即使全面放開，為了規避社會化風險公募基金募集也可以約定條件：單個人認購不低於50萬元。公募基金的渠道利用起來，可以動員的資金量就會非常大。

結語

盡管流動性很差，新三板創業出口的戰略作用也已經非常明顯。2015年以來創業投資3000個退出項目中有46%通過新三板實現。

新三板來之不易，從2002年“代辦股份轉讓系統”成立開始算起，十幾年一路波折發展。2006年，中關村科技園非上市公司股份報價轉讓系統算是今天“新”三板的一個雛形，但其試點園區只有一個，規模和交易非常不活躍。2012年8月，試點園區擴展到武漢、上海和天津三地，又過了一年才在全國進行推廣。隨著2013年底決定性的“49號文”推出，新三板才走向快速軌道，而直至2015年創業時代正式啟動，新三板的歷史作用才真正有了用武之地，有了今天的一點成績。

在新三板喘息未定的時候，不從源頭上提升流動性，而是把本來就少得可憐的流動性引導到5%的“創新層”，這等於直接把新三板送入了停屍房。簡單的分層或許容易推出，但如果不系統性地看問題，不從歷史維度上思考問題，很容易把中國資本市場的獨苗毀於一旦。

新三板的象征意義怎麽說也不過份。中國股權直接融資的比例長期在3%以下。中國7000萬家企業，算上新三板也只有1萬多家上市；中國的BAT們與本土資本市場統統無緣；新三板有望扭轉這些不正常的現象，它是中國資本市場26年以來發展如此緩慢的糾偏，是中國改革開放36年成果釋放的一個基地，是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的資本圖騰。

新三板到今天，可以說仍是一張白紙。在白紙上下筆一定要謹慎，一旦錯誤制度建立，開弓難回頭。如果新三板進入僵死狀態，一切偉大意義將化為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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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倫特原油向每桶60.00美元推進

向“N”推進 xuyk的博客

    30年前，我到江蘇吳江銅羅一家國營與集體聯營工廠，搞生產技術工作整整5年。那里昔日許多徒弟如今都是大大小小的老板。近年來，由於經濟形勢不好，他們大都感到壓力山大，於是乎，前天，一位徒弟把我接到那里，並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說很想再聽聽我這個幾十年前的師傅的“教誨”。

    在那，我發現這麽個現象，當年那些在該廠做銷售工作的人，現在大都情況不好，例如，以前當經營科長的一個人，這幾年欠下一屁股債，前些日子突然路跑跑失聯了；而我這些徒弟都是從車間里或非銷售部門出來創業的，迄今無一倒下！這讓我感到無比欣慰與驕傲！

    何以這樣呢？我分析說，當時正值改革開放初期，處於短缺經濟年代的賣方市場，什麽都好賣，而銷售部門是“肥缺”崗位，大都“開後門”才能進去，這種“朝南坐”的工作誰會做不好？這些人好比是“圈養動物”，後來各自出去單幹，結果隨著市場競爭加劇，紛紛不行了。而那些沒有銷售工作背景的人，好比是“野生動物”，他們沒有現成的市場資源，白手起家，幾乎什麽都得從零開始，一步步地打拼過來，所以抗壓能力較強，經受住了多年以來經濟危機的考驗，至今未倒。行！

    不過，這會兒他們多少都遇到了瓶頸。針對這個問題，我著重講了以下幾點：

    1、我國目前搞的仍然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以，我們辦企業、做生意要聽黨的話，跟黨走。現在，大家思考問題和行動務請對照最近《人民日報》刊登的“權威人士”發言。比如，“權威人士”說了，今後我國經濟將呈“L”型走勢，那樣的話，大家務必做好充分的思想準備，不要再念念不忘以前的好日子，巴望不久又有大好機會來臨，這不太切合實際，而應勒緊褲帶，準備打持久戰。

    2、“權威人士”特別強調了“供給側”改革，那大家一定要以此為指南，不要抱怨市場疲軟，認為需求不足，而要明白，市場需求還是很有潛力的，只是你尚未發現或找到需求者真正的“痛點”，也拿不出適銷對路和具有一定水準的產品。只怪自己沒能與時俱進。

    3、不要誤解“轉型”、“創新”等含義。有的徒弟感到本業越來越難做，於是乎，到處尋找那些尚未成功或還未初步成熟的新型項目，急於求成，渴望獲得超常收益，還以為這就是創新與轉型。而我說啊，這是在做所謂的“0至1”的不確定事情，風險很大，有點押賭之嫌，失敗率恐怕是極大的，很可能到頭來一場空，雪上加霜。不要站在此山望那山高，你想，要是別人的都是好東西，那經濟還會這麽低迷嗎？還會走“L”型嗎？所以說，不要妄自菲薄，輕易否定自己。做人稍安勿躁，做企業稍安勿躁，做生意稍安勿躁。

    4、其實，真正的增長點就在你的本業上。經濟形勢越差，而你實力又不夠強大，則越不宜盲目投入“0至1”項目，而應尋找並發展“1至N”項目，盡量去做確定性事情。比如，你們大都是紡織服裝行業老板，有的是開織布廠的，有的是搞服裝廠的，有的是做紡織品貿易的，等等，而且都幹了好多年了，這說明你們各自的行當早就已經是“1”或超過“1”了，都已非常成熟，那只需在這基礎上竭盡全力地向“N”推進就行。這不就是“轉型升級”嗎？

    那麽具體如何向“N”推進發展呢？很簡單，一句話：竭力向終端延伸。比如，做匹布的，延伸去做色布；為服裝中間商做貼牌生產的，延伸去為最後的服裝供應商做貼牌生產；做紡織服裝貿易的，不要楞在這里等死，而要跨出國門，延伸去海外，把好產品擺到消費國的家門口去……以後，隨著紡織服裝產業轉移，還需要不斷整合全球資源。在此，特別需要強調的是，所有這些“N”推進必須圍繞一個宗旨，那就是：竭盡全力地向優質客戶靠攏。我把這個經營行為叫做“傍大款”，尤其是要想方設法與大品牌“聯姻”，這樣才能獲得更好一點的效益。這不就是“供給側”改革嗎？不也是創新嗎？

    ……

    哈哈！徒弟們掌聲響起，相互鼓勵！

    其實，這些與（價值）投資的道理是完全相通的。

新疆油氣改革或提前推進 油田改革與降成本兩不誤

記者近日隨《能源》雜誌專家走進塔里木團隊繞著塔克拉瑪幹沙漠轉了個“C形”，行程近5000公里，調研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對新疆油氣開發逆市的良好表現、改革的進展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500多公里的沙漠公路、頗有氣勢的“只有荒涼的沙漠，沒有荒涼的人生”的標牌，以及沙漠中耀眼的石油紅工裝，都在提示著沙漠探油的歷史記憶。

在低油價和油氣體制改革預期的雙重壓力下，油田企業也在不斷調整以適應新情況。新疆一直在推動能源改革試點，近期或會出臺地區版的能源綜合改革試點方案。

最新的消息顯示，新疆阿克蘇地區與中石油新疆銷售公司合資設立的阿克蘇中油國興能源有限責任公司掛牌成立，主營天然氣業務。

合資合作屬地註冊

56萬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瑪幹沙漠中富含油氣資源，目前國內主要的石油企業都已進駐。

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以來，為推進央企屬地化註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做了大量工作。據記者了解，新疆推進央企屬地化註冊主要是針對資源類企業。中國石油、中國石化等央企都已經采取動作，並積極發揮示範引領作用，推進新增油氣區塊合資合作和駐疆企業體制改革，把更多油氣資源留在當地。

中石油、中石化的銷售公司，中石油的一些煉廠都在推動屬地註冊。其中的典型是2012年中石油、新疆自治區政府、兵團三方組建合資的克拉瑪依紅山油田公司，負責開發100平方公里的區塊。

新疆去年10月還推出5個上遊區塊進行招標，從中石油和中石化兩家退出的18萬平方公里的區塊中進行選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郭焦峰研究員分析，推出來招標的區塊條件一般，未來還要從其它方面著手，激活社會資本投資，原有單位可以在提供基礎設施服務方面探索。

中石油為了勘探開發沙漠腹地的石油，已經建成500公里左右的沙漠公路，通往作業區的公路也非常平整。作業區的居住、就餐環境已經大有改觀，具備提供服務的基礎。

當地政府還在通過行政途徑，推動石油企業拿出成熟區塊與社會資本合作，地方政府負責協調關系，社會資本出錢出力。但業內專家認為，這不是一個好的途徑。雖然如此，在經濟下滑的壓力下，地方政府還是嘗試在這一塊推動央企讓利。

削減投入無礙改革前行

在低油價沖擊下，石油企業去年普遍降薪。按照國資委的要求，中石油總體降薪10%-15%，不過據記者了解，因為薪金隨效益變化，2015年中石油依然有四家單位沒有降薪。

塔里木油田因為效益較好，石油專業人才都想到塔里木工作。但另一方面，中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副總經理江同文介紹，塔里木油田的投資也在削減。數據顯示，近兩年塔里木油田的油氣產量基本穩定。

根據塔里木的規劃，“十三五”要實現油氣產量當量達到3000萬噸，躋身國內前三大油田行列，建成300億方大氣區，保持600萬噸原油穩產。

削減投資在一線物探和鉆井數量方面體現得特別明顯。東方物探昆侖山前物探隊的李隊長說，從項目額度看，以往高峰時從塔里木一年能拿到10億元左右的項目，預計今年會直降到5億元以下。

“在此情況下，物探員工都是輪休，沒活幹就回家休息著，有活幹的3個月左右，掙個2萬多塊錢，工作量非常不飽滿。”李隊長說。

油服公司受到的影響更是直接，塔里木油田的特點是井深，大多數都在6000米以上，鉆機都是特別定制的。給塔里木油田公司提供服務的民營企業巴州兆石，高峰時有9部鉆機給油田提供服務，現在6部鉆機閑置，工作量直線下降。巴州兆石副總經理羅明偉稱，公司也在評估找機會進入上遊，畢竟對塔里木的地質情況熟悉。

塔里木油田公司是較為典型的油公司，一開始就實行油公司體制，目前油田公司合同化員工1.05萬人，相比傳統油田少出很多。“我們要繼續做國企改革的典範。”江同文說。

轉型潛力都從哪里挖

塔里木油田是國內現在處於上升期、依然有增產潛力的油田。在產量本身之外，油田還有其它潛力可挖。

現場走訪發現，沙漠腹地井場和作業區風能、太陽能資源都很好，不過一般的井場並未配備新能源發電設施。塔里木油田一年總共耗電量10億度左右，“可以養活一個中型的電廠了。”一個油田工作人員說。“但是光伏發電的成本還是較高。”

現場調研的專家也認為，作為用能大戶，又有優良的風能、太陽能資源，可以利用起來，作為節約成本的措施。

記者在一個鉆井現場了解到，油田鉆井已開始使用網電代替柴油發電機，同時因為鉆井是24小時作業，單靠光伏或風能會遇到問題，不過如果有成熟的分布式能源解決方案，將能節省成本。對於油田公司來說，也可以向清潔電力供應方轉移。

沙漠公路沿線，為了阻擋風沙，每隔4公里都有一個水井房，抽取地下水澆灌路兩旁的綠化。現在油田公司正在推動通過光伏發電代替柴油發電驅動抽水泵，記者在008號水井房了解到，光伏發電配合儲能電池，可以保證生活和工作用電。看護水井房的王師傅說：“即使三天大風沙，電也夠用。”這些經驗都值得推廣。

郭焦峰說，基礎設施向服務業的轉變也大有文章可做，隨著進入油氣上遊的公司越來越多，油田公司可以考慮開放已建好的基礎設施。

油田的主業也大有可為。塔里木油田目前是國內第四大油田，根據規劃判斷，塔里木油田仍然處於上升期，未來要成為國內產量規模第三大油田。實現在塔克拉瑪幹沙漠和昆侖山前勘探上的突破，積累山地勘探技術經驗。

王小魯：改革推進需要社會合力

資料圖：王小魯（視覺中國/圖）

5月25日上午，著名經濟學家，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在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智庫報告廳”發表演講，就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現象、原因及對策思路進行了深入探討。

兩次獲得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項“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的王小魯，長期致力於中國經濟收入分配機制研究，近年來對中國“灰色收入”的系統研究彌補了國家收入統計方面的不足，為包括財稅體制改革在內的諸多重大體制改革提供了理論支持。

王小魯在演講中從收入分配的角度探討了當下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的關鍵因素：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經濟結構中的投資和貨幣供應增速持續高於GDP增長，同時以“產能過剩”現象為代表的資本生產率持續下降——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每2元錢的資本投入可以帶來1元GDP增長，而到了2014年已經變成每7元資本投入才能帶來1元的GDP增長。

2000年之後隨著中國加入WTO，產能過剩現象一度在外傾型經濟增長模式下得到緩解，但隨著2008年國際金融風暴引發的全球經濟體系“再平衡”，中國出口增速迅速從20%以上下滑至負增長，並形成了更加龐大的過剩產能規模。

對此王小魯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之一，中國經濟本來就不可能長期依靠外需拉動，真正的長期可持續發展依然要靠內需。而在過去20年多年的快速增長中，居民消費占GDP比例從1990年代的63.3%下降到2010年的49%，迅速失去了對經濟長期增長的關鍵拉動作用。

“這個（消費率下降）的過程過去長期比較平緩，但從2000年之後就變動得非常迅速——消費率迅速下降，而儲蓄率和投資率迅速上升。”王小魯指出，這一結構失衡加速的主要原因，首先來自“體制性和結構性”因素，包括政府行為和各類政策。

隨著“土地財政”模式下的政府和金融部門收入在國民總收入中占比迅速提升，龐大的政府產業性投資和行政管理支出，極大地擠占了居民收入的占比；同時在各類“特惠制”的產業優惠政策下，土地等要素資源壟斷和不公平競爭，變相保護了許多高成本、低效率的“特權式企業”，並帶來了大量腐敗和錢權交易現象。

“腐敗加劇了收入分配不公，令居民收入差距加大，”王小魯指出居民收入差距過大自然會形成經濟結構中儲蓄率上升、消費率下降的現象，“因為高收入人群大部收入用於投資而非消費，低收入人群則沒有足夠的消費能力。”

國家統計數據顯示，體現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在1980年代約為0.3，1990年代超過0.4，到2008年已接近0.5——這是一個很大的收入差距，已經接近拉美國家水平。但王小魯表示，據他的團隊多年跟蹤研究顯示，中國居民的實際收入差距“遠遠大於統計顯示”。

以城鎮居民中收入最高和最低10%的家庭收入差距為例，國家統計數據顯示大約為八九倍，但王小魯團隊的研究數據顯示這一差距“至少是20倍或30倍，這還是一個保守的估計。”

如此巨大的統計數據差異，除了部份統計誤差外，很大比重來自高收入人群不願意向官方統計部門公開的“灰色收入”：據王小魯團隊的研究估算，這一“灰色收入”總量在2005年約為2.4萬億元，到2011年已經驟升至6.4萬億元，“相當於GDP的12%莫名其妙流失了，跑到少數人的口袋里去了。”

這一急劇膨脹的“灰色收入”體系已經直接威脅到了中國經濟體系的穩定，王小魯認為這也是本屆政府以空前決心強力反腐的意義所在，但他同時指出要真正解決“灰色收入”現象，改變居民消費在GDP結構中占比長期下降的趨勢，運動式反腐只能解決一時的問題，“根本上要靠制度改革來解決”，即政府職能轉型，以及法治化和民主化的現代政府治理機制的建立。

王小魯明確反對“刺激消費”的說法，認為居民消費是老百姓的合理選擇，“有什麽樣的收入水平和未來預期，我就會選擇一個什麽樣的消費模式和消費比例。”在他看來，目前， “不敢消費”和“高儲蓄”實際上是絕大多數居民的理性選擇。

而造成這一“消費乏力”現象的本質原因，則在於各級政府把本該投入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的大量資本與資源，不斷投入低效甚至無效的“生產性支出”領域。

“實際上過去可以說是經營性的，今後恐怕要向服務型的政府來轉變。”在分別探討了貨幣、財政和產業等諸多領域的改革方向後，王小魯坦言，這些政策和制度的轉型“都跟政府行為”有關，而要實現政府行為的有效轉變，首先要對政府官員的政績考核體系和政府部門的激勵機制加以轉變。

“這不是調整或增加幾個考核指標的問題，”王小魯表示，而是要讓政府部門和官員在行為上從“對指標負責”轉向“對老百姓負責”。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把權力關到制度的籠子里”。

盡管在這一艱巨的體制改革與轉型中，還面臨著諸多嚴峻挑戰與不確定性，但王小魯依然樂觀地認為，如果能夠在未來數年的改革陣痛中實現體制和結構的改革調整，未來中國經濟完全有希望“保持10年到15年的中高速增長”。

在其後的互動交流環節中，王小魯坦言他自己比較擔心的是此輪改革如何在推進與落實過程中取得社會性“改革共識”的問題。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便參與理論研討與政策研究的王小魯表示，當時的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在於全社會都形成了空前熱烈的“改革氛圍”和“改革共識”。

“我們的改革還停留在領導討論和職能部門分解執行任務的過程。”王小魯坦言，職能部門固然更加了解具體情況，但同樣有著自己的既得利益和傳統觀念局限，“沒有社會的推動和公眾的參與，這些東西靠政府部門自身是很難突破的。”

王小魯以深圳特區的發展為例，表示深圳過去30年的發展與飛躍，就是在社會各方的“改革共識”下，不斷地創新和試錯過程中所形成的，而“深圳經驗”的出現又為國內傳統的僵化體制帶來了新的沖擊。

取消高考加分後，關鍵在於推進學生綜合素質評價

日前，“湖北版”的高考改革方案正式出爐，該省明確將進一步減少高考加分項目。有記者梳理發現，目前已有20余省份公布高考改革方案，大多數省份都有針對高考加分政策的相關規定。

這是對2014年底教育部等五部門印發的《關於進一步減少和規範高考加分項目和分值的意見》的具體落實。去年，全國性加分項縮減至5項以內，13個省份已取消所有地方性加分項目。隨著意見的落實，取消國家和地方獎勵性質加分是大勢所趨。而高考改革要進一步關註取消高考加分後的學生綜合素質評價。

取消高考加分，無疑有助於推進高考公平，消除因高考加分帶來的高考加分造假和高考加分腐敗現象。但在取消加分後，如何關註學生的個性、特長、綜合素質發展，將是高考改革必須解決的另一個問題。

雖然以前的高考加分有異化為“加分教育”的趨勢——為獲得加分而去培訓特長——但是，還是要關註到部分本身有特長的學生。取消高考加分以後，按照高考改革方案，將主要通過自主招生和綜合素質評價來引導學生發展個性、特長、綜合素質。其中，自主招生主要是90所學校的5%自主招生，主要針對的是獲得國家、省級以上競賽獎項的有學科特長和創新潛質的學生，名額在2.5萬名左右，只占高考總人數的0.3%不到。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對每個學生都進行綜合素質評價，並把綜合素質評價納入高考，就顯得十分重要。

國家高考改革方案，提到未來的高考錄取是兩依據一參考，兩個依據是指統一高考成績、高中學業水平測試成績，一參考就是高中綜合素質評價。這已經考慮到發揮高中綜合素質評價的作用，問題在於，將怎麽參考?如果高考錄取就按學生高考分數排序，結合學生誌願投檔錄取，能參考綜合素質評價的空間極為有限，最多在考生分數相同的情況下，參考綜合素質評價。這還需要綜合素質評價真實、客觀，能體現出學生的個性、特色，如果高中覺得綜合素質評價沒多大價值，隨意對待，那高校就更不可能參考綜合素質了。

更重要的是，如果高考按總分錄取的模式不變，基礎教育就很難扭轉應試教育模式，學生的綜合素質培養從何而來?對於教育部門要求學校重視學生綜合素質評價，有的學校消極應對，而且，家長也對推進綜合素質評價並不支持，質疑這是增加學生負擔：學生已經這麽累了，還要去參加社會實踐、社團活動、公益服務，不是讓他們更累嗎?

要讓學校、家庭和學生都重視綜合素質發展，只有深入推進自主招生改革。一方面，只有高校進行自主招生，才能破除教招考一體化格局，引導高中擺脫應試教育，每所高中才不會圍著高考分數辦學，而是探索學校的辦學個性、特色，只有學校辦學有特色，才能培養更多有個性的學生。另一方面，只有在自主招生中，才能關註學生除分數之外的其他素質，目前實行的5%自主招生和三位一體綜合評價錄取改革，一定程度打破分數一元標準，但還遠遠不夠，由於參加高校較少，名額不多，而且還和高考統一錄取嫁接在一起，統一填報誌願，對基礎教育所產生的影響有限。我國應該在目前5%自主招生和三位一體招生基礎上，加大自主招生改革的力度。

美國大學在進行招生時，就是把對學生的“加分”納入多元評價體系，比如，美國名校錄取學生通常有16大指標，包括SAT統一測試成績、大學面試考察、中學學業表現、中學特長、地方教育因素、家庭教育因素等。與我國以前的高考加分項目對比，就是把加分納入多元評價由各校根據自身辦學特點選擇相應指標評價學生。

可以想見，對此建議，一些人士又會質疑擴大學校自主招生權會滋生招生腐敗。對於自主招生可能滋生的腐敗，筆者認為不能以不改革的方式“回避”，而應該以改革的思路來化解。

要提高我國高等教育質量，自主辦學是必由之路，不能因為擔心高校用不好自主權，就一直不讓高校自主辦學。在落實高校辦學自主權過程中，我國完全可以借鑒英美等國家的做法，在高校內完善以教育和學術為本的現代治理，組建獨立的招生委員會，公開透明地進行自主招生。

另外，自主招生本來就是促進高校轉變理念，完善學校治理的機制——自主招生的本質是擴大學生選擇權，讓一名學生能拿到多張大學錄取通知書再選擇大學，簡單地說，是由現在學校“朝南坐”選學生，變為學校和學生雙向選擇。這種雙向選擇機制，可在高考成績公布後實施，學生拿著成績去申請大學，大學獨立進行評價錄取，不再由教育考試部門投檔，不再限定學生只能拿到一校錄取通知書。如此一來，將讓大學形成競爭意識，且用學校的辦學質量和聲譽去吸引學生，而不像現在，學生只能拿到一張錄取通知書，學校吸引學生的手段，只有高考錄取優惠(5%自主招生和三位一體錄取都是如此)，而且在把學生招進學校後，學校又不重視人才培養，這和美國大學入學時學生可自由申請選擇學校、入學後還可自由轉學轉專業完全不同。

只有以擴大學生選擇權為核心，設計並推進學生多次選擇，學校多次多元錄取的自主招生改革，我國基礎教育才會呈現多元教育、個性教育，真正重視學生的綜合素質發展。

(作者系上海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

北京銀監局正有序推進中關村銀行設立 銀行投貸聯動試點方案將出

6月2日，第49場銀行業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北京銀監局黨委委員、紀委書記，新聞發言人肖鷹表示，目前，北京銀監局正在起草銀行業金融機構在中關村投貸聯動試點的方案，並正有序推進中關村銀行設立工作。

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一季度末，北京銀行業資產總額達到19.01萬億元，接近全國的十分之一；各項貸款余額7.32萬億元，各項存款余額12.69萬億元；不良貸款余額502.89億元，不良貸款率0.69%。

十余家民企意向發起中關村銀行

“目前，北京銀監局正在有序推進中關村銀行設立工作，初步確定十余家民間資本企業為意向發起人。”肖鷹在上述新聞發布會上稱。

在2013年，中關村銀行就被列入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規劃的重點工作，並定位為科技銀行、互聯網銀行。

在規劃中，中關村銀行具體定位主要為科技型、創業型、創新型中小微企業提供全面、快捷、低成本金融服務的科技銀行；基於創新信用機制和大數據運用的互聯網銀行；由眾多民營資本發起並參與、風險自擔的民營銀行。

銀監會主席尚福林在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記者會上就曾表示，民營銀行已經進入到常態化審批階段，並且新設立的民營銀行受理權已經下放到銀監局，並且當時已經有12家民營銀行進入論證階段。這意味著，民營銀行的設立將不再有批次和數量的限制，成熟一家批準一家。就在前不久，重慶富民銀行獲批籌建，成為西部地區首家獲批的民營銀行。

肖鷹還表示，積極支持符合條件的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領域。截至4月末，轄內民營企業自主發起設立財務公司2家，民間資本總額25億元、占比100%；民間資本參與設立村鎮銀行8家，民間資本總額7.44億元、占比78.73%；民間資本參與投資入股銀行業金融機構5家，民間資本總額144億元、占比56.76%。

北京地區投貸聯動試點方案擬近期發布

談及在中關村開展投貸聯動銀行試點時表示，肖鷹現在起草了一個北京地區的試點方案，主要是積極支持銀行設立投資子公司、設立專營機構和特色支行的同時，加強事中和事後監管，建立日常的監管體系，推進並表監管，開展試點評估等。

“這個試點方案還在起草過程中，不久就會出來。”肖鷹稱。

今年的4月份，銀監會下發銀行投貸聯動試點的指導意見。北京銀監局表示，在第一時間與北京市里金融局、中關村管委會、市財政局、市科委等很多部門建立了聯動的工作機制，研究會商多方合作框架協議和風險補償的分擔機制，這是比較重要的方面。

並且北京銀監局擬於近期，會同中關村管委會等相關部門制定印發《關於支持銀行業金融機構在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開展科創企業投貸聯動試點的指導意見》。

“支持在中關村設立金融專營機構和投資子公司，並且加大對試點銀行風險補貼支持力度，鼓勵試點銀行建立健全專門的投貸聯動風險分擔和補償機制。”肖鷹稱。

北京銀行作為投貸聯動試點指導意見中首批明確的試點銀行，該行副行長、中關村分行行長許寧躍透露，根據此前的會議要求，北京銀行的方案要報北京銀監局，6月份北京銀監局要報銀監會。

“北京銀行也會為接下來投資子公司的所有的準備工作，積極的運作。”許寧躍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