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女性創業者大會

21日上午，阿里巴巴在首屆全球女性創業者大會上發布了第一份《互聯網+她時代：女性創業者報告》，在互聯網這個以體驗經濟為主的時代，女性創業者的比例比創痛時代高出許多，國內線上創業者的平均年輕比線下年輕15歲，而中國女性創業者的人口占比甚至高於美國一個百分點，領先於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向發布並解讀這份報告的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石東偉了解到，眼下，體驗經濟和消費者時代讓女性的感性、樂於分享成為創業優勢，中國女性創業群體中有90%是中小企業。

據這份報告顯示，在全球67個經濟體中，傳統領域的女性創業者僅占女性全部人口的3.6%，和男性創業者群體存在巨大總量差距，傳統企業的女性企業家更是屈指可數。然而在互聯網背景下，女性創業者卻能夠占據“半邊天”。在大淘寶交易平臺上，活躍店鋪女性店主占領了50.1%的地盤，甚至以微弱優勢壓倒了傳統的男性創業英雄，而且從服裝、化妝品等女性偏愛的領域正在向數碼、家具等男性擅長的行業逐步滲透。

全球女性創業者大會

“互聯網經濟是體驗經濟，女性在體驗經濟中有天生的直覺。互聯網給了那些自立自愛自強自信的新女性一個機會，讓她們可以與男性一起，追尋自己想要的夢想。”馬雲身後的女人們曾無數次得到他由衷的贊美，這句話則是馬雲對互聯網釋放女性創業動能的最恰當闡述。

為什麽互聯網偏愛女性，能夠讓她們在互聯網時代占領半壁江山?報告認為，我們現在所處的消費者時代，也就是馬雲所指的互聯網體驗經濟時代，更加註重用戶體驗、情感思維和溝通互動，這也正是女性所具備的優勢和特點。

根據阿里巴巴的大數據分析，從阿里平臺的全國區域分布來看，女性創業者並非集中在一線城市，東三省、川、渝、港、臺女性創業者比例領跑全國。從行業來看，美妝、母嬰、服裝、珠寶配飾、百貨、箱鞋包等六大行業，是女性在大淘寶平臺創業的主導行業，在其行業賣家總數中占據了67%到51%的不等比例，同時也開始向數據、家具等男性主導領域慢慢滲透。

報告指出，線上女性創業者平均年齡為32.6歲，比線下的47.6歲年輕了15歲，61%的創業女性在18~29歲之間，也就是80後、90後的創業意願最強烈。像奧運冠軍勞麗詩、“玻璃女孩”丁紅玉、最火APP“魔漫相機”創始人任曉倩、返鄉大學生趙海伶等女性創業者，都屬於80後、甚至是90後人群。

大淘寶平臺交易規模的46%由女性創業者完成，這一比率在男性占優的傳統商業領域難以想象。但是，由於女性本身謹慎細膩的個性，企業規模多為個體或小微企業，在天貓平臺創業的女性店鋪平均啟動資金21萬元，遠低於工商新註冊企業實體539萬元的平均註冊資本。低門檻和低風險，也是吸引年輕女性進行網絡創業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令人略感意外的是，中國女性在創業方面較之其他國家女性有著更加突出的表現。根據波士頓咨詢公司2014年的資料顯示，2012年美國女性創業占到其18至64歲人口比例的10%，而中國女性創業占比達到了11%，與美國相當，相較於法國、德國、俄羅斯等歐洲國家女性，更具創業精神。

馬雲表示，從IT時代到DT時代，互聯網+給女性創業賦予新的能量與內涵，讓女性插上創業的翅膀，用智慧和魅力開啟創業新時代。

周四，美國一專家委員會敦促監管機構批準全球首個刺激女性性欲的藥物——氟立班絲氨（flibanserin）進入市場。專家委員會投票小組最終以18:6的票數同意由Sprout制藥公司生產的氟立班絲氨上市出售。氟立班絲氨也被俗稱為女用“偉哥”。

盡管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並沒有義務與投票小組意見保持一致，但通常會遵循小組的建議。在6張反對票中，問題集中於氟立班絲氨與酒精同時服用導致的低血壓、昏厥等負面效果。與此同時，該藥物的短期藥效以及長期服用的安全性仍缺乏有力的數據支持。盡管如此，否決了氟立班絲氨的專家委員會小組成員也承認女性性功能障礙是需要面對的一個問題，因為性功能障礙將導致壓力、婚姻以及伴侶關系破裂。

大多數專家表示，氟立班絲氨的準入首次為性功能障礙的女性提供了一種選擇，只需“在推廣上市前制定部分風險管理措施”以供醫生今後培訓時用做樣本參考。

曾兩度被食藥管理局否決

《華爾街日報》稱，氟立班絲氨長期爭議焦點多半圍繞女性性功能障礙是否真正屬於醫學問題、是否應該采用藥物治療、以及FDA是否對治療女性性功能藥物的批準存在性別歧視而展開。“大量的民間謠傳以及誤解使得氟立班絲氨陷入了困境。”Sprout公司首席執行官辛迪·懷特黑德（Cindy Whitehead）說。

一直存在爭議的氟立班絲氨曾兩次被FDA拒絕。2010年以及兩年前，該藥被拒的原因是藥效不強以及使用者服藥之後的性滿意度上僅為“一般”。

Sprout公司的回應方式是通過加入由制藥商以及消費團體聯盟而組織“Even the Score”的在線運動，他們試圖給FDA施壓以批準更多治療女性性功能障礙的藥物。該運動獲得了國會的部分支持，並促使他們願意和FDA進行談判。

該運動倡議提到，FDA批準了20多種藥物用以治療男性勃起功能障礙，但並沒有治療女性性功能障礙的用藥。盡管FDA已指出21種批準的用藥里有包含采用雌性激素治療性交疼痛以及陰道幹澀的藥品，但都並沒有達到預想目標。

在專家委員會投票前所進行的文件中，FDA骨骼、生殖以及泌尿產品部門主任海爾頓·約菲（Hylton Joffe）寫道，FDA拒絕性別歧視的說法是“誤導以及不正確的。”相反，FDA同意Sprout公司對氟立班絲氨進行短期實驗，並研究使用者是否服藥後降低了有害風險以及與其他藥物的相互作用。

FDA研究小組對Sprout公司提交的氟立班絲氨的用藥安全性以及有效性並未留有深刻印象。因為其適度的療效並未超過其副作用，比如服藥後的女性出現的頭暈、嗜睡、暈厥等癥狀。此外， 投票小組還表示了對氟立班絲氨與酒精相互作用的擔憂。雖然藥物顯示女性對性生活數量有顯著改善，按月衡量的性欲也在增強，但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變。

專家委員會小組成員、芝加哥婦產科助理教授艾米·惠特克（Amy Whitaker）說。“我們很激動能有這樣一種藥物，但我們希望藥效更好。”

 “作為一名女性主義者，我很高興地看到人們嚴肅對待女性性問題，但建議批準這種藥物上市並不是一個正確決定。”國家婦女健康網執行主任辛迪·皮爾森（Cindy Pearson）說，“這只會降低藥物準入門檻。”

市場開發度遠落後於男用“偉哥”

雪莉·金斯伯格（Sheryl Kingsberg）是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大學醫學院的行為醫學系主任，她說，美國市場有著約7%至10%的女性患有性欲障礙，並強調這種障礙與女性年齡增長造成的自然性欲下降並不相同。

“我們有數據顯示性欲障礙對女性的生活質量產生著深遠的負面影響，包括身體健康以及夫妻關系，”金斯伯格說，“兩性關系的性生活和諧會提高15%至20%的生活值，但當夫妻毫無性生活或者情況很糟糕時，則會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

路透社稱，盡管目前還沒有獲批的女版“偉哥”進入，但部分女性已開始嘗試治療性功能障礙。FDA稱，這還是一個“尚未飽和的醫療市場”。相比之下，輝瑞公司的藍色藥丸“偉哥”從1998年被FDA獲批後，在男性性生活中已無處不在。據輝瑞發布的年報顯示，2014年“偉哥”萬艾可銷售額達16.6億美元，而另一種性功能促進藥物希愛力的銷售額甚至達到22.9億美元。

 “紅色藥丸”氟立班絲氨直接作用於女性大腦控制性愉悅區，以恢複女性逐漸衰退的性欲。同時，氟立班絲氨還降低了大腦中的血清素水平，促進多巴胺和去甲上腺素的含量，其最初被開發為一種抗抑郁藥物。

據外媒報道，美國財政部17日在一份聲明中稱，將重新設計10美元紙幣樣式，原先印在紙幣上的美國開國元勛之一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的頭像將和某位女性歷史人物的頭像共同出現在新版10美元紙幣上。

年底確定10元美鈔上的女性

“自從本國貨幣投入流通以來，貨幣上的頭像僅有過很少的幾次變動，一百多年來，新的10美元紙幣上能夠首次出現女性的頭像，對此我感到很驕傲，”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Jacob Lew）在YouTube上發布的一段聲明中稱，尚未確定將使用哪位女性頭像，但將在今年年底由投票選出將哪位女性頭像印在10美元紙幣上。

據了解，新版10元紙幣將會在2020年發行，以紀念賦予女性投票權的美國憲法第十九條修正案實施100周年。

實際上，女性形象此前並非未曾在美國貨幣上出現過。女權運動家蘇珊·安東尼（Susan B Anthony）和美國西部拓荒遠征軍的印第安向導薩卡加維亞（Sacagawea）就曾出現在一美元的硬幣和紀念幣上，但是並沒有進入廣泛流通。

去年，一位來自馬薩諸塞州的9歲女孩曾給奧巴馬寫信詢問為何美國貨幣上沒有女性形象，甚至自己列出一串“候選名單”，奧巴馬回信對她表示感謝並稱將確保女性能夠擁有和男性同等的機會。

今年3月，獨立團體“Women on 20s（20美元上的女性）”向社會發起投票，倡議以女性頭像取代20美元紙幣上的前美國總統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

該倡議列出了15名候選人，包括現代民權運動之母羅莎·帕克斯（Rosa Parks），前美國總統羅斯福夫人埃莉諾·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美國紅十字會的創建人克拉拉·巴頓（Clara Barton）和廢奴主義者哈麗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等美國歷史上的知名女性。 

該民間組織稱，將女性頭像印在紙幣上是邁向性別和種族平等的重要一步。

為什麽不是20美元

但是，美國財政部為何選擇10美元紙幣而不是呼聲更高的20美元紙幣進行替換？有分析指出，比起功勛卓著的漢密爾頓，印在20美元上的前總統傑克遜更具爭議，後者理應成為被替換對象。

漢密爾頓是美國憲法的起草者之一，曾是華盛頓最為信任的副官，也是美國的第一任財長，雖然其後未能成功當上總統並在決鬥中身亡，但是他留下的政治遺產和金融制度卻為美國的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1929年，漢密爾頓首次出現在美元紙幣上，和富蘭克林一起成為紙幣上唯一的兩位沒當過總統的歷史人物。

相比之下，曾擁有過數百名奴隸的傑克遜是美國歷史上爭議最多的總統之一，更因在任期間向西遷移印第安人的政策飽受詬病。

不過，美國財政部給出的回應稱，此次重新設計紙幣的最初目的是為了打擊假幣，首選的貨幣是目前被仿造可能性最大的貨幣。據了解，10美元紙幣在美國的使用率遠高於20美元。

報道稱，入選10元美鈔女性的候選人需要滿足的一個法定條件是必須已不在人世。

在英國，英格蘭銀行5月份也開始向公眾征集歷史人物替換現在20英鎊紙幣上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頭像。

在高舉平等和自由標桿的美國，對性別薪酬差距的討論並不是什麽新鮮話題。美國人口調查局一份最新的統計報告顯示，2014年美國工薪階層中，男性收入比女性高出21%。正值競選季，民主黨也不失時宜地拿這個議題大做文章，希望拿到更多女性的支持票，但是，專家認為，男女收入差距的深層原因遠比這些討論中涉及的內容來得複雜。

男性和女性的薪酬差距容易被簡單定義為職場性別歧視，而成為美國社會長盛不衰的熱門話題，奧巴馬也經常在不同場合談及社會對性別歧視的刻板印象。當然，作為兩個女兒的爸爸，女性是否能在職場受到公平對待與他的家庭息息相關。

性別薪酬差距原因難以量化

調查機構蓋洛普2014年的一份調查就顯示，美國有40%的職場女性認為，男女薪酬平等是她們在職場中最緊迫的訴求。

不僅是普通大眾，好萊塢女星同樣抱怨收入低於和自己搭檔的男星。根據福布斯的報道，《饑餓遊戲》的女主角詹妮弗·勞倫斯在2014年6月至2015年6月間以5200萬美元的收入成為全球收入最高的女演員。但是，勞倫斯仍舊為好萊塢的男女演員片酬不平等打抱不平，對行業內的性別歧視口誅筆伐。

比如，今年的索尼電影公司被黑客入侵事件導致資料外泄。一些內容顯示，由勞倫斯參演的電影《美國騙局》（American Hustle）中男演員的分成比例為9%，而女演員則為7%。

不過，康奈爾大學教授布勞（Francine Blau）認為，性別歧視可能是造成性別薪酬差距的因素之一，但其影響難以量化，而且性別薪酬差距並不只跟性別歧視有關。

布勞認為，人口調查局21%的性別薪酬差距帶有“誤導性”。如果在工作經驗、教育、職位和行業等變量一致的情況下，得出的實際薪酬差距將縮小為9%。

比如教育方面，男性不再處於優勢地位，因為目前女性的平均受教育程度甚至比男性更高。而體現男性薪酬優勢的領域主要為律師，工程師，工廠高技術崗位等收入較高的職業。

男女薪酬平等應該納入法律？

然而，即便布勞提出的理論縮小了性別薪酬差距，仍然有不少人無法接受差距的存在。

“如果這樣的差距繼續存在，女性在一生之中將會損失數十萬美元。”美國國家婦女和家庭互助社的沙博（Vicki Shabo）稱。

美國大學婦女協會政府關系副會長馬茲（Lisa Maatz）表示，對一些人能夠忍受7%或10%的差距的做法感到絕望：“對任何努力工作維持生計的人來說，多10%的收入是筆大數目。”

政治舞臺上，隨著競選日趨激烈，薪酬話題被許多候選人熱烈討論，尤其是在民主黨中，對此議題更是大肆渲染。

民主黨號召，雖然性別薪酬差距在過去30年里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如今卻止步不前，應該將男女薪酬平等納入法律。

“在同一份工作上，男人掙1美元而女人只掙78美分，這很不合理，”民主黨熱門總統候選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年初的競選中疾呼。為了拉攏女性選票，民主黨人批評共和黨阻撓國會關於加強聯邦反歧視政策的立法。

民主黨人、同時也是加州州長的布朗（Jerry Brown）最近在該州通過法案，規定職場歧視案件中應該由雇傭方舉證未實施歧視，而非雇員舉證遭到歧視。

但是，一些保守派人士指責稱，妨礙女性進步的社會因素十分複雜，過分重視歧視將會導致人們忽略其他因素，包括個人的職業選擇等。

女性在薪酬議價中居劣勢

布勞指出，研究顯示女性傾向於回避競爭，這將導致他們與高薪行業和工作機會失之交臂。此外，在和雇主的薪酬談判上，女性相對於男性來說參與較少。

布勞稱：“令人不安的是，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薪酬談判的過程中，女性在更多的情況下會遭到拒絕。”

就連勞倫斯也在薪酬議價上碰了壁，她自己也承認為了避免被貼上“難對付”或者“耍大牌”的標簽而無法為爭取更高薪酬向出資方施加壓力。

總統競選中就薪酬平等這個議題反複被提到的一點是，美國實行的兒童撫養制度中，兒童只有在5歲之後才能接受公共教育的服務，這意味著女性需要花更多的時間撫養學齡前子女。

而這一政策的後果是，如果雇主在女性雇員需要撫養子女的期間無法提供彈性工作或者遠程工作制度，那麽一些女性往往不會接受這樣的工作，這就導致了可供女性選擇的工作機會大大減少。不過反過來看，一些經濟學家也建議，為女性提供更多彈性工作制將是創造平等工作和薪酬的一個絕佳起點。

我國實行了36年的獨生子女政策終於成為歷史，但是政策上全面放開“二孩”之後，人口結構失衡的問題還將面臨夫妻是否願意生育的問題，從生一個到生兩個，對年輕家庭來說意味著需要支付兩倍的“奶粉錢”。因此，不少人感慨，可以生不代表生得了，生得了不代表養得起。

此外，在普遍的社會文化中，照顧孩子更多地被認為是女性應盡的職責，這意味著那些仍然在工作的母親會因為孩子的到來而在收入上付出一定的代價。那麽，在美國等發達國家，撫養一個孩子究竟會對家庭收入，尤其是母親的收入產生哪些影響？

“寶寶罰金”還是“寶寶獎金”？

一個家庭有了孩子之後，紙尿片、搖籃、寶寶車和嬰兒座椅等母嬰產品有了剛性需求，將成為這個家庭的必要支出。對女性來說，有了孩子將會很大程度上影響她的收入。

此前，女性和男性之間的收入差異一直是經濟學家爭論不休的話題，比如，美國人口調查局一份最新的統計報告顯示，2014年美國工薪階層中，男性收入比女性高出21%。影響女性職業生涯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撫養子女。

有一類刻板印象認為，當了媽媽的女性一般都會比未生育女性收入低一些，這部分差距甚至被稱為“寶寶罰金”。

但事實證明，這並不是普遍適用的真理。在現代社會，女性不但不用為成為母親而付出收入減少的代價，當了媽媽反而會給不少女性帶來財務增長的機會。與“罰金”相對，這個部分可以叫做“寶寶獎金”。

高學歷已婚媽媽比同類女性賺更多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人員基於人口普查數據對上述問題進行量化處理，對不同年齡、不同膚色、不同學歷以及不同婚姻狀況的媽媽們和同類別下的未生育女性進行了收入上的對比。

結果顯示，媽媽交“寶寶罰金”的情況正在逐漸改變。

上世紀90年代之前，工薪階層的媽媽們的收入通常會比同樣來自工薪階層的未生育女性低6%～7%，但自從1993年美國頒布了《家庭和醫療休假法》（FMLA）之後，這種差別就縮小到了1%左右，在高學歷女性群體中甚至出現了逆轉。

例如，對於那些25～34歲，已婚，並且擁有大學學歷的白人媽媽們，現實的結果是普遍比相同條件下的未生育女性收入高出3%。如果以4萬美元的年收入來計算，那麽一年將多賺1200美元，約合7500元人民幣。

而那些25～34歲，已婚，並且有大學學歷的包括黃種人在內的其他膚色的媽媽們也比同類別下的未生育女性多賺1.7%。同樣以4萬美元計算，多出的部分超過680美元相當於4000多元人民幣。

對於35～44歲的媽媽們來說，結果更加令人振奮。這個年齡段里，已婚並且高學歷的白人媽媽能多賺5.6%，而除了非裔和西班牙裔之外的其他種族媽媽則可以多賺13.3%。

值得註意的是，如果把“已婚”這個條件換成“未婚”（不處於一段婚姻之中），也就是單身媽媽，那麽不管是25～34歲還是35～44歲，也不管是什麽膚色是否高學歷，這些媽媽都比同類別下的未生育女性賺得少。

由此可見，婚姻對於媽媽們賺錢能力的影響不小，而單身媽媽們在擁有孩子後所面臨的困難顯然會對工作產生負面影響。另外，對於那些學歷低的媽媽們來說，“罰金”現象仍然存在。

另一半的支持很重要

雖然數據背後的成因仍不得而知，但專家多少有一些推測。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教授沃德弗格（Jane Waldfogel）認為，隨著女性在家庭中所扮演角色的變化，婚姻中的媽媽的工作更有持續性。

以往，很大一部分女性會因為生孩子而放棄工作，而當她們等到孩子長大後想重返職場時卻喪失了以往的競爭力。另外，這種現象也引發了更大的職場性別歧視，比如，對於因為要生育孩子而辭職的女性，雇主可能較少對其進行投資或給予晉升機會；女性自身也會由於考慮到生育問題而傾向於選擇時間靈活的彈性工作而非極具挑戰的工作。

但今天的社會中，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選擇暫時保留工作，並在生育後快速返回職場。研究表明，在美國，這種變化在白種人和除了非裔與拉丁裔以外的其他種族群體中尤其明顯。

此外，美國《家庭和醫療休假法案》規定，員工出現包括子女出生或收養在內的與家庭有關的問題時，將有權得到12周的無薪假，雖然是無薪假，但也成為美國消除性別歧視、鼓勵人們更多關註家庭的里程碑。

該法案給予更多女性安心生孩子的機會和時間，因為原先的工作會為她們一直保留到產假結束。與此同時，有了帶薪假之後，爸爸也可以有更多時間照顧家庭，給媽媽提供幫助。即使爸爸無法像媽媽那樣在養育孩子方面做那麽多貢獻，也可以在其他方面給予職場媽媽應有的支持。學者認為，將來丈夫的角色會隨著妻子角色的變化而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