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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忙著養「學歷」還是養「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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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劫難過後，唯有正面的省思才能緩解負面的傷痛。有沒有更好的方式，讓未來不再重蹈覆轍？我們能不能，從這樣的暴力傷害中，聆聽到行為背後更深層、更根本的問題？現在借鏡日本，就是為了預見今後我們無法迴避的課題。 二○○八年六月八日，一個晴朗的週日午後，人們三三兩兩，走在「步行者天堂」的東京秋葉原街頭。只有封街的這個時刻，人們可以在大馬路上享受漫步購物的自由。但誰也沒有想到，這樣優閒的天堂風景，卻在短短五分鐘後墜入地獄。 午後十二點三十分，當時二十五歲的加藤駕駛大型貨車，以時速四十公里直駛進佈滿行人的中央大道，當下衝撞輾傷行人五人。正當週遭行人以為是交通事故趨前聚集時，下車的加藤雙手揮舞著預藏的匕首，在砍傷十二人後，被剛好在場的警察逮捕。一起「秋葉原無差別殺傷事件」，最後造成七死十傷，是日本三十年來死傷最慘重的類似事故。 如今六年過去，類似事件並沒有從此在日本銷聲匿跡，說明了這不只是一時的警報，而是一場長期抗戰。 媒體冷處理停播類似劇情，防治模仿犯 秋葉原事件發生第二天，電視台啟動自主管制。日本無線電視台TBS立即停播當晚的推理劇，因為劇情包含車禍逃逸、刺傷等情節。 「冷處理，就是防治模仿犯罪最基本的原則，」政治大學心理學系助理教授吳治勳認為，影像感染力比想像中來得強大，電視每播放一次現場影像，觀眾便重複經歷一次刺激，而過於情緒化的描述，例如將加害人妖魔化，反而會加劇粉絲「造神」的誘因，引發模倣傚應。 蒐集犯罪預告民間自力架網站，進行監控 但真正棘手，也最難規範的，卻是網路上唾手可得、沒有剪輯過濾的現場影像。尤其是當時秋葉原店家多已設有監視錄影，各自流出的畫面，加上地下網站2 Channel的迅速傳播，可說當時的冷處理並不成功。 事實上，事件發生前，加藤曾經透過手機在網路上貼文超過一千則，卻沒有及時引起注意。為防堵後續的模仿犯罪，網路監控成為主要的手段。 事件發生第五天，蒐集犯罪預告的網站「預告．in」正式上線。這個由民間自力發起的網站，能夠自動蒐集網路上的犯罪預告，整理警方的留言板與各方投稿，並將相關資訊統整為維基百科網站。開發者矢野聰是一名工程師，硬是在兩小時內，把總務大臣口中「必須編列數億日圓政府預算」的網站，不花分文自己架設起來。 除了監控網路言論，另一個立即的處置是積極管制刀械。 事件發生第九天，在日本經濟產業省呼籲下，日本雅虎（Yahoo）、樂天、亞馬遜（Amazon）等網路商店從此停止刀械類販售，一般商店，則對於形跡可疑的購刀者建立通報機制。隔年一月，日本進一步修訂《刀械管製法》，原則上刀刃超過五．五公分的道具禁止攜帶，讓警方在臨檢等情況下能夠依法扣押可疑凶器。 在日本警方嚴正以待之下，事件發生一個月，已有超過百件的犯罪預告，三個月後共有六十六人遭到逮捕。 日本法務省曾公佈一份罕見的「量化」調查，調查對象是二○○○年起十年間犯下隨機殺傷案的嫌犯，一共五十九人。其中超過四成的人表示，犯罪動機來自對自己境遇的不滿。四成行兇前曾自殺未遂，超過五成回答在學校、職場沒有任何朋友。 「人人都能上大學，其實是一種假平等，」政大心理系主任許文耀憂心，缺乏分流機制，即使不擅長唸書的孩子也必須上大學，反而讓他們飽受挫折，限制自我發展的機會。而一再強調快樂學習，把自我放在第一位，造就出只有自己快樂，不懂得和他人相處的小皇帝。 重振倫理教育與其防堵，不如學習利他 一九九○年代，就在台灣廣設高中、大學之際，日本也在同樣時間點，十四年內增設大學，加上兩年制大學升格，共增加一百八十四校，進入「大學全入學時代」，從原本六成的升學率，到幾乎人人都可上大學。原本就講究「學歷社會」的日本，更是非擁有大學文憑不可。 日本許多熱心教養的「教育媽媽」，事實上關心的並非教育，更接近是「學歷媽媽」。在追求學業成就的單一價值下，只在乎分數，不在乎人，受到挫折之後又缺乏帶領，像是從社會中抽離，足不出戶的隱蔽青年，面對的也是同樣的困境。 因此再多的遏止防堵，都比不上「利他精神」建立起的防禦網。許文耀認為，過去農村生活中大家互信互助的正向力量不是消失，而是被遺忘。學校教育不應該只強調讓孩子快樂、只要我喜歡就好的自主性，同時也必須透過倫理教育，從灑掃庭除，應對進退實際的傳承，才能累積尊重與關懷。 以日本為鑑，在未來每一個關鍵的時間點，我們還有機會選擇做得更好，或者，只是對問題視而不見。 事件發生五年八個月後，秋葉原加害人加藤的弟弟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因為「過了六年，我仍是那個殺人犯的弟弟。」即使隱姓埋名，被媒體追逐的他，仍不被社會接受，因而失去安身立命的權利。而這個結局，我們還有機會改變。 | ||||||
孩子，別叫我養你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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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連續聽到三則「啃老族」（亦稱尼特族〈NEET，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指畢業後不工作靠父母養）的故事。故事之一，一對父母苦心栽培兒子，殷殷望子成龍，攢了錢，送他到法國學設計七年，萬沒想到埋下災難的種子。學成回國後，擁有國際視野的兒子，每次應聘都無法持久，自認懷才不遇，終日宅在家。快四十歲，才終於穩定。但收入有限，買房、買車，還是跟父母伸手。父母不給，就糾纏，因為從小到大，給習慣了。兒子都中年，卻不成熟如嬰兒。養兒如此，唉，不難瞭解這對父母多年來的痛。 雖然「啃老族」已在全世界氾濫，但如此近距離看到他們的面孔與肌理，還是不寒而慄。我的一顆心忽然變得卑微，孩子成人後，我只期盼他願意工作就好，二十二K也無妨。拜託，別讓我的銀髮歲月被「老嬰兒」給賴著。 此時，電視飄出驪歌，新聞畫面裡是一張張青春面孔。有些人正順應父母的費心，將出國深造。聽了那三則啃老族故事，我忽然憂國憂民。我想提醒一心一意栽培兒子讀名校的父母們，前述故事的寫實。當你給孩子視野與文憑時，別忘了檢查一項容易被遺忘的能力：獨立與負責。視野可以連結到格局、未來的競爭力，亦會連結到另一個等號：「眼高手低」。 究竟是視野，或眼高手低？經濟獨立，是很清楚的指標。這年頭，只有「要不要」工作，沒有找不到工作。別讓找不到工作，合理化。做大事前，先從小事學起。如果，不肯彎腰就低、就簡的年輕人，不稱其為眼高之輩，難不成你要說這是視野高？ 我的二妹，過去十年，白天領二十二K月薪，晚上在昏黃燈光下做一件件幾塊錢、幾毛錢的加工，獨立養孩子。你以為這是民國六十年代才有的畫面，不是的。每每看著她孜孜矻矻的身影，我便肅然，她比那些眼高手低之輩更讓人敬佩。她沒人能啃老，但有扛起人生遭遇的雙手、踏實過日的雙腳。 現代父母急於給孩子飛黃騰達的翅膀，卻忘了教育：先站起來，以為「站起來」是本能。哎呀，千錯萬錯莫過此。或許，當你知道，在台灣有四十七萬名「尼特族」時，會重新審視「給孩子最珍貴的禮物，並不在遙遠天邊。」之於年輕人，我則發自內心建議：「幸福的第一步是，用自己賺的錢過日子。」 （本專欄每兩週刊登一次） | ||||||
“被拐的孩子找到了，故事才剛剛開始”香港陳可辛的內地社會新聞片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4414
趙薇原本對李紅琴這個角色沒有信心，因此看了大量電視新聞和紀錄片。對那些失子尋子的新聞和紀錄片，趙薇有個發現：“永遠都是到孩子找到就結束了。從來沒有一個片子講，孩子拿走以後，另一邊是什麽樣。” （劇組供圖/圖）
片尾對我來講是最有力量的，而且是最壓抑、最悲劇，也最不像陳可辛的電影。我的電影，結局從來沒有開放過，這是第一次完全開放的結局。知道最後怎麽辦，這個戲就完了。——陳可辛談《親愛的》
趙薇頭一次扮演農村婦女。劇組開機頭一場戲就是她的。
她從安徽農村來到深圳，出火車站，一臉憔悴走在繁華街頭。導演陳可辛要求她不能化妝，她臉上的皺紋、色斑在特寫鏡頭里一覽無余，那雙著名的大眼睛底下，眼袋顯得格外重。鄉土氣息十足的衣著和雙肩包之外，她自己提出手上還該再拎個尼龍袋，這樣形象會“更地道”。
趙薇演的農婦叫李紅琴，丈夫一年前癌癥死了。丈夫生前在深圳打工，先後帶回一個女嬰和一個男孩，說是撿的。她不能生養，這就有了兒女。有一天幾個外地人從她家搶走了兒子，她後來從公安局知道，那是兒子的親生父母。在看守所蹲了半年後，她去深圳，要去社會福利院把女兒要回來。
電影《親愛的》題材來源於央視法治欄目《大家看法》2011年第54期，“千里尋子”。公司里的內地同事推薦給了陳可辛這個香港導演，一波三折的故事立刻抓住了他。
在深圳開店的湖北人彭高峰丟了3歲的兒子，他開尋子博客，在天涯論壇連載“苦澀無助的尋子日記”。他收到許多人提供的線索，無數次出發，無數次失望，也多次被騙甚至遇險；他同多名失子父母組成尋子團體，彼此支持鼓勵。他很幸運，兒子真的找到了，雖然用了三年。
陳可辛見了彭高峰。彭高峰告訴他，孩子剛回到身邊時，晚上常常哭鬧，要回去找那個“媽媽”。彭高峰說自己甚至覺得，把兒子帶回家是自私的，因為對孩子來說，這就像“二次拐賣”。
“這個人活得很明白，在中國有一個那麽明白的人，我覺得很不容易。”陳可辛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所有人都是受害者。我覺得這個故事必須得拍。”
趙薇對李紅琴這個角色猶豫再三，她離自己的生活太遠。接下角色之後，她看了大量相關的電視新聞和紀錄片，“警察去教訓買走孩子的父母，說你當人是豬嗎，可以買賣的嗎？”影片中李紅琴蹲在墻根，帶著哭腔回答警察的訊問和呵斥，她說蕪湖話，聲音顯得驚慌、孱弱，又帶著農村人的頑強。
“我完全看呆了。”陳可辛這個“外鄉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對那些失子尋子的新聞和紀錄片，趙薇一針見血：“永遠都是到孩子找到就結束了。從來沒有一個片子講，孩子拿走以後，另一邊是什麽樣。”
《親愛的》最讓陳可辛興奮的也正是：“孩子找到了，而故事才剛開始。”
陳可辛“北上”整十年，這是他第一次拍真實新聞改編的故事。2014年9月26日《親愛的》正式公映，拐賣兒童這個內地商業電影還沒碰過的“敏感”題材，就讓香港導演搶了“頭彩”。
編劇張冀尤其記得佟大為和趙薇的一場戲。佟大為扮演油滑、勢利的小律師高夏，李紅琴向福利院要回養女，盲打誤撞碰上高夏，高夏避猶不及，但他隨後落入人生低谷，發現他與這個農婦原來同是天涯淪落。兩人走在夜色中的深圳街頭，高夏仰望林立高樓的輝煌燈火，向李紅琴喟嘆：“你看這個城市，多麽有錢啊。”他把錢還給了李紅琴，“這次是免費的。我會幫你要回孩子的。”
拍攝現場，陳可辛盯著監視器，對一旁的張冀說：“你看這多像以前的左派電影。”
“知道最後怎麽辦， 這個戲就完了”
南方周末：電影里黃渤和兒子生活的那個地方，是在哪兒拍的？
陳可辛：三元里，廣州的城中村。本來整個戲在深圳拍。結果找不到一個好看的城中村。深圳是一個非常“不好看”的城市，它沒歷史。我覺得廣州好好看。我會去放大一些屬於這個階層的美的東西，像電線桿上雜亂成團的電線，像三元里窄巷里狹長的光影。
南方周末：這是你第一次去三元里拍戲，那里拍戲難嗎？
陳可辛：第一次去。他們說那里挺複雜，很難擺平各種關系，可能很多人會問你要錢。其實結果還好。當然是給了錢的。但有的地方你給了錢都擺不平，一個小店就收你十幾萬，可能他一天生意也就幾百塊錢。你說換一個店，發現每個店都一樣，他們都溝通好了。
南方周末：電影里的尋子團的行為細節，比如他們唱《隱形的翅膀》，還有一齊拍手“鼓勵鼓勵”，這些屬於內地文化氣質的東西你是怎麽找到的？
陳可辛：那個歌是編劇寫進去的。“鼓勵鼓勵”，是現場，黃渤加的。
導演就必須是海綿，要去吸收。尤其一個香港導演，到內地拍一些不熟悉的東西。每個人講話我都會聽，我就是最好的海綿。我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就算是內地導演，也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
南方周末：你自己有去體驗這種尋子團嗎？
陳可辛：我知道有個團體叫“寶貝回家”。彭高峰跟孫海洋，就是黃渤和張譯角色的原型，都是一分子。但是張譯的原型不是土豪，也不是“寶貝回家”的發起人。很多東西當然是虛構跟真實之間，包括魯曉娟跟田文軍，現實里是沒有離婚的。張冀覺得，離婚更能展現來到這種移民城市的夫妻，夢想不同了，成就也不同，分開了……情節就豐富了很多，多了很多社會性的東西。
《親愛的》劇本收到廣電總局的意見，建議計生辦那場戲別拍了。“北上”十年，陳可辛越來越熟悉內地的規則。“在以前的經歷中，我們對建議別拍的都拍。”最後這場戲還是拍了，不過也盡量溫和了一些。 （劇組供圖/圖）
“惟一使我們善良的， 就是家庭教育”
南方周末：廣電總局的公示里，影片劇本備案時得到的意見是“修改後通過”，你還記得有哪些修改意見嗎？
陳可辛：計生辦那場，明顯就建議你別拍了。（註：一對失子父母決定再生孩子，去計生部門辦理準生證，辦事員要他們提供現有孩子的死亡證明，父親被激怒。）
他們沒說堅決不許拍，只是建議別拍。在以前的經歷中，我們對建議別拍的都拍了。因為我知道，電影局還是挺人性化的機關，不是那麽死的。計生辦那場戲，我覺得結果能過審，可能因為那個公務員起碼態度是非常好的。
南方周末：你應該知道在內地拍現實題材，會有很多限制，包括“調子灰暗”都曾是很多影片的障礙。
陳可辛：我以前不知道，後來越來越知道。《投名狀》上片前我都快瘋了，完全不明白問題在哪里。我不批評，又沒有色情，你說血腥、暴力，我就剪唄。我完全不知道人性的灰暗，都跟國家有關。李連傑他們三個人簽投名狀，殺一個無辜的人那場戲，網上預告片播了半年了，我當時說，你們確定剪了之後不是一個笑話嗎？大家都看了半年了，但是到了正片沒有？確實死活不能，不然就不讓上。
其實這部電影也好、《投名狀》也好，我就在講人性不是非黑即白。這個戲最挑戰觀眾的，就是中間突然出了一個新人物，突然變成主角，然後我跳到她的觀點。這就是人性的雙面性，事情的雙面性。我知道不容易過，但這次確實是過了。
南方周末：你是否特意去掌握故事的平衡？故事里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困境，但是又不能看觀眾徹底悲觀。
陳可辛：可能我比較幸運。從小到現在，身邊都有挺多不錯的人，我沒有太多陰暗面。我理解人生是悲觀的，但我身邊的人還是不錯的。這也是被彭高峰影響的。他跟我說，找回兒子卻像“二次拐賣”。他活得那麽明白。他一年後還回去看李紅琴的原型，還讓兒子給養母打電話。既然有這樣的人，就代表盡管生活是沒有出路的，但只要人間有情，是能活下去的。
南方周末：你覺得是什麽東西在支撐著這種“人間有情”，支撐著彭高峰“活得明白”。
陳可辛：我覺得唯一使我們比較善，比較明白，比較正的，就是家庭教育，別的教育都是狗屁。我碰到過的有問題的人，通常都是童年不幸福、家庭關系不好的。我沒有跟彭高峰聊過，但我覺得他肯定家里是不錯的，這跟有沒有錢沒關系。
南方周末：李紅琴的養女可能真的是棄嬰，但法庭判決分開了這對事實上的母女。情和理之間，你個人的看法是什麽？
陳可辛：這個事擱在美國，都不可能拿到小孩的。因為制度就是制度。這個制度覺得女孩是給拐賣家庭拐掉，李紅琴雖然不知情，也是拐賣家庭。要是為了個人意義的人道主義，覺得你很可憐，把女兒還給你，這個社會、這個法律怎麽辦呢？
“《中國合夥人》 就是我的價值觀”
南方周末：“北上”十年，你拍的電影全都不是一個類型，各種嘗試。
陳可辛：沒辦法。我其實是戲路很窄的導演，我在香港都拍城市中產，還有一點洋化的東西，因為我在外國生長。《雙城故事》、《風塵三俠》好像很市井的尖沙嘴的故事，但是都有點像洋片，其實就是我的生活圈子。《金枝玉葉》就更別說了，唯一《甜蜜蜜》是比較草根。
到內地，所有東西都是陌生的，我喜歡拍寫實題材，但是沒有好的編劇，我自己不知道從何入手，確實有很大文化差異。對我來講，拍美國片都比拍內地片容易。不知道怎麽辦，我就只能拍古裝片。不只是我，誰都是。那時候我常講一個笑話，說你要拍一個一千萬的片，找不到投資；你要拍一個億的投資，很多人排著隊找你。古裝片的世界你也沒去過，我也沒去過，就沒有接不接地氣的問題。
但是古裝片現場的狀態，千軍萬馬的指揮，動作戲，都是我非常煩的，因為我又不喜歡，又沒興趣，又不懂。我要靠武術指導，靠一大堆人。副導演在喊，我坐在監視器後面，一切好像跟我沒什麽關系。沒辦法，市場就是這樣。
直到《武俠》徹底失敗，痛定思痛，怎麽也得回去拍一些你懂的吧？就來了《中國合夥人》。我最心愛的就是《中國合夥人》。雖然是講俞敏洪他們，但是我更多投入了我自己的經歷，對美國的那種憧憬，跟一路走過來的種種，情懷完全是我的。所以《中國合夥人》給人罵價值觀，我說沒辦法，那就是我的價值觀。我對那個戲的褒跟貶，百分之百照單全收，真的是最代表我的戲。
南方周末：你還有可能回香港拍港片嗎？
陳可辛：當然有可能。我一直強調電影是個商業行為，問題還是來自市場。整個香港電影的市場狀況出了很大問題，不是一部電影賣座能解決，也不是一個小潮流能解決。比如大家說《無間道》給了香港警匪片一個“小陽春”，其實沒有解決香港整個電影生態的問題。
就是市場不夠，人不夠。海外已經沒有看華語電影的習慣，香港電影、內地電影、臺灣電影都沒有了海外市場。臺灣就靠那2000萬人，香港就靠700萬人。當全世界都開始回去看自己的電影，香港就處於很大的劣勢，因為人少。香港電影人從1990年代末就開始找出路，使我們能繼續拍電影。
這些年很多香港導演來到內地，發現很多東西不是那麽容易，也有很多限制。有人就覺得，那算了，我回去拍，吃苦一點也沒問題。但是回去拍，真的能成的，最多也就是不虧很多錢而已。投資方永遠覺得，有內地市場為什麽不要？只有一些不可以在內地上的戲，過不了審批的，這兩年就出了一批被稱為低俗的電影，講臟話、三級……所謂接香港的地氣，但我覺得根本不是，是一種嘩眾取寵。我要是二十幾歲可能也會在這一群里面。現在用那樣的方式拍所謂的港片，我真的做不到，也不想做。
南方周末：你怎麽看香港電影的未來？
陳可辛：我們永遠懷念從前，要回到以前是不可能的。1970、1980年代，只有香港是創作最自由的地方，也沒有政治的考量，所以電影是純娛樂。中國人在全世界的流轉，造成華語電影在全世界的市場需求。香港就碰上了這個時機，造就了這樣強的電影工業。
其實香港所有行業都一樣，只要內地一改革開放，香港很多優勢就會沒有，挺悲哀，但這是現實。
海外的中國移民，從第二代開始已經被當地同化，不再需要華語的娛樂。香港所有的優勢在1990年代沒有了。1990年代我們一窩蜂地拍戲已經是最後一班車。臺灣把洋片的限制拿掉，不到兩年，好萊塢片的市場占有率變成98.6%，非好萊塢片——法語日語韓語華語加起來1.4%。臺灣市場沒了，香港電影就沒了一個最強後盾，然後新、馬市場都越來越邊緣化……
還會有一批人堅持拍自己喜歡的東西。要是只講工業，香港電影我真的無法評價它的未來。但是電影確實有非工業的，你看新加坡也拍出《爸媽不在家》那麽好的電影。
誰來關心這些流動中的孩子？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49382010年全國流動兒童數量已達3581萬，每100個兒童中就有13個流動兒童，十年間增長超過了80%。
雖然流動兒童數量不斷增加，但是流入地城市的對兒童教育的投入卻未能跟上人數增加的步伐。對此問題，流入地城市一直強調城市教育資源不足，難以滿足流動兒童的教育需求，但事實卻並非如此。京滬廣三地的義務教育小學階段在校生人數，均低於歷史最高水平。
“知道”（微信號：nz_zhidao）告訴你關於中國流動兒童的殘酷真相。
誰來關心這些流動中的孩子？ （李曠達/圖）
來自星星的孩子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5278有這樣一群來自星星的孩子，像星星般純凈，卻也像星星般冷漠。他們雖然不聾不啞，卻不願意跟人交流，其實他們都患有自閉癥。
最新數據顯示，中國自閉癥患者可能已超過1000萬，其中0-14歲患兒超200萬，這意味著每100位兒童中就有1個自閉癥患者，並且男女比例約為5：1。
一個自閉癥患兒家長的日記曾寫道：“如果孩子能走到我前面，那是孩子的福。白發人送黑發人，到了我這里，竟成了莫大的幸福！”。自閉癥給家庭帶來怎樣的痛苦？誰又來保證自閉癥兒童健康成長？
“知道”（微信號：nz_zhidao)帶你走進這群來自星星的孩子。
誰能給1000萬自閉癥患者一個未來? （南方周末/圖）
【專欄】谷歌開發兒童版搜索引擎 抓住熊孩子就是抓住未來？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1207/148214.htmli黑馬註：對於谷歌這樣一家以創新為驅動力的世界巨頭，開發低領版的舉措讓大部分人摸不著頭腦。但對於美國有所了解的人就會知道，所有打算要把兒童作為客戶的公司將會面臨繁瑣複雜的法律風險，那谷歌為什麽要為熊孩子冒這個風險呢。
作者：師天浩
12月4日消息，據《今日美國》（USA Today）報道，谷歌公司打算推出旗下最受歡迎的幾款產品的兒童版本。《今日美國》引用谷歌公司工程部副總裁Pavni Diwanji的話說，谷歌此舉是“為了使兒童享受到既有趣又安全的谷歌產品”
谷歌不僅僅要開發低領版的谷歌搜索引擎，甚至包括YouTube視頻和Chrome瀏覽器服務都將開發出只針對12歲及以下的兒童使用的版本。對於這樣一家以創新為驅動力的世界巨頭，開發低領版的舉措讓大部分人摸不著頭腦。但對於美國有所了解的人就會知道，所有打算要把兒童作為客戶的公司將會面臨繁瑣複雜的法律風險，那谷歌為什麽要為熊孩子冒這個風險呢。
習慣了大數據、互聯網思維、顛覆性創新的中國科技圈，對於大洋彼岸谷歌開發兒童版的產品時，大都無動於衷，那麽谷歌開發兒童版的背後究竟隱藏著什麽目的？難道真像Pavni Diwanji只是為了讓兒童享受有趣又安全的產品嗎？
在美國開發兒童版搜索引擎到底有多難？
其實，想要開發兒童版在美國並不容易，在過去的15年里《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兒童在線隱私保護法》（COPPA）已經接連處罰了20多家公司，就是因為這些公司未經父母同意挖掘兒童信息。最近的例子，9 月份，點評網站 Yelp 就被罰了 45 萬美金，因為它並未加上年齡限制。
舉到以上的例子，大家對此認知的概念還是並不完全。在美國開發兒童版產品面臨諸多限制，這種限制在電影都不分級的中國是難以理解的。《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兒童在線隱私保護法》（COPPA）的要點是：要求那些面向12歲以下兒童、或向兒童收集信息的網站和在線服務者，向父母發出有關信息收集的通知，並在向兒童收集個人信息之前得到父母的同意；要求網站保證父母有可能修改和更正這些信息。除了保護兒童隱私外，該法還保證兒童在言論、信息搜索和發表的權利不受到負面影響。
首先收集個人信息要得到父母的同意，要保護兒童隱私，還要保證兒童在言論和信息搜索和發表權利不受到負面影響。這對於那些想在美國開發兒童版互聯網產品的任何一家公司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這對於不善於輿論管控的谷歌恐怕是個巨大難題。如今，雖然谷歌公司已經很明確的說自己將要為12歲以下的兒童開發專門版，但就上線日期還未有明確的回複。可見，即使是全球互聯網巨頭，在開發兒童專版產品方面，也並不那麽輕而易舉。
一意孤行的背後是理想驅動還是被迫就範？
月初，谷歌工程副總裁Pavni Diwanji在正式公開谷歌開發兒童版產品戰略時，說谷歌此舉是“為了使兒童享受到既有趣又安全的谷歌產品”。如此義正言辭的言論，正能量滿滿。那麽谷歌真的僅僅是為了讓兒童享受有趣又安全的產品，就投入巨資去開發一款難以把握尺寸，又面臨著各種法律刁難的產品嗎。
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如果說，開發讓兒童專用版是為兒童考慮，沒錯。但背後更多的還是無奈，今年三月，繼蘋果後谷歌也遭遇了一起集體訴訟，原因就是Google Play應用內購買政策未區分大人和兒童，導致很多兒童過失購買，一些用戶甚至為此損失了幾百美元，最終結果是谷歌以1900萬美元的賠償才算平息此事。
為此，Google Play 在其最新的4.6.16版本中調整了應用內購買邏輯，為用戶提供了一個額外選項，使其能夠選擇究竟是“每 30 分鐘重置一次密碼請求”還是“每次通過 Google Play 購買都請求密碼”，而舊版本卻是無法選擇的。貼心的是，這個選項隱藏得足夠深，保重兒童無法發現從而關掉此項。而蘋果公司也因為類似的遭遇專門在過自己的應用商店里上線兒童專區，和采取收緊應用內購買的方式規避風險。
以上蘋果和谷歌的案例不用多說，對於已經無法避開的法律上的天然屏障，與其躲躲閃閃，不如逆流而上。一組數據顯示，現在 Google 每秒處理 4 萬條搜索，約合每年處理 1.2 萬億條。在這些用戶中，有不少是未成年的孩子。有了被集體訴訟的經歷，面對可能出現的火藥桶，倒不如快些開發兒童專版主動規避風險。
兒童版戰略背後是座金礦，抓住熊孩子就抓住了未來
中國有句老話“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其實仔細看看老美的兒童網絡隱私保護法很有道理，一個人5-11歲正好是自我人格的養成期，這個階段的孩子，因為獨立思考能力缺乏，如果看到太多不和諧的東西，很容易養成扭曲的人格。另外這個年紀的孩子，對事物判斷的能力很差，所以很容易發生比如過失購買，隱私泄露的事情。
但反之，正因為如此，如果能夠利用得當，做出一款兒童專用版的產品，品牌忠誠度從娃娃抓起，當你的產品服務像水像電一樣陪伴一個人從童年成長，那麽未來豈不是牢牢抓在手里。這比相對華而不實的大數據、互聯網思維來的效果更直接，當谷歌兒童版得到普及，巨頭的地位就更無法撼動了。
如今在國內，因為兒童保護意識的薄弱，國內互聯網巨頭未遇到谷歌一樣來自法律上的刁難，但保護兒童隱私在道德層面上卻占據的天然的優勢。如果說，騰訊是最無法顛覆的巨頭，假如給一個陌陌、遇見、米聊等產品五年的時間，讓它們獨享不到12歲熊孩子們，從兒童培養興趣，恐怕顛覆QQ、微信就不再是神話。
任何一項商業行為，都不可能是單一原因促成的，谷歌開發低領版的谷歌搜索引擎，和推出低領版的YouTube視頻和Chrome瀏覽器服務，規避現行法律風險，獲得道德層面支持和戰略布局三者思考皆有之。那麽問題來了？中國公司什麽時候開始山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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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多不一定有未來，孩子少一定沒未來 “計生紅旗縣”先老了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6074
賓山養老院的食堂老人們。 （南方周末記者 劉炎迅/圖）
編者按：比全國提前十年實行計劃生育，比全國提前二十年進入老齡化——江蘇如東，104萬人口的縣，近30萬60歲以上老人正在尋找“寄托”之所，年輕人出走、生源銳減、勞動力短缺、城鎮蕭條等系統性問題已經暴露。一面是作為基本國策的計劃生育，一面是“老有所養”的人倫理念，這讓如東成為未來中國的一個特殊的觀察窗口。
年輕人越來越少，10年間，全縣中小學總數減少了一半。
綜觀全球，還沒有發現一個發達國家很好地解決了人口嚴重老化及由此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
比全國提前十年實行計劃生育，比全國提前二十年進入老齡化——江蘇如東，104萬人口的縣，近30萬60歲以上老人正在尋找“寄托”之所，年輕人出走、生源銳減、勞動力短缺、城鎮蕭條等系統性問題已經暴露。一面是作為基本國策的計劃生育，一面是“老有所養”的人倫理念，這讓如東成為未來中國的一個特殊的觀察窗口。
江蘇省如東縣栟茶鎮30歲的林俊，平時喜歡到縣城看看電影，多年來也沒覺得有什麽不妥。前不久，他偶爾到鄰近的如臯市看了幾場電影，散場後卻發現了差異：如臯的觀眾絕大多數都比他年輕，而如東的觀眾絕大多數都比他年長；如臯城區到了晚上十一二點還非常熱鬧，如東的夜生活則相對冷清很多。
這是新華社記者描述中的如東。這篇引起當地人熱烈討論的報道，題目是《如東，一個正在老去的縣城》。
在這座“提前衰老”的城市，近30萬60歲以上的老人在為自己尋找“將來”，而這里全部的人口也不過104萬。按照官方統計數據，如東縣比全國人口開始進入老年型社會的時間提前了20年。這意味著，這里的人們也在為20年後的中國試探未來。
30年少生50萬
將“提前衰老”的如東想象成遍地“銀發”似乎並不切合實際。縣城里有一處最大的夜市，晚上聚在這里吃海鮮和燒烤的年輕人並不多，更別說見到老人。很多店鋪門庭冷落，老板閑坐著發呆。街上的人力三輪車夫大部分是上了年紀的人，褲腳夾著，用力蹬，一趟活跑幾公里，收入不過四五元。老人們一般不愛出門，本地的年輕人也少，外地務工人員更少，街面上不見人潮川流不息的繁華，這才是現實。田間地頭的勞動者大多是60歲以上的老人，這無可辯駁。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人口學教授陳友華說，老齡化屬於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範疇，而導致區域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因素只有三個：出生、死亡與遷移。
按照當地官方保守統計，三十多年來，如東全縣少生近50萬人，而另一方面，3年前，如東成為全國第21個“中國長壽之鄉”。低出生率、人均預期壽命延長在如東“會師”，這讓這座當年的“計劃生育紅旗縣”更早更強烈地感受到老齡化的壓力。
陳友華就是如東人。在他看來，在導致如東老齡化問題如此嚴重的諸多因素中，計劃生育所占的比重將近40%到50%。他說，如東的計劃生育，比全國要提早十年，“全國的計劃生育是1970年代初開始的，1980年開始實行獨生子女政策。而如東計劃生育開始於1960年代初，1970年代就走上正軌，實現了低生育水平，1980年代就走上嚴格的計劃生育道路。”
如東這樣的案例是中國過去30年的縮影。陳友華說，中國的人口老齡化與計劃生育是因果關系，“老年人口比例等於老年人口數量除上總人口數量。雖然現在的老年人都是在計劃生育以前出生的，對總分子沒有影響，人口控制越嚴，出生人數就越少，分母因計劃生育縮小了，從而整個分式的值增大了。計劃生育會促使人口老齡化進一步加速。”
年輕人越來越少
在陳友華的理解中，導致如東老齡化提前的因素除了計劃生育外，教育因素占30%，經濟發展因素占20%。隨著時代變化，這個比例也在變化。“現在如東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因素首先是教育好導致的大量青年人的外流，社會經濟發展所導致的死亡率的下降可能居第二位，計劃生育已經排到第三位了。”陳友華說。
陳友華自己就是考上大學離開了如東。參加高考的大多是十七八歲的青年，“分母減小，老年人分子卻沒減，人口老齡化就更加嚴重了。”
潘金環原是如東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退休後一直關註當地人口老齡化進程，做過很多調研。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十年，被高等學校錄取的59355名學子，有40000多名優秀人才在縣外就業生活。”
至於經濟發展，陳友華說：“發展是最好的避孕藥，人們的思想觀念改變了，少生優生成為人們的自覺行動，也會對構成老年人口比例的分母的總人口形成抑制作用，導致人口老齡化。”
早在1993年，陳友華就私下提醒如東計生委的工作人員，從區域發展來看，教育與計劃生育兩個方面的先進典型會給如東帶來負面影響。他建議計生部門的領導要適度放松對生育的管制，而不是如此嚴格地執行生育政策，但沒人理他。
回鄉的年輕人越少，再下一代的年輕人就更少。如東縣教育局副局長於建華說，如東“不得不進行布局調整，學校合並，從2000到2010年十年間，全縣中小學總數減少了一半”。
潘金環不止一次向政府建言，要調整教育結構，“除了保持原有的普通教育，更要發展本地職業教育，培養產業技術人才，讓年輕人留在本地就業，既能促進地方招商引資環境改善，也能緩解地方人口老齡化步伐。”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今年9月11日，在江蘇省推進民生幸福工程會議上，省委書記羅誌軍說：“傳統家庭觀念、老年人口基數大的現實情況，決定了以社區為依托的居家養老必然是主要養老方式。”
陳友華說，現在養老的最大問題不是“9073”式養老服務的提供，問題在資源短缺或者說養老的錢從哪兒來。
陳友華說，在這個世界上，老年人代表過去，中年人代表現在，孩子代表未來。孩子多不一定有未來，孩子少一定沒有未來。如果政策允許，大家一定要把孩子生下來。人口可持續發展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與前提，其他的發展都建立在人口可持續的基礎之上。因此，如東人一定要把政策允許的孩子生下來。在現代社會，孩子不僅僅是私人物品，更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孩子的養育成本很高，這些成本全由個人承擔，會極大抑制百姓的生育行為，從而危及國家的生存與發展，要建立一個生養的成本補償機制。否則，生育政策調整就會變成“空調”。
如今，這個當年最活躍的計生紅旗縣，卻也更早更強烈地感受到人口老齡化的壓力，官方文件這樣說：“由此將引發的勞動力短缺、婚姻擠壓、生源、兵源等問題，也使未來我縣人口問題變得更為錯綜複雜。”
陳友華說，人口老齡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反過來會對生產力進一步發展與科技創新產生諸多不利的影響，進而給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帶來不利影響。
老齡化問題顯然不是一個僅僅依靠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就能解決的問題。陳友華在一篇文章中說，世界上發達國家並沒有很好地解決人口老齡化與老年人口問題，甚至比發展中國家面臨更為嚴峻的人口老齡化與老年人口問題的挑戰，“綜觀全球，我們還沒有發現一個發達國家很好地解決了人口嚴重老化及由此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相反，他們正逐步陷入人口老齡化與老年人口問題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而在另一方面，人口嚴重老化將使得經濟增長與科技進步嚴重受阻，這已經成為一個共識。陳友華說，研究已經表明，人口嚴重老化會阻礙經濟增長，科技創新能力也會因此而衰竭。目前，世界上很難找到一個在人口嚴重老化情況下實現經濟持續快速增長與依然保持較強科技創新能力的國家，“中國憑什麽會是一個例外？”
數據告訴你00後的移動互聯網生活，BAT你們連孩子都不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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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jiaweny 於 2015-2-10 15:54 編輯 數據告訴你00後的移動互聯網生活，BAT你們連孩子都不放過？ 來源：虎嗅網 今日，百度對外發布《移動互聯網發展趨勢報告2015賀歲版》，報告詳細盤點了2014年Q4及全年的國內移動互聯網市場，同時首次對00後的移動互聯網行為進行了分析和洞察。 30張PPT讓你看透00後的移動互聯網生活，BAT你們連孩子都不放過？ 虎嗅註：今日，百度對外發布《移動互聯網發展趨勢報告2015賀歲版》，報告詳細盤點了2014年Q4及全年的國內移動互聯網市場，同時首次對00後的移動互聯網行為進行了分析和洞察。 報告顯示，截止2014年Q4的數據表明BAT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擁有了更強的生態控制力，以手機百度、淘寶、微信為代表的BAT超級APP已經開始在“連接人與服務”領域展開正面交鋒;與此同時，智能手機大盤在2014年的增幅已經放緩，預計這一人口紅利將在2015年結束;而00後的崛起則開始逐漸對移動互聯網行業的發展產生影響。 該報告主要分為《2014年移動互聯移動網市場盤點》和《00後用戶移動互聯網行為洞察》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2014年移動互聯網市場盤點(要點歸納) (一)智能機大盤 2014年智能機大盤增速已明顯放緩，預計2015年人口紅利期將終結 平板設備的用戶規模和活躍度遠不及智能機，主要滿足娛樂需求 (二)入口地位 移動搜索已成為用戶規模僅次於社交通信的第二大應用垂類 移動搜索經歷了與PC搜索相似但更快的發展歷程 移動用戶的搜索需求旺盛，人均搜索次數持續穩步提升 1) 老格局 移動互聯網馬太效應凸顯，主要應用垂類Top3 APP的份額均已超70% BAT三家占據移動端Top20 APP中的17個，生態控制力強於PC端 BAT在移動端所占據的媒體時長近60%，控制力同樣超過PC端 2) 新戰場 BAT的超級APP已經在“連接人與服務”的新戰場展開正面交鋒 使用頻次高且滲透率高的生活服務垂類均已被BAT的超級APP覆蓋 用戶更願意在超級APP中尋找和使用生活服務，而不是安裝獨立的生活服務類APP 第二部分：00後用戶移動互聯網行為洞察 (一)00後移動用戶的十大行為特點 決策錯位：00後關註的手機品牌明顯年輕化，但實際使用的與大盤無差異 多屏一代：00後擁有平板設備的比例遠高於大盤平均水平 嘗鮮一族：00後更願意嘗試新鮮的、長尾的應用 勞逸結合：除學習類應用，00後對遊戲、音樂和應用商店有明顯偏好 低齡頑主：00後偏愛角色扮演和經營養成類遊戲，對棋牌桌遊無感 夜間效應：受上學作息的限制，00後的使用時長大部分在晚間釋放 周末效應：00後的使用時長在周末猛增，主要用於娛樂 考前效應：每當大考前，00後會突擊卸載掉一批社交和娛樂類應用 搜索先鋒：00後更愛搜索，而且是使用語音和圖像搜索的主力 生活伴侶：移動搜索已成為00後探知世界、理解生活的良師益友 (二)00後推動的移動互聯網四大發展趨勢 多屏與跨屏常態化 產品與品牌年輕化 00後運營時節化 語音圖像搜索主流化 【看圖說話】以下內容節選自《移動互聯網發展趨勢報告2015賀歲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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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孩子上北大？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8022
2014年12月3日，在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市沙坡頭區南山臺子，一輛接孩子的摩托車上搭載了3名剛放學的孩子。 （新華社記者 彭昭之/圖）
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的諺語或許給了我們通過讀書可以輕松改變命運的錯誤印象。現實並不是努力就能上清華北大的。
“知道”（微信號：nz_zhidao）跟你談談到底誰的孩子能上北大清華。
努力就可以上清華北大嗎？如果可以，怎樣做？
這是知乎上的一個提問。對此，清華大學社科學院的大一學生張小林結合她老師課堂調查的數據給出了自己的回答：並不是努力就能上清華北大的。短期來看有運氣的影響因素，長期來看有家庭環境的影響。這個回答獲得了一萬多個贊同、一千多條評論。被轉至微博等處後，“寒門貴子”的爭論再起。
如果說張小林引述的調查樣本量太小，可能存在抽樣誤差的話，本科生學籍卡所記錄的家庭信息或許能讓我們看到事情的全貌。
梁晨、張浩、李伯清等人通過對北京大學和蘇州大學學生學籍卡的翔實資料對兩校學生的社會來源做了深入分析。在其合著的《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蘇州大學學生社會來源研究1949-2002》中，他們通過對學生家長的職業構成和總人口的職業構成，計算出各個階層進入北大和蘇大的輩出率。如表1所示。
學生家長職業構成與職業人口分布比較（1985-2002） （《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蘇州大學學生社會來源研究1949-2002》截圖）
註：其中幹部為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業事業單位負責人，農民為農林牧漁水利業生產人員，工人為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及有關人員。2. 北大學生父母屬於不同職業時會被計算兩次，故比例之和可能超過100%。蘇大的數據僅根據父親職業進行分類計算，若父親有一個以上職業，則根據學籍卡中所填第一個職業計算。3. 工農群體是指農林牧漁水利生產人員和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及有關人員之和。
從1985-1995年，北大三到四成的學生是占全國人口2%的幹部的子女，幹部子女考入北大的輩出率在20%左右，遠高於其他職業。同階段，專業技術人員子女在北大學生比例約為四成，專業技術人員輩出率約在7-9%，居第二位。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工農群體。占總人口85%的工農群體的子女在北大學生中的構成比例只有四成左右，其輩出率不到0.5%。而在地方性的蘇州大學，這種不同職業之間輩出率的差異同樣存在，只是幹部群體的輩出率下降到約為10%，工農群體則保持在0.5%左右。（這里“幹部”身份不宜作過度解讀，黨政機構、事業單位和各種所有制企業的管理人員均被算為幹部。）
顯然，不同家庭職業背景的學生進入精英大學的機會並不均等。而這種教育機會不平等既是社會不公平的原因，也是其結果。這是因為，一方面，家庭職業背景等方面的差距導致了受（優質）教育機會的不均等，而另一方面，精英大學和普通大學的畢業去向大不相同，而隨著大學擴招，這種差距也在增大。這正是社會分層再生產的惡性循環。
不同社會職業群體接受高等教育特別是優質高等教育的機會並不均等是世界普遍現象，教育並不能直接帶來大面積的社會階層流動，換而言之，通過讀書就能改變命運的是少數。“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的諺語或許給了我們通過讀書可以輕松改變命運的錯誤印象。
事實上，封建時代的科舉取士名額極少（何炳棣估計，清末約有生員50萬人，舉人4萬人，進士4千人，以1750年成年男性人口計算，生員約占全部成年男性人口的0.01，舉人約占0.001，進士僅約占0.0001），而其所引起的社會流動，只在極為有限的階層和人口中發生。
就高等教育最發達的美國而言，父母職業對子女教育的影響可以用一組數據說明：2008年美國精英私立大學中，來自全美家庭收入後50%家庭的學生只占12%，家庭收入前2.5%的學生占到了1/3強。對比而言，中國教育所帶來的社會階層流動更大。
然而，這並不夠。在現代社會，接受良好教育或許是個人獲得社會地位、實現向上流動的最重要因素，教育公平也是最基本的社會公平。在貧富懸殊、社會分化的背景下，保障這一基本的社會公平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本文參考文獻：梁晨，張浩，李蘭，阮丹青，康文林，李中清（2013），無聲的革命: 北京大學、蘇州大學的學生社會來源，1952-2002，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3）
請記住，我叫知道（微信號：nz_zhidao），南方周末每日網絡專稿。
要嚴肅，有知識；要八卦，有內幕。每天一篇，無需翻墻，盡享你想知道的和不知道的。我們只想，讓知道成為一種享受。
“別把企業當孩子摟著，改革本質是理順關系” 訪安徽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徐恒秋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8056
資料圖：徐恒秋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三合一”以後基層食藥監管就弱化了嗎？話不能這麽說。如果弱化了，那是地方政府不重視。
一些監管人員過去把企業當成自己的孩子，生怕企業受委屈。改革的本質就是要理順監管者和被監管者的關系。
春節放假前兩天，安徽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走廊里幹幹凈凈的”，往年這時候，有審批權力的處室門口都排著隊，來自食品藥品企業的人提著大包小包來維護關系。
局長徐恒秋感嘆，食品藥品體制改革在省局層面“明顯看到成效”，因為監管者和被監管者的關系理順了。
就在半年前，2014年10月，南方周末記者首次到安徽省食藥監局采訪時，她正為在黃山舉行的全國遊泳錦標賽上多名運動員疑似食物中毒的事發愁。
當時，全國食藥改革正處在最膠著的時期。安徽省率先在縣（市區）采取“三合一”（工商、質監、食藥）的市場局改革模式，在105個縣（市區）及848個鄉鎮設置了市場監管機構。一時間基層反應強烈，擔心食藥機構喪失了獨立性，會弱化食品藥品監管。
“那時候省局的任務布置下去，就像掉到水里一樣，沒反應。”徐恒秋坦言，下面的監管人員都在觀望，“前路一團漆黑，腦袋老大的”。她感覺，每天上班好像就是等著基層出事，而且遲早要出事。
徐恒秋決定不再等了，而是想辦法在現有框架下推動改革。在出任省食藥監局局長前，她做了6年的省衛生廳副廳長，主導安徽上一輪基藥改革，後來這成了全國有名的“安徽模式”。
2015年2月16日上午，徐恒秋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專訪，一開口就對“三合一”的安徽食藥改革模式做了回應。
“三合一”後怎麽加強食藥監管？
南方周末：安徽和浙江是省級食藥改革里最早提“三合一”，當時出於什麽考慮？
徐恒秋：安徽全面鋪開做市場局，所以影響比較大。其實這個“三合一”也是學的。深圳早就有，上海浦東也在試點。2014年春節剛過，一位省政府領導就帶隊去深圳考察。當時大家都覺得深圳模式不太適合安徽。但後來不知為什麽，還是按市場局推開了。
南方周末：你在這種情況下接手食藥監管工作，是不是很難？
徐恒秋：一開始總覺得這樣弱化了食品藥品監管。當時最難的是對食品安全監管的認識不一致。大家都在疑惑，改革到底能不能起作用？改了是不是監管能力更差？基層機構能不能聽指揮？但在無力回天的情況下，我只能想怎麽加強食品安全監管。現在一年多了，回過頭想想，任何事情都是一分為二的，有弊也有利。
南方周末：你看到了哪些好處？
徐恒秋：如果光靠我們食藥系統，很難在鄉鎮一級的基層建監管所，但其實基層原有的工商所已經很完備了。“三合一”之後，我們機構有了，房子有了，隊伍也有了，人可能還多一些。不過，監管能力還有待提高，需要教育、培訓、改造。我們要主動讓“三合一”之後的部門認同我們，致力於食藥監管。
南方周末：但基層也反映，過去安徽最小的縣級食藥局行政事業編制也有二十多人，現在成立市場局，一般食品藥品只設兩個股，不到十個人。鄉鎮市場監管所沒有增加人員，只是增加了食品藥品和質量監督職能，監管會不會力不從心？
徐恒秋：縣里人少了，但我們鄉鎮基層的“腿”多了，總體的監管人數沒有減少。食藥監以前基層都沒有人，現在一部分人做執法工作，底下有稽查隊、執法隊，連鄉鎮所都是我們的人員，工商來的同誌也做食藥的工作。
南方周末：怎麽調動工商部門的人主動做食藥工作的積極性？
徐恒秋：我們主要是因勢利導，努力改造基層所隊伍。
“三合一”後，基層部門其實也很迷茫，沒爹沒娘的感覺，不知道該誰管。我們主動關心他們。先是掛牌，我們所有的基層所都加掛了食藥局的牌子。2014年9月底，國務院辦公廳來了一個通知，“可加掛”食品藥品監管局的牌子。我們一看到就趕緊開始加掛，市局都很希望推動這項工作，三天後合肥市的縣局就掛牌了。全省各縣區市場監管局、鄉鎮、街道（社區）市場監管所都加掛了食品藥品監管局牌子。之後就統一服裝，銅陵市就推得很好，因為市場局是沒有制服的。大家都穿上食藥局的制服，歸屬感就強了很多，形式上我們是一家人了。
南方周末：光有形式也不行，實質上有什麽改變嗎？
徐恒秋：隊伍建設非常重要，光有制度沒有人才也是空的。國家2014年撥了1500萬的培訓費，我們全部用在了內部培訓上，覆蓋了全省140多個縣（區）、培訓基層新進人員萬余人。
我相信，這支隊伍通過兩三年的改造、培訓、磨合、協調，應該會成為很有力的隊伍，這需要有一個過程。
南方周末：磨合期間有什麽新問題嗎？
徐恒秋：還是存在一些問題的。一是現有的監管機制還很不完善。尤其是基層監管機構，盡管加掛了食品藥品監管機構牌子，但實質性運轉沒有完全到位；一些鄉鎮、街道還存在監管的空白。二是監管力量不適應。食品藥品監管是專業執法。基層機構職能調整後，普遍存在人手少、劃轉來的人員年齡偏大、專業技能不足，“不願幹、不會幹、不敢幹”的問題較為突出。不過也不要緊，我們逐漸會淘汰年齡大的，等再進人之後就好了。到時候一定要嚴格限制專業。三是擔當意識不夠。隨著簡政放權的不斷深入，責任和風險也隨之下放。一些地方事權下放時，存在超範圍放權，既違法又使得基層監管機構無力承接，監管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受到質疑。
不能把企業當成自己的孩子
南方周末：過去您一直在衛生部門，來食藥監這段時間正好趕上了食藥改革，最大的感受是什麽？
徐恒秋：食藥監我來了一年零七個月了。可以說對食品藥品監管的認識在不斷深化，思路也在不斷清晰。
我們作為典型的執法監督部門，首當其沖的任務便是要依法行政。相關法律法規必須要健全，新修訂的食品安全法馬上就要正式出臺了，藥品管理法也在修改的過程中，國家食藥總局也出臺了十多項規章制度。
我們也針對本省制度空白，2014年出臺了十幾項制度。其中，吹哨人制度（鼓勵企業內部人士舉報）是我們受益最多的制度。
南方周末：上海福喜事件之後，好像大家都在談論吹哨人制度？
徐恒秋：福喜事件是2014年7月20日發生的，我們吹哨人制度是在6月30日建立的。上午開會宣布實施，下午就接到舉報。就在前幾天，合肥一個縣里又有企業員工打電話來，說企業回收過期肉，重新加工出售。我們接到消息後，省局和市局都一起過去，結果屬實，這就很嚴重了，立馬移交公安。到目前，已經收到十多起針對性強的舉報，查處了一批案件。
南方周末：通過舉報查處，你對監管企業有哪些新的認識？
徐恒秋：以前一些同誌覺得企業是我們的服務對象，甚至是把企業當成自己的孩子，把他們摟著抱著呵護著，生怕企業受委屈。我來了之後堅決強調，監管部門和企業是監督和被監督的關系，企業的生與死掌握在他們自己手里。企業在市場上活得好，靠的是他們的質量和安全。監管部門決不能同違法企業沆瀣一氣，要杜絕各種不正當的地方保護和貓鼠遊戲。我們監督他們把好的產品生產出來，這才是對企業最好的服務。
南方周末：您之前在衛生部門主導改革，食藥改革和醫改比，哪個更難？
徐恒秋：食藥改革相對簡單。食品安全是社會治理，不會觸動很多人的利益。現在只要把心態放正，依法行政，理順監管和被監管的關系，保證公眾利益就行。如果不理順這個關系，就是給我們一個單獨的機構也很難。食藥改革走到現在，是考慮怎麽進一步完善的問題。
原來管不好的管好了嗎？
南方周末：改革後，原來管不好的食品比如豆芽，現在能管好嗎？
徐恒秋：所有地方都在為豆芽扯皮，我們不想扯了，就管起來。蚌埠的豆芽就管得特別好。我們出臺了《關於進一步加強食品生產小作坊監管工作的指導意見》，提出了普遍建檔、目錄管理、開辦報告等措施，全面加強食品生產小作坊監管。
南方周末：2013年8月，新華社報道安徽蕭縣病死豬案，當時多個監管部門說，病死豬肉問題原因在於“職能重疊、部門打架”，表示“等今年底機構改革了就好了”。食藥改革進展緩慢是不是造成了當時的監管真空？現在改革完成了，豬肉問題怎麽監管，病死豬回流餐桌能否杜絕？
徐恒秋：病死豬肉的監管主要由農委負責。在以前，商務部門和農業部門監管有交叉。現在，只要進入市場，就是我們的責任，我們也不會推卸責任。蕭縣病死豬事件發生在黑作坊里，機構改革之後，我們加強市場監管的頻次和力度，所有的黑作坊都會取締。
南方周末：2014年10月，全國遊泳錦標賽16名運動員疑似食物中毒，最後為什麽沒聽見下文？
徐恒秋：我們後來把樣品送去疾控中心檢測，也是模棱兩可的結論，沒法判斷。這不是檢測設備的問題，可能還是檢測能力的原因。作為專業性、技術性的監管行業，現在技術支撐還不到位，一些監管技術、裝備、手段還跟不上，也影響了監管的準確性和時效性。
南方周末：改革這一年多，食藥監管水平提高了嗎？
徐恒秋：在省局這塊，我們是明顯看到成效了。至於基層，如果說這麽短時間就提高了，那是睜眼說瞎話。新的監管體制運行還處於磨合期，一些地方監管體系尚不健全，監管責任不落實，監管經費不到位，地方保護主義時有發生。“三合一”以後基層監管就弱化了嗎？這個話不能這麽說。如果弱化了，那是地方政府的不重視，需要把地方政府的責任壓實。
南方周末：怎麽落實地方負責？
徐恒秋：為了讓地方政府重視，2015年1月，安徽省政府與各市簽訂年度食品藥品安全目標責任書。16個市的市長立下“軍令狀”，各地要將食品藥品安全納入政府目標管理績效考核體系。只要地方政府的責任意識起來了，他絕對知道這是掉烏紗帽的事。責任狀一簽，就把基層的責任夯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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