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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的孩子上北大？

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的諺語或許給了我們通過讀書可以輕松改變命運的錯誤印象。現實並不是努力就能上清華北大的。

“知道”（微信號：nz_zhidao）跟你談談到底誰的孩子能上北大清華。

努力就可以上清華北大嗎？如果可以，怎樣做？

這是知乎上的一個提問。對此，清華大學社科學院的大一學生張小林結合她老師課堂調查的數據給出了自己的回答：並不是努力就能上清華北大的。短期來看有運氣的影響因素，長期來看有家庭環境的影響。這個回答獲得了一萬多個贊同、一千多條評論。被轉至微博等處後，“寒門貴子”的爭論再起。

如果說張小林引述的調查樣本量太小，可能存在抽樣誤差的話，本科生學籍卡所記錄的家庭信息或許能讓我們看到事情的全貌。

梁晨、張浩、李伯清等人通過對北京大學和蘇州大學學生學籍卡的翔實資料對兩校學生的社會來源做了深入分析。在其合著的《無聲的革命：北京大學、蘇州大學學生社會來源研究1949-2002》中，他們通過對學生家長的職業構成和總人口的職業構成，計算出各個階層進入北大和蘇大的輩出率。如表1所示。

註：其中幹部為國家機關、黨群組織、企業事業單位負責人，農民為農林牧漁水利業生產人員，工人為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及有關人員。2. 北大學生父母屬於不同職業時會被計算兩次，故比例之和可能超過100%。蘇大的數據僅根據父親職業進行分類計算，若父親有一個以上職業，則根據學籍卡中所填第一個職業計算。3. 工農群體是指農林牧漁水利生產人員和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及有關人員之和。

從1985-1995年，北大三到四成的學生是占全國人口2%的幹部的子女，幹部子女考入北大的輩出率在20%左右，遠高於其他職業。同階段，專業技術人員子女在北大學生比例約為四成，專業技術人員輩出率約在7-9%，居第二位。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工農群體。占總人口85%的工農群體的子女在北大學生中的構成比例只有四成左右，其輩出率不到0.5%。而在地方性的蘇州大學，這種不同職業之間輩出率的差異同樣存在，只是幹部群體的輩出率下降到約為10%，工農群體則保持在0.5%左右。（這里“幹部”身份不宜作過度解讀，黨政機構、事業單位和各種所有制企業的管理人員均被算為幹部。）

顯然，不同家庭職業背景的學生進入精英大學的機會並不均等。而這種教育機會不平等既是社會不公平的原因，也是其結果。這是因為，一方面，家庭職業背景等方面的差距導致了受（優質）教育機會的不均等，而另一方面，精英大學和普通大學的畢業去向大不相同，而隨著大學擴招，這種差距也在增大。這正是社會分層再生產的惡性循環。

不同社會職業群體接受高等教育特別是優質高等教育的機會並不均等是世界普遍現象，教育並不能直接帶來大面積的社會階層流動，換而言之，通過讀書就能改變命運的是少數。“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的諺語或許給了我們通過讀書可以輕松改變命運的錯誤印象。

事實上，封建時代的科舉取士名額極少（何炳棣估計，清末約有生員50萬人，舉人4萬人，進士4千人，以1750年成年男性人口計算，生員約占全部成年男性人口的0.01，舉人約占0.001，進士僅約占0.0001），而其所引起的社會流動，只在極為有限的階層和人口中發生。

就高等教育最發達的美國而言，父母職業對子女教育的影響可以用一組數據說明：2008年美國精英私立大學中，來自全美家庭收入後50%家庭的學生只占12%，家庭收入前2.5%的學生占到了1/3強。對比而言，中國教育所帶來的社會階層流動更大。

然而，這並不夠。在現代社會，接受良好教育或許是個人獲得社會地位、實現向上流動的最重要因素，教育公平也是最基本的社會公平。在貧富懸殊、社會分化的背景下，保障這一基本的社會公平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本文參考文獻：梁晨，張浩，李蘭，阮丹青，康文林，李中清（2013），無聲的革命: 北京大學、蘇州大學的學生社會來源，1952-2002，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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