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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增值分配剪刀差拉大 農民補償跟不上地價上漲

從1999年至今，全國土地出讓總價款累計已近30萬億元，這里面地方政府拿走了多少，被征地的農民又分到了多少?

這涉及到“土地財政”中一個重要問題，即土地的增值收益是如何分配的?所謂土地增值收益，就是改變土地現有用途或者增加開發強度而新增的純收益。

一般而言，土地出讓總價款在減去了地上附著物補償費、青苗補償費、拆遷補償費、土地開發費和相關業務費等五項費用後，剩余金額就是土地增值收益，它包括支付給農民的土地補償、安置補助費、農民社會保障費用，也包括政府收取的各類稅費和獲得的出讓金純收益。

失地農民補償相對較低

當前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格局是什麽樣的情況?比較被公眾認可的觀點認為,總體上，目前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政府占有份額較高，被征用土地的農民占有份額較低。

根據農業部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廖洪樂2008年的一項研究，以全國土地出讓為例，1995年全國每公頃土地出讓金純收益為66.1萬元，其中政府獲得47.2萬元，集體和農民獲得18.9萬元，政府與集體和農民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為2.5:1。到了2005年，這個比例擴大到9.7:1。

集體和農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例不斷降低，直接原因在於征地補償標準提高幅度遠跟不上地價上漲幅度。

廖洪樂的研究顯示，1995—2005年間，土地出讓價格上漲了3.6倍，而征地補償標準卻只提高了0.5倍。如果與政府商業用地出讓收入相比，集體和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的比例會更低。根據2007年對東部某市的調查，政府征用農民水田、集體建設用地和未利用土地用於商業開發時，政府與集體和農民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比分別為48：1、98：1和196：1。

不過，也有部分經濟發達地區(在全國，比例不高)，集體經濟組織用自己的土地搞工商業開發，其土地增值收益部分主要由集體和農民占有，國家在增值收益中分配的比例過低。

最近幾年來，城市建設用地價格迅猛上漲，而征地補償標準卻沒有做出相應調整，新增提高的農民社會保障費用也有限，致使集體和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處於更加不利的地位。

事實上，農民為改變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做出了艱難的抗爭。最近十年來，農民群體性事件不斷增加，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合理也是一個主要原因。

為了保護農民利益，近年來,中央政府多次強調轉變現有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格局。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中要求，縮小征地範圍，規範征地程序，完善對被征地農民合理、規範、多元保障機制。建立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合理提高個人收益。

廖洪樂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轉變目前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格局並不容易，既得利益集團不想做出改變，城市利益集團、地方政府甚至是相關主管部門，出於自身利益或部門權力考慮，都不願意做出改變。

政府的理由：增值歸公

造成當前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不合理現狀的根源，除了利益格局和利益群體已經形成，不願改變現狀，此外還有理論層面的分歧。

在我國，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矛盾集結點主要是農地轉非的增值歸屬。目前主要有三種理論觀點，第一種是“增值歸農”論，第二種是“增值歸公”論，第三種是“公私兼顧”論。

不過，從土地使用制度改革至今，增值歸公的理論一直被多數地方政府所采用，並延續至今。

這也有現實背景，自1994年我國開始推行分稅制，地方財政與中央財政分成比例調整，地方財力實際上收到擠壓，支出壓力開始加大，當時無論是中央抑或地方政府的主流看法均是土地出讓收入要為城市發展做貢獻。

《中國土地年鑒1996》207頁顯示，北京1995年國有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收入37億元，其中征地費僅619萬元。

曾擔任國土資源部副部長的李元2005年在其《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征地制度改革》一文中表示，“主張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的增值全部歸於被征地農民”聽起來似乎有道理，但不符合國情，也不符合土地利用和管理的規律，實行起來難以操作，當前也不宜采用。

“有一些人甚至寫文章說，政府通過征地剝奪了農民幾萬億。這樣的宣傳是錯誤的。因為它混淆了農用地和建設用地不同的價格。”李元稱。

他認為，農用地由於收益低，因此價格低。建設用地由於收益高，因此地價也高。這種土地的升值，是由於政府代表社會的投入所致。有的地塊，眼前政府雖未投入，但由於被代表公眾利益的規劃確定為建設用地，具有了升值的機會。這種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的增值歸於國家，用於社會，是世界各國普遍采取的原則。

李元認為，建設部一份研究報告表明，每年僅為農村人口進入城市，政府就要投入4000億元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在現實生活中，一些地方政府在獲取和使用土地增值收益方面確有許多的不規範，但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要把土地增值收益全部歸於被征地農民，那只能帶來更大的不公平和混亂。當然，政府在土地增值的使用上，要照顧農村發展的需要。

國資近期偏愛設基金 鼓勵創新與增值一箭雙雕

國家和地方層面的國企投資基金紛紛設立，既有利於鼓勵創業創新、促進產業升級，也有助於盤活資金、促進國有資本保值增值。

最新的一個案例是，廣州市國資委牽頭制訂的《關於推動市屬國有企業加快創新驅動發展的若幹意見》經市政府批準印發，由國資收益、市屬企業聯合出資成立廣州國資國企創新投資基金(母基金)，聯動聚集社會資本，發起設立子基金，首期基金總規模將超過200億元。

廣州市國資委有關負責人稱，已設立的各類基金，形成國資發展投資基金群，預計“十三五”期間基金群規模將超千億元，用於支持國企創新改革發展。通過國有資本撬動各類更大規模的社會資本共同參與，達到既支持企業創新活動，又放大國資收益的目的。

而在廣州之前，國務院國資委已經推出了央企版的風險投資基金。8月份，國資委指導、中國國新集團發起的中國國有資本風險投資基金股份有限公司落戶深圳。中國國有資本風險投資基金總規模按2000億元人民幣設計，首期規模1000億元。

該基金將重點投資於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項目，促進中央企業間合作。同時，將積極支持小微企業創新發展，大力開發和投資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項目，充分發揮國家級基金的資本優勢、機制優勢、人才優勢，促進國家戰略與市場機制的有機結合。

對於紛紛設立的國企投資基金，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國企投資基金是一種新的投資模式，使國企的資金找到新的空間，把資本要素活躍起來，也可以彌補民間投資的不足。目前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空間很大，基金一般投向新興產業，對鼓勵創新、促進產業升級有積極意義，有望成為創造新動能的重要手段。如果有更多的地方政府設立國企投資基金，會在全國形成很大的體量。

李錦認為，基金進入處置僵屍企業和去產能仍有難度，國企在這些方面投資的積極性不高主要是盈利性和回報率的考慮。相比之下，國企更願意投資增長較快、收益較高的新興產業。

實際上，早在去年6月份國務院公布的《關於大力推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若幹政策措施的意見》就已提出，引導和鼓勵中央企業和其他國有企業參與新興產業創業投資基金、設立國有資本創業投資基金。今年9月1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明確提出，支持有需求、有條件的國有企業依法依規、按照市場化方式設立或參股創投企業和母基金。

李錦表示，國企參與應當充分發揮國企資金引導、放大作用，重點投資初創期科技型中小企業。一方面需要充分發揮政府與國企資金的政策引導、放大作用，積極推動高科技產業發展，另一方面可以改善融資結構，解決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

對於外界對國企投資基金盈利性的擔憂，李錦認為，保值增值是基本的要求，盈利是基本目的。國有企業從事創業投資主要的風險是國資的保值增值和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目前，國資部門對國企投資的監管很嚴，也已經有制度規定來保證監督國有資本保值增值，如果出現重大失誤要終身負責終身追責，基金的抗風險能力被放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上。

去年下半年發布的《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明確要求加強監督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為規範國有企業投資行為，有效防止國有資產的濫用和流失，今年8月份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建立國有企業違規經營投資責任追究制度的意見》明確，一旦造成國有資產損失以及其他嚴重不良後果，要追究直接責任人和領導責任， 並實行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

又一家ST公司賣房 *ST亞星出售6處房產增值率367%

*ST亞星9月30日晚間發布公告，擬向控股股東長城匯理全資子公司品匯投資出售上海、廣州等地6處閑置房產。本次擬出售房產的建築面積共5666.48平方米，交易價格為3352.23萬元，增值率367.67%。

環京樓市增值地圖：北京每年要撤20萬"北漂"，他們去哪安家？

前幾天，國家衛生計生委發布了一份報告，讓一線城市的“漂們”又炸開鍋了。

這份《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6》里面說：2015年中國流動人口規模達2.47億，占總人數18%。

按照2014年中國人口總數13.68億計算，這相當於每6個中國人中就有1個在“流動”。

而且2020年中國仍有2億以上的流動人口。超7成流動人口集中在東部……

（比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神馬，你懂噠~）

但問題是，今年幾座超級大城市陸續公布了人口增長紅線。一湧而來的人潮，流到一線城市門口，卻被攔住了，那他們會流去哪兒？

“地產周期長期看人口，短期看金融”，那麽人口的流動會在房地產勾出一個怎樣的發展趨勢？

邦地產以北京為例，畫了一張“北京人口溢出和環京房價”重疊圖，你先感受一下…

（邦爺的草稿就這樣流出了...）

大家都知道北京給出的人口紅線是“2020年人口總量控制在2300萬人”。

其實這條紅線在2015年3月就劃定了，而且就在北京市新人口控制規模首次公開提出的當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即就正式印發了《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

很明確，“京津冀一體化”是北京為調控人口選的一條優先途徑。

為什麽會選它？因為“京津冀一體化”之於北京，就是通過產業引導來調整經濟結構，繼而優化人口結構。這是一條在不削弱北京城市競爭力、不增加運營成本的前提下，能夠實現願望的路子。何樂而不為？

但重點是，它到底會讓從北京溢出的人口，呈現怎樣的流動狀態？

每年增量要減19.8萬。難！

我們先來看一下，北京到底有多少人會被“溢出”？

北京規定，2020年人口要控制在2300萬以內。也就是今後每年北京人口的平均增量必須控制在26萬人以內。

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2000年和2010年北京市的市外遷入人口分別達到246萬人和704萬人。外遷人口10年間增長了458萬，每年增量約45.8萬人。

按照絕對增量計算，北京每年至少要減少19.8萬人，才能達標（即 45.8萬人減去26萬人，這基於北京人口每年的增長情況計算，而不是給既有人口純做減法）。

這里多說一句，2000年河北遷入北京的人口數為3.7萬人，2010年這一數據為155萬人，截至2014年初河北籍在京流動人口數已達到181.97萬人（占比22.69%）。

也就是說，近16年，北京僅來自河北的外來人口就增長了48倍，每年增長超11萬人，要想做到每年人口增長不超26萬，人口增量減少19.8萬，不易啊~~

難怪連北京市常務副市長李士祥都直呼“北京全市常住人口和年終目標相比，任務還很艱巨。”

人口“東南飛”。早！

難歸難，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說了，“人口無序過快增長、大氣汙染、交通擁堵、部分地區環境臟亂、違法建設等問題，已嚴重影響到北京的可持續發展”，所以人口疏散必為之。

那麽，北京既有人口和增量人口，會怎樣流出呢？先看一下，自然狀態下，北京的人口機械增長趨勢。

根據兩次人口普查數據，2000年河北省遷入人口中，由北京和天津遷入的人口分別為2889人和2581人，至2010年兩地遷入河北省的人數已經增長到7235人和6317人，十年間人口遷出總量增加近三倍，其中廊坊、保定、唐山、滄州的承接人口最多。

“京津冀區域的人口分布以‘西南東北斜線’為劃分向線兩側遞減，線下相較線上人口分布也更為集中。而且2000年至2010年，隨著年份推進，線下人口集中度更明顯。”中財城市研究就指出。

向三大圈層流動。快！

上述研究認為，距離是影響北京居民外遷的首要因素，經濟發展狀況則是第二要素。可想而知，伴隨“京津冀一體化”這個經濟大驅動機器的開啟，“東南飛”的格局無疑會加劇。

其實，從環首都經濟圈地圖上很容易看出，上述“線下”覆蓋的非北京區域主要就是廊坊、滄州、保定、唐山等城市。而這一帶正是“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中的重點區域。

到底涉及哪些城市？

根據京津冀城市群規劃，將推進“節點”城市發展，即推動兩個核心城市、八個次中心城市及濱海新區、通州、順義、唐山曹妃甸等新興城市發展；

“軸”的發展將以中關村科技園和濱海新區等高新技術產業為依托，以快速綜合交通走廊為紐帶，促進通州、廊坊、濱海新區城市群主軸的發展；

以濱海臨港重化工產業發展帶和渤海西岸五大港口為發展核心，促進秦皇島市、唐山市、天津市、滄州市沿海地區城市發展帶的快速發展。

另外有一個“小地方”，因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行政歸屬，經常會被很多大規劃“故意忽略”，但在人口流動的地圖中，它不能不提！那就是廊坊“飛”入京津之間的三河市（含燕郊）、大廠縣、香河縣，簡稱“北三縣”。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央財經大學制作的京津冀2000年-2010年人口分布圖中，一直處於人口密度最低檔，十年間，且增幅不足4.7%。

這意味著，在這一輪北京依靠京津冀協同發展“聯防聯控”的進程中，具備先天地理優勢的北三縣，在經濟的提振下，或能成為環京地帶，人口承接的首發地。

因而結合距離和經濟發展趨勢，邦地產將北京正在開啟的這輪更強勢的人口流動劃分成三個圈層。

第一圈（50公里以內）：燕郊、大廠、香河、廊坊（市區）

第二圈（50-100公里）：固安、永清、武清、涿州

第三圈（100公里以外）：保定、滄州、唐山、張家口

樓市機會還在增大，怎麽跟上？

三個人口流動的圈層，將直接影響房地產。

怎麽說？僅僅從溢出人口的結構粗略一看，可以發現，北京5-34歲的流動人口460.3 萬，占全市青少年人口的50.9%（源自《北京社會治理發展報告（2015～2016）》）。

這意味著，在北京的流動人口和可能增長的流動人口中，青壯年占大多數。而20-40歲正是樓市剛性需求的主要人群。

而且，因為在北京一套房的平均總價已超過500萬，還有限購加持，所以環京樓市不僅是剛需人群自住的重要選擇，也是投資客的標的。

從今年上半年大廊坊地區的土地供應狀況就可見，其已經出讓了38萬平方米的土地，而全年土地供應計劃是36.4萬平方米，土地供求開啟“井噴”模式。

土地供求能側面反應樓市未來5年內的新房市場走勢，而當前的環京第一二圈層樓市交投，也可謂火熱。

官方數據顯示，今年9月大廠新房成交512套（日均成交17套）；香河9月累計成交6051套（日均成交超200套）。

另外，前五月燕郊成交 10211套，同比上漲17.8%；新增供應2641套，同比上漲18.2%（而中原數據顯示，去年截止8月，燕郊新增住宅供應達11516套，是通州的14倍）。

三河網統計稱，近上半年涿州、固安、香河、大廠、三河等環京區域成交面積達833萬平方米，同比增長33%；成交金額717億元，同比增長47%；環京區域的市場規模較2013年幾乎翻倍。

由於環京一帶的市場規範度問題，新房網簽數據往往和市場真實數據相去甚遠。那麽從二手房市場一窺究竟，會發現更“不明覺厲”。

截至10月20日，燕郊鏈家掛牌在售的二手房房源達到9700套，而據了解一周前，這一數據曾達到10151套的歷史高度。

這僅僅是二手房掛牌的數據，加之那些沒有松動的投資客、穩固的自住房、無法正常掛牌的二手房，燕郊樓市體量之大，可想而知。

而這僅是燕郊一地，近年整個環京樓市的吸附力，伴隨北京人口外溢的需求，急速加大。

需求帶動的房價漲幅，更為突出。

在中國房價行情平臺發布的6月小城鎮平均單價榜中，燕郊排名第一，房價達到了 17340元/平方米，環比上漲3.6%。三河和大廠也分別位居第8位和第16位，平均單價達14163元/平方米和12047元/平方米。

而從邦地產的“環京價值地圖”也可見，即使按照安居客的保守數據來看，固安、永清、武清、涿州的房價也已超9000元/平，保定、滄州、唐山、張家口的房價超5000元/平，且逐年遞增。

可見，人口的流動，給環京樓市帶來了置業潮、投資潮。

即使在調控下，環京樓市有所波動，但放在京津冀一體化和中國城鎮化發展的視野下，樓市機會期還將增長、增強。

對於開發商來說，依據趨勢購置土地、布局項目，才能獲取更高利益；置業者和投資客亦然，只有找到人口流動的趨勢，才能保證房產足量升值。

希望此文能對您有所幫助，更多問題可以加入邦地產粉絲群交流。

增值稅央地五五分 中央增收1780億元全部返地方

財政部副部長劉昆31日表示，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後，增值稅收入中央與地方劃分比例由此前75：25變成50：50，預計今年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加1780億元，全部用於對地方的稅收返還，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總量不會變。

受國務院委托，劉昆31日向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作了關於提請審議2016年中央預算調整方案草案的議案的說明。

今年5月1日起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的同時，我國實施了調整中央與地方增值稅收入劃分過渡方案，主要有四項內容：一是以2014年為基數核定中央返還和地方上繳基數;二是所有行業企業繳納的增值稅均納入中央和地方共享範圍，中央分享增值稅的50%，地方按稅收繳納地分享增值稅的50%;三是中央上劃收入通過稅收返還方式給地方，確保地方既有財力不變;四是中央集中的收入增量通過均衡性轉移支付分配給地方，主要用於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支持力度。

劉昆介紹，這一調整方案給中央和地方財政預算收支結構帶來一些變化，以2014年5-12月收入為基數算賬，預計2016年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加1780億元，全部用於對地方的稅收返還，相應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增加1780億元。

由此對2016年中央預算做出技術性調整，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由70570億元調整為72350億元，增加1780億元，全部為中央從地方上劃稅收收入增加;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由85885億元調整為87665億元，增加1780億元，全部為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增加。

劉昆強調，此次調整全國財政預算收支總額、重點支出規模及赤字不變，中央和地方預算僅在收支結構上有一些變化。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相應因上劃中央而減少1780億元，但因中央新增對地方稅收返還增加1780億元，兩者相抵，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總量不變。

根據預算法，預算執行中需要增加預算總支出的，要編制預算調整方案，提請本級人大常委會審查批準。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廖曉軍在此次會議上做了關於該議案的審查結果報告，認為國務院提請審議的這一議案符合預算法等法律規定，有利於實施營改增改革試點工作，建議本次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批準該調整方案。

此外，全國人大財經委也提出，國務院要積極做好全面推開營改增改革試點工作，針對新情況不斷完善應對預案，及時處理出現的問題，確保實現改革目標;同時要確保過渡期內中央與地方增值稅收入劃分方案平穩運行，並抓緊時間做好正式方案的研究制定工作。考慮到當前地方財政面臨的壓力，預算調整方案經批準後，稅收返還資金要及早下達地方，支持地方順利完成今年預算。

營改增超半年 部分企業因增值稅遵從成本高放棄享受優惠

全面推開營業稅改增值稅(下稱營改增）已經半年有余，在這段時間里，安永會計師事務所間接稅合夥人周澔宇接觸了百余家營改增企業，他近日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雖然企業情況不同，但面臨三個比較有共性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因為增值稅遵從成本比較高，導致企業最終放棄享受優惠政策。

企業放棄零稅率政策

“現在企業面臨的普遍性問題之一是增值稅遵從成本比較高，這導致一些企業放棄相關優惠政策。”周澔宇稱。

隨著營改增全面推開，跨境服務免稅和零稅率優惠政策拓展到更多的行業。不過，一些能享受零稅率優惠政策的企業，因為稅收遵從成本較高，放棄享受零稅率政策，選擇更為簡單的免稅政策。但實際上零稅率政策優惠力度要大於免稅政策，采取零稅率政策國家會給予企業抵扣購進的貨物或服務的增值稅，而采取免稅政策則沒有這項抵扣。

周澔宇表示，對於一些進項抵扣不高的企業，如果采用零稅率政策走的申報流程非常繁瑣，每個月都需要申報，無論是內部人做這些事還是將這些業務外包出去，都是一筆可觀的支出，而且如果申報內容出現問題，在稅收檢查時企業承擔很大風險，因此一些企業就放棄零稅率政策，而選擇簡便的免稅政策。

“如果一家企業進項稅抵扣只有一二十萬元，他可能選擇放棄零稅率政策，因為雇傭一個人來做這件事的支出也比較大，而且一旦做錯了，還承擔較大風險。”周澔宇稱。

連鎖企業合並申報難

大型連鎖企業擁有眾多的分店，但在營改增推開後，能夠采用合並申報的企業非常少。

“像餐飲連鎖或者物流連鎖企業在全國有千家店,它如果不能去做增值稅合並申報，每家店獨立納稅，那最後千張增值稅發票管控非常困難，工作量很大。目前全國只有少數大型國企比如航空公司能拿到合並申報資格，而且全國不到10個省份出臺了跨省合並申報政策，很多地方省內甚至設區的市企業都不能合並申報。”周澔宇稱。

之所以出現連鎖企業不能合並申報難題，周澔宇分析認為，這主要與當前國家財稅體制和稅收管控難度相關。

他稱，合並申報按照現行的政策是合並後稅交至總部，如果增值稅采用合並申報，那企業總部所在地將拿走所有稅收，而分支機構所在地稅務機關則喪失了這部分稅收。因此各地維護自己利益使得企業合並申報增值稅困難。

另外，合並申報增值稅對企業來說更加簡易，但對稅務機關來說監管難度較大，因為一地稅務機關比較難掌握這家企業在其他地區經營情況。

部分實操政策待明確

周澔宇表示，目前企業面臨另一個比較普遍的難題是，部分增值稅政策還不夠明確，實際操作中比較困難。

比如，現在稅務機關明確企業提供服務給境外，可以享受免稅優惠政策，如果該服務不完全在境外消費，則不可以享受免稅政策。

”實踐操作中，企業提供的服務是用於境外還是境內很難掌握。比如國外總部要求中國子公司研發一個產品，但最終這個產品是否生產，生產後是否賣給中國，等等都可能影響這項政策的選擇。”周澔宇稱。

其實為了解決營改增後面臨的許多實際操作難題，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近期出臺了幾十份補丁文件，明確操作細則。

而近期稅務總局局長王軍在京召開全國稅務系統營改增工作視頻會議，提出開打營改增第四場戰役——“改進好”，完善政策措施的第四場戰役正式開打，也意味著營改增新一輪政策補丁將出。

國家稅務總局貨物和勞務稅司副司長林楓表示，今年前8個月，營業稅改征增值稅整體減稅共計2493億元。今年5至8月，四大行業累計實現增值稅應納稅額3127億元，與應繳納營業稅相比，稅負下降13.45%。

國務院：2016年起中央對地方實施增值稅定額返還

據中國政府網消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1月29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聽取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減輕稅負情況匯報，決定實行增值稅定額返還以保障地方既有財力；聽取中央企業監督檢查情況匯報，強化外部監督促進國資經營提質增效。

會議指出，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對企業實施大規模結構性減稅，是今年確保積極財政政策更加有效、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頭戲，對穩增長、調結構、擴就業發揮了重要作用，具有完善稅制、促進現代服務業等新動能成長、推動經濟轉型升級等一舉多得的積極效應。自今年5月試點全面推開以來，各項工作平穩有序，新增試點的金融、建築、房地產和生活服務業四大行業減稅額呈逐月放大趨勢，到10月底累計減稅965億元，新增加53萬納稅戶，26個細分行業全部實現了總體稅負只減不增的預定目標。加上前期試點行業和原增值稅行業通過營改增的減稅額，預計全年減稅總規模將超過5000億元。下一步，要密切跟蹤試點情況，對運行效果開展第三方評估，針對金融、建築等試點行業企業反映的問題，及時研究明確相關領域納稅政策口徑，在風險可控、制度公平前提下進一步完善相關措施，擴大減稅效應。要深入重點行業開展政策輔導，幫助企業用好用足增值稅抵扣機制。改進和優化納稅服務，提高辦稅便利程度。明年要按照政府過緊日子、更多為企業發展減負的要求，繼續大力實施減稅降費政策，激發活力、培育稅基，為促發展、保民生提供支撐。

同時，為進一步完善分稅制財政體制，會議決定，從2016年起，中央對地方實施增值稅定額返還，對增值稅增長或下降地區不再增量返還或扣減。在下一步安排對地方均衡性轉移支付和其他各類財力補助時，將統籌兼顧東中西部實際情況，妥善解決困難地區財力缺口，逐步提高地方財力保障水平。

會議聽取了國有重點大型企業監事會對中央企業監督檢查情況的匯報。指出，去年以來，監事會依法履職，改革創新監督機制，監督檢查的針對性和有效性不斷增強。從監督檢查情況看，中央企業積極推進“瘦身健體”，促進結構優化升級，今年生產經營穩中向好，特別是9、10月份營業收入實現正增長，扭轉了連續20個月下滑局面，有力支持了經濟社會平穩健康發展。但也發現部分企業財務管理不規範、違規經營、內控體系不健全等問題，存在國有權益受損風險。會議強調，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的骨幹和基石。監事會要圍繞促進國有資本保值增值、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和推進國有企業提質增效，在國資監管中發揮更大作用。一是緊扣央企重大決策和生產經營中的重要事項等，深入分析存在的問題和風險，完善核查、處置、督辦機制。二是強化境外國有資產監督，對企業在境外的投融資、產權變動、資金管控等逐步實現常態化監督檢查，確保境外資產安全運營和保值增值。三是健全獎懲措施，對經營業績突出的要加大激勵，對造成國有資產重大損失的要嚴厲追究責任。中央企業要抓緊整改存在的問題，完善內部管理，著力提高國有資本運營效率，在提質增效、創新升級上下功夫，努力保持營收和利潤增長勢頭，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財政增收作出應有貢獻。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改革增值稅 歐盟大力支持“買買買”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歐盟委員會方面獲悉，12月1日歐盟正式提出一系列改善增值稅(VAT)環境的措施，旨在促進歐盟“買買買”事業蓬勃發展：這將使消費者和公司，尤其是創業企業和中小企業，能夠更方便地在網上購買和銷售商品及服務。

具體而言，通過引入覆蓋全歐洲的在線增值稅支付門戶(“一站式服務中心”)，增值稅合規費用將大幅降低，為歐盟企業每年節省23億歐元。

“我們正在履行解鎖歐洲電子商務的承諾。我們提出讓包裹交付更便宜又高效，在消費者網購時更好地保護他們，打破不合理的地理限制。”負責數字單一市場建設的歐委會副主席安德魯斯·安西普表示：“如今我們簡化了增值稅規則，解決了最後一個難題。這一提案不僅會促進以小微企業和創業公司為首的商業的發展，而且也使公共服務更高效，增強國際合作。”

在線增值稅難題

在歐盟進行跨境電子商務的最大障礙之一，是網上交易者必須在所有出售商品的成員國登記增值稅。為此，一個企業每到一個歐盟國家進行銷售，就需要支付8000歐元的增值稅，這完全不利於中小企業在歐盟發展電子商務業務。

此次歐盟提議，企業使用在線一站式增值稅服務中心，在歐盟全境內只需填寫一份簡單的季度增值稅申報表。

實際上該系統已廣泛在電子服務銷售中得以使用，如在移動手機應用的銷售方面等，並已被證明很成功：2015年該系統征收超過30億歐元的增值稅款。

根據歐盟的估計，使用了在線一站式增值稅服務中心後，企業的行政負擔將會大大降低95%，為歐盟企業節省23億歐元，並使成員國的增值稅收提高70億歐元。

與此同時，歐盟計劃簡化針對微型企業和初創企業的增值稅法規，並引入在線銷售每年1萬歐元的門檻。銷售額若在此之下，企業可繼續按照其母國的增值稅規定繳納稅款：對於43萬家歐盟企業而言，這將使遵守增值稅法規變得更容易，而這些企業占所有從事跨境貿易的微型企業的97%。 同時，每年10萬歐元的門檻將幫助中小企業更輕松地繳納增值稅。

“在歐盟經營的線上企業一直要求我們使他們的生活更便捷，如今我們正在著手解決這一問題。在線銷售公司無論大小，處理外銷增值稅與其在自己國家處理稅收的方式一樣。這意味著更少的時間浪費，更少的繁文縟節和成本。”經濟、稅務與海關聯盟委員皮埃爾·莫斯科維奇表示：“我們還為微型企業和初創企業簡化了規則，使其更容易開拓新市場。該提議意味著歐洲各國政府每周可以獲得額外的1億歐元為其公民提供服務。”

此外，在針對歐盟以外增值稅欺詐行為的行動方面，歐盟決定取消一項免稅政策。目前，進口到歐盟價值低於22歐元的小批貨物，享受免征增值稅。然而，由於每年約有1.5億個包裹免征增值稅進口歐盟，該政策易被大規模濫用，對歐盟企業帶來非常不利的影響。

不像非歐盟競爭對手，歐盟企業從銷售額的第一歐分開始便要繳納增值稅，因而處於明顯劣勢。還要提到的是，進口高附加值產品，如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其價值在進口文件中一直受到低估或錯誤描述，以便享受增值稅免稅政策。因此，歐盟決定取消這項免稅政策。

解鎖歐洲電子書

此次，改革中的贏家還包括電子刊物出版公司：歐盟終於履行其承諾，讓成員國能給電子刊物(如電子書和在線報紙)制定與印刷刊物相同的增值稅稅率。傳統印刷刊物有優惠稅收待遇，將電子刊物排除在外的相關規定將被取消。

在當前法規下，歐盟允許成員國對如書籍和報紙的印刷出版物征收較低的稅率，或在某些情況下征收超低或零稅率。該規則排除電子出版物在外，這意味著這些產品必須按標準稅率征稅。一旦所有成員國達成一致意見，新的規定將使——但不是迫使——成員國對電子出版物與印刷出版物征收同樣的稅率。

財政部：將適時啟動增值稅立法，現有四檔稅率要簡並

2日，國新辦舉行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介紹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的運行情況。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表示，下一步增值稅改革要進一步完善，現有的四檔稅率要簡並，營改增承繼的優惠政策將調整優化，將適時啟動增值稅立法工作。

發布會現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提問，目前工商業實行17%的增值稅稅率，服務業主要實行6%的增值稅稅率，工商業與服務業稅率差異大，不少工商業企業呼籲是要降低17%的稅率，這方面財政部怎麽考慮的?會不會有下調的空間?

史耀斌表示，增值稅目前有四檔稅率，有17%、13%、11%、6%。設計多檔稅率主要考慮為了保證營改增的平穩進行，平衡企業的稅負、經濟的增長和稅制改革之間的關系。

生活服務業設計為6%的稅率，主要考慮到提供服務的主要支出是勞務，機器設備或者不動產相對工商業和制造業要少很多，可以抵扣的進項少，因此設置6%的稅率。制造業可抵扣的進項稅額大，17%的稅率是合適的。特別是全面試點以來，制造業從四大行業取得的進項稅額大幅增加，雖然不是新納入的試點行業，但實際享受的減稅紅利也很大。

史耀斌稱，增值稅是個中性的稅種，也是良性的、比較好的稅種。因為它是環環抵扣的，避免了重複征稅，這個機制是靠著環環抵扣一層層向下傳遞的，因此要比較不同行業或者是不同納稅人的稅負高低，不能僅看它的名義稅率，要看它的實際稅負。

關於營改增試點全面推開以後，接下來增值稅的改革會再繼續推出哪些措施，史耀斌回應稱，下一步增值稅改革要進一步完善。具體來說，增值稅目前的稅率有四檔，稅率今後需要簡並。營改增承繼了很多優惠政策，優惠的方式既有減稅、免稅，又有差額征稅等方式，哪些應該調整，哪些應該作為長期的制度安排，都要做出選擇。既提高稅收優惠的力度和效應，又避免對企業的經營行為產生扭曲，也避免偷稅漏稅的現象出現。

史耀斌還表示，立法的工作需要與增值稅改革試點和改革方案有機結合，將適時啟動增值稅立法工作，把改革成果和改革取得的成效、制度性安排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增強稅制的規範性、強制性和有效性。

增值稅率簡化提上日程，學者建議基本稅率9%或10%

在完成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改增）5000億元減稅目標，實現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承諾後，財政部開始考慮啟動增值稅立法，而簡化增值稅稅率提上日程。

現行增值稅稅率有17%、13%、11%和6%四檔，稅率檔次過多，實際操作中企業類似業務適用不同稅率，不利於公平競爭。但為了減輕企業稅負，確保5月1日營改增全面順利推開，財政部沒有簡並稅率。

“下一步要完善增值稅改革，現有的4檔增值稅率需要簡並，優惠政策要優化。”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在近日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稱。對於呼聲較高的降低制造業17%的增值稅稅率，史耀斌在會上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制造業可抵扣進項額大，17%的稅率並不意味著稅負高，未來是否降低還需要統籌研究。

目前學界對簡化增值稅稅率有不同聲音。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認為可以設定10%的增值稅基本稅率和5%的低稅率兩檔。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鄭新業表示，增值稅稅率可以由17%降至9%。

“也有專家建議我國增值稅稅率設在11%或12%等。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17%增值稅稅率並不低，未來有下降空間，但稅率大幅下調意味著財政收入大幅下滑，因此未來增值稅率簡化需要統籌考慮現代稅制和財政承受能力等因素。估計一兩年內增值稅稅率不會大動。”普華永道中國中區流轉稅服務的主管合夥人李軍對第一財經稱。

下一步簡化稅率

5月1日，隨著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1000多萬戶納稅人實行營改增，營改增全面推開。當時李克強總理承諾實現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也已兌現。

國家稅務總局數據顯示，納入營改增試點的上述四大行業26個細分行業稅負下降14.8%，今年前10個月營改增累計減稅3717億元，全年能實現減稅5000億元以上。

營改增實際操作中的一些問題也逐步得到解決，第一財經記者統計發現營改增補丁文件超過40份，這解決了不少行業營改增面臨的實操問題。

隨著營改增順利平穩推進，營業稅徹底告別歷史舞臺，而增值稅改革卻剛剛開始。

在12月2日的國務院新聞辦全面推開營改增吹風會上，史耀斌表示，今後要根據經濟的發展、改革的需要、立法的要求進一步推動增值稅改革，比如要簡並稅率的檔次。

李軍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國際上其他采用增值稅的國家稅率檔次一般就一兩檔，而我國目前增值稅稅率和征收率加起來有7檔，除了四檔增值稅稅率，還有適用於小規模納稅人的三檔增值稅征收率5%、3%和1.5%。檔次過多帶來類似業務適用政策不一問題，不利於公平競爭，不利於充分發揮增值稅中性作用。

他舉例說，一家電視生產服務企業如果要送電視上門服務並安裝調試，售賣電視適用17%增值稅稅率，電視送到用戶家里如果按運輸適用11%增值稅，如果按派送則適用6%增值稅，對電視進行安裝調試適用6%增值稅。對於企業來說這幾項服務是按單獨業務來確定相應稅率，還是作為混合銷售按17%來征稅，不同的企業策略不同，但類似業務帶來稅負不等。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院長胡怡建也認為，目前增值稅稅率需要統一，因為制造業和服務業增值稅率差異較大會造成矛盾。

“比如一家餐廳堂食屬於服務業，適用6%的增值稅稅率，而如果這家餐廳還做外賣，那麽外賣視同貨物銷售，適用17%增值稅稅率，這就反映了服務業和貨物銷售稅率的不平衡。”胡怡建稱。

其實增值稅稅率層級過多早已被官方意識到，但是當時考慮到經濟下行壓力下，營改增要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因此在全面推開營改增時采取了暫不簡並稅率的舉措，以確保營改增進展順利。而經過7個多月的改革後，營改增順利推開，簡並稅率也被正式提上日程。

稅率下調或成大趨勢

隨著營改增完成，增值稅成為中國第一大稅種。財政部數據顯示，今年前10個月國內增值稅收入達32896億元，占全國稅收收入比重約28.9%。

在中央今年首提降低宏觀稅負，以及稅制改革降低間接稅（以增值稅為主）比重，提高直接稅比重的大背景下，業內預期未來增值稅稅率將下調。

楊誌勇表示，增值稅改革和積極財政政策所要求的減稅聯系起來，更好的戰略選擇可能是直接降低稅率，而不是其他。現行的17%、11%兩個基本稅率，13%和6%兩個低稅率，5%、3%、1.5%三個征收率並行的做法讓增值稅制過於複雜，且留下了行業避稅的漏洞。特別是，技術進步讓許多行業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再強調行業稅負已經不能適應現實社會發展的需要。為此，應盡可能縮短營改增全面試點的時間，通過增值稅立法，讓應該免稅的商品和服務盡可能免稅，讓增值稅稅率結構進一步簡單化。

“考慮國情和中國處於亞太地區的實際情況，合理的增值稅稅率應該是兩檔稅率，即10%的基本稅率和5%的低稅率。”楊誌勇對第一財經稱。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鄭新業認為17%的增值稅稅率不符合學理，因為從效率角度講彈性低的稅率應該是高稅率，彈性高的稅率應該低一點。從公平角度講，生活必需品的稅率應該低一點，目前增值稅的政策不利於公平。

他建議，完成營改增之後應該將現行增值稅一般稅率從17%降到9%,而對生產汙染產品的企業稅率可以提高到30%，這樣可以實現財政收支平衡，而普通家庭也沒有太大負擔，但汙染企業稅負上升。

李軍稱，從我國增值稅改革縱向角度來看，隨著近些年機器設備、采購服務等可以納入進項抵扣，企業增值稅稅負逐步降低。但從與其他國家增值稅體制縱向比較來看，目前我國增值稅稅率並不低，從提高企業競爭力來看，增值稅稅率有進一步降低空間，當然考慮到財政收入的穩定，增值稅稅率也不宜過低。