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運央企退市危機：激辯「求救信」
http://www.21cbh.com/HTML/2012-9-3/xNNTQzXzUxMzExNg.html對中遠集團、中海集團、中外運長航集團這三個航運央企來說，難堪的不是眼前的虧損，而是幾乎無力回天的業績前景，旗下上市公司集體走向退市並非不可能。三
大航運集團總資產超過5700億元。目前，中遠集團資產超三千億，中國海運現有資產總額1590億元，中外運長航集團截至2011年底，資產總額為
1210.72億元。
近日中國遠洋宣佈今年上半年業績虧損48.7億元，中海集運虧損12.81億元，中海發展虧損4.95億元。
更嚴重的是長航鳳凰，其虧損4.46億元的同時已資不抵債。中外運長航集團旗下另一家公司，長航油運已經因為連續虧損而ST，今年半年報仍無力轉盈，虧損
達到6.46億元，被逼到了退市關口。
中遠集團董事長魏家福亦承認現已在考慮如何避免走向退市這一步。他坦承已經寫了多封信件給國務院敦促救市。中國船東協會副會長張守國也表示行業也與國家部委密切溝通當前難題。
「股民和市民需要習慣，央企也可以破產，也可以倒閉。」9月2日，交通部水運科學研究所副院長賈大山認為，即使國家出手救市也會極為有限，應敦促企業做內部體制機制的改革，增強造血能力和抗風險能力。
又是一輪巨虧時
所有公司的解釋都是：「市場不好，真的非常不好。」
中海發展的虧損頗為令人錯愕，這家風格謹慎低調的公司一直以低成本運營聞名，因此即使遭遇08年金融危機，中遠錄入過百億虧損，其他航運公司一概虧損，但是唯有中海發展仍能保持盈利狀態。此番告虧，破了該公司自2002年來不虧之身。
比中遠和中海境地更慘淡的是中外運長航集團，旗下上市公司長航鳳凰上半年實現營業總收入11.05億元，同比減少9.62%，實現淨利潤-4.46億元，同比下降49.13%。同時，長航鳳凰已經資不抵債，資產負債率達到102.46%。
該集團旗下另一家公司長航油運更危險，因為連續兩年虧損早就被ST，今年半年報仍無力轉盈，虧損達到6.46億元，若在未來幾個月內沒法扭虧為盈，很可能成為第一隻被勒令退市的央企股票。
「通過經營扭虧為盈，幾乎沒有誰能做到！」一家航運企業高管透露。
中遠總經理姜立軍指出，2012年上半年，波羅的海乾散貨運價指數（BDI）平均值為943點，比去年同期下跌了31.3%。值得注意的是，讓中遠巨虧105億元的2011年，BDI全年均值尚有1549點。由此可見，中遠的痛苦深淵，絕不會停留在虧損48.7億元。
而
此前金融危機中讓中海發展避免虧損的國內沿海散貨運輸，今年遭遇前所未有的量價兩低迷，中海發展方面指出，受煤炭需求緊縮、水電增加，進口煤炭增加、煤炭
庫存偏高以及新增運力高位增長等多重不利因素影響，上半年沿海散貨綜合運價指數CBFI均值為1133點，同比下降21.5%，華南、華東兩條主流煤炭航
線市場運價同比下降超過30%。
與此同時，新加坡380CST燃油價格同比上升11.5%，提高了各航運公司的成本。更可怕的是接連而至的交船壓力。據相關機構預計，下半年集裝箱新船交付量約為69萬TEU，下半年干散貨新船交付546艘、4568.8萬載重噸。
要
在供需失衡的市場中獲取利潤，往往需要領頭企業做出表率。比如，提倡控制運力並漲價。集裝箱運輸市場的運力亦嚴重過剩，約佔市場份額15%的馬士基航運在
今年年初帶頭漲價，其後幾乎所有集裝箱航運公司跟隨。一連數月的漲價效應讓集裝箱航運市場扭轉了第一季度的大額虧損局面，在第二季度收入了大量現金流。
中
海集運董秘葉宇芒表示，雖然中海集運的虧損達12.8億，但中報收錄的漲價效應只是在5、6兩個月份，其後7、8月份的漲價已經將虧損額大幅拉低，料全年
扭虧的可能性極大。可是中遠集裝箱公司總經理萬敏卻認為下半年形勢不太樂觀，目前漲價的勢頭已經回落，而且航運公司之間也有了分化，8月份短短幾個星期，
亞歐線的運價已經從1700美元掉至1250美元每標箱，後市很難樂觀。
可是，干散貨與油輪市場卻完全看不到扭虧的曙光。作為擁有全球最大干散貨船隊的中遠，尷尬地發現自己儘管擁有船隊規模卻沒有相應的話語權。
中
遠集團內部人士向記者透露，由於干散貨市場的貨主多為壟斷企業，如淡水河谷等礦山，或各國大鋼鐵廠等，還有煤炭電力公司，近幾年貨主開始延伸上下游，大量
介入自建船隊，國內寶鋼、首鋼等公司都已經組建了自己的船隊，其規模甚至不弱於三大航運企業沿海運力。在貨主掌控運力之後，船公司對運價的決定便失去話語
權。
上述人士向記者透露，干散貨市場目前發生的市場結構重大調整，很可能會影響未來幹散貨市場的格局。中遠已開始適量減少散貨船隊規模。
中
遠散貨運輸集團總經理許遵武表示，截至2012年6月30日，中國遠洋運營的干散貨船舶共357艘，3243萬載重噸，較運力高峰期已經減少近百艘。其中
租入船舶130艘，比上季度減少了17艘，該公司準備在下半年和明年再度減少數十艘租賃船舶，將運力收窄，提升效益。「即使沒有世界第一大船隊的名號也沒
關係，要效益不要規模」，中遠集團董事長魏家福說。
救市呼籲浮出水面
即使盡力提升經營效
益，干散貨扭虧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魏家福表示，如果今年再度虧損，中遠將被打上ST的標誌，明年也不見得能盈利，明年仍是干散貨運力交付的高峰期，供
求壓力巨大。按照魏家福44年的航運經驗，航運虧盈週期大致相同，既然2000年開始的航運牛市於2007年結束，則這輪低迷至少要延續到2014年方見
曙光。
可是，中國遠洋明年若再虧損的話，就要被勒令退市了。與之同命運的，還有中海集運、長航鳳凰和長航油運等。
魏家福聲稱已經向國務院寫了數封信請求救市，其內情他並未披露。有證券業人士透露，對於航運企業目前的退市風險，化解之道有幾點。一是國家財稅扶
持，比如減稅或注資。其二是各公司做股權融資，像中遠中海的負債率尚比較低，可以做相應的融資。其三是做資產出售或置換，以換取資金填補虧損窟窿。
第三個措施已經在長航鳳凰上試行，8月29日，長航鳳凰公告為了緩解財務困難，減輕資金風險和償債壓力，決定以零元向上海長航國際海運有限公司、中國長江航運有限責任公司等轉讓13艘船舶資產及相關債務。
向政府要求救市的呼籲則被中國船東協會所證實。協會副會長張守國向記者透露，已經聯合其他航企多次向國務院、交通部呼籲救市，並提請了救市措施。因尚在商討階段，不方便透露具體內情。
本
報記者獲悉，接近交通部的人士曾透露建議內情為：推進企業進行戰略性重組，鼓勵支持航運企業與上下游產業的企業之間相互交叉持股，進行戰略投資，或從資本
的角度進行多元化重組。另外在國家層面建立貨載保留制度，大宗戰略物資要給予國輪優先承運權。還有研究有利於航運業健康發展的稅收政策。
其中很可能會督促航運企業與鋼鐵企業、能源企業通過戰略投資交叉持股，做好主營，資本經營適當多元化，而不鼓勵能源、鋼鐵企業自己搞航運。
但
是，也有不少聲音表示反對。一位航運業人士向記者表示，如果國家要救市，需要準備大量的現金，僅上述五家企業，今年上半年已經虧損了近80億元，全年預計
窟窿會超過200億，其他航運公司更是難以統計。而當前除了航運業困難，鋼鐵、造船、汽車等無一不是困難大戶，國家也不能厚此薄彼，如此算來，救市資金將
是天文數字。所以，「這個頭，不好開，開了就是無底洞」。
有證券業市場人士也擔心此例一開，養成央企和國企一虧損就伸手要錢的習慣，而並不因危機做真正改革，提升盈利能力。
全球航運虧聲一片中，並非沒有業績報盈者。
東方海外貨櫃公司今年上半年的淨利潤達到1.167億美元，馬士基集團盈利21億美金。馬士基的盈利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危機急速的反應，包括其架構和人事安排上，均在過去數年中有重大調整。
交通部水運科學研究所副院長賈大山認為，國家在考慮給航運企業救市之時，除了打強心針，更注重考慮其「身體康健的自我恢復能力」，沒有應變能力的公司，即使是央企，也可以被拋棄。
大型央企換審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3-01-04/100479355.html一位來自某大型會計師事務所的人士說，「我一位同事休假一個月回來就傻眼了，怎麼兩家大型央企的客戶都沒有了?」
此事源於2012年12月7日，國務院國資委發佈公告，決定組織對部分中央企業開展2013年度財務決算抽查審計工作，邀請合格的會計師事務所參加央企審計師的遴選競標。
一位大型會計師事務所的合夥人說：「這實際上就是為央企換審計師，因為一家企業不可能同時請兩家審計師做年度財務審計。」
一位國資委的人士告訴財新記者，通過審計師輪崗，能夠增強審計獨立性，更好地確保審計質量。如果企業管理層與審計師長期合作有可能形成利益共同體，國資委作為大股東擔心無法從審計報告中洞察央企資產質量的真相。
在2005年，國資委就對央企審計師的問題提出強制輪換政策，規定每五年輪換一次，最長連續聘用同一家會計師事務所的年限不能超過十年。近兩年，國資委開始為一些上市的央企招標更換審計師。2012年年初，國資委為華潤置地、中國建築等五家央企集體換審，開始涉及到德勤、普華永道、畢馬威、安永（下稱「四大」）。
「但這些企業規模相對稍小，這次巨無霸型的央企更換審計師還是第一次。」國資委人士指出。此次更換審計師涉及到十家中央企業，除了東方電氣（600875.SH/01072.HK），其餘九家為石油業、電信業、航空業的「前三強」。
與工農中建四大銀行（下稱四大行）輪換審計師的形式不同，這十家上市央企更換審計師均是由國資委牽頭組織招標流程，並且是集體招標，而非由各大企業的董事會或審計委員會單獨組織。
一家上述九家央企之一的高層管理人士坦言，企業對此時更換審計師的主動意願並不強烈。另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因為年底繁忙，部分企業甚至是不願意更換審計師，「於是國資委說，企業不願意，那我來幫你換」。
「到底是在行使大股東的權利，還是在行使監管者的行政權力？」一位國內會計行業的資深人士提出質疑，對於「財務決算抽查審計，就像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提法」。
匆忙行事
每年的12月為會計師事務所一個財年中「忙季」之始，往往是滿負荷的工作量。
「哪有在12月更換來年年度審計師的？」一位國際會計師事務所資深合夥人表示。
會計師事務所對體量極大的幾家央企何時換審的問題早有預期並常年討論。「我們不知道為何選擇此時更換，2012年11月底才得到換審的通知，倉促準備。」上述主管合夥人稱。
此次換審的央企，其原有的審計師任職時間均已超過了5年，其中畢馬威已連續15年擔任中國移動（00941.HK/CHL.NYSE）的審計師。
近幾年，國資委每年都會組織為一批央企集體更換審計師，均是採取比選招標的形式。前幾年輪換審計師的央企多數為非上市公司，被替換及應標的大多為「四大」之外的國內會計師事務所。
「每次換審後，國資委都會有個統計數據，稱這次換審又為國家省了多少審計費。」一位業內人士如是說。
上述九家央企當前累計市值超過4萬億元，據企業實際情況和要求，其換審僅限「四大」參選。「九家這麼大的央企一起換審計師，對會計師事務所的影響太大了。」「四大」的一位主管合夥人表示。
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除了國資委，一些會計師事務所自身也在推動此次大型央企的換審。九家大型央企中無一為德勤2012年度之前的客戶，「通過這次強制輪換，哪怕只爭取到一家，也是有好處的。」
為十家央企招標換審的整體過程未超過兩週。國資委財務監督與考核評價局委託中招國際招標有限公司進行招標，邀標書中對會計師事務所的條件要求，以及現場陳述環節的評選委員會均由國資委組織安排。
「這不符合公司治理的程序，尤其上市公司需要更嚴格的按照程序辦事。」一位業內人士指出。
接近國資委的一位人士表示，國資委作為央企的大股東，向央企提出更換審計師是行使了股東權利。
一位大型央企的董事會秘書向財新記者介紹，按照《公司法》的規定，股東有權利向董事會提出更換審計師的請求，董事會委託由獨立董事等成員組成的審計委員會決定是否啟動換審程序，一旦啟動程序，由審計委員會向會計師事務所發出邀標書，給予其20天左右的響應時間，隨後經過應標、演示、現場陳述等流程，審計委員會通過之後提請董事會同意，公示後還需要提交股東大會同意。
國資委為央企換審，並且是為十家央企集體換審。「如果說是在行使股東權利，但其做法看起來又很像是監管者的做法。」另一位人士表示。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十家央企集體換審，對會計師事務所和對企業都會帶來很大的影響，「國資委是否也應該考慮到平穩過渡，減少對資本市場的影響」？
因為集體更換審計師，「四大」面臨著最多同時有三四家客戶的輪換交接工作，而另一個為會計師事務所增加工作量的因素則是時間緊迫。
一位「四大」的合夥人介紹，大型企業要更換下一個年度的審計師，一般要提前半年提出。但是國資委是在2012年年底才提出，要對2013年度的審計師進行更換。「留給我們的交接時間不到三個月。」
另一位「四大」的合夥人表示，實際上交接時間可能更少，並且這三個月工作量巨大。「除了忙於2012年所有客戶的年審，還要安排專門的團隊與企業前任或繼任的審計師溝通、工作，以保證2013年的財務信息與2012年的審計結果對接，使2013年第一季度季報的審閱工作有效進行。」
2012年12月25日，國資委網站上已經公告了此輪央企換審的結果。但截至財新記者發稿時，尚無一家所涉企業在其上市的交易所發出更換審計師的公告，意即從公司層面尚未啟動更換審計師的正常程序。
作為幾地上市的大型企業，需要謹慎遵循公司治理程序對換審一事啟動必走的程序，「要等企業的股東會同意之後，我們才能真正的開始交接工作，否則我們現在還不能被稱之為新客戶的審計師。」上述「四大」合夥人表示。
企業的股東大會上，則存在一些境外投資者提出反對的可能性。「如果就有尖銳的投資者質疑這個換審是行政干預下的，表示反對，也沒辦法。」上述業內人士指出。
由誰來審
由於東方電氣未在美國等地上市，而中國聯通作為電信業惟一一家在A股上市的企業，因此東方電氣及中國聯通的國內審計業務被劃分出來單獨招標，「四大」及其他國內會計師事務所同時參選。
根據國資委公佈的參選競標的流程，會計師事務所需按照國資委2012-2013年審計監督項目會計師事務所入圍排名，由高到低投遞其選取的標的，每個標的只允許三家進入參選。根據這份生成於2012年4月的排名，排名前八的均為「四大」之外的國內「本土」會計師事務所，德勤排名第九，其餘三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均排名十幾位。
排名靠前的會計師事務所在招標過程中明顯更具優勢，可以搶先獲得參選競標的位置，因此上述兩個標的企業的參選及最終中標的事務所均為國內會計師事務所，分別為天職國際及立信。
一位國內會計行業的資深人士認為，這份排名與人們按照常識理解的排名有一定的差距。
國資委曾經組織過多次審計招標，涉及財務審計、董事會高管離任審計等多個品種。「有些審計招標，『四大』也參與過，但是從來沒有中標過；還有些審計，『四大』是不做的，比如認為離任審計的行政色彩太重。」一位「四大」的合夥人表示。
剩餘的八家央企及中國聯通的境外上市審計業務則統一招標。國資委的招標公告上指出，根據企業實際情況和要求，這九個標的換審僅限「四大」參選。
一位接近財政部會計司的人士表示，國資委意願上傾向於也讓「四大」之外的會計師事務所參與九大央企的換審招標中，但是財政部會計司曾向國資委表示，對三地上市的大型央企的換審一定要「慎之又慎」。
財政部、證監會與美國證券監管部門就審計跨境監管的問題談判已久，境外監管部門對中國企業的審計報告質量已經出現了不信任，尤其2012年12月中旬，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發起對「四大」中國成員所的起訴。「在審計質量問題上，中美兩方一直在打架，如果這時候再給中石油這樣的大企業選取一家影響力或規模小於『四大』的審計師，又會增添許多麻煩。」上述人士指出。
2012年5月，財政部等部門聯合發佈文件，要求「四大」完成本土化轉制，目前畢馬威、安永已經從中外合作事務所轉為特殊普通合夥制，德勤和普華永道也即將完成轉制。「四大」認為，轉制之後國際「四大」也是本土所了。
「現在本土所和國際所的提法該變了，該分為大型和小型事務所了。」前述「四大」的合夥人表示。
輪崗制爭議
這次央企招標的結果，從審計客戶數以規模來看，安永的損失最大，丟掉了一家石油企業客戶，航空業新客戶的審計費用也比此前航空業客戶的費用要低500萬元，累計或將減少近5000萬元的審計費用。
但從審計費用來看，畢馬威減少最多。2012年前，畢馬威在九家央企中擁有的客戶數量最多為四家，其中有兩家電信企業。按照此次輪換審計師的要求，意味著畢馬威至少要失去一家電信企業，審計費用自然會相應減少。
普華永道則保持平穩，和畢馬威一樣最終獲得三大行業中的三家企業的審計業務，審計費用較以往變動不大。
德勤則被認為是在央企換審中獲利最大的，「以前在這九家央企中一個客戶也沒有，現在增加了兩個。」一位國內會計師行業的資深人士分析，德勤曾為了擴展國內客戶，與天健會計師事務所合併，後者擁有多位出身於財政部的註冊會計師，「這或許在招標過程中能發揮一些作用」。
整體看來，2013年度九大央企的審計費用普遍低於2011年度的審計費，僅兩家漲價。通過招標降低審計費用，也一直是作為國有企業大股東的換審動機之一，2010年畢馬威要提高審計費即被認為是建設銀行換審的導火索之一。
「原來的審計費用都是公開的，這種情況下的招標，價格當然會越來越低，會計師事務所不把投標價格填低一點，就有可能失去這個客戶。」一位「四大」的合夥人表示，「但審計費降低了，真是好事嗎？」
上述合夥人認為，企業規模在增長，業務在發展，為了保證高的審計質量，審計費用理應增加。另一位「四大」的合夥人表示對審計費用的不斷下降很無奈，「我們只能儘可能地開源節流。」
審計師輪崗帶來的另一大影響則是為會計師事務所的業務洗牌。
經過今年的幾輪換審，德勤暫時失去了大型國有銀行的客戶，現在多了石油業的客戶。「對於這樣的大企業，事務所往往為其配備的團隊多達一兩百人，這些員工的專業方向和職業規劃都會受到影響。」上述「四大」合夥人指出。
據另一位「四大」合夥人推算，輪換後第一年將為會計師事務所增加50%的成本。
「輪崗制還可能為一些企業管理層提供藉口，藉以辭退與之存在分歧的審計師，不利於審計師對其進行財務監督。」他強調輪崗的方式要恰當。
「相比國資委這次的做法，四大行換審時的做法漂亮多了，我們也比較容易接受。」另一位「四大」合夥人表示，至少四大行在程序上符合公司治理的要求，時間上也是提前給了會計師事務所半年的準備時間。■
中航材：「袖珍」央企的大生意
http://www.infzm.com/content/86038中航材誕生於計劃經濟體制，曾經擁有中國飛機採購和航材業務的專營權。歷經三十多年體制變革、權力分流、轉型突圍，這家經營業績並不佳的央企仍像一塊化石一樣頑強地活著。
賄案背後的採購權
2013年1月6日，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的一篇報導稱，全球第二大飛機發動機製造商英國羅爾斯·羅伊斯公司（簡稱「羅羅」），涉嫌通過行賄獲得中國國際航空公司與中國東方航空公司的發動機採購訂單。一個叫陳新的中國人是上述行賄案的涉案人員。
陳新曾先後任國航規劃發展部副總經理和東航規劃發展部副總經理。在航空公司，規劃發展部是負責飛機和發動機等航材引進的重要部門。有的也叫做採購部，或者航材引進辦公室。
在中國航空工業交易市場，這樁賄案引起了人們對航材採購內在機制的關注。
一位曾經在某飛機製造巨頭工作的飛機銷售人員曾經跟陳新打過交道。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士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製造商行賄陳新的目的是獲取談判的重要信息。想靠行賄直接獲取訂單，在航空工業交易市場不太可能。因為在中國，購買飛機不僅僅是航空公司自主的經濟行為。
中國民航管理幹部學院前院長、現交通運輸部部長政策諮詢小組委員田保華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飛機交易的金額動輒數十億美元，因此很多航空公司的飛機訂單往往會集中在外交活動中一起簽訂。
據田保華透露，中國航空器材集團公司（簡稱中航材）這家在計劃經濟時代誕生的微型央企，就是為此服務的，統一簽訂購機意向或者協議。
作為國家集中採購飛機的主體，中航材在過去30年裡，總共為國內各航空公司購買和租賃飛機計1700餘架。
中航材網站上的信息顯示，中航材的飛機批量採購業務是經國務院、國家發改委、民航局的批准，以中國航空器材進出口有限責任公司中立地位作為飛機批量採購的總協調，將各航空公司所認購的機型打包形成批量，以爭取到更優惠的價格和更好的技術保障及商務條件。
上述飛機銷售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透露，航空公司想買飛機的時候，先是將購機計劃報給中國民航總局，民航總局會對市場和運力做一個預測，將意見報給國家發改委，再由發改委根據外交需求，通過中航材集中採購。
中航材宣傳部門一位負責人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中航材雖然佔據了國內航空器材採購的大半江山，但並非壟斷，國內幾大航空公司，都有自主購機的權力，另外很多金融機構比如工銀租賃，也都有採購飛機的權力。
南方週末記者通過梳理過去十年中航材的集中飛機採購歷史發現，在這些集中採購行為中，大多是國內航空公司將自己的飛機型號和數量需求，彙總到中航材，由中航材統一簽訂。比如，2003年11月12日，中航材跟波音簽訂的30架飛機的購機框架協議，實際上是中航材代表國航、海南航空、山東航空、深圳航空、廈門航空等五家航空公司簽訂的。而中航材從空客購買的飛機，則更多的是先由中航材簽訂購機協議，再去跟國內航空公司協調，讓航空公司認購。
生於計劃經濟時代的袖珍央企
按照中航材宣傳部負責人提供的數據，這家公司只有六七百人，稱得上一家「袖珍型」央企。中航材網站上的信息顯示，截至2011年12月31日，公司資產總額近70億元。 這相當於10架飛機的價格。
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中期，是中航材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輝煌期」。
經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批准，中航材的前身中國航空器材進出口總公司在1980年成立，它是中國民航系統成立的第一家公司，專營飛機採購及航空器材保障業務。
「在這個過程中，中航材不承擔任何風險，不像飛機租賃公司，飛機賣不出去，租不出去要賠錢。」國內某銀行負責飛機租賃業務的負責人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一位要求匿名的國際飛機製造業巨頭中國區負責人則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中航材在集中採購時，製造商需要給中航材一定的費用。具體的飛機型號給的費用不一樣，但一般的行情是一架飛機在10萬美元左右。
對於這個說法是否屬實，中航材新聞發言人曲京榮拒絕對南方週末記者回應。
1995年，中航材更名為中國航空器材進出口總公司。這一年的1月1日，世界貿易組織取代關貿總協定。中國的入世談判進入關鍵階段。
一位民航業內部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正是此時，國務院收回了中航材購買飛機的專營權，改成國家決策。
從1990年代中後期到2002年10月，中國開始對外貿易體制改革，中航材進入「徘徊萎縮期」，公司陷入虧損。
中航材總經理李海曾在一次內部講話時回憶說，那時的中航材處於一個不知道做什麼、不知道該如何走下去的時期。有人對將要做的事情感到懷疑和畏難。
那幾年，中航材開始發展一些輔業，比如成立了航空地毯公司，來滿足生存的需要。中航材的信息顯示，目前國內80%以上的航空地毯市場由中航材控制。
2002年，民航體制改革啟動，民航業進行了第一次大規模的兼併重組。這一年，民航系統組建了國航、南航、東航、中航油、中航信以及中航材等六大航空集團。
其中，前三家為航空運輸企業，中航油為航空燃油的提供者，中航信為機票銷售系統的提供者，中航材則繼續作為航空器材的提供者。這六大公司的監管者，從國家民航總局變成了國務院國資委。
中航材總經理是當年六大集團任命的領導裡最年輕的。「中航材李海出身適航技術領域，學貫中西，能用英文演講。他在中航材總經理位置上一呆就是十年，這也說明中航材這十年其實沒有太大的變化。」上述航空業內部人士說。
從2002年民航企業重組之後，航空公司開始獲批飛機進口權，開始各自獨立保障自己的航材。目前三大航均有負責採購飛機及航材的貿易企業，這些公司均有完全的進出口業務經營權，並均進行過獨立飛機購買運作。
但航科院北京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劉平對南方週末記者說，目前在中國，飛機不是想買就買，理論上是可以，但不具現實操作性。「航空公司有了自己的進出口公司和進出口權，但飛機的整機進口一般還是中航材統一來採購。」
據田保華透露，在這一體制安排下，買飛機的宏觀調控職責，劃歸中國民用航空局規劃司。在批飛機的時候，航空公司可以自己選擇機型，但每個公司買多少，要通過民航局的審批，批的時候，會考慮各種因素，統一由中航材簽協議，細節談判由航空公司跟製造商談。
在這個安排下，中航材開始扭虧。中航材網站上的信息顯示，中航材2004年實現扭虧為盈，並收穫了連續五年盈利。盈利之後的中航材有了擴張的衝動，希望從單純的「進出口貿易商」向「航空器材保障綜合服務商」轉型。
險些被收編
2006年，中航材對體制結構作出了重大調整，初步確定了以貿易分銷、設備工程、航空租賃、維修製造四大業務板塊為主。2007年，四個業務板塊被國資委確定為其主業。
事實上，中航材還有很多零零碎碎的多元業務。它開辦過航空專業翻譯、諮詢業務、航空清洗劑、展覽業務和培訓、IT技術、廣告服務和傳媒服務等業務。在中航材鼎盛時期，每個飛機座位上都放過一本叫做《空中生活》的雜誌，後來被航空公司自己辦的雜誌所取代。
新業務的開展，讓其在央企中的營業收入排名從倒數第二變成2008年的倒數第五。
國資委網站上的信息顯示，中國航空器材集團公司，2007年營業收入4.5億元，在118家央企中，排名倒數第二，僅僅比倒數第一的上海船舶運輸科學研究所的全年營業收入多2千萬元。這一年，中航材利潤總額僅為0.7億元，實際上繳稅金總額為0.8億元。
據國資委網站信息，到了2008年，中航材的營業收入為7億元。跟第一名中石化14624.4億的全年營業收入相差天壤之別。營業收入排名位列當年118家央企的倒數第五名。中航材的營業收入增加了2.5億元，但是利潤僅同比增加3000萬元。
儘管如此，2008年的中航材還是收穫了歷史上最輝煌的一年。中航材2008年在民航行業全面虧損的情況下更是取得了歷史最好成績。中航材的信息顯示，總資產從2003年的29億增長至2008年的近45億元。
很不幸，轉型剛進行一年，中航材就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機。
2008年底，中國民用航空局出台了拯救航空業的十條措施，其中包括鼓勵國內航空公司儘可能取消或推遲已訂購併於2009年引進的飛機，以應對全球經濟放緩環境下航空業務的疲軟局面。
民航業陷入寒冬，紛紛縮減運力，中航材的集中採購飛機業務受到衝擊。其新業務的拓展也遇到了天花板。
中航材旗下，主營民航飛機起落架、發動機維修的西安凱龍航空技術有限公司，至今依然沒有扭虧為盈。中航信網站上的信息顯示，西安凱龍2012年度截至10月實現主營業務收入330多萬，區區幾百萬元，超過了公司2008年投產3年多來的營業收入總和，已經算是這個公司的「歷史最好水平」。
中航材的轉型面臨著種種制約，其中一個就是央企基因的問題——長期跟政府而非消費者打交道。一位航空業內部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過去中航材是沒有採購渠道和銷售渠道的，因為採購主要是政府出面，銷售是讓航空公司認購，同樣是政府渠道。所以，要開展航材分銷新業務，需要重新建立採購渠道和銷售渠道。
因為經營業績不佳，中航材是否有必要存在，開始成為決策者討論的一個議題。此前，縮減央企數量、通過合併同類項等方式，保留行業前三，一直是國資委對央企改革重組的重要思路之一。
2010年7月，多家國內財經媒體報導了一則傳聞：中航集團可能收編中航材。一位內部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透露，之所以選擇由中航集團來重組，是因為國資委2009年度中央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A級企業名單，共有38家央企。其中只有中航一家民航系統的公司。
但最後重組沒有下文。
跟中航材關係密切的航科院北京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劉平透露，中航材之所以在2010年沒有被重組，依然是涉及到各種綜合需求。
「飛機交易有其特殊性，這在全世界很多國家都一樣。另外，如果併入中航，讓南航和東航都從中航去買飛機是不現實的。」劉平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誰需要中航材？
中航材躲過了被兼併重組的命運之後，從2011年開始，通過啟動重點項目入手，尋求新的突圍。
該公司在2011年成立了飛機批量採購項目工作組、航材共享項目工作組、通用航空業務項目工作組、節能減排項目工作組、國有資本金經營預算項目工作組及業務信息化建設項目工作組。
其中，航材共享平台公司的建立被中航材當做重中之重，也是中航材願意著力宣傳之處。
航材共享是一個大市場。2011年末，中國民航在冊運輸飛機總數為1810架，相應的航材儲備資金數額巨大。按照空客公司的測算方法，目前國際上的航材儲備水平約為每架飛機240萬美元。目前，中國三大航空公司分別建立了各自的航材保障體系，又在各地重複建設航材保障庫房，這帶來了較大的投資浪費。
2012年7月21日，中國航材集團公司與三大航空運輸集團共同簽署航材共享平台建設合作框架協議。為支持中國航材集團公司航材共享業務，國資委和財政部批覆給予首期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持，中航材宣傳部門負責人告訴南方週末記者，這筆資金大概是一億元。
但半年時間過去了，這一工作推進緩慢。「這個工作很困難，雖然航空公司都覺得這是好事，但大家都想做大而全的公司。」上述中航材宣傳部門負責人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對於中航材傳統的飛機採購業務的發展空間，田保華認為，這兩年，國際形勢不是太好，國內經濟發展放緩，中國民航局的主要思路是控制飛機的引進。
「進了太多，空域不夠，飛行員隊伍跟不上，而且沒地方飛，目前全國50個大機場，十二五期間將有一半要飽和。」田保華說。
實際上，在國資委管轄的央企中，中國五礦集團原來壟斷著鋼鐵進口權，中化集團原來壟斷著化肥進口權，後來兩個市場都全面放開了，兩家央企也先後進行了轉型，而且都做得不錯。
但在曾經擔任過國務院國資委企業改革局副局長的周放生看來，在中國，飛機採購，不可能跟進口礦石，化肥、機床和汽車一樣全面放開市場。
周放生對南方週末記者分析說，觀察中航材是否還有存在的價值，以及在整機採購領域依然存在的主導權是否合理，要看它在飛機採購上能否比航空公司自己採購更划算。
目前，川航等多家中型、民營航空公司，由於每次買的飛機數量少，仍然是通過中航材採購飛機，以便獲得一定的價格優惠。
不過，這個優惠幅度到底有多少，外界不得而知。上述飛機銷售人員對此表示懷疑，理由是，春秋航空這樣的航空公司飛機需求很少，三大國有航空公司的需求卻很大。飛機製造商吃定了這個需求，就像鐵礦石供應商吃定了中國需求一樣。
中航材對此則不願置評，宣傳部負責人表示，這是核心商業機密。
神華喊冤內含玄機，停產只是一個傳說 央企「鬥法」環保部
http://www.infzm.com/content/87907
中國最大的煤炭集團為何會高調反擊環保部的處罰決定？尚方寶劍在握的部委為何高調公佈決定，卻低調處理違規企業？一起司空見慣的環保違規案，其後又有何隱情？
央企第一罰
「違規項目停產、罰款十萬」，中國最大的煤炭企業神華集團領到了2013年環保部開具的第一張央企罰單。
2013年1月22日，環保部在其官方網站首頁公佈對神華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包頭煤化工分公司（以下簡稱包頭分公司）下發的《行政處罰決定書》。決定書稱，2005年3月，該公司煤制烯烴項目通過環評批覆，已於2010年6月投入試生產，但配套建設的環保設施至今未通過驗收。
環保部認為，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第二十六條和《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條例》第二十三條，包頭煤化工分公司違反了「三同時」——「建設項目中防治污染的措施，必須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使用」。
南方週末記者調查獲知，事情源於地方政府配套的排污管線滯後，在2011年6月以前，近一年時間內，為不耽誤煤制烯烴項目投料試車的進度，包頭分公司將污水直接排入黃河中。
據悉，煤制烯烴項目配套的主供水管線、廢水外排管線及雨水外排管線由包頭市九原區負責建設，根據2005年8月17日包頭市政府與神華集團公司簽訂的框架協議以及後期包頭市政府的安排，最晚應於2010年4月30日前全部完工並投入使用。
除開出罰單，此次環保部還要求，2013年2月8日前，包頭煤化工分公司須將改正違法行為和履行處罰決定的情況書面報告環保部、華北環境保護督查中心和內蒙古自治區環保廳。
「正在風口浪尖，不接受任何採訪。」儘管事發一週，1月31日，包頭分公司黨群工作部副主任李強仍婉拒了南方週末記者的採訪。
公開資料顯示，包頭分公司煤制烯烴項目是世界首套、全球最大煤基甲醇制烯烴工業化示範工程，也是十一五期間國家核准的唯一一個煤制烯烴項目。
上述項目於2006年12月獲得國家發改委核准，2010年5月全面建成，8月打通全流程，投料試車一次成功，生產出合格聚烯烴產品。2011年1月正式開始商業化運營。
相較其他項目，煤制烯烴項目被神華集團寄予厚望。包頭分公司內部人士透露，神華集團總經理張玉卓在2012年便數度造訪該公司。
金融危機後，神華即提出「科學發展、再造神華，五年實現經濟總量翻番」的發展戰略，在傳統的煤炭產銷之外，煤化工為另一新路。目前，神華已在內蒙古、寧夏、陝西、新疆等地籌建一大批煤直接液化、煤間接液化、煤制烯烴、煤制天然氣項目。
此次環保部的叫停令直指包頭分公司，對神華而言，無異於當頭一棒。
神華喊「冤」，冤從何來？
蹊蹺的是，這樣一起司空見慣的環保違規案，其後的演化卻出乎所有人意料。
就在環保部叫停令公佈1天後，2013年1月23日，神華集團和中國神華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分別在其官網發佈兩則內容雷同的澄清聲明：包頭分公司試生產至今，環保設施全部投入運行，污水排放達到「污水綜合排放標準」一級標準。
神華集團稱，2011年3月29日，包頭分公司提出環保驗收監測申請，中國環境監測總站受理了該申請，於2012年3月出具了《神華煤制烯烴項目竣工環境保護驗收監測報告》，報告顯示監測合格。當年6月1日，包頭分公司向環保部遞交了《項目驗收申請報告》和《項目竣工環境保護驗收監測報告》，環保部正式受理了該項目驗收申請。
南方週末記者獲得的材料顯示，2012年6月29日，環保部曾發佈《關於2012年6月份受理建設項目竣工環境保護驗收監測和調查結果公示的通告》，通告表明，經中國環境監測總站、內蒙古自治區環境監測中心站監測驗收，內蒙古神華包頭煤制烯烴項目的廢氣、廢水、噪聲、污染總量控制均已達標。
此後，2012年8月16日至9月6日，環保部委託衛星環境應用中心和包頭環境監測監察支隊對該項目進行無人機環境遙感監測，監測結果合格，已經具備驗收條件。
對於當時驗收情況，中國環境監測總站拒絕了南方週末記者的採訪。
武漢市環保局法規處處長劉文潔分析認為，此案中環保部受理公司驗收申請，並將「現場監測結果」予以公示，但未曾以正式文件批覆通過驗收。「只要環保部未作出通過驗收的行政許可，項目就不能正式投產。」
不過，神華的公開「叫板」還是奏效。此前，「叫停令」一直被環保部置於官方網站首頁。就在神華高調「反擊」的第二天，這份索引號為000014672/2013-00027的行政處罰決定書「藏」了起來，隱匿於政府信息公開欄目下，公眾需要輸入譬如「煤制烯烴」等關鍵詞才能一覽全文，官網首頁的鏈接已不見蹤跡。
一名接近環保部的人士透露，類似在環保部官網首頁刪除行政處罰書鏈接並不鮮見。可以佐證的是，央企的行政處罰決定書多在信息公開欄內，首頁罕有出現。
上週，包頭分公司總經理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透露，被處罰主要是和環保部的檢查程序在時間上沒有接洽到位。他同時強調，包頭分公司所有的配套環保設施均符合標準。
煤化工禍「水」
既然神華堅稱一切合規，為何會接到處罰令？南方週末記者獲悉，玄機在於，儘管包頭分公司配套設施符合標準，但地方政府承建的污水外排管線卻並未同步竣工。
這一切與「污水」有關。
與包頭分公司同處包頭九原區哈林格爾鎮的西海漁場緊鄰黃河，2011年4月份，暴漲的黃河水漫過河堤進入漁場，成千上萬條肥碩的黃河鯉魚暴死，漁場主人劉成義決定尋找真兇。
沿黃河上行，劉成義找到了包頭分公司。包頭市環境保護局環境監察支隊信訪辦告知包頭分公司，外排廢水可能有超標現象，排入上述漁場的廢水有三股，其中包頭分公司排水量較大。
包頭分公司排污真相，露出冰山一角。
南方週末記者調查得知，包頭煤化工分公司自2010年打通全流程試產以來，由包頭九原區政府承建的生產廢水排放管線工程進展滯後，由此導致包頭分公司外排生產廢水一直未能按照國家環境保護部的批覆要求，排往包頭市南郊污水處理廠，而是通過外排雨水管線經虎賁亥洩洪溝進入黃河。直到2011年6月30日，該管線才具備使用條件，但也只能排到昆都侖河。
包頭分公司聲稱，外排含鹽廢水在黃河稀釋作用下，環境影響在可控制的環保容量之內，與死魚沒有關聯。但其仍與哈林格爾鎮政府達成意向，向劉成義賠付部分資金，同時哈林格爾鎮新打三口地下深井，採用地下水解決魚塘的用水問題。
為不影響煤制烯烴項目投料試車進度，2011年4月11日事發之後，包頭分公司曾與九原區政府和包頭市多部門協商，採取臨時排放方案，即先修通排昆都侖河的11公里管線。
正是外排管線建設，導致包頭分公司違反了環保部的「三同時」制度。
上週，包頭分公司的一位高層在接受《中國經營報》採訪時透露，「當生產線負荷處於80%時，排放出來的污水經過處理後，是可以完全達標的。但負荷一旦提高到90%甚至更高，污水處理設施就滿足不了生產要求。」
據悉，包頭分公司的污水處理設施包括生化處理站、脫硫廢水處理站、回用水超率反滲透處理，博天環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博天環境）為總承包商。就在神華發佈澄清聲明3天後，博天環境亦在其官網聲明，本次包頭分公司煤制烯烴受罰，與博天公司總承包建設的污水處理工程無任何關聯性。
2月5日，南方週末記者致電包頭九原區委宣傳部長張春霞，她表示對剩餘的外排管線建設進度並不知情，而主管領導均在基層調研，春節之後才能答覆。
而包頭分公司上述高管則信心滿滿，他表示，在向環保部華北環境保護督查中心提交驗收申請後，有信心通過。
曖昧的結局
南方週末記者獲知，目前，包頭分公司已提請行政復議。根據《環境行政復議辦法》第三十三條之規定，環境行政復議機關應當自受理行政復議申請之日起60日內作出行政復議決定。
與神華喊「冤」相伴的是，環保部的叫停令並未真正施行。
2013年1月30日，包頭市郊外的九原區哈林格爾鎮土黑麻淖村外，巨大的鋼架、聳立的煙囪，在落日的餘暉裡，彷彿一片工業裝置藝術區。不過，進出的車輛和從廠房上空的白煙，提醒人們這裡是一條晝夜不息的生產線。
本文截稿時，距離環保部叫停該項目已經半月有餘，而南方週末記者瞭解到，尚未有環保部官員督查落實《行政處罰決定書》停工的決定。包頭分公司一位環保工程師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承認，確實沒有停工。
而包頭分公司總經理武興彬則對外界透露，包頭分公司並無對抗環保部的意思。如果停產，可能會帶來更大的安全風險。他還解釋，包頭市哈林格爾鎮在夜間最低氣溫在零下十多度，晝夜溫差大。如停產將可能發生管道爆裂、有害氣體洩漏等嚴重事故。
除了安全方面的考量，化工裝置停工難、開工更難。神華的煤制烯烴裝置一停工，所帶來的損失巨大。據估算，該裝置停工一天的損失估計超過410萬元，一個月的損失則為1.23億元，佔到了該項目一年淨利潤的1/10以上。
2012年，該煤制烯烴項目計劃全年生產聚烯烴產品52萬噸，實現主營業務收入57億元以上，利潤總額10.8億元。
在強大的質疑聲中，這場環保鬥法開始變得「曖昧」許多。2013年2月2日，神華煤制油化工有限公司在官網上撤下了那條火藥味十足的聲明，環保部則默認了自己的軟執法。
一位不願具名的環保專家表示，企業環保違法成本低，環保部門居然只能最多處以區區10萬元罰款，而所謂「責令停產」根本就是一個傳說，根本難有執行力。他認為，如果沒有將違規企業關進「籠子」裡的更有效機制，指望「依法行政」來解決環境問題，只能是烏托邦夢想。
央企緣何退不出房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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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來央企在房地產市場逆市崛起， 國資委 “退房令” 成一紙空文， 背後是EVA考核導向的缺陷， 以及土地、 信貸等資源配置的失衡◎ 本刊記者 朱以師 文zhuyishi.blog.caixin.com 三年前的 “兩會”敏感期中，央企一天製造了三個 “地王” ，成為本輪房地產調控的髮端。歷經三年調控，央企反而成為最大的受益者，銷售規模迅速增長，土地市場獨領風騷。 中國建築、保利集團在2012年的房地產銷售額超千億元，華潤置地超過500億元；從2010年才開始發力地產業務的中國中鐵、中國鐵建等央企，也達到200億元銷售額，迅速躋身房地產業20強；一些非房地產主業的央企也做大地產業務，罔顧國資委的 “退房令” ，高調殺回土地市場。 近期，在土地市場上，央企攻城略地凶猛依舊，幾乎包攬了一二線城市所有“地王”項目。以北京為例，據亞豪機構統計，2012年北京共成交37幅住宅地塊，其中央企國企拿走了24塊，占比高達66%。而2013年1月北京成交的8宗經營性用地，則全部被央企、國企收入囊中。 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感慨說，一線城市房地產市場基本是央企主導、國企輔助開發，逐漸形成了相對壟斷的市場。 央企為何對房地產情有獨鐘，又為何能屢屢高歌猛進，甚至讓國資委的“退房令”成為一紙空文？國企改革專家周放生對財新記者稱，這與央企的考核機制、利益訴求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 在央企逆市崛起的背後，呈現一幅房地產行業 “國進民退”的圖景。在政府的調控指揮棒下，土地、資金等資源要素已全部向央企國企傾斜。 “退房令”色厲內荏 2010年3月18日，就在 “一天三地王”事件之後的第三天，國資委迅即發佈“78家主業非房地產央企退出房地產行業”的通知，要求78家央企對地產業務進行調整重組，在完成企業自有土地開發和已實施項目等階段性任務後有序退出，並限令在15天之內提交退出方案。 業界稱之為“退房令” 。 “退房令”祭出時的聲色俱厲言猶在耳，但三年來市場看到的卻是政令不行、不了了之。78家央企退出房地產行業一事進展極緩，甚至政策本身都快被業內遺忘。 “我們已經很久沒有關注了，國資委內部開會也很少再提央企退出房地產的事情。 ”一家央企內部人士告訴財新記者，國資委後來對央企的口徑是“各家情況不一樣，沒法一刀切，要遵循市場規律” 。 在“退房令”推出的第二年，2011 年3月，國資委主動調整地產央企陣容，這實際上是一次擴容，將魯能集團、中航工業、新興集團、神華集團、中煤集團等5家央企的房地產業務視同主業管理。至此，主業包含房地產的央企數量從原先劃定的16家增至21家。 曾為多個央企的地產項目提供咨詢服務的蘭德咨詢總裁宋延慶對財新記者稱，多數央企並未執行國資委的 “退房令” ，一方面涉及土地、股權等因素，情況複雜，退出難度大；另一方面，央企主觀上不願意退出，不想轉讓旗下優質的房地產資產，這也是背後更主要的原因。 北京產權交易所發佈的數據顯示，2012年共有15家非房地產主業央企通過北交所轉讓17宗房地產項目，成交額為 9.64億元。其中，上半年有11家，退出13宗房地產項目；下半年僅4家，退出4宗項目。宋延慶分析指出，下半年央企“退房”的步伐明顯放緩，是由於房地產市場的回暖。 國資委方面沒有披露非房地產主業央企退出的具體數據。據財新記者不完全統計，自2010年3月至今，央企公開掛牌轉讓旗下房地產公司股權的交易約60宗，涉及央企超過30家。而據國資委在2010年發佈的數據顯示，78家非房地產主業央企共有房地產子公司227家，約占央企全部三級以上房地產公司數量的60%，資產總額占比15%，銷售收入和利潤占比為15%和7%。 宋延慶表示，掛牌轉讓項目股權的央企，並非全部清退房地產業務，更多是 “甩包袱” ，將資產質量不好的項目轉讓，保留優質資產。例如，中石化曾在2010年12月以1元掛牌價轉讓旗下一家房地產公司股權、債權，該公司實則連續兩年虧損，且債務巨大。 上述央企內部人士告訴財新記者，很多央企早年通過劃撥獲得的土地，如今大多位於城市的優質地段，商業價值巨大，央企不會放棄房地產開發的豐厚利潤。即使國資委下發“退房令” ，各家央企仍有規避的手短，如成立股份制公司、合作開發等。另外，國資委在下發“退房令”時，也並未明確退出的最後期限或時間表。 一些央企甚至在悄然做大地產規 模，以期未來獲得房地產主業資格。宋延慶透露，中國恒天集團一直在與國資委溝通，試圖獲得房地產主業資格。恒天集團在北京、鄭州、咸陽、延吉等地均有地產項目，也是北京CBD 核心區中服大廈的擁有者。 “退房令”後，恒天集團的地產業務不退反進。2011年3月，恒天集團與北京市政府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投資位於北京宋莊的時尚創意產業園項目，項目占地5300余畝，總投資超過300億元。2012年8月，恒天地產擧動了襄陽的舊城改造項目。恒天集團曾計劃將房地產業務在集團的營收占比提高至20%。而在2011年獲准保留地產業務的5家央企，也是因為房地產業務規模已經很大，擁有大量的土地資源。 非房地產主業央企不得再拿新地的禁令也在被突破。2013年1月30日，中國海運（集團）公司旗下三家公司組成的聯合體在經歷114輪競價後，以14.73 億元的價格競得上海黃浦江沿岸一幅地塊。樓面地價達3.48萬元 / 平方米，接近上海地王紀錄。 “很多央企主業出于產能過剩或虧損狀態，無法繼續投資，只能投資房地產。國資委對此也沒有辦法，現在對房地產投資是默認的態度。 ”上述央企的內部人士告訴財新記者。 資金資源全面傾斜 國資委企業改革局原副局長周放生認為，央企扎堆投資房地產，是受利益驅動。房地產開發利潤豐厚，能夠幫助央企做大資產規模，提高利潤。這些又與央企負責人的考核、績效密切相關。 在央企的考核指標中，近年深化了經濟增加值（EVA）的考核。所謂EVA，是指經核定的企業稅後淨營業利潤減去資本成本後的餘額。2013年的新考核標準中，EVA 指標權重提高至50%，利潤總額指標權重下降為20%，同時取消了主營收入增長率指標，相應更換為總資產周轉率。考核不達標的央企負責人，將根據考核分數扣減延期績效薪金。 在國有資本保值增值要求及 EVA 的考核體系下，央企的利潤率是至關重要的指標。而做大房地產業務，則是央企提高利潤率的不二法門。因為房地產開發的毛利潤通常都遠高于其他主營業務，在基建、工程、貿易、運輸等類型的央企中更是如此。 以中國建築為例，房地產開發業務在收入中占比不足10%，但其利潤占比卻接近40%。相應的，房屋建設、基礎設施建設業務等主營業務收入的毛利率水平在8%-10%，而房地產業務的毛利率超過44%。 中國中鐵、中國鐵建、中冶科工等央企的情形也大抵如此，工程類主營業務毛利率不足10%，但房地產業務的毛利率卻超過30%，有效地拉升了整體毛利率水平。 “分佈在各個領域的央企承擔著為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任務，而現階段只有房地產業能實現這個目標。 ”原中國房產開發集團總裁孟曉蘇表示，現階段實體經濟還處於萎縮，多數央企所從事的資源業、製造業、運輸業等還處於低迷期，此時從企業角度來看，投資房地產是理性選擇。他認為，房地產拉動內需，拉動相關行業複蘇的規律沒法違背。 “2009年國家擧動十大產業振興戰略，結果以重組十大產業告終，十大產業中的大多數都成了過剩產業” 。 孟曉蘇認為，在新一輪城鎮化擧動後，央企還會有一輪搶地潮。 在央企突進房地產業的背後，更深層次的原因是資源配置的失衡。央企所在的很多行業都處於產能過剩或虧損的狀態，如鋼鐵、裝備製造、新能源、運輸等，但在現行政策下，資金、信貸仍向央企國企傾斜。 “他們拿得到錢，但主業卻沒法投，房地產就成為最好的出口。 ”陽光100集團常務副總裁範小沖說，央企習慣于做資源導向的行業，房地產行業對土地、資金、政府關係等資源要求很高，正對其路，且利潤不菲。 陽光100集團常務副總裁範小沖透露，央企不僅在一線城市的土地市場獨 占鼇頭，在二三線城市的話語權也愈來愈強。 “地方政府以引入央企投資為榮，很多土地都對央企優惠，甚至內定只給央企。 ”他說，近兩年，大量央企通過舊 城改造、產業園等名義進入二三線城市。 地方政府也更願意將土地一二級聯動開發、新城建設等業務，與當地的基礎設施建設綑綁，一併與央企進行合作。 一位央企人士亦對財新記者稱，地方政府更信任、青睞央企，一個主要的考慮是規避 “政治風險” ， “地方官員普遍認為，跟央企合作比跟民企合作政治風險少得多” 。 支撐央企大規模拿地的，是其強大的融資能力和極低的融資成本。依靠政策支持，央企每年獲得大量的低息貸款。2009年的 “四萬億”及超過十萬億的信貸，大部分流入了央企和國企，並在2010年前後製造了大量 “地王” 。華潤和中海等央企的融資成本大多低於4%，遠低於同行。 宋延慶對此指出， “央企在土地、資金等資源上享有超國民待遇，並以此與民爭利，這是有問題的。在資源配置傾向于央企的情況下，政策更應該引導央企在城市基礎設施、保障房建設上發揮更多作用，承擔更多社會責任。 ” |
【方舟評論】誰來管央企
http://www.infzm.com/content/88439在三年前的兩會敏感期間，央企一天製造了三個地王，成為那一輪房地產調控的發端。三天後的2010年3月18日，國資委迅即發佈「78家主業非房地產央企退出房地產行業」的通知，要求78家央企對地產業務進行調整重組，在完成企業自有土地開發和已實施項目等階段性任務後有序退出，並限令在15天之內提交退出方案。業界稱之為「退房令」。
一晃三年過去了，「退房令」執行得如何？向後看新聞，一看嚇一跳。有媒體做了統計，時至今日，名單中不以房地產為主業的78家央企退出者不足1/4，「退房令」似乎爛尾。遙想三年前，「退房令」一頒佈，中石油與中石化都率先宣佈轉讓旗下房地產公司，一時間成了央企退房的表率。但就在2012年下半年，中石油旗下子公司擊敗萬科、保利等房企，搶得北京昌平的一幅住宅用地。中石化也在北京朝陽區獲得一幅商務金融用地。
這並非個案。據不完全統計，2012年下半年，上海、廣州、長沙、深圳、天津等全國主要城市的地王幾乎都被央企收入囊中。2013年1月份北京成交的8宗經營性用地，也全被國企包攬。此時此刻，再想起三年前的「退房令」，耳光響亮。
央企曾被國資委領導稱為「共和國長子」，按理說，更應帶頭執行國家的政策法規，但現實卻是，央企似乎格外難管。比如央視就曾報導，環保部「環境安全百日大檢查」督察組檢查時發現，廣東省中石化下屬的三家企業成了環境違法行為或安全隱患的重災區。一些央企似乎是法權治外之地，當地政府主動被動地「靠邊站」了。
莫非刑不上大夫，令不達央企？為何會出現這樣的局面？首先，在咱們這個講級別更甚於講規則的地方，央企難管是必然會出現的事。央企動輒是正部級副部級，地方的最高領導都得和他平起平坐，說到管，實在是勉為其難。
再說國資委。為何央企對直接上級的命令也不是都聽呢？其實早在當年「退房令」出台時，就有明眼人看出了其中玄機。「退房令」中缺了時間表，也沒說那78家央企姓甚名誰，社會監督很難介入，更像個自己人玩的遊戲，有點慈母責備孩子的溫情。誰願斷了自家人的財路呢？
如今，我們似乎只能看到民意在對央企說不。按說央企歸全民所有，民意應該是它最終的評判標準。關鍵在於，如何能讓民意進入真正的制度表達渠道，使得央企真正為民辦事？
在國外國企的監管中，經常能看到一股強大的力量，這就是來自民意機構的監督。民意機構直接代表公民，既然是為全民服務的企業，根本的決策權就來自於此。通常是由民意機構立法，決定有關國企的薪酬和高管任命等一系列重大問題。
民意機構首先要考慮的，是國企的定位問題。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都奉行一條原則：國企能退出的領域儘量退出，只有在私人無法做或做不好的領域，不得已才由國家或政府去做。主要分佈在郵政、軍工、環境保護、博物館和公園等不得不依靠政府出面的行業。這些企業的基本任務就是公共服務，很難盈利。它們不但不是政府的財路，反而多數是政府財政的負擔。
另外，國企的運作是專業化的。比如，德國政府明確規定，國企高管及其下屬不能來自政府機構，這被稱為「企業直接經營者的非官員化」原則。
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國企的運作必須透明。美國、英國、瑞典、芬蘭等國家政府要求，國企都要建立公開透明的財務報告制度，經營情況都要按期向社會公開，接受政府和全社會的監督。
國企賺多少錢，最終都要作為國企紅利由全民分享。這樣一來，錢賺得多還是少，就不會成為國企高管工作是否合格的主要評價標準，更不可能將收益裝入內部人的腰包，因此，這些國企就不存在與民爭利的動力。相反，他們最忌憚的，就是公眾的不滿。
在2013年2月21日的中紀委常委會上，王岐山指出，要嚴禁幹部違規干預插手市場經濟活動。要做到這一點，請從管好央企開始。要管好央企，必須從建立民眾及民意機構監督央企的制度開始。
央企再被審計揭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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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記者 鄭道 文zhengdao.blog.caixin.com 5月10日，國家審計署公佈了13家央企2011年度財務收支的審計報告相關內容。審計報告披露，包括中移動、中國核能、中國華能等多家央企存在多項經營和管理涉嫌違規等問題。 審計報告指出，中國出版集團公司、國家核電、華能集團等國有企業，特別是其下屬機構，違規列支資金，以購買保險、發放購物卡、建設住宅樓等各種方式為職工發放福利，涉及金額超過數億元。此外，因經營決策不當造成重大損失的現象也相當普遍。造成損失的，包括中國國航、國投新集、龍源電力、國電科環等。其中，國電集團下屬四家上市公司均被點名。多家 央企亦存在工程未批先建 的情況，涉及金額超600億元。其中，中國航空集團公司未報發改委立項審批，就開工建設總部大廈，總投資13.45億元。中國國電集團公司在未獲核准情況下，開工建設21個項目，完成投資299.62億元。中國華能集團公司決策的黃登水電站等16 項重大工程建設項目也未經核准先行建設，涉及金額324.63億元。 審計結果公佈不久，中國商飛、國投公司、中國五礦、中國航空集團、國家核電、國電集團、華能集團、中國移動、中儲糧等9家國務院國資委監管的央企，相繼在其官網上發佈了對審計 報告的整改公告，表示已經啓動整改工作。5月10日晚，國資委在其官方網站稱，感謝審計署的認真審計和社會各界的監督。國資委已要求9戶中央企業邊審邊改、限期整改、持續改進。截至目前，審計報告中所涉及的大部分問題已得到及時整改。 此外，國資委表示，面對央企經營活動中存在一些不合規的問題，將結合當前正在開展的“管理提升”活動，對央企統一立項開展“八項規定”貫徹落實情況效能監察工作。對央企是否落實規範職務消費，特別是各項禁止性規定是否得到嚴格執行等方面進行檢查，對於違反規定問題嚴重的有關領導將進行問責。 實際上，近年來，對央企的審計年年揭出問題。 2012年6月1日，國家審計署公佈的對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中國石油化工集團公司等15戶央企2010年度財務收支等審計結果，就揭露了央企存在財務管理不規範、相關項目未批先建等問題。 這些問題包括：有的企業財務管理不夠規範，會計核算不夠準確，個別企業會計報 表反映的資產負債損益情況還不完整；有的企業投資項 目和工程建設項目管理不夠規範，存在未按規定公開招投標、土地審批手續不完備等問題；有的企業對下屬單位、分支機構管理比較薄弱；有的企業執行國家淘汰落後產能、節能減排政策還有欠缺等。 當時對於審計情況，前述審計署的相關負責人也曾聲明，“各企業高度重視審計發現的問題，認真落實審計建議，積極進行整改，研究制定了整改措施並逐項提出整改意見”。 |
北京某經適房被曝僅售給部委及中石化等央企
http://www.infzm.com/content/91714《新京報》6月21日報導，近期，位於北京東四環外寸土寸金的廣渠路，一個名為「廣華新城」的經濟適用房項目，被曝定向銷售給中央部委和中石化等央企。未來其售價可能只在1萬元/平米左右。這在區域商品房價已經達到5萬元/平米的背景下，顯得分外惹人注目。
據中廣網報導，針對上述報導，中石化新聞發言人呂大鵬回應稱，這一項目是國管局（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的項目，他並不瞭解詳細情況。之所以中石化當時會有所參與，是因為這一項目佔用的是「中石化北京燕化二廠」搬遷之前的用地。
而據《新京報》報導，國管局的定向經適房，並不止這一處。在朝陽區八里橋往南不遠，有一個在建樓盤，名為康泉小區職工住宅項目。據附近多位居民介紹，康泉小區是「部委的福利房」。建設單位辦公區的一位工作人員透露，康泉小區屬於國管局的經適房，至於將來分給哪些部委，「不好說」。
位於東二環的廣泉小區、西二環的廣源小區，也是周邊著名的「公務員小區」。目前，這兩個小區周邊如富力城、華潤紅山世家等商品房樓盤，已經飆升超過5萬元/平米。而廣源小區東區的一位業主表示，2008年她家購買小區內的經濟適用房時，每平米價格為4000元。
北京市2011、2012、2013年《國有建設用地供應計劃》顯示，這三年，北京市保障房供地有縮減，但北京劃撥給中央、軍隊單位的經適房土地每年都穩定為80公頃，佔經適房用地的六成左右。
早在2009年，華遠地產董事長任志強接受《經濟觀察報》採訪時就表示，經濟適用房的一個主要對象是公務員，在北京尤其如此，大部分的經濟適用房都供應給公務員。
資料顯示，1998年房改開始後，1999年國務院《在京中央和國家機關進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實施方案》，要求「從1998年底起，在京中央機關和國家機關停止住房實物分配，逐步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同時留了口子，「在一定時期內，國管局、中直管理局可統一組織建設經濟適用住房，按建造成本價向在京中央和國家機關職工出售。」以及有條件的單位可以利用現有土地自建住房等。
鄭州經適房：真正給市民的僅三分之一
除了北京地區，部分其它城市同樣存在經濟適用房主要供應給公務員的情況。
據南方週末網此前報導，河南鄭州市房管局提供的數字顯示，2005年至2009年間，開發商上交至鄭州市經適房管理中心供市民公開選購的經適房房源僅佔總房源的1/3，其餘的都流入「暗渠」。
流失的房源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項目在繁瑣的審批過程中，職能部門為了部門利益強留房源；二是開發企業在開發建設過程中，為便於疏通各種關係以及照顧自身社會關係，自行預留部分房源；三是管理部門個別工作人員在履行行政審批職能過程中，利用職務之便，索要房源。
2012年4月，鄭州市政府意識到經適房的混亂，宣佈停建經適房。2012年8月2日，河南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廳長劉洪濤在一個新聞通氣會上透露，河南2013年年底將全面取消經濟適用房，大力發展廉租房和公共租賃房，並加強棚戶區改造。
其它定向經適房案例
陝西山陽縣：申請對象僅限於幹部職工
陝西省政府2011年1月通報，2010年12月20日，媒體報導了「山陽經適房申購名單引質疑」的新聞。陝西省建設廳會同商洛市房管局赴山陽縣進行了調查。經查，山陽縣在該縣豐陽花園小區配建428套經濟適用住房，銷售對象為城鎮低收入家庭中的幹部職工。2010年5月，山陽縣對通過審查的932戶申請人進行了公示，其中縣鄉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佔89%，企業職工佔11%。同年8月底，經適房一期200套銷售完畢，購房人中鄉鎮基層幹部和縣直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佔88%，企業職工佔12%。
陝西省建設廳認為，山陽縣在商品住房小區中配建經適房及申請、審核、公示的做法符合國家政策，但該縣將申請對象限於中低收入家庭中的幹部職工和購買面積標準按職級確定的做法不符合國家和省上相關規定，要求重新確定銷售對象，基層幹部和城鎮低收入家庭同等條件進行申請、審核、公示、輪候、配售。
陝西眉縣：公務員分到超六成經適房
《京華時報》報導，2010年4月12日，陝西眉縣首個大規模經濟適用住房「城市美景」小區開工，首期610套經適房，有409套分給縣委、縣政府下屬各部門人員。此事經媒體報導後，眉縣縣委、縣政府5月19日召開專題會議，宣佈先期公示的分配名單作廢，重新審核，並要求工程停工，調整套型設計方案，完善各類報批手續。
央企十字路口
http://www.eeo.com.cn/2013/0907/249564.shtml
經濟觀察報 記者 康怡 成立十年的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正在等待他的第四任主任，同時也是三年中的第三位。
上週，國資委主任蔣潔敏因涉嫌嚴重違紀，被免去其領導職務。此時，距離他上任不足半年。「我絕不利用手中權力為自己和身邊工作人員謀取私利。」半年前蔣潔敏履新國資委主任當天在幹部大會上如是表態。在履新的那一刻，他承諾將繼續推進國企改革。
不過，現在，這一切都已過去。9月3日，國資委召開司局級幹部參加的內部會議，會上宣佈由黨委書記、副主任張毅暫時主持全面工作。
國資領域的人們開始猜測新的主任人選。至少有三位央企現任掌門人的名字被頻繁提及。不過，一切未有定論。「其實現在重點不在誰來做國資委主任的問題，重點在於弄清楚中央如何考慮下一輪國資委改革的問題。」安林說。他是北京求是聯合諮詢公司董事長，在他的客戶中，央企和地方國企佔了絕大多數。
事關30多萬億國有資產的下一步，顯然是重要問題，也是一道選擇題。
時下，中國的國有企業、中央企業利潤多數還在增長，但警報已經響起。
根據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統計，截至6月末，全國86家大中型鋼鐵企業總負債已超過3萬億，行業負債率達69.47%。多家重點國有鋼鐵企業的負債，均高於平均值。
警報不只在鋼鐵業，中國遠洋、中國鋁業、中冶集團等都在虧損著。
在近期對外公佈的2012年央企業績考核成績單中，僅僅公佈了A級企業的名單。按照國資委此前公佈的業績考核辦法，A級也就是表現最好的一個陣營，但是業績欠妥的B、C、D、E四個陣營近70家央企並未公佈。有消息稱，今年被評為D級企業的數量比往年要多。
這些警報是國資委第四任主任將要面對的。它們看起來並非新問題，但卻需要新答案。
誰是第四任？
「如果還是延續這幾年的一貫思路，那麼可能派來的是一個『護盤子』的國資委主任，如果希望動真格地推動央企的改革，那有著市場化經驗、施政型的主任是最好的人選。」安林說。
國資領域的人似乎更希望是一個有著市場化經驗的人選，也因此，猜測中的熱門人選均來自央企或有多年央企工作經驗。
這可能與時下熱議的國企二次改革密切相關。坊間流傳，在1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中，對國企改革將有進一步表述，也明確企業繼續堅持市場化方向。外界普遍認為，這會是國企改革新的契機。
國資委作為國有資產「掌門人」，必定會在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其主政者的行事與思想方式，對改革的推動進度不無影響。
國資委自2003年成立，已經經歷了三任主政者。
其中，時間最長的是李榮融，作為國資委第一任主任，他在任7年零5個月，外界多評價其搭下了國企改革的架子。今年3月，李榮融在談及央企改革時也說，我當時都已經將國企改革的架子搭好了，下一步要做的就是一步一步地做實。
在他所言的國資改革框架中，最得意之作便是董事會試點的推進。「李榮融想推這項工作，但是難處在於國務院曾經定過一個規定，就是國有獨資企業原則上不建立董事會。後來李榮融跟中央領導同志匯報說，如果要叫我不當婆婆，做好老闆，我必須建立董事會」。
最後中央的答覆是：「謹慎一點，先做點調研然後再試點。」
2005年，國資委終於開始決定在中央企業進行國有獨資公司建立和完善董事會試點工作，並選定寶鋼等7戶企業作為第一批試點。
李榮融當時如此評價：「這是國資委成立以來最大的新聞，意義非同一般。」但是他在任時期，董事會工作一直走不出試點的階段，離他經常掛在嘴邊的「規範的董事會」也總是有差距。
今年3月，他描繪起他期待的董事會的理想狀態：「董事會要有董事會的結構，董事要有董事的狀態。」
2010年8月，王勇接棒成為國資委第二任主任。在安林看來，李榮融時代的董事會制度，可以說是正在邁向獨立性，而王勇要做的，就是真正實現董事會的獨立性，進而實現董事會制度的實體性，也就是董事會必須擁有實權，特別是對經理的任免、考核和薪酬的決定權。
不過，王勇的工作重點放在了管理提升。此外，李榮融時期的「做大做強」思維變成了「做強做優」。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王勇主政時期，國資委網站上再也沒有出現過央企被整合到xxx家的字樣。
天強管理顧問總經理祝波善認為，王勇主政期間對相關政策進行了一系列調整，使央企在4萬億元投資之後平穩過渡。客觀來講，是以穩健為主，但缺乏鮮明個性。
9月1日被免職的蔣潔敏在任期半年內主持的為數不多的央企負責人會議上也提出，要改變央企產業鏈過度延伸的現狀，要向產業鏈高端佈局。但可惜在任時間過短，他的施政思路並未清晰展現。
將要來到的國資委第四任主任，面臨著與前三任主任截然不同的內外部環境。業內目前較為一致的看法是，即便是在有限的空間內，央企的改革也不能再停滯了，央企已經在「危險」的邊緣。從某種意義上講，國資改革、央企改革已進入「迷茫期」，對於深層次制度性障礙的改革多年處於徘徊期。沒有持續有效地改革，央企的持續健康發展便失去了前提。
「危險」的央企
如果僅僅看經濟數據，央企並不「危險」——它的利潤還在繼續增長。
不過，撥開數據下面的外衣，那些華而不實的央企正在陸續顯現，宏觀經濟週期的下滑，讓過去一路高唱凱歌的國企、央企也開始漸露疲態。
「如果再這樣繼續下去，央企將從現在的『虛胖』狀態發展到『虛虧』狀態。」安林說。
按照國資委此前的願景，如果說前一階段是讓央企做大規模，而這個階段就應該是練習內功，參與全球競爭，做世界冠軍的時候了。
可是，事與願違。
早在2012年央企就迎來了業績的分水嶺，央企發展的良好勢頭在2012年沒能延續，央企的未來開始出現巨大變數。鞍鋼、中鋁等都開始不斷呈現虧損的消息。
「央企的模式適應了過去十年的經濟發展模式，4萬億的投資，各種產業規劃的頻頻出台，與央企做大規模的模式不謀而合。央企內部運作習慣的是『進』，卻不適應接下來的需要『收縮』的發展狀態了。」祝波善說。
轉至今年，情況更糟。
根據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統計，截至6月末，全國86家大中型鋼鐵企業總負債已超過3萬億，行業負債率達69.47%。其中，首鋼集團負債率超過72%；河北鋼鐵集團負債率超過73%；山東鋼鐵集團負債率達到78.76%。對於這些重點國有鋼鐵企業的高負債，產能擴張被認為是罪魁禍首。鞍山鋼鐵更是在去年出現41.57億元的虧損，鞍鋼集團公司總經理張曉剛認為國內外宏觀經濟環境、鋼鐵行業產能過剩、下游需求不足、企業歷史包袱沉重等多重因素影響了企業經濟效益。
糟糕的不僅是鋼鐵業，中國遠洋、中國鋁業、中冶集團等也都還在虧損著。
「2013年，中央企業正在奮力爬坡的階段，越往前，坡越陡。」國資委副主任黃淑和最近一次面對媒體時如是說。
「煤炭、有色金屬、鋼鐵、水運、機械製造、造船等企業多陷於產能嚴重過剩格局，在一段時期內很難擺脫增產不增收、增收不增利的困境，少數虧損企業可能處於困難長期化。」黃淑和說。
即便那些央企中的利潤貢獻大戶們，未來持續增長也存在著較大的不確定性——石油石化天然氣業務受進銷價格倒掛影響虧損持續加強，化工業務因價格低迷，盈利狀況不穩定，通信企業的語音和短信業務開始呈下降趨勢，利潤增速有所放緩，煤炭企業因為煤價持續小幅下滑，效益出現多年未見的下滑。
國資委也已經意識到這點。「在傳統成本優勢削弱的情況下，（央企）又面臨產業鏈高端向發達國家回流、產業鏈中低端向更低收入國家轉移的雙重擠壓。」黃淑和說，存貨和應收賬款佔到了企業流動資產的近一半，利息支出接近利潤總額的三分之一，企業「失血」嚴重；部分企業投資規模過大，偏離主業或產業鏈過度延伸，低效無效資產的規模明顯偏大。
除了外部環境的惡化外，來自央企自身，也存在著企業發展不夠平衡、發展方式比較粗放、治理機制不夠健全、管理不夠精細、經營效率不夠高、歷史包袱比較重等方面的問題。這，是來自國資委的評價。
祝波善擔心的也是這點，「前幾年的經濟就像一陣颶風，把央企這只大豬給刮到天上去了，但是豬畢竟還是豬，它不會變成鳥。所以風變弱了，遲早會掉下來的，而且飛得越高，就會摔得越狠。」
先不說是否可以參與全球競爭，安林擔心再繼續這樣下去，會傷及央企的「根本」。
而且經濟體量越來越大的央企開始無法再獨善其身，包括央企在內國有企業改革的滯後正在成為中國這一輪經濟結構調整的最大障礙。
以產能過剩為例，在目前產能過剩的行業中，央企以及地方國有企業成為主力，近兩年紛紛上馬的新項目為產能過剩「貢獻」了不少力量，但是目前各個地方政府還在力保各個地方的殭屍國企，如果國企不改，產能過剩的調整也將繼續延續。
「央企在這麼多產業過剩的行業掙扎，可以說明一個問題，他們過去的過快發展已經把未來都消耗掉了，現在的過剩，在過去就是他們的業績。」祝波善指出，「央企的發展必須改變規模化擴張的路徑依賴，轉為依賴創新的路徑。」
改革推動力
改還是不改，央企正處在這樣的一個十字路口。「高層對央企的看法，和社會上的專家、輿論的看法還是有很大差距，我們認為央企破壞了社會的公平性，但從高層來講，更多的考量可能是安全方面的考慮。因此近期國企方面的改革並不是專家或者社會期望一定會打破壟斷之類的道路，即使改，也一定走一條中間路線。」祝波善表示。
一個積極的消息是，國資委已經啟動新一輪的關於國有企業改革頂層設計的方案。據稱分類監管和收入分配將成為下一步改革重點。
不過，業內人士認為，談及國資改革的頂層設計，其實不僅僅包括國資委監管的國有企業，也包括其他領域的，例如文化國資、金融國資等，因此，需要更高層來設計國企改革的頂層方案而不是國資委本身。
此外，就國資委近日釋放的信號，市場化將是改革的方向。按照國資委的說法，國資委將鼓勵中央企業積極利用資本市場和產權市場吸引各類社會資本，優化產權結構，加快實現股權多元化；支持中央企業通過股權置換、進場交易等手段加快剝離非主業、非戰略性資產，提升主業競爭能力；推動國有資本向關係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行業集中，確保國有資本進而有為、退而有序。
事實上，這樣的提法並不新鮮，有些也並非首次提出。
國資領域的多位人士對這些提法的實現持謹慎態度，並認為關鍵在於推動。
在他們看來，如果是一位有市場化經驗、施政型的領導擔任國資委的新主任，可能推動起來會比較積極。「國新公司已經成立，國資委有了做一個乾乾淨淨出資人的條件，國資委就做裁判員，不做運動員，這些條件都有，關鍵是新任者願不願意去推。」安林說。
此外，「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目標的改革還要繼續推進。」黃淑和近日也表示。如何執行是關鍵，以董事會為例，國資委陸續就規範的董事會出了17個配套文件，包括黨的關係都有文件，接下來其實就是執行到位，股東做股東的事情，企業做企業的事情。
由此，推動力顯然是對國資委新主任的一大考驗。當然，這決不是唯一的考驗。
政企分開也會是一個難點。「接下來國有企業改革抓什麼，我認為很簡單，就是以政企分開為抓手，來檢查各個部門。不管你哪個部門，政府部門工作做什麼，各個部門對照，有沒有讓資源配置發揮作用。老是讓你的政府審批發揮作用，錯了，方向反了！」李榮融此前曾如是表述。
祝波善也觀察到央企的政企不分走回頭路還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政府部門，「現在很多央企的一級公司比政府還政府，還官僚，這是一種新的政企不分。」
而在安林看來，下一步政企分開的關鍵是國資委監管的非53戶央企人事關系的政企分開，如果國資委可以放權，這是可以做到的，也為國資委向乾淨的出資人轉變創造了條件。
按照李榮融的說法，如果能進一步推進政企分開，至少還能為央企釋放50%的活力。
此外，祝波善表示，在央企重構競爭力的背景下，國資委需要重新審視並創新原有的國資監管考核辦法。過去國資委對於央企的考核較大程度地體現在追求業績的增長。
以央企中的科研院所為例，這些企業的考核指標就絕對不應該是利潤，而應該以他們對相關產業的技術進步貢獻為最重要的考核指標。
國資委相關人士表示，接下來的分類監管將有望解決上述問題，不僅僅是監管上的分類，延續下去的考核，薪酬監管思路都會根據分類監管的思路發生變化。
對於這些問題，國資委新主任的見解很重要。祝波善希望新主任是一個改革派，而不只是官員。「即便體制內，也還是有這樣的人選的」，他說。
對話· 經濟與社會轉型系列之四十一央企考核再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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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完善EVA考核，引導央企深入結構調整、轉型升級。連續兩年不達標且無特殊原因的央企負責人要下台 【對話背景】 今年以來，央企“ 虧損大戶”的高管們出現了各種突然的大變動，被市場解讀可能是在國資委的業績考核“大棒”下，央企負責人在為虧損“埋單”。 比如，3月，上年巨虧82.34億元的中國鋁業（601600.SH），兩位未到任職期的高管——執行董事、高級副總裁、財務總監劉才明和副總裁丁海燕公告辭職；7月，中遠集團董事長魏家福辭任，下屬*ST 遠洋（601919.SH）2012年虧損額達95億元、近兩年累計虧損超過200億元；9月，中國中冶（601618.SH）董事長經天亮和總裁沈鶴庭雙雙請辭，該公司上年虧損額達70億元。 2003年3月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首任主任李榮融曾拋出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 我要讓他們（央企負責人）睡不著我才睡得著，如果他們都睡著了我就睡不著！”他讓央企負責人睡不著的辦法就是考核。從次年開始，國資委對中央企業負責人的經營業績分別進行年度考核和每隔三年的任期考核。 央企考核轉眼歷經十年，各大央企負責人也走過了三輪任期。2013年10月17日，國資委綜合局局長劉南昌在其辦公室接受財新記者專訪，回顧總結了十年來央企考核的制度演變，稱其使命就是要帶領央企進行不斷的管理革命。今年以來巨虧央企的一系列高管調整，是否來自國資委的壓力？ EVA 考核成效幾何？下一步央企業績考核的重點和方向是什麼？劉南昌對此一一作答。 【對話摘登】 央企從做大到做優 財新記者： 回顧十年央企考核，主要有哪些重要的制度演變？ 劉南昌： 十年來，央企考核制度經歷三次修訂、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04 年-2006年，重點是引導企業做大做強。 2003年國資委接手時，央企數量是196 家，企業利潤總額3000多億元，淨資產 收益率（ROE）才6%，而當時發達國家在9% 左右。我們認為央企必須儘快提高規模和效率，以應對經濟全球化的競爭形勢。當時年度考核的基本指標是利潤總額和淨資產收益率兩個效率指標，任期考核的基本指標里有銷售收入等規模要求，同時還有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率。 第二階段是2007年-2009年，央企做大做強的任務沒變，但更加關注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科技投入等。第一任期的考核強調做大做強，因此企業在發展過程中暴露出為追求規模和短期經濟效益，對可持續發展不重視等情況。於是第二任期重點放在分類考核上，不同企業確定不同的指標。比如資源企業很重要的指標就是采儲比。同時更關注企業短板，比如你成本控制不行，我們考核你的成本；你債務風險控制不好，我們考核你的風險管理。第二任期後，進入世界500強的央企從之前的6家上升到30 多家，利潤提高到8000多億元，尤其企業的成本管理、精細化管理程度有較大提升。 第三階段是2010年—2012年，即第三任期，重點是做強做優，即要求企業的價值創造能力有顯著改善，要把資源利用到最好，提升投資效率，同時不能再拼規模。這一階段我們對考核指標做了大的修訂，取消了ROE，改成了經濟增加值（即EVA，稅後淨利潤減去資本成本）；同時取消銷售收入這一規模指標，轉為考核總資產周轉率。 財新記者： 考核結果如何分類評價？ 劉南昌： 央企負責人的薪酬分基本薪酬和績效薪酬兩部分，占比是4 ︰ 6。基本薪酬主要根據企業規模、歷史情況、地區和行業工資水平等來確定，一般基本工資不高；績效薪酬根據目標完成情況確定。考核結果劃分為5個等級，A 級企業績效薪酬是基礎薪酬的2-3倍；B 級企業是1.5-2倍，C 級企業則是1-1.5倍，D 級 企業為0-1倍，E 級企業則沒有績效薪酬。 比如20萬元/ 年的基礎薪酬，最高可獲60萬元的績效薪酬，但績效薪酬不在當期付清，要留40% 到任期結束，從2013年又開始改為30%。如任期結束各項考核指標都在C 級以上則全部支付，C 級以下還得按一定比例扣掉。 考核制度極大調動了企業領導人積極性。100多家央企第一任期時A 級企業不超過20%，到2012年，113家央企有44家央企是A 級，2011年則是46家。 財新記者： EVA 的概念和利潤相似，最大區別在於要減去“股東的資本成本”。 國資委出台EVA 考核的初衷是什麼？ 劉南昌： 資本成本不僅包括生產經營消耗，債務資本成本或銀行貸款利息，還包括權益資本成本，即股東所要求的最低回報。EVA 考核就是要告訴央企，資本是有成本有紀律的，要追求效率。 EVA 是一場管理革命。首先，它改變了對企業評價的遊戲規則。2003年整個央企利潤3000多億元，EVA 只有21 億元；到2011年央企EVA 約4200億元，2012年是3700多億元。十年前只有17家央企的EVA 是正數，現在絕大部分央企的EVA 是正數，成為有價值的企業。 其次，企業經營走向理性。EVA 約 束央企回歸主業，要求損益表和資產負 債表並重，要有利潤，投資佔用的資產 不能太多，且不能涉足高風險業務，所以要把握投資規模和收益的關係、短期收益和長期收益的關係。 我們鼓勵企業做有可持續收益的投入，比如為鼓勵加強研發，就在決算報表中明確規定，管理費用項上的研發費用以及確認為當期無形資產的研究開發支出，這兩項視為研發費用全額加回算作利潤。但也不能老投入，砸錢誰不會啊？所以我們輔之以資本佔用考核。在EVA 考核機制的鼓勵下，央企科技投入平均每年增長40% 多。 財新記者： 不少央企在EVA 考核下“現出原形”。推行EVA 是否阻力很大？ 劉南昌： 企業總體是接受的，但鬥爭也不少。處於完全競爭市場的企業比較容易接受，而處於價格管制行業的企業就會爭辯——“ 價格都不是我們定的，兩頭卡著我，還要求回報，哪能做到？”另外，目標怎麼定，企業和我們也有一個討價還價的過程。博弈的結果是，企業必須滿足國資委的兩個“ 不低於”：不低於上年、不低於前三年，企業可以在這個基礎上將目標定高或者定低，但國資委相應的激勵也會不同。 資本密集、價格管控、規模較大的企業，對EVA考核起初是持保留態度的。 比如個別企業的負責人就跟我們提要求說，能不能開綠燈，暫緩幾年實施EVA 考核？別看一些企業每年有上百億元的利潤，但用EVA 算卻可能是負值。 EVA 考核讓央企國企回歸企業的本質，這是這些年最大的變化。2011年央企整體ROE 是9%，2012年是8.2%，已和發達國家基本一致。 財新記者： 下一步，EVA 考核會做哪些修正？ 劉南昌： 一是儘快引導央企在結構調整、轉型升級上下工夫。比如在結構優化方面，央企退出過剩產業是有成本的，我們就允許這類企業的EVA 可以低一點，但其他考核會跟上。比如電信行業的調整，就要求其新業務收入占比要顯著提高；還有水泥行業的調整，要求其提高標號標準、減少能耗、進入新的建材領域等。考核目標有進有退，鼓勵央企發展的效益更好、結構更好、抗風險能力更強。 二是引導央企國際化。目前央企的國際化收入不到20%，利潤更低。所以下一步我們還是會鼓勵央企走出去，同時盡可能推動央企少交點學費，引導企業搞國際對標，提高國際抗風險能力。 三是進一步深化分類考核。根據企業不同的功能定位、行業特點、發展階段等，考核更細化、差異化。 四是在績效薪酬基礎上探索中長期激勵，把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結合得更好一些。此外，資本成本率還要提高。 考核制度基本定型，不會有重大變化。考核辦法在完善的過程中，我們既要看到天，對企業高標準嚴要求；也要看到地，與企業發展階段相適應。以高標準嚴格要求企業，又不能太理想化。 財新記者： 你提到引導央企走出去，目前很多央企的海外並購項目都陷入了困境，你認為國資委的考核導向是否有相應的問題？ 劉南昌： 海外投資項目失敗有各種複雜原因，海外業績考核的難度非常大。央企走出去是大方向，要支持，但步驟和配套措施需要慢慢積累。在這個過程中交些學費在所難免，也不要將企業逼到死角。但是，企業要完善決策機制，董事會的人要真決策、真對企業負責。 考核要動真格 財新記者： 2012年度的十大虧損央企共計虧損了400多億元。今年以來，虧損央企的系列高管變動是否與國資委的考核結果評價有關？ 劉南昌： 我不能說和國資委的考核是否有直接關係，我只能說，在當前大環境下，企業幹不好，領導人就可能下去。 2012年，D 級的央企共有7家。 對於周期性強的行業，當總體形勢好的時候，我們要求央企要比大勢好；大勢不好時，我們要求央企利潤下降要慢一點，這是一個準則。處於行業下行周期時，國資委可以給企業一些豁免權，而且會和企業一起制定減虧目標，否則沒法向社會交代。但如果連續兩年完不成目標、且沒有特殊原因的，企業負責人的考核可能是不合格的。 財新記者： 國資委會否幫助企業減虧？ 比如撥付國有資本收益補貼給電力行業。 劉南昌： 國資委不會管央企經營虧損問 題，若虧損由企業造成，國資委還會有相應的懲罰措施。國有資本收益是另一回事。電力行業屬於政策性虧損，國家不可能拿財政來補貼，所以國資委給了他們一些資金，以補貼其價格沒到位的一小部分。但這部分資金不是白給的，也會納入考核，屬於資本佔用的部分。 財新記者：幹部腐敗、安全事故等問題，是否會影響企業的考核級別？ 劉南昌： 國資委業績考核主要是解決保值增值問題。針對腐敗問題，我們會對企業上報的數據進行核查，企業有自己的外部審計，我們也會獨立審計。如果我們發現企業的外部審計和企業一起做假，會將其加入黑名單。對於國資流失、重大違紀的，我們要扣分、降級處理。對於事故問題，不同的事故有不同的劃分標準，若出現瞞報，企業就會被降級，但現在瞞報的情況很少。一般死亡3-9人是較大事故，10-29人是重大事故，30人以上是特別重大事故。一般企業的業績總分是120分（不含 考核係數），若出現重大違紀，安全或節能環保事故等，我們有扣分的減項，甚至降級。 財新記者： 央企負責人的考核體系和流程是怎樣的？ 劉南昌： 國資委綜合局把設定的目標下達給企業，在年度和任期考核的時候，國資委有關廳局再對企業上報的數據進行核實；之後依據目標及核實情況對企業打分，確定企業的考核級別；然後再將考核級別交到國資委薪酬部門兌現薪酬，將考核結果送組織部門來確定該企業負責人的綜合考核得分。 國資委的業績考核在組織部門的綜合評分中占50% 權重，組織部門的評價標準包括德、能、誠、績、廉等，而國資委的業績考核考察的重點是其績效。 我們每個月都會採集企業的一些數據，半年會對企業的業績做一個小結。 財新記者： 為什麼每年國資委只公佈A級企業？ 劉南昌： B 級以下不公佈，主要是考慮到企業負責人的面子問題，以及央企上市公司的融資影響。考核的目的是調動人的積極性，而不是要“ 雞飛狗跳”。 讓企業每年、每個階段有進步，能看到階段性的成果，他們就會有動力。 財新記者： 你怎麼看社會上對國企的一些批評，比如壟斷、效益低下等問題？ 劉南昌： 央企雖然沒達到一些民企或國際企業的管理水平，但不可否認現在企業效益方面進步很大；而對國企靠佔用國家資源、靠壟斷才發展壯大的問題，如果真是這樣，那2003年之前為什麼國企不行呢？那時候壟斷更加厲害。比如土地，以前確實有國有劃撥地，但現在國企70%-80% 都上市了，土地獲取和其他企業是一樣的。 電網、電信領域的確存在壟斷，但其壟斷是自然形成的。央企是“ 國家隊”，競爭對象不是民企，而是國際“ 大鱷”，只有把大的國有資本搞活，才能和國際競爭。 對於很多人都迴避的薪酬問題，我不迴避。這十年，國企負責人的薪酬水平其實沒有過度增加，尤其一線職工的工資很低，真正得利的還是國家。去年央企稅收1.8萬億-1.9萬億元，利潤1.26萬億元，稅收高于利潤，稅負也比民企高出1倍多。 今年央企的整體稅收可能超過2萬億元。 我們還是要堅持市場化方向，對央企負責 人按勞取酬、按貢獻取酬。 財新記者： 今年國資委為央企定下了全年利潤增長10% 的目標，並派出“保增長”工作小組進駐巨虧企業督陣。從半年報來看，十大虧損央企上半年淨利潤虧損同比下降了89.22%，但一些央企減虧或轉盈主要依賴于不良資產處置和房地產業務的增長。如何看這一現象？ 劉南昌： 國資委對EVA 考核方法的調整，有利於加速央企處置不良資產。今年以來，企業為突出主業做強做優，清退處置獲利低的資產所得非經常性收益，在計算EVA 考核值時可不予剔除，此前是進行減半計算。這的確意味著央企今年對這類資產的處置步伐將加快，會成為全年利潤貢獻的重要部分。 本刊記者吳靜、特派香港記者王端對此 文亦有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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