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系浦發銀行宏觀分析師曹陽,授權華爾街見聞發表。
由於8月經濟數據大幅低於市場預期,9月起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寬松步伐加快。央行先後通過SLF為五大行提供5000億資金、下調正回購利率來引導貨幣市場利率下行。盡管如此,我們認為未來央行降低基準利率仍將是必要的。
從實質大於形式的角度來看,央行的SLF、下調正回購利率在規模上類似於降準和降息。就SLF來說,5000億投放在規模上等同於降準50個基點;就下調正回購利率來看,20個基點的下調也基本等同於一次降息的幅度。以上貨幣政策可以改善銀行間批發市場的流動性。一方面,短期融資便利(SLF)利率在3.7%、期限在3個月,基本等同短期限的逆回購操作。這種短期流動性提供可以緩沖IPO、國慶和季度因素對銀行存款分流的沖擊,有效降低金融體系流動性風險;另一方面,回購利率下調也有助降低銀行短期融資成本,並在一定程度上壓低債券二級市場收益率。
但這對於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的效果可能較為有限。
一方面,SLF和正回購操作均發生在銀行間市場,由於期限較短,銀行難以形成穩定、持續的資金可得預期,因此未必進行主動性信貸擴張;
另一方面,雖然以上政策可以降低銀行負債成本,但實體經濟融資利率卻存在剛性,且調整相對滯後。從數據來看,最新的1個月大行和城商行理財產品收益率為4.56%和5.09%,同期限的同業協存利率降低為4.55%,均較年初下行了100個基點以上,但2季度末的貸款加權利率僅下行了不到20個基點。
此外,由於資金批發市場的參與者並非只限於銀行,在央行提供看跌利率期權後,融資性交易會增加,這進一步壓低風險資產的流動性溢價、信用風險溢價水平,從數據來看,目前5年期AA企業債與1年期國債利差僅為255個基點,處於歷史地位。
我們認為央行對銀行間市場低利率的擔保會進一步提升風險偏好,“套息交易”增加對風險資產價格影響會更大些,而這些資金未必進入實體經濟領域。
這使得未來通過降低基準利率來改善企業融資成本依然是較為必要的。我們認為降息的作用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降息可以比較明確地引導企業、個人預期,提高信貸需求。年初以來,國務院、央行層面多次要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部分企業家均希望在利率下調後申請貸款,以節約融資成本,那麽降息可以發出較為明確的市場信號。
第二,目前信貸領域利率市場化已經完成,較多貸款均在基準利率基礎上浮動,下調利率既可降低企業存量債務的財務費用,也可以對企業尋求信貸融資提供一定激勵。
第三,降低基準利率、尤其是房貸利率有助緩沖房地產市場下行風險。目前房地產銷售、價格出現雙降,其中8月商品房銷售累計負增長擴大到7.6%,百城房價下跌數量達到74個。因此在各地放寬限購後、降低按揭貸款利率來刺激銷量回升對於減緩經濟下行也較為重要。
第四,從周期角度來看,降息可以緩沖經濟硬著陸風險,適度降低市場的信用風險溢價,對企業融資成本下行產生間接幫助。
我們不認為降息的政策成本很高。第一,從全球範圍來看,各國貨幣環境均較為寬松,美聯儲在9月議息會議表態鴿派,承諾將低利率維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歐洲央行在2016年前將進行多次TLTRO和ABS的資產購買計劃,因此中國央行下調利率不會增加資本流出壓力;第二,盡管隨著“豬周期”變化,通脹在年底到明年上半年有一定上行壓力,但供給層面沖擊畢竟是暫時的,同時居民通脹預期依然較為穩定,3季度撐著儲戶調查顯示50%的居民對未來物價預期不變。因此這使得降息的成本不高。但是由於這兩個因素可能在12月發生一定變化,如美聯儲屆時可能修改利率前瞻性指引,提示加息時點,國內通脹單月也將在2.5%以上,因此我們預計好的降息時點可能在11月前。
有市場觀點認為利率市場化後,降息會引發存款再度流失,從而弱化政策效果,但對此我們並不認同。由於央行已將貨幣市場流動性保持得十分寬松,目前回購利率走低也帶動整個貨幣市場的資產收益率下行,如3個月的同業存單發行利率下行至4.7%、余額寶等貨幣基金收益率下降至4%附近,因此即使下調存款利率,對於存款流失的沖擊也較為有限。
“小孩子看對錯,大人只講利弊”,在經濟下行周期中,降息本就是逆周期調控的重要工具,並不涉及太多放水、保持定力方面的價值判斷,在政策成本較低時,我們認為降息仍將是較為必要的。
本文作者管清友系民生證券研究院執行院長,民生證券研究院宏觀研究員朱振鑫對本文亦有貢獻。授權華爾街見聞發表。
“舊常態”之下,中國的改革是讓市場發揮“基礎性作用”,政府通過設定各種各樣的“紅線”來約束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未來“新常態”之下,中國的改革需要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很多政府在“舊常態”下設定的“紅線”已經無法適應“新常態”的要求,如果不盡快調整或廢除,將會束縛改革的手腳。對資本市場來說,這些“紅線”可以視作觀察改革和未來市場走勢的關鍵窗口,如果紅線松綁甚至廢除,則意味著經濟增長內生動力的增強和增長質量的提升,對資本市場將是利好,符合改革和轉型方向的“新經濟”最為受益。而如果紅線遲遲不松綁,則意味著經濟增長仍拘泥於傳統的政府主導模式,改革和轉型的進度將相對滯後,對資本市場來說將成為束縛牛市的鐐銬。
1、經濟增速紅線: 7.5%
一個經濟體的發展就像一個人的成長。青春期(經濟起飛期)一個勁兒的躥個兒(潛在增速提升),很多時候營養跟不上(有效需求不足),尤其是氣溫驟降時(金融危機),必須吃點補品(財政貨幣擴張),有時甚至需要打激素(4萬億)。但是,一旦步入成年,個頭不可能再一直長下去,如果還一味的奢望長大個兒,強行打激素,不僅沒法長個兒,還會造成虛胖(滯脹)或者高危體質(產能過剩和債務風險)。
對於中國經濟來說,現在就處於從青春期向成年期過渡的關鍵時期。隨著內部人口紅利和外部全球化紅利的消退,經濟增速不可能一直保持高速增長,向中高速換擋實屬必然。如果過於強調增長速度的“紅線”,再去持續搞刺激政策,不僅無法重回過去的高增長,反而會妨礙結構調整,讓經濟增長的質量越來越差。
原因在於刺激政策仍是一種政府主導的非市場化行為,會扭曲資源配置。一方面,刺激會延緩市場的自然出清和杠桿去化。而企業盈利能力的恢複必須以市場出清、產能去化、債務消化為前提,否則企業的自由現金流就會一步步被債務黑洞吞噬,無法形成可持續的盈利。另一方面,刺激政策往往以公共和國有部門為載體,導致金融資源向其傾斜,對私營部門產生“擠出效應”,造成“國”進“民”退,不利於結構轉型。“破舊”才能“立新”,政策應該順勢而為,從追求增長速度向提高增長質量轉變,盡快破除7.5%的增長紅線,制定更具彈性的增長目標。
2、存貸比紅線:75%
存貸比是“舊常態”下的特殊產物,在“新常態”之下,已經不適合銀行合理放貸、支持實體經濟的需求。
首先,國際收支雙順差出現趨勢性逆轉,存款增長失去重要源頭。過去十年,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雙順差之下,為穩定人民幣匯率,央行被迫將投放外匯占款作為基礎貨幣的主要渠道。外匯占款成為金融機構改善貸存比指標的關鍵因素,存貸比監管對金融機構過度投放信貸有約束作用。時移世易,伴隨著資本賬戶開放,中國人口紅利拐點,儲蓄投資差距收窄以及全球流動性盛宴終結等因素的發酵,雙順差格局正出現趨勢性逆轉,外匯占款對存款增長的貢獻度也在減弱。在此背景之下,存貸比監管將限制銀行的合理信貸投放。
其次,利率市場化加速推進,金融機構的一般性存款轉化為同業存款,存貸比考核制約表內信貸正常增長。近年來,銀行理財、貨幣基金等金融創新快速發展,深刻地改變了居民金融資產配置行為。但存貸比考核分母對應的是一般性存款,並不包括貨幣基金對應的非存款類金融機構同業存款,這導致分母被嚴重低估,無謂的加大了存貸比對信貸投放的限制。
第三,存貸比考核制造了非標等影子銀行業務,放大了金融風險,擡高了全社會融資成本。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對利率不敏感,又因為穩增長的要求產生了旺盛的融資需求,不得不通過信托、券商資管等通道業務繞過存貸比監管,融資鏈條被人為延長,不利於監管部門有效地控制資金流向,加劇了潛在的金融風險。此外,融資鏈條拉長使得全社會融資成本出現明顯上升,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愈加嚴峻,信貸市場出現明顯錯配,經濟結構進一步惡化。
3、耕地紅線: 18億畝
土地問題牽一發而動全身,其中最重要的“一發”就是“18億畝耕地紅線”。18億畝紅線在舊常態之下有其合理性。從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中國的耕地面積、糧食總產量和人均糧食產量持續下滑,耕地面積從1998年的19.45億畝下降到2003年的18.51億畝,糧食總產量從1998年的5.12億噸下降到2003年的4.31億噸,人均糧食年產量從1998年的410公斤下降到2003年的333公斤。民以食為天,出於糧食安全的考慮,中央開始嚴厲打擊土地違法違規使用行為。2006年,十一五規劃首次明確提出,“18億畝耕地是未來五年一個具有法律效力的約束性指標,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紅線”。2008年8月,《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2006-2020年)》重申要堅守18億畝耕地“紅線”,並提出到2010年和2020年,全國耕地應分別保持在18.18億畝和18.05億畝。
新常態之下,18億畝紅線的局限性日益突出。首先,滿足糧食需求的關鍵不在於耕地的數量,而在於糧食的數量。2001至2012年間,盡管耕地面積下降了4.75%,中國人口增長6.09%,但由於糧食單產增長了18.39%,糧食總產量增長了30.25%,依舊保障了糧食安全。按照原有技術條件計算耕地紅線顯然不合理。其次,中國目前正處於加速城鎮化的階段,而由於18億畝耕地的紅線要求過高,導致許多可以合理開發的土地無法形成有效供給,間接推高了土地價格,造成了諸如土地財政、強制拆遷、房價畸高等一系列亂象。
4、混合所有制紅線:50%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新一輪國企改革的核心,而混合所有制的成敗則取決於能否讓公有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真正平等。只有切實保障兩者同樣“不可侵犯”的地位,抹掉公有資本的行政化色彩、發揮非公有資本的市場化力量,才能真正提升國企經營效率。這一點在“管人管事管資產”的舊常態之下並沒有完全落到實處。在相當多的情況下,公有資本不僅在控股比例上死守50%的紅線,而且還在實際的經營中發揮了超過“50%”的力量,而與之“混合”的非公有資本並沒有享受到與出資比例相對應的發言權。
新常態之下,國有資產管理體制要從“管人管事管資產”向“管資本為主”過渡,核心就是扭轉公有資本與非公有資本的不平等地位。對於大部分可以市場化經營的競爭性領域,國有資本完全沒有必要死守主導地位,可以讓社會資本發揮更大力量。對於事關國民經濟命脈、適合公有制為主導的壟斷性領域,國有資本也沒有必要死守50%的絕對控股地位,可以借鑒黃金股等國際經驗,保留公有資本一票否決權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市場化力量。
5、匯率波動的紅線:±2%
中國目前的匯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政府“管理”的手段有兩種,一種是“量”,即直接進行外匯幹預,另一種是“價”,即設定中間價以及圍繞中間價的波動區間。匯率波動區間的管理實際上與浮動匯率制的自動調節機制相矛盾,但在中國持續面臨資本流入和人民幣單邊升值壓力的舊常態之下,限定匯率波動區間有助於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避免國內流動性被動寬松,有一定的合理性。
新常態之下,隨著雙順差逐步收窄,人民幣單邊升值壓力明顯緩解,匯率完全可以在市場決定下實現雙向浮動。此外,在當前改革轉型的背景下,貨幣政策應該盡量加強獨立性,服務於國內的政策目標,而不是受困於匯率波動的紅線而一味對沖外資波動,喪失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有人擔心放寬匯率波動區間後可能會引發資本外逃,但實際上,中國並沒有完全實現資本自由流動,而且擁有高外儲、高增長、低外債等防火墻,不應因此束縛匯率市場化改革的手腳。(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審視一遍你的過往記錄便可發現,你已多年催毀價值,在戰略上失誤,我們因此稱你為全美國最危險最無能的高管之一。”
對沖基金Third Point的丹尼爾·勒布(Dan Loeb)堪稱維權投資人中善寫尖刻信件的桂冠詩人,以上摘自他在2005年寫給Star Gas的信。本周,卡爾·伊坎(Carl Icahn)將這一流派做了些改動。他採取了俯首稱臣的姿態。
“要完全清楚,這封信絕非對你作為首席執行官的任何批評,”伊坎溫柔地向蘋果(Apple)的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Tim Cook)表示。他的觀點——掩埋在對蘋果產品的高度贊美中——是這樣的:蘋果應加速回購更多股票。
無論奉承還是帶刺,回購本身必須合乎商業邏輯。這一次並非如此。伊坎以蘋果股價的8倍預期市盈率為依據(經1330億美元凈現金調整後),這低於標普500(S&P 500)股指的15倍。他認為,回購將削減這一折讓。
但這是基於伊坎對蘋果增長的看法。他非常樂觀。他認為明年的銷售會增長四分之一,比市場共識預測高出250億美元,而共識預測已認為營收將超過2000億美元。在一個很大的基數上實現持續增長是困難的,尤其在不可預知的電子消費品行業。一個利用不斷創新來打動消費者的公司,理應具有一個適度的市盈率——無論它增長得多快。更高的估值應給予那些具有永久優勢的公司。蘋果的未來在於品牌,而非回購。
Lex專欄是由FT評論家聯合撰寫的短評,對全球經濟與商業進行精闢分析
譯者/艾蔔
而阿里巴巴雖然最近幾日股價開始回調,但是比開盤價仍然大漲26%。因此,中概股的集體下跌有阿里巴巴上市的原因導致,另外中概股在之前很長一段時間都處於牛市,回調也成為必然。而相比平均19.82%的巨大跌幅,58同城的8.8%跌幅算是比較不錯的成績了。
長期資本退出屬正常行為 股價並未暴跌
十一期間,雖然投資商出售了一部分的58同城股票,但這是一個極為正常的市場行為,因為像DCM、賽富這樣的VC、PE本來就只做成長期企業投資,股票的存續周期本來就只有5-7年,DCM投資58已經4年,賽富更是已經有近8年的時間。
而且這些VC和PE已經獲得了豐厚回報,即使以58同城的發行價每ADS17.00美元計算,賽富投資基金、華平和DCM資本的賬面回報倍數分別為95.73倍、7.51倍和24.76倍,而10月10收盤價為35.8美元。此外,VC、PE本來就不做二級市場,所以在股市流通的股票並不受其影響,否則58同城股價也不可能只下跌8.8%。而資本市場上,VC和PE出售投資公司股票後沒多久股價大漲的例子也有很多,比如,紅杉資本在唯品會上市1年後2013年3月以22.98美元價格出售唯品會72.5萬ADS(1ADS=2普通股),股價暫時出現下跌,但隨後唯品會股價一路攀升,最高漲到233美元。
據我了解,VC和PE作為創業公司的長期投資者,他們已經在創業公司上市後獲得了巨大回報,變現是投資的主要目的,也完成了當初投資的使命。但是他們出售股票進行變現與企業後續發展並無直接關聯,是一種極為正常的投資操作手段。而且VC和PE退出部分股份變現後,其他資本也會趁機接盤。另據可靠消息,除了騰訊趁股價回調增持58同城外,投資分類信息“老二”趕集網的紅杉、凱雷,也在二級市場購買了大量58同城的股票。
人與生活信息連接仍處於發展的初級階段
從8月21日,58同城公布的2014第二季度財報看,該公司當季總營收為6460萬美元,同比增長83.9%;凈利潤為1120萬美元,同比增長125.6%;第二財季毛利率為94.7%,去年同期為93.9%。這說明分類信息網站的收入仍處於高速增長期,而且具有非常出色的毛利率,良好的業績是保證58同城可繼續持有的基礎條件。
而騰訊增持58同城一方面看好58同城的盈利能力,另外希望58同城成為騰訊未來連接人與信息、服務,進軍O2O的重要資源之一,所以當騰訊進一步整合社交、LBS等業務後,58同城必然在騰訊的整合中受益,而這一切只是剛剛開始。眾所周知,O2O包括三個環節:場景、信息和交易。騰訊可以幫助58同城完成場景、交易的環節,58同城自身在信息平臺環節已經具備出色的能力,接下來應該繼續加大業務拓展以及三四線城市的開拓,迅速鞏固自己的地位。
炒股的朋友都知道,股價代表的是投資者對這家企業未來發展的預期,比如,騰訊股價在微信推出支付後迅速暴漲,而實際上微信並未給騰訊帶來非常可觀收益,但是投資者看的是微信支付和商業連接的未來發展潛力,股價代表的是對這種潛力的預期。特別是A股市場,在利好懸而未決的時候,股價一般都會一直上漲,而一旦利好變成現實股價立即下跌。即使從最為基本的股價漲跌規律分析,58同城與騰訊之間的整合這一巨大利好仍懸而未決,這就是推動58同城股價上漲的最大動力之一。
目前,由於整個人與信息、服務連接、O2O的發展仍處於初級階段,所以對於投資者來說,做這種未來的投資需要考慮長線,而並不能只關註眼前股價的漲跌。同樣,騰訊在58同城股價下跌的時候趁機增持,也是考慮長線持有,並希望為騰訊的連接一切戰略添磚加瓦。記得馬化騰曾談過自己不善炒股,買了Facebook股票後就遇到大跌,然後忍到成本價後立即出售,可Facebook股價卻開始瘋狂上漲,所以股市就是這樣耐人尋味,如果只管暫時漲跌,可能永遠也無法賺到錢。
關於磐石之心
IT評論人,10年IT從業者,新浪創事記專欄、百度百家專欄作者,1200萬閱讀量的知名IT博客,見證互聯網跨時代轉變,著作有《融合時代》《解密小米-互聯網思維下的商業奇跡》,請千萬不要關註磐石之心公眾號:panshizhixin18,因為你會變得比別人更能看懂互聯網融合的驚人未來!
2014年10月12日晚上7點,北京耀萊成龍電影院里人頭攢動。在5樓的電梯口,十幾臺取票機像被檢閱的士兵一樣呈L狀排開。在這些標識有美團貓眼、時光網、摳電影、百度糯米等字樣的機器前面,為數眾多的觀眾正在排隊取票,場面堪比春運。
盡管第二天還要上班,但這絲毫不影響觀眾的熱情。大家或許已經猜到了,被眾人追捧的就是時下極度火爆的美國好萊塢科幻巨制——《銀河護衛隊》。
根據後來的數據顯示,這部電影在10月12日中國內地的單日票房達到了8000萬人民幣。然而真正凸顯這部電影火爆態勢的還是在社交網絡。百度風雲榜顯示,“銀河護衛隊”單日搜索量達到30萬次,而與此同時“鹿晗”、“莽荒紀”、“QQ”等熱門詞匯的搜索量也不過十幾萬;新浪微博上“銀河護衛隊”的討論也超過40萬,閱讀量超過5億........
說到這里問題就來了:為什麽這部沒有大牌導演(導演是一個70後的小夥子,此前沒拍過任何大片),沒有大牌演員(男一號在好萊塢此前也是二流的喜劇演員),沒有深入人心的故事背景(樹人格魯特、小浣熊、星爵此前不為中國人所知)的電影,在中國會如此火爆?
互聯網渠道的力量
我記得多年前,很多人已經開始通過電腦免費觀看電影。於是乎電影人甚至包括網友自身都驚呼:“任由中國互聯網發展下去,通過電腦就可以看免費電影,沒人去電影院看電影,那中國電影不是死了嗎?”然而,十多年過去了,之前的擔心都是杞人憂天。我們很詫異地發現,中國電影票房十年來從10億增加到200多億。也就是說互聯網這個看似毀滅電影產業的新事物不但沒有毀滅電影,反而造就了中國電影十年的繁榮。
《銀河護衛隊》上映之際,很好地利用了中國互聯網的渠道。這里的渠道主要是指信息渠道和買票渠道。信息渠道指豆瓣和時光網這樣的電影網站和微博這樣的社交媒體。大家提前通過這些網站對電影了解後,增加看對這邊電影觀看的欲望。買票渠道指美團、淘寶、糯米、摳電影等線上渠道。據悉最近上映的幾部大片,互聯網渠道占據的票房基本都超過50%,北京等城市比例會更高。
國人的從眾心理
中國人是一個喜歡從眾的民族,所以我們看到某手機廠商花錢雇人排隊搶購手機,造成人氣火爆的錯覺,最終帶來很多真實的顧客。電影行業和互聯網行業也是如此,道理都是相通。
我們發現在美國排名前十名的電影,如果拿到中國上映,這個排名也基本上和美國的排名一致。《銀河護衛隊》在中國上映前,北美票房超過了3.2億美元,位列今年票房榜首。這樣的票房成績,足以成為吸引中國觀眾走進影院的理由,即使觀眾對此一無所知。
漫威(Marvel)的金字招牌
10月12日晚上8點,一個龍標的片頭過後,《銀河護衛隊》正式開始。當我在耀萊影城的13號廳看到屏幕上不斷翻頁的漫畫(漫威電影經典片頭),隨後出來一個大大的“Marvel”後,不禁又一次激動的差點淚流滿面。正如遊戲行業有一句話叫做“暴雪出品,必屬精品”一樣,在電影行業則是“漫威出品,必屬精品”。
或許你沒有聽過漫威,但你總聽過漫威以前的名字驚奇漫畫吧?什麽,你連驚奇漫畫也沒聽過!好吧,我想說的是《鋼鐵俠》系列、《蜘蛛俠》系列、《X戰警》系列、《金剛狼》系列、《雷神》系列、《綠巨人》系列、《美國隊長》系列、《複仇者聯盟》系列、《神奇四俠》系列以及《神盾局特工》等影視劇,這些都是屬於漫威出品或者漫威授權出品,甚至連凱奇大叔主演的《靈魂戰車》系列也是漫威的作品。毫不誇張地說,近10年來活躍於銀幕的有一定知名度的超級英雄除了超人和蝙蝠俠,都是漫威的。而且最近幾年,北美的票房年度冠軍也基本被漫威電影霸占(分別是2012年的《複仇者聯盟》、2013年的《鋼鐵俠3》、2014年的《銀河護衛隊》這幾部)。一家出過如此多經典電影的公司,口碑當然早已經深入人心。
屌絲的逆襲
縱觀超級英雄電影幾十年的發展史,主人公基本都是外表陽光帥氣,內心一派正氣,除了酗酒好色以外,基本上沒啥缺點。這其中的代表有美國隊長、蜘蛛俠、超人等等。這些英雄早就成為了正義的化身。換句話說,大家都已經看膩了。不光是北美的觀眾,內地的觀眾也早看膩了。現在的觀眾需要看到的是“反英雄”的超級英雄電影,或者情感更真實的超級英雄電影。
所以,《銀河護衛隊》便應運而生。這部電影的幾個主角不是小偷就是殺人狂,基本上沒一個稱得上“好人”的,而且男一號居然是克里斯·帕拉特出演,電影中的打扮也一點都不酷,發型更是屌絲專屬。然而,最終這支“二貨”組成的團隊,還是通過非常“二貨”的方式,成功地拯救了人類。
總結:用流行的話來說就是《銀河護衛隊》的成功極大的利用了互聯網思維---真正知道用戶想要什麽,然後推出適合用戶的產品。【本文作者系速途研究院院長丁道師
微博:丁道師 微信公眾:【dingdaoshi123】
(本文來自點拾的原創分析,歡迎添加微信號: deepinsightapp)
今年的美股出現了許多有趣的新公司,從無人駕駛汽車公司Mobileye,可穿戴設備Re-Walk, 到戶外運動攝像機Go Pro,當然還有全球最大的IPO阿里巴巴。而在接下來的日子中,我們還將看到一個有趣的公司IPO,那就是全球P2P平臺貸的“第一人”Lending Club。
對於P2P相信我們都已經不陌生了,就是英文Peer-to-Peer人人貸的翻譯。這個過去幾年互聯網金融下的新興產物正在以非常之快的速度發展。當然,中國的P2P和海外的還是不太一樣,本文還是主要和大家分析一下美國Lending Club的P2P模式。早在今年5月,著名的《經濟學人》雜誌就寫過一篇文章:Banking without banks。寓意隨著P2P的快速發展,以後人民可能都不需要把錢存銀行了。
在英國,P2P以每月翻一倍的速度在增長,目前已經超過了10億英鎊的規模。在美國,Lending Club和Prosper寡頭壟斷了98%的市場份額。他們在2013年一共發行了24億的貸款,比2012年的8.7億美元增長將近3倍。在海外P2P能如此之快的增長源於兩個宏觀大背景的因素:
1)海外的量化寬松導致銀行利率接近0,存銀行根本沒什麽收益;
2)海外個人融資成本奇高無比。信用卡的融資成本在年化18%左右。所以從存貸款利率的不平衡來看,P2P對於海外的個人投資者有著非常強的吸引力。
商業模式:
Lending Club的商業模式是什麽?下面這張圖基本可以把問題說清楚。Lending Club本身就是一個人人貸的互聯網平臺。Lending Club的商業模式中核心部分來自於和猶他州實業銀行WebBank的合作。因為本身Lending Club不是銀行。WebBank向借款人發放貸款後,將債權出售給Lending Club,Lending Club再以債權收益權憑證的形式賣給投資者。這里投資者大部分是個人投資者。換言之,投資人購買的Lending Club發行的“會員償付支持債券”,通過這種形式,放款人就成了P2P平臺的無擔保債權人,而非是借款人的債權人。當平臺上的出借人放出的貸款出現違約時,出借人將獨自承擔投資的損失,Lending Club並不給予補償。在整個交易中,Lending Club扮演的是一個信息媒介的角色,為借貸雙方匹配供需,但不會提供與資金保障有關的其他服務。
對於Lending Club來說,其對借貸人有非常嚴格的標準。包括借貸人最低的信用級別FICO評分要在660之上,負債/收入比低於40%(不包括房貸),至少有3年的信用歷史等等。而根據借貸人提供的信息,信用數據,貸款期限和額度,Lending Club有一套自己的系統以給借貸人評分,從A1到G5一共有35個評級。這套系統也是Lending Club平臺的精髓,許多來自於其過去借貸中的風險回報數據。而筆者也認為這是Lending Club的巨大護城河。隨著其交易平臺的數據越來越多,自有的信用評級系統也會更加完善。這讓後來者非常難以超越Lending Club。
盈利模式:
Lending Club到底怎麽賺錢?Lending Club本身不承受任何風險,通過交易傭金來賺錢。對於投資者來說,Lending Club收取1%的服務費。而對於借款人,Lending Club會在貸款發放的時候向其征收1.1%到5%的“產品設立費”(origination fees)。從盈利模式看,Lending Club和傳統銀行完全不同。傳統銀行是賺利息差的錢(Net Interest Margin)。通過貸款利率和存款利率之間的息差,來獲取利潤。而Lending Club更像一家券商,賺取的是“交易傭金”。由於其互聯網的屬性,能夠平滑貸款和存款利率中的信息不對稱。此外,Lending Club的客戶體驗也非常好。互聯網的口碑效應也導致一種良性循環:Lending Club的交易額越來越多,給公司帶來高速的收入增速。
我們看今年上半年的數據,Lending Club發行的借貸高到18億美元,給其帶來了8690萬的收入。而在一年前,這個數字分別是7.18億和3710萬。我們知道Lending Club大部分的客戶是普通老百姓。但由於其良好的風險控制體系,越來越多的對沖基金和共同基金也開始來購買Lending Club的產品,作為其資產配置的一部分(難怪有人說Lending Club的上市時開創了一種“New Asset Class”)。
中美信用體系的差異:
點拾曾經在早些時候Lending Club的介紹中,和大家分析過中美信用體系的不同。Lending Club能夠在美國做大,和美國完善的信用體系是分不開的。FICO打分,是Lending Club評估用戶風險的重要環節。此外,Lending Club對於美國家庭來說,也僅僅是理財渠道的一小部分。Lending Club的平均貸款額為5500美元,絕對不是有些中國人將自己的主要存款“All In”到某些P2P產品中。。。
長期看法:
長遠看,Lending Club的空間還是在互聯網平臺貸的高速增長。或許正如《經濟學人》所說的,未來的世界,我們不需要將存款放到銀行中去了。Lending Club在今年4月也收購了Springstone Financial,讓其貸款產品增加到教育基金和醫療基金。可以說Lending Club也在豐富其產品線。隨著Lending Club的上市,其和競爭對手Prosper的距離越來越大。而之前說過,Lending Club自有的大數據風險控制系統也因為交易額的增加,這條護城河也將越來越深。相信,未來3-5年,Lending Club依然能保持美國P2P市場的絕對龍頭地位,享受行業的高速增長。當然,其風險也有幾個方面:
1)基於FICO分數的風險控制系統讓其很難向海外市場拓展。而且即使拓展,各個區域也會有自己國家的P2P平臺完成卡位;
2)美國進入加息周期後,Lending Club的高利率貸款吸引力會逐漸減少;
3)一些可能的黑天鵝事件導致其信用體系出現巨大漏洞。
無論如何,Lending Club可能是今年最後一個有趣的IPO公司,而筆者也相信這個“新的資產類別”公司會給投資者帶來一些的驚喜。
(點拾由金融從業人員創立,專註於互聯網、消費、科技和醫藥等領域的原創研究。)
本文作者為惠譽評級全球主權評級主管詹姆斯•麥考馬克(James McCormack),授權華爾街見聞發表。
對於歐元區是否存在比較嚴重的供需問題,決策者和分析師的看法略有不同。但是,歐元區存在增長問題,已是大家的共識。準確找出影響歐洲經濟的問題才能制定最有效政策。比如,領導人是應當把重點放在創造靈活性更大的勞動市場,並發展非貿易部門的競爭性來解決供給面的限制,還是應當優先采取激勵措施,刺激需求?
雖然相關爭論尚無定論,但政策導向是明確的。在增長低迷、失業率高居不下、通貨膨脹水平較低且仍在下降的情況下,要求財政寬松的呼聲日益得到支持。決策者對更靈活地解讀歐盟預算規定帶來的好處,以及在規定上稍做變通,允許部分類型的支出(主要是投資)或預算超支(同時推行結構改革政策)的做法,已經進行公開討論。甚至連歐洲央行行長Mario Draghi在最近的Jackson Hole會議(傑克遜•荷爾會議)上也提到要讓財政政策在刺激需求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在研究財政政策走向之前,應當先回憶一下近期的政策動向。衡量財政政策經濟影響力的最現成的一個指標就是周期調整後基礎財政收支的年度變化。簡單從分析角度看,這其實是與實體經濟相關的財政刺激(如果財政政策支持增長,即為正向,如果政策是緊縮型的,即為負向)。
根據最新的歐盟數據,2011年以來歐元區內負向財政刺激力度一直穩步下降。也就是說,基於經濟前景而做出的最大程度的財政緊縮措施發生在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候,而自那之後,緊縮一直在不斷緩解。但在這一趨勢中也有例外,即塞浦路斯和愛爾蘭,這兩個地區的負向財政刺激一直很大,而且整個歐盟也有類似情況。
歐洲財政政策緩慢、穩步放寬的原因至少有四個。
第一,債券市場不太容許市場整頓,整個歐元區收益大幅降低,特別是那些外圍國家更是如此。眼下決策者擔心的是定價過高,因此降低了市場采取的維持財政可持續性的政策謹慎度,尤其是2011和2012年時更為明顯。
第二,許多國家都有一定程度的“財政疲軟”,疲軟會讓國家對進一步緊縮施加切實的政治層面限制。公眾普遍認可的一個觀點就是,決策者設法擺脫經濟危機時,應當避免采取過分緊縮政策。但遺憾的是,歐洲大部分地區實行的財政緊縮並不是一次性措施。最近,IMF的財政監察官確認,如果想實現中期債務或結構平衡的目標,大部分發達經濟體,包括歐元區的那些發達國家,仍然需要大規模的基礎調整。財政疲軟會延遲(但不會幹擾)必要的調整行為。
第三,近期歐元區宏觀經濟數據,特別是第二季度GDP增長數據均表現不佳,這表明決策者需要針對這種情況采取措施。在增長停滯或下滑的背景下,供給面措施可能會被看做是拿中期方案應對短期問題,因此不足以解決增長和就業方面的迫切經濟需求。
最後, 還有一個相關問題可能會被過於簡單化,那就是需求面的刺激措施一般被看做是中期成本分散、短期效益集中,而供給面措施則更多被看做是中期效益分散、短期成本集中。從政治層面看,在其他情況相同的條件下,決策者總是更願意采取需求面刺激。
歐洲放寬財政政策的目的很明確。當前債券市場狀況有利,經濟狀況不利,且經過這些年的緊縮,公眾盼望能出臺短期的政策支持。但即便如此,鑒於歐元區各方利益,以及該區域不久前還被政策框架中的部分問題所困擾,決策者需要對政策目的進行澄清說明,並要保證國家政策與確保統一貨幣區的完整性完全一致。
具體來說,決策者要承認,歐元區需要供給面的結構改革,且同時要采取更及時的財政措施作為支持。以前面對深化財政問題但也成功采取結構改革的國家包括希臘、葡萄牙和西班牙。另外,同樣重要的還包括決策者要切實努力實現中期財政整頓。如果大家認為財政規定被打破多於被遵守,那麽市場對歐元區的看法可能很快會發生變化。
英文原文如下:
Fitch: The End of European Austerity?
By: James McCormack
Global Head of Sovereign Ratings,Fitch Ratings
There is some disagreement among policymakers and analysts on whether countries in the Eurozone have a bigger supply or demand problem. There is no disagreement, however, that there is a growth problem. Properly diagnosing what ails European economies is critical to identifying the most effective policy responses. Should leaders focus, for example, on creating more flexible labour markets and fostering greater competition in non-tradable sectors to address supply-side constraints? Or should they be prioritising stimulus to spur demand?
While the debate may be unsettled, the direction of policy appears clear. In the midst of disappointing growth, stubbornly high unemployment, and low and falling inflation, proponents of fiscal easing look to be gaining ground. There are open discussions on the merits of greater flexibility in interpreting EU budget rules, as well as deviations to allow for certain types of expenditures (mainly investment) or budget overruns if they are accompanied by policies to enact structural reform. Even ECB President Mario Draghi referred to the need for fiscal policy to play a greater role in supporting demand during his recent Jackson Hole speech.
Before considering where fiscal policy might be going, it is helpful to recall where it has recently been. The most readily available single measure of the economic impact of fiscal policy is the annual change in the cyclically-adjusted primary balance. In analytical shorthand, this represents the fiscal impulse with respect to the real economy (positive when fiscal policy is supporting growth, negative when fiscal policy is contractionary).
According to the most recent European Commission figures, the negative fiscal impulse has been in steady decline across the Eurozone since 2011. In other words, the greatest fiscal tightening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came at the height of the crisis, and has since diminished. There are exceptions to this trend – notably Cyprus and Ireland, where the negative fiscal impulse has remained sizeable – but it can be observed for the wider EU as well.
At least four reasons are attributable to the slow but steady easing of European fiscal policy.
First, bond markets are allowing for less consolidation, with yields down dramatically across the Eurozone, and particularly for periphery countries. Absent for the time being is concern among policymakers about being priced out of the market, thus reducing the policy discipline that was being imposed by the market with respect to fiscal sustainability, especially in 2011 and early 2012.
Second, in many countries there is a degree of “fiscal fatigue” that puts practical political limits on additional austerity. An understandable view of the public is that, while trying to climb out from an economic crisis, policymakers should refrain from further tightening measures that make the job harder. Unfortunately, fiscal belt-tightening in most of Europe is not a one-off exercise. The most recent IMF Fiscal Monitor confirms that sizeable primary adjustments are still needed in most advanced economies, including those in the Eurozone, if medium-term debt or structural balance targets are to be met. Fiscal fatigue can delay – but should not derail – the required adjustments.
Third, recent macroeconomic data in the Eurozone, especially GDP growth figures for the second quarter, have been weak, supporting the notion that policymakers ought to be doing something in response. In an environment of stagnant or sliding growth, supply-side measures are likely to be seen as a medium-term solution to a short-term problem, and thus insufficient in meeting the economy’s immediate need for growth and employment.
Finally, a related point is that – at the risk of drastically oversimplifying – demand-side stimulus tends to be characterised by medium-term distributed costs and short-term concentrated benefits, while supply-side measures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medium-term distributed benefits and short-term concentrated costs. Politically, all else equal, the former will almost always be preferred over the latter.
The motivations for an easing of fiscal policy in Europe are clear. Bond market conditions are favourable, economic conditions are unfavourable and the public mood calls for short-term policy support after years of austerity. Even so, given the stakes in the Eurozone, which was beset by existential questions not long ago based in part on the policy framework, there is a need for clarity in terms of policy intent as well as assurances that national policies are fully consistent with maintain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common currency area.
Specifically, policymakers would be well served to acknowledge that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are needed alongside more immediate fiscal support. There are good examples of countries that have managed to enact structural change despite stretched fiscal positions, including Greece, Portugal and Spain. Equally important will be credible commitments to medium-term fiscal consolidation. Market views of the Eurozone could change again, and do so quickly, if its fiscal rules are seen as more honoured in the breach than the obser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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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民生證券研究院執行院長、首席宏觀研究員管清友博士)
我們一直強調無基建、不複蘇。在房地產和制造業投資均趨勢性下降的背景下,經濟企穩高度依賴基建投資托舉。二季度經濟托底實際上就是依賴基建投資對沖房地產和制造業投資的下滑。而三季度當政策由“穩增長”、“微刺激”轉向“新常態”、“促改革”之後,穩增長力度減弱到不足以對沖房地產和制造業投資的頹勢,經濟隨即大幅回落。
當8月工業增加值滑落至6.9%(對應GDP可能只有7.2%),政策開始轉向穩增長。9月傳央行向五大行投放5000億的SLF、正回購利率連續下調、國慶節前放松購房限貸、李克強總理再度釋放“穩增長”的信號。我們認為“穩增長”的信號可以非常短暫的改變經濟下行的頹勢。
首先,基建投資可能繼續上升。一方面,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強調年內在水利、環保、信息網絡等領域再開工一批重大項目,未來或有穩增長政策出臺。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杠桿率低位,可以在穩定經濟增長,為改革和轉型創造時間與空間上做出更大的貢獻。二季度央行通過PSL/再貸款為國開行提供了萬億資金,全年額度4000億,上半年估計已支取一半,三季度經濟下行超預期,未來將使用未盡的額度。
其次,房地產下行對經濟最大的拖累已過。“認貸不認房”,擁有一套住房但房貸結清的仍可按首套貸款處理,有利於釋放此前壓抑的改善型需求。近日發放的《關於發展住房公積金個人住房貸款業務的通知》通過縮短繳存時間和提高最高貸款額度,將有助於釋放首套購房人群的剛性需求。鼓勵銀行通過發行MBS和專向金融債籌資,可以緩解期限錯配、定向降低按揭貸款資金成本,可以明顯增加銀行按揭貸款配置動力。房地產銷售企穩短期將有助於改善銀行風險偏好。
最後,金融機構對實體經濟的支持有望加強。一方面,“寬貨幣”可以壓低信貸利率中的流動性溢價。央行釋放了3個月的5000億SLF補足基礎貨幣缺口,還是有意維持了基礎貨幣狀況的穩定,通過壓低流動性溢價抵補信用溢價,降低實體融資成本。另一方面,房地產銷售企穩(即使投資企穩尚需時日)將有助於改善銀行風險偏好,更貴的抵押品將刺激信用創造。基建投資上升將直接提振實體羸弱的融資需求。經濟下行壓力暫時緩解也將改善銀行對私營部門信用收緊的困局。
短期經濟最惡化的時刻已經過去。基建投資可能繼續上升助力穩增長、房地產銷售有望好轉、金融機構對私營部門信用收緊的沖擊短期已過,預計三季度GDP為7.2%-7.3%之間,預計四季度GDP增速為7.3%-7.4%左右,四季度經濟狀況將略好於三季度。
從中長期看,經濟最惡化的時刻遠未過去。過去房地產繁榮留存的嚴重過剩的重工業產能將長期制約中國經濟。只有等待產能逐漸出清、風險暴露幹凈之後,經濟才有可能迎來長周期繁榮。
房地產新開工難以保持高增長。《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稱2020年城鎮化率達60%左右,按2020年人口數量14.5億計算,城鎮人口為8.7億人,比2013年的城鎮人口多1.4億人。按照人均住宅面積33平米估計,未來對住宅地產的需求為46.2億平米,平均到每年是6.6億平米。2013-2020我國計劃完成棚戶區改造是2500萬套,按每套100平方米推算為25億平米,平均每年3.6億平米。未來每年對住宅的需求是10.2億平米,大幅低於2013年新開工的14.6億平(這還未考慮2013年年底4.9億平的待售商品房)。
上述測算並未考慮改善性住房需求,若要保持和2013年一樣的新開工量,人均住宅面積要達到55平米。如果按國際比較看,美國人均居住面積為67平米,英國是35.4平米,日本是36.6平米,韓國是26平米,香港是15平米,中國達到和2013年一樣的開工量,人均住宅面積將高於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僅次於美國。
除非貨幣大幅寬松,否則改善性住房需求很難同過去一樣快速擴張。首先,人口結構老齡化,中年會“儲蓄”房子,而老年可能會賣掉房子來養老。其次,利率市場化給予了居民更多理財選擇,未來“儲蓄”房子的必要性降低。最後,中國目前的戶均住宅套數已達到1.03套,改善型住房需求似乎也不會和過去一樣迫切。
出口也無法拯救中國經濟。和2003-2007年外需繁榮拉動中國“空中加油”去杠桿不同,金融危機後,發達國家自身開啟了漫長的去杠桿歷程。歐美經濟複蘇是貿易逆差糾正式的(也就是出口比進口多),對中國的出口拉動作用有限。另一方面,美元回流或導致新興市場經濟增長放緩,且人民幣對新興國家貨幣匯率或將繼續升值。
雖然全社會債務率不高,但非金融企業債務高企,貨幣放水式穩增長也不可靠。都說中國的債務根源於政府部門,其實中國最大的潛在債務危機源於企業部門。經歷了2003年、2009年、2012年和2013年下半年等數輪杠桿擴張之後,非金融企業已債臺高築。如果沒有國有企業改革改變杠桿運用主體的經營效率,債務驅動式穩增長會導致金融風險進一步累積。考慮到中央政府的杠桿率處於歷史低位,定向寬松助力中央加杠桿為改革創造時間和空間是未來的新常態。
房地產、外需和債務驅動的模式已拖不起過剩的產能。但相比於93年“大破大立”去產能,由於本次宏觀經濟政策強調底線思維和嚴守系統性金融風險底線,去產能的力度總體溫和於上輪,並沒強制關停。這也意味著工業品達到供需平衡,PPI同比轉正,需要的時間比上輪更長,傳統行業盈利遠未見底。
今朝有酒今朝醉,傳統經濟調整遠未結束,在托底的過程中,享受新經濟的盛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